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生活散记（之一）

惠阳一月——初尝打工滋味
1993年5月，我因患眼病，时好时坏，在学校办理了病休的手续（10月份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于5月21日回到离别40年的故地广州，事先征得四叔的同意，在白云路那间熟悉的三层楼中占据了一间小房，暂且安身。我的想法是，当时我仅57岁，除眼睛有时有点毛病外，身体尚好，还不想就此颐养天年，还可发挥点余热；在广东找一份工作比较容易，这样，我可以一边拿退休金，一边另赚一份工资，当年流行着一句话：退休再干，胜过高干。此外，我又可时常就近看望母亲，以弥补我数十年来未尽之孝心。
离开南京前，妻子荷英说，能找份月薪500元以上的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尽管要求不高，一个月中我四处找工，跑了许多职介所，又托熟人介绍，却一无所获。
这正是朱鎔基出任总理，国家财政紧缩银根的时期，因经济过热，许多项目纷纷下马，下岗失业者日增，很少有单位招聘年近6旬的老者。
某天，报载有一家位于体育西路的杂志社招聘编辑人员，我自恃曾做过编辑，且有着编辑中级职称，便前往应聘。那天大约有4人面试，只录取一名。一位社长（或是总编）从电脑中打出几份试卷，是一篇错误百出的文章，要我们改错。我虽编过许多的报刊杂志，但都是学校内部的刊物。学的又是工科，搞文学编辑并非我的本行。我尽力修改了文中数十上百处错漏，但总编看后，指出了几个错处是我没有改过的。于是，这第一次“竞争上岗”我就落败于人，灰溜溜走出那杂志社的大门。
万般无奈之下，我想起一个人，叫胡正斌，他是江苏丹阳人，是我早期一个学生的表弟。1988年春节过后，我被委任学校制印工厂的厂长，受那位学生之托，我接受了他的表弟小胡在厂里做临时工，并对他百般照顾，免费为他提供住所，提供一个房间给他放了一台大型的照相植字机，暗室也给他用，平时尽量多安排任务给他（对临工是计量工资）。小胡十分刻苦努力，技术进步很快。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小青年因此有了学习技艺的场所，有了一定的生活来源，不愁吃穿住。2年过去，大约到了1990年底，他在深圳工作的哥哥自办了特种印刷厂，并在惠阳淡水设了分厂，叫他去管理。他离开南京时，我联系了学校的汽车，免费为他把沉重的植字机运到火车站托运。他走后我们经常通电话。我这时想到他，实际就是不得不运用起在学校里很少运用到的“社会关系学”。我想：当年我是厂长，照顾你，现在你处可能会有适合我做的工作吧。果然，在电话中，他表示十分欢迎我去。
因此，就在当年的6月27日下午，那天预报台风即将来临，我在台风到来之前，赶到了淡水镇。这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南方小镇，几年后惠阳县政府从惠州迁于此。我92年曾和一个学生——殷林宝来过这里。当时满街到处是售房部，其实不少楼盘都成了烂尾楼。小胡管理的厂就在一个叫“又一村”的小区里。小区环境很差，卫生无人管。一套三房一厅的单元，旁边有个很大的平台，在平台上用铁皮搭建了面积几十平方米的厂房。所谓工厂，其实是不到十个人的家庭作坊。客厅就是他和我的办公室，几间房里安装了一些丝网印刷设备。开工时，屋子里充满各种药物刺鼻的气味。工人多数是他的同乡，月薪约500元，包吃住，记得其中有一个原是他家乡的民兵营长，还有一对四川夫妇，女的还兼顾煮饭。“又一村”的环境尽管如此，但对我来说，恰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我的到来，对小胡是个负担，实际也许是一种报恩行动。常言道：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实际上双方都知道不会长久，也没有谈及工资多少。而我尽力为他做事：绘图、打电脑、跑银行、起草信函及宣传材料、检验产品、听电话等等。他不在时，还要监管工人干活。其实，没有我，这些事他照样可以干好。
厂里所有人都吃住在同一层的另一套单元里，我和小胡住一间房，同睡在一张大床一个蚊帐里。我带去一个微风吊扇送给他，正好用得上，挂在蚊帐里。微风吹拂，俩人躺在帐子里虽然是无话不说，但由于年纪、身份、处境不同，其实是同床异梦。大家吃饭也在一起，标准不高，极少荤菜。小胡有时叫“炊事员”为我俩加上一道菜。对于无所事事的我在百无聊赖中也算暂且有个安身之所，体验一下打工一族的艰辛生活。饭后乘凉时，我和工人们促膝谈心，工人们对我无话不谈，因为我不是老板。那位江苏来的民兵营长后悔来到这里，一个在家可以指挥几百人的营长，在这里却受老板的约束，任人指挥，很不好受，表示不久将要辞工返乡了。
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我照顾小胡，我是“老板”，他是工仔。现今他是老板，我成了工仔。
7月，暑期来临，荷英假期来广州探亲，我向小胡请了假，于7月14日返回广州，20日去中山黄圃探望母亲，23日到深圳女儿处小住，28日返回广州，30日再次返回淡水。
在深圳期间，我和荷英去看望小胡的哥哥（真正的老板）。从他的神态和言谈中，看出一个老板的派头，他和小胡对我的态度截然不同。听话听声，我听出他对我在小胡那里做事并不欢迎。从那天起，我暗下决心，尽快离开这个厂。
因此，8月30日一返回淡水，我便向小胡说明我的意思。看来他也知道他哥哥的旨意，没有多挽留我。毕竟这个厂是他哥哥的。几年后的1996年，我在深圳又碰到小胡，他说已和他的哥哥闹翻了脸，说他的哥哥对他还不如对一个工仔，赚的钱都为自家所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另立门户，利用他已有的客源，重新办了一个新厂，开始了真正老板的生活。不久还结了婚。这是后话。
我于8月9日正式辞工离开淡水，返回广州。8月10日，荷英和逸秋也从深圳到广州。暑假将结束，8月18日，荷英返南京。
在淡水打工前后共27日，还有一件值得记述的事。我的老同学何德江是惠阳县教育局副局长（后升为局长），他是我广雅中学的同班同学，也是测绘学院的同班同学，两人十分要好。每次见面他总要提起我在广雅时教他唱歌剧《王贵与李香香》里的插曲,并随口哼上几句。他平时在惠州住和上班,有事才到淡水。后来县政府迁到淡水,教育局也迁来了,便早出晚归。1984年我到惠州招生时，他骑自行车到我住的军区招待所接我到他家，我坐在他的后面，上西江大桥时，我问他：“能不能踩得上去？”他说：“行！这样才够朋友！”接着高声唱起：“可爱的广雅，你生在祖国温暖的南方------”，那熟悉的歌声，使我们又回到了青少年时的峥嵘岁月！这时，我在淡水打工，离那次相聚又过去九年了。一天，他约我到淡水最著名的烧鹅仔饭店吃饭、叙旧，席间他从口袋里取出我和他在部队时的合映。照片上穿着军装的两个人亲密无间，英俊潇洒。饭后，他送我返回“又一村”我打工的地方，本来是他的司机开车，开出几十米后，他执意和司机调位，亲自开车送我，还拿出他小巧的手机（当时是很稀罕的），让我和在深圳的女儿通话。大概“这才够朋友”吧！从自行车到小轿车，折射出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更加凑巧的是，我第四次打工到了番禺搞房地产，开头几年就是在他弟弟何德强做经理的梅山建安公司下属的公司，我曾和德强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95年初德江来番禺参加他侄子的婚礼，我们在婚宴上又一次相聚了。可惜的是，德强于早几年退休后因病不幸逝世了。
我会永远记住惠阳打工的尝试，也记住一路照顾我前行的所有人们！
当我从惠阳返回广州，送走荷英后，又一个人在白云路那间黑暗的小屋子里，孤寂地徘徊。但是，10天以后，我即奔赴珠海，开始了第二次打工的历程，这将在下文《珠海十日》中记述。

                                                              2001．5．10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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