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记（之三）      东风大厦200天

上文（之二）提到我1993年9月9日从珠海辞工，匆匆回到母亲和弟弟居住的中山市黄圃镇，当晚得以和母亲及弟弟一家畅叙家常。次日清晨，我乘7时半的班车返回广州，到达白云路那熟悉的小楼时已是11时半了。如果是现在，10时以前就该到达了。稍事休息，下午2时便赶到东风大厦珠江科技仪器公司的写字楼，与李泽忠经理和小刘（恕我仍称她为小刘）倾谈接替小刘的工作事宜。他们当即决定要我次日上班。打工的日子一天也不耽误。

在这所大厦二楼的一个标准客房里，摆放着五、六张办公桌，我每天进出这座大厦，成了标准的都市上班一族，朝九晚五的，前后约200天。

珠江科技仪器公司是广州黄埔开发区商业总公司下属的子公司，经销进口、国产测绘仪器，职工只有6、7人，实际是李经理个人承包性质的。办公环境不错，绝非珠海石场可比。有中央空调、电话、传真、电脑，有酒店小姐打扫卫生。在不远处（烈士陵园的北围墙）公司还开设了门市部。李经理是个有经验、精明而严格的生意人，原在国土厅工作，是武汉测绘学院毕业生，和我是同行，当时还不到50岁，也是提前下海的，只不过他的下海是经营测绘仪器，不算离开本行。

要我顶替其工作的这位女学生刘工， 1958年入地校，1961年毕业，在地校三年期间几乎都是我任她的班主任，并兼教大地测量专业课。毕业分配也是我主持的。这是我在地校几十年教学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班级，该班在校期间得过许多奖状奖旗，当年毕业照相时前排的女生，每人手里拿着一面奖旗。他们入校时正是热火朝天大跃进的年代，毕业时却正面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时期。她们进校时，我年方22，年青教师和女同学之间常常有些绯闻，我们和女同学的交往也免不了有些感情色彩。她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我对她寄予深切的同情，在长久的教学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毕业分配时，本来她被分到本市（南京），但她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几次到我的宿舍哭求，要到边疆去。后来，我真的把她分配到了新疆地质测绘队（乌鲁木齐）。但，万万没想到这大笔一挥，竟把这位漂亮活泼的小姑娘送进了我的老同学的怀里。成了她丈夫的黄生是我测绘学院的同班同学。大约1983年他们一家从新疆调回广州。早些年，两个儿子先后出国读书，一家子生活很幸福。自从我接替她的工作后，她另谋高就，至今七、八年来，仍然从事着测绘仪器经营工作，以她的精明能干，生意越做越红火。我不敢想像，如果当年把她留在南京，她的生活道路又将如何？

李经理和公司的所有员工都亲切地称她为刘工。因为我是她的老师，所以个个跟着她都称我为“陈老师”。

我的职责主要是搞广告宣传，联系买卖业务，时常需用电脑打印报价单，寄发至全国各地的测绘单位。我利用我在测绘部门的许多同学和学生的关系网这个优势迎来了不少订单，有苏州的、番禺的、地震队的、肇庆的、黑龙江的、珠江水利委员会的等等，有上百万元的业务。公司的一台电脑以前基本无人会用，我来后发挥了大用场，还教会了其他人使用。因为要销售测绘仪器，我对已丢了十多年的专业知识不得不复习起来，特别是进口测距仪，有的以前也没摸过，说明书也要翻译，又不得不复习起英语。有一次到佛山公路局讲课，教他们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在本公司购买的进口测距仪，而那里大多数技术人员都是上海同济大学的毕业生。现在想起来还有点不可思议。那次讲课该单位给了我300元的讲课费，我如数交给了李经理。但是他一定要把钱给我。李经理和其他员工对我十分敬重。

在公司上班其实很轻松，有时接待客人谈生意，李经理总要我陪同吃饭。公司免费供应一顿午餐。每到中午，我们几个员工手拿饭盆，走过横跨在东风东路上的人行天桥，到对面桥脚的一个单位食堂打饭，有时还要耐心地排长队。饭后，通常是靠在沙发上，把报纸往头上一蒙小睡片刻。有时打一会扑克，当时流行“锄大D”，李经理是个“锄大D”积极分子。

这段时间，全国正兴起炒股热，办公室下面陵园西路口就是证券公司，广船、广电股票刚发行，我开始了炒股，公司还以个人的名义垫付每人1000元集体炒股，由我和小黄掌握，没想到后来股市大跌，实际上都亏了。

我每天从白云路安步当车，上班大约要走20分钟。后来请人代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极可能是有人偷了卖出的那种）。每天骑车上班，时间很充裕，我凭退休证每月花3元购了烈士陵园的月票，每天清晨到陵园内晨运，和众多的退休老人为伍。俗语说：“日日太极走，活到九十九”。我1981年在学校时跟一位老师傅学的陈式太极拳，经过日久天长，后来和师傅教的原样已面目全非了。但是，可贵的是我基本上一直坚持至今。除此之外，还参加了一期在东较场体育馆举办的交谊舞学习班，和一些陌生的男女共舞。可惜学的舞今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下班后，晚餐多数是简单地煮点粉面之类，。同住的亲戚媚仙煮好了饭，有时也叫我一起吃，我也不客气，有时也光顾饭店。总之，日子过得自由自在，有点乐不思蜀。

这时期，在广州的十多位学生常来看望我，其中曾国胜、穆子奎等当时住在我上班的不远处，他们有个临时伙食团，我有好几次到他们那里吃饭。有时还到大哥家或伯明表哥家吃饭。我和广雅、测院的老同学常有联系，也参加校庆活动。和本公司的员工肖工、小何很谈得来，有时还相约到外面小吃或卡拉OK。除工资外，每逢过节或业务情况较好时，经理就会发点钱，几百元到上千元都有。总之，这段日了还是过得比较欢乐的。

日子一天天欢快地过去。然而，人往高处走，我仍不安于现状。想在剩下并不太久的人生舞台上，再多演几个角色。1994年春节过后，我的打工生涯开始酝酿着又一次大的变化。

我有一位老同学梁生，时任番禺某局副局长。经我的联系，他在我公司购买了一大批电脑和南韩产的自动化绘图仪等设备，总值30多万元。因业务往来，我多次到番禺与他会面，平时经常电话联系。当时由于整个经济形势的关系，测绘仪器生意十分清淡，我对本公司前景堪忧。因此，某日，在闲谈之中，我像开玩笑似地问他：你们那里有否适合我做的工作？他立即说：有。原来他的一位亲戚刚开始搞房地产，开发一个小区，正需要筹备一套售楼班子。不久，大约当年3月份，在他的引荐下，我与未来的老板见了面。结果是一拍即合，双方没有丝毫的犹豫，定下于4月上旬上班。不曾订合同，也没讲更多的条件，只有一句话：待遇不会比你原来的差。

这样，我又一次要向老板辞工。4月初的一天，中饭后，憋在我心里几天的话语不得不面对李经理说出。李经理很感愕然，说：“怎么啦！干得不开心吗？”我其实没有更多的理由好讲，只是说：“那家公司更需要我，我考虑再三，去意已决。”沉默良久，李经理说：“最好不要走”，后又补充说：“如果一定要走，最好两个星期后走。”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我留一段时间，但真的不忍心立即离开。最后用折衷的办法，延迟了一个星期，于4月15日到番禺报到，开始了新的（第四次）打工生活。当时，说实在的，也不知道此去是福是祸，是好是坏。现在看来，不管如何，这一改变，竟令我在番禺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辗转八年，可以说把生命的余热全部献给了番禺两个楼盘的开发事业。

如果说炒老板的话，李经理是我炒的第三个老板了。关于第四次打工的生涯，将在散记（之四）中叙述，这是后话。

 

返回贤杰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