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车村走出的林守基
陈贤庆
2013年9月，笔者在台湾旅游期间，见到了居住在台北的九叔九婶以及四位堂妹，还意外地了解到堂妹们的母亲、外公、外婆、太婆等的故事。因他们都与中山南朗大车村有关，通过九婶以及堂妹们提供的信息，写成此文，为大车村早期外出打工者的追寻和研究提供一份较详细的信息。
文章要从九婶的父亲林守基讲起。
大车村林家兄弟
广东香山县南朗镇有个大车村。大车村与孙中山生活过的翠亨村并不远。在近代，大车村曾出现两次打工潮。第一次是清朝末年，大车村一些村民饱受封建社会的剥削，纷纷出卖劳力，甘愿被“卖猪仔”到美国、马来西亚、秘鲁等地当苦力，这次打工潮出外的大车青年，绝大部分随着“饭碗”定居当地，并开枝散叶，于是，大车村又成著名的侨乡。这次外出打工的人中，便有林乐基、林业基、林守基兄弟的父亲。
林守基出生于1898年，母亲早逝，父亲和大哥林乐基都去南洋巴达雅经营橡胶生意，大哥还娶当地女子为妻，林守基则由二哥、二嫂抚养。后来，二哥林业基也到南洋。林守基由二嫂带大，他后来曾回忆：二嫂过年过节回娘家，都还背着他回去呢！到了上世纪50年代，印度尼西亚发生排华运动，林家的子、孙辈又回到大车村生活。
大车村第二次打工潮出现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饿殍遍野，大车村一班青年为求得温饱，便投奔唐山、上海、武汉等地打工又或投资小本生意，并在当地落叶归根，于是，早期大车村又成了一条“打工村”。而在外出的青年中，便有林守基本人。林守基十几岁便跟随乡人到上海当学徒，学习修理机械。
到上海学艺
林守基十几岁就离乡背井到上海当学徒，临行前，家乡的亲戚朋友都笑他无法吃苦，一定撑不了多久就回来了。林守基初到上海，果然严重的水土不服，上吐下泻还发高烧，一想到家乡亲友瞧不起的嘴脸，又不愿意返家。这时，他认识了一位同乡徐姓妇人。徐氏嫁给香山县南朗镇崖口村相当富有的大户人家谭家，为谭公的三姨太，至于谭公的具体名字，后人已不知晓。而徐氏也只能以谭徐氏称之。谭公从广东香山到上海发展，他的子孙辈目前仍在上海从事医药和针灸方面的事业。谭公的二姨太生下双胞胎女儿后就逝世了，双胞胎女儿交由谭徐氏抚养，谭徐氏自己并没有生孩子，后来双胞胎女儿迁到香港居住，都信奉基督教，是不拜祖先的，这与谭徐氏的传统观念不合，所以谭徐氏便认了同乡少年林守基为干儿子，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养死葬”。于是，林守基改名林桂沼（下文沿用族名林守基）。当谭徐氏了解了干儿子的病情，就派人回广东取一把故乡的泥土，放在水里或食物中给林守基食用，一周内，林守基的病症就痊愈了。不久，林守基学成后，到某英商机械公司工作。
林守基在上海认了谭徐氏为干妈后，生活上有了依靠。到了1921年，林守基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他在上海也认识了一些较时髦的女子，但是，干妈不喜欢他在上海交往的女友，回家乡南朗选了一个女孩来相亲。此女子名叫许琇球，生于1906年，比林守基小8岁，没有缠小脚，据她后来跟孙女们说起过，1912年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回家乡时，家乡人民夹道欢迎，她也在欢迎人群中。1922年时，许琇球刚满17岁，被谭徐氏相中，带到上海，嫁给从未谋面的林守基。次年，1923年，许琇球18岁就生了大女儿锦珍；1925年，长子志斌出世；1927年，生次女美珍；1929年，生三女崎珍；1935年，月珍来到人世间；1938年，生次子志成；1941年生下小女儿，因为不想再生了，所以取名满珍。身为七个孩子的母亲，应该含辛茹苦、忙得精疲力竭了吧？其实不然，因为谭家的生活相当优越，作为儿媳妇的许琇球在上海过着舒适的少奶奶生活，家中有四个丫环可供差遣，名唤春桃、夏荷、秋菊、冬梅，不但不用操持家务，一早起床就有丫环伺候更衣梳头。但许琇球并非什么也不不会做，她有一手好针线活，女儿们的绣花鞋就是她亲手缝制。
抗战前，林守基一直在上海外国公司担任工程人员，和外国人一起工作，所以他虽不会写英文，但会说英文。并养成拿拐杖、戴帽子的洋派作风。林守基曾受命到日本承接一项修筑长崎大桥的工作。林守基事后常夸耀这件事，说日本人无法打造桥墩，是他带一批工程人员，穿了防护衣潜到水下，排除万难才完成的。在长崎修大桥期间，他的第四女儿出生，所以取名“崎珍”。工程完成回上海后，1935年，接近中秋，林守基的第五女儿出生，所以取名“月珍”。
抗战逃难的日子
1935年，月珍出生后不久，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全面侵华，战火燃至华北、华中。此时，林守基虽已人到中年，但国难当头，亦匹夫有责，到杭州参加了空军部队，负责飞机的维修工作。开始，林守基一家还可以躲在上海“孤岛”生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亦沦陷，林守基也随部队南迁到广西桂林空军基地。谭徐氏、许琇球两位妇人则不得不携带着儿孙们，南下广东，回到了故乡中山县。她们在南朗某村居住避难，那里是林守基干妈谭徐氏的娘家。开始，还能过上平静的生活，但是，两年后，日伪侵扰中山，他们只得再次逃难。大女儿锦珍已经嫁人，没有随行。经过千辛万苦，她们一行逃到广西桂林找到林守基，暂时过了一段安稳的生活。
大概1943年，桂林的空军基地也遭到轰炸，林守基所在的空军部队离散，他只得另寻生路。林守基怕误了适婚年龄的次女的终生，将次女美珍送到香港亲戚家寄住，而带着干妈和妻子儿女逃难去贵阳投靠挚友——当时担任公卖局局长的孙育才先生。刚开始还有火车坐，岂料火车行到半途，黔贵铁路被炸，他们只能步行，加入逃难的人潮，沿着西南公路往西行。在路上，他们身上值钱的珠宝金饰被人抢劫一空，白天躲空袭赶路，晚上睡在阴暗潮湿的田地里，经常饿肚子，小儿子志成和小女儿满珍刚开始还会哭，到后来连哭的力气都没了，要靠林守基和大儿子志斌去打零工换来一些粮食如花生、瓜子等裹腹。年少的月珍对当时的情景已有记忆，她后来回忆说：“国军怕日本人攻进村子，不得已炸桥毁路，好几次他们刚过桥不久，桥就被炸毁了，她回头一望，人飞到半空中然后坠落河里，就像下饺子一样。后面的人因为被推挤，无法停下脚步，纷纷掉进河里。这惊险的画面，一辈子也无法忘怀。”
逃难的时间超过大半年，天气转凉，他们不得已只好脱地上死人的衣服穿，月珍说她曾脱到一个看似已死，其实一息尚存的人的衣服，那人忽然睁大眼睛抓着她的手，9岁的小孩吓得说不出话来，其他人连忙赔不是，直到那人自己松手为止。年迈的谭徐氏在走路途中被别人的推车撞伤脚，林守基刚开始背她走，后来找到一个箩筐和扁担，将她放在箩筐中，林守基和大儿子志斌扛着，行李大部分由许琇球和女儿崎珍负责背，月珍背着3岁的妹妹满珍，6岁的小儿子志成则牵着载外婆谭徐氏的箩筐自己走，当他走累了，也吵着要坐在箩筐内，林守基说：“你不自己走就没饭吃！”，志成只好乖乖的走。经过的逃难者对林守基说：“你们这样有老有小的，还扛着一个箩筐会走得很慢......如果不丢下老人家或小孩，可能全家都会没命......”但林守基不予理会。
好不容易走到贵州，身体一向很健壮的时年15岁的崎珍染上疟疾，忽冷忽热又没药吃，最终过世了。当时是1944年冬至前后，因为怕传染，当地人的处理方式就是：用草席捆一捆放水流。走到了贵州独山，谭徐氏也终于熬不住，生病过世了，林守基找来一把铁铲，在独山满是硬石子的地上挖个坑，埋葬了干妈，遵守他当初“生养死葬”的诺言。只是，他们都万万没有想到，谭徐氏是如此死去，如此埋葬！他们最终逃到贵州，一行人见到孙育才先生时，个个都像衣衫褴褛、肮脏落魄的老少乞丐……
之后，孙育才安排林守基归队，空军部队后来去到重庆，林守基携家带眷随部队迁到重庆。幸而这次可以坐上汽车。但是，到了重庆之后，生活依然艰苦，还要几乎天天躲避日寇的飞机轰炸。好不容易才盼到抗战的胜利，林守基随着部队迁回上海的空军基地，家人也回到上海生活。
林守基的儿女们
林守基夫妇在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但是，大儿子志斌留在贵阳林务局工作，1949年后留在大陆，生有四个儿子，直到去年2012年离世。终其一生都未曾再见父母，这也是始料未及的。至于志斌四位儿子的情况，台湾的亲人至今对此一无所知。
林守基的大女儿锦珍1941年18岁结婚，嫁给冼姓人家，育有三男二女。1949年后留居大陆，住在广东，与台湾的亲戚一直没有来往。文革期间，因有亲人在台湾，锦珍的儿女们饱受折磨，大儿被抓去关押，二儿、三儿害怕被抓，偷渡到香港，大女儿后来也到香港定居。1984年，锦珍的儿女曾回过大车村，在族人林润通和林锦来的家人指引下，找到了林家兄弟早年住过的老屋。老屋由林守基的侄孙辈看管。老屋附近就是林氏大宗祠，宗祠内的族谱有林守基兄弟的本名。2013年3月，锦珍的大女儿带着25岁的女儿到台湾，才与月珍的女儿贤婷等见面餐聚，有了初次的沟通。锦珍于2012年8月已经去世。
在抗战逃难期间，林守基怕误了二女儿美珍的婚期，将她送往香港，她不但没有结婚，还热衷于传教（天主教），1949年后回到台湾，依然住在教会，四处传教，林守基曾一度担心二女儿会当修女。后来她与一位童姓教友结婚，二女婿是高中老师，四川人，林守基有些失望，希望女儿嫁广东人，但是一想：嫁给四川人，总比当修女强，也就欣然接受了。美珍婚后只生一女，住在屏东县东港镇，与妹妹月珍一家最常往来，大年初二，月珍回的“娘家”，就是东港的二姐家。现在，美珍丈夫已去世，美珍和女儿同住台中，已年老失智。
随林守基夫妇到台湾的，有四女儿月珍、小儿子志成、小女儿满珍。他们都在屏东渐渐长大。1961年，志成结婚，迁居台北，太太是上海人，婚后育有二女二男。
1963年，65岁的林守基退役退休。这一年，女儿月珍结婚。有关月珍的婚事，另节叙述。
1965年，轮到小女儿满珍结婚了。丈夫是一位飞行官，广东信宜人，黎姓。夫妇俩也住在台北。次年，满珍生小孩住院，林守基夫妇到台北照顾。之后，他们便长住台北。当年，从屏东到台北要坐8小时的火车，因而，月珍夫妇和孩子们与北部的亲戚见面机会就不多了。
林守基的陈姓女婿
有关四女儿月珍的婚事，颇有戏剧性。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爆发，三年后，国军战败。1949年秋，林守基以及家人在上海匆匆乘军舰随着部队迁来台湾，空军机场在屏东，所以，他们家就住在屏东。
军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去处，像浮萍一般居无定所，因而，林守基的四女儿月珍害怕嫁给军人，不想再四处飘泊。然而，命运却让她认识了一位军人。
某天，林守基先生邀请一位叫叶龙的同乡到家中吃饭，叶龙带来另一位老广，那便是我的九叔。
九叔1928年生于广东阳江县一个农家。1949年夏天，20岁，在家乡阳江县高中毕业后，到广州长兄处落脚，准备报考广州的大学。偶然机会，他见报载国立长白师范学院在广州提前招考新生。经考试，便到了海南。谁知，半年后，整个大陆风云变色，九叔不但不能回家，还被迫远走台湾，从此与兄长海峡相隔。
九叔到台湾岛后，才知道台湾教育部决定所有大陆迁台大学一律暂时停办，同学们各奔前程，他无亲无故、无家可归，对未来茫然惊恐。为了生存，只得响应当时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救国”，参加了部队。
在台湾，某次在火车上，林守基认识了中山同乡叶龙。那次，林守基邀叶龙来家吃饭，叶龙带上了我九叔。九叔当时在部队服役，可能是没钱买便服穿，去别人家作客还穿军服，林守基的女儿们，包括还不到20岁的林月珍，见到这位穿军服、说话结结巴巴、还会抓抓痒（可能皮肤干燥）的年轻人，不但没好感，还躲在帘后笑他。可是林守基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虽然口才不好，说话不多，却是很好的听众，林守基讲故事给我九叔听，九叔的记性又好，记住林先生说过的辉煌历史，还适时提问，所以两人很投缘。此后，九叔成了他们家的常客。
1956年，已是上尉军阶的九叔得知教育部正办理最后一次大陆迁台青年学生复学事宜，机不可失，即报请国防部给其复学机会，终于如愿以偿。于当年10月分到省立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二年级寄读。他的大学生涯异常艰苦，缺乏经济来源，食无鱼肉，居无定所，出无车骑，但是，他克服了种种困难，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他在花莲女中任教1年、潮州中学任教3年。此时，林月珍学成之后，在屏东空军子弟学校教书。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九叔刻意转到屏东中学任教，目的是接近林守基的女儿林月珍小姐。他和林月珍小姐认识七年后的1963年才结婚，就这样，林守基得到了一位陈姓的女婿。
1964年，月珍的大女儿贤婷出生，刚退休不久的林守基正好可以弄孙为乐。林守基常常在傍晚帮孙女洗好澡，身上扑了白白香香的痱子粉，然后推着她出门散步。街上的小孩，想伸手摸孙女，林守基会喝斥他们：“不能摸！已经洗好澡了！”孙女一岁时骑小木马，摇着摇摇着小脚就伸进木马的缝隙中，因角度不对，小脚拔不出来，一直哭，林守基急忙把木马下面的木板拆了，拯救了孙女的小脚。
其后几年，林守基又添了贤玉、贤立两位孙女，但他看不到月珍最后一位女儿贤芬。1971年，林守基在台北逝世，享年73岁。身后葬在台北坟场。此后，每年的清明节，月珍夫妇及其女儿们便到台北扫墓。许琇球则一直住在小儿子家，帮忙带孩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志成一家和满珍一家先后移民到美国纽约，许琇球随志成同行，一直照顾小儿家的孩子。2002年，许琇球96岁，在纽约逝世。志成回台北替父亲林守基捡骨，烧化成灰后与母亲合葬于纽约西来寺坟场。
尾声
2013年12月末的某天，笔者在友人的引领下，亲自到大车村。在两位村干部的陪同下，参观了南朗镇这宁静整洁的村子。立于村子中央矗立着醒目的林氏大宗祠。一块古老的石碑仍在，许多字已模糊，但“道光二年”的字迹仍清晰可辨。据村中老人说，现在这大宗祠改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大宗祠与其他村子的祠堂不同，它居然有两层楼，外面是一个宽广的庭院，中西合璧，既有中国古老祠堂的内涵，又有南洋建筑的影子！由此可见，上世纪初，大车村人已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在外公务的村支书，知道笔者的来意，特地打来电话，请我向台湾的亲戚转达乡人的意思，诚挚邀请九婶她们方便的时候回家乡一行。
我知道，堂妹们也对中山南朗这个祖辈、母辈们生活过的地方很感兴趣，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到祖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