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坛四十年

                                                              陈贤杰

（小序）1955年1月，刚满18岁的我，怀揣着中央军委所属北京测绘学院的中专毕业证书，提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长江边上的六朝古都南京市，跨进了地质部属的南京地质学校的大门，开始了我的近四十年的教坛生涯。

四十年，可谓漫长，在同一所学校里度过近四十年，更不容易，其中值得回忆、值得书写的事件实在太多，我只能细细回忆，慢慢写出；如果哪位战友、同事、学生发现文中有某些误记，可与我联系，予以改正。如果此文能够成为维系大家友情的纽带，那就更有价值了。

教坛四十年  （之一）     

初为人师

本篇重点回顾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踏上教坛头两年的情景，作为教坛四十年的开篇。我将大体按时间顺序回顾四十年来的教学生活。

距今近五十年了,岁月茫茫,往事如烟,只能把深深刻印在脑海里的片断写出。也许能从这些片断的回忆中，透视出几十年间的社会生活状况，看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创业艰辛和喜怒哀乐。

那是１９５５年１月８日中午，有四位身穿旧军装的青年提着简朴的行李走出南京市下关火车站。看见站外停着几辆马车，其中一位，忽发奇想，提议乘坐马车赴任，于是，大家同意。马车，现代都市中已经难得见到，只在一些风景区看到，供游人玩赏。那时在南京却是一种交通工具。他们坐在马车上穿过古老的街巷向市中心鼓楼方向缓缓而去。四个人穿着一色的刚刚卸下帽徽胸章的军服，年少英俊的面孔吸引着路人的眼光┅┅

这一幕就是我和战友王文中、劳永乐、伍大正四人初到南京时的情景，提议乘坐马车的，就是劳永乐兄。其时，我们刚从北京测绘学院毕业，转业分配到地质部南京地质学校任教。此刻正是他们人生的一大转折，从此开启了教坛四十年生活的新篇章。

在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光荣的教育事业。而近半个世纪前，初到南京时乘坐马车的情景，谁也不会忘记。

那年，南京经历了多年未有的严寒，我们到来之前下了一场大雪。那一天雪后初晴，仿佛着意欢迎北京南下的客人。但气温仍在零下。马车到达校门口时，正值大批学生饭后从校内蜂拥出来回对面宿舍休息。学生们围拢马车看着我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他们也许不会想到，这四位和他们年龄相仿甚至比他们小的转业军人，竟是日后他们的老师。事实是，当时伍和王还未满１８岁，几个月前召开的第一届人大会议选举代表时还没有选举权，我和劳则刚满１８岁。

１９５５年１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前夕。这一年的九月，毛主席给十大元帅授勋。在军衔制之前要对军内成份进行一次整顿清理。我们四人都有家庭出身或海外关系等情况，因此，毕业时我们是第一批转业的广州仔。另有些人分配后不久也相继转业。其余同学大多数到了七八十年代才转业，多数回到了广州。留在军内的同学中有一位叫何永强的最后升为大校军衔，现在北京，可能是我们当中绝无仅有的了。而我们却没有配戴上一天肩章的福份。我们转业不久就收到同学寄来的戴上肩章的威风凛凛的照片，我们只有羡慕而已。我们之中谁也没想过这辈子当教师。人生的路不全由自己决定，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社会环境会给你铺就一条身不由己的道路。

到达学校的当晚，我们被安排在仪器库楼下的一间房间里，北窗台外积雪一尺多厚。房内没有烤火，头一天夜里，我们盖着部队“两斤半”的被子，凭着年轻火旺的身体熬过来了。次日晨，接待我们的人事科长惊奇地发现了，立即批给我们购买计划，到新街口百货商店买布做被套。现在的年青人一定觉得好笑，怎么买布还要计划呢！但那时是计划经济，刚解放不久，物资缺乏，大量购买是要计划的，几年后还发行布票呢。

南京地质学校直属中央政府，是由华东军区测绘学校集体转业而成立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是转业军人，有着光荣传统。建校50年后的2000年并入了东南大学。该校座落在市中心，附近北极阁一带，相传是1600年前六朝时代的宫苑所在，古木参天，风光秀美。近年逐步建成南京市著名的风景区；南面高楼林立，北面树木苍翠，是现代城市中的一块宝地。

周道校长很快接待了我们，对我们表示欢迎，并宣布按我们转业时副排级套到学校级别为月工资49元多。我们即由每月6.9元津贴陡增到七倍，这工资待遇，在当时环境下，大家都十分满意了，因为那时每月的伙食费只要10元即可，而住房家私都是公家供给的。到了70年代，一名中专生毕业时的工资也只不过30.8元。周校长说，你们几年没有回家探亲了，给你们假期马上回家吧。然而，我们大家都异口同声表示要立即投入工作，探亲假以后再说。一心一意想为国家作贡献，这是部队熏陶的结果。部队长达三个月的入伍期教育，在我们年青的心灵中注入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生死观；那时，个人利益甚至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何况个人的休假呢。如放在今天，一般年轻人早已回家探亲了，两年多没见父母面啊！

从此，地校大院里多了我们四位穿旧军装的新人。人们都亲切地称我们为“小广东”。我们四人（1958年伍调走）一直合住一间30多平方米的大房间，各占一个角落。我和劳面对面，他很快买了电子管收音机、留声机，后来我和他都练小提琴。我们常听红线女的粤剧“昭君出塞”的唱碟，直到现在都能背唱出来。我们都勤奋学习、备课，有时弹琴唱歌说笑，日子过得非常快活。

我们到地校后几个月，又有几位测绘学院校友加入我们的行列，他们是张宗文、刘学、张敏智、黎国英、丁素兰、闻近玉等，还有我们在测院时的两位老师。其中黎和张敏智也是我们的广州老乡。

我们很快便投入到繁忙的教学工作中，科主任陈主一把我和伍分到测量与矿坑测量学科，把劳与王分到测量觇标建造学科。并说因为我和伍是11班的，劳王是12班的。原来他知道当年进测院分班考试时，按成绩好坏顺序分在11班、12班、13班。其中13班还晚毕业半年。其实，后来成绩好坏已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四人的成绩都是不错的。毕业时我的总成绩达到上等生的标准，在毕业典礼上院长亲自给颁奖，记不清得到相当于多少斤小米的奖励。

55、56年，正是国家建设大发展的年代，需要大批地质和测量技术人才。我校从1956年起每年将有数百上千名学生毕业。因此，我们的工作格外紧张。1955年，我们为大地毕业班学生筹建尧化门实习场，加密控制网。尧化门离学校近十公里，当年是一条短短的小街，沿公路两旁有些小商铺，附近属丘陵地貌。学校在一片高地上临时搭建起几大间草篷供学生住宿，老师则租用老百姓的房子作居住和办公用。我们的足迹踏遍附近的山山水水。1955年我和伍分别在此辅导过地质01和08两个班级测绘1：1000地形图。记得当年有一位学生已28岁，做过几年生意的。现在这两班同学的名字大都已遗忘，唯独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女同学的名字，她是08班的胡蓉。1956年毕业时被分配到武汉地质系统，现在应是退休的老太婆了。可我脑海里还有着那个可爱的小姑娘的印象。当时，这个班的女同学多次到我的宿舍邀请我和她们到玄武湖公园玩，可我却不知为何一直没有答应。这是我接触的第一批学生。

1956年6月份，第一届6个大地班学生毕业。这一年的3月15日，我和潘郁劳永乐张宗文老师带领下一届大地07、08班学生到安徽宣城、泾县一带实习，这是我到地校后的第一次远征，而且是完成生产任务。这是皖南风景胜地，靠近皖南事变遗址。青弋江水清见底，两岸山青水秀。闻名遐迩的宣纸、徽墨、歙砚即产于此。记得当时那里鸡蛋只卖3分钱一个，我们用饭盒和柴草煮蛋吃。傍晚还可欣赏当地小女孩唱民歌和跳民间舞。一天，我们在一座叫黾山的山头上造标，还未及埋好柱子就坐在避风处吃随身带上山的冷饭菜，不料一阵狂风吹来，竟把觇标刮倒。幸好大家坐在稍远处，未有伤人。又有一天，附近山火漫延，同学们奋不顾身扑灭火灾，受到当地群众的称赞。还有一次从山上返住地的路上竟迷了路，走了半天，结果还是回到了原地。这次实习中师生都晒脱了皮，当时的口号是“晒黑了皮肤练红了心”，大家头发胡子一个多月未理。我们四位老师返回芜湖市区时有人手里还拄着根竹拐杖，走在街上被疑为一帮乞丐。我们在一家靠河边的饭店落座，要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服务员瞪着疑惑的眼光望着，生怕我们付不起帐。其实我们口袋里都有不少钞票，当年实习还有补贴的。这一批学生现在都已退休了，偶尔还会碰到一两位，谈起这段生活仍甚有兴味。

1956年，全国进行第一次工资改革，我被推为学校工资改革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到我们四人的工资定级时，校长说，因指标关系，我们四人中只能有一人提升。提谁呢？科主任说，因王文中来校后曾被派出到西北跟苏联专家学习过一段时间，业务水平比我们高。而我是委员，应高姿态谦让，因此，王升了一级定为59元，而我们三人靠级定为52元。三年后即1959年，我们才升到和王一样。但下一次王又升一级，工资一直走在我们的前面。

开始时我们只上实习课，没有大本的书教。在课堂教学中，我们都好像有点天赋，虽不曾从师范院校出来，却都显得老练，面对比自己年龄大的学生毫不胆怯，也许一身旧军装帮了我们的忙。

我们的工作一开始就是满负荷的，但我们深知自己的业务水平远不能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按今天的要求，我们的学历是不能踏上中专的讲台的。因此，我们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抓紧业余学习，甚至寒暑假也不例外。不久，就自学完了苏联大地测量学家克拉索夫斯基的大地测量学等高等学校教材，后来又函授了武汉测绘学院平差计算课程，记得我的成绩是优级。我们也陆续学习教学法、心理学和俄语等课程。

直到1955年暑假，我们几位“小广东”才结伴回家探亲。我们乘船经武汉转火车回家。我背着参军时从家里带出来的有蓝白间条的帆布被袋子，仍旧穿着旧军装，象跑单帮的商人。在武昌车站还受到警察的盘查。他们三位日后常以此为笑柄。到家那天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当我径直回到小东营那熟悉的家时，母亲从厨房走出，望着我问：“你找谁？”我暗暗好笑，没有作声仍往里进。其实心里很复杂，既激动又有点心酸。儿子参军时还不满16岁，回来时已20岁长大成人了，有了三年多工龄，好像饱经风霜了，哪认得出来啊！

我的回家给了家人一个惊喜。那时，弟弟刚上小学，妹妹还在幼儿园。这时做哥哥的才有机会牵着他们上街玩玩。多难得的机会啊！

今天，“小广东”早已变成“老广东”了。许多老同事见面时还会提到当年的“小广东”。伍大正于1958年3月就调离我校，后来在广州一所中学干至退休，仍没有脱离教育战线。最近我和他经常见面叙旧。记得他调走时我正在野外实习，一天回到我们四人的房间时见到他的书桌上用粉笔写着几个遒劲的大字：“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而我和王、劳三人都在地校直到退休，可谓“从一而终”。

2002年9月，为纪念到测绘学院学习50周年在花都聚会之际，伍大正作诗一首：

半纪征程风雨路，南疆北国测旗扬。今朝故里大团聚，互祝安康更寿长。

本人步其韵和诗一首，作为本文的结尾：

半纪苍苍金陵路，策马长驱向石桥。今朝回首少年事，相觑茫茫笑白头。

注：金陵，南京的别称。石桥，地校所在的街道名大石桥。  

    2003年中秋节定稿于广州澳洲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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