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藏书好处多
陈贤庆
今天，黄圃镇文化站的领导打电话给我，问及我家中的藏书数量，我随口答道：“一千多册吧。”那领导说：“那就推举你家啦！”及后我才知道，中山市举行第三届“十佳藏书家庭”评选活动，黄圃镇就推荐我们家。这时，我着急了，因为我家中有多少藏书，我是没有细数过的，万一没有最低限度的1000册，岂不弄假丢人？马上打电话给已退休在家的妻子，叫她到书房去数一数。刚动过手术的妻子懒得去做这繁重的事，她只数了一个书柜的其中一层，有64册，再数数三四个书柜，得21层，如此便算出了“多于1000”的结论，还不包括散落于各处地面的书刊报纸。他还责备我：“你怎么不早说，上个月才买掉了几百本书和许多报纸呢！”得知“多于1000”这个数，我心稍安，起码达到资格线，不会给领导添麻烦。
中山市开展“十佳藏书家庭”活动，这很好，起码可以宣传读书的意义，推动市民“爱书、读书、用书”的风尚，这也是建设文化大市的其中有益的举措之一。我家能否评上，这是无关重要的，但要提名者提交一篇反映家庭读书、用书，以及家庭成员读书状况和对人生影响的文章，这就是一件不算轻松的事，这就让我明白了镇文化站领导为何把这“桂冠”戴到我的头上。
说到藏书，那要追溯到上个世纪。我家也属书香之家，父亲是个文化人，抗战胜利后定居广州，诗词书法俱佳，与诗词家阮退之、美术家关山月交游（阳江同乡），家中书籍尤其是古籍字画不少，可惜文革开始后，我家即被抄，几乎所有书籍被抄走，以后亦无下落。如今得以幸存而放在我家书柜的，是两部残旧的《词源》，以及两部同样是残旧的线装的《古文评注》，一册《鲁迅旧体诗笺》，算是我对父亲的纪念之物。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在雷州半岛农场务农，在那“革文化的命”的时代，除了《毛选》，几乎没有其他的可读之物，有一知青竟然藏有一册胡云翼编的《宋词选》，他离开农场之时将书送给我，此书伴陪我到现在，是我学习填词的范本。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迎来了文化的春天，出版业也很繁荣。其时我在湖北省当中学教师，工资虽微薄，只有四五十元，但买书的热情甚高。中国四大长篇小说名著，《红楼梦》售价3·45元；《西游记》3·40元，《三国演义》2·30元，《水浒传》2·95元。此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下册4·60元，《古代白话小说选》上下册2·60元。只要是喜欢的书，如蔡东藩的“中国历史演义”全部，我都尽量买回。那时，我还特别喜欢买一些外国文学名著，一套雨果的五卷本的《悲惨世界》，售价5·84元，一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4·30元，一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3·00元，一套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2·75元，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2·60元，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2·40元……除了买书，我还订阅了《羊城晚报》，以及《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小说选刊》《大众电影》等杂志。1985年8月，我调到中山市时，不忍将所买所订的书刊丢弃或送人，将它们装了六只麻袋，通过邮局寄到新学校，陪伴我至今。
在中山市工作和生活的20年间，商品大潮汹涌，各种享受娱乐纷至沓来，社会遇到了两三回“读书无用论”的冲击，加之书价上涨，买书读书的风尚日渐衰落，但我还是不改旧习，不时逛逛书店，买回一两本心仪的书，唐诗、宋词、元曲的不同选本，现代的诗词卷集，各类辞书尤其是人物辞书，如《民国高级将领列传》《黄埔军校三百名将传》《周恩来的革命历程》《我的父亲邓小平》，以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梁晓声的《雪城》等文艺书籍。
除了买书，我还订阅了《羊城晚报》《中山日报》《诗词报》《语文月刊》《读者》等报刊。
我的书刊还有另一个来源：就是广东诗词学会、岭南诗社、中山诗社、香港岭雅诗刊、中山作家协会、孙中山研究会的的赠书赠刊，以及广州诗词家吕君忾、蔡泰然，顺德诗词家潘根、伍学昌，中山诗词家李炳芬、刘居上、蔡宇元、廖国辉等文友、诗人、画家的赠书。于是，家中的藏书也日渐见多。
说到用书，那可以说上许多，只能简单提提。经常保持阅读的习惯，使我的知识不至于老化，在教师的岗位上还能做出应有的贡献。由于古典诗词的熏陶，我能在当代诗词界薄有名气，有数百首诗词作品刊登在各类报刊卷集。由于各种辞书和资料的帮助，我编著了《民国军政人物寻踪》《民国军阀派系谈》《中华历朝变迁简史》《悼亡诗里说风云》《文革死亡档案》等专著。由于孙中山文献以及《香山文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风起伶汀洋》等著作的帮助，我能在最近写出了近10篇长文在《中山日报》周六的专栏中刊登。
我的太太冯女士原在工厂工作，后来调到学校，被分配到图书馆当管理员。于是，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她，由于身处书海，也渐渐喜欢上阅读，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一本接一本地看，居然也“文化”了很多；天天浏览各地报纸，居然也略知天下大事。太太
在图书馆工作十多年退休后，喜欢上了《家庭医生》杂志，注意自己和家庭成员的保健
；喜欢报纸的“生活版”，学习如何煲老火靓汤；又喜欢上了报纸的“财经版”，因为那可以指导她通过电脑买卖股票。不过，股市变幻莫测，我常讥笑她，该买的不买，不该卖的卖。
两位双胞胎女儿，由于家中有不少藏书，从小亦养成阅读的习惯，从卡通、漫画，到《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再到《花季雨季》。由于
小学、初中学习成绩不差，两位女儿都在中山一中读高中。某天，大女儿回家说，语文老师赞她一篇作文写得好，说教书那么久，也没有见过写得这么好的学生作文
，赞得她都不好意思。读高中期间，她们也会买回自己喜欢的书籍，在她们的小书柜中，出现了韩寒的《三重门》，蔡智恒的《槲寄生》《夜玫瑰》《雨衣》，郭敬明的《幻城》《梦中花落知多少》，还有不少英语的故事书，以及英语的影碟、唱片。后来，大女儿考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小女儿考上广东药学院，大概和喜欢阅读不无关系吧。
由于书价的上涨，以及互联网的兴起，近年来，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阅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网络的容量无限，而查找方便，下载方便，打印方便，正以它的巨大优势冲击着传统的读书习惯，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的文稿，仅浓缩在10MB的一个文件中，可以省下多少买书的钱！我家也与时俱进，由一部电脑发展到现在的五部，我与两位女儿都用笔记本电脑，妻子守着两部台式机，一部显示着股票的上落，一部或听音乐或看新闻或看小说。
通过电脑进行阅读，固然有许多方便之处，但是，毕竟受到机器的束缚，比起在黄昏之时，靠在阳台的一把藤椅上阅读，或半躺在床上，听着轻柔的乐曲，就着淡黄的台灯光阅读，总觉得少了一些浪漫、洒脱和随意。
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只要保持着读书的习惯，你总会进步，你的家庭总会和睦温馨。
记住别林斯基的话：“好的书籍是最贵重的珍宝。”
（此文刊登于06年12月17日之《中山日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