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
冯国慈
一、前言
许久没有在我们的网站露面，可能朋友们都在关心我的生存状况了。文章百年事，本是苦生涯,
己有点畏难情绪,
加上今
年以来工作比较忙。重出江湖日久，病人渐多，加上气候不正常，疫病流行，上班就忙得手脚不停，就算偷得半日闲，也是精疲力竭，思路滞涩，处于类似电脑死机状态。去年朋友们提起下乡已近40周年，这段蹉跎岁月，虽已成追忆，也应由我们这些当事人责无旁贷提笔铭记。陈网主已身体力行,我虽有响应之心，而无行动的精力，近日见了文老先生写的奥运文章，顿觉赫然有愧。记得他曾说过几乎都忘了汉字是怎么写的了，就算出个豆腐干文章，也确是很难为他老人家，小弟就是更忙更累，也只得亦步亦趋，赶将上去—真个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记得伟人“故园三十二年前”一诗，印象挺深。三十年光阴，感慨已是不凡，何况知青上山下乡，眨眼就是四十年，心中思绪，亦不知从何说起。网上有位兄弟提过，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历史，如果自己都不去写下真实的回忆，恐怕将来会有别有用心的人去戏说篡改，弄得面目全非，九泉之下，愧对子孙。知青运动的前因后果和历史意义，恐怕不是我这个小小老百姓所能轻易探讨发掘，提升到一个哲理化的高度来阐发的，虽然力不能逮，也得竭尽所能，就算理论上于事无补，亦想把自己多年的下乡生活做个白描，或许能以某一个案某一角度来反映那一段历史的片鳞半爪,
正所谓“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
希望可供后人参考
。写作手法参照陈网主的结构，以示对这位领导人的敬意。这是摆得上桌面光明堂皇的理由，其实是想掩盖自己偷懒取巧的居心。
二、知青运动是中国那一段历史无可奈何的选择
记得我曾在“历史逆流”一文中说过：“劳动力向城市集中，社会财富向都市汇聚，即国民经济都市化、城市化，以求达到经济当量最佳规模配备,从而使各生产要素发挥效能最大化作用，这样的道路才是历史发展的正确道路”，即使英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圈地运动”，造成“羊吃人”—即纺织工业吞噬大量农村劳动力而伴随发生的血腥行为，也是经济发展过程带来的无情巨变、矛盾冲突所致，也可以说是前进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今天的开放改革，不也伴随发生了环境污染、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吗?这也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还是引用文化大革命时的一句套话“大方向正确”，那才是最要紧的。而那场“悲壮的失败的大迁徙”，首先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把那些建国以来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初具文化知识、正值青春年少、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生产力中最重要最蓬勃的精华部分分散到穷山僻野、边疆海防中去，大部分虚度了几年的光阴，磨灭了自身的棱角，在日复一日的劳作耕耘中消磨了斗志泯灭了理想。文化大革命毁坏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沉淀，而上山下乡又浪费了知识青年那宝贵的青春年华，实属建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政治上的荒谬和自相矛盾那就更不用提了。连当年我这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只因爱动动脑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荒唐事，那些雄图大略的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理论家们怎么就看不出来呢？我倒不是把这帮人看得这么弱智，根本原因就是中国薄弱的生态系统本来就容纳不了增加的劳动力，加上文化大革命原本就是一场大破坏，“一穷二白”
的底子又遭践踏，如何能安排连续六届（初高中）骤然增加的就业人口？政治上的险恶用心就更不用提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能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开火的革命小将说不准什么时候恍然大悟不再受蒙蔽，掉转枪头来个反戈一击，能把地球反转了的造反派，也能再次把世界颠覆过来。我们第一年下乡，不是叫我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要回来吗？怕的是造反精神犹存的青年学生，遭遇了贫困艰苦的生活现实，满腔的怒火如火山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喷发，回城集中在一起不成了一座大火药库了？加上有大串联的革命传统，一星半点的火花，瞬间可成燎原之势。好不容易把这帮刺头儿们送了出去，哪会这么轻易让你们再次汇聚？去得远的只能在海南、雷州半岛“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了。我们去得近的过了年初一跑回来，兄弟们一起上街，有个倒霉的小偷给我们碰上了，追上去一番拳打脚踢，几乎送了命。那时想的并不是见义勇为，只是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这倒霉蛋成了出气筒而已。
过了一年半载，造反精神消磨了，怒气也逐渐平息，也可能是懂事了，知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道理，思想逐渐转向自寻出路去也。记得那天在田心新村这个“梁山泊”里呆，突然听得文老先生（那时还是文小伙子）大放厥词：“我什么自由都不要！”，
顿时全场愕然，觉得出了叛徒内奸工贼狗奴才，那家伙才慢吞吞地补充：“我只要出境自由”，他是华侨子弟，回英国投亲靠友，至少有就业自由，生活无忧了，自然就有了其他的自由，可见自由也是金钱的奴隶，于是广东就盛行“非法探亲”。前几天重阳节，广州市政府自然又紧张了一阵子，几十万人上白云山登高，盛况连传统的春节花市也是不能比拟的。记得少时广州本无此例，解放以来二十年大家反封建破迷信，都忙着搞革命去了
，68年下乡前结伴到白云山游玩还是穷乡僻野，人踪少见。70年代初突然兴起重阳上白云，恐怕是知青的带动。其一是思想苦闷，登高转运以抒闷气；其二是上山拉练，以图壮举。重阳登高风气以前北方较盛，也只是遍插茱萸和喝酒赏菊，没有午夜上山扎营、餐风宿露以迎旭日之习俗。记得在田心新村这个八方英雄汇聚的梁山泊、瓦岗寨，也有人邀我上山宿夜，因为一无非法探亲之念，二来怕人多拥挤，从未一睹实况。但广州渐成民俗，害得政府官员年年紧张，累得疏导交通的民警繁忙，白云山公园的职工更是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只是有银两进帐，自然喜上眉梢，不知是否会对我们这些始作俑者感恩戴德？能够改变一个地区的民风民俗，恐怕是我们这一代人值得自豪的事。当时蓬勃的还有游泳运动，龙洞水库、白沙河畔都是红男绿女的练兵场所。我的游泳技术挺好，但心知是陪练的角色，常担任保护游技欠佳兄弟们女朋友的重任，也只是学雷锋而已。不知大洋彼岸现在悠闲喝咖啡的先生们，是否记得还欠着这笔保镖债务？只要有几个人想起，小子就飞黄腾达了。可惜的是广东的游泳成绩，却不见突飞猛进，可见群众运动与体育竞技水平,普及与提高都不是一码事，个中关系让专家去研究吧。
与云南知青拼死抗争才获得回城的权利不同，广东的知青算比较幸运，当局或者说当权派比较体恤民情，从72年开始，知青通过读书、招工、顶职等方式，悄无声息地回城，到政策比较开放时，回城数量剧增，使得当时的省市领导颇为头痛。还记得广州亦有一个专有名词—“八路军”。刚出校园的学生只能充当8角钱日薪的临工，因为大部分工作岗位暂要让位给回城知青，这也是佐证“知青运动是无奈选择”的依据。
三、知青运动的评价
我十分赞成“知青运动并非是没有收获的零”的提法，只不过这是绝对正确的命题，八二开、九一开也没有归零嘛!一切事物均有好坏的两面，这是辩证法的原则,
知青运动也不例外。负面比例重是可以肯定的，具体份额多少就难以评说了。
作为个人来说，我对务农原本没有反感，甚至颇有感情。困难时期，我在郊区读小学，那个特殊的年代，不但没有“革资本主义尾巴”，反而是号召生产自救，开荒种粮食，“小球藻”、“瓜菜代”、“双蒸饭”之类的时髦名词满天飞舞，睁开眼睛，就听到郭兰英唱的“南泥湾”，三五九旅抢先站在雷锋叔叔前面成了青少年学习的榜样。放了学之后，我就唱着“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
去扛锄开荒，尽管那个时候个子还没有锄把高，种下的玉米番薯豆角白菜，五花八门品种繁多。看着庄稼出芽、成长、抽穗开花和结果，挺有新鲜感。待到春华秋实的收获季节，那更是喜在心头，咬一口老玉米去上学，煮一煲番薯糖当宵夜，那滋味，至今回味无穷。那时节能填饱肚子是最高理想，能通过辛勤劳动达到理想是莫大的幸福，总之种庄稼那时挺有成就感的，出广州市区买的都是怎样种玉米、怎样种番薯的农业书籍，崇拜的偶像是米丘林、李森科，甚至理想也改成以后考北京农学院当水稻专家，以填饱天下黎民百姓的肚子为己任。长大以后，农忙时支农，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知道中国农民的真实生存状况，赶忙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洗脑，革命理想转到理工方面去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道大事不妙，上大学是连想也别想，当工人对我们这些战场上的失败者也是奢望，留在家里吃闲饭也不是没想过，不知是父母胆子小还是有经验，知道我是难逃一劫，但相对来说我家还算运气不错，大姐当辅导员留校，过几年弟弟毕业时下乡是模棱两可，可去可不去，身体不太好留了城，真是病得及时,第二年我也上大学回城了。一家团聚，功德圆满，算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幸运儿。
那时上山下乡面临的选择，无非是两条路，插队落户，到农场当农业工人。侨中的学弟学妹，许多怕进厨房，觉得做饭难，难于上青天，大多到雷州半岛的农场去，结果碰上了半夜割胶、蚊叮蛇咬更严酷的考验；图个当工人的虚衔，谁知碰上大会战、突击队，更大的劳动强度更艰苦的的磨炼；看上农场的固定收入，谁知这点收入填进肚子作超负荷运转的燃料还真省不下回家的路费；向往农场集体主义的生活，却遭遇更严格的管制和思想约束；觉得农场有国家的关照会有更大的发展前程，却面临同一平台更激烈的竞争。真是始料不及。
我之所以选择插队，潜意识可能是对陶渊明描述的桃花源的向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歇、鸡犬相闻,悠然自得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多写意，实际上也是对城市生活的留恋。当时定下的选择标准是“以广州市为圆心，尽量短的距离为半径划圆”,范围之内的就是我心目中的鸟托邦伊甸园，结果投亲靠友到了顺德北滘插队。这个地方出了中国首富—碧桂园主杨国强，品牌价值连城的美的电器，但当年还是水稻甘蔗鱼塘为主的落后地区。记得头一年生产队的工分值是49分，正好和我这个解放牌牛崽子出生年份相符合，那是一辈子都会记得的数字。这还是一级劳动力的收入，对于知识青年是可望不可及的，后来我评上二级，那已是心满意足的了。
我的选择看来大方向是对了，五年以后，我差不多是当地首批离开农村的幸运儿，而且能够泥腿子上大学。究其原因，一是竞争力较少，农场成千上万同样学历同样资历的知青，在同一平台上出头不容易，而农村环境分散，出名容易，当年我在知青阶层中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也为以后出人头地打下了人脉基础。二是分散的知青更能显现他们的文化优势，即使是在顺德这样经济较发达、文化基础较好比较富裕的珠三角来说，也容易崭露头角，学校、医务室、文化站、广播站、公社大队宣传队，知青很快就占有相当比例，这也给当地的文化事业带来清新的风格和崭新的气象，同时也给知青带来锻炼提高的机会。所以在人生的转折阶段，战略性的决策永远比战术性的安排更重要。
作为都市文明的代表，知青由于历史无可奈何的选择，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迁徙分布，使固有的相对落后的乡土文化遭遇了全面激烈的冲击，对于中国社会，对于知青阶层本身，对于农村这一片广阔的天地来说，影响是深远的；而城市文化的断层，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损失也是巨大的；这个重大的历史题材，留待历史学家去做专业性的探讨总结吧。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并没有边缘人的失落，本来就是蹲在城市的边缘，往来方便，用现在的名词套上去算是“中介”—城乡之间的中介。不过边缘却往往不一定是什么坏东西，边缘科学就最容易出成绩、出诺贝尔奖金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没有渐次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代人的失落感，因为我没有虚度光阴和自暴自弃。历史不会重复，人生也不会重复。我们奋斗我们努力，我们走过的足印就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给国家民族留下我们的贡献。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政治生态有了初步的了解，又经历了上山下乡的锻炼，对农村所代表的中国典型的落后的自然经济有了感性认识，所以在后来开放改革的关头，革命的思潮引起了我们的共鸣，“中国向何处去？”引起我们的思考，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让思想冲破牢笼”，我们经历的苦难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我们的苦恼和思索，奠定了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中国从封建主义走向民主繁荣的新时代的衔接者，或者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中介”。
我这样豪气，不排除是我个人的幸运,也可能是因为身处曾经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珠三角，感受到商品经济的潜在气息的熏陶，也感受到要求变革的潜流的巨大力量。一位老贫农曾告诉我，不要看现在墟头只有几间农资店百货店杂货店这样的破落，当年陈济棠治粤时，商店比踵并肩蜿蜒二三里，人们安居乐业、繁荣兴旺。当时还不能想象会有这样的盛况，也有点怀疑他是否披着贫下中农外衣的地主老财，或者是受阶级敌人的蛊惑大放厥词。后来查资料，发现解放前顺德鼎盛时期有120万人口，我下乡时才得60万，可见老人所述并非虚言.
开放改革多年以后我回乡问路，回答我的全是操普通话的外地人,
街上想听到正宗的顺德乡音也成难事，从而印证了现在的繁荣，也远远超越了顺德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原是播下跳蚤,
但收获的却也有龙种，城乡两种文化的冲击，给我们自身带来锻炼，也给当地平静的农村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不知谁怕谁”，我当时唱着这首革命歌曲时也涌起这样的疑问“这个世界应该是谁教育谁”？这个问题后来有了中庸的答案，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又去教育贫下中农的后代—跑进学校当老师去了。我在邓小平“复僻”时期考上大学，学生们也身受“复僻””之苦上公社统考，师生均同时折桂而归，算是我对得起父老乡亲，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学费。
说起来这段经历也是有趣。我执教鞭初次见面就对学生说，你们爱听不听可以睡觉，可以回家，就是不能说话搞小动作影响别人听课接受知识的馈赠。当时“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我们不是因为“书读得越多越蠢”才遭放逐的么？我教书还有什么积极性？但心里还是怀有“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所以有这样的开场白。有一天，一个学生冲破我这条底线，屡次警告无效，一怒之下冒着日后被人剃光头的危险，把他连人带桌扔到课室外去了。三十年过去,师生聚会上一条汉子走过来说：“对不起，我就是那个学生，几十年一直想找你说声‘对不起’，一直没有机会，请老师不要介意”。我的天，其实要道歉的应该是我，这样简单粗暴真枉为人师表，弄伤了人还该吃官司呢！这位已当了经理的学生说：“当年你教的文化知识，使我一生受用非浅，真要敬你一杯”，我当然开怀畅饮。叹道真个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年学校的师资差强人意，初中教初中，小学教小学，我是高中教初中，高人一等，桃李能够成林，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据研究历史的学者说知青走后，原来教师、宣传队、广播站等文化岗位的断层，多年才补上，可见知青下乡还是对当地社会有贡献的。
四、我的知青生涯
插队落户，对于我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离开学校，离开家庭，离开城市，孤零零的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繁重的农活、单调的文化生活，还有“扎根农村一辈子”一言九鼎的重压，使人喘不过气。起初每天晚上我都坐在村前那高高的小石桥上发呆。眼前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微风吹来，发出沙沙的低吟，月光如水，映在脚下的小河上，反射出粼粼的波光，凉风扑面，风景如画，面对如此美丽的田园风光，本来应该使人心旷神怡，长啸短唱。可是当时绝不会有这样的心情，倒是恨不得一头栽下水去淹死，了此残生。细想不对，正值青春年少，不能说了此残生，只能说了此今生，那就有点可惜，又想想自己是游泳好手，栽下去也淹不死，最多洗个凉水澡，徒闹笑话，因此作罢。
想了好几个晚上，方才豁然开朗：农民兄弟在这片美丽的田野上繁衍生息不知历经几朝几代，没有怨天尤人，小子何德何能，只不过幸运一点投胎城市，过了几天富足日子，已是上天眷顾，“安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小康人家那就更不用提什么千秋万代了。平等观念的栽种，可能由此而生。自此担泥挑谷，插秧割禾，不落人后。顺德是水乡泽国，划艇是基本功，不着要领，船儿就团团转。划艇费时费力，一放工，社员忙不迭地上岸跑了，剩下我慢慢划回去，也是练习机会。想想以前在广州游公园，北秀湖荔湾湖划艇得付钱，价钱还不便宜，却玩得兴高采烈，偏偏这儿倒成了苦差使，从此明白了游玩与谋生的天渊之别。北滘是蔗基鱼塘，年头时要潜水挖塘泥上蔗基作肥料，活儿重，水又冷，出水还成了一只泥猴子，天生好胜，渐不落人后。贫下中农很朴实，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是好猫，只要是干活卖力气，就是好青年。其实也没干几天农活，“共产党会多”是出了名的，突出政治时代更是如此，积代会、讲用会、忆苦思甜会，大会小会不同级别的同类型会我一个连一个，开得不亦乐乎，都不知天南地北了，不几天，还混上个民兵副排长，是我今生今世爬上的最高官阶，那又多了个民兵会了。不怕苦反而不用吃苦，这是我悟出的第一个人生哲理。一年以后我就进学校当老师，不敢说不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少有资格教育贫下中农的后代，将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一个层次。
农民阶层是封建生产力的代表，农村文化亦是保守落后封闭的文化，“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伟人其实是作了论断的，所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说法有点前后自相矛盾。记得初到农村，那时要搞“红海洋”，村里的墙壁都要写上语录。我算知书识字，去干这活儿，一不小心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写到了墙上，我的舅父经过顿时变了脸色，我才知道问题真的十分严重，他静悄悄地涂白了墙壁，重新再写上别的语录。他毕竟有生活经验，也不敢声张，语录嘛，换了也是大罪，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上纲上线也真是不得了。其实当时我也没有什么不服气的想法，那墙壁刚好够安排这段语录那几个字而已，没有反对改造的意思。舅父无声的行动，使我又有了新的感悟，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放在哪一个角落里可真的是大有讲究大有学问呀，当然那个时候，这种想法也是只能放在自己的脑袋里而绝不能掏出来示众的。
自此做人圆滑了许多，为捍卫真理而血战到底的倔脾气且置高阁，记得上初中时因为坚持“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真理而受批判，文化大革命因为反对“血统论”而带头支持“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去串连，有幸上了工作队“右派学生”的名单。下乡以后，收敛起了“为真理而斗争”一往无前的锐气，现实生活教育了我们，真理往往是权力的奴隶，起码有的时候是。什么人说的话是真理，真理要摆在什么地方才是真理，真是内有乾坤。文革常说广东盛产两面派，我是地道广东人，可遗传基因却没有发挥作用，倒是“失败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所以自始至终反对“血统论”，至今不悔。从此以后，遇到政治风波，虽不能置身事外，可决不再螳臂挡车。那时早请示晚汇报的荒唐也违心地随波逐流,讲用会上巧妙移植革命报纸多唱赞歌，不屑与小人为伍，却也不落落寡众。这符合中国政治的生态生存环境，自此人生路上挫折虽有，波澜不兴。只是磨平了青春的棱角，失去了年轻的锐气。奔腾的热血安上了安全阀得以控制，算是从青涩走向成熟了吧。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其实并没有说错，农村也是一个真实的社会课堂，多方位多层次多系统地向我们进行了现实主义的教育。这些宝贵的知识是愚民教育下的旧课堂得不到的，我还记得侨中那个信誓旦旦说三年饥荒没有饿死一个人的政治老师的丑恶嘴脸。在乡下，循规蹈矩的是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有一个老向我借钱不还的赖皮倒是个响当当的三代贫农四代乞儿。忆苦时说的全是大跃进日夜苦战的难熬，哭诉的都是三年自然灾害饿肚皮水肿病的惨状，叫我这个记录员下不了笔，真的写上去，全是地富反坏右反攻倒算的证据，或者彭德怀右倾翻案风的材料。而有资格发言的可全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身为受教育的对象，又有点师道尊严的框框，我自然不敢出言提醒，后来不知哪个比较醒目的的突然恍然大悟，想起要应该诉旧社会、解放前的苦，才不着边际的扯几句。一位相熟的老贫农，眯着眼回忆穿香云纱、摇着纸扇上茶馆的幸福时光是陈济棠治粤时代。当时直使我五雷轰顶、信仰尽失。当我们以一种崭新的立场和目光，去审视和清理我们在课堂上被长久灌输的一切，我们还会怀疑中国必得迎来一场开放改革大潮到来的期盼吗？当我们知道“让我们荡起双桨”有时候是十分痛苦的，前进的路上也并没有长满玫瑰花的时候，我们还会指望人生会有人给我们安排好一条康庄大道“让我们走在大路上”吗？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并不会时常都比蜜甜的时候，我们还不快快鼓动自己青春的翅膀去迎击风雨吗？
几十年来我再没有对自己的际遇抱怨过，因为我目睹了最底层的农民生活的困苦，几十年来我也没有放松过自己的进取要求，因为我知道，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也是等不来的，几十年我练就了不屈不挠的性格，因为知道熬过冬天才有百花盛放的春天。这一切都是上山下乡我们遭遇的青春困惑、遭遇的艰难挫折所结成的丰硕成果。
回城前一晚，知青们为我送行，参加宣传队的带了管弦乐家伙来凑热闹，一时人声鼎沸，歌乐飘扬。因为动静太大，那时形势亦紧，可能外地有知青闹事，不知哪位革命警惕性高的向公社告发，即派民兵包围。大队派员调查，一开门，全是知青积代会成员、民校教师、公社大队宣传队的人，都是有头有面的知名人物，杰出青年，只得讪讪而退，找好事者出气去了。我们这一班患难兄弟，留则为当地群众所称道，去则学业事业有成，读书上大学，自学也成材,工程师、医生、作家或经商办企业，都少有声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青春年华。
或许我的际遇比较好，顺德人的文化底蕴比较深厚。插队的地方破“四旧”拆了祠堂，拿最好的材料建学校。比大队部还要堂皇，我离开后，拆了起，起了拆有3—4次。现在的校园公园一样大，教学大楼十几层高，可见当地人对文化的重视。我下乡的时候还真是灰溜溜的，唯一安慰的是头上还冠有“知识”二字，而最后使我脱颖而出的亦是知识文化的优势。也是我的运气，能够碰上慧眼识英才的伯乐。主管学校工作的大队副支书，极力推荐我参加高考。当时公社5万多人只有4个名额，万里挑一的事，本来就不觉得有什么希望，只是考试特别顺利，有二科头名交卷，总分公社第一，想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文化基础本来就好，一直在学校泡着，考试自然是驾轻就熟。不承想名单初定以后杀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政治形势顿时逆转，凑巧我们这批考生中有一个又是生产队长又是党员干部，总分只有20来分，情况与张铁生相类似。有善于政治投机者，提出要树这个典型来与当时的潮流相呼应，取而代之的目标自然是我这个没有根基“独在他乡为异客”的知青。也是命不该绝，当时东方红卫星上天，举世震惊，工作组到基层征求意见，贫下中农拍案而起,“干革命怎么不要文化？没有文化卫星怎么上天？”类似言词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才见诸报纸，所以说农民虽不识字，心明眼亮得很。可见百步之内必有芳草，草泽之中，亦有英雄。那个在适当时候放上天去唱东方红的中国首枚卫星，成了我的福星，轻轻地扶了我一把，顺带送我上青云。当地群众对于知识文化的渴求和重视，体现在对待知识青年和老师的态度。初执教鞭原来图的是混一个安乐茶饭，想起文化大革命学生剃老师光头的暴烈，不由得想起“剃别人头者，其头必被剃”的报应，心有余悸，其时报上还月月讲、天天讲批“师道尊严”，要我从难从严去要求学生，全心全意去教导学生，从客观到主观都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可一开家长会，贫下中农一迭声的叫我严加管束他们的孩子，望子成龙之心，昭然可见。怪不得我一时火起把破坏课堂纪律的学生连人带桌扔出去,
也没有闯祸。
后来顺德起飞成为开放改革的“四小虎”。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思想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城乡文化思想的冲撞固然存在，在我下乡的这个地区，也体现了经济文化思想的融合。
五、结束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潮流，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文化带来巨大的破坏，给中国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也诞生了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高潮这个怪胎。这一代人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前程，失去了青春失去了深造的机会。可在失去众多的同时也收获了宝贵的东西，对领袖的盲从转化成政治的敏感，封建主义个人崇拜转化成对民主法制的追求。血雨腥风锻炼了我们的胆识，集会结社锻炼了我们的组织能力，艰苦生活磨练了我们的意志，贫困落后激发了我们改造世界的理想，社会的剧烈变动引起了思想的强烈冲撞，环境的激烈变化勃发了青春的活力。没有哪一代人经历过我们这样丰富多彩的变化，也没有哪一代人象我们这样得到变幻莫测的大结局。
“五四”运动促使大批青年学生到农村工厂去，开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先河，使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知青运动使大批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激发了城乡文化的交流和撞击，知识青年把文化和知识播放到广阔的天地，也在蹉跎岁月中锻炼成长。
得失成败，谁人曾与评说？我们失去了春天，可是收获了秋天；我们失去了青春，可是得到了成熟；我们经历了磨练，却换上了坚强；我们遭遇了陌生，却开启了勇气；我们出离了愤怒，因为得到了睿智。
失去的已经失去，得到了的我们要倍加珍惜。我们这一代人，告别了难忘的昨天，更应该珍惜美好的今天，憧憬更灿烂的明天。
谨以这篇文章，祭奠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祭奠我们曾经灿烂的青春年华。
2008.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