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步行串联到中山
陈贤庆
2018年，中山市政协文史委要进行一项工程：收集1966年至1976年亲历者的口述史。当年，我并不在中山生活和工作，但也曾到过中山，也被列为“受访者”之一，于是，便有了以下这篇口述史。
口述人：陈贤庆，中山市第二中学退休教师。1942年4月出生于广州市。1968年11月参加工作。先在广东省徐闻县农场当职工（知青），后到湖北荆州地区当中学教师。1985年9月从湖北调回中山市中学工作，至2008年5月退休。退休后，陈贤庆仍担任中山市教体委《老教工》报编辑、《中山日报》专栏作家、中山市政协文史专员及编审、孙中山研究会会员以及孙中山故事宣讲团成员、中山市老干部大学诗词班教师、中山市文化馆以及东区青年修身学院粤曲班教师等。他还是中华诗词学会及广东省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及广东省楹联学会以及中山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中山诗社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以及中山市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曲艺家协会以及中山市戏曲研究会会员、中山市公共文化促进会戏曲专业委员会委员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陈贤庆在广州读高二年级。那年秋季，他与同学利用步行串联的方式，到过中山县的小榄镇和石岐。他的口述，说明了文革的起因，尤其是“大串联”“步行串联”的起因，并以外地人的眼光见证了当年中山县爆发文革后的一些情况。
（一）
1966年4、5月间，文化大革命爆发。领袖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8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应是史无前例的事，与北京“朝拜”同时，另一件匪夷所思、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也发生了，那就是“革命大串联”！
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在接见红卫兵时，就鼓动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造反。北京学生自认为最理解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图，深感历史的重任落到了自己的肩上，就如同“五四”时期北京的学生一样。于是，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尤其是奔赴那些尚未“乱”起来的省市，去煽风，去点火，而中央文革小组又给各地下了指令，学生坐车不要票，各地还要组织接待站……
其他省市的学生，看到北京的学生可以四处点燃革命的火种，觉得我们也应该也可以去做，于是，天津的，上海的，济南的，武汉的，广州的，重庆的……学生们都要外出造反。林彪、江青、陈伯达等趁着这个势头，更把这事合法化，称为“革命大串联”，只要是造反派、红卫兵，都可以免费乘坐车船，各地的接待站提供食宿。
对于无知的学生们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好事！不用上课，可以到处去“串联”，在“煽风点火”的同时，还可以游山玩水，试问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好事？！于是，那比起“民工潮”还要巨大的串联浪潮，使得全国的车船都不胜负荷，车车船船都严重超载，喜的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以及发动文革者，苦的是总理周恩来，他成了“交通部长”和“后勤部长”，明知这是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事，但也要指令全国各地的本已半瘫痪的政府部门努力去安排好……
那年11月间，我也与同学们串联到了湛江、南宁、贵县、梧州等地。
“革命大串联”，既辛苦又愉快，但那突如其来的数十万数百万“旅客”，使得车船都不胜其负荷。于是，中央不知何人居然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就是“步行串联”！既可以达到串联的目的，又可以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主意，居然可以使得学生们乐意接受，于是，一支支步行串联的队伍，扛着红旗出发了。我班的张、李、梁、秦、何、何、朱、温等同学，扛着一支不知什么“战斗队”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离开广州，步行去领袖的出生地韶山。某天，我妹妹和她的小同伴们也整装待发，我问：“你们去哪里？”她们答：“步行去韶山和井岗山！”事后，我问过她：“你们中途有没有坐过车？”她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完全是走着去走着回的！”我可没有那种吃苦精神，但是，我也心痒痒，也想去“步行长征”。
（二）
1966年的11月某日，我和詹同学、梁同学、秦同学等四人商议，我们也步行去个什么地方好呢？实际，当时的青年学生中，真正响应号召、带着任务到各地区串联，煽风点火的当然有一批人。怀着虔诚之心到革命圣地去瞻仰朝圣的也不在少数。但多数的，都是趁此机会，到外地“旅游”，反正各地都有接待站，不愁住和食。我们都不想吃苦，不想往北去韶山、井冈山什么的，希望既达到步行串联，又不至于很辛苦的目的。当年，我们已经是高二年级的学生，对广东的地理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知道，广东省最好的地区，就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即南番顺中江这几个县。
于是，某天，我们开始出发。从广州长堤的南方大厦对面的码头上渡船，到了对岸的芳村码头。下了渡船后，我们便开始步行，沿着广中公路而行。所谓广中公路，就是广州到中山的一条三级公路。第一天，经南海县的平洲，进入顺德县的陈村、北滘等境内。到了下午，到达顺德县的县城大良。当时，我们如何能找到接待站，现在已忘记了，但是，肯定不会很困难，因为沿途也有类似我们一样步行串联的“红卫兵”或学生，互相打听就可以知道。第一晚，我们就在大良过夜。
第二天，我们继续南行。当年的广中公路，虽然是一条三级公路，但是，路上也没有多少车辆，我们几乎是行走在公路的中央，偶有车子到来，我们才走到公路一边。珠三角是水网之地，河流较多，从顺德到中山，便有几条河流阻隔。到了三洪奇，便有一处渡口，需要等待渡船摆渡到对岸。到了容奇，又有一处渡口，需坐渡船过去对岸。下午到了细滘，还是要过渡。过了三个渡口，才到达中山县的境内，进入东凤公社。再往前走了一段路，又遇到一个渡口，这就是小榄公社的沙口，还是要坐渡船渡过鸡鸦水道，进入小榄境内。
傍晚时分，我们到了小榄公社内，找到一处接待站。这接待站是江边的一处仓库改造而成，所有人都睡地铺，但有个安身之处，还有饭吃，已经满足了。因为我们并非来煽风点火的，纯碎是游山玩水的，所以，也不会去过问小榄公社的文革开展得如何如何。晚饭后，我们就去逛街。我们虽未去过小榄，但是，小榄这地方名声在外，我们广州仔也耳闻。对比起其他的公社，小榄作为一个镇的确不同，起码有几条像样的马路可以走走，商铺不少，有点小城镇的味道。但是，由于文革的爆发，街上灯光黯淡，行人不多，且大多行色匆匆，总觉得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
第三天上午，我们离开小榄，继续往南走。我们的目的地是中山的县城石岐。这一路，车子更少，有时半个小时内也不见一辆车子经过。到了傍晚时分，接近石岐时，还遇到一条河，结果，在狮滘口这地方，再一次过渡，才到达县城。进入县城后，我们也不知该往哪里去，只有继续沿着岐江往前走，见到一座桥，就是岐江桥。这桥木制，可开合，有意思。过了岐江桥，我们便进入人烟较多的孙文路。
当年，我们在什么地方找到接待站？年代久远，真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孙文路，而且很可能就是工人文化宫内。于是，我们找到有住有食的地方。而且，到了石岐，我们有了城市的感觉，不打算匆匆来去。
追忆所及，当年的石岐，最热闹的，便是孙文路，那里商铺较多，最有标志性的建筑，便是立在十字路口的百货公司和有民族风格建筑的工人文化宫，那里灯光较为明亮，人来人往，堪比广州的中山五路或北京路。当年，晚上孙文路上的“人来人往”，其实和其他城市一样，是一种虚假的“热闹”，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晚上，尤其是夏天的晚上，人们就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逛累了，就回家睡觉。
拱辰路则安静清洁，房屋建筑，古色古香，颇有广州西关恩宁路的味道。至于名胜古迹，当数岐江桥、西山寺、烟墩山和学宫。当年，我们还去到很遥远的南郊的竹秀园村，踏入这村子，眼前便是一条“护城河”，几颗参天古树，几座花岗岩石桥，甚有气派，大方美丽……石岐人或者说中山人，受华侨文化以及孙中山“博爱”思想影响深远，在“文革”爆发后那乱轰轰的日子里，市面还保持着相对的平静。当然，学校、机关、街道内的“群众斗群众”以及“破四旧”等事，中山县也是免不了的。
（三）
后来，我到了中山工作，也喜欢研究香山的文史，略知中山石岐城区的变迁。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即公元1152年，香山建县，陈天觉主持，兴建县城于香山岛北端的西山与寿山之间，城周长450丈，分东西南北门，城内建纵横的街巷。县署建于城内仁山下。县城称为铁城。这便是后来的石岐。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由守御千户陈豫主持修筑县城，城墙由土垣改为砖墙，城周长扩展至636丈。
在香山建县后的岁月中，县城较大的建筑项目不多，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建学宫于莲峰山麓；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创建仁山书院于仁山下，为香山最早的书院。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在烟墩山顶建造阜峰文塔，为7层24米高楼阁式砖塔，为香山名胜之一。清道光年间，重建名胜西山寺。清光绪年间，兴建官办中学堂，为香山县第一所中学。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创办香山机器制砖有限公司，为香山第一家近代工业，也是我国最早的轮窑砖厂。
到了民国时期，石岐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新鲜事物。1912年，华侨严迪光购进机器，在县城开办迪光电力灯所，即火力发电厂。县城开始出现了电灯。同年，在县城深巷开办香山县女子师范学校。1913年，在东门外沙陂巷开办香山县师范学校，只招男生。1914年，建于大笪地的泰东戏院开业，主要上演粤剧，为香山最早的剧院。1918年，岐港轮拖恒利有限公司开办，石岐至香港火轮拖渡客运开通。1920年，县公署安装20门电话交换机，是县城使用电话的开始……
石岐真正出现“城市化”，要到1921年。是年，撤销县知事制，实行民选县长制，香山籍民主革命家吴铁城当选首任民选县长。吴铁城上任后，倡建县城新马路，拆除旧城墙，以利发展商贸，并亲自指挥拆卸西门城楼。1924年，县城开辟马路，西门口至天字码头路段动工兴建，扩展“迎恩街”成马路。1925年3月21日，孙中山逝世。10月，县政府将正在建设的几条马路分别定名为孙文路、民生路、民族路、民权路、五权路。1928年1月，孙文路包括西路、中路、东路全程竣工，为县城第一条马路，全长1870米，宽15.2米。但是孙文中路、东路与现在的概念不同，其东路，最多到现在人民医院。至1932年，建成的马路大都按上述命名，仅五权路改为太平路，而民权路原定在仁和里开辟，后因故没有建成（直到1985年6月，民权路才建成通车）。在其后开辟的马路，还有拱辰路、悦来路、凤鸣路等。1930年5月，唐绍仪主政的中山县政府迁至唐家湾，直到1934年10月，梁鸿洸主政中山时，才将县政府迁回石岐。这段时间，石岐的城建基本停顿。抗战前的主要建筑项目，只有1936年12月落成于西山寺的中山纪念图书馆。
其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内战，中山县谈不上民生建设，尽管国民政府将中山定为一级县、模范县、示范县等（其他县的落后贫困情况可想而知），但中山县城的范围，基本就是在上述那几条马路之内。1948年，石岐思豪酒店建成开业，楼高四层，已是当年最豪华的建筑了。
新中国成立后，石岐仍为中山县县城，称石岐镇。1950年4月，中山县以人口稠密，土地广阔，财税丰厚，被广东省列为特等县。1952年11月，粤中行政公署改石岐镇为石岐市；1953年3月12日，国家内务部批准设立石岐市（省辖市），中山县划出原石岐镇和镇郊6个小乡为石岐市的行政区域，面积30平方公里。同年，国务院批准从中山县划出南部区域设立珠海县，到了1958年，行政区域又作大改变，12月31日，省府会议通过，将石岐市和珠海县并入中山县。1959年3月20日，国务院批准，石岐市和珠海县并入中山县后，分别改为石岐公社和珠海公社。石岐从“市”一下降为“公社”，实属搞笑。幸而，到了同年10月，石岐公社又改为石岐镇，升格为县级镇，归中山县和佛山专区双重领导。
在1966年之前，石岐城区的较大建设项目并不多，仅可举出数例。如1951年元旦，石岐岐江桥首次建成通车，桥长70米，宽4米，为木建构的人工开合桥。此桥今天看来甚是原始，但毕竟沟通了县城岐江东西两岸。1954年，省工业厅在石岐西郊兴建的粤中船厂投产；1955年1月，石岐工人文化宫建成开幕；1956年3月，中共中山县委创办《中山农民报》，后改称《中山报》和《中山日报》；1958年4月，建成石岐自行车零件厂；1959年10月，在郊区基边村建成石岐自来水厂；1959年，在北郊开挖建成人工湖公园；1964年6月，在悦来路尾建成石岐人民体育场；1965年8月，在郊区沙岗村龙井头山建成县火葬场；同年10月，长江水库工程竣工……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县城，石岐已经比省内国内其他许多县城优胜很多，所以，当我们步行串联来到石岐，原来打算一两天后即离去，结果，逗留了三四天。我对石岐有不错的感觉，也只是比较而言。其实，经过几天的观察可以得知，1966年之前，中山是个农业大县，看不到有什么工矿企业。说是农业大县，但是，中山人民生活并不富裕，粮食仅够吃饱，鱼肉蛋奶等缺乏；物资供应，中山和全国各地一样，实行计划经济，价格控制过死，影响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计划种植、计划收购、计划定价，流通体制僵化，样样要凭证，如粮票、鱼票、肉票、布票等。许多居民尤其是农民住在低矮的茅屋，甚至住在艇舟。直到改革开放前，全县最高的楼房只有7层，为建于石岐镇西郊的中山大厦。城区电灯暗淡，大部分农村使用煤油灯；电话甚少，都是“摇把子”的手摇式电话机；道路交通落后，出门多靠船只；从城区石岐到广州不足100公里，只有一条三级公路相通，须经过四条河四处渡口，历时三四个小时。1975年，石岐镇才开通一路公交车。这就是所谓“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
在石歧玩了几天，我们又步行往回走，经过小榄、古镇，在外海过渡，傍晚到达江门。我们在江门玩了两天，然后坐船回广州。这珠三角之行，我可以向天发誓，除了从江门坐船回广州，其余的路程，都是步行的，尽管珠三角的三级公路比不上井岗山的路崎岖，但也是走得很累的！
（尾声）
在“大串联”和“步行串联”那些日子里，最苦的是学生们的父母！他们无法阻止儿女去挤车挤船风餐露宿，只有日夜牵肠挂肚，即如我的父母，我正是因为体谅父母，才没有跟随同学们远去东北、四川，孝心是尽了，但我当时去少了许多地方，似乎吃亏了。
“大串联”以及“步行串联”，都是文革初期的产物，是文革的发动者们为了蛊惑青少年到各地去煽风点火而弄出的荒唐事。记住那些荒唐的祸国殃民的“革命史”，让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