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上山下乡”50周年

        陈贤庆

                                   (一)

今年,是2018年,秋天到来之际,全国上下,不少六七十岁的老人便蠢蠢欲动了。何事?原来,50年前即1968年的秋天,“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社会上多了“知青”这一数量几千万的群体。岁月无情,且也匆匆,这事距离今天,不觉50年了。当年当过知青的,已经去世了若干,如今仍活着的,都已经六十多岁七十出头。他们认为,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应该庆祝怀念一番,于是知青们便有了各种自发组织的活动。例如,当年广州市执信中学、广州市第28中学等数百名学生,来到中山县坦洲公社落户当知青,从电视上我看到,坦洲镇也组织了知青回乡活动,我的一些朋友也参加了,热热闹闹的。在网上也看到一则视频,是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参加庆丰农场二队的知青50周年聚会的,李源潮还作了一番讲话。作为在雷州本农场当了近11年知青、如今又是作家的我,按理说,应该写写文章凑个热闹,但是,我并没有。我为什么没有文章表示一下?原来,我认为,就在去年,我就写了一篇题为《深秋又说知青事》的文章,我觉得,49年和50年,不过是相隔一年,要表达的意思,去年我都表达了,直到最近,有同学来信息表示不解,我才感到,50周年之际,如果我不写上几句,是会被某些朋友怪罪的!

在此,不妨先将去年的文章照录如下:

                                    (二)

2017年秋季来临,当年当过知青的人们,尤其是当过知青的老三届们,又活跃了。此无他,49年前的10月、11月间,一场运动将他们从城市横扫到了“广阔天地”。那些正在求学阶段、知识水平属于半文盲的少男少女们,被罩上了“知识青年”的光环,以及戴上“接受再教育”的枷锁,或在农村,或在农场,度过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活。如今,他们已经迫近古稀之年,只要还活在人世,他们都会或独自回忆,或集体聚会,以此作为纪念。

好事固然值得纪念,悲剧也应该纪念的,如“九一八”,如“南京大屠杀”,如“唐山大地震”……当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属于好事,还是属于悲剧,至今也还说不清楚。不管好事还是悲剧,搞搞纪念活动,也还是很正常的。

2017年10月,共产党的十九大召开,选出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机构。当过知青的人们,除了或认真或忽略那些“政治报告”“重要讲话”外,还有一样“八卦”的事有兴趣去做,那就是数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中,有多少人当年曾当过知青的。我也不能免俗,也做了这件事。

习近平,1969至1975年,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当知青。

李克强,1974至1976年,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当知青。

赵乐际,1974至1975年,在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当知青。

王晨,1969至1970年,在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当知青。

刘鹤,1969之1970年,在吉林省姚南县瓦房公社当知青。

李希,1975至1976年,在甘肃省两当县云屏公社当知青。

李鸿忠,1975至1978年,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姚千公社前陡大队当知青。

杨晓渡,1970至1973年,在安徽省太和县宋集公社高庙大队当知青。

上述诸人,习近平、王晨、刘鹤属于“老三届知青”,其余的,当年年纪小些,但也赶上“知青下乡潮”。不过,除了习近平主席插队的时间长些,其余的都比较短。但不管长与短,关键是,在他们步入成年人之时,能够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社会,真实的底层老百姓。应该说,当年,他们都是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不然,何以大多只当了一年或两三年知青,便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往上升,今天能够进入到党和国家的最高层,肩负起民族振兴的大任?

如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年龄来说,正是需要50年代出生的人。而50年代出生人,很多都会有当过知青的经历。所以,十九大选出的领导机构成员,可以找出上述诸人,实在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近日在网上看到一则文章,说“政治局知青的比例,卓显毛泽东培养第三四代战略成功”,这真是从何说起?当年那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为了今天这几位精英能够接班吗?文中还再提当年“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反修防修”等的重大意义,更令我感到可笑!“修正主义”这类词语,中国要不要“演变”,该如何“演变”这类国家的大方向问题,当年的领导人其实是搞不清楚的,所以才会发动一系列荒唐的、自相残害的、自毁长城的政治运动,祸国殃民,使中国在世界上受到孤立。

11月间,知青们组织了一些聚会,名堂五花八门。当年,我们都很年轻,命运突然安排我们共同生活在异地他乡数年,共同感受生活劳动中的喜怒哀乐,知青间的友谊,知青与当地农民或农场职工的友谊,是很值得珍惜的;知青生活,作为人生的一段历练,也是不应该忘记的。我因工作关系或家庭私事,本应参加都未能参加。其中有一个聚会,是晚会时组织大家表演节目,多是当年的“样板戏”选段,以及当年的一些歌曲舞蹈。最后一个节目,是跳集体舞——《敬祝某某某万寿无疆》,这把我吓着了。不是因为我不会跳舞,而是“万寿无疆”一词,以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词,是最“封建”的产物,都用在古代的帝王身上,而在那被认为最“革命”、最“激情燃烧”的年代,人人都把这类祝愿或真诚或被迫喊得震天响,结果,在1976年9月的某天,人们似乎才忽然醒悟,谁也无法“万寿”,连活到90岁也难。1976年后的几十年间,极少看到“万寿无疆”和“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类的词了,想不到,现在还有人热衷跳那种舞蹈,而且还要求集体起舞,真说不出什么滋味,故而也不敢参加。

“文化大革命”是早已被中央定性为“十年浩劫”而否定的运动,发生在文革期间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怪物”,贻误了两千万青年学生的青春,造成了社会的更不安定,绝不是为培养第三代第四代接班人的“创举”。广大知青们在逆境中挺了过来,实在不容易;而某些当过知青,能在逆境中没有自暴自弃,能自强不息,并在日后有所成就的人,就更值得称赞,但绝不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功绩!上述那类人,放在别的环境中,也同样可以成才的。

对于当年的“知青运动”,诅咒的人多,赞美的也有;对于当年的知青生活,不堪回首的人多,怀念回味的也有。我们无法阻止某些人,在今天仍赞美过去”激情燃烧的岁月”,还在怀念“样板戏的年代”,这是各人不同的人生轨迹所造成的思想差异。每年秋天,知青们照例聚在一起,不管是“不堪回首”派,还是“青春无悔”派,相互谈谈笑笑,感慨一番,倒也相安无事。当这批特殊的人群离开这个世界,世界也就再没有这类声音了,而这时间并不遥远,十年,最多二十年……

                                       (三)

上面全文引用的,就是写于2017年11月26日的《深秋又说知青事》。如果说,今年有些什么要补充的,想想,还是有些内容可写的。

    10月19、20日,原徐闻县勇士农场12队知青、老工人、职工子弟花都琵琶山庄聚会,当年,我在该生产队生活劳动了近八年,我已答应去参加,而且还应邀出演一个晚会节目,独唱一首当年赶牛车时常唱的歌曲《山间铃响马帮来》。但是,后因白天要上课晚上要带队下乡演出,还有市政协文史委的书稿要校对,等着上交,再加上聚会地点甚远,交通不便,到头来难以参加。唯有以一首小诗记其事:“场友花都会,邀余夜唱歌。分身无法术,遗憾也多多。”一别数十年未见面的老工人及知青,这次有机会见面而错过,说“遗憾也多多”倒是心里话。

    11月8日至11日,原徐闻县勇士农场14队知青和职工子弟一行三十余人,组织重返徐闻农场的活动,顺便经过湛江、茂名、阳江等地,探望仍健在的老工人。虽然我一样有上课、下乡演出和校对书稿的任务,但我还是报名并交了活动费,参加这活动。但是,临近出发的日期,又多了一件事,即11月8日晚,有一个“全球华人华侨诗词联大赛”颁奖晚会,我因词作获得唯一的特等奖,需参加当晚的颁奖晚会,于是,我最终取消此行,殊为可惜。同样,以一首小诗记其事:“当日徐闻去,光阴五十秋。繁忙今掉队,一夜忆雷州。”

    上述两项活动,如果我都参加了,那当然可以写出两篇大文章,然而错过了,我这个“50周年”就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四)

    50年前,几千万或自愿或被迫离家别亲上山下乡的初高中还没有毕业、实际只属于半文盲水平的青年学生,被戴上“知识青年”的高帽,离开生活着的城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广阔天地”中去。天地虽“广阔”,但是,在当时的体制下,个人活动的空间又是非常狭小的,更何况,知青们还都被认为是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害了的人群,需要接受文盲半文盲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在“广阔天地”中,绝大多数知青都做不到“大有作为”,只会蹉跎岁月,若干年后,灰头土脸地返回城市。他们年龄偏大、学历低下、技术全无,养儿育女,已没有了与他人竞争的资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最早被浪头怕打到岸上,成为最早下岗、自谋职业的人员。幸而,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经济逐年向好,老知青们即使领着低保,大多数也能安度晚年。

    本人在雷州半岛农场,度过了近11年,绝大部分时间,我是一位农工(有两年多时间是砖厂工人),期间,曾三度被抽调到场部文艺宣传队,不用参加体力劳动,总的时间也就半年多。作为一位农工,我认为对于农场的生产是没有什么贡献的,当年我们流血流汗种下的橡胶树和香茅,在我们离开农场之后不久,已经全部被砍光被铲光,改种甘蔗、菠萝等,我们等于白忙活了一场。旧地重游,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所生活过的生产队,更加破败落后,毫无生气。老工人已经去世大半,原来的职工子弟,都到了珠三角等地生活和工作。雷州半岛农场那“广阔天地”,过去,包括现在,还是青年人难以“大有作为”的地方。至于我在离开农场后的40年间,获得一些成绩,如拥有“高级教师”职称,拥有作家、诗词家、文史专员衔头,以致退休10年后,仍在为社会为他人服务,不能不说与“上山下乡”的经历有些联系,如了解了民众的疾苦,了解了国家的落后……我也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会自强自学等,但是,如果文革不结束,如果上山下乡运动不停止,我以及广大的知青很可能会在落后的农村山区或僵化的农场、牧场、林场等蹉跎终老一生,而国家更不会有其后40年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五)

    作为“十年浩劫”的副产物的“上山下乡运动”,祸及千家万户,是需要否定的,官方虽没有特别定性,也不作庆祝纪念,倒是一些当年做过知青、之后春风得意的人们,虽垂垂老矣,但仍热心地每年都要搞出些动作来,今年就更加不例外了。庆丰二队的聚会,我看他们的主题,是将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与改革开放40周年联系在一起的,认为我们那一代的青年人,正是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磨炼”,所以在随之到来的改革开放时期才能大展拳脚,有所作为,这也是对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另一种理解吧。

   每年搞一次聚会,知青们互相联络一下感情,怀念失去了的青春岁月,还是有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至于在聚会之中,谁唱哀歌谁唱赞歌,都无所谓了,就让大家继续去唱吧,唱到60周年时,恐怕都唱不动了。

                                                        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