《南燕北鹰》带出的四十年情谊

     陈贤庆

       （序）

2011年12月间，我到了一趟香港，会见从上海飞来香港旅游探亲的妹妹和妹夫。期间，会见了一些朋友，包括旅港的张穗强先生夫妇。在相聚和交谈中，张先生提到，准备最近出版一部个人的文集，希望我提供一篇文章及若干旧照片。

我与张先生是数十年的朋友，他的要求，我是很应该满足的。更何况，写写我以及我们兄妹与张穗强先生的认识与交往经过，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一）

说张先生与我是数十年的朋友，这话一点不假。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即1966年，正值青春年少、读着高中二年级的我，遇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11月，我与无数的同学一起，从广州远徙到了雷州半岛的某农场。在农场的某生产队，我认识了同是广州知青的张穗芬。穗芬在1966年时还只是华师附中初一级学生，到农场时不过16岁。而当我调到与她同一个生产队并认识她时，她也不过20岁出头。她是一位很漂亮的女孩，由于父母都是大学教师，属于“反动学术权威”，尽管很听话，也很努力工作，但她依然没有得到农场重视，只能当一名普通的割胶工。1971年，有一天生产队里来了一位“帅哥”，原来是穗芬的哥哥张穗强。穗强也是广州知青，远赴海南农场。这次是回广州探亲顺路到雷州农场探望妹妹的。

当年，我在农场，于艰苦的劳动之余，也喜欢写写东西，如诗歌、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等，聊作治疗精神空虚而已。穗强也是一位文学青年，我俩便有了共同语言。之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如同一座桥，架设在雷州与海南之间，将我们紧密相连。由于我们的相识相交，也使穗强认识了我的也在海南某农场当知青的妹妹陈贤芳、以及还得知她的男朋友裴海荣是上海知青，下乡在黑龙江。

1976年初，妹妹说准备到上海办理登记结婚。一对新人分别从黑龙江和海南岛的农场聚集于上海男家，计划一年后，妹妹将远调北大荒农场。放在现在，远嫁千里万里都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当年，在“上山下乡”的艰苦日子里，一般知青都是想尽办法争取回城的，何况，1976年时，广东已初现知青“返城潮”，就说穗强，也能够返回广州读书。就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妹妹还要远嫁令广东人闻之色变的黑龙江北大荒，的确是一件令家人包括我都觉得很不妥的事。

其时，我仍在雷州半岛的农场里，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因家庭“历史问题”，似乎返城的希望亦遥遥无期。那时，每月的工资只得三十四元，妹妹要出嫁，实在也送不出什么象样的礼物，由于文人的“小资情调”多一点，于是，那年的2月间，尝试着写了一首长篇叙事抒情诗，题为《南燕北鹰》，作为给妹妹的新婚贺礼而寄给她。

那首8000多行的长诗寄到了妹妹那里，引起了同一农场中的文学青年们的热议，批评的多，赞扬的少！所谓的批评，并非主要在艺术性方面，而是在思想性方面。当年是思想禁锢的时代，只能学毛的思想，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将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记录在文字上，是最最愚蠢的做法，甚至是在自掘坟墓！但是，有着文学爱好的我，要做到封闭头脑中的思想，抛弃手中的笔，是十分痛苦的事！幸而，我发现，旧体诗词，有着古雅的特点，一般人不易看懂，所以，在劳动之余，我也学着写些旧体诗词，虽然当时并不很熟悉诗词的格律，但是，凭着学生时代读过的一点唐诗宋词作底子，也似乎象那么回事。我虽常自喻为“民国遗少”，但毕竟是长在新社会的红旗下，所喜爱的，当然不仅是旧体诗词。学生时代，也读过一点普希金、惠特曼、泰戈尔、马雅可夫斯基等，所以，在学写旧体诗词的同时，也忍不住要写些新体诗歌。除了常见的四行一节的较整齐的“新体格律诗”外，我还特别对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感兴趣，这种句子长短不一的诗歌形式，构成了一种建筑美。就是以这种“阶梯诗”的形式，我写了长篇叙事抒情诗《理想之歌》，还有就是《南燕北鹰》。

在文革那个思想混乱的年代，真的把青年人包括我害苦了！既写新体诗，还要给别人看，吹捧“领袖”“思想”“路线”，心有不甘；但不歌颂那个人妖混杂的时代，又肯定不行；因此，《理想之歌》也好，《南燕北鹰》也好，内中许多内容，都是言不由衷的表达，实际上是我“双面人格”的体现，也难怪当年农场的文友们、包括妹妹和未婚夫裴海荣，都将许多指责的文字附于长诗之后。当然，《南燕北鹰》也有它唯一的好处，那就是记录了当年的两位知青的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

那年的2月，贤芳从海南回到广州，准备北上上海登记结婚。穗强得到我提供的此消息，急忙赶到贤芳暂时的落脚处与之见面，与之交谈。可见他是很重感情的。

          （二）

就在那一年的6月，张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1976年6月12日下午3时55分左右，广州长堤路318号，广州市第二商业局及市百货公司办公与营业的五层大楼，因电梯工在大楼内用汽油洗涤马达机件时，传达员在旁边划火抽烟引进汽油挥发的气体燃烧，起火点紧靠电梯间，烈火从电梯间三楼的位置烧进大楼。火灾突然发生后，火势很猛，浓烟滚滚，烈焰瞬即蔓延。！

火灾发生后，市委办公厅、警备区、市民兵指挥部、市财贸办、建委、越秀区、海珠区以及公安、商业、文教卫生、供电、交通、民政、基建等部门闻讯后，由领导带队，出动人民解放军、工人民兵、干警、医务人员、机关干部、职工、院校师生和附近居民，共三千多人积极投入灭火和抢救战斗。公安消防部队出动了消防车19台、消防船2艘。消防部队赶到火场时，火势已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当时有一两百名商业部门的干部职工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拿着“红宝书”、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冲进火场救火。那场大火造成了24人牺牲，其中男20人、女4 人；干部7人、战士1人、职工15人、待分配学生1 人。事后，有12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其中，有一位21岁的女英雄——张雪芬。

张雪芬是谁？正是穗强和穗芬的妹妹！

张雪芬的事迹，是如此介绍的：张雪芬，1972年从广州华师附中高中毕业分配到广州雄鹰糖果厂工作。工作期间，多次被评为厂的先进生产（工作）者、轻工业局“三八”红旗手、治安保卫积极分子，先后担任车间团支部副书记、股室团支部副书记、武装民兵班副班长、工会组长。当天下午4时，张雪芬刚从军事训练场上返回工厂擦枪，忽然听到警铃声一阵紧似一阵，窗外浓烟冲天而起，断定是附近失火了，张雪芬同志高声呼喊：“同志们，救火去！”她拿起武装带，第一个冲下楼梯。她一进火场，就搬运货箱，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当时火势很猛，别人叫她撤，但她听说有一个档案箱还在里面，又和一位干部冲了进去。大约在4时30分左右，当他们使劲往外推档案箱时，五层大楼的绝大部分建筑物变形倒塌了……至晚上8时许大火基本扑灭，防止了灾情扩大，保住了后楼价值二百五十多万的商品仓库、办公楼和隔壁红锋旅店的安全。……

如今，哪里发生了火宅，救火的事，归消防队去做，然而，在当年，一般民众，赤手空拳或提着一桶水，也会自愿或被召唤为保护国家财产而冲进火海。悲剧发生后，张雪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当这消息传到我们农场，我们都为穗芬失去亲人而难过。而我，还是积习使然，再采用“阶梯诗”的形式，写了一首题为《张雪芬烈士颂》的长诗，送给穗芬。此诗最后是否落到穗强手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此诗，我与穗强兄妹的情谊更加深了一层。。

        （三）

1976年12月，妹夫到海南岛探亲；1977年1月，我探亲回广州，与妹妹和妹夫会合，再到上海、南京等地。这回，妹妹正式远调黑龙江某农场。在南京期间，妹妹将《南燕北鹰》手稿给我看，内中附有不少海南农场知青以及妹妹妹夫的评语。于是，《南燕北鹰》又回到我的手中。与妹妹妹夫分手，从沪宁回广州后，我与穗强再相聚，记得我们一起在中大校园漫步谈心。我羡慕他能回到广州，并能在中大读书！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将《南燕北鹰》手稿交给穗强阅读。穗强阅读后，给我寄来读后感，有这样的话： “读完《南燕北鹰》全文，内心悲喜交集，感慨万分。一方面，我给予这对上海、广州知青夫妻真诚的祝福和鼓励；另一方面，又为他们的前途深感忧虑和惋惜。……”从这时起，《南燕北鹰》落到了穗强手中，并一直由他保管着。

1979年，我到了湖北省某中学教书。与穗强还有书信往来。1981年4月，穗强曾到上海公务学习两周，期间，经我的介绍，他特地到裴海荣的上海家中探访，受到裴家的热情款待，并在裴家住了一两天，认识了裴妈妈和裴海荣的六妹裴志华，了解到当时已在北大荒生活了几年的贤芳夫妇一些情况。5月底，他到了南京，也是经我的介绍，拜访了在南京工作的我的二哥陈贤杰。贤杰陪他游览了南京长江大桥等景点。事后，他给我寄来一张与我二哥在长江大桥边的合照，照片背面注明是“6月1日”。再后来，穗强在广州的工作几经调动，小家庭多次搬迁，1990年又举家到香港定居，与我们一度失去联系。

岁月如歌，时光到了2008年。那年的春节，穗强和我终于又联系上了。我们在广州的暨南大学见面，畅谈别后30年的种种经历。穗强不仅了解了我的经历，也知道了贤芳他们的消息。知道贤芳到北大荒农场后，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17年。贤芳是农场科级干部，裴海荣已是农场场级干部；两人均在当地完成了大学学业，属国家干部编制，并具有经济师的职称。在1994年8月上海实施全面对外开放后，他们作为人才引进的方式直接从黑龙江农场调入上海。裴海荣目前是一家企业的老总；贤芳在牛奶公司任职六年，退休后仍继续工作，从事质量教育培训至今。穗强感叹：在知青大返城后的十多年里，贤芳夫妇在北大荒又走过了一段多么勤奋艰辛的路程，回城后从头再来，一路走到今天，不容易啊！当天，我们最多的话题，仍是当年“上山下乡”的内容。

同年5月31日，应穗强的邀请，我到了深圳，与他会合，在某酒店住了一晚，再畅谈“知青问题”。6月1日上午，我们一起游览了荔枝公园，事后，我还填了一阕《感皇恩晨游深圳荔枝公园》的词。词云：“漫步荔枝园，闻名初到。五月晨光最称好。果儿何去？恐被雪霜收了。但随花草引，林阴杳。    川语鲁音，行人满道。箫管胡琴伴京调。湖边歌舞，羡煞眼前诸老。来年妃子笑，应游早。”分手时，穗强与我约好，提供有关“知情问题研究”的论文，年底一起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知青问题研讨会”。

一个人的一生，可能会从事过不少的职业，别人问你是干什么的，你一般会回答你最主要的、工作时间最长的那工种。比如我，当过十年的知青，后又当了三十年的中学教师，别人问我的职业和身份，我当然会回答是“教师”，而不会是“知青”。五六十岁的中国人，很多都当过知青，一般人都将那“知青”当作曾经的身份，而不会在不当知青以后还称自己是“知青”的。但是，也有的人属于例外，穗强便是其中之一。六七十年代，他在海南岛当知青， 1976年时回城，读书，当教师。其后移居香港，当了报社记者、兼职教授、商会总干事等。但是，时至今日，穗强与人交往，尤其是与曾当过知青的人交往，必称自己为“旅港海南知青”等。究其原因，年轻时的那段知青生活，令他刻骨铭心，知青情结无法减灭，以至数十年后，仍萦绕心间。参加上海国际知青问题研讨会，也是这追求的体现。不仅如此，穗强还表示，待退休后，他业余的主要兴趣，就是研究“知青问题”，与世界各地研究知青问题的学者交流。他的执着，令曾当了十年知青，也写过一些有关知青文章和回忆录的我十分感动。

其后，我写了一篇题为《我所经历和感悟的“上山下乡”》，寄给组委会。12月12日，“上海国际知青问题研讨会”的负责人打来电话，说我的论文被专家通过，将安排我在会上作15分钟的发言。但是，在2008年12月那段时间，我在城区买了一套二手房，除了房子装修，在日记中还记载有这么几件事。一是，每逢周二下午，坚持到老干部大学上课；二是，为孙中山研究会提供年会总结的资料；三是，《中山日报》发表了我所写的三篇“走近孙中山”专栏的文章；四是，《岭南诗歌报》第11期刊登了我的两首词；五是，12月3日上午参加了市诗社的理事会；13日，参加了市诗社搬迁办公室的工作；六是，12月3日晚，在香格里拉酒店与从北京来公干的张天佑教授见面并共进晚餐，并作为作者之一，在与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一书的合同上签字；12月4日晚，在中山市兴中体育场观看了2008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暨泛珠三角旅游推介大会闭幕式大型文艺表演；……以上所列举，无非是说明当时很忙碌。而12月20日和21日，正是我市诗社和孙中山研究会的年会时间，我不能不参加，考虑再三，我只得回电话告知，上海的会议，就不能去了。而穗强，虽工作也忙，但也坚持参加了。在研讨会上，他认识了国内外不少“知青问题”的研究学者，这为他日后继续研究此课题提供了方便。

知青问题是否值得研究？我觉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史、文革史密不可分，与政治紧密相连；即如“反右运动”，受害人众口一辞声讨；但是，“上山下乡”这运动，则出现了很奇特的后果：当事人有的痛彻心脾，恨它葬送了一代青年人的青春，十足的祸国殃民；而有的当事人，则高喊“青春无悔”，不时还要排演节目、举办文艺晚会，回味歌颂那“火红的年代”，又或是不时组织“还乡团”“返场团”，旧地重游，重温旧日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唉，是非曲直，真让当过知青、现在仍健在的垂垂老矣的人们困惑，那么，后生一辈，更不知“上山下乡”为何物，还嚷着要父母带他们到乡下，去看看山川，去尝尝新鲜。我想，或许若干年后，我们的史书就会记上一笔：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但“上山下乡”是一场有益于几千万青年人的好运动……

    当今史学界，西施出生何处，陈圆圆葬在何方等也值得研究和争论，发生在三四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何不值得研究？为何不需要人研究？所以，当我的朋友张穗强先生致力“知青学”的研究时，我是理解和支持的，但是，我自己则难以全身心投入到此研究中了。

      （四）

2009年，“南燕北鹰”的后代裴小川因公干要到香港。我委托熟悉香港商界情况的穗强接待他。裴小川抵港后，第二天上午，小川即如约来到穗强的办公室，他俩谈了很久，使穗强了解了贤芳夫妇更多的情况。中午，穗强请小川在尖沙咀一家上海餐馆吃饭，得知他已经大学毕业，并在一家上海外资集团任职多年，因工作颇有成绩，已升任部门主管了，去年更已结婚，婚后与父母同住。裴小川个子不高，长得结实粗壮，给人朴实憨厚、诚恳大方的感觉，穗强说，一看就知道是在农场出生、长大的孩子。望着眼前这位曾与父母在北大荒度过不寻常岁月、在南北疆知青爱情下成长起来的知青后代，不禁心潮翻滚，思绪万千……

在吃午饭的时候，穗强还特地复印了几张《南燕北鹰》的诗页,并把自己1977年曾为《南燕北鹰》写的评论《我的偏见》,以及贤芳当年在海南东红农场时的农友金一虹(北京知青)、张晓阳（广西知青）1976年为该诗写的评语之复印件，一并托小川带回给他父母。此外，穗强还带给贤芳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这样写道：“贤庆写的《南燕北鹰》是一段历史，也是一段情，是它使我认识了你和海荣，所以，我很衷情这段历史，也很敬佩你们的忠实爱情和知青足迹。我会永远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后代。”

穗强还写到：“是的,《南燕北鹰》固然使我认识了陈贤芳夫妇，也让我们敬佩这段少有的知青爱情，但它今天却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回顾，留下对‘上山下乡’这段不寻常岁月更深刻的评价和总结。‘南燕北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大潮中的一朵小浪花，它无疑是美丽的，幸而结局也是令人欣慰的。然而，同‘南燕北鹰’类似的更多知青岁月和知青结局，却为当代历史和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痛苦和辛酸。今天，当我重新读起《南燕北鹰》,重新翻阅30年前为它写的《我的偏见》，我内心又多了一份感慨，对上山下乡和知青运动也多了一份认识，多了一份反思。”

我想不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穗强又提起了《南燕北鹰》，令我惊讶不已。惊讶于他竟然一直保留着那份诗稿，还有当年的农场文友们的评论文字！而《南燕北鹰》全诗以及当年文友们写下的评语，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现在写的《与“南燕北鹰”的后代聚香江》和《我与〈南燕北鹰〉》两文，也让妹妹夫妇看过。妹妹夫妇在感谢之余，也对穗强在文中使用了“传奇”“伟大”之类的字眼感到不妥，他们自认两人的结合，不能称“传奇”，更不算“伟大”，所以给我打来电话，要作些修改。我觉得也在理，所以按她的意思做了。至于穗强当年的文章，为了保留历史的真实，是不必再作任何改动的。其后，仍将这组文章弄到网上，也可给曾当过知青的朋友们提供一种回忆峥嵘岁月的资料。

四十年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产生了许多爱情悲剧和家庭悲剧，这为当今的电视剧编导们提供了许多实例，更提供了许多想象和虚构的空间。能如妹妹夫妇那样，经历了艰苦奋斗而有个良好的结局和归宿，毕竟是不多的吧。我觉得，妹妹夫妇在艰苦的环境之中，自强不息，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充实自我，提高素质，谱写了他们二十六年在南疆北国的奉献以及后十余年回上海大展拳脚的人生乐章，这是更值得称道的事，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亦不无借鉴作用。                                                                 

　                            （五）

2009年10月，我陪同大哥到南京上海旅游探亲。30日，我们还有南京的二哥二嫂都在上海妹妹家。晚饭后，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竟然是穗强的夫人梁永坤老师在上海打来的！张夫人是一位电器工程师，来上海、常州等地公干，明天就要回香港，与妹妹打个招呼而已。永坤也是广州学生、广州知青，与我妹妹是同龄人，但一直没有和我们见过面。妹妹和我商量，尽管时间紧迫、路途较远，但永坤难得这时来到上海，最好大家能见上一面。于是，我们约她在莘庄地铁站会面，我和妹妹去接她。在地铁站接到永坤后，将她接回家，和大家见了面。永坤很健谈，据了解她能文能武、能歌善舞，与我们一见如故，她想不到，在上海不仅看到妹妹和妹夫、小川夫妇，竟然还意外地看到我们三兄弟和二嫂！10点多钟，她才告辞，由小川开车送她回所住的华亭宾馆。这次见面，圆了我们一个心愿，也体现了穗强与我们之间的真情实意！

2011年12月，应好友黎秦云的邀请，妹妹妹夫飞到香港作一周的旅游探亲。我与小女儿嘉慧也到香港，与之见面。12月15日晚，穗强夫妇在香港某酒楼请我们吃饭。我们都很高兴能在香港相聚。席间，穗强多次感慨：三十五年过去，与“南燕北鹰”喜相遇。

是的，三十多年前，南燕北鹰结合，大家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想必他们会落得悲惨的结局，穗强甚至还发出“救救南燕北鹰”的呼吁。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只要胸怀理想，自强不息，提高素质，学习本领，即使在北大荒农场那样的环境中，也同样可以争取和体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的。在南燕北鹰结合后，他们又在北大荒工作生活了17年。当然，这17年，他们已经很难用“知青”这身份去界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农场的时间，整整26年。

肯定有不少同龄人会惋惜：多惨啊，当了26年知青才能回城！不过，我们也可以想想，多少知青，下乡或到农场八年十年，再回城后，生活工作又如何？缺少文化，缺少技能，年纪又大，只能蜗居在几平米的屋子，干着粗重的活儿，匆匆结婚，匆匆生子，上赡老下养小，不数年，单位改制，最早下岗，或申领低保，或摆摊卖货，……总而言之，知青群体的个人命运是多种多样的。

穗强又提到《南燕北鹰》那份手稿，他说，现在，《南燕北鹰》的手稿在海南知青博物馆中收藏，问我有没有意见。我想，也好，留在我手中，我也不敢再翻阅，就让那件“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的遗物，有个合适的归宿吧。有可能会读到那手稿的朋友，如果想关心“南燕北鹰”后来的命运，尤其是陈贤芳在北大荒农场如何工作和生活，他们又怎样回到上海，回上海后，还有什么作为……所有这些，可以参看2011年10月，我们四兄妹合著的、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贤声》一书，内中收入贤芳多篇回忆性的文章。

      （尾声）

岁月匆匆，当年的知青、文学爱好者，如今已到了花甲之年。在这退休在家而渐渐成为社会及儿女负担的时候，如何安排我们的晚年生活，如何在离开人世之前活得有尊严有意义，这是每位老年人都会思考到的问题。

穗强是一位学者，凭着他对研究“知青问题”的执着，他是不会蹉跎岁月、坐待老去的。如今，他准备将多年来写下的散文杂感等，汇集成书，便是积极人生的体现。我祝愿他在自己喜欢研究的领域中，会有新的突破，新的成果。

当然，也祝愿我们因长诗《南燕北鹰》带出的四十年的情谊更加纯洁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