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博鳌峰会

      陈贤庆

    老同学冯国慈先生又发来四篇文章，需处理上传到广东侨中老三届网站上。其中《博鳌峰会》一文，我颇有感触，编辑上传之后，写了这篇《也说博鳌峰会》。

    海南博鳌这地方，如今，因亚洲论坛会址设在那里而闻名，过去，恐怕是少有人知道的。其实，40年前，我是最应该去到那地方的，因为我的妹妹、1968年秋刚满17岁的广州17中小女生，就和同学一起到了琼海县的东红农场。那农场就在万泉河边，博鳌附近。当年，我为什么没有去探访妹妹，没有去喝喝万泉河的水，没有到博鳌的海边远眺抒怀？想想，还是身心被禁锢，再加上经济拮据的原因。当年，我被迫乖乖地在雷州半岛农场当一名普通的劳工，一年多两年才有一次12天的探亲假，需要回广州或阳江或南京探望父母，实在分不出时间南下琼海；此外，当年，每月二三十元的工资，也没有闲钱去旅游呀。1977年初，妹妹离开海南，我更没有理由去那海岛了。

    那么，改革开放后，处境变化了，大多数广东人都去过海南旅游了，你也不会落后吧？……谁知，我还真的落后！去过国内不少地方，包括西藏，还去过欧洲多国，但是，海南就是没有涉足！直到2013年2月，我才与友人一起旅行到三亚，在三亚玩了两天后，发现海南的东海岸有新型铁路从三亚直通海口，途中经过万陵、陵水、博鳌等地，于是，从三亚坐动车，两个多小时，便到达博鳌。那天没有什么会议，我们也进不去会展中心，在宁静的街道上走了一会后，我们从一家酒店进去到达海边。博鳌的海真美！沙滩岩石之外，就是浩瀚的碧海，让人眼前一亮，心旷神怡。本来在博鳌住上一晚就好了，但是原先并没有这样的计划，所以，傍晚时分，我们坐上大巴又回到三亚。

    国慈兄的文章介绍到，参加了一个“博鳌峰会”，此峰会非各国领袖的峰会，但是细看文章内容，也可感到，是国内外顶级“知青问题研究学者”的一个聚会，说是“峰会”也是很准确的。想想，国慈兄此荣幸，其实本来可能属于我的。早在2008年我退休后，张穗强先生即邀我一起参与“知青问题研究”，并准备到上海参加一个高规格的会议。我将论文也准备好并发到组委会，组委会来电话约我在会上作15分钟的发言。但是，后来，我因其他工作，而没有去赴会，只有张先生单独赴会，不然的话，我也可以结识到许多国内知名的知青问题研究学者，而自己也可能成为其中一员。或许，这次参加峰会的，就是张先生和我，而不是国慈兄了。

    我没有沿着“知青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其实也是我自己原先对这项研究缺乏耐心，我觉得这个课题其实很清晰，自己当了近11年的知青，新中国的事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及上山下乡运动全过程都亲身经历了，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还有什么值得研究的？

    新中国的领导者建立了许多丰功伟绩，这是无需赘言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一直执行和实践着一些令人费解的路线和政策，做过许多错误的、不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权民生的事。50、51年，进行镇反，将该镇压和不该镇压的人都当作反革命镇压了；52、53年，土地改革，将中国农村中善于经营和管理的精英分子都妖魔化，打成“地主”“富农”，除了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还要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永世不得翻身。而贫农和无业游民因此得到一点点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助长了他们不劳而获的心理，而且也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事实上他们也难以发展生产过上幸福生活；54、55年，公私合营，将资本家和城市小资产者的私有财产化为公有，这和抢劫没有多大的区别。与此同时，所有城市中的工商业精英都被淹没了，造成了民族工商业全面凋敝，全民就业困难；从建国开始，有人就要在文艺界思想界折腾，批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批胡风，批丁玲，批马寅初，批梁漱溟，批梁思成……总之谁名气大敢说真话就批谁，鲁迅仍活着肯定首当其冲，剩下的文艺大家，要么江郎才尽，要么如郭沫若，写些“我的太阳”“我的父亲”之类的歌颂领袖的诗句；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更是以“引蛇出洞”的“阳谋”将文化教育界以及民主党派的精英都戴上枷锁，远配边疆，于是，言路完全堵塞，自由民主精神进一步遭到践踏；1958年，大跃进，全民炼钢，人民公社放卫星，全党全民竞相吹牛，结果导致三年严重饥荒，饿死几千万人；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将党内有正义感，敢于为民请命的高级干部如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共产党内的真正精英分子也噤若寒蝉，剩下的，大多都是只懂开会举手通过决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64年，四清运动，也要将最基层工作最辛苦的农村干部来一番清理，弄到人人自危。好了，还有什么人没有搞到？全国8亿人民也别安稳过日子，也要“斗私批修”，大学“毛著”……此外，我们和美国斗，和苏联斗，只和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以及非洲的刚果等有限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还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只宣传别人“亡我之心不死”，殊不知我们有着“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支持别国游击队反政府，更有争当“世界人民领袖”的野心；最离谱和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将台湾人民、香港人民、澳门人民以及海外华人视为“敌人”，将有港澳台亲属关系和海外亲属关系的大陆人民，都被视为“不可靠”，也不管你的亲戚是在清朝就被“卖猪仔”到南洋或在解放前夕被“拉壮丁”到了台湾的，大陆人民长期因“港澳台关系”和“海外关系”而被审查，被歧视，被压制，真真荒诞到极点！

    回想一下，我们是否经历了上述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后，慢慢成长起来了？但是，尽管我们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见证者，已经到读初中甚至高中的年纪，但还是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去迎接1966年的暴风骤雨。那一年，领袖的思想最终发展到了“顶峰”，他无中生有地臆造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臆造出一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他要“炮打司令部”，他要大破大立，将全国的秩序搞乱，于是，便有了“红卫兵”的出现，使不少年轻人圆了当“司令”“军长”至少是“红小兵”的梦想；有了上京朝圣的机会，有了“大串联”的潇洒，有了“破四旧”痛快、有了批斗“牛鬼蛇神”的解恨，经历了“文斗”的挥洒“武斗”的血腥，完成了“夺权”的使命……当时，已经失去读书求知机会的青年学生，很少会想到这一“乱局”的危害，还以为自己赶上了比“五四”时期更波澜壮阔的激情燃烧的时代。

    说了那么多，肯定离题了，还是回到“知青”这一内容吧。在文革前，就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事。说他们是“知识青年”，其实真有强奸之意，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有一些1964年前后下乡的广州知青，他们其实只有小学、充其量只有初中学历，他们在广州，既没有继续升学的机会，又无法安排工作，于是，他们便被动员到农村插队落户，以减轻城市的压力。既要动员，总得有些冠冕堂皇的说法，于是，“大有作为”“改变农村面貌”等的宣传便出来了，在插队知青中树几个典型人物，对当局来说，并不算很困难的事。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了。会议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资产阶级司令部”完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完了，领袖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用来充当“打手”、搞乱全国局面的、已形成了一定组织的数千万大中学生们，如何处置？大学生，毕竟少数，分配点工作容易，他们肯定会感恩戴德，卷起铺盖就去报到，但是，高初中学生多啊，两年离校参加“革命”，积压了三届啊，如何是好？化整为零是个最好的办法。于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宣传手段，除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外，还有便是“十七年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使学生们都受了毒害，他们需要到边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久，又有“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倡导。如此的歪理，在当时也有不少热血还在沸腾的青年学生接受，真的又扛起两年前步行到韶山或井冈山或延安的那面经过文革洗礼的旗帜，带着一点浪漫情怀，再奔赴更遥远的黑龙江北大荒、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云南西双版纳、海南万泉河边五指山下……大多数学生，是在不得不去的形势下，被当局软硬兼施而去当了知青的。我便是其中一位。在其后的若干年，中学教育处于不正常的局面，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所以初高中生毕业后，依然要被动员或强迫去“上山下乡”，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

    研究“知青问题”，如果离开了“文革”这个大环境大前提，会有准确的结果吗？“文革”已是包括共产党自己公认的一场国家民族的“浩劫”，那么，作为“文革”的副产物，又能好到哪里去了？“再教育”会有成果吗？我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最大的好处，就是给当年实行“户籍政策”以致人员难以流动的农村和农场再增加一点城市人的气息而已。1976年后的知青返城，宣告了这一运动的不合理和失败。“上山下乡运动”使全国数千万青少年失去继续求学的机会，同样蹉跎了十年宝贵的光阴，影响了他们一辈子的正常发展，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子女的正常教育和成长。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近40年了，当年当过知青的人们，都已经进入花甲之年。近40年来，同过艰苦共过患难的知青们，都不时会有所聚会，谈谈当年或带泪或可笑的点点滴滴。至于组团回到过去插队的农村或落户过的农场，也是一种怀旧与旅游相结合的活动，没有谁会真的热爱那些地方，没有谁自己再回去居住或让自己的子女到那里工作的。如今的农村，大多成了老人和儿童留守的荒村；而农场，也已经面目全非，了无生气。当年“改天换地”的图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出现了，只不过这变化与人们期待完全不同。

    对当年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当过知青的人们肯定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这与各人的际遇或思想境界不同有关。有的人下乡两三年，便当上干部、教师、技术员等，不久便回城，以后也一路顺风，或有所成就，晚年也能安享的，自然当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便是他们人生成功的垫脚石，值得好好回味和歌颂；有些人，虽然终生不得志，但也认为，“上山下乡”那几年，自己的身体与意志得到锻炼，了解了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也有一定的收获；有些人认为，那些年，结识了一些可以为伴终生的朋友，值得！至于我本人，在雷州半岛农场过了近11年，除了少量时间被抽到农场文艺宣传队，大部分时间都在生产队干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算是知青中的最倒霉蛋，后来，我将那段经历写成了一部长篇纪实小说《仙乐风飘处处闻》，也感动了不少读者，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如何能有创作的源泉呢？所以，就这一点，也应该感谢那“苦难的岁月”的。

    怀念、叙旧等都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大张旗鼓去庆祝、歌颂、再唱当年那些“红歌”，再跳当年那些“表忠心”的舞蹈，将老知青们再带回到那“火红的年代”，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感到难以接受。当18大召开、习李王等上台，有些当过知青的老人感到兴奋了，觉得国家对“知青”可能会有个重新的评价和定位，可能会给“知青们”作出“国家赔偿”。这事似乎异想天开，但也不算过分，也不难办到，将没收来的某两个贪官的赃款发放即可。但是，这天真的期望很快就破灭了。当局会问：你们觉得当年“上山下乡”是对你们人权的侵害吗？使你们的青春损失了吗？你们今天不是还在怀念那段岁月、且经常载歌载舞吗？不是将上山下乡的地方称为“第二故乡”、不时回去探访吗？你们干嘛还期望“国家赔偿”？……是的，当局怎么会给当年的知青作出“国家赔偿”？被错划为右派、受了数十年苦的人也没有赔偿，何况只是上山下乡干了若干年农活、现在已成垂暮之年的人们？

    知青问题的研究，重要的，是对那场运动的反思和反省，如今，有过知青经历、了解民间疾苦的新的领导人上台，他们也应该知道：人权、民主、自由、法制、尊严等是立国的根本，“文革”的祸害、“上山下乡”的荒唐，再也不会重演了吧？

    不管怎样，我对博鳌峰会的参加者表示十分的敬意，他们能在晚年仍关注和研究知青问题，并乐此不疲，很难得！愿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

                                                   2014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