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陈贤庆

            何为悼亡诗?就是悼念亡人的诗。悼亡诗,古而有之,写得好的悼亡诗,当然可以流传千古。唐朝元稹的三首《遣悲怀》,是悼念亡妻的,元稹的人品官品不算很好,但是对亡妻的悼念之情,却催人泪下,今抄录于此,也让读者体味赏识。其一:“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藎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其二:“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其三:“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这三首诗有点深奥,但深切怀念亡妻之意,还是可以体会到的。宋代苏轼有一首悼念亡妻王弗的《江城子》词,比较浅白一些,词云:“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这首词,称之为千古绝唱,也不过份。

              诸位看到这里,恐怕心生疑惑,你这是干啥?妻子好好的,怎么扯到那里去?是的,如果我再不作说明,恐怕要出问题了。我在数十年间,写过 不少诗词,自编为《水沫集》,诗词的水平很一般,但总能记下自己人生的点滴。《水沫集》中的作品,有些是悼念亡人的诗。那些亡人,当然有我的亲人,如父母,舅舅等,但是大部分,却是一些我知道他{}而他{}不知道我的人,如一些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些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虽然逝者本身,包括他们的家属,都不知道有一位渺小的人物,写过诗歌去悼念他们,但是这并不重要,我觉得他们是我尊敬和崇拜的人,没有谁吩咐我去写或强迫我去写,但我觉得我应该写一点,以表达我的心愿。 算至2010年,计有近240首,就是说,我自觉地写诗歌悼念了二百多人,真是“多情应笑我”了。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我再翻阅自己写过的悼亡诗,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以及文革结束不久写的悼亡诗,颇有慨叹。我所悼念的,当然多是好人,但也有些逝者,如林彪等,谈不上悼念,但也有诗歌记其死事,表达“骨朽人间骂未消”的历史一刻。更为有意义的是,有些逝者,如康生、谢富治等,由于我当时身在雷州半岛的山林之中,很难洞悉外面的政治风云,再加上愚民政策的毒害,竟也弄到整个人妖颠倒,黑白不分,深感惭愧,从悼亡诗中可见一斑。这种可悲的现象,也是很值得反思的。对于那些在十年浩劫中遭受迫害而死或忧郁悲愤而终的政界名流,如溥仪、李宗仁;革命家,如周恩来、彭德怀、陶铸;文艺家,如老舍、傅雷;体育家,如傅其芳、容国团;普通党员,如张志新等,我已感到,光是一首简单的悼亡诗,实在不足以表达我心情。于是,我从悼亡诗中,选择 了其中数十首,谈谈写作的背景,再评说逝者 及其他,日积月累,便弄出了一组文章来。这组文章,也不知该属于什么体裁,我实在也顾不上了,就给它们一个标题,叫悼亡诗里说 忠奸》。

     这批文章 ,不能说毫无意义,但是,它们都写于10年甚至20年之前,也就是说,作者的认识水平是10年甚至20年前的。现在要将它们出版,当然可以作很多修改,但是,我想保留“历史原貌”,不作什么修改。错误之处,疏漏之处,或说得不得体之处,那就由我自己承担吧。

                     

一、溥仪——你的后半生如何?

                                (一) 悼溥仪

       清朝末代帝王儿,伪满登基附寇时。改造十年胎尽脱,公民含笑世间离。

                                                           1967年10月

                                  (一)

      这一首诗,稍有文化的人都会知道是悼念清朝末代皇帝、又从皇帝改造成新中国公民的溥仪的。只不过,读者可能会笑话我,一个无名小辈,竟为“大人物”写悼亡诗,似乎身份不符,这些,我就不予理会了,谁都会有少年无知狂妄的时候。

       在1964年以前,人们对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认识不会太多,只知道他1908年三岁时登基,1911年辛亥革命后退位,但按当时的协定,仍可保持皇族的特权居住在紫禁城;1917年张勋复辟时又被推上帝位数天;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被驱逐出紫禁城,居住在天津;其后,于1931年在日军策划下潜入东北,任伪满洲国执政及皇帝;1945年日军投降后被苏军俘虏,囚禁于苏联;1950年8月被移交我国,囚禁于抚顺;1959年大赦时获释放,回到北京,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等……一般人知道的溥仪,大概就是这么多。

       1964年3月后,在中国的大小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厚达五百多页的、内容非同一般的书——《我的前半生》。这是溥仪所写的书,是当时不可多见的书。记得当时,我也在永汉路(即今之北京路)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津津有味地阅读。从书中的记叙,我又得知,溥仪是满洲正黄旗人,爱新觉罗氏,醇贤亲王载灃之子;他有汉名,字浩然,笔名植莲;他还有英文名Henry。从书中,我们知道了他的家世,他在清宫中的生活,他的复辟梦以及他当傀儡皇帝的经历。尤其精彩的,是他“从疑惧到认罪”到“接受改造”的过程。只可惜,在“文革”中,此书连同其他的书籍,被造反派当作“四旧”搜去。1980年末,此书又得再版,其时我在湖北,当即又购买一本,定价为一元九角五分,此书保存至今。

                                      (二)

      能够当上皇帝,一般人都认为是天大的好事,然而,当宣布立溥仪时,醇贤王府太福晋、溥仪的祖母则大哭着说:“杀了我的儿子(指光绪帝),又来害我孙子!虽有皇帝的虚名,实际上是终身监禁!”就这样,溥仪当上了皇帝,却被监禁了数十年。1945年,尤其是1950年被押回国后至特赦,溥仪是被监禁,然而却是他走向新生的开始。1959年12月,溥仪与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俊泉等原国民党的将领作为被改造好的在押人员获得第一批特赦,走向了新生。一个封建皇帝,在新中国被改造成一位普通的公民,娶了一位平民妇女为妻子,组织了一个小家庭,并心悦诚服地写出了自己过去的罪行,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对自己的宽大和改造,使之成为了一本具有世界影响的书,这是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大胜利,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如果在其后的日子里,这位公民平平安安地、快快乐乐地活下去,活到七十岁八十岁再离开人世,那该多好啊!只可惜,他走向新生,成为一位自食其力的公民的日子太短了!

       我的诗的前两句写他的两度做皇帝,第三句就是写他的思想改造,脱胎换骨,这都没有错,惟独是第四句,写他的逝世,就不那么准确了。“公民含笑世间离”,他是“含笑”地离开世间的吗?在《我的前半生》出版两年后,也就是溥仪当了六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后,1966年5、6月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那是一场善良的人们无法理解的“革命”,那是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贺龙、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都无法理解的“革命”,刚刚过上正常的人间生活的溥仪,又如何能理解?!面对着凶神恶煞而又高喊着革命口号的“红卫兵”,溥仪脆弱的神经断裂了,尽管有周恩来费尽心思的极力保护,也难以把他放进保险箱中;被长期的不正常的宫廷生活掏空了的身子,此刻迅速地诱发各种病变,一年后,即1967年10月17日,他在北京的医院病逝,享年60岁。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那一场“革命”,那位由皇帝脱胎换骨而成的公民,还可以为共产党作几年活的宣传材料,可惜“革命”过早地毁了他。而这些情况,我在1967年间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诗中的第四句,是不够准确的,为保持历史面貌,不作改动也罢。

 

                                  (三)

      溥仪逝世时,恰逢乱世,各地区的“派仗”战犹酣,难以为这位“公民”好好地料理后事,仅在报上发一简单消息;打倒“四人帮”后,大概党和政府觉得这么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在“文革”期间就那么悄然逝去,连个象样的追悼会也没有开,不利于统战工作,于是,就在1980年6月,以全国政协的名义,为其举行了追悼会。他那本称为“龙骨”的遗骸,早已烧成了灰烬,原本存放在哪儿我不得而知,或许由其遗孀李淑贤女士保管,而此时,盛着他那骨灰的盒子,得以移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不致于流落民间。溥仪的骨灰盒上题写有墓志,那是应李淑贤和“皇弟”溥杰之委托,由一位叫贾英华的先生于6月2日捉刀写出的。

      1962年5月1日,溥仪在热心人的帮助下,与当护士的李淑贤结婚,享受了五年的家庭生活。溥仪是离去了,但留下了李淑贤。“文革”后期,李淑贤与贾英华做了邻居,贾英华得以出入李淑贤的家,除帮助料理家务之外,贾英华看遍了溥仪的藏书,又主动整理了溥仪的遗物和日记、文稿,并从李淑贤的叙述中,获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溥仪的轶事,这使他后来成为晚清史研究学者及作家,他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续补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四)

     还要提到的是,溥仪虽已死去三十多年,然而,他的名字仍不时出现在报刊,而他的故事,又是最好的影视题材,1985年,香港著名的导演李翰祥拍摄了电影《火龙》,说的就是溥仪的故事。不仅如此,与溥仪生前有关的人,也可以借溥仪之名出名。1984年,作家王庆祥帮助李淑贤整理出版了她的回忆录《溥仪和我》,此书发行100多万册,说明人们对溥仪的关心。如此一来,李淑贤也成了新闻人物,虽然她已作古,今天,有关她的“内幕新闻”仍不时见诸报端。在满洲时,溥仪立了一位平民女子李玉琴为“贵人”,1956年,李玉琴与溥仪离婚,还其平民身份,1961年与一姓黄的男人结婚,次年生子。1989年夏,又是王庆祥帮助李玉琴整理出版了她的回忆录《中国最后一个“皇妃”》,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上述两书先后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而中国最后的这位“皇妃”,也于今年4月24日逝世,报纸也作了报道,如果不是原来当过“贵人”,谁会费此笔墨?近日又见有消息,贾英华又推出新作《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溥仪和李淑贤的绝对“私隐”,进一步大白于天下。

        哎,有关溥仪,不知还会说上多少年?……

 

                            

二、李宗仁——回归祖国的喜与悲

 

                                  悼李宗仁

      桂粤兴兵统大军,穷途暂代蒋家身。回归轰动辉煌史,伴尔仙游入远云。

                                                                     1969年2月

         

                                       (一)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县西乡人,1891年生,当代的青少年对于这个名字显然是感到陌生的,或许历史教科书上会出现过一两次,但不知他们能否记住。1965年以前,当我还是个青年学生时,我对他也知之不多,只是在《毛选》的战犯名单中会找到他的名字,在纪录片《光明与黑暗的决战》中能看到他作为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时的模样,皆因当时对国民政府的人物,是很少有作正面宣传的。知道他还是北伐战争时北伐军第七军军长,抗日战争时台儿庄大捷的中国军队最高指挥官等,则是以后的事了。要详细了解他的历史,还得看看他的《李宗仁回忆录》一书。

 

                                   (二)

      1965年7月18日,一个普通的、炎热的夏日,然而,就在这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在旅居美国十余年之后,毅然冲破种种阻力,回到祖国怀抱!至于李宗仁是怎样冲破重重阻力,回归祖国,这要从程思远五上北京谈起,那是电影和电视剧的绝好题材,非我这篇短文所能叙述。

      7月18日上午7时,李宗仁及夫人郭德洁、秘书程思远等乘坐的波音707客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受到陶铸、赵紫阳等领导人的欢迎。李宗仁感慨地说:“十六年前,我飞离广州的时候,万想不到会再回来;可是世事变化常常出人意外,由于祖国的呼唤,今天我又回来了。”在候机大厅用早餐,李宗仁夫妇尝到了十六年来第一次享受的广东点心和“及第粥”,真正感受到回到了家乡。

      上午11时,飞机到达了上海虹桥机场,李宗仁夫妇受到了亲切关怀和直接安排而使得他们得以回归祖国的周恩来总理的热烈欢迎。前来欢迎的还有陈毅副总理、叶剑英副主席、陈丕显第一书记、曹狄秋市长等。

      20日上午11时,李宗仁夫妇从上海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北京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令步出机仓的李宗仁热泪盈眶。前来欢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陈叔通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国民党起义将领李济深、程潜、溥仪、傅作义、杜聿明等纷纷上前与之会面;尤其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由他派遣的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卢郁文、李俊龙、屈武、刘仲华等,今天也到机场欢迎他。在机场大厅,李宗仁先生宣读了一份声明,表示“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反帝爱国事业,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是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李宗仁先生和夫人。

      26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副委员长彭真、统战部长徐冰等作陪。

      31日晚, 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副主席董必武、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李宗仁夫妇。

      8月6日,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欢迎李宗仁夫妇。周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等出席。

      13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和夫人刘芸生,设家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及程思远,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应邀出席。

      17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在罗瑞卿家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及程思远和夫人石泓。出席宴会的有周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和夫人刘芸生、李宗仁先生旧友刘仲容和其夫人张敏华、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和夫人杨炬、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和夫人邹靖华、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和夫人李又兰、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和夫人张晓梅。

      19日,李宗仁夫妇到了北戴河,正在那里休养的原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张治中先生第一个来拜会。随后,21日,朱德委员长和夫人康克清在西湾宾馆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参加宴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和夫人张瑞华、人大副委员长杨明轩、全国政协副主席蔡廷锴和夫人罗西欧、全国政协副主席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甘肃省省长邓宝珊、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刘斐和夫人伍淑英、刘仲容和夫人张敏华、程思远和夫人石泓。

      8月27日至9月19日,李宗仁夫妇到东北参观访问,受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吉林省委书记李砥平等的热情接待。

      9月23日,李宗仁偕夫人拜会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何香凝。在座有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

      26日下午,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盛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有三百多名中外记者出席,为建国以来所未有。李宗仁在招待会上,谈了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且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下午6时,李宗仁举行冷餐会,招待全体中外记者。

      10月3日中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和夫人洪希厚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周恩来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夫人张洁清、陈毅副总理、程潜副委员长和夫人郭翼青、罗瑞卿副总理、陶铸副总理、蔡廷锴和夫人罗西欧、韦国清副主席、傅作义副主席等。

      11月5日中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周恩来、陈毅、彭真和夫人张洁清、张治中和夫人洪希厚、蔡廷锴和夫人罗西欧、傅作义和夫人刘芸生出席宴会。

       12月2日中午,李宗仁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对他从海外归来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亲切关怀,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表示谢意。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程潜、叶剑英、徐冰、蔡廷锴、李四光、傅作义、许德珩等出席宴会。

      1966年1月7日,李宗仁夫妇在程思远、刘仲容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陪同下,到两广参观。1月7日至2月9日,李宗仁夫妇主要在广州参观和度春节,受到陶铸、曾志、陈郁、赵紫阳、林李明、曾生等领导人的热情接待。2月10日至18日,他们在海南岛参观。19日至27日,他们在湛江参观。28日,李宗仁先生回到了阔别17年的故乡,受到了韦国清主席和夫人徐其倩、李任仁副主席、前广西军政人员陈良佐、陈雄、莫树杰、张文鸿等以及故乡人民的热烈欢迎。李宗仁夫妇先后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参观了工厂、学校、医院、人民公社、园艺场、水利工程等,深感家乡变化之巨大。3月19日,李宗仁夫妇回到了北京。

      诸位,我不厌其烦地写了李宗仁回国后的活动和行程,是要说明李宗仁回归,是1965年间发生的一件盛事,一件喜事,我当时正在广州读高中,此事记忆犹新,借助程思远先生《李宗仁先生晚年》一书,我记下了上述几段文字。1964及196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最好的两年,而就在这太平盛世之时,李宗仁先生又回来了,则更是锦上添花。如果没有即将到来的一场浩劫,那该是多么完美的一件事啊!

 

                                    (三)

      李宗仁夫妇回到北京才两天,即3月21日,李夫人郭德洁就在北京医院逝世了!当时,如果有关部门能将李夫人的病情作一个详细的交代,相信民众很容易理解的。事实就是,1962年,还在美国时,郭德洁已被诊断出患了乳腺癌,她怕开刀而从医院溜走。1965年2月,乳癌已扩散,医生说她只有八个月的生命。她就是带着病躯随李宗仁回国的。回国后,她一直在北京医院接受放射治疗,但李宗仁要外出参观,她又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带病随行。在广西时,她病情已很严重,不得不立即返京。所以,她在从广西回北京两天后逝世,也就不足为奇了。偏偏,当时报上只说她病逝,而没有详细交代她的病史,这就给民众留下了许多疑问,更为阴谋家提供了造谣惑众的蓝本,此事容后再谈。

      李夫人在1966年3月21日逝世后,周恩来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夫人张洁清、李四光副主席,曾前往医院向她的遗体告别,并向李宗仁先生表示慰问。向郭德洁遗体告别的,还有李宗仁和郭德洁的友好。告别后,遗体火化,骨灰盒于23日安放在北京西郊骨灰堂。李夫人逝世了,尽管才60岁,但实在是死得合时,因为她是带着完美的记忆死去的,而不会知道三个月后所发生的种种恐怖的一切。此事也容后再谈。

      夫人逝世,使李宗仁伤心不已,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安排下,5月7日,李宗仁偕旧友刘斐、陈此生、黄绍竑、黄琪翔、程思远到故都南京,转移环境,休养身心,受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等的热情接待。

      1966年5、6月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下旬,李宗仁从北戴河回到北京。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上文提到过的、曾接待宴请过李宗仁的中央及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人(毛泽东除外)和李宗仁的旧友,无一例外地受到楸斗、批判、冲击或殃及。8月12日深夜,资深望重的民主人士章士钊老先生的家就突然闯进了约30名北大经济系的“红卫兵”,折腾了一番,章老在无奈之中,只得冒死向他的同乡及晚辈、发动这场运动的毛泽东写信,恳求能网开一面。更为可悲的是,李宗仁的旧友、原桂系第三号人物、前不久才陪他南京散心的黄绍竑,因不堪红卫兵之辱,于31日那天自杀身亡,终年73岁。章士钊、黄绍竑如此,李宗仁的处境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如果真有“红卫兵”闯进家门,回国生活才一年的他,更不知如何应付。幸亏,毛泽东收到章士钊的信,30日那天作了如下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正不断和林彪、江青集团周旋斗争、处于极度艰难之中的周恩来总理,得此批示,即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首先提到了13位高级民主人士,这就是著名的“13人名单”。这13人依此为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李宗仁能进入这”13人名单“之中,足见周恩来对他的重视。9月15日深夜,派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高富有秘密送李宗仁先生到一家陆军医院里保护起来。曾经无限风光的李宗仁,此时已不得抛头露面了。半月后,即9月30日晚,李宗仁还可出席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建国17周年宴会;10月1日晚,也能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甚至还被毛泽东找去谈话,但他此时的心情,已非一年前可比了。

      就在李宗仁还没弄清这个“革命”的性质时,1968年4月,他得了肺炎,住进医院;8月,大量便血,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做了切除手术。那年9月30日,他被邀出席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但因劳累过度,次日又病倒住院,并一病不起。1969年1月30日,他终因肺气肿、心脏衰竭等病痛,与世长辞,享年78岁。

 

                                  (四)

      李宗仁先生临终前,向毛泽东及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周恩来总理等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而曾经欢迎他回归的众多的人士,却不能来了,他们不是被迫害至死,就是被关在某个监狱,或被遣送到外地。

       对于李宗仁,我还想讲几句话。他在信中,对党和国家在他回归祖国怀抱后给予的关怀和照顾,表示感谢,并认定自己走的路没有错,我相信都是肺腑之言,的确,在“文革”那乱世中,多少共产党的高干都被打倒,而他却被保护起来,这还有什么可怨的?不过,李宗仁毕竟是位政治家、军事家,他不可能看到那乱世而无动于衷,甚至还认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他曾私下对程思远说过:“林彪和江青勾结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这断非国家之福!”而这英明的远见,他又无法写进那封信中。我完全可以断定,他是带着欣喜、忧虑和遗憾交杂的心情离开这个人世的。但是,不管怎样,李宗仁如果仍留在美国终老,可能会多活几年,但是,他晚年的那一页历史,就不可能会有那样辉煌和悲壮,到如今,也不会有多少人再提起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回归之路,的确是走对了的。

      李宗仁逝世时,我身处雷州半岛的胶林之中,从收音机和晚来的报纸那里得到这一消息。本来他的逝世和我关系不大,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应该为他写上几句。由于我当时不可能得知较多的内幕,所以那几句诗写得毫无味道,充其量属应景之作,只好以这篇文章作为补充了。

      写到这里,正要结束全文,忽然想起,还有一件事未作交代。郭德洁、李宗仁先后死了,不知什么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个“梅花党”的故事,我身在边陲亦能听闻。故事说的是,郭德洁是国民党秘密组织“梅花党”的成员,奉命回国与另一“梅花党”成员、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接头,暗号是旗袍上身的那朵梅花……有道是“谣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当时我们也半信半疑了。是谁发挥了超人的想象力,编造出接近好来坞剧情的这一故事?后来才得知,是林彪、江青集团的所为,目的是要整死刘少奇!呜呼!郭德洁女士,你能想到死后会被别人如此利用吗?

            

                       三、赫鲁晓夫——有着黑白墓碑的人

                        

                        写于赫鲁晓夫病逝

           疯狂一政客,魂逝莫郊乡。土豆烧牛肉,尼基未及尝。

                                                            1971年9月

  

                                     (一)

      对上面这首小诗,如果完全不了解赫鲁晓夫是谁,那就很难理解了。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要他们记住一两位政界的人物,恐怕需要半个月,但对于影星、歌星、球星的名字,无论多么长,多么别扭,如木村托哉、安室奈美惠、高比拜仁、博格坎普等,他们可能在5秒钟之内即记住了。这也难怪,现在已不是“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的年代了。然而,在当年,你可能偶尔忘记了自己父亲的名字,但即使是一位目不识丁的村妇,也肯定不会不知道“赫鲁晓夫”这个大名。

     在五、六十年代,有“三尼一铁”之称谓。什么叫“三尼一铁”?这就要归功于汉语的高度精炼了。“三尼一铁”原来是四个人,可以说是当时“帝修反”的代表人物。“三尼”是美国总统肯尼迪,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印度总统尼克鲁,“一铁”是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当年,我们称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是完全对立的,肯尼迪当然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头目,赫鲁晓夫和铁托我们都说是修正主义者,而我们和印度在50年代末及60年代初发生过中印边境的战争,尼克鲁当然也归入反动派的行列。

 

                                   (二)

      翻开我国出版的人物辞书,可以查到“赫鲁晓夫”的条目,我抄录如下:

     赫鲁晓夫,苏联乌克兰人,1894年生。早年当过农民、钳工、矿工。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30年代曾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参加过卫国战争,被授于中将军衔。战后历任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第一书记、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书记等。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

    1953年斯大林逝世,不仅在苏联是一件大事,在中国也是一件大事。其时我已懂事,看到父亲及街上的人们手臂上都戴着黑纱,就是悼念他。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1958年,我已经是个10岁的少年,可以从报上和电影纪录片中看到当时欢迎他的盛况。当年,中苏关系密切的时候,各个城市中最漂亮的楼房恐怕就是中苏友好大厦,如广州的交易会会址前身即是。

    但是,在1959到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被告知,是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和设备,停止一切援建项目,使我国人民遭受到这样的苦难!当时,我们恨透了苏联这个“老大哥”,恨透了赫鲁晓夫,甚至以为三年的经济困难就是苏联给造成的。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两党虽有往来,但双方开始了论战。当然,所谓论战,我们中国的一般老百姓只能看到我党发表在报上的文章,并不知道苏方说了些什么。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间,我党相继发表的文章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等。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就可知,苏联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美国共产党都在搞“修正主义”,惟独我们坚持马列主义。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间,中共中央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它们是:

    1963年9月6日,〈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即“一评”);

    1963年9月13日,〈关于斯大林问题〉(即“二评”);

    1963年9月26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即“三评”);

    1963年10月22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即“四评”);

    1963年11月19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即“五评”);

    1963年12月12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即“六评”);

    1964年2月4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即“七评”);

    1964年3月31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即“八评”);

    1964年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

    我不厌其烦地引出这九篇文章,是为了作为一种资料,供自己及同好研究提供方便。这九篇文章都是非常长的,当年我还是个初中生,当然无法去理解其高深的理论,其后即爆发了十年文革,二十年改革开放,当然就无人再会找来阅读了,除了某些研究人员外。我们现在的“党史”或“当代史”,谈到这场论战,都会高度赞美和肯定我们自己。我没有认真研究过中苏关系史,我觉得苏共及赫鲁晓夫肯定有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行为,但是,如果说我们全部有理,却总让人怀疑。想想,我们对自己的国情的分析和判断都完全错误,在国内推行着一条极左的路线,最后还导致了十年浩劫,我们难道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上会完全正确吗?什么叫“共产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我们自己已弄明白了吗?在自家的菜园种几棵葱,在自家的院里养一头猪也叫“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己如此愚昧无知,却去批判别人的“假共产主义”,我就有些怀疑这些文章的说服力了。再说,我们曾一力支持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日后不是与我们反目成仇吗?我们最先批判的铁托,日后成了英雄和朋友,而我们赞美的齐奥赛斯库,则是个暴君,最终被罗马尼亚人民推翻;我们一直支撑着的波尔布特,更被证明是一位愚昧野蛮的“丛林山贼”,把柬埔寨拖进了灭亡的深渊……

 

                                 (三)

    不过,我们还是沾沾自喜的,因为在“九评”之后刚好三个月,即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了!10月16日,苏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决定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分别由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担任。明眼人都知道,赫鲁晓夫是被苏共中央赶下台的。当然,也有人说,是被我们的“九评”给评下台的。也就在这一天,新华社公布了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于是,人们又猜测,我们正是选在这一天爆炸的。其实完全是巧合,谁也不知道赫鲁晓夫会突然被赶下台。这件事,当时在中国很轰动,我已经读高一年级了,记得放学时路过教育路的报纸栏时,大家围在那里阅读这一消息,并奔走相告,觉得大快人心。

    我们期望,赫鲁晓夫下台了,中苏关系会得到改善,但是,后来并没有这样的结果,反而关系更紧张。我从某部书中看到,中苏关系恶化由这样一件事引起:1964年11月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活动。11月7日,在苏联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突然先后走到周恩来和贺龙身边,似醉非醉地说:“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周恩来听后大惊,率贺龙等代表团成员愤然离开宴会大厅。次日,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与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这事实在吓坏了也激怒了周恩来。之后,双方进行谈判交涉,但并没有好结果。11月13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的盛大而热烈的欢迎。在1964年要把毛泽东搞下台,这是谁也不会想谁也不敢想谁也做不到的事。当然,如果真的能以周代毛,也不会有日后的浩劫,莫非苏联领导人有先见之明?

     11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红旗〉编辑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分析其下台原因是“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此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对“苏修”进行猛烈批判。双方陈重兵于边境,最后还引发了珍宝岛战役,使我们产生了孙玉国等战斗英雄。当然,在我们文革内乱期间,苏联“老大哥”在隔岸窃笑,看着曾与他们论战的中方高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伍修权等从政坛消失。

 

                                   (四)

     赫鲁晓夫下台后,处境当然没有我们的刘少奇等悲惨,他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乡间居住。他领取特殊的养老金,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还可以和各方人士来往。后来,他耐不住寂寞,对着录音机口授一部回忆录。此回忆录不知怎么被弄到美国,被出版成书,让他惊讶美国间谍的厉害。

     1971年9月11日,78岁的赫鲁晓夫病逝了。 苏联人民直到9月13日早晨才听说赫鲁晓夫已逝世,《真理报》发表了一条简短的公告,宣布“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个人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逝世,享年七十八岁。”没有刊登死者的简历;也没有报道举行葬礼的时间和地点。然而,有关葬礼的消息却不胫而走。数天后,我们的电台、报纸也将这一消息告知国人,我当时身在农场的一处丛林之中,居然也能从电波中获得这一讯息。
    关于赫鲁晓夫的葬礼有不少记录。《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罗伯特·卡泽写道:

  
“克格勃确信在这个天色灰暗,细雨蒙蒙的秋日,没有任何普通公民能接近新处女修道院,只有便衣警察、外国记者、赫鲁晓夫的家眷和几位亲友才允许入内,没有一位苏联新领导人参加葬礼,但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联名送了一只大花圈,已成为荣誉退休者的阿·米高扬也送了花圈。赫鲁晓夫的继承人显然想让他尽可能无声无息地从这世界上最后消失。
   “但是,赫鲁晓夫的儿子塞加给葬礼带来了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当打开的灵柩刚刚移放到墓旁,塞加走上墓穴边新挖出来的土垒成的土堆上、开始向人们说道:‘我们只想为这位我们正在安葬,正在为之垂泪的人说几句话,’他停了一下,想使自己平静下来,但他的嘴唇在微微颤抖……‘我不想来谈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不准备评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的父亲所做的种种贡献。我没有资格这样做,历史将会做出评价。“我唯一能够说的是任何人都不会对他漠然置之。有人热爱他,有人憎恨他,但没有人能无动于衷地从他身边经过……离开我们的这个人有资格被称之为人。不幸得很,这种真正的人现在太少了……。’
   “……一支小乐队奏起悲伤的葬礼进行曲,来宾们走过灵柩。赫鲁晓夫的遗体安放在一块红色的缎子上,他身着白衬衫,黑礼服,系着黑领带,他嘴有些噘起,表情不甚自然,脸色苍白,但他著名的侧影却仍然使人一望而知。因为天在下雨,有人打着雨伞遮住他的头部。
  “所有的人都走过灵柩后,赫鲁晓夫夫人满眼含泪地将手放在亡夫的前额上,其他家属也都把手放了上去。接着工人们把灵柩盖上盖子,用钉子钉死。站在墓地尽头的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红枕头,上面缀着赫鲁晓夫生前获得的二十七枚国家勋章,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勋章。灵柩慢慢地放入墓穴。”

      赫鲁晓夫的死实在是与我无关的,但无聊的我又想以写诗自娱,碰到有这个题材,也不想放过,于是便吟成上面的几句。“疯狂一政客”是我当时对他的定性,显然是不准确的;“莫郊乡”三字是“莫斯科郊外的乡村”的意思,但有些别扭;赫鲁晓夫曾经描绘共产主义是人人能够吃上“土豆加牛肉”,这个标准过低且有些庸俗,是我们批判及嘲笑的内容之一。我诗中的后两句是讽刺他这一说法的。不过,他这一标准,总比我们“在人民公社饭堂吃大锅饭”来得实事求是一点。

    赫鲁晓夫的葬礼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没有比较就会陷入盲目,他的死比较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结局,又不知幸运了多少倍!

 

                                 (五)

      写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这一章了,但是又总觉得有关赫鲁晓夫的一些经典之事未提及,总不够圆满,还是要提提他的几件事。

     赫鲁晓夫一上台,就联同马林科夫、朱可夫等,利用政治局会议,将苏联秘密警察头目、祸国殃民的贝利亚逮捕,其情形有点象我们逮捕“四人帮”,不同的是,赫鲁晓夫将贝利亚及党徒立即枪决。其后,赫鲁晓夫又把阻碍他推行改革的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甚至功勋显赫的朱可夫元帅也清除出中央。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24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时代的残暴统治。紧接着,大规模的平反开始了。释放了几乎全部政治犯,为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亲自下达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一些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达所有的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到1956年8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了。赫鲁晓夫于10月17日登上讲台,突然改变议题,重新提出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而且更不留情面、揭露的规模也更进了一步。不仅斯大林,他那些亲密助手也被公开点名。赫鲁晓夫发言的临时变动,在大会引起震动,几乎所有要发言的代表都赶忙改写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揭露斯大林及其同伙所犯下的罪行。在这次大会上,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业和乌克兰代表团联合提议:将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材搬出列宁墓,因为把它放在那里将是对列宁的亵渎、对革命的亵渎。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前,通过了一项待别决议:“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镇压,再将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这些和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放在列宁墓成为不可能。”这个决议第二天就执行了。1961年10月31日,当赫鲁晓夫宣布二十二大结束时,列宁墓已不再有斯大林的遗体。斯大林的水晶棺被运到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在那儿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水晶棺放进去后,又浇灌了好几大卡车水泥浆。墓上立了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只写着“J·V·斯大林1879—1953”。

   赫鲁晓夫反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社会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起码中共就不能认同。但是,如果我们能从中吸取某些教训,或许可以避免几年后出现的那场浩劫。

     赫鲁晓夫在国内也作了一些经济尤其是农业方面的改革,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这固然有他自身的问题,但也说明苏联的社会体制已完全阻碍着经济的发展,赫鲁晓夫不能成功,日后的戈尔加乔夫也没能成功。

     赫鲁晓夫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脱下皮鞋敲打讲坛,让世人震惊,视之为“疯子”;1962年6月他想把中程导弹和大型轰炸机运到美国的后院古巴,引发了加勒比海危机,差点爆发了核战争,幸而他作出让步,化解了这场危机。从这事来看,他也有清醒的头脑。

     赫鲁晓夫是个复杂的人,他的墓碑就是他临终前嘱托一位曾与他激烈争论过艺术问题的雕塑家制造的,墓碑造型就黑白两块大理石组成,这大概寓意他那备受争议的黑白人生吧。如今,有人对他作重新的评价,这样高深的课题,已超出我的能力,还是留待别人去做了。

                       
四、林彪——迷一样的副统帅 

 

                        欢呼林贼摔死温都尔罕

        一声爆炸响惊天,逆贼林家翰海燃。联合舰船倾白浪,工程纪要化青烟。残民祸国争权势,弄计施谋变地天。内里真真大坏蛋,可怜百姓拜神钱!

                                               1971年10月

      

                                         (一)

      1971年10月时,我身在雷州半岛的一个农场,其时,我已从生产队调到了一处山林环抱的地方,在那里参与建设一间用机器生产红砖的砖厂。二十多位职工,清一色都是男性,老工人占三分之一,知青占三分之二。如果处于现在,二十多位青壮男人聚集在一处与外界几乎隔绝的地方,可以大谈特谈“女人”“性”等感兴趣的话题,然而在那时,并没有这种风气,因为我们受到领袖的教导,时时刻刻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教导是非常对的,古人也说过“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样的话,何况当时“文化大革命”仍在深入开展,晚间的开会学习是少不了的,说的都是“国家大事”“思想改造”“斗私批修”之类的内容,以肉麻当有趣的话题还没有市场。

      我们的厂长叫邓芬,名字是女性化,但形象却充满刚阳之气。他是军人出身,曾经打过仗,后转业到农场。他有一定的文化,对国家大事知之较多,和我有共同语言。按当时的规范做法,应该“早请示,晚汇报”,即早晨向毛主席请示并敬祝,晚上再向毛主席汇报并敬祝,其具体操作我就不详细叙述了,免得被当今的青少年耻笑。但我们的邓厂长,并没有如此机械地去做,他只抓一条,就是雷打不动地在早晨七点到七点半钟把我们集中在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接收器就是他那部半导体小收音机。那时的新闻内容,多是“到处莺歌燕舞”式的粉饰太平的话语,但总比什么也听不到好一些吧。

 

                                 (二)

       1971年10月1日,是22周年国庆,往年总有一些大型的活动,让党和国家领导人亮亮相,排排座次,但那一年,报上、广播里说了,为了战备的需要,防止苏修突然袭击,首都的国庆大型活动取消。对于此举,我们尽管觉得有点蹊跷,但又认为能够自圆其说,也不作深究,连政治敏感性比较高的邓厂长,也说:“这样也好,这样也好。”结果,我们盼望的一两天国庆假期,也泡汤了。

       国庆后的某一天,邓厂长到场部开会,回来后,我觉得他的模样及行为有点怪,但又说不出是什么,有一两次,当我单独和他在一起时,他似自言自语地说:“形势复杂,会有大事发生。”我想问清楚他说什么,他欲言又止,我也不便再问。

       又过了两三天,傍晚收工后,邓厂长有点兴奋地通知我们,到邻近的12队去开会。我们砖厂虽是独立单位,但一些重要的会议却要到两公里外的12队去参加,我们也不以为奇,只是嘴里嘀咕着:“又要呆坐一晚!”到了12队,令我们感到惊诧的是,会场不是如以前那样设在生产队中间的那块空地上,而是改在较为偏僻的拖拉机队的仓库内,四周似有民兵在把守。会场内,两盏汽灯惨淡地照射着,职工们已被告知,不许说话,静等开会。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显然不满:“什么鬼会议,搞得这样神秘!”

       终于等到 12队的党支书出来了,他宣布,会议的内容不许记录,会上不得议论,会后也不得谈论。这么几条“不许”,更给会场增添了严肃和神秘的气氛。之后,他开始宣读中央文件。一听到那文件的内容,果然吓得大家大气也不敢出,原来是副统帅林彪,要暗杀毛主席、阴谋发动政变未遂,在9月13日仓皇乘坐一架三叉戟飞机出逃苏联,结果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

       这的确是一件爆炸性的大新闻!是超乎常人想象的一桩事件!我们带着满脑子的惊愕和疑问,踏上归途。雷州半岛的初秋之夜,凉风习习,新月如钩;小路四周,虫声唧唧,宿鸟惊飞。我们默默地走着,真的不敢谈论;但走着走着,终于有人忍不住了,首先谈论起来:“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此话一出,其他人也说开了,的确,已传达到我们最底层的人了,还需要保什么密?!:“不可思议!林彪不是写进党章里的法定接班人吗?……”“我怀疑那架飞机不是自己摔下来的,肯定是我们用火箭打下来的!”“不过我以前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大家说开了,邓厂长也觉得没必要再保密,也说道:“这文件前两天已在党员干部中传达,只是我不能向你们泄露。”

 

                                  (三)

       以上所写的,就是30年前我得知林彪死去的一幕。之后,就是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学习领袖的教导,擦亮眼睛,不要上象林彪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大坏蛋的当。上面所引的一首七律,大概就是写于那段时间。第三句的“联合舰船”应为“联合舰队”,因顾及平仄要求而不得不改“队”为“船”。“联合舰队”是以林彪之子林立果为首的策动武装政变的核心骨干队伍的别称。第四句的“工程纪要”,指林彪集团的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571”就是“武装起义”的谐音。第七句中的“大坏蛋”一词,不要嫌它粗俗,此乃当时给予林彪的头衔之一,用在诗中,还可以起到亦庄亦谐的修辞作用呢。至于最后一句,当然是说,四五年来,国人把毛泽东当神一般拜,敬祝他“万寿无疆”;在拜毛泽东的同时,也要顺便把副统帅林彪拜上,敬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你说四五年来,花费了百姓多少香火钱!香火钱还是次要的,那精神损失就难以弥补了。

       提起林彪,也还些话要讲。我在学生年代,就熟知林彪其人。那时的教科书和文艺作品,起码会告诉我们以下的内容: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井岗山时,二十余岁,当上了红一军团军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115师师长,平型关战役的指挥员;解放战争时任东北解放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指挥员;他指挥四野,横渡长江,解放中南……这显赫战功,使他于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而当之无愧。我当年很喜欢一张十大帅的图画,把它贴在墙上,如同现在青少年贴黎明、刘德华、赵薇、深田恭子的画像一样。我还记得,十大帅分上五人下五人,大概按在党内军内的职务高低排列,上五人依此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下五人依此为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

      在五十年代,林彪极少露面,因而很少能在报刊画册纪录片等处见到他的模样。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不成反弄得个“身败名裂”,他的国防部长一职由林彪来担任,自此,林彪的露面多了些。但最使得他出尽风头的,是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突然被提升为“副统帅”“接班人”,而在此之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是位列他之前或至少与他地位相当的。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作为副统帅的林彪站在他身边。中国有句成语叫“相形见绌”,用在此时最恰当不过了。平时见到的林彪,单个活动,不觉得他身形怎么样,而现在他和高大魁梧的毛泽东站在一起,显得多么的矮小干瘦。还有,毛泽东当时的阔脸是红润而有光泽,而林彪的脸色,跟疗养院里的慢性病人的脸色差不多,如此一来,某些喜欢思考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会在心里想,林彪这样的身体,算是健康吗?会“永远健康”吗?数年后,我与一位老工人在一边拉牛车,一边闲谈,他说:“我当年一看到林彪的样子,我就断定他是个象魏延一样脑后有反骨的家伙!”我没有那老工人那么会看相,但总觉得林彪的模样,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的确是逊色了些。当然,如果我还知道他有怕光、怕热、怕声音、孤僻等怪毛病,我就更不会同意他当接班人了……想是这么想,但那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总不会错吧。而在那个时候,更没有多少人会想过,如此提拔接班人,是否符合党章党纲?当然,毛泽东作为党主席,也不会完全乱来,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林彪被“选”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其接班人的地位被荒唐地写进党章,而五个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只有周恩来在孤军作战,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贺龙等都靠边站,继而有的还被打倒,中国焉得不乱,人民焉得不苦?!

 

                                 (四)

       本来林彪完全可以耐心等待,当他的接班人的,但是正如我的担忧那样,林彪大概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及毛泽东那样“万寿无疆”,当了副统帅而无法当正统帅,实在死不瞑目。于是,在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想用“和平过度的办法”篡权,起码弄个“国家主席”当当。然而,这事激怒了毛泽东,也侵犯了江青集团的利益,此时,林彪深感自己的地位不保,毛泽东可以捧他上天,同样可以摔他下地!于是,林彪只有铤而走险,进行一系列的政变准备。

     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向各地负责人“吹风”,暗示林彪是个奸臣,这是他惯用的手法,要除掉某人,就巡行各地,广而告之。9月5、6日,林彪、叶群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惊恐不安,惟有孤注一掷,指令林立果的“联合舰队”,谋杀毛泽东。如果谋杀成功,中国1972年后的历史篇章不知如何书写了。因为谋杀不成,12日晚11时多,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仓皇从北戴河住处逃奔山海关机场,13日零点后,强行爬上了一架已被周恩来控制封锁了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匆匆起飞,往苏联方向逃去。周恩来彻夜不眠,注视着事态发展;毛泽东则无可奈何,故作豁达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出嫁,随他去吧!”幸而,2点30分时,那架仓皇夜航的三叉戟飞机,居然在蒙古温都尔罕附近坠毁,林彪等9人全部摔死,并被烧成木炭。怎么就那么巧,飞机会自己坠毁爆炸?多年后,仍有人不信此说,认为肯定是用火箭或导弹打下来的,但我认为,用“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古语来解释,也可以解释得通吧。

       林彪摔死的消息,有人比我这个社会最底层的百姓知道得更晚,林彪摔死后五十多天,被流放到江西的邓小平才知道,他只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1971年9月12日夜至13日凌晨在中国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是异常生动曲折的,我难以详细叙述了,如果拍成电影,肯定比得上任何好来坞的大片,可惜现在仍无法做到吧。

 

                                (五)

    后来我从各种著作中得知,对林彪事件感到最痛心,遭到打击最大的人,当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尽管两人的感受并不完全相同。

     在9。13事件中,周恩来守在人民大会堂,几乎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当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照片,证实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后,其他领导人如释重负先后离开,惟有周恩来与纪登奎仍留下。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 爆发,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根本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纪登奎乱了方寸,结结巴巴地安慰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抖,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是的,纪登奎肯定没有周恩来想得那么多,想得那么远,为林彪上台,冤死了多少老干部;林彪一死,毛泽东的威信何存?周恩来在为刘少奇、贺龙、陶铸等而哭,为毛泽东而忧!更为好端端的中国弄成如此的局面而痛心!

     白居易有一首诗,提到周公、王莽,他说:“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如果周公半途死了,就会被认为是篡权夺位的奸臣;如果王莽半途死了,就会被认为是个谦谦君子。的确,如果林彪在1966年以前死了,如他的多年战友罗荣桓元帅那样,那么他一定会流芳百世,只可惜他长命了一点(死时64岁);又如果,林彪不被毛泽东看重并提拔,那么,他也应该不至野心膨胀,招至身败名裂,他会如同聂荣臻、叶剑英等,尽享天年。如此一来,说毛泽东害了他,也说得通。唉,“世事如棋局局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的东西,不说也罢了。

      毛泽东选定林彪为接班人,而弄出如此的结局,很难说得上是“英明”了,这事对他的打击也是巨大的。9.13之后,他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12月间,他还突然脸色发青,嘴唇发紫,呼吸微弱,后经吸痰抢救,才缓过气来。到了这一步,再难自圆其说的事也要“圆其说”了,于是,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告诫人们要擦亮眼睛,不要上野心家、阴谋家的当;学习文件上还是吹捧因为毛泽东英明,才戳穿了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的假面具。文件中还揭露林彪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当过逃兵,在井岗山时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辽沈平津战役时多次违抗毛泽东的指令云云,那就似乎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了。不管怎样,经过了这事件,人们的思考多了,深了,国人为什么会上当?林彪还不是你毛泽东建造的一座神?怎么能反过来倒打一耙?这一点,连目不识丁的农场老工人也意识到了,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已急剧下降。

        当然,经此一事,毛泽东也被深深触动,从他的行动也可知他进行过反思,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除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等人的党籍外,中央副主席又增至五人,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除王洪文当上副主席甚为滑稽外,周恩来已成了第二号人物,并有叶剑英、李德生辅助,情况比九大时好得多。此外,政治局常委中,又增加了朱德和董必武两位“老臣子”;更为可喜的是,经过了周恩来等的努力,邓小平也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为他的复出掌权铺平了道路。另外,经此一事,毛泽东的身体和精神也明显垮下去了,毕竟自己也已意识到做了一件遗笑天下的事吧。

        啊,一首诗引出了这么多的内容,我看,也该打住了吧。

  

   :这是一篇写于数年前的文章,随着文革的远去,随着一些回忆录的问世,随着一些重要的档案材料的公开,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可能会有所改变。历史应该是人民写的,但中国的历史并不全是人民写的,林彪可能并非已盖棺定论,不妨参看 其他学者写的有关林彪的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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