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录（之二）

怀念母亲

贤杰
　　 母亲离开我们整四年了。
四年前母亲病重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是1997年1月14日，中午，天是那么阴暗，我从市桥赶往中山市黄圃镇人民医院，母亲已在弥留之际，手上插着吊针，鼻孔插着氧气管。我来到母亲身边，问她知不知道谁来了，她清晰而亲切地说：“知道，柱仔。”看得出，在病痛的折磨下，她已异常痛苦，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坐在她的身边服伺她，偶然，我听到她在朦胧中念出一句诗：“风雪夜归人------”为什么她会念出这么一句诗？大概，她是视死如归了，她知道自己要追随父亲而去了。她还几度提到：“你爸说去就去，我为什么这样难？”她清醒时，还告诫我们几兄弟：“要团结，要互相帮助。”她知道阿芳有工作，一时回不来，她也轻松地说：“工作要紧，回不来就算了，这么远------”当时，我们兄弟三人都在母亲身边，唯独缺了远在上海的芳妹，此刻，她的心其实牵挂着远方的女儿。我看出母亲的心愿，再一次打电话，命令般地要芳妹无论如何也要立即飞回来。芳妹在我的命令下，放下繁忙的公务，于16日晚赶到广州。那天大哥联系好车子，从白云机场接了芳妹，直奔黄圃医院。与此同时，荷英和儿子、儿媳、孙女也在南京至广州的火车上。1月17日下午5时多，他们也赶到了黄圃医院。就在女儿到达的次日，儿媳、孙子、孙媳、曾孙女到达的当天夜里，17日晚10时40分，我们的母亲离去了。我们陷入悲痛之中。母亲走得很安心，她还听到曾孙女陈绪寒叫的一声“太婆！”

和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我们的母亲是一位十分平凡而伟大的母亲。1936年，父亲已在外谋生，听母亲说，我那年出生时，并不是在什么医院，而是在家中；母亲的身边没有其他的人，她是自剪脐带，自己料理产后的一切；没过几天，她就下地到数百米外的井上挑水，以及下地劳动了，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我出生后直到9岁，没见过父亲一面，其时他远在江南一带参加抗日战争，而母亲在阳江农村一个封建家庭中独守空房，经历了七、八年的漫长岁月。

1946年初，父亲已回到广州，母亲经过一番抗争，决心离开乡下封建大家庭，到广州找父亲，她带着我，随我的三叔，经过三天三夜的水陆旅程，来到了广州父亲处。记得那天一早醒来，我第一次对一位陌生的高大的男人叫“爸爸”。母亲这一行动，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试想想，如果我还留在乡下，我肯定和其他的叔伯兄弟一样，在乡下度过平淡贫穷的一生！从这一点来说，我要永远感谢母亲。

在广州生活的那6年多，正值我的少年时代，有几件和母亲最相关的事，刻骨铭心。

当我到广州的第二年，即1947年6月，我便遭逢一劫。某一天，我突然肚子疼得很厉害，被送进医院，经检查，原来是阑尾炎，发展到腹膜炎，迟一个小时动手术就可能丧命。对于动手术，尤其是割阑尾这种手术，现在当然是小意思，但在当时，医学并不太昌明，而一般民众的医学知识更有限，刚离开落后农村不久的母亲，听说我要被剖开肚子，吓得不得了，眼泪簌簌而下！我至今仍能记得，她在我术前术后那极端忧虑痛苦的样子！也多亏了她的悉心照顾，我术后数天便可下床活动了。

1949年，我小学毕业，异想天开要报考广雅中学，连我的堂叔也嘲笑我：“你这个乡下仔，想考广雅？广雅是什么学校你知道吗？”当时我的信心开始动摇了。这时候，母亲站出来，大声地驳斥道：“你怎么就小看他！他为什么一定考不上？就报广雅！就报广雅！”其实，母亲也没有很充分的依据证明我一定能考上，只不过她要争一口气，让我这个“乡下仔”有出头之日。母亲的态度大大地鼓舞了我，我果然争了一口气，考上了当时的（现在也是）名校广雅中学！我人生中的这重要的一步，是母亲帮着我迈出的，对此，我也要永远感谢母亲！

1951年5月，我家添了一位妹妹，父母有三子一女，这本来是好事，然而，当时哥哥已参军离家，父亲只得微薄的收入，家庭生活很困难，居然难以养活家中五口人！于是，父母不得已，打算将妹妹送给一户没儿女的人家。当时我已15岁，已知道疼爱妹妹，一个劲地喊道：“不要把妹妹送人！不要把妹妹送人！”这动人的一幕终于起到了作用，母亲说：“既然生下她，就把她养大吧！”就这样，妹妹被留在了我们家，不然的话，人间又多了一幕悲剧。

1952年9月，父母响应祖国的号召，作出了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决定：送我参军！初中刚毕业，还不满16岁的我，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途，直奔冰天雪地的东北。从此，我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庭，离开了广州，一去就是40年！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只能回家探亲一次；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挨斗、游街，家被抄，当时我远在南京，虽听到消息，但无从相助；不仅如此，我自己也卷进了运动之中，也受到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但不管怎样，那时候，最不幸的当然是父母亲，可以设想，在那数年间，父亲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而母亲，又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啊！
1968年，年青的弟弟妹妹又相继上山下乡，一个到湛江，一个到海南，父母更加寂寞孤独了。不久，父母亲自己也被遣返乡下，生活了几十年的广州城，已没有了他们立锥之地。

1973年5月，父亲平反，重见天日，我在南京听到那消息，高兴万分！

1974年9月，父母来到了六朝故都南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虽只得半年时间，但那是我们终生难忘的一段愉快温馨的日子！
1975年11月，父亲在乡下病逝，不久，母亲又离开家乡，再度来到南京，和我生活在一起。那几年，我们和母亲朝夕相处，留下了一幕幕永恒的记忆，她在屋前屋后种瓜种菜养鸡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1981年，广州白云路小楼房建成后，母亲才回到广东居住。母亲的晚年生活，虽也有迁居的奔波及病痛的折磨，并不是十分安定和舒适的，但最后的十年，多亏了弟弟和弟媳的照料，总算有一个适合她居住的环境。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母亲能活到85岁，也算是高寿的了。
我们的母亲，先后毫无怨言地送走她所有刚刚成年的儿女，前两个到战火纷飞的前方，后两个送到生活艰苦的农村，完全顺应了“革命的潮流”，这难道不是伟大的母亲吗！

有关父母的生平事迹，在《我们的父亲母亲》一文以及《显唐遗诗》中已有详细叙述，那是我们对父母的纪念。

值此新世纪第一个清明节之际，谨以此文再次寄托我对亲人的思念，愿父母亲安息，并请在天之灵护佑您的儿孙们吧！

　　　　　　　　　　　　　　　　　　　2001年3月17日初稿
　　　　　　　　　　　　　　　　　　　2001年4月5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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