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坛四十年（之四）
重返教坛
本文主要叙述我1974年至1976年的经历。这三年是文革后期我重返教坛担任测绘14班班主任和从教授《语文课》到教授《控制测量》的过程，也是国家发展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三位伟人的逝世、唐山大地震、打倒四人帮、文革宣告结束等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我自始至终跟随着测绘14班，直到把他们送上工作岗位。这个班级的每个同学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刻印在脑海里。
上文提到1973年，全国大中专校停招七年之后恢复招生，招的是所谓工农兵学员，口号是“工农兵学员上管改”。那时，入学不须考试，是由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推荐的，学校派出人员参加录取工作，主要是政审。当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被埋没。文革后期，学校语文教研组就只剩组长黄政枢老师一人，真是光杆司令，其他老师都已调离到普通中学或下放农村。学校临时把我抽出改教语文课，我和黄老师开始筹备开课，编写和印刷教材，故没能参加73年的招生工作。很难想像，文革后，全国中专校竟没有一本合适的语文教材。因为学员入学的程度相差很大，又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等原因，课文的内容选择大伤脑筋，很难统一，只有各显神通。我们两人分工协作，但主要是黄老师执笔，完成了一本特殊的课本。内容从字词和纠正错别字讲到语法，现代文学散文记叙文应用文到古文《封建论》等都包容在内。记不清是什么原因，这本教材拿到安徽省全椒县印刷厂印刷，1974年元旦后送去排版，2月份我和黄老师在那里住了几天搞校对
，有时我们还亲自在车间捡铅字，学到了不少铅字排版印刷的知识。印刷直到1974年3月份完成，赶上1974年入学的学生使用。
1974年4月9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荷英和张宗文老师的爱人王曼青从浙江调回南京，结束了我们长达十年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不久，把寄养在上海亲戚家的女儿逸秋领回南京了，从此一家终于团聚。她们到校不久即参加73届学生在南郊的实习辅导工作，我带着一双儿女坚守在家。儿子上小学，女儿上幼儿园。
7月中旬，又是招生季节，我被派到苏北淮阴地区招生，7月22日出发。我校在该地区招十多名学生。那时是大中专校统一组成一个工作团，记得团长是南师大的校长。招生是分组进行的，在淮阴集中学习后，我被分配到盱眙县组，大约五六个人组成，住在县委后山坡上的招待所。这里紧靠一望无际的洪泽湖，最近几年，南京盛行吃小龙虾，满城的酒家打着盱眙龙虾的招牌，把盱眙人搞富了。那时这里却是个十分穷困的地方。由于多年没有招生，大批城里上山下乡的知青和本地知青，要争一个上学的名额，实在是难得很。说是贫下中农推荐实则还要靠打通关系，外地知青就难上加难了。被推荐的人程度参差不齐，都是从动乱中过来的，有多少人好好读书呢！有一位我校上级局里的老干部的女儿就在我招生的范围内，她已是临时的民办教师了，眼见她从山区来到县里面试，住在我的隔壁。很想“开后门”把她招进来。但就是过不了推荐这一关，名单上不来，结果还是落选了。幸好第二年有机会把她招来了，现在是东南大学的副教授了。
9月，这次招生临近结束，我们都回到淮阴集中总结工作。9月20日我动身返校，正巧这一天，父母亲和庆弟从广东家乡来到南京。为了给父母亲接风，我特地赶到淮阴郊区的集市上选购了一只“肥”鸡。当时城里是要用票买的。带回来杀了才看到鸡肚里灌满了水，难怪屁股滚圆，在路上已见它不大活跃了。这种假冒伪劣缺德的事近年听得多了，其实那时我就中招了。
从此，父母亲在南京居住，这段时间他们很是宽心，住吃的条件都还可以，文革受迫害的余悸逐渐冲淡，和儿孙们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父亲每天练习书法，或在街上闲逛散步。南京对他来说是旧地重游，心中在寻找数十年前旧日的行踪。可惜没有见到他这个时期的诗作。直到1975年春节前，我们一起到常州过年，这个春节期间是两亲家唯一的一次会面，天气虽然寒冷，但大家相聚，十分愉快。没想到这也是父亲最后的一个春节。庆弟则在我处住了一个多月，于10月22日离宁经常州上海和亲戚们会面后返回广东，他有不少诗作记录了这次远游的感受（见本网站贤庆诗集）。
74年10月，我们迎接了这批文革后的第二批学生。我被任测绘14班的班主任。该班由江苏、安徽、山东、福建四省学生组成，江苏学生占了20名，而安徽学生中有好几位是上海市知青。50个人中有党员七人，他们理所当然成了班级的骨干，大多是班干部和组长。江苏学生中李国忠、孙成英、孙如霞等同学就是我这次招上来的。我招来的其他10多位江苏学生分在地质类专业中。现在近30年过去了，他们正是年富力强，正活跃在一些重要岗位上。
和这班学生一起的日子虽然只有两年多，但我和他们是朝夕与共，有着很深的师生感情，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
1975年，我先教授语文课，按我们自编的教材选讲其中的部分。为了上好课，我这个半路出家的语文老师还借了张宗文老师女儿的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从拼音字母学起。因为我们当年是不曾学过这个拼音方案的。
1975年5月到7月，同年级同专业的两班同学到郊区小岗下进行第一次测图实习。两个班级住在某单位的大院里。我和同学们几十人住一间大房间。虽然当时我上的是语文课，但还要辅导他们测图实习。和同学们早出晚归，同甘共苦，同吃住同劳动同欢乐。
10月14日，两班同学到安徽当涂进行第二次地形测图生产实习，住在当涂钟姑山矿区，这里居住条件不错，基本上每组一房，在矿区食堂搭伙。但住地和测区之间隔着一条不宽的小河，每天都要搭载小船摆渡过河，而每次只能搭载5、6个人。我们带着仪器脚架，坐在小船上，只见船沿和水面几乎齐平，一旦失去平衡，就有翻沉的危险，现在回忆起来还真后怕。
在食堂里，矿工们都习惯蹲在长凳上吃饭，凳子上沾满污垢。有一天，我发动同学们学雷锋做好事，把所有凳子擦洗得干干净净。但没想到一开饭，矿工们个个仍蹲在凳子上，把凳子又弄上污泥。原来他们已积习难改。弄得我们哭笑不得，只好也站着吃饭。在矿上澡堂
洗澡不少同学染上了皮肤病，混身痒痛。由于测区较远，同学们午餐是自带的，有时在老乡家煮，几个福建同学善于在河沟里摸鱼，然后在老乡家煮吃。一次我正好碰上，也跟着美餐一顿。
这个班有七名共产党员，一天，发现有一两名党员和同学几乎通宵达旦玩扑克，这当然是犯规行为，影响第二天的作业。这天一大早，我即令全体集合“训话”。在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年代，我们这些“臭老九”，当时我还是一个党外人士，该不该管他们呢？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但是出于一个教师的责任感，我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们。我没有点名，只说：“如果你是一名党员这样做，要考虑你的党性何在！”从此，再没有发生类似问题了。
正在这时，父亲在家乡不幸病故。父亲病重时，大哥和弟妹都已回到他的身边，大哥发来电报，是发到学校的，那时的通讯不像现在，电报转到我手上时，已过了七天。因此，我即回电问这几天来父亲的病况，回答是有了好转，叫我不必回去了。但是，11月28日中午，我从测区回住地吃中饭，拿到一封信，我带上碗筷往食堂边走边看信。信是大哥七天前写的。他告知，父亲于11月17日病故，一切后事都已办完。当时，一下子，我的脑子成了真空，不知如何是好。不久我抽空回到学校。一进校园便碰见荷英。她也知道消息，眼睛红红的。大家心情十分沉痛。我们所能做的是随即寄上一笔钱去给母亲，以示安慰。
为了加快作业进度，我亲自出马在一天中观测了一条有七八个三角形组成的线形锁，每个三角形的闭合差都很小。有时候要到十多公里外的13班住地听形势或忆苦思甜报告，没有客车，几十人来回都是站在矿区运矿石用的翻斗车上，来回颠簸。恐怕现在人是难得有此体验的了。
这次实习直到12月17日结束返校，其时已是初冬季节，朔风瑟瑟，只见远处山顶上已白雪皑皑。在马鞍山火车站等车时，从广播中听到康生逝世。那时康生是权力极大的文革小组成员，他的逝世也算一件大事。全国的政治形势又将出现反复。不久就大搞反击所谓“二月逆流”，邓小平又一次遭殃。
1976年，龙年，中国在这一年里经受了巨大的不幸，三位伟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于一月七月九月先后逝世，4月5
日发生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7月28日唐山大地震，10月粉碎四人帮，不久宣告十年文革的结束。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回忆起来这一年真是很不平凡。
1月8日，同往常一样，我巡视完同学早操后往回走时听到广播中传来哀乐和总理病逝的噩耗，心中为之一震，赶回宿舍在走廊中便听到隔壁王曼青老师在抽泣。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寒假后，我的语文课结束，随即改教《控制测量学》，离开了语文教研组回归测绘专业科。全国政治形势发展令人担忧，开始搞“批邓”。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三起三落而最终成为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世人景仰。
5月，我和余嘉龙老师带着14班的方子岩同学（现为东南大学副教授）赴浙江省上虞县曹娥江地区筹备这两个班的生产实习，5月19日出发经上海杭州，20日到达曹娥（百官镇）。我们住在县招待所里，每天出发踏勘测区，寻找点位，搜集资料，落实住地和粮食补贴方案等，可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记得5月31日我和方子岩同学登上了附近较高的龙会山，虽海拔只有400米，登山四望，也有一览众山小之感。这次的登山使我这个刚上40岁的人感到自己体力开始走下坡路了。
6月6日，我打前站的任务已算完成，返校汇报工作，商定学生出发日期。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这次旅程使我尝到了饥饿的折磨。早晨，我从曹娥出发，匆匆忙忙喝了一碗粥，在火车上和沿途各车站竟然找不到一个卖食品的，连杭州这样的大站也不例外。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不大能相信，直到下午一点在过了杭州不久的一个小站的栏杆外，有一个小贩出售冰棒（广东人称为雪条），质量十分低劣，我也买了一根，聊以充饥。更难忍受的是邻坐的一家去西安的四口却不停地在吃着东西聊天，使我垂涎欲滴。他们见我无数次到站都下去寻找食物却都空手而归，很是同情，便请我吃他们摊在茶几上的蚕豆，我也不大好意思地吃了几颗。列车直到下午3时多才到达上海，我才吃上了中饭。这一次的经历刻骨铭心。自此以后，我每坐火车，总是备足食品。其实在今天已完全没有必要了。
6月10日，13、14两班同学出发。11日14班到达座落在坝基上的住地。不远处就是曹娥江，清澈的江水自北向南而下，两岸风光秀丽。再往南便是著名的越剧之乡嵊县，曹娥的故事流传久远。这一带山多林密，盛产茶叶。我们将在这里进行控制测量作业近两个月。
晚饭后，我们喜欢到江中游泳，洗涤野外作业辛劳的汗水。一次，我游到江中央时左小腿突然抽筋。而正在此时，上游不远处一艘大轮船快速向我驶来，我着实有些惊慌。两岸差不多一样距离，进退两难。我随即高声告知岸上的同学，王锁柱王道国等同学喊附近挖泥船上的人来救我，但船工根本无动于衷。幸好我是当过几年救生员的人，我一边仰泳，一边自我解脱了，然后向对岸游去。中间还遇到大摊的大粪，也不觉其臭了。回头一看那大船飞速而下。我在对岸稍作休息后，在同学们的“护驾”之下又游回来了。2002年5月该班同学在南京聚会时还提起我的这次虚惊。
有一天，我只身重上龙会山去看望王道国周雪良小组。为了观测龙会山三角点，他们住在半山的庙里，与和尚为伴，吃素菜，等待天气合适时上山观测。上山本来有路，但被比人还高的山草覆没。我拿了一根棍子，一边打蛇一边当拐棍。艰难地登上了他们观测的三角点。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住地时，还拄着那根打蛇的拐棍，邵诚老师远远看到，说还以为哪里来了个乞丐呢！
6月17日，我跟于所胜小组造七家山的标时，也经历了一场风险。那天，我们运送标材是用小船，十多里路，我和男同学轮流在岸上拉纤。陈军良等来自水乡的同学是驾船好手。拉纤并不是人人能体验到的。一首歌中唱道：“妹妹你坐船头呵，哥哥在岸上走……”，我们却没有那么浪漫的心境。到了山脚再把木料水泥等材料卸下，扛上山顶。七家山虽不到200米高，但扛着这么多重物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做老师的也一样和同学们一起扛木料，当时流行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下午，造标埋石即将结束时，天空乌云密布，不一会惊雷阵阵。我们冒着雷击的危险，急忙做完最后的工作，收拾下山，要不然还得再次爬这座山。夏季山区的雨说来就来，下山时已是大雨倾盆。我们谁都没带雨具，任由雨水淋透，个个成了落汤鸡。难为了冯灵娣、黄若藕等几位女生，跟着我们淋了一两个小时，虽是夏天
，个个嘴唇发黑。回到住地，伙房为我们煮了姜汤，以解寒气。喝着姜汤，没有一个人有怨气。测量员这些算不了什么！这是人生的磨练！
7月6日晚上，收音机传来朱德委员长病逝的消息，李传增同学立即找我，建议写一条大标语，以示悼念。我接受了他的建议，立即指示学生刷了一条大标语在大路边上。
实习过程中，我们和当地农民相处十分融洽。我们组织学生参加农业劳动，除草割稻。有一次在水田里除草，我的动作较慢，从这头到另一头，上到田埂，发现小腿上沾上多条大大小小的蚂蟥，一一拍打下来，多处渗出血来。当地农民对我们关怀备至，有一次下船时因为要涉水上岸，船工就背同学（记得是冷世庆和俞明发）上岸，以免他们湿鞋。我们在山上作业时，也会给我们送茶水，下雨时会主动借雨具给我们。甚至还有的房东给同学洗衣服，令我们很是感动。
实习期间我们抽空参观了绍兴鲁迅纪念馆，秋瑾就义处（那时被破坏并没有修缮）。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顷刻之间夺去24万多人的生命。
8月1日建军节这天我们实习结束，踏上归程。火车沿途景象破败萧条，杭州城里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所见的公交车都没有完整的车窗。文革把一切搞乱到了极点了，预示着光明就在前头。
回到学校，我们又投入新的教学工作。
8月份，按计划同学回省各地质测绘单位实习。我则在江苏省各队中巡视。
那时唐山地震的恐慌气氛尚未散去，人们不敢夜宿室内。在学校大操场到处睡满人，一家一户用薄膜搭起小帐篷，形成一道当时的风景线。我们一家也在其中。有一天夜里祸不单行，睡到半夜下起大雨，全家四口临时搬进附近制印工厂的平房里。8月15日和部分同学到达连云港。在招待所里，让好好的双人间空着，我和同学们睡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到了测绘队，他们也都是用农用薄膜搭起来遮挡露水，挤睡在外面。
9月5日，大哥送母亲到南京，此后，除了1979年她曾到湖北庆弟处一段短时期外，母亲在我处居住直到1981年春节前。有儿孙的陪伴照顾，这段时期母亲的生活还是幸福安康的。到广州白云路四叔的房子建好，母亲在广州有了安身之所后，才回到广州。1976年10月10日庆弟有“为母亲迁居南京而作清平乐一首”：六十余年，忧患总无边。都为儿女苦熬煎。一头霜雪堪怜。
石城再度相逢，倩谁托寄乃翁？黄土岗前秋草，应把消息传送。
9月9日毛主席逝世。那天，我正在苏北丰县沛县（刘邦故里）之间看望在物探队实习的同学，坐在该队的吉普车上，经过丰县中心广场时，突然听到哀乐声，司机立刻停下车静听。听到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司机马上说了一句：“中国要乱了！”
后来，我又到溧阳看望那里实习的同学。总之，这段时间，我像个巡回大使。周游了江苏的许多地方。
最令人鼓舞的，莫过于这年的10月18日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举国欢腾，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2月中旬，这一班同学毕业了。1974年10月我迎接了他们，1976年12月又送走了他们。他们赶上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时代。
1977年的元旦，学校排演了活报剧《群丑图》。我在其中扮演姚文元的角色，花了不少功夫才把台词背下来，在舞台上我吹响一支小号表达吹鼓手之本领和丑态。劳永乐兄也扮演一个角色，是演的谁我记不清了。记不清雍巧玲和崔长征两人中是谁演的江青。反正我们四人就成了“四人帮”了。
重返教坛后和14班同学两年相处的日子，多么难忘！
现在，转眼近三十年过去了，四人帮早已烟消雾散，悠悠往事如在眼前！
1991年夏天我和荷英到山东济南、威海、荣城等地，见到了这个班山东省的部分同学，2003年9月我们又到福建的厦门等地游玩，见到了福建的部分同学。所到之处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大家相聚无比欢乐。
2002年5月黄金周，14班四省一市的近30名同学重聚学校。许多人分别26年重聚首，大家感慨良多，高兴万分。（见本网页《我的学习生涯和我的班主任》一文和照片）
今天，我写这篇回忆录时，又过去两年了，今年是他们进入地校学习的30周年，不知有没有机会再一次汇聚一堂！谨以此文献给同学们，作为向同学们的美好的祝福吧！
1977年后的回忆，请看下篇.
2004年4月6日于广州澳洲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