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功到冰兄
陈贤庆
启功先生于2005年6月30日逝世，享年93岁。启功先生死后是否葬在泥土，墓前是否立有墓碑，墓碑上是否刻有墓志铭，我不得而知；但是，启功在去世前二十多年，即66岁时曾撰写一篇墓志铭，则是许多人知道的事。由于他的墓志铭写得诙谐幽默，人们还乐于将它记住：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依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此墓志铭，可以说没有一句是好话，“中学生”，只是说明他的学历只有中学程度，这在现代，只能当个普通的民工。“副教授”并非赞语，象启功这样闻名全国的书法大家，仅是副教授职称，也是很不公的，何况他还被打成“右派分子”。后面的话，不须说，都是贬损自己，尤其“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是谁也不愿这样评价的。联想到我们一些有头有面的人物，他们的讣告和悼词中，总是好话连篇，尤其不忘注明
“领取国务院专家补贴”
“享受副省长待遇”“相当于正军级”“享受副处长医疗待遇”等，不知是爱慕虚荣，还是力争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无意赞启功而贬“副省长”“正军级”，只是觉得启功去得潇洒。而身与名臭与不臭，也不是死者自己说了算的，只要汉字不消失，启功就香得很。
2006年9月22日，一位漫画家去世了，享年91岁，他叫廖冰兄。我不是想评价他的漫画，这事早有人做，并且继续会有人做。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一篇遗嘱。他死前二十年，即他71岁时，他就预立了遗嘱。遗嘱的内容，不是财产的分配，不是叮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是叮嘱家人，千万不要为自己召开追悼会。有位领袖说过，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那么，冰兄为何不愿死后开追悼会？且听他的一段话：
“当我正和一位老友闲聊的时候，收到一份某公逝世的讣告，引起我大发谬论：我早和家人说过了，如果我死了，千万别开追悼会，也不要搞什么遗体告别。你看，老人的亲友多数是老人，去殡仪馆参加追悼会，除了少数人有小车代步，恐怕大都得挤公共汽车，这已经够劳人筋骨的了。到达之后，全得挤在会场全体肃立，行礼如仪，真叫人站得腰酸腿痛。如果死者是位高名重或交游广众的人物就更不得了，非得搞个把钟头收不了场。别说是老人，就是后生也不好受。何苦，何苦！倘若死者在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也会于心不忍吧……”
1986年12月18日那天，71岁的他正式预立了一份遗嘱：
“我早和家人说过了，如果我死了，千万别开追悼会，也不要搞什么遗体告别。遗体告别，其实有点儿像尸体示众。人老了，本来形体容貌都不雅了。即使西子潘安，老死之后，用防腐剂泡若干天，虽经尸体美容师来一番涂脂抹粉，悉心打扮，也实在没有美感可言。这岂不是让死者献丑，活人受罪？又何苦如此？以后我死了，希望我的孝子贤孙千万别做这种事情。可以一死便烧，骨灰也不留。骨灰这玩意，既非生活用品，也非可供观赏摆设。当然，留或不留，悉听尊便。不过，我日后死了，可不必留。留来何用？放在家里，不单徒占空间，还会影响家人特别是来客的情绪。谁喜欢老对着这副迷你棺材？倘若寄放到公墓的骨灰存放室，对我也不妥。当今之世，活着还几乎处处讲究等级，连宴会也得论官阶大小分席次座次呢。死了，在不少角落，同样等级森严，骨灰存放就是官室民室之分。官室之内又有部委级柜、厅局级柜、处科级柜以及等而下之的柜，按级存放，不得僭越。人在活着时，按他的专长、能力、贡献等等不同来定级别、评工资，还有道理。死了之后，大家都是一把灰，还有什么差异呢？所以，一视同“灰”，平等对待，按化灰之先后依次搁放，不是更合情合理么？有人说，你廖某现在级别不低了啦，死后排座次准沾便宜。这种按等级排座次的便宜，我廖某实在不愿沾，也不敢沾。我这个人穿起龙袍也不像皇帝，若死后同大人物摆在一起，既会有辱人家的尊严，也会使我自惭形秽。如果我那个“灰”盒子正好搁在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盒子旁边，她老是给我唠唠叨叨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会不时心惊肉跳，我怎受得了啊？所以，不如把骨灰散尽，让我魂游四方，岂不快哉！”
冰兄前面的说话，主要是为他人着想，怕在追悼会上累着了，而遗嘱里，除了保留这一善良的意思外，还多了一种顾虑，就是骨灰的摆放问题。冰兄深知，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严重，生前有严格的排座次，死后也不能乱了规矩，于是，不知相当于什么级别的自己的骨灰，就会令后人为放置的方位而费思量。冰兄还有一担忧，没有经历过“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人，是不会有这样的担忧的，这是他对三十年前
（以现在算）的那场“革命”仍心有余悸。为了不至于身旁刚好遇到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年轻人不懂这人物），冰兄宁愿“骨灰散尽”“云游四方”。
冰兄去了，但只要漫画这一种文艺体裁犹在，冰兄就会永生。
两位洒脱的老先生去了，不知以后还会不会看到如此精彩的墓志铭或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