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铁托——曾被中共先批判后拉
拢
挽铁托：铁公钢铁汉，骨气世人崇。今古谁如尔，环球同送终？
（1980年5月
）
（一）1980年5月5日，位于南欧的国家南斯拉夫有国丧，她的总统铁托逝世了，我写了一首短诗悼念他。这首诗，从内容上看，句句都是赞扬呀，而且还是高度的赞扬。“环球同送终”，中国领导人也去送终？是的，当年，华国锋主席亲自到南斯拉夫去参加他的葬礼。
1959年起，我们开始了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这三年经济困难，是如何造成的？当年，我们被告知，是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和设备，停止一切援建项目，使我国人民遭受到那样的苦难！当时，我们除了恨透了帝国主义，也恨透了苏联“老大哥”，恨透了赫鲁晓夫。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两党开始了论战。当然，所谓论战，我们中国的一般老百姓只能看到我党发表在报上的文章，并不知道苏方说了些什么。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间，中共中央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九篇文章的具体标题，我在评说“赫鲁晓夫”一文中已经全部列举，在此不再赘说。
说赫鲁晓夫，其实也是为了引出铁托。现在就说说铁托这位人物吧。
（二）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年5月7日生在克罗地亚的一个贫农家庭，比毛泽东年长一岁。他的童年生活非常艰苦，16岁就外出谋生，先后当过放牛娃、饭馆招待员和学徒工，并在国内及捷克、奥地利和德国当过五金工人。21岁时，他加入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1913年，铁托应征入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因鼓动反战而受处分，后被俄军俘获。1920年他回国参加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工人开展革命斗争。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铁托曾3次被捕。1934年刑满出狱后，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铁托以巴尔干书记处候补书记身份，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这段经历使他在理论上有了很大提高。193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出现问题，共产国际准备解散南共。铁托说服了主要领导人，在整党基础上保留了南共，他也随之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从此南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
南共及铁托领导南斯拉夫人民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1941年4月6日，德意法西斯侵略者以23个师的兵力迅速占领了南斯拉夫，6月27日，南共中央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发动了全国规模的七月起义，并在塞尔维亚西部山区以乌日策为中心，建立了第一个解放区。同年12月，在抗击德军的进攻中，铁托创建了第一支正规军——第一无产阶级旅。他领导这支队伍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抗战二十几个月，粉碎了敌人的7次进攻。在苏捷斯卡战役中，铁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在战场上负伤的总司令。1943年11月，铁托被授予元帅称号。他不顾大国的反对，宣布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临时政府。一年后，已发展到近百万人的人民解放军与苏联红军配合，解放了贝尔格莱德。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铁托任联邦政府主席、最高统帅。打倒“四人帮”后，我国播放了几部南斯拉夫的电影，其中《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让中国所有的观众为之震惊和倾倒。看人家，拍摄出多么出色的电影啊！看南斯拉夫人民，是多么英勇和可敬啊。
其实，铁托是最早和苏联领导人决裂的。战争期间，铁托就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战后，他继续这样做，并能不受惩罚，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军强国接近。更重要的是，铁托和东欧大多数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国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抵抗军；由于有了这支军队，他在战后几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1948年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但是，由于铁托在国内有牢固的地位，又从西方国家得到巨大的经济、军事援助，所以他没有屈服。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老实说，不时基督徒的我，是不大清楚其含义的。
1955年的亚非会议给铁托以启发，使他产生了不结盟思想的萌芽。1961年9日，在南斯拉夫的参与发起下，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1968年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东德、波兰等武装入侵捷克和斯洛伐克，同时威胁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时铁托明确表示：南斯拉夫不同于捷克和斯洛伐克，他将抵抗外来的侵略。并发布战争动员令，全国上下同仇敌忾。苏联人胆怯了，南斯拉夫人民用他的决心和勇气，捍卫了国家的独立、自由。
（三）按道理，铁托不屈服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又提倡不结盟运动，这点与中共十分相似，中共应与南共结为同一战线才对，毛泽东应与铁托结为好朋友才对。然而，中共在与苏共决裂和论战的同时，矛头也指向了南共和铁托！
南斯拉夫早在1949年10月5日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1月2日两国建交，于5月互派大使，签订了贸易、科技和文化合作协定，派出了许多代表团互访。1958年南共联盟“七大”后，两党关系中断，两国关系受挫，大使召回，只留驻临时代办。前面提到中苏论战时，中共发表了“九评”。“九评”中，其中的“三评”，就是发表于1963年9月26日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
稍有文化者，大概都能从文章标题的句式中判断出，这是个反问句，即断然否定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原来是社会主义阵营之一员，现在，我们否认了，那么，她算什么性质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吗？原来，我们发明了一个名词，叫“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修正主义国家。
有关“修正主义”，我只能大体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就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而现在，有些国家，不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去做了，不按照列宁的教导去做了，或者有偏离了，就属“修正”，即将“正”的修成“歪”的。总之，这个“修正主义”，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界限，甚至不知其所指的具体内容，于是，想打倒你，就说你搞“修正主义”，让你百口难辩，趁早去蹲监狱。
话又说回来，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说过的话，就不能“修正”了？半个世纪前，列宁说过的话，就不能“修正”了？中国共产党内的中高级干部，有几人认真读过马恩列斯的原著？有几人真正读懂？我认为是极少的。要不然，何以农民在自家的菜园种几棵葱，在自家的院里养一头猪也叫“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来，中国共产党一早就搞“修正主义”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方针，本身就与列宁的做法不同。毛泽东经常说要批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要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说得很正确！那么，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又为什么不能将马列主义与自己国家的国情结合，走别的道路？
既然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她的领导人铁托也不会是好人了。于是，当时便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充分体现出汉语特色的词——“三尼一铁”，以代表四个“反动派”。“三尼”是美国总统肯尼迪，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印度总统尼克鲁，那“一铁”，就是南斯拉夫总统铁托。
中共和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铁托？原来，我们认为铁托搞修正主义，正滑向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整个国家变质了。在“三评”中，中共的理论家们严厉地指责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南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已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具体罪名有：南宪法肯定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资本主义在农村泛滥；取消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实行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54.6亿美元的援助，使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市场；出口重要矿产品，使南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进口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搞加工，使南斯拉夫的工业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装配车间。“三评”除谴责“铁托集团”充当反华的急先锋，还谴责“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指责“工人自治”制度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天！我们当年职责别人的罪名，不正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着的事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是不是很可笑？
（四）经过50年代到60年代的10年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国同苏联决裂了，中共同全世界近80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断绝了关系，只同朝鲜、罗马尼亚和东南亚几个共产党有较好的关系。1968年苏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共才有了一些醒悟，中国与南斯拉夫两国关系才开始改善，于1970年重新互派大使。1975年，毛泽东主席会见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时，赞扬“铁托是铁，不怕苏联压迫”，并问候铁托总统，以此向南共示好，希望改善中南关系，实现毛的联合一切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力量的“一条线”战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对外交往仍很少，对外部世界情况
的了解很模糊。为了打开这种被动局面，1977年，中共做出邀请铁托访华的重要决策。1977年8月30日至9月8日，铁托率代表团访华。中方给了铁托一行破格的、热烈的欢迎。华国锋、7月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去机场迎接。天安门广场欢迎人数由原定四千人增加到十万人。铁托总统访华，两党关系恢复。
1978年8月14日起，中国领导人华国锋率团访南，两国签订了关于建立中南经济、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两国关系进入全面友好合作和稳定发展新阶段。在访问期间，华国锋以及随行的赵紫阳等亲身体现了南斯拉夫经过“修正主义”后所取得的经济建设的成就。其后，掀起了一个高级干部纷纷赴南学习考察的热潮。
1980年5月5日，铁一般的铁托逝世了，享年88岁。世界许多政要，不分信仰、不分种族、不分阵营的人们，纷纷的出席了他的葬礼。在铁托的葬礼上，包括华国锋、布里兹涅夫、金日成、勃列日涅夫、撒切尔夫人，蒙代尔，阿拉法特、大平正方、萨达姆等各国政要。
华国锋的出席，有不寻常的意义——这是唯一的一次中国最高领导人参加外国最高领导人的葬礼。
三十六、刘少奇——落难时才想起宪法
写于刘少奇公祭日：国旗半落，哀乐低廻。神州万里，亿民泪垂。少奇同志，杀汝是谁？！北京炮打，汴梁成灰。十一寒暑，风霜伴陪。如今公祭，徒有伤悲。千呼万唤，魂胡不归？灵堂内外，腑肺同摧。历史公正，重睹芳菲。丰功伟绩，永镌高碑。断肠追悼，最后一回！（1980年5月
）
（一）1980年5月17日，确实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日子。我在前面的篇章中都写到，打倒“四人帮”后，在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许多冤假错案得到纠正，无数遭诬陷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得到平反昭雪，其中包括邓小平、彭德怀、陶铸、彭真、薄一波等。但是，在全国人民的心中，还期待着一个人的平反昭雪，如果他没有得到平反昭雪，那就意味着平反冤假错案不会彻底！
人们在等啊，等，等待着那一天……那一天终于来到了！1980年5月17日，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含冤去世11年后，党中央在北京为刘少奇举行了公祭，其规模超过了以往所有的追悼会。在刘少奇公祭日之时，我的处境也有了变化，有了好转，我已离开了生活了将近11年的雷州半岛农场，在湖北省某地找到了一份比较适合我干的中学教师的工作。那时不知有没有电视现场直播，但是我肯定还没有电视机（包括自己的和学校的），所以刘少奇的公祭我只能听收音机里的广播和看报上的新闻。我似乎可以肯定是在当天的夜晚，在生平第一次拥有的单间的宿舍里，含泪写下了上面的那首诗，因为这样的大事，也是我期待已久的事，我不会拖到次日再去记叙抒情。诗用四言体写成，为什么？大概是想接近于古代的“祭文”，但其实我并不会写“祭文”，只是觉得用这样的体裁容易抒发心中的悲痛。诗的最后两句“断肠追悼，最后一回”，是我希望这样令人断肠的追悼会，这次就是最后一回了，以后，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民族悲剧了。
（二）象我这样的新中国的同龄人，对刘少奇
主席乃是非常熟悉的。刘少奇是湖南宁乡人，1898年出生。1921年，刘少奇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从事工人运动及地下斗争。1932年冬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历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等。在革命战争年代，刘少奇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功臣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就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等，是中国政坛第二号人物。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到了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记得当年
那是很隆重的一件事，又是放焰火庆祝又是特赦犯人。1965年1月，刘少奇再当选为国家主席，当时
，广州市政府也组织了欢庆活动，晚上，我记得全校学生到广州市中山五路的中央公园门口跳集体舞，跳到夜深。刘少奇与毛泽东虽然同是“主席”，但并非平起平坐，“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些重要的机关和会堂，悬挂的领袖的画像，毛泽东的居中，此外，还有六位，那就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的画像。这七位领袖，简称“毛刘周朱陈林邓”，大概没有谁会预料到，这七位领袖人物，会在其后发生不同的分化，会出现不同的结局。
60年代初，刘主席的外事活动增多，几度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亚非友好国家，全国人民都能在新闻纪录片上看到刘主席夫妇的风采。除了外事活动，其实刘少奇很少宣传自己，没有专门歌唱他的歌曲，没有专门反映他的书籍；如果说有什么文艺作品可以和他扯上关系的，恐怕就是电影《燎原》。这部故事片拍摄于60年代，是反映1923年江西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斗争的。当年，刘少奇作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曾到安源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斗争。然而，
那毕竟是故事片，并无指名道姓说片中的主角就是刘少奇，大概只有某些影评会说到这事。
从外表看，刘少奇绝对是一位憨厚之人，即使当选为国家主席，他也没有得意忘形，反而是一脸严肃，据王光美回忆：“1959年4月，少奇同志当选为国家主席。选举的当天，他回家时，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跑出来迎接他，同他握手，表示祝贺。但他只是向大家点了点头，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笑容。按理，担任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元首，高兴一下，笑一笑总是应该的。他担任了国家主席，我为他高兴，因为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但我看见他那种严肃的表情，我没向他祝贺，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平时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当时，农村情况不好，
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已开始发生困难，国际上反华喧嚣日益加剧，他是受命于危难之中。他正在担起多么重的担子呀!又怎么能开怀地笑呢?”他的代表作，就是一本不太厚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教导党员，要有坚强的“党性”，要“个人服从集体”，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他本人，当然也是以此来要求自己，所以，他有坚强的党性原则，但是，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他也算一个“驯服”的工具，当毛泽东有什么错误决策时，他也是“驯服”地执行，不然，彭德怀等人就不会无端被批判被撤职，“三面红旗”的错误也不会延续下去。
很难想象刘少奇会反毛泽东或阴谋取而代之。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正是刘少奇首先提出的。对于这样一位只比自己年少几岁，而已经当上了“国家元首”的老战友，实在很难怀疑他会有什么阴谋，什么野心，然而，毛泽东就看到了这点！1964年后，他不仅有一种大权旁落之感，而且总觉得刘少奇等人所做的，跟自己的心愿并不一致，他认为他们在搞修正主义。
对于“修正主义”，到现在我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过去，我们骂苏联是“修正主义”，骂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骂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罪过，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冗长的骂战文章，自以为真理在自己一边。于是，带着“八评”“九评”的“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了一场旨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候，要想置人于死地，莫过于指责他“搞修正主义”，反正谁也弄不清什么叫“修正主义”。看看我们现在，已经把马列主义的经典教条“修正”得所剩无几了，但是我们并不说自己是在搞“修正主义”，而是称之为“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符合国情和民意的。而刘少奇，就是首先被戴上“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帽子的，当然，还有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
（三）1966年初，一场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开始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场“革命”是革谁的命，只看到写《海瑞罢官》的吴晗被揪出来了，继而，写《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邓拓、廖沫沙被揪出来了，不久，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也被揪出来了。这时，我们都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彭、罗、陆、杨是多么大的官啊！他们也会反党？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了一张轰动全国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党委副书记，这张被领袖称为“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的大字报，
掀起了在全国范围内大字报满街贴、以此攻击中伤他人、把领导干部随意拉下马的浪潮。当年，我们这些高中学生，正可“学以致用”，发挥“政论”“文学”“书法”的特长，参与其中。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更大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似乎若隐若现，令我们更惊讶的是，这场运动的矛头所向，似乎并不仅仅是彭真等人，似乎是更大的人物！这是更加不可思议的事，却又是真真正正在发生着的事！
刘少奇是个政治家，他知道脱离了党委的领导，中国必乱，所以，运动之初，他派遣工作组到大中学校控制局面；运动开始后，他也有不满和抵触情绪，例如，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那作为“文化大革命号角”的“五一六通知”被与会者全票通过时，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横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言语之中还能体现一股凛然正气。但是，几天之后，他不得不言不由衷了。5月26日，在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在大会公开发言中用了大量篇幅进行自我批评，说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从刘少奇的前后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所受到的压力，看到当时党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已荡涤无存，在政治局中，已经没有谁敢于说真话，敢于反对错误的决策，包括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先念等在革命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英雄。
（四）1966年8月5日，在中共中央八届11中全会上，毛泽东也写了一张指责刘少奇等一些领导人的大字报！原文无标题，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把这段文字誊写在纸上，毛泽东作了修改，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8月7日，这张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的代表。就这样，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压制红卫兵运动”“阻拦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受到了批判，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一下子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都在他之上。8月17日，这张大字报还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并经红卫兵辗转传抄，很快传遍全国。国人已经被告知，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司令，就是刘少奇！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当时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上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姓名，她如实回答。毛不喜欢“文质彬彬”之意，对她说：“要武嘛！”于是，这位戴着一副眼镜的弱质女子便更名为“宋要武”，去参与武斗等“革命行动”。她预料不到的是，不久，他的父亲宋任穷也被揪斗遭迫害，不知她有何感触？！
由于刘少奇是个大人物，尽管失势，但仍在党内排行第八位，还是国家主席，一般的红卫兵很难查出他有什么罪行，事情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1967年3月20日，有一个叫戚本禹的“小爬虫”，在报上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这样，毛、林、江等人又借影片《清宫秘史》揭开了公开批判刘少奇的序幕。这影片为什么和刘少奇联系上，我现在已记不大清楚了，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此后，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急欲搬开刘少奇这块他们仕途上的绊脚石，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林彪、江青等人最犀利的武器，就是利用愚昧无知的“红卫兵小将”，让他们去揪斗老干部，揪斗刘、邓、陶。在那声势浩大的“红卫兵”面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夫人王光美，已变得缈小如蝼蚁，毫无申诉争辩之机会。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了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30万人啊！几乎等于卡塔尔那样的国家的总人口！在会上，红卫兵强迫王光美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进行侮辱。看到这里，有些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强迫她穿旗袍？穿旗袍不是很好看吗？又为什么要她戴“项链”？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文革前，中国的妇女都是粗布长衫打扮，所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不能戴项链首饰，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64及65年间，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亚非多国。王光美是穿着最能显示东方妇女身材美的旗袍，并戴上项链的，而这身打扮，在当时来说是很耀眼的。江青没有这种抛头露面的机会，已恨得牙痒痒，此时，便唆使愚昧而野蛮的红卫兵，以此来羞辱王光美。我看到那幅历史照片，那两位怒目圆瞪、一手扭着王光美的手臂，一手按着她的头的红卫兵，如今安在？会否不时回忆到三十多年前自己所获得的殊荣？唉，可悲的红卫兵，现在很少听到有谁会承认自己过去当过红卫兵、曾迫害过他人的了，那批人大多都患了失忆症了。
1967年7月12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时召见林彪说：“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你负责，外事工作和经济上的问题归总理管。乱就乱他一阵子也可以，反正不打倒刘少奇，全党是团结不起来的。”毛泽东这种
错误的心理，这种错误的判断，开始了刘少奇的苦难。7月18日，对刘少奇的批判转入公开揪斗的阶段。那一天，在被造反派批斗离开家时，他还有一点自信心，他对夫人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到了8月5日，造反派在中南海再次批斗刘少奇。批斗结束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这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他找出了一本《宪法》，拿在手上，抗议道：“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作为国家主席，他在这个时候才想起《宪法》，想起“人权”“公民权”，然而，已经太晚了。他领导下的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受到这方面的教化，他们虽然说是“翻身作了主人”，但其实依然是愚昧、落后、无知、迷信，那“三忠于”实际就是封建时代的“忠君”的变种，而不知道文明社会还有《宪法》这东西。
（五）面对如此的现实，刘少奇也明白了横祸的原委，他提出，一切责任自己承担，辞去一切职务，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种田。这做法，在封建社会，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可行的。然而，他的政敌并不想就此罢休，他们要将他彻底打倒，再踏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不过，要将刘少奇彻底打倒，没有一些过硬的“罪行”，怕难以服众。于是，刘少奇专案组就秉承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意旨，深挖刘少奇的过去，终于找到“叛徒”“内奸”“工贼”这三条可怕的罪名。
“叛徒”的由来：1925年11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因病回湖南养病，12月16日，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消息传出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各地工会、等纷纷通电谴责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湖南学生团体及刘少奇亲友同乡也奔走援助，要求释放刘少奇。1926年1月16日，赵恒惕不得不将刘少奇释放，2月19日，刘少奇到了广州。就这么一件事，竟被说成是刘少奇叛变出狱，再奉赵恒惕的密令到广州的！
“内奸”的由来：1927年4月3日，驻汉口日本水兵屠杀中国民众，刘少奇代表工会参与交涉，提出“先不要打日本人”，以利于谈判斗争，这事则被诬陷为“为日寇保镖”；6月，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党中央为保存实力，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刘少奇曾代表工会去执行此事，这也被歪曲为“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工贼”的由来：1929年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在领导奉天纱厂工人斗争中曾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工厂门外被厂卫队怀疑而扣押，在审讯期间，两人未暴露身份而最终被释放。专案组将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的孟用潜及原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关押逼供，采用歪曲手段又给刘少奇戴上一顶“工贼”的帽子。
有了这三顶“帽子”，刘少奇死罪难逃了。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了。会议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除了一人之外，全都举手通过，这不举手的人，是一位女干部，叫陈少敏，我前面有一章专门写到她的。
（六）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时，我还在广州，一个月后，我就要“上山下乡”了。尽管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但国家大事是不会不关心的。我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可能跟许多国人一样，对刘少奇很难发出“无产阶级的义愤”，更多的可能是震惊。文革前的领袖们，我看着个个都很顺眼，刘少奇是个慈祥长者；包括穿着元帅服的林彪，也有一定的风度。但文革开始后，中国政坛上活跃着的是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等人，个个看着都不顺眼，不是尖嘴猴腮就是肥头大耳，不是阴险就是蠢钝，林彪站在毛泽东身边，已活象一个患肺结核未愈的病人，实在难有“副统帅”的风采。想到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陶铸、彭真、
彭德怀、贺龙、罗瑞卿等不知去向，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
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等即使露面，也是灰溜溜地站到不显眼的一边，心里就不是滋味，但又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刘少奇既已被永远开除出党，就应讲讲“人道主义”，放他一条生路，让他“苟存性命于乱世”，然而，当时的掌权者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把他关在北京还觉得不保险，一年后，即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开封，在一座阴冷的特设的监狱里单独“监护”。半个月后，刘少奇病情恶化，但未得到治疗；11月12日，病情转危，但未得到抢救，6时45分死亡。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就是这样含恨离开人世，死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朋友。他的嘴和鼻子已变形；他的白发有一尺多长，长而稀疏的胡子蓬乱着，他死后十几个小时，才让他原来的卫士长老李给修剪。两天后即14日的深夜，这位71岁的政治家，以“烈性传染病人”的原因，以“刘黄”的名字秘密火化了。
（七）刘少奇的遭遇如此，王光美及其子女的遭遇也肯定很惨。
王光美祖籍天津，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王光美的父亲叫王治昌，号槐青。早年留学日本，是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生。王光美的母亲叫董洁如，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她开明、进步，持家有条有理，教育子女亦很得法，她一共生育了8个儿女，3个男孩，5个女孩，王光美是女孩儿中最大的。王家堪称革命家庭。三哥王光超，抗日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向解放区输送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材；四哥王光杰，是王家最早的中共党员，抗战中在敌占区设秘密电台，为延安输送情报，获“特等功臣”称号，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六哥王光英，人们较熟悉，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美的4个妹妹，都是中共党员，都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
这样的家庭环境，对王光美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她在学生时代，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可以说有着深刻的家庭背景。王光美出生的那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刚在上海成立之时，她在北京著名的实验二小读完六年小学后，考入北平师大附中读中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便在家自修，1939年考取辅仁大学物理系，1943年大学毕业后在研究生院读了两年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45年下半年任大学助教，指导学生习作论文。王光美的学生时代，正是“九·一八”、“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时候。国难当头，时局剧变，民族危亡促使每个爱国的中国人去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时代的浪潮冲击着每个青年学生火热的心。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低沉悲壮的歌声和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飘荡在城乡上下、学校校园而催人泪下时，更激励起人们为保卫中华民族、保卫国家、保卫家乡去勇敢战斗。王光美就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个。由于她
是中共地下党员，英文又很好，1946年经北平地下党推荐，到北平军事调查部中共代表团处任翻译。1947年2月，军调部撤消后，她随中共代表团到了延安，为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担任外事翻译。1948年8月，27岁的王光美与50岁的刘少奇结婚，并担任刘少奇的秘书。
江青的家庭出身与个人经历及才能，甚至样子风度，与王光美相比，肯定自愧弗如；林彪的妻子叶群，也无法相提并论，光是这两个恶毒女人的嫉妒，就可以叫王光美遭殃，更何况
还有政治上的原因！王光美的经历本来是很清楚的，可是林彪、江青、叶群、康生一伙，硬是从王光美身上打开缺口，无中生有地诬陷王光美到军调处当翻译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派遣，并弄来假材料以“证明”。此外，更加荒唐的是，江青一伙还借文革前夕去世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更无中生有地弄出一个敌特组织“梅花党”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王光美又成了“梅花党”的首领之一。
1967年4月间，我在广州的街头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大字报——北京传来的“特大喜讯”：北京大学生造反派领袖蒯大富，率领红卫兵如何“智擒王光美”。在这里，我实在不想把那一幕中国的大学生所做出的丑剧重现了。1967年9月13日凌晨，王光美正式被逮捕，投入秦城监狱。1970年7月，专案组提出对王光美“永远开除出党，并依法惩办”；而林彪更主张判王光美死刑。毛泽东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居然批示：“暂时不宜判刑。”这就使得王光美不致被判死刑，但被长期关在狱中。直到1978年12月12日，即打倒“四人帮”后两年多，王光美才离开监狱。她在监狱里一共过了11年多，成为文革中因冤案坐牢时间最长的一位。
因刘少奇、王光美的“滔天罪行”，其家属无一幸免地受到株连。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王光英被长期关押；她的母亲董洁如，1966年已73岁，仍遭造反派多次揪斗、游斗，1968年被关进监狱，1972年7月死于狱中；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原在包头工作，遭受批斗迫害，于1967年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在内蒙古长期关“牛棚”，不准回家；次子刘允若1967年被江青点名后被捕入狱，得了多种疾病，1974年获释，1977年病情复发去世；刘平平1968年3月遭拘留，在监狱里关了15个月，又被送劳改半年，1969年11月被送到山东一个马场劳动，不许回京；刘源源1968年12月被抓进公安局，后转到山西雁北农村看管劳动，1969年他逃回北京又逃到上海，1970年3月被捕，押到南京坐牢两个月，释放后又押回农村劳动；刘亭亭1970年4月被下放到北京顺义县一个工厂劳动。
（八）刘少奇冤案是文革中株连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一个案子。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就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2万8千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难以计算。
刘少奇冤案被称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冤案”，我想，去掉“新中国”三字中的“新”字亦未尝不可。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很肤浅，但我不知道有哪个朝代中的哪件冤案可以与之“媲美”！我们肯定不想去寻找，更不想承认这个事实，我也希望这仅仅是一场恶梦，然而，文革刚刚结束不过25年，尚有起码8亿中国人仍健在，除非他们都患了失忆症，否则，谁也不敢也不能掩盖这场“大灾难”。
刘少奇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文革期间被当作“黑修养”来批判，因为毛泽东讲“斗争”，讲“造反”，你刘少奇讲“修养”，实在是水火不相容。这部书不知现在还有没有用，但估计成克杰、胡长青、慕绥新等人的书架上也会摆着的。刘少奇讲过不少话，但恐怕是他与王光美作生离死别时讲的那句话最实在，最正确，那就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的确，如果历史不是人民写的，刘少奇真是死不瞑目啊！
1980年2月29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于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其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举行追悼会；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人民终于改写了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刘少奇举行公祭。刘少奇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当年我因此而写下了那一首诗；21年后的今天，因为要写到刘少奇，又引出了我的这篇文章。不知日后，还有没有人再写这类的文章。
后记
不知不觉，《悼亡诗里辩忠奸》断断续续地，一章一章地写下去，竟写出了三十三章来，形成一部不算薄的书了。再往下写，肯定还有内容可写，值得写，如写胡耀邦，如写陈永贵，如写邓小平等。但是，我又觉得，事情总该有个尽头，起码是一个暂时的尽头。那么，以什么人作为尽头合适呢？我想，还是以刘少奇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因刘少奇而起，那么以刘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作为最后一章，也是很适宜的。
这三十三章文字，起码涉及到了近50人。这其中，有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解放军的元帅将军，有作家诗人，有运动精英，有演艺红星，当然，也有野心家阴谋家，有末代儿皇帝、末代代总统，甚至还有外国人士。这些人中，有陷害人的人，更多的是被人陷害的人，通过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故事，似乎可以将十年动乱的历史大都涉及到，司马迁写《史记》，用的也是纪传体的形式，不是可以概括数千年的历史吗？
薄一波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的确，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除了使数十万中华民族的精英无辜枉死（仅精英而言），数千万民众遭受迫害，文革更使中国倒退了几十年！文革破坏了本来就薄弱的社会生产力，拉大了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文革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天斗、与地斗”“开梯田”“深挖洞”，造成了中华大地草木凋零，水土流失；文革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与人斗，其乐无穷”，造成的恶果则是人心涣散，中华民族失去了凝聚力；文革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传统美德受到批判和舍弃，造成年轻一代不知何为礼仪廉耻，不知用什么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文革绞杀了人们的良心和人性，造成了思想和信仰的空白，造成了今天各种丑恶现象公然流行；文革十年间，中国基本不实行计划生育，使中国多生产了两三亿人，造成了现在的积重难返；文革十年间，中国的教育遭到彻底的破坏，耽误了起码两代人，造成了上亿的文盲和半文盲，这些文盲和半文盲，又直接影响到他们子女的素质；现代官员的腐败现象，可以说源于文革的影响，即趁手中尚有权，及时谋私利，不然就过期作废；文革时期讲空头政治，现在某些地方又刮起浮夸风，“数字出官”仍有市场。……
写文革，写灾难，这并不难，有较多资料可作借鉴，困难的，倒是如何将自己摆进去。老作家韦君谊在《思痛录》中就有这样的质问：“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诚、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作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韦先生的质问，无疑是有道理的，我们反思“文化大革命”，自己也应该反思。所以，我在文章中不想把自己写成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我不怕暴露自己当年的愚昧无知，因为历史就是如此！至于“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我倒是没有。我是因为父亲过早地被揪了出来，使我一下子掉到了“黑七类”的行列，不许乱说乱动，不然的话，我也难保不做出一些破坏文化迫害忠良的事来。或许可以这么说，父亲牺牲他一个，挽救了我们兄妹的灵魂。
历史风云，再说也难以说得完，最要紧的，是要以史为镜，吸取教训，尤其是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惨痛的教训。经过了
那场中华民族的“大灾难”，我们的党和人民也真的学聪明了一点，有以下几个方面，我认为是吸取了教训，做得很对的：
一是彻底否定文革和各种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没有按毛泽东所说的“七八年就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而是再也不搞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二十年来，我们已不用生活在“运动”之中，这是能够国泰民安的最根本的基础。
二是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方针，将全党全民的工作重点和奋斗目标放在经济建设方面。短短的二十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已经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三是彻底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二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夜郎自大到崇洋媚外再到充满自信的几个阶段，今天，我们已不怎么崇拜洋货，我们的产品已出口到了五大洲；我们不仅迎来外国游客，我们的国民也可以潇洒地出国留学出国旅游。
四是破除了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今天，我们不用“早请示晚汇报”，不用跳“忠字舞”唱“忠字歌”，虽然我们也提“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但我们并不感到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对江主席也不须特别的尊敬。今天的党中央，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实行的应是“民主集中制”，而这一制度在文革期间已荡然无存。今天，江泽民主席也不时会发表重要讲话，如“三个代表”之类，不是党员的可以不听不看，是党员的也不一定要记在心中。
五是从“人治”向“法治”迈进。今天的法制肯定不够健全，但比以前已经大大进步了。断案不是由哪个人说了算，要重证据，要依法处理。一位干部当了镇长不到两年，盖了两幢新楼，还把孩子送出国留学
，哪来的钱？明眼人都会想到是贪污受贿，但你要拿出证据呀，于是，由于没有“证据”，我们只能容忍众多的“贪官”继续在贪。这场足球赛，你说是“黑哨”，请拿出证据，不然，你怎么能说我“黑”？这些事都很气人，但也应看作是“法制”进步的体现。
六是人民有了言论自由。如果说现在人民有了充分的言论自由，那肯定不确切，我们还有一些限制，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但如果和二十年前相比，那就有了天渊之别！我只想举个例：有位17岁的少年写了一本小说叫《三重门》，这少年可能政治学得差，并不会运用“一分为二”等辩证法，在书中，他对中国的官员，中国的教育，中国的老师，中国男子足球等尽情地嘲笑，要是在过去，早就打成“小右派”“反革命”之类，但他的书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也没有见有什么人批判他的政治立场。
还可以举出多个方面说明我们今天的进步，但我这篇后记并不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总结性的文献，这样的工作自然有人去做，我只不过谈谈几点体会，说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当我觉得有需要，而又有时间，我或许会再写一些其他的人物，因为我的悼亡诗其实远远没有用完呢。
2002年2月
十年后补记
本书中的诗歌写于人物逝世之时或者得知他们逝世消息之时，由于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闭关锁国加上愚民政策，导致了我的诗歌所表达的内容不少是有谬误的，如好人被误作坏人，而坏人又以为是好人，因此，在本世纪之初，我陆续写了一批文章，将某些错误的信息作了纠正，所以，文章总的标题突出“辩忠奸”三字。
但是，我的所谓“辩忠奸”，也只能基于十年前的思想水平和当时有限的资料。十年过去了，社会的进步，言论的开放，尤其是近年来博客、微信的兴起，使得各种信息的传播更加快捷和广泛，于是，谁忠谁奸，真的还不能这么随意定性。随着档案资料的进一步公开，随着历史研究的公正与深入（尽管还有不少禁区），一些过去被认为“忠者”露出了“奸”的一面；而一些过去已定性为“奸者”，其实也并不那么“恶”……因此我们现在对秦始皇、汉武帝、康熙帝、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宋美龄、吴佩孚、张作霖、张学良、戴笠、
胡适、张灵甫、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等，有了异于过去的某些评价或定性。人都有多样性，很难粗暴地用“非忠即奸”或“非奸即忠”的脸谱化去将他们划为“左”或“右”。因此，本书中所涉及的某些人物，“忠”与“奸”的成分，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若干年后，或者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因此，本书所涉及的内容，都是作者十年前的一家之言，现在也不便再作修改和补充，写这篇“补记”，也是为了向读者作个说明
而已。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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