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预感到首都南京难保。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演讲。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杨森乘海军舰艇从南京沿长江西上，政府和党部各机关也陆续出发。11月26日，杨森一行抵达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虽迁到了重庆，但自南京陷落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实际上却在武汉。武汉失守后，其军政重心一度又迁移至长沙、衡山。直到1938年底，蒋介石及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才迁抵重庆。
抗战开始后，刘湘抱病出征，川政交由第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处理。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病故之后，王缵绪就想继承刘湘的军政职务并积极进行活动。蒋介石打算以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接任四川军政，但又担心四川的留守军人不满。后来，蒋介石听取了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的建议，让其实并不孚众望的王缵绪接任，以便随时可取代。3月，王缵绪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4月，代理四川省主席。为了进一步控制四川政局，蒋介石又于同年2月委任邓锡侯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不久，邓锡侯从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
王缵绪，字治易，四川西充人，1885年生。1908年，王缵绪考入四川弁目学堂，与刘湘、杨森等同学，后成为速成系重要将领，为刘湘统一全川立下了汗马功劳。王缵绪志大才疏，威望不高，当上省主席不久，逼走了省政府高等顾问张澜。他借整顿吏治和财政，任用亲信，排斥异己，使得不仅刘文辉、邓锡侯的保定系军人反对，就连刘湘速成系的军人也对他不满。面对这种形势，王缵绪只有进一步投靠蒋介石，以保住自己的地位。1938年7月，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成都一云南省主席龙云秘密签订了一个川康滇三省政治、军事、经济实行合作的盟约，以期相互支持，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宰割。事后，王缵绪全盘向蒋介石密电报告，使邓、潘、刘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策动川康军人反对王缵绪。1939年8月10日，邓锡侯等指使川康彭焕章、陈兰亭、刘树成、周成虎、谢德堪、杨晒轩、刘元瑭七师长倒王，发出通电，列举王缵绪十大罪状。同时，调动军队进逼省城。蒋介石乘此机会，以平息事态为由，劝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日，自兼四川省主席。到了1940年，蒋介石则把省主席职务交给了张群（兼成都行辕主任）。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人，1889年生。1907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年底赴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同学，并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元老及蒋介石的亲信。张群主政四川，意味着四川的政务完全由蒋介石中央所控制。留在四川而拥有一定实权的川军将领，则只有邓锡侯了。
邓锡侯，字晋康，四川营山人，1889年生。1909年入四川陆军小学，后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1年回川入川军。1912年入刘存厚部，逐升至旅长。1918年依附熊克武，升任第三师师长。1922年参与倒熊。后历任四川省省长、四川清乡督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是川军保定系第二号人物。1932年至1933年，参与反对刘文辉的战争。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病逝汉口后，邓锡侯便成了川中军界第一号人物，被蒋介石任命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邓锡侯从抗日前线回川任职后，除了策动川康七师长驱逐王缵绪外，对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属都能以他所说的“公、诚、和、信”四个字来对待，因而威信大大提高。为了抗日大局，他还要常常调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川康地区以及地方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动员四川军民支援抗战以及争取美国、印度对四川的援助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从重庆还都南京。邓锡侯仍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1948的春，蒋介石裁撤了川康绥靖公署，邓锡侯出任四川省主席，统兵权被大大削弱。不久，蒋介石要邓锡侯从四川调运十万石军粮和加征十二万名壮丁以增援胡宗南打内战。邓锡侯对蒋介石苛刻征调不满，担心造成官逼民反的局面，于是婉言拒绝。蒋介石很恼怒，加上邓锡侯处理学运不力，便强迫邓锡侯辞职“养病”。4月，蒋介石任其亲信另一川军将领王陵基出任四川省主席。
王陵基，字方舟，四川乐山人，1886年生。四川武备堂毕业，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四川陆军学堂副官、队官等。民国成立后，王陵基历任团长、师长、重庆卫戍司令、四川第五路剿匪总指挥、四川保安司令等。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六两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第七绥靖区司令、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着手实施所谓“安川应变”计划。他自恃有蒋介石为靠山，一上任就着手打破省政府派系分赃的办法，独揽省政大权。接着，他利用兼省保安司令职权，以主要精力整顿、扩充保安团。后来，他将保安团扩充到近二十个团。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但王陵基仍然叫嚣反共到底，誓不投降，并且打出“四川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在各县、市成立“自卫总队”。
与王陵基一样死心为蒋介石卖命的川军将领，还有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重庆绥靖副主任兼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孙震，以及王缵绪、唐式遵等。1949年春，蒋介石在三大战役和西北战场都遭到惨败，人民解放军又发起渡江战役后，为确保四川，特命胡宗南集团扼守川东北，宋希濂、罗广文兵团扼守鄂西北，孙元良兵团扼守川东大门，何绍周兵团扼守川南贵州，组成一道可谓坚固的西南防线。王陵基亦与驻重庆的杨森，驻万县的孙震组成一条成、渝、万防线，妄图保住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
1949年4月，蒋介石将西南绥靖公署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群出任长官。为了拉拢川军将领，他先后发表邓锡侯、潘文华、杨森、王缵绪、唐式遵为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并无什么实权，他们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崩溃已是指日可待，不甘心为蒋介石集团殉葬，他们与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都接到中共周恩来等的电报，望刘、邓、潘等川军将领率部起义。此外，民革、民盟及原川军将领熊克武、但懋辛、吕超、钟体乾、鲜英等人士都在四川召集旧部，做策反工作。刘、邓、潘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他们三人经常秘密聚会，商量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两个月的时间，蒋介石的西南防线便彻底崩溃。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惶逃往成都。为了作最后的顽抗，蒋介石派张群对刘、邓、潘进行安抚和拉拢，刘文辉等只作搪塞应付。12月7日，蒋介石在撤离大陆的前夕，又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刘、邓、潘到自己住地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在此紧要关头，刘、邓、潘于当天上午逃出成都，到达新繁县龙桥。蒋介石又派王缵绪从成都赶往龙桥，劝刘、邓、潘回心转意，但遭到严辞拒绝，王缵绪无功而返。为防止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刘、邓、潘又率部转移至彭县。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参加彭县起义的川军将领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田颂尧，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陈兰亭以及四川省财政厅长、省银行董事长邓汉祥等。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成都市冷寅东亦宣布起义。
除了上述人员，原川军将熊克武、但懋辛、吕超、余际唐、鲜英、钟体乾、罗泽洲、陈国栋、郭汝栋、邓国璋、陈家农以及尹昌衡、胡景伊等，1949年后都留居大陆。其中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唐、鲜英、钟体乾以及刘文辉、邓锡侯、范绍曾等，都担任了人民政府以及民革、民盟等的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邓锡侯曾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1964年逝世。熊克武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到1970年才病逝。刘文辉，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1976年才病逝。八十年代以前，这批人物已先后作古了。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一路剿匪总司令王缵绪，迫于形势，也于12月14日率部在成都起义。但王缵绪本人于起义后，以“年老”为词，拒绝参加人民政府安排的工作。1957年王缵绪潜赴深圳企图越境，被逮捕关押，1960年病死于监狱，是川军起义将领中最不光彩的一人。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二路剿匪总司令唐式遵，率部与解放军顽抗，后退往西康。1950年2月在西昌被台湾当局任为四川省主席。3月28日，在流窜至西康越崔县境内时被解放军击毙。
四川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陵基，负隅顽抗失败后，于12月25日化装成军医只身外逃，经乐山、宜宾，走到江安时被捕，成为级别最高的国民党被押战犯（上将省主席）。1964年12月28日获人民政府特赦。1967年3月17日在北京病逝。
能够逃往台湾的川军高级将领，只有刘存厚、杨森、孙震等。三人均担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等闲职。刘存厚于1960年6月病逝。杨森于1977年5月17日病逝。孙震于1985年9月9日病逝。
还想加上一句：曾在川军中担任过团长的刘伯承（四川开县人），以及参与过四川军阀混战的滇军将领朱德（四川仪陇人），还有在杨森部工作过的陈毅（四川乐至人），1927年后都成了共产党红军的高级将领，建国后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川系军阀的历史也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