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1月，知青们来到农场。那时，急风暴雨式的文革虽已过去，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深入持久地开展，我们在农场的生活，包括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

我们来到农场后的一段时间，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政治形式仍旧进行。现在的青年人肯定不知上述那三种东西为何物，在此不妨稍作解释。

早请示，即早上起床后，要先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示。作法如下：全队或全组人员列队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捧红宝书，即林彪指令编写的一本收录着毛泽东语录的红皮小册子，读上一两段，再唱一两首语录歌。意思大概是说：“伟大英明的领袖，我今天开始工作了，我要按您的指示办事。”

晚汇报，即晚上睡觉前，重复早上的动作，不同的是，晚汇报主要是反省自己白天有没有做过错事坏事，尤其是有没有“私字一闪念”，都得向毛主席汇报。

跳忠字舞，即按语录歌的曲子再由舞蹈家编成一段段舞蹈，大家来跳，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但是跳不跳却是态度问题，因此，男女老少排在一起，手舞足蹈，那情景和现在公园里的人们练功有点相似，不过动作当然会刚劲多了，但又滑稽多了。知青们年轻，有文化，又来自大城市，舞蹈动作当然会好看一些，所以，还可以当老工人的指导老师。

上述三项，实属荒唐，现在想起，既感到可笑，又不禁长叹，但当时全国皆如此，亦无可奈何，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中，还没有出现过如此“个人迷信”的行为！幸而，此三项事，农场执行得并不算规范，没有朝朝晚晚如是。不过，有一样事，是不可不做的，那就是，当年，毛泽东常有“最高指示”发出，全国都要欢呼一番。如果是白天发出，那倒好，我们可以停工去庆祝，但往往又没有这么好的事，那“最高指示”偏偏要在半夜大家入睡了以后发出，这真是不知为何了。晚上，当大家睡的正香甜时，支书或队长猛敲一阵钟，同时广播器亦响起，于是，大家都知道又有“特大喜讯”了，只得从被窝里爬起，到队部前的空地集中。从广播以及支书的口中大概知道了“伟大领袖”又说了一句或几句什么话，于是，大家又要表现出兴奋的神情，喊一通口号。接着，全队职工列队出发，前面由锣鼓开路，走出居住区之外，踉踉跄跄地融进了浓黑之中，边走边喊口号，顺着公路绕到晒场，然后回来，再上床睡觉。思想觉悟“不高”的，倒头便入梦；对领袖“无限忠诚”的，还要激动一阵子。不过，那锣鼓声和口号声，似乎仍久久回荡在夜深的胶林中。

这种夜半来临的“特大喜讯”，如果偶然一次，那还没什么，但我们记得，来得最频繁的，当数1969年上半年吧。那是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们的后辈，肯定感到匪夷所思呵！如果说，上述的那些政治行动还属偶然性的话，那么，开会学习则是经常性的事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讲政治”的年代，基本以文盲和半文盲为主的农场生产队职工，白天要从事艰苦的劳动，晚上，还要经常开会，学习，讨论，这真是非常厌恶，但又是非常无奈的事。从大城市来的知青们，那就更加厌恶，但亦敢怒而不敢言！

当晚饭后，冲完凉不久，一阵敲钟之声响彻夜空，人们就要赶紧准备，手拿一张小板凳，来到队部或晒场，分开小组坐好。主席台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盏现在很难找得到的汽灯，发出惨白的光。支书和队长，原来都是文化不高的农工出身的人，但由于经常要讲话发言，也渐渐练得不错的口才，连续说上一两个小时并不成问题，内容当然大多是读那时几乎隔天即有的“重要社论”和什么“红头文件”。台下那一百多号十分疲惫的职工们，或互相低头耳语，或独自猛打磕睡，一直熬到9点半或10点，方能散会。有时是集中开一会儿大会，又分成生产组讨论，这时，最难为的就是那小组长，必须组织全组的人开展讨论，党员和积极分子一般都要讲上几句，但是，那些政治上的问题，实在不是文盲半文盲们能够滔滔不绝发表意见和观点的，于是，讨论很快就冷场，而散会的时间又远远未到。每当冷场，组长就会求大家讲多几句，尤其是求助于有点文化的知青。我们还深刻地记得，当年那文化很低的陈组长、黄组长、梁组长等在小组讨论会上的窘态。老实说，那时1广州知青们的政治理论水平普遍也不高，谁也只能随便应付几句。陈知青的理论水平同样是低下的，但是，看到组长的窘态，常于心不忍，组长叫他讲，他也就权当“救场”，从秦始皇讲到马克思，从资产阶级法权讲到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他把这“发言”当作锻炼思维和口才的机会，居然也有些收获，为日后走上教坛作了技巧上的准备。总之，在那些讨论会上，大家必须讲讲“理论”，再讲讲笑话，方能打发时间。如此浪费生命的会议，知青们有时只好用“装病”的做法，躲在宿舍里睡上一觉以躲避。

但是，有些集会，又是非常严肃的，气氛凝重的，你不参加或不认真，则是政治态度和立场问题了。1970年2，3月间，全国进行一个“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这个运动，名目好听，其实是“发动群众斗群众”。12队的老工人中，冯某某、赵某等，又被拉出来斗一番。知青们对那些“反革命份子”并无宿怨，但因那是“阶级敌人”，你也必须表现出应有的激愤。幸而12队在这场运动中还没斗死过人，而不远的14队就连续有三位老工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杀，两位自杀成功！1971年10月初的某一天晚上，依旧由吴支书敲钟开会，但这个会开得神秘，不在平时的会场，而是把全队职工，包括机三队，砖场的人员，集中到机三队的一处车库内，四周还放有岗哨，这开的是什么会？在凝重的气氛中，支书宣读了一个中央文件，把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彪副统帅，是个大阴谋家野心家，想谋害领袖的元凶！并于半月前架机外逃，已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其后，又开展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告诫全国人民，不要上林彪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当。我们的吴支书也在大会上很艰难地讲着那“天马行空”“克己复礼”“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等孔老二的故事，不过，知青们的头脑越发混乱了：明明是他老人家被欺骗了，怎么倒打一耙，说我们受骗了？！1975年4月，又掀起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回的矛头是指向被打倒又重新掌权的邓小平。这回，牵扯的人不是孔老二，而是宋江。害得我们的吴支书又要大讲一番显然他不很熟悉的《水浒传》，老工人包括知青们，肯定也很不明白，批判邓小平因何会扯到宋江那里去！

在“政治挂帅”“大学毛著”的年代，知识青年在雷州农场中，有些受到锻炼，取得成绩，获得提拔和重用，成为干部或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有的还在农场入了党。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大部分知青，尤其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是很难有政治前途的。对一般知青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自身的现状和未来，是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农场回到广州，而不是批林批孔批老邓。

　

                  十二、雷州农场知青的文化生活

　

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权力争斗，注定了农场知青生涯的苦难和曲折；同时，在文化生活方面，他们也处处体现了时代的烙印。

刚到农场时，由于大家年纪还轻，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尚有一种农忙时节下乡帮忙劳动的感觉，终日笑声，歌声，嬉戏声不断。有一位分配到9队的女知青曾回忆往事时说到，70年的元旦，我们年少无知的“三剑侠”居然兴致勃勃地步行了30多公里，从勇士场的9队走到南华场的19队，探望那里的侨中校友。30公里，相当于从中山一立交到黄埔港的开发区距离啊！少年不识愁啊！沿路除了伸展到天边的林带就是黄土路，没有什么士多店的，我们走啊唱啊，口渴了虽没有矿泉水，却有许多自然界的植物，走到一处茂密的甘蔗林，我们就大胆地钻进去，像孙悟空那样，哪棵甘蔗粗就拔那棵，咬不动的就随手扔掉，美美地大吃了一顿解渴充饥，然后大便小便，反正黄土路没人经过的。走走停停地，我们足足走了一整天，傍晚时分终于同校友们相聚了，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不断赞扬我们勇敢啦不怕死啦，不怕辛苦啦，长征精神啦等等，兴奋之余让我们倍感自豪。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他们队的老工人不忍心路途遥远，骑单车送我们回到勇士场部的。

笔者刚到农场时，身处14队，数十位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文体活动，该是多么的可悲和可怕！毕竟是从大都市来的知识青年，面对贫瘠和简陋，他们也有“改天换地”的壮志。如14队附近的水库，可以算是一处体育活动的场所，知青们在傍晚收工后，便到那里畅咏和打水球。他们还自己动手，用木板建起了一处简易的跳台，除了游泳，还可以跳水呢。14队里的晒场，比篮球场稍大一点，有一对破旧的篮球架，经不起篮球的拍打，男知青则利用那晒场作足球场，利用篮球架作龙门，踢起足球来。于是，傍晚时分，经常开展五人足球赛。大概1969年夏天，队里制作了一张乒乓球台，放在一间较大的茅房里，于是，又算多了一样体育器材，知青中就有乒乓好手，工余时也能打上几拍。

徐闻属于边远落后地区，除了“黎歌”，高雅的音乐是没有的，改用白居易两句诗，可谓“徐闻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自知青去了以后，丝竹声则有了一点。前面我们说过，陈知青带去一把小提琴及一把二胡。那二胡也因徐闻的潮湿天气而蛇皮脱落，音色嘶哑，仅剩下那把珍贵的小提琴。陈知青在广州时自学过一年多，掌握了一些简单技巧，拉得不算难听，于是，那小提琴声，从广州飘到了雷州半岛。每当黑夜来临，他便夹着琴，站在茅房外的木麻黄树下，面对清风星斗，耳听松涛海韵，拉奏着心仪的悠扬的乐曲，也是一种难得的乐趣。而听众，当然是那些劳累了一天，晚上既不学《毛泽东选集》又没有什么可消遣的男知青。当该上床睡觉了，知青们“命令”他仍在屋外拉，让舒伯特的《小夜曲》，让《三套车》《山楂树》《桑塔露齐亚》等伴着他们进入梦乡。有时晚上没有会议，而又明月高悬，他们会到水库边上，面对一泓碧水，看着水中微微颤动的月亮，欣赏着《半个月亮爬上来》、《小河淌水》、《彩云追月》、《月圆曲》等，思念着远方的亲人。

到农场后不久，农场要搞一个元旦文艺会演，各队出两个节目，到时集中场部演出。无疑，各生产队当然把任务交给了知青们；而对于刚到农场的各队知青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互相竞争，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华侨中学、黄埔港中学、大塘中学三所学校的知青，都在暗中较劲，力争一炮而红。14队的知青也不例外，于是，密锣紧鼓商议，该出两个什么节目。最后，大家商议搞一个表演唱，当时有一首歌曲叫《喜送公粮》，曲子优美，把“公社社员”改为“农场工人”即可。此外，女知青搞一个舞蹈：《壮锦献给毛主席》。那些日子，当黑夜来临，一盏汽灯照亮晒场边的小舞台，音乐歌声响起，使寂静的山村增添了生气。经过多个晚上的排练，节目渐趋成熟。到了会演的那个晚上，勇士场场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轮到14队出场了，大家抖擞精神，互相鼓励。随着伴奏音乐拉起，蒋知青扮作老汉扬鞭上场，其余的人唱着随后而出。大家且歌且舞，倒也气氛热闹，赢得不少掌声。《壮锦献给毛主席》也由8位经过简单化妆的女知青舞得象那么回事。当舞至高潮时，只见郑知青跨步上前，双手一扬，高呼：“毛主席来了！”……且不说当时编剧是何等糊涂，那情节似乎不大合理，但郑姑娘那石破天惊的一喊，再加上她那颀长的身段、带有欧洲人种的美丽的容貌，的确产生了极佳的艺术效果，全场掌声雷动。大概正是这一效果，使得他们的节目入选“三甲”，而且被指定与另外两个队临时组成一支文艺宣传队，每队再突击排练两三个节目，数日后到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海安去慰问解放军！

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他们回队后，加紧排练了一个女声小组唱，此外，要陈知青出一个小提琴独奏。那天晚上，场里用汽车送他们往海安，一路上，他们站在车厢中，群情兴奋，又唱又笑。到了海安解放军的军营内，透过几盏汽灯，他们看到了不知是一个连还是一个营的解放军战士，端坐在地上。这时，他们才害怕起来：我们带去的是多么粗糙的节目，会让解放军叔叔多么失望啊！节目一个一个演下去，他们的《喜送公粮》及《壮锦献给毛主席》在歌舞声中同样博得不少掌声；十位女知青，包括有残疾的张知青，表演了小组唱，也获得解放军叔叔的掌声；轮到陈知青上场了，平时，他为知青们演奏不少了，但都是些“靡靡之音”，这回在军人面前，他选了一首大家熟悉的《北风吹》。一曲终了，竟有不少掌声，不加演似乎不好，但又没有准备，只得临时报了一个曲名叫《万马奔腾》，拉的是广东音乐《春郊试马》。可能叔叔们也不知道其中有诈，一曲终了，依然获得一阵掌声。这是一个让14队知青难忘的夜晚！在归途中，他们仍又唱又笑，歌声笑声回荡在徐闻的夜空。

这一年的4月，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勇士农场改为7师10团。14队改为14连。兵团成立，团里搞了一台文艺晚会，欢庆农场工人变成了兵团战士，各队知青都积极参与，拿出自己最好的节目。这年国庆节，14队也搞了一台晚会，知青与老工人同台演出，节目的形式多种多样，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周老工人唱的黎歌，热情歌唱共产党，歌唱毛主席，让知青们也深受感染。知青们不仅在队里演出，第二天晚上还到了北山黎村演出呢。

但是，过了一两年后，初到农场时的热情渐渐冷却，思乡之情渐渐浓烈，对现状感到不满，对未来更感到茫然。除了农场组织一支文艺宣传队，生产队里的知青们，已不会再组织起来唱唱跳跳了。这其间，文化生活的贫乏更加速了苦闷无聊的心情。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毁文化的运动，作为正处在求学年龄的知青们来说，失学已很不幸，又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是最难得，最宝贵的个人休息娱乐时间，却常要开会讨论，参加政治运动，能不丧气吗？那时，当然也提倡青年人看书学习，斗私批修，但看的书只是《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1至4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批判孔子的一些小册子，事实上，也是“学而优则仕”，谁学得好，就有可能获得名衔，改变处境。只可惜，那些著作，和国家的现实、知青的苦况形成巨大的反差，要想了然于心，学有所成，的确不容易。陈知青就曾诚心地研读过《共产党宣言》以及恩格斯的《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但终因思想境界过低，而未得导师的精髓。当年，在全国知青中肯定产生过学毛著标兵之类，勇士农场也应有，但可惜12队知青中未出现过，就连大家公认的最靓，最乖，最正派，最勤劳又勤学的女孩张知青，仅仅因其父母是华师大教授，属“臭老九”，而未能得到好一点的待遇，只能一直在生产队里当一名割胶工，那其他人就更难有指望了。

学无所成，有点文化享受也好，可怜的是，电影重复放着《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几部，即使如此，遇到《英雄儿女》《列宁在10月》等有点人情味的片子，虽已看过多遍，且远在场部放，也会步行来回二十公里去再看一次；而《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样板戏，已被迫看了数遍，但当电影队来生产队放映时，也还是再受一次“教育”。想想文革前，我们在广州看过多少中外的经典电影，如《马路天使》《甲午风云》《青春之歌》《流浪者》《红帆》《罗马假日》……如今都说是“毒草”，令人不解和叹息，唯有在睡觉前聊天回味了。音乐方面，同样贫乏，除了农场文艺宣传队偶然到来演出外，则“终岁不闻丝竹声”，女知青们只有偷偷唱一些文革前的旧歌，如《敖包相会》《山渣树》《红梅花儿开》《含苞欲放的花》等；男知青则大胆学唱一些港台的流行歌曲，如《绿岛小夜曲》《忘不了》《一水隔天涯》等。幸亏老工人普遍文化不高，也不知你唱什么，总算没有在这方面出事。梁知青、陈知青、区知青等，会一点吉他、小提琴、二胡等，1972年10月砖厂解散归入12队后，队里才多了一点乐声。其后，罗知青、何知青等也加入了学弹吉他的行列。至于说到文艺书刊，那时除了鲁迅的作品，就是浩然的《金光大道》等，知青中几乎是无书可读。1973至1974年间，陈知青试着自己胡编乱造写了一点“文学作品”，如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等，想不到那些幼稚的“手抄本”也受到知青们的喜欢，争相传阅，由此可知当时文艺书籍之奇缺。但是到了1975年4月，陈知青因写作“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而受到批评，不敢再写，大家连这类“手抄本”也看不到了。

　

                十三、雷州农场知青的情感生活

　

在上面的章节中，我们说过，在60年代，青年学生还是很纯洁的一群，在学校期间，学生是不准谈恋爱，也极少有人谈恋爱。所以，在上山下乡之时，就已确定了恋爱关系，一起到一个地方的青年学生不能说没有，但肯定不多。随着岁月流逝，知青们在农村或农场过了一两年、两三年……知青们的年龄也逐年增长，青春的骚动便使得心绪不宁。于是，无可避免地要遇到感情的问题。

当时的口号是“扎根农村（农场）干革命”！所谓“扎根”，就是在农村或农场真正落户，也就是说不走了，不回城市了。口号虽然喊得很响，但是，响应者寥寥。除了个别“胸怀大志”的青年，一般的知青都会将城市与乡村作个比较；都会正视自己的处境，都会为自己的将来考虑。在知青们的心目中，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只要还是单身，要离开农村和农场，可能还有希望；但是，如果在农村或农场成家立室，那就意味着扎下根来，那就别想再回到广州或自己原来生活的城镇了！所以，大家都在观望，都在等待……

雷州农场的知青，虽每月有一定的工资，然而，工资的微薄，生活的艰难，前途的渺茫，毕竟迫使个别知青，要首先考虑到生存的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一个家，生活总会过得好些，象样些。于是，有个别女知青，在碰到认为合适的年轻的工人——可能是老工人的儿子，可能是复员退伍军人，尤其是从事好工种的，如拖拉机手，汽车司机，修配厂工人等，则恋爱结婚，组成一个小家庭，告别单身的生活，日子会过得好一些。但是，有了家庭，跟着就有小孩，于是，肩上的担子反而更重了。在农场那样的工作环境下，又要开工又要照顾孩子，其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有的夫妻，由于双方在经历、学历、语言、习俗、年龄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生活了一段时间，便会因经济或感情等方面诱发矛盾和冲突，不得不在吵架中度日，数年后又得分手。到了80年代，有些已在当地成家的女知青则是以离婚的手段换取回城的自由。

80年代，歌手李春波唱了一曲《小芳》，引起一些当过知青的人的回忆和感慨。为了生存，为了改变处境，个别男知青，在农场遇到了某位“小芳”。“小芳”的家庭都在农场，有父母兄妹等，反正回城的希望遥遥无期，反正那“小芳”人也不错，娶了“小芳”，解决了个人的婚姻大事，自己的生活也会象样些。于是，在农场中，也出现了男知青娶当地姑娘的例子。当然，若干年后，男知青有回城的机会了，是抛妻弃子当个“当代陈世美”，还是带着妻子回到城中，这就因人而异了。影视的编导们，当然希望剧情尽可能复杂曲折一些，便虚构有“亲女寻父”“父女相恋”等情节，催人泪下。

更多的知青，还是保持着高度的冷静。他们坚决不结婚，不成家，不扎根。但是，在共同劳动和生活中，年轻人不可能对异性没有丝毫的好奇和追求。天长日久，他们总会逐渐产生了感情，进而发展到爱情。只不过，在爱情与婚姻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鸿沟，在农场结婚则意味着扎根，可能永远回不了广州，因而令他们不敢跨出那一步。所以，两位都是知青而在农场结婚成家的，则甚少！这样一来，互相爱慕的年轻人，便始终处于“热恋”的阶段，在等待时机……

但尽管如此，有了爱，总是好事，起码可以使两颗苦闷寂寞的心得到暂时的慰籍。农场知青是如何谈恋爱的？在此作些简单的介绍。

既是情侣，总希望经常相处在一起。白天那漫长的劳动，对孤独的人来说，实在难挨；如果情侣是在同一个生产组，那么，每天沉重的体力劳动可能变得轻松愉快。早上或者下午开工之前，要了解组长的分工，是否跟自己的恋人干同一工种；如果是同一工种，那就约好一起上路，到了工地，尽可能挨着一起劳动，最写意的是除草，可以齐头并进，边锄边私语。上下午劳动的期间，都有15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老工人趁此机会，还会去捡些柴草，那么知青情侣，就可以坐在防风林的某处，享受二人世界。

对于恋人来说，晚上的时间实在太宝贵了。尤其当那夏日黄昏降临，得知晚上又不用开会，那么，心潮必然翻滚，在急急冲完凉之后，他们会双双到住地外的公路上散步，在防风林中谈心，在某块平坦的草地上坐坐，承受着那凉风的吹拂，细数那天空的星星……是一种在艰苦的环境中难得的精神享受。农场的生产队住地之外，便是橡胶林、香茅地、花生地等，由一道道的防风林分隔开。除了这些林带和作物地，也可以寻找到一些小块的草地，一些相对幽雅的环境，都被知青情侣所注意到。值得庆幸的是，无论在黑夜还是月夜，这些远离住地的处所，都是安全的，四周都没有人，当然也没有抢劫强奸杀人犯，也不见有毒蛇猛兽，情侣们大可以安心地享受二人世界。

在这个没人干扰的二人世界中，两位年轻人一般会怎样享受他们的爱呢？这真的要因人而异了。但是，既然是生理正常的人，孤男寡女共处一起，不可能没有亲热的动作，拥抱、亲吻、抚摸等是可以想象的。那么，有没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举动？在当年，可以说是个性禁锢的年代，青年人不可以未婚同居，也不能或不敢未婚先孕，出了事就会前程尽毁，还关乎到能否回城。所以，在没有有效的避孕手段的情况下，一般知青情侣，二十多岁甚至接近三十岁的知青情侣，都是不敢大胆做爱的，尽管并没有旁人会发现。

外出幽会，虽说浪漫，但也属不得已的事。因为住地没有更合适的地方供他们幽会和亲近。如果在冬天，或下雨的晚上，不便外出，那又怎么办？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后期，恋爱已成风，生产队的领导也能体谅。于是，在冬天或下雨的夜晚，女知青那集体宿舍的大门就为她们的男友而开，当男友怯怯地蹩进“女孩们的闺房”——其实就是女友的床位，其他女伴都会知趣地聚集到另一边，让当事人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谈心的环境。有时是几对情侣分处几个角落，互不干扰，用现在时髦的话来形容，就是“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到了10点来钟，男知青就会知趣地次第离开，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没有手机、短信之类，离开后，即使漫漫长夜，也无法互诉衷肠，必须等到红日初升，新的一天开始，才能再看到自己的情人。

男知青到女知青宿舍幽会，毕竟有不方便之处。有些与老工人关系比较好的知青，便可以借用老工人的小伙房，既可遮风挡雨，又有些小板凳可供坐并，小煤油灯那微弱的火苗不时跳动着，两人的长长的身影反照在泥巴墙上。每当此时，外面的一切似与他们无关，那茅草泥巴搭建的陋室，已经是“浪漫满屋”了。

这就是雷州农场知青的情感生活，虽各农场以及各人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只敢恋爱不想结婚，则是大家的共性。那些爱情，浪漫中含有苦涩，令人终生难忘！

到了80年代，知青回城后，有些原来的情侣才敢结合在一起，但据了解，并不多。反而是有些情侣，在农场时可以共患难，回城后，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反而劳燕分飞。也有些男知青，在农场时爱上了某职工子女，成为情侣，到了有回城的机会，权衡利弊，不得不唱起“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让我度过那个岁月……”当然，也有些男知青或女知青，结识了农场的职工子女，虽然不敢结婚，但也建立了感情。回城后，因为年纪大了，找对象不容易，于是想起仍在农场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也难以计较太多，便将对方迎进城来，结为夫妻，解决了自己的婚姻大事。这种情况不多，但也是有的。

　

知青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边缘人之一。知青因其所受的都市文明的教育，与农村的农业文明自有难以认同、难以相容的一面。他们时时有外来者的感觉，他们依恋都市与依恋母亲的心绪是缠绕在一起的，因而他们迟迟不愿与母亲“精神断乳”，他们愿意在保留原有的乡音、原有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保留“我是城里人”的感觉；但他们一年一度地返回城市探亲时，他们发现城市已把他们视做“乡下来的亲戚”，城市就这样把他们排除在外了。即使若干年后，他们正式返回城市，他们也能感到城市已没有他们的位置。就这样，在农村他们是“穿农民服的城里人”，回到城里，他们又是“穿皮鞋的乡下人”，他们始终有游离于秩序之外的感觉，有不被接受的痛苦。这种心灵烙印，使他们一生都既惶惑又清醒，既为认同危机所扰，又极为独立不羁。他们是中国有着清醒批判意识的一代，也是极为务实极有适应弹性的一代。如果寻找他们曾经有过的精神流浪的轨迹，这些矛盾的性格之所以如此协调地组合在一起，就不足为怪了。

　

             十五、雷州农场知青传播文化的作用

                          尾声

　

     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次悲壮然而又徒劳无益的失败的迁徙。当年，有关当局的确是将几千万的城市城镇知识青年，连同被视为城市人命根的户口本，一起迁徙到了农村或边远的农牧场。这是一次有目的但并没有归期的“迁徙”，有关当局并没有打算让他们在某个时间回城，报上则尽是“扎根农村，扎根边疆”的宣传。“用“悲壮”一词也很准确，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有些是很无奈、很痛苦，流着眼泪地离开城市的；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响应号召，是带着“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念去的，是带着“锻炼自己，改天换地”的雄心去的；有的青年则舍近而求远，认为不远不足以体现“革命”，于是，新疆、黑龙江、内蒙、云南、海南等省区的农村牧场农场便成了他们的首选。如果领袖的愿望与知青们的努力都得以实现，那就算不得“悲壮”，应该是“伟壮”了。然而，数年之后，在耗费了国家三百亿元宝贵的资金后，又把一个个身心疲惫、意志消沉、反叛反动、似傻如狂的大龄知青迁返回城，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失败”又是什么？！

    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可能没有“迁徙”，所谓“树挪死，人挪活”，然而，如果这种“迁徙”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任何好处而只有坏处，那肯定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也出现了另一股的“移民”潮，那可以说是继知青“迁徙”之后的另一次大规模的“迁徙”。所不同的是，那次“迁徙”，是“孔雀东南飞”，是贫困地区的人才包括民工向东南部富裕地区的“迁徙”，是乡村向城市的“迁徙”，是一种自愿自主的“迁徙”，是落后向文明的“迁徙”，除了引发某些治安和管理上的问题外，基本上是一种“双赢”的“迁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把这两种“迁徙”作一个比较，就可以更加感受到当年知青被迫“上山下乡”的悲剧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