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张志新——不敢再提她的名字……

                              赞张志新烈士

       上下五千年,多少英雄汉。党的好女儿,志新是模范。秉德最无私,胸怀千千万。为保我神州,誓与群魔战。笔杆若钢刀,诗文如炸弹。给小丑画形,把逆贼宣判。大义不低头,昂首入狴犴。只要主义真,肯把称号叛?!铁窗难锁心,时往北京看。坚信战旗红,明朝更璀璨。贼子丧天良,霎时天地暗。利刃割喉咙,枪杀“重罪犯”。至死不折腰,浩气长空贯。十月响惊雷,日出云雾散。群魔上刑台,烈士千秋赞。大地是坟茔,山花红烂漫。祭文来四方,誓言九州撼。我亦泪双流,一唱复三叹。

                                                                       1979年7月

                                      (一)

    这一首诗,看标题便知,是写给张志新烈士的。我不用“悼”这个字眼,因为我觉得这个字不足以表达我对她的崇敬,我必须要用“赞”这个字眼,而整首诗的基调及内容,我也不想写得悲悲切切,而是希望以一种“壮怀激烈”的气氛笼罩其中。1979年6月,报上开始宣传张志新的事迹,随即,“党的好女儿张志新”的名字和事迹便传遍了大江南北,各种赞美歌颂的诗文以及声讨林彪、“四人帮”的檄文大量涌现,我的这一首诗,自问也写得不错, 尤其是韵脚,都选用去声字,读来荡气回肠。但我人微言轻,没有去投稿凑热闹,只是写在自己的本子上。有关张志新,后来又提得少或不提了,原因可能她有“先知先觉”,使许多高层的人士也相形见绌;有或者她死得很惨,宣传多了会产生负面影响。总之。我的这首诗一放就放了二十多年,今天重读,反而觉得现在难以写到这个水平。

      文革中死去那么多人,死得最怨最惨的,说是张志新也不为过。对于她的故事,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知道,似乎不知道还好一些。但是,我既然提到了张志新,又无法轻描淡写,我只有再一次让心灵震撼!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敢为真理而斗争》的长篇报导,开始介绍了一位与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最后被他们残杀了的基层女干部张志新的动人心弦而又令人悲愤的故事;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份血写的报告》,进一步介绍张志新。其中提到她于1974年4月4日临刑时的情节:“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这段话说得朦朦胧胧,让人猜疑。一个多月后,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一文中,这情节就清楚些了:“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又过了一个月,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一文中,这一情节又更具体些:“(被割破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那些人为什么在临刑前要割破张志新的喉管?无非是怕她在行刑时再高喊“反动口号”!而实际上,此时的张志新,已经被他们逼疯了!

     在当年(当然也包括现在),割断“犯人”喉管再拉去枪杀这样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确实引起全中国有良心的人们的极大的愤怒,更何况被虐杀的,是一位坚持真理的女共产党员,是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位会拉小提琴,会跳舞,懂俄语,热爱生活的优秀干部,是一位很有气质的漂亮的女人!这一超越法西斯暴行的“割喉管”,是当时辽宁的当权者们提出的,而毛泽东的侄子、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工作的毛远新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啊!人们呵,想想吧,我们的“革命”曾堕落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二)

      还是说说张志新的简历吧。1930年12月5日,张志新出生于天津市一个大学音乐教师家庭。1950年,她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朝鲜战争爆发后,学校批准她参加志愿军,并送其到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51年1月,被军事干部学校派往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年半以后,被提前调出参加工作,分配到该校俄语系资料室。1955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从北京调到沈阳市委工作。1962年,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1968年,随东北局和原省委机关的许多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就在这“五七干校”,张志新的悲剧开始了!

     张志新是怎样遭难的呢?且听她的同事的回忆:

     有一天,宣传部的同志们一起学习,让大家谈谈对“文化大革命”的体会和认识,亮亮自己的真实观点。张志新想,既然党号召“谈真实想法”“亮真实观点”,况且这是党内的会议,便说了许多话∶她认为“文化大革命”“左”了,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许多被打倒的老元帅、将军,老干部都是革命功臣,……就是这些话吧!我们当时听了都吓了一跳!你想想,她这些话,是在会议上讲的。会后要向上面写“简报”。这事怎么也瞒不住的。上面一见简报,立即命令我们组织对张志新的批判。可是张志新不服,不仅不服,还继续讲自己的观点。越说暴露自己的观点越多。

   后来,我们这些和她共同工作多年的同志,个别找她谈话,我也找她谈过∶当然是希望她承认错误,让她检查一下。只要她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我们对上面也好说话,往上面报材料时,可以说∶她通过大家的批判帮助,提高了觉悟,认识了错误,并有悔改表现。争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从轻处理。可是她怎么也不肯。

   唉……上面继续组织对她批判。可是每一次批判,她不仅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讲出更多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实在也没有办法!……直到她知道要逮捕她时,还讲∶自己是一个党员,这是自己的看法,在会议上讲出来是符合党章的,她也太天真了……这么一件大案,谁也隐瞒不了。头头们只好报到省革委会,省革委会当然要逮捕法办她!

                               (三)

      这就是张志新被逮捕的原因。现在,几乎人人都认为她说得对,但在当年,这样的真话,谁敢说出口?终于,在1969年9月24日,在干校的一个大会场,召开一个全体学员的大会,对张志新实行逮捕和公审。会场周围贴好了不少“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张志新为“走资派”扬幡招魂,决没有好下场!”“坚决要求红色政权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张志新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过了不多时,有几个大汉押着被五花大绑的张志新进了会场,那天她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衬衫,头发也梳理得很整齐,面孔从容,她进了会场,仰着头向周围扫了一眼,没有一点愧色。

    这时主持会议的人大喝一声∶“张志新!低头!”

    张志新不低头,好象没有听到。这时原来扭着张志新背膀的大汉,使劲按着张志新的脖颈,每按一次,张志新便顽强地再抬起来。反复多次后,两人按着张志新脑袋的手,干脆就不再抬起,用全身力气压在张志新的头部。张志新的头发也全乱了。她想用被绑着的双手去梳理蓬乱的头发,但不能够。

    张志新那天预计要逮捕她,她特意穿了新衣服,还打扮了一下,她想使人感到,她没有罪,又问心无愧,她是从容不迫面对这一切的。这使人们联想到以前看过歌剧《江姐》中,江姐走上刑场前的仪态。

    大会开始控诉张志新的罪行。按照当时的“惯例”,批斗会只有造反派“控诉”,没有也不会给“罪犯”说话机会。“罪行”内容也极其含胡:张志新恶毒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刘少奇明冤叫屈,罪毒攻击林副主席,为苏修辩护,实属罪大恶极等等。每“控诉”一段,下面便响起震天的口号。此时那两个大汉,架着张志新的胳臂,一直按着她的脖胫,揪着头发,拚命让她低头。而张志新还是要仰起那不屈的头颅。一仰一按,一按一仰,整个会议过程都是这样进行的。当主持会议人宣布:张志新是个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公安部门逮捕法办时,在一阵高昂的“拥护”口号声中,几个公安人员,走过去把镣铐给张志新扣上押走了。

  这就是张志新被逮捕及公审的经过。在那没有言论自由,真理完全被强奸了的年代,39岁的美丽而又孤立无援的张志新,就这样被投进了监狱,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在狱中,张志新并没有屈服,她仍在申诉,仍在批判极左路线,批判文革的疯狂,批判领袖的错误,因而,她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张志新的妹妹有这样的叙述:“在狱中,姐姐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6年的漫长岁月,狭小阴暗的牢房,繁重的劳动,戴手铐铁镣,加双铐双镣,戴背铐,住小号,体罚,唆使流氓犯“以毒攻毒”的殴打……一个体弱带病的女子,戴着背铐,失去自理个人生活的能力,受尽人间耻辱。姐姐面对这一切,无比愤怒地申斥:‘你们以为一个女共产党员就这样随便凌辱的吗!行凶者、帮凶助威侮骂者,你们可以逃之夭夭吗?你们若不认错,将会受到历史的严惩!’”这是何等的凛然正气,何等的磊落光明!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在共和国的英雄榜上,也有许多女中豪杰,如秋瑾,如刘胡兰,如江姐,如向秀丽等,但有哪一位比得上张志新?尽管她的名字后来很少被提到。

   由于她宁死不屈,激怒了“四人帮”的帮凶毛远新,他在一次辽宁省革委会常委会上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由无期徒刑改判死刑。1975年4月4日,她被割破喉管后枪决,时年45岁。张志新被枪决后,暴尸刑场,最后连遗骨也找不到!

     1979年3月21日,辽宁省委召开大会,为张志新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同年6月,首都各大报开始报道她的冤案,张志新的事迹震撼人心。

                               (四)

     二十年过去了,人们还没有忘记这位女英雄。非常有影响的报纸《南方周末》在1998年8月和2000年6月,都有文章提到她。而在互联网上,善良的人们为她设了一个灵位。当我进入到她的灵位时,我看到了李镇西先生的文章——《面对张志新同志的遗像》,这完全可以当作一篇碑文来读,它说出了不少我想说但又说不出或说不好的话,我实在不忍割爱,全文移载于下,我想李先生不会介意吧:

                              面对张志新同志的遗像
                                             ——李镇西

      这是我从今天——2000年6月16日《南方周末》第一版上剪下来的一张张志新同志的照片——一头黑色瀑布般秀美的头发,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 一个丰润而紧抿的嘴唇,一张充满青春气息的脸庞……无论是谁,都可以从这张"老照片"上读出"美丽"二字——不,不仅仅是美丽,还有五十年代少女所特有的纯真朴实。但是,如果联想到这位美丽的女性后来的命运,眼前的"美"就显出了悲剧一般的沉重与崇高。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国家的报纸除了在某些特殊的时候刊载领袖人物的大幅肖像照,好像从来还没有为哪个非领袖的公民登载过这样的照片。而现在,《南方周末》把这份殊荣献给了张志新同志。我因此要向《南方周末》的全体同志表达深深的敬意!
      "张志新是谁?"面对这幅照片,恐怕现在30岁以下的中国人都会提出这个疑问。这不能怪他们无知,因为21年前的1979年宣传张志新同志事迹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懂事的娃娃,而仅仅宣传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不知什么原因,张志新的名字从媒体上消失了。
      然而,在1979年,当张志新的名字出现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种媒体之中时,整个中国震惊了!无数双善良的眼睛面对张志新美丽的眸子流下了泪水,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相信:仅仅是因为"思想",思想者不但被残暴地结束生命,而且在结束生命前竟然被割断喉管!而这惨绝人寰的一幕,竟然发生在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

      
一时间,人们用泪水写下的诗歌传诵在中国大地:"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韩瀚:《重量》)"一枝无产阶级专政牌号的枪,对准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胸口!……中国的良心啊,岂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清明雨,洗不净不清明的时候——野心取代了良心,兽性代替了人性,权力枪毙了法律,暴政绞杀了自由……"(熊光炯:《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 "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七尺汉子,伟岸得像松林一样,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却是她,冲在前面,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中共辽宁省委作出决定:追授张志新同志为"革命烈士"。
     1979年新版的《辞海》多了一个辞条:"张志新"。
     中国的1979年被称为"思想解放年"。

     
那一年,我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当我第一次读到张志新的事迹时,思想上所受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大地在我脚下旋转,世界在我的眼中失去了色彩。许多从少年时期便铭刻在脑子里的某些"神圣"的形象和"庄严"的字词开始变得虚伪而荒诞起来。经过了几个彻夜未眠的心灵痛苦之后,我写了一首题为《我和亚瑟》的短诗,表达了我对现代迷信的永远的决裂。
      张志新,是引领我走出现代迷信的思想启蒙者。
      独立思考,是我从张志新那儿继承的精神遗产。
      从那以后,我就抱定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真理,我决不能再迷信任何东西,不管它披上多么神圣的外衣!
     说实话,尽管当时能看透"文革"的人并不多,但在我们国家和在我们党内,显然还应该有比张志新更清醒的人,而且这些清醒者的地位远在张志新之上,如果他们具有张志新一般的勇气而奋力抗争,其作用也远胜过张志新的孤军奋战。但是,面对民族的疯狂,过于"成熟"的他们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明哲保身,选择了随波逐流,选择了风暴过后的血泪控诉与自我安慰,而把整个民族的灾难让张志新、遇罗克、顾准等人来承担!
     从1979年开始 ,张志新成为我心中的精神偶像。我一直试图搜集更多的有关她的资料,但遗憾的是,20多年来,她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1998年8月7日,我意外地从当天的《南方周末》上读到了《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进一步了解了这位英雄在狱中的惨景:她被轮奸,她被逼疯,临刑前割喉管时她的脑袋被几条大汉强按在砖头上……
     两年以后的今天,我又读到了《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一文。文章披露,张志新之所以被杀,并不仅仅是"反对林彪、四人帮",而是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摘引了一段张志新原话:"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张志新还对"文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它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她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提出了批评:"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志新于1969年8月写下的这些文字,等于是提前10年就用自己的生命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对毛泽东同志评价的部分!说她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她当之无愧。
    然而,她的悲剧——其实,这哪里是她一个人的悲剧?——在于她觉醒得太早了,而且把这些10年、20年之后人们眼中的常识勇敢地说了出来,于是,她便成了"罪人" !
     在《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中,作者还全文公布了张志新在狱中用小木棒代笔写下的痛斥监狱长的控诉书:"……告诉你们:如果谁以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受失败和牺牲的保票才去革命,那他根本就不是革命者。共产党人,一个被错误路线迫害者,脱党状态的女共产党员,孤家寡人一个,在这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缺点错误失策在所难免,是前进中的问题,自身有克服的基础和可能,在斗争中只会提高觉悟,越战越强!因为她日益掌握真理!如果上述办法能征服,那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还有什么办法都使出来吧!她只能做七十年代的哥白尼!……" 

    
面对这血写的文字,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了。但我还是想说,这位中国"七十年代的哥白尼"同样应该是我们共和国的英雄,当然,这样的英雄还应包括遇罗克、李九莲、顾准、王申酉……因为这些先驱者不但用他们的生命唤醒了我们民族被极左路线麻醉的良知,而且他们留下的思想遗产成了推进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精神财富。当我们"忠诚"地把自己思想的贞操奉献给现代迷信的魔鬼时,张志新们思想的鸟儿却正在精神专制的无边暗夜孤独而执着地飞翔,呼唤着思想自由的黎明。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而张志新们正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但遗憾的是,在去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为五十周年国庆开设的"共和国英雄"栏目中,却没有他们的名字!不止是中央电视台,所有媒体在回顾雷锋、焦裕禄等"共和国英雄"时,都无一例外地将张志新们"遗忘"了!
     张志新是以思想获罪的,也是因思想而被杀害的。今天的人们面对张志新美丽的容颜,是无法想像我们的人民曾经生活在一个多么恐怖的时代。许多人曾经庆幸,那个令人诅咒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但此刻,张志新同志那双明亮而严峻的眼睛凝视着我们:警惕啊,人们!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与法制,我的悲剧同样可能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
     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得好极了:"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是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真正依法治国,保证任何一个公民思想的权利不被侵犯,让当年张志新呼唤思想自由的声音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绝唱!
     ——这才是今天我们纪念张志新同志的意义之所在。

                               (五)

     李镇西先生的话,也是我心中要说的话。如果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我想,我们再不要经常指责日本人没有勇气忏悔,不敢承认二战的罪行了,其实,我们自己又有多少忏悔的勇气?

    本章的标题,我用了“不敢再提她的名字”。什么人“不敢提她的名字”?许多!有的人,是怕提到她,影响了党的光荣伟大;有的人,是震慑于她的先知先觉,自己与之相比,相形见绌;而我,也不敢提起她,正如诗中所写:“我亦泪双流,一唱复三叹。”……

                           (注:此文南方网全文转载)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沈阳市东陵区大洼刑场被执行死刑,时年45岁。三十多年过去了,张志新的家人现状如何?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撰文《张志新 死神也不能夺去的勇气和美丽》,披露张志新死亡内幕以及张志新亲属现状。全文如下。 

    张志新的两个孩子回国很少。亲人相聚时,绝少提起他们的母亲,那是一个从未结痂的伤疤。 

    每当张志勤拉起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大姐张志新的形象就会在来回移动的琴弓前浮现,几十年来,包括北京2009年9月6日这个秋阳沉静的下午,皆是如此。 

    73岁的前中央乐团的小提琴手张志勤仍然在给一些年少的学生传授琴艺,为的是让自己的脑子不闲着,舒络日渐衰老的神经。她给每一个学生都拉过《叙事曲》,学生们很认真地听很认真地学,但没有几个学生知道这位张老师有着怎样的一位姐姐。在他们父母那一代,张志新则是个广为人知的名字。 

    50年多前,当张志勤还是天津音乐学院一名怀拥音乐梦想的学生时,逢及周末,她会抱着父亲买给她的小提琴,坐两个小时的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跟随老师马思聪学习小提琴。她的大姐张志新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工宿舍。她每次来京,都会去大姐家。大姐会让她演奏自己喜欢的曲子,低沉忧婉的《叙事曲》是张志新的最爱。“她就这么皱着眉头,认真地听。”
 

 
张志新


    张志新、张志惠和张志勤3姐妹自童年时代便因擅长乐器演奏而闻名天津。这得益于她们的父亲张玉藻的音乐传承。张玉藻是一位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音乐教员。张志新擅长吉他,张志惠擅长怀琴,张志勤擅长小提琴。在张志勤看来,倘若姐姐专注于音乐,并不会逊于自己。 

    张志新在家人心目中几近完人,貌美,多才,勤奋,有着洞察世界的清晰头脑。在张家7个兄妹中,“父母是最欣赏姐姐的。”张志勤说。 

    张志新已经去世34年,她众多美丽的黑白影像及其遭遇曾为世人浩叹,如今却渐归沉寂。张家7兄妹有的去世,活着的都已老迈。巧的是,张志勤如今的住所离志新桥很近,妹妹张志玲的家则位于志新西路。“这些巧合都没办法解释。”北京这么大,岁月那么长,她们绕不开“志新”。 

    众多张志新的亲人已经不轻易再谈起她,原因是每次言及都是触动内心的伤痛往事。多年来一直在整理有关姐姐资料的张志勤也因健康原因,曾有5年没有再触碰关于姐姐的点滴。
 

                                                             最后一封信 

    张志勤最后一次和已调至沈阳的张志新通信是在1968年的冬天。彼时张志勤已经在北京的中央乐团工作。“姐姐在信中嘱咐我要经常回天津看望老人,定期带父母去看病,告诉老人容易得什么病,如果有可能的话,将父母接到北京。” 

    从此,张志勤与张志新断了音信。张志勤给姐姐和姐夫写过多封信都没回音。 

    张志勤准备到沈阳去找姐姐。临出发前,她给姐姐所在单位打了电话,一位负责人接的。“我问姐姐出了什么事,他说,反革命!我问是什么罪行,现在什么地方,他说罪行不能讲,地方不能告诉你。我问见见她可以吗?回答是不能。找你们组织谈谈行么?回答是,领导不接待。” 

    张志勤继续给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写信。1972年她得到回音。曾真告诉她,张志新因反革命罪入狱,他们已办理离婚手续,他建议张家来人将张志新的东西拿走。 

    张志新被捕的时间就是张志勤与之失去联系后的1969年。 

    1973年,天津的大哥给张志勤来信,说辽宁有人来了解情况,问张志新小时候得过什么病。“当时我这一听,我和我母亲就想到了,姐姐肯定是在监狱里受了什么折磨,精神出了问题。我母亲跟我说过,家中的女孩子里面,大姐的身体是最好的。来人还说,可以去人做说服工作。” 

    张志勤卖掉父亲给她拉了20多年的小提琴后,筹得了给三哥张士华去沈阳探监的路费。在沈阳的监狱门口,张士华被拒绝入内,无奈而归。 

    张志新的入狱,为这个家庭加重了政治上的“不幸”。在张家兄妹中,二哥张士光是“右派”,“文革”开始的时候就被隔离起来,孩子3岁才见到他爸爸。三哥张士华的经历更有荒诞剧的意味。“文革”时,他在挂毛主席像的时候,因为像大相框小,他于是把主席像的周边给裁剪了一下,扔掉的裁剪部分被人看到了,他因此而被揪斗。二姐夫在美国、台湾、香港都有亲人,如此多的海外关系在那个年代只会为增加莫须有的罪名提供方便。 

    被打成“反革命”的张志新对于亲人前途有着直接影响。在张志新女儿曾林林的回忆里,因为张志新是“反革命”的原因,“弟弟报考沈阳音乐学院少年班,得了全县第一名,却没有被录取。” 

    “三哥的孩子在青海一向是先进工作者,申请入党,长期不批,她问组织,自己还有什么缺点,我改。有人跟她讲,她有一个很反动的现行反革命姑姑,所以她的入党问题根本不考虑。”张志勤说。 

                                                       一份带血的报告 

    时间到了1976年,已和姐姐失去多年联系的张志勤家人决定到沈阳去探监。恰在此时,中央乐团的领导突然通知张志勤立即到人事科去,说辽宁法院来人找她。 

    张志勤见到来人后急切地问姐姐的情况,来人支支吾吾半天,说张志新在1975年就被处决了,他们是来处理张志新的遗物的。“当时我正怀着5个月身孕,感到全身的血往下一沉,两手使劲扶着凳子。” 

    张志新的女儿曾林林正好从沈阳来京看病,住在张志勤家,张志勤的母亲也已从天津住到北京张志勤这里。她白天得装出没事的样子,睡觉时则止不住涌出的泪水。 

    张志勤给身在辽宁建昌的曾真写了封信,信写好后,还没寄出,放在桌子上,被母亲看见了。结果是,“老母亲倒在床上3天没起来,只能蒙着被子低声哭泣,都不能放声痛哭。” 

    “文革”结束之后,张志勤和家人开始为张志新申冤。全国各地对于文革中冤假错案的重审也逐渐开展。1976年后,辽宁有关人士看到了张志新的材料,大呼“人才难得”,到沈阳的监狱去找她,得到的回答是:此人已于一年前被枪决。 

    1976年后,经历了“文革”的新华社记者陈禹山对新闻业失望之极,他打算与过去十多年这一段令人羞耻的经历告别,为调往中国青年出版社而努力,“打算搞西方文学。”《光明日报》一位熟悉他的副总编得知后,告诉他,你还这么年轻,不要改行,现在是清算他们的时候。陈禹山对他说,这也是清算自己的时候。 

    张志新曾经在狱中发问,谁应是领罪的人?陈禹山觉得,张志新的死是集体罪恶,自己写的那些“造神”报道是为文革摇旗呐喊,这项集体罪恶中有自己的一份。 

    陈禹山认为自己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张志新的勇气,他知道,像张志新那样说话,是不要命了。任仲夷后来在看望张志新母亲时也说,他“没有志新敢想敢说”。 

    陈禹山最终没有离开新闻业,1979年,他去了《光明日报》,在机动部做记者。到那里不久,他就被派往沈阳采访张志新案。 

    此前一年,《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文章,政治风向开始转变。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决定给张平反,与此同时,一些人则反对任的做法。 

    张志勤拿出了两份同出自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给本刊记者看。1975年4月3日的判决书上写到:“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 

    1979年3月27日的判决书上写到:“张志新纯系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所谓事实,均系在精神失常情况下所为,不应视为犯罪。……宣告张志新无罪。” 

    第二份判决书上对“精神失常”是着重强调的。张志新反对的对象被限制在林彪和“四人帮”身上。 

    张志勤还记得,平反时她和家人来到沈阳。当时晚上还安排了看戏等诸多项目,家人无心参加这些娱乐活动,他们留在旅馆里。晚上过了10点之后,经常有人来敲他们的门,偷偷告诉他们了解的情况。“他们进门前都往屋里看,确定没其他人后才进门说话。”张志勤和家人回到北京后,甚至有当年的知情者卖血换取路费从沈阳去到北京告诉他们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 

    许多情况,陈禹山也在采访中了解到了。他清楚地知道,一些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法写,但也无法完全不提。 

    “此外,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是陈禹山当年写的《一份带血的报告》中的一段话,他觉得自己只能写到这个份上了。关于毛的讨论在当时仍会是危及自身安全的“禁区”。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的做法是绕过“禁区”。 

    陈禹山自己并不满意的关于张志新的系列报道仍然是轰动一时,“革命烈士”张志新的宣传遍及全国。 

    张志新的残酷遭遇被逐渐披露了出来。比如,深及骨头的手铐脚镣,一米见方的阴暗囚室,肉体的侮辱,割喉,一枪击碎头部……张志新遗体的具体去向至今成谜,4年之后的追悼会,灵堂上放置的只是一个空骨灰盒。 

    那些年,有许多迟来的追悼会陆续举行。张志勤记得,她还在和平里住时,1980年5月某天晚上,有人来敲门,她看到一位很瘦的年轻人站在她面前,说他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母亲让他来给张志新的母亲送刘少奇追悼会的入场证。在那之前,刘源的母亲王光美曾亲自到家中看望了张志新的家人。张志新在“文革”中有诸多为刘少奇辩护的言论,这同样是“不要命”的表现。
 

                                                            子女已入中年 

    直至今日,张志勤也没法完全理解姐姐当时为何要说出如此不要命的言论。许多人在那个年代已经想清楚一些东西,但不会说出来。“姐姐平时也是非常有头脑的人,并不会这么做。”多年后,她将其归结为姐姐内心所秉持的民主、科学与道德信念。 

    陈禹山认为张志新的言论是被逼迫讲出来的,缘起于她对同事说了自己对文革的不同看法。“她有这样的思想苗头,被人给抓住了,审她,要她交待黑思想,她是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没错,把她的思想全说了。她没公开去散播,连爱人也没有说,所有言论都只限于内部。” 

    如今养老于深圳的陈禹山仍在为张志新感到无限惋惜。“再坚持一年,她可能就出来了。” 

    在张志新没能挺过的1975年,曾真及其两个子女突然被要求进入学习班学习。他们被来人告知,张志新在监狱里坚持反动立场,要加刑。曾真意识到,在无期徒刑上再加刑,就是死刑。 

    曾林林和曾彤彤没有再见到自己的母亲。张志新平反之后,女儿曾林林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儿子曾彤彤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多年后,姐弟先后去往美国,如今都定居在明尼苏达州。姐弟俩回国很少,亲人们相聚时,有说有笑,绝少提起他们的母亲,那是一个从未结痂的伤疤,伤痛仍在不时翻涌。 

    张志勤手上有一张曾林林在2005年回国时,去沈阳青年公园张志新塑像前拍下的照片。时值春节,白雪飘落于张志新的塑像之上,塑像上贴着“福”字和对联,鲜花摆在塑像前,一派过节的气息却透着经年的心酸。看着照片,张志勤感叹时光过得太快,照片拍摄时,张志新已离去整整30年,与她容貌极像的女儿也已进入她母亲当初的中年时光。

  

   三十、蔡楚生、郑君里、孟君谋、舒绣文、上官云珠——他们象一江春水向东流去……

            悼念蔡楚生、郑君里、孟君谋、舒绣文、上官云珠

     一江春水向东流,离乱烽烟八载愁。三十年前经典作,缅怀蔡郑孟双优。

                                                 1979年7月

                                (一)

     这首诗的标题,一共列举了5位人物,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不知其为何许人也。老一辈的人,尤其是喜爱或关注电影事业的人,应该知道他们都是电影艺术家。但是,为什么把他们放到一起来写?原来,是有一定原因的。

      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文革十年间被禁演的一大批电影重新获准放映。放映那些影片的意义有许多,譬如,是体现了思想和文化的又一次解放;是对林彪、“四人帮”扼杀优秀文艺成果的控诉;是对那些曾被污蔑为“毒草”的影片的平反;是对那些受迫害的电影工作者的平反和肯定;是对那些已被迫害致死的电影工作者的悼念……

     在十年文革中,十亿中国人只能反复地看到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奇袭》等有限的影片,而最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则是《英雄儿女》,但看多了,也就可以倒背如流。在文革的后期,多了一些外国影片,如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的影片。印象最深刻的是朝鲜影片《卖花姑娘》,因有“姑娘”可观看,而且有许多歌曲可欣赏;另外就是罗马尼亚的影片《多瑙河之波》,片中有一艘船,船上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而且身穿无袖的连衣裙,在那全国的姑娘都穿着军装或蓝布长衫的禁欲的年代里,这一形象就足以使全国的成年男人们解解谗的。

      所以,当“第二次解放”后,当众多优秀的旧影片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时,你可以想象,久经文化饥渴的国人,是多么的兴奋,多么的踊跃观看!也就是在1979年6、7月间的某一个晚上,我在农场的露天广场上,观看到了旧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影片,实际上我在50年代就看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原因是那时我太年幼了。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这部影片的主题的了解,因为我的母亲,在不少的场合都会提到这部影片,其原因我还要作些必要的解释了。

                              (二)

     1937年10月,我父亲离开家乡阳江县,到了广州加入抗日军队。不久,广州沦陷,父亲随军队北撤曲江,从此开始了八年的抗战生涯。他曾转战江西、浙江、广西等地,在漫长的八年中他没有回过一次家乡。我母亲带着我的大哥和二哥,在家乡艰难度日,并日夜为父亲的生死担忧。这期间,我母亲的父亲想办法寄了一封信给我父亲,父亲回信并附有《寄关岳丈》七律诗一首,诗云:“六载从戎岁月虚,暮云遥望怅何如!一年四季风尘客,万怨千嗟主妇书。尽孝尽忠情未尽,除奸除恶恨难除。几时舒我双眉展,安步还乡也当车。”可见父亲并非不想回乡,而是抗日事大,要“除奸除恶”“尽忠”,所以难以“尽孝尽情”。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广州。母亲在家乡听到一些风声,说父亲已在外另置家室。于是,他不顾一切,求得小叔子的帮助,带着我那10岁的二哥水陆兼程赶到广州寻找父亲。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爸不认我们母子,我就跳到珠江死去!”幸而,情况并非如传言那样,父亲并没有另置家室。于是,他们在广州团聚并安顿下来。

    50年代,父母带我和妹妹在新华(或新星)电影院看《一江春水向东流》。谁知,这片子的内容使得母亲深有感触,她从头到尾哭个昏天黑地,不知周围的观众有没有意见。我那时尚幼小,只依稀记得母亲的所为,至于影片的内容,却没有记住。但是,母亲过后经常提起这部影片,使我也大概知道,这影片是说一位丈夫在抗战开始后离家参加游击队,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在家乡艰难度日。到了抗战胜利后,她才知道他的丈夫已经在外另娶妻室。于是她悲伤地跳河自杀。你看,这样的内容,和母亲的经历何其相似,怎么不令她哭得昏天黑地?不同的是,父亲没有影片中的男主人公那样无良,而她也比女主人公幸运。

    到了1979年6、7月间,当我又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时,我当然会想起50年代时与母亲一起看这电影的情景,并且认真地了解了电影的内容,深深地被这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折服,所感动。趁着写这篇文章之机,我不妨在此介绍这影片的内容,对于某些没看过这影片的读者来说,或许也是有此必要的。

                               (三)

    上海纱厂女工素芬和夜校教师张忠良相识相爱了。没多久,素芬和忠良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儿子。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忠良因参加救护队离开了上海,与亲人告别。素芬带着孩子、婆婆回到乡下。不过当时农村已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了。
  忠良的弟弟忠民和教师婉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而父亲惨死日寇手下,素芬只好和儿子、婆婆回到上海,在难民事务所勉强度日。
  忠良在参加抗战过程中历尽磨难,逃到了重庆,后为生活所迫,他去找在抗战前认识的温经理的小姨王丽珍。已成交际花的王丽珍在干爸庞浩公的公司里给忠良找了份工作。渐渐地,忠良经不起堕落生活的诱惑,终于和王丽珍结了婚。
  这时,素芬和婆婆则过着艰难的生活。忠良当上了庞浩公的私人秘书,终日来往穿梭于上层社会,早已将素芬等抛置脑后。抗战胜利后,素芬还盼望着得到丈夫的消息。忠良回到上海后又和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发生了关系。素芬为养家糊口,到何文艳家做了女佣。
  一次在何文艳举行的晚宴上,素芬认出了丈夫忠良,当她说出真相时语惊四座。后来素芬收到忠民的来信,忠民已与婉华结婚,并祝兄嫂全家幸福。这时,素芬才将实情告诉婆婆。张母找到儿子,当面痛斥忠良,但懦弱的忠良仍不悔改,素芬万般无奈,投河自尽了。
    这部影片中有三条情节线:一条是素芬与婆婆、孩子所经历的苦难生活,它真实地表现了抗战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人民的贫困与痛苦,有着强烈的控诉作用;另一条是张忠良由一个抗日爱国青年走向堕落,混入腐败的上层社会的过程,影片围绕这一条线,还写了一批政客、官商,有力地暴露了国民党官僚统治集团不顾民族危机和人民,大发其国难财的罪恶和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第三条是写张忠良的弟弟张忠明投奔山区游击队,战后留在解放区工作。

     这部影片上映后受到观众空前热烈的欢迎,卖座之盛,继《渔光曲》之后再创最高纪录。连映三个月,观众达70万人次,堪称中国电影之最。影片之所以成功,是由于编导者以深刻的内容和通俗的手法,敏锐地传达了广大中国人民在抗战前后的感情、心理和思想,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无情现实。
  这影片反映的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讲述的是对一个时代历史变迁的反思。影片借鉴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将戏剧性和抒情性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
  影片故事曲折,结构缜密,通过交插和对比的手法让几条线索同步并进,推动情节步步深入展开,使人物命运扣人心弦。同时,它又以情动人。片中画面的长镜头处理和画外歌曲声,选用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富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诗意。
  影片刻画的人物也十分成功。体现了素芬的中国劳动妇女传统美德,表现了张忠良的矛盾心理和双重性格,以及王丽珍之流代表上层阶级的凶狠残忍等,这些艺术形象充分体现了时代矛盾的深度和广度。
  在中国电影史上,该片被誉为“史诗式的影片”而成为经典之作。

                               (四)

    然而,我这篇文章所要写的,并非对影片的鉴赏和评论。就在看到这影片的同时,我大概也从报上看到了有关的消息,参与制作这部经典之作的电影艺术家,有几位原来已在文革期间被迫害死去了!得知这一消息,我黯然良久,继而悲愤难平。但后来一想,所谓“文化大革命”,当然首先是要向文化人开刀。电影是最主要的文艺形式,首当其冲在所难免。早在文革前,就对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聂耳》《革命家庭》《北国江南》《逆风千里》《怒潮》《抓壮丁》《红日》《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球迷》等影片进行了令人难以信服的批判,把这些优秀影片都打成“毒草”,而瞿白音、邵荃麟等早就戴上了“反动”的帽子。到文革正式开始后,更是“横扫一切”,毫不留情。电影界人士被整得惨,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江青是个演员出身!诸位看官,演员出身的江青为何要狠整演员?这说来又话长了,让我们先看看江青的“演艺生涯”吧:

    
  
1929年夏,江青当时名叫李云鹤,考入在济南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

  1931年春,因经费困难,实验剧院解散。李云鹤随王泊生到北平参加晦鸣剧社,演出京剧折子戏,因失败返回济南。

  1931年5月,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

  1931年7月,与裴明伦离异,到青岛投奔赵太侔。

  1931年7月—1933年4月,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同时半工半读。与俞启威(黄敬)相识、相恋、同居。

  1933年2月,由俞启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4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下旬,李云鹤经赵太侔的夫人、俞启威的胞姐俞珊介绍,前往上海,由此失掉组织关系。

  1933年5月,由田汉之弟田洪介绍,到上海大厦大学做旁听生,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引起左翼教联注意。


  
1933年7月,由田汉及其弟田源介绍,到陶行知所办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在沪西郊区小学任代课老师。俞启威出狱后曾来探望。

  1933年9月,在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时,参加演出话剧《婴儿杀戮》。此剧演出费用由陶行知先生资助。

  1933年10月,由陈企霞、王东放介绍,在左翼教联参加共青团,成为左翼教联正式盟员。

  1933年10月,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话剧团体,演出《锁着的箱子》。经同学魏鹤龄介绍,认识了赵丹、顾而已、郑君里等影剧界人士。

  1934年元旦,参加拓声剧社,演出话剧《天外》。

  1934年9月,与共青团交通员阿乐在兆丰公园接头后,在曹家渡被捕入狱。

  1934年12月,经教联求保获释。

  1935年1月,到北平与俞启威同居。


  
1935年3月,回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并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蓝苹。

  1935年6月,在上海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好评,结识崔万秋,并与之来往频繁。

  1935年,在“电通”参加影片《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外,兼任美工助理、场记。

  1935年9月,与“电通”同事、影评人唐纳相爱同居。

  1936年3月,组织“三八”节游艺活动。

  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同时举行集体结婚仪式。参加者还有郑君里、李清以及摄影师马永华。

  1936年6月,谎称母病,离开上海到天津找黄敬(即俞启威)。

  1936年7月,唐纳在济南第一次自杀,获救。

  1936年7月,蓝苹与唐纳双双回沪。蓝苹加入联华影片公司。


  
1936年7月,参加演出费穆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之妻。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一女佣。

  1936年8月,与王莹在“业余剧人”中争演《赛金花》。

  1936年9月,金山、王莹等组建四十年代剧社,10月公演《赛金花》。

  1936年9月,与章泯开始相爱。

  1936年12月,“业余剧人”排演《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饰女主角卡特琳娜,1937年2月公演。

  1937年2月,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王老五》开机,蓝苹饰王老五之妻。

  1937年5月,《大雷雨》第二次公演。5月30日,唐纳第二次自杀,获救。

  1937年6月,章泯与其妻肖琨协议离婚,与蓝苹正式同居。


  
1937年6月,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中旬,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章泯与葛一虹相送。

                              (五)

    上述就是江青在1929年夏至1937年7月这八年间的“演艺生涯”。江青的前身是李云鹤,是蓝苹,这八年的演艺生涯,并没有什么辉煌,充其量是济南、上海演艺圈中三流、二流演员;她加入过共产党,但后来又脱离组织关系,不知有没有叛变行为;她和黑白两道人物都有关系,如赵太侔、崔万秋等,都是当时的有来头的人物,如果政审,是不那么清白的;另外,她的感情生活也很复杂,诸位从上述中可以看到,在那八年间,她先后和裴明伦、俞启威、唐纳、章泯四人结婚或同居。作为一位30年代的演员,这可以谅解,但是,到延安后,这位“嫁了四嫁”的女人,却当上了领袖夫人,这就气煞了周恩来!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英雄难过美人关,阻止无用,唯有“约法三章”,规定她不得乱说乱动。三十年来,她的确被“约制”得无法“露峥嵘”。当60年代初王光美陪同刘少奇访问亚非多国,显示出第一夫人的风采时,她更狠得牙痒痒,早就伺机要出那一口恶气。

    在她苦等机会时,机会终于来到了!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和她就成了毛泽东的左右手。她以什么面目出现在当时的政坛?她没有政绩,没有军功,唯有懂一点文艺,于是,她就以“无产阶级文艺旗手”的面目突然跻身于政坛。对于一般善良无知的老百姓来说,领袖说她是“旗手”就是“旗手”,但是,对于那些30年代与她相识甚至共过事的老电影人来说,就实在很难承认她是什么“旗手”了。而江青也深知,自己那八年的“演艺生涯”实在并不光彩,与自己“旗手”的身份很不相符,如果有某些知情人把她的底子抖出来,是直接损害自己的“光辉形象”的。所以,她非常希望那一批人通通都失忆,通通都变聋变哑变盲,最好就是从地球上消失!由于她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又由于有一班爪牙为她效劳,于是,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们,在文革开始后即遭殃了。

                                (六)

    我们还是回到《一江春水向东流》吧。参与这部影片的电影艺术家中,就有五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这五位,又都是我国著名的电影编导和演员,本章开头的诗中最后的一句“缅怀蔡郑孟双优”,说的就是蔡楚生、郑君里、孟君谋,以及两位女名优舒绣文和上官云珠。各人简历如下:

     蔡楚生,原籍广东潮阳县,1906年1月12日生于上海。他是一位对发展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电影艺术家。19岁时开始创作剧本。1929年通过同乡郑正秋的介绍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任助理导演、副导演兼美工。1930年他加入“联华”独立担任编导工作。1932年他编导的《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遭到左翼工作者的批评,蔡楚生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很快加入了左翼电影运动的行列。1933年2月,他被选为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从此,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拍摄了影片《都会的早晨》。这部影片与其它几部左翼电影被称为“具有伟大未来性的萌芽”。1934年,他完成了轰动影坛的《渔光曲》,这部影片于1935年在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中获得了“荣誉奖”。《渔光曲》是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他的作品结构完整,层次分明,具有民族传统艺术的特点,而且他采用文学中对比,呼应等艺术手法,增加了影片的表现力。1945年2月,他进入中央摄影场担任编导委员。1946年6月他与郑君里等人组建了“昆仑影片公司”。1947年10月他和郑君里联合编导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他电影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品。1949年7月,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了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副局长等职务。解放后,他发表了几十万字的理论、评论文章,具有重要意义。他还曾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郑君里, 原籍广东中山县,1911年生于上海。1928年入南国艺术剧院戏剧 科学习。后加入南国社,演出《莎乐美》、《卡门》等话剧。1930年参加 左翼戏剧家联盟,曾起草《左翼戏剧家联盟行动纲领》,并加入摩登剧社 、大道剧社,从事演剧活动。1932年 任联华影业公司演员,主演《火山情 血》、《奋斗》等影片,后在《新女性》、《大路》、《迷途的羔羊》等 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同时参加上海 业余剧人协会,演出话剧《娜拉》、《大雷雨》等。1937年参加上海救亡 演剧三队,后任抗敌剧团副团长。1938年任孩子剧团业务指导员,抗敌演剧三队队长。1940年在重庆入中国电 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赴中国西北、西南拍摄各民族团结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1943年导演 话剧《戏剧春秋》、《祖国》等。1946年后任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导演,与蔡楚生合作导演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后独立执导的影片《乌鸦与麻雀》,于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 年优秀影片一等奖,并获个人一等奖 。建国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中国影协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届理事,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导演的影片有《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等 。其中《聂耳》于1960年获第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其作品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富有诗情画意,感情深沉,具有较强的 艺术感染力。论著有《角色的诞生》 、《画外音》,译著有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等。

     孟君谋,江苏常州人,1903年生。1925年起,在上海电影界从事编导、剧务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受周恩来的指示,与上海电影界进步人士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等在上海建立进步的电影阵地。抗战胜利后,积极支持解放区的电影事业,与蔡楚生等人帮助共产党秘密购买了一批电影器材,包括一台埃姆摄影机、二万米电影胶片和灯光器材。周恩来亲自将这批器材空送回延安。1942年任中央电影场剧务科长兼中电剧团负责人。1946年参与组建昆仑影片公司,任副厂长及制片主任。参与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一批优秀影片。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制片处副处长、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等。 

     舒绣文,原籍安徽黟县,1915年生于北京。1929年北 平安徽中学肄业。1931年至上海,在 天一影片公司教国语。后在集美歌舞 剧社、五月花剧社、春秋剧社任演员 。曾参加演出《乱钟》、《SOS》 《梅雨》、《名优之死》等话剧。 1933年从影,先后在艺华、明星等影 片公司摄制的《民族生存》、《热血忠魂》、《夜来香》、《新旧上海》 、《清明时节》等影片中扮演角色。 1937年后在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主演 《保卫我们的土地》,后又在《塞上风云》等影片中扮演角色。1938年后 在重庆任中国万岁剧团、中华剧艺社 演员。先后演出《中国万岁》、《雾 重庆》、《虎符》、《棠棣之花》、 《天国春秋》等话剧。抗战胜利后回 上海,在昆仑影业公司主演《一江春 水向东流》,维妙维肖地刻画了交际 花王丽珍泼辣自私的性格。1948年去 香港,主演《野火春风》、《恋爱之 道》等片。1949年起任上海电影制 片厂演员。曾主演《女司机》等影片 。同时担任《乡村女教师》等译制片 的配音。1957年调任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演员,主演《北京人》、《关汉卿 》、《伊索》、《骆驼祥子》等话剧 。一生在银幕和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身 世不同、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其表演真实细腻、热情泼辣、感情真挚。 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上官云珠,原名韦君荦,1920年生于江苏江阴。1938年入上海何氏照像馆工作。1940年相继在上海华光戏剧学校、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学习。1941年起任艺华影业公司演员,在《玫瑰飘零》等影片中 饰演角色。抗战胜利后在中电二厂和 文华影业公司参加拍摄《天堂春梦》 《太太万岁》等影片。1947年入昆仑影业公司。曾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饰演何文艳一角。并在《万家灯火》、《希 望在人间》、《丽人行》、《乌鸦与 麻雀》等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因在《 乌鸦与麻雀》中的出色表演,1957年于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获个人一等奖。建国后任上海天马 电影制片厂演员。相继在影片《南岛 风云》、《枯木逢春》、《早春二月 》、《舞台姐妹》等影片中扮演角色 。其表演真挚、自然,善于塑造身份 、性格、气质迥异的人物形象。

                              (七)

    上述五人,除上官云珠外,应该都与江青在30年代相识,其中郑君里还参加了江青与唐纳在六和塔下的婚礼。文革开始后,他们都先后被江青迫害致死。如果按死亡的时间先后,便是如下:

     1968年7月15日,蔡楚生被迫害致死,终年62岁。

     1968年11月22日,上官云珠不堪迫害污辱,跳楼自杀,终年48岁。

     1969年1月10日,孟君谋被迫害致死,终年66岁。

     1969年3月17日,舒绣文被迫害致死,终年54岁。

     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被迫害死于狱中,终年58岁。

    不仅上述诸人,凡是知其情者,江青都想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曾帮助过她的田汉,在1968年12月10日被迫害致死;与她和唐纳一起在六和塔下结婚的顾而已,在1970年6月18日被迫害致死;曾与她争演过《赛金花》主角的王莹,在1974年3月3日被迫害致死;曾与她最后同居的章泯,也在1975年2月4日被迫害致死。有的虽活过文革劫难,但因长期遭受迫害,也活不了很久,如介绍她认识影剧界人士的出色的演员魏鹤龄,死于1979年9月13日;而也参与六和塔下婚礼的中国最优秀的男演员赵丹,也在1980年9月13日65岁时病逝。幸运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男女主角陶金和白杨,虽备受迫害而终于熬到云开雾散的一天。

    这就是从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而引出的故事。是一幕幕悲哀的故事。

                  三十一、严凤英——仙女斗不过妖婆

                                   悼念严凤英

       舞台七姐有声情,十载研磨始艺成。不是玉皇招汝去,九泉日夜骂江青。

                                                           1979年7月

                                       (一)

    在上一章,我说到,打倒“四人帮”后,许多在文革十年中被禁演的电影、戏剧都解放了,都可以重新与观众见面了。重看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引出了不少故事。其实,不仅仅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他的电影、戏剧,都可以说出一段段令人欷噓的故事。大概也是1979年夏天,我又能重新看到电影《天仙配》。

     这是一部戏剧片,是安徽黄梅戏。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在广州就看过这个戏,由于还是个少年,感受不会很深,但是,又由于我的母亲十分喜爱并熟悉这个戏的剧情,经常会提到,因此,对于“七姐下凡配董永”这个故事,我又能铭记于心的。尽管我对黄梅戏不熟悉,但是它的曲调优美轻柔,婉转动听,我们广东人也能接受并喜爱。60年代初,我的大哥从云南回到广州,他原来在部队是个文化教员、音乐爱好者,在他喜爱唱的民歌之中,就有《天仙配》中的插曲——《夫妻双双把家还》,由于听得多了,后来我也能唱了。当然,这首歌一直唱到了今天,在卡拉OK厅的包房中,不时也会飘出难听的男女声对唱。

     在五、六十年代,也有对歌星、影星的崇拜,但那绝不是盲目的崇拜。象现在那些录音棚歌手,那些光有脸蛋而无演技的影星,在当年是无法混下去的。《天仙配》之所以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是和剧中演七姐的演员严凤英密不可分的。严凤英那俊俏的形象,甜美的唱功,加上出色的表演,把一个追求爱情,追求人间生活的美丽善良的七仙女塑造得非常成功。《天仙配》因严凤英而享誉盛名;严凤英也因《天仙配》而红遍中国。她就象京剧的梅兰芳,平剧的新凤霞,预剧的常香玉,越剧的姚水娟、楚剧的陈伯华、粤剧的红线女等,成了某一地方戏的形象。

    五、六十年代,七仙女的芳容就刻在我心中,可惜十年文革,无缘再睹。1978年的某一天,我从报上得到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原来“七仙女”严凤英,早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被迫害死了!所以,当《天仙配》重放的时候,我当然不顾路途遥远,从连队跑到场部去观看,再一次感受那真正的艺术,再欣赏并缅怀这位早逝的可怜的女艺术家。回到驻地后,当晚,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写了上面的那首诗,原来的标题是《电影〈天仙配〉观后》。“七仙女”不是玉皇招回天上去,而是被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被迫自杀而死的,因此,我相信她应在“九泉日夜骂江青”。当然,也有可能她至死也不知为什么自己有这样的结局,并不知道谁要置她于死地!

                                (二)

    下面该说说严凤英的身世及经历了。

    严凤英是安徽桐城人,1930年生于安庆。 童年丧母,随祖母操持家务,开始放牧生涯。喜唱山歌,有一副好歌喉,13岁那年,被黄梅调师父赏识,收为徒弟,跟随戏班唱戏。1948年下半年,当时已颇有一定名气的严凤英,其所在的黄梅剧团在安徽凤阳演出,因不堪当地县保安大队长凌辱,不满二十岁的她只身逃出,于1949年初辗转来到南京。

    到南京后,迫于生计,她改名严贷峰,在上乘庵米高梅舞厅当了歌女,由于她嗓音甜美,逐渐成了该厅比较走红的歌女。为躲避一些人的无聊纠缠,她选择一位文质彬彬的木材商,二人很快在下关同居了。可是不久她发现,此人原来有妻室,这个重大的打击使其与木材商断然分手。当她再次回到米高梅舞厅时,南京已告解放。平时,她喜欢与同伴去安乐酒家(江苏饭店)内的“友艺集”京剧茶座听票友们清唱京剧,而且偶而也上台唱一段。虽然水平不高,却已引起观众注意。“友艺集”是由甘律之兄弟及南京的几位名票友创办的。甘家乃江南望族、京昆世家。甘氏兄弟及其父甘贡三老先生是南京著名京昆票友,于诗词书画、戏曲音律无一不精。经人撮合,严凤英与甘律之先生喜结秦晋之好。住进了甘家人大院(即现在南捕厅南京民俗文化馆)。在“友艺集”及甘家大院中,她跟武生名票章耀泉学打靶子、跑圆场;又跟汪剑耘(梅兰芳弟子)学梅派唱段。跟甘律之求教京昆艺术,她领略到京昆戏曲博大精深的无穷奥妙。这些都为她以后表演黄梅戏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951年,在安庆黄梅戏剧团的邀请下,征得了甘律之先生的支持,严凤英回到家乡,重登黄梅戏舞台,不久就蜚声剧坛。1954年,严凤英顶着各方压力和干扰,毅然来宁和甘律之正式结婚。喜宴设在大三元酒家,甘氏亲友和南京票友均前往祝贺,大家戏称她是“我们南京人的媳妇”。可惜后因历史原因夫妻离异。但严凤英在艺术上的成就,与她在南京的知遇分不开。

     解放后,黄梅调获得新生,严凤英也从此可以在黄梅戏这艺术上大显身手。她的技艺越来越高,她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严凤英感慨地说:“旧社会把我当根草,新社会把我当个宝”,她把全身的精力献给了新中国的文艺事业。1955年,《天仙配》由上海文艺制片厂拍成电影,严凤英饮誉全国,《天仙配》的成功,标志着黄梅戏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1956年,她与同事王冠亚结为夫妇。政治生活上,她春风得意,1959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她参加了全国政协,担任政协委员,并历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全国妇联委员,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副团长等职。毛泽东主席也多次接见了她,观看了她的演出……

                                (三)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的艺术生命会很长久,她还能为广大观众塑造更多更美的舞台形象。然而,灾难在1966年开始了。

      1966年,她一夜之间成了“女黑帮”,失去了自由。大字报铺天盖地,“反动艺术权威”、“旧社会地头蛇的破鞋”、“毒害共产党干部的蛇”、“臭婊子”、“阶级敌人”……显然,解放前后她在南京的一段经历,使得别人可以任意往她身上泼脏水。在上一节中,我们也看到了江青在1937年以前的八年的“演艺生涯”。在旧社会,一位年轻的女艺人要混一口饭吃,的确要凭借一些关系,江青也不外如是。所不同的,江青可以拉大旗来掩饰,来美化,而严凤英却是有口难言,含冤莫白。此外,除了《天仙配》之外,严凤英还主演过《女附马》、《牛郎织女》等戏剧,通通都是“封资修毒草”,严凤英要想清白过关,谈何容易!

     1967年,江青对安徽下了个“九·五”指示,严凤英被架成“喷气式”,遭到多次批斗……1968年4月8日深夜,她一咬牙吞下了一瓶安眠药,失声痛哭起来,丈夫王冠亚醒了,见此情景,立即找来几个医生,又跑去喊军代表,一位医生正准备给严凤英打催吐剂,但军代表不让打,要医生全部出去,小心阶级立场。严凤英喊过儿子小英,让他在抽屉里找出一枚毛主席像章,抖索着把像章别在衣服上,对小英说:“妈妈是共产党救了的,妈妈是共产党的人,你们长大了,一定要听党的活,做党的好孩子。”……这时来了两个青年医生,他们手忙脚乱给严凤英做人工呼吸,他们忙得满头大汉,不见效果,一青年医生跑下楼去,他是去找医学书,查看吃安眠药过量用什么方法抢救……凌晨5点多种,严凤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死后半小时,活着的人又对她做了两件事:其一:军代表敲响警钟,召集“牛鬼蛇神”训话,并召开全剧团大会,批判严凤英“十恶不赦”的罪行。其二:将严凤英剖腹搜查,因为他们怀疑她肚子里藏有一封特务密电和一架微型发报机……

                               (四)

    严凤英就是这样死去的,终年38岁!我不知道当年的“军代表”现在还健在否,可能他因充当了林彪、“四人帮”的帮凶而受到过惩罚;也可能他什么事都没有,现在离休了在家抱孙子,偶尔说说当年的故事。但是,我想,他肯定不会说如何迫害严凤英的事,更不会说起当年是怎样下令剖开严凤英的肚子,去搜寻那封特务密电和微型发报机的!中国人,是很少会为自己做过的愚蠢而又残暴的行为忏悔的。

    我忽然又想起,在遥远的商朝末年,有一位暴君叫商纣王,他残暴无道,坏事做尽。他有一位叔叔叫比干的,经常劝谏他,他听得多,烦了,就对比干说:“听说王叔的心有七窍,我倒要见识见识。”于是,商纣王就把比干剖心杀了。商纣王剖比干的心,是个借口;而我们的“军代表”等,以为人的肚子可以藏得下一部微型发报机,要剖腹搜查,这就是残暴再加上愚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多少残暴加愚昧的事,当时及现在都是无法统计的!

    1978年5月23日,安徽省省委书记赵守一代表省委宣布:“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同志受‘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残酷迫害而死,予以昭雪。”8月21日,省文化局举行了严凤英骨灰安放仪式。如果说还有什么算是幸运的话,那就是严凤英还能保存有骨灰,而一些人是连骨灰也找不到的。

    下一页    (三十二)  张闻天  (三十三)刘少奇   后记     返回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