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与五四运动
陈贤庆
一、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9年五月，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孙中山先生在运动期间身处何方？有没有参与到运动之中？这还需细细道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上政府代表准备秘密签订丧权辱国条款，国内民众事先是不知道的。当时任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将国务院所发出的密电内容，到北京东堂胡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家，如实透露给了蔡先生。蔡先生于5月3日当晚，召集了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把这秘密公开告诉了学生。当时北大学生原定在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得此消息，便提前在五四那天，由罗家伦任游行总指挥，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
二、开始时的指示
5月4日下午，北京3000余名大、中学生齐集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上海，他当即指示时任上海《民国日报》社总编辑和经理的邵力子，要发动上海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行动。5月6日早晨，邵力子匆匆来到徐家汇复旦大学，指示学生自治会主席朱仲华，紧急集合全校同学到大礼堂开会。在会上，邵力子先读了报上关于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和约中丧权辱国条款，在天安门前集会并游行示威以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报道，然后慷慨激昂地动员说：“北京学生有这样的爱国思想和行动，难道我们上海学生会没有吗？……”同学们听了，情绪一下子就沸腾起来。当天，马上决定停课，分头出发到上海各大中学校去串连；邵力子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到其他学校去演讲，目的是要求全上海学生先团结起来，强有力地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5月7日下午，由当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先生主持，在西门外体育场，举行了约有2万人参加的市民声援北京大会，其中主体是大中学校学生，会后在南市一带游行示威。5月9日各校又停课一天，学生们分头上街演说、宣传，提出了“外保国权，内除国贼”等政治口号。与此同时，朱仲华等已把全上海44个大中学校串连好，先后两次来复旦开会，认为在当前万分紧迫的形势下，为了反帝救国，我们学生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统一行动。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终于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环球学生联合会会所成立。学联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在5月14日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热烈欢迎京津学生南下代表方豪、段锡朋等一行到上海，请他们公开宣讲北方同学掀起反帝爱国热潮以及遭受北洋政府残酷镇压、迫害的实际情况。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不满北京政府愤而辞职，离京南下。五四运动的中心，已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
三、困难中的支持
运动发展到了5月22日，上海学联领导全上海44个大中学校，实现了统一罢课。但是美、法教会插手所办的两所教会学校，也就是圣约翰大学和震旦大学，他们借口是外国人出资创办学校，绝不允许学生参加中国学生组织的学联，并出面干涉、破坏学生运动。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芳济居然下令将参加学联的学生代表章益、江一平等24名学生开除，赶出校门。这事被学联得悉之后，学联一面派代表前往慰问，一面由朱仲华请求李校长支持，得到他的同意后，公开宣布复旦大学吸收他们24个同学转学，从而有力地粉碎了教会学校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阴谋。
在实现全市罢课之后，学联还计划进一步实现罢工与罢市。由于当时上海总商会的破坏，始终未能配合学生罢课。在学生正面临困惑为难之际，5月20日，孙中山先生派出代表洪先生约见学生领袖朱仲华和何葆仁。说：“刚才来了电话，叫你们学联去两个代表，时间在今晚7点，地点在他有要事，要同你们密谈。”
接到了这个异乎寻常的电话之后，朱、何和何在当晚7点到了西藏路南京路口老晋隆西餐馆，会见洪先生。朱、何向他汇报了上海学联成立后开展活动的情况和当前碰到的棘手问题。洪先生认真地听了，然后向他们传达了孙中山先生的口头指示，大意是说：“这次你们学生罢课，完全出于爱国热忱，中山先生非常赞成。但是目前这样温温吞吞下去是不成的，势必会旷日持久，贻误时机。中山先生说你们学生应该再大胆些进行活动，不要怕这怕那，要有牺牲精神，要有突击行动，要扩大阵线，设法激起怒潮来。万一工部局出来抓人，中山先生已经为你们请好了外国律师，一名是法国律师叫达商，一名是英国律师叫穆安素，一定会出来为你们办交涉的，你们放心，大胆干好了！”
有了孙中山先生这般具体有力的支持，上海学联有了斗争的方向。5月31日下午，学联就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了约有2万人参加的北京牺牲学生郭钦光烈士追悼会。会上，还请五四时在北京被捕、释放后南下到上海的许德珩上台讲了话。会后游行，北上成功冲入租界。在孙中山先生的鼓励和具体有力支持下，上海学生破天荒第一次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段，公开举行了一次爱国救亡反帝游行。
三、相持中的鼓励
过了两天，即6月2日，朱仲华和何葆仁作为上海学联的代表，前往莫利哀路孙寓，晋谒孙中山先生。
这是一所精巧的别墅，是一位华侨赠送给中山先生的。到了门口，他俩递上名片，由一位姓马的副官先上楼通报，经孙先生允许后，马副官领他们上楼，马副官还指点他们把礼帽挂在楼梯下的衣帽钩上。上楼后，中山先生招呼他们坐下，朱仲华就向先生汇报了胜利冲进租界游行的经过，并且感谢他派代表对上海学生进行了有力的支持。中山先生细细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兴奋地赞扬了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还特别对他们终于粉粹了圣约翰校长卜芳济破坏爱国运动的阴谋活动表示赞赏。他说：“你们能攻破这个顽固堡垒，这是了不起的胜利！这是你们学生团结一致的力量！”他俩听了都非常高兴。座谈了一会，就告辞回校。
6月3日—4日，北京学生近千人，又连续被北京政府逮捕，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鉴于上海市总商会不肯下通知统一罢市，学联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精神，临时决定采取组织小分队分头动员商店罢市。6月5日那天，学生再分头劝说动员，得到了店员工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连锁反应，从大马路到二马路、三马路……家家关门停业，形成了“三罢(罢课、罢工、罢市)的强大声势。
复旦校工所组织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民国日报》6月4日第12版的《大家都来讨贼救国》副刊上，发表了一份义正辞严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宣言》。这份《宣言》，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已日益觉醒，正开始走上政治历史舞台。中国五四运动发展到了六三运动，由于有了工人阶级的参加，它以史无前例的强大攻势，到6月10日终于迫使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罢免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中国政府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四、胜利后的喜悦
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此后，朱仲华等复旦学生领袖又一次前往晋见孙中山先生。他老人家当时也十分高兴，还操英语对他们说了两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导致灭亡！”
到了下半年，即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先生在环球学生会作公开演讲。复旦同学也前去听讲。他讲的题目叫《救国之急务》，中山先生热烈赞扬了上海学联。他说：“试观这次学生运动，于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效果，可知结合者强也。”
10月22日，为了答谢中山先生对上海学生的赞誉，朱仲华又一个人前往莫利哀路晋谒孙先生。那天下午他登楼时，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都未午休，正各自在静悄悄地埋头读书，当时就给了他以极深刻的教育。中山先生见到朱仲华，热情招呼他坐下。朱说，环球学生会那里先生作的演讲，我也听了，十分感谢先生对我们上海学生运动所作的评价。并且又一次向孙先生说，这与先生有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接着，孙先生同他谈了当时北京政府派内务部长朱启钤南来上海议和的情况。他说：“我是坚决主张南北统一，反对分裂的，但要实现南北统一，先决一条，必须和议双方有一个‘天下为公’的思想。”谈话时，他兴冲冲地取来笔墨纸张，在长约4尺、宽可9寸的宣纸上，欣然挥毫，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署上“仲华先生属”和“孙文”二字的落款，还取出朱红印泥，端端正正地盖上了一方印章。同时对朱说：“天下为公，要的是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作为年仅23岁的青年学生朱仲华，幸福地收下了这位伟大革命领袖所赐的墨宝，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孙中山先生还从书架上抽出来一本书，这是他亲自译注的《会议通则》，是他根据《英国议会法》写成的，送给朱仲华。
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历次革命运动中，都是站在了斗争的最前线。
（此文刊登于2007年5月2日《中山日报》之“香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