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故乡路
陈贤杰
1995年3月30日下午，我安排好公司的工作，匆匆赶到位于淘金路的大哥家。次日，天蒙蒙亮，我和大哥就不约而同起床了。“清明时节雨纷纷”，天色异常阴沉。吃了早点，带上折叠伞，坐上出租车，不到十分钟我们便到达省汽车站。兄弟俩此行是返乡为父亲扫墓，并参加同族乡亲的祭祖活动。
父亲于1975年11月去世，作为儿子的我至今尚不知父亲葬于何方。
车上乡音此起彼伏。大哥与邻座一位年轻人一直攀谈，我则和旁边的一位湖南来打工的司机偶尔也攀谈几句。对于旅途生活我已习惯了，完全没有困倦之感.，又因为想到阔别23年的阮嶺村将在眼前展现，心中未免有些兴奋。往事涌上心头，既有欢愉，又有悲怆。
大哥毕竟比我年长6岁，长途乘车身体有些不适，他以聊天来分散注意力。不久他又感到腿也有些不适，擦了些万花油。到达合水站时，停车吃饭。我们并未感到饿，吃了带来的蛋糕和苹果，算是中饭。到恩平的一个地方，因车子超速行驶，车被交警拦下，躭误20多分钟。后半段路则风雨兼程，下午1时多才到达江城。此时，仍然风雨交加，在车站出口处，我们抬头向对面望去，便见阳江宾馆的大招牌。我们当机立断，过马路径直走进宾馆，租了一间68元的标准间，宾馆虽谈不上级别，设备倒是一应俱全。
不久，亲戚朋友知道我们回来了，纷纷冒雨来看望我们。并商定我们两天的行程。当晚，陈永威先生邀请我们到他的新居观光。黄昏时分，他亲自开了小车来接我们。雨仍下个不停，车直抵他的住宅——一座五层楼前停下。
这是一栋刚建成未及装修完善的楼房。主人引我们上了二楼，见一
三、四岁的女孩在玩耍，十分可爱。我说：“这是谁呀？你不是只有一个男孩吗？”女主人英梅坦白地说：“这是超生的，以前奍在别人家里，现在户口都解决了，才领回来的。”我想，小陈真有办法啊，但恐怕也是钱可通神!
好客的故乡人热情地招待我们，少不了家乡的鲜蠔和海鱼。大哥以前没见过小陈，但因我常提起他，我在《阳江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也多次提到他的名字，故很想见识他，今日得此机会，话盒子打开了，滔滔不绝，可谓故乡遇新知。
饭后，小陈又亲自开车在江城周围兜了个大圈，沿途介绍江城的建设和变化，然后送我们返宾馆。
虽然雨时断时续地下着，但江城的夜很美，很温馨。
不久，外甥继明、表哥杰生先后开摩托车来到宾馆。略坐片刻，即带我们到堂妹家，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许多亲人，谈到了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当前的生意。后辈们一个个长大了，老一辈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心情都不错。
4月1日一大早，小陈请饮茶，我的学生项仲贞亦来作陪。9时多，小陈借来一辆6座农用车，司机是他的朋友，正好有事同往新洲。然而，回故乡的路并不顺畅，从江城到新洲要经过两个汽车渡口。而那辆车常出故障，不是打不着火就是排不上档，有时还要我们下车推。到新洲镇时已近中午，但赶集的人群尚未散尽，车子穿过集市走上乡村公路，两边望去是大片丘陵地。辗转到达村口已是中午12时多了。
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和叫不上称谓与名字的乡亲们，我们百感交集，我们兄弟俩都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离开故乡的，其间虽回过去数次，但仍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之感。
一到村上，我和大哥就在堂弟阿咏父女和阿志父子的陪同下去父亲的坟前拜祭。父亲1975年去世后安葬在村外不远的坡地上，视野开阔，从此可瞭望全村景色。父亲在外奔波几十年，最后算是落叶归根。我和大哥以酒菜供奉，焚香叩首，先后呼喊：“阿爸，我们来看你来了!”
这时，我的思绪回到父亲去世的那个“大革命”的动乱年代。1975年11月，我正带领学生在安徽当涂县进行野外测绘实习。一封父亲病危的电报转到我手上时已过了5天。大哥从广州、弟弟从徐闻、妹妹从海南岛都已先后回到他的身边。我当即发电报问这5天来父亲的情况如何。大哥回答我：父亲已转危为安，你不必回来
。但万万没料到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从野外归来，端着饭碗向着饭厅边走边看大哥的来信，信中却告知父亲已病逝，一切后事都已办完，因路途遥远没即时告诉我……真是晴天霹雳！我顿时泪眼蒙蒙，作为儿子未能和父亲作最后的道别，我感到深深的痛苦和愧疚，无法弥补。9个月前是我在上海北站亲自送别父母回广州的，没想到那分别时的挥手竟成永别。今日，站在父亲的坟前，我们已是阴阳两隔，而父亲已在故乡的黄土中长眠了二十年了！
和一般的家庭不同，父亲和我朝夕相处的日子其实只有短短的三、四年。我出生后，父亲一直在外谋生，我和母亲在乡下生活。直至1945年，母亲才带我来到广州，和父亲团聚。我第一次叫爸爸的时候已是9周岁了。到我13岁上初中时我又离家住校了。1952年，我在广雅中学初中刚毕业，便参军远赴东北。那年的
9月15日晚上，寂静的街道上，父亲肩扛行李，和我路经财厅前，步行走向当时的中大附中(我们集中的地点在该校大礼堂)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三年前他才送走我的大哥，大哥随刘邓大军进军云南。这一天又送走我，向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而去。好一个送子参军的模范军属啊!
然而，父亲一生经历坎坷，社会的变革对他很不公平，最近看了庆弟有关那场“大革命”中家里情况的回忆，我更进一步知道了父亲在那些年所受的迫害，令人心酸落泪。（详情可参看本站《我们的父亲母亲》《少年十五二十时》等篇）他未能亲眼看到粉碎四人帮，更没能看到改革开放后祖国的大好形势，没能等到1980年、1999年在香港和台湾的胞弟先后归来团聚，实为无法弥补的憾事!
我们整修好父亲的坟墓，怀着沉重的心情走上回村的路。心里默默地念着：“亲爱的爸爸，您安息吧!”
当天中饭后，全村陈姓族人男女老少近百人，带着祭品向村外的一片山地走去。这片土地上散落着我们陈姓祖先的坟墓。天公作美，此时雨止，那阴沉的天气与肅穆的气氛正好相配，眼看香烟缭绕，耳听鞭炮齐鸣。我们都是这些先人的后代，没有他们便没有我们，大家都对先祖怀着敬仰与怀念，一拜再拜。
来拜祭的人都源于同一个祖宗，大约都是同一个曾祖父母吧。据说这里多年没有今天这样热闹的场面了。我有记忆的时候，我的曾祖母还健在。大人逗着我玩，欺负我的时候，我就会跑到祖母的身边，要求护卫。如今曾祖父母在此长眠60多年了。曾祖母去世时，我大约5、6岁，众多子孙们披蔴带孝、长长的送葬行列向村外走去的情景，在我脑中还依稀可辨。
故乡对我，既熟悉又陌生。五十年来，我漂泊他乡，浪迹天涯，远离故乡三四千里，除了弟兄外，在这拜祭的人群中，没有一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一个人。大哥毕竟比我年长6岁，有时还与周围几个人聊上几句。论辈份我们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的曾祖父在弟兄中排行老大，祖父也是排行老大，我们的父亲又是老大，说起来，有些同龄人应该称我们为爷爷。
回到村里，我走街串巷，茫然四处寻找并辨别着儿时的足迹。离开这片土地到镇上读书时，我年仅7岁，而远到广州时也只有九岁。我看到了自己出生时的那间祖屋。母亲曾对我说，我呱呱坠地时没有一个人在身边，是她自己剪断脐带的，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算我命大，没有因感染而夭折。我还认出了小时候和邻居小朋友烧烤山芋的地方；还想起在什么地方玩一种游戏闯了祸，打破了堂弟阿高的头。
因为是丘陵山区，故乡除了通了公路以外，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穷困落后的面貌依旧。还是我们父亲英明，带领我们在外面闯出了另一片“天地”，境况相对好得多了。据四叔统计，同一祖父的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就有十多人，有硕士，教授，也有博士、作家、诗人和书法家。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
当天下午，我们离开山村，返回江城时已是华灯初上。晚上，外甥继明在海鸥酒家设宴招待我们。
4月2日，小陈又请喝早茶，然后开来一部轿车陪同我们前往海陵岛闸坡沙滩观光。天公不作美，又是大雨倾盆。雨中美丽的沙滩，茫茫无边的海面，别有情趣，但游人寥寥无几。我们撑着伞在雨中照相，然后走马观花地转了一下，吃了中饭就往回走了。
下午，雨仍下个不停。我和大哥乘上2时开出的大巴回广州。到达广州时已是晚上8时了。一路上，几日的经历在脑海里回放，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慨最深的，是城市的繁杂和乡间的宁静空旷，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天，我又回到番禺，投入了俊邦公司紧张的工作中。
1995年4月初稿
2003年6月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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