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藏书好处多

 

      陈贤庆

 

今天,黄圃镇文化站的领导打电话给我,问及我家中的藏书数量,我随口答道:“一千多册吧。”那领导说:“那就推举你家啦!”及后我才知道,中山市举行第三届“十佳藏书家庭”评选活动,黄圃镇就推荐我们家。这时,我着急了,因为我家中有多少藏书,我是没有细数过的,万一没有最低限度的1000册,岂不弄假丢人?马上打电话给已退休在家的妻子,叫她到书房去数一数。刚动过手术的妻子懒得去做这繁重的事,她只数了一个书柜的其中一层,有64册,再数数三四个书柜,得21层,如此便算出了“多于1000”的结论,还不包括散落于各处地面的书刊报纸。他还责备我:“你怎么不早说,上个月才买掉了几百本书和许多报纸呢!”得知“多于1000”这个数,我心稍安,起码达到资格线,不会给领导添麻烦。

中山市开展“十佳藏书家庭”活动,这很好,起码可以宣传读书的意义,推动市民“爱书、读书、用书”的风尚,这也是建设文化大市的其中有益的举措之一。我家能否评上,这是无关重要的,但要提名者提交一篇反映家庭读书、用书,以及家庭成员读书状况和对人生影响的文章,这就是一件不算轻松的事,这就让我明白了镇文化站领导为何把这“桂冠”戴到我的头上。

说到藏书,那要追溯到上个世纪。我家也属书香之家,父亲是个文化人,抗战胜利后定居广州,诗词书法俱佳,与诗词家阮退之、美术家关山月交游(阳江同乡),家中书籍尤其是古籍字画不少,可惜文革开始后,我家即被抄,几乎所有书籍被抄走,以后亦无下落。如今得以幸存而放在我家书柜的,是两部残旧的《词源》,以及两部同样是残旧的线装的《古文评注》,一册《鲁迅旧体诗笺》,算是我对父亲的纪念之物。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在雷州半岛农场务农,在那“革文化的命”的时代,除了《毛选》,几乎没有其他的可读之物,有一知青竟然藏有一册胡云翼编的《宋词选》,他离开农场之时将书送给我,此书伴陪我到现在,是我学习填词的范本。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迎来了文化的春天,出版业也很繁荣。其时我在湖北省当中学教师,工资虽微薄,只有四五十元,但买书的热情甚高。中国四大长篇小说名著,《红楼梦》售价3·45元;《西游记》3·40元,《三国演义》2·30元,《水浒传》2·95元。此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下册4·60元,《古代白话小说选》上下册2·60元。只要是喜欢的书,如蔡东藩的“中国历史演义”全部,我都尽量买回。那时,我还特别喜欢买一些外国文学名著,一套雨果的五卷本的《悲惨世界》,售价5·84元,一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4·30元,一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3·00元,一套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2·75元,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2·60元,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2·40元……除了买书,我还订阅了《羊城晚报》,以及《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小说选刊》《大众电影》等杂志。19858月,我调到中山市时,不忍将所买所订的书刊丢弃或送人,将它们装了六只麻袋,通过邮局寄到新学校,陪伴我至今。

在中山市工作和生活的20年间,商品大潮汹涌,各种享受娱乐纷至沓来,社会遇到了两三回“读书无用论”的冲击,加之书价上涨,买书读书的风尚日渐衰落,但我还是不改旧习,不时逛逛书店,买回一两本心仪的书,唐诗、宋词、元曲的不同选本,现代的诗词卷集,各类辞书尤其是人物辞书,如《民国高级将领列传》《黄埔军校三百名将传》《周恩来的革命历程》《我的父亲邓小平》,以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梁晓声的《雪城》等文艺书籍。

除了买书,我还订阅了《羊城晚报》《中山日报》《诗词报》《语文月刊》《读者》等报刊。

我的书刊还有另一个来源:就是广东诗词学会、岭南诗社、中山诗社、香港岭雅诗刊、中山作家协会、孙中山研究会的的赠书赠刊,以及广州诗词家吕君忾、蔡泰然,顺德诗词家潘根、伍学昌,中山诗词家李炳芬、刘居上、蔡宇元、廖国辉等文友、诗人、画家的赠书。于是,家中的藏书也日渐见多。

说到用书,那可以说上许多,只能简单提提。经常保持阅读的习惯,使我的知识不至于老化,在教师的岗位上还能做出应有的贡献。由于古典诗词的熏陶,我能在当代诗词界薄有名气,有数百首诗词作品刊登在各类报刊卷集。由于各种辞书和资料的帮助,我编著了《民国军政人物寻踪》《民国军阀派系谈》《中华历朝变迁简史》《悼亡诗里说风云》《文革死亡档案》等专著。由于孙中山文献以及《香山文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风起伶汀洋》等著作的帮助,我能在最近写出了近10篇长文在《中山日报》周六的专栏中刊登。

我的太太冯女士原在工厂工作,后来调到学校,被分配到图书馆当管理员。于是,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她,由于身处书海,也渐渐喜欢上阅读,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一本接一本地看,居然也“文化”了很多;天天浏览各地报纸,居然也略知天下大事。太太 在图书馆工作十多年退休后,喜欢上了《家庭医生》杂志,注意自己和家庭成员的保健 ;喜欢报纸的“生活版”,学习如何煲老火靓汤;又喜欢上了报纸的“财经版”,因为那可以指导她通过电脑买卖股票。不过,股市变幻莫测,我常讥笑她,该买的不买,不该卖的卖。

两位双胞胎女儿,由于家中有不少藏书,从小亦养成阅读的习惯,从卡通、漫画,到《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再到《花季雨季》。由于 小学、初中学习成绩不差,两位女儿都在中山一中读高中。某天,大女儿回家说,语文老师赞她一篇作文写得好,说教书那么久,也没有见过写得这么好的学生作文 ,赞得她都不好意思。读高中期间,她们也会买回自己喜欢的书籍,在她们的小书柜中,出现了韩寒的《三重门》,蔡智恒的《槲寄生》《夜玫瑰》《雨衣》,郭敬明的《幻城》《梦中花落知多少》,还有不少英语的故事书,以及英语的影碟、唱片。后来,大女儿考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小女儿考上广东药学院,大概和喜欢阅读不无关系吧。

由于书价的上涨,以及互联网的兴起,近年来,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阅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网络的容量无限,而查找方便,下载方便,打印方便,正以它的巨大优势冲击着传统的读书习惯,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的文稿,仅浓缩在10MB的一个文件中,可以省下多少买书的钱!我家也与时俱进,由一部电脑发展到现在的五部,我与两位女儿都用笔记本电脑,妻子守着两部台式机,一部显示着股票的上落,一部或听音乐或看新闻或看小说。

通过电脑进行阅读,固然有许多方便之处,但是,毕竟受到机器的束缚,比起在黄昏之时,靠在阳台的一把藤椅上阅读,或半躺在床上,听着轻柔的乐曲,就着淡黄的台灯光阅读,总觉得少了一些浪漫、洒脱和随意。

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只要保持着读书的习惯,你总会进步,你的家庭总会和睦温馨。

记住别林斯基的话:“好的书籍是最贵重的珍宝。”

 

(此文刊登于06年12月17日之《中山日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