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小东营16号那间大屋子的二楼，并非“居者有其屋”，仅是租一位同乡的屋罢了；也并非独住二楼，楼上便住有三户人，我们家不过是只占一房一厅，而厨房厕所冲凉房则是三户人共用的。那一间大屋的结构，用现代建筑学的眼光来评价，简直失败得不可思议，楼梯露天在外，上下两层，只有南北开窗，但屋顶却开着一个天窗。那种天窗现在难得一见了，是用一根大绳子在楼下操纵开合的，如果遇到骤雨，来不及拉合，屋内便会进雨。因为要开一个天窗，二楼就有了一个大口子，可以望见楼下的动态，因而上下楼之间，亦“鸡犬之声相闻”。更可怕的是，楼下煮饭的烟，经常就从那大口子往上串，楼上的人天天要受此污染。
楼上三户人家，如果都有相对独立的空间，那还过得去，只可惜，三户人家的三间房，都是用木板隔成，而且不过是两米多高，远未到屋顶，因此，完全谈不上隔音，谁家有什么声响，整屋子的人都能听到。与我们同住的是罗家和潘家，潘家人少，主人客气和蔼，与我们没有矛盾；但罗家两夫妇，养有六个儿女，要想安静过日子也难。其大儿子，比我年纪小一点，喜爱安装矿石收音机，经常在夜深焊接零件，弄得噶噶作响，多次提意见也不接受，让你既愤怒又无可奈何！不过，有时想想，我也经常唱歌拉二胡，人家也未必喜欢。那厕所冲凉房，早晚经常要轮候，最要命的还是那厨房，三户人六个灶，一到煮饭的时候便挤在一起，那时用的是柴炉或煤炉，要把柴尤其是煤球或蜂窝煤点着，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边在炒菜，那边生炉子煽炉子的事常有发生，要想彼此之间没有矛盾，那几乎不可能。
我们所租住的，是二楼其中的一房一厅。那房间，大概20平方米，摆了两张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柜兼杂物柜，一张写字台，一个梳洗台，所能活动的空间就不多了。那张中等床，是父亲睡的，那张大床，是母亲和我以及妹妹睡的。我到多少岁才离开那张大床，现在已难以记起了，肯定是，父母认为我到了实在不该和两个女的同睡一床时，才把我安排到厅里，弄一张小床，晚上铺早上拆。那厅里，我还记得原来摆着一整套酸枝木的桌椅，那大概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了。到了1961年我大哥回来后，又不得不用一些木板在那厅里隔出一个小房来作睡觉，客厅其实已消失。
父母工作的工厂，就在我们家的后巷不远，在我们所住的房间的窗户，即可望见厂房。父亲在厂里当会计，月工资六十多元，工作环境会好一些，而母亲不过是个工人，计件工资，大概每月能赚三四十元，不过，她每天做的是拆水泥袋及糊水泥袋的工作，水泥的微粒应吸进不少，所幸的是她后来的肺部没什么毛病。
唉，这就是我们家在五六十年代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可以说是恶劣的，但父母能创造出这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在当时来说又是很不错了，比起许多广州人，又还是优越了，那时，住在省城的广州人，大多都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乡村人，那就更不容易了。
我稍有印象的事，是资产阶级改造和公私合营的情形，那大概是1954年，父亲他们的永生仓库无法“永生”了，要由政府接收，我依稀记得那时马路上常有队伍敲锣打鼓走过，还放些鞭炮，去到某一店铺门口，贴上一张大红纸，说明那间店铺“公私合营”了。这种对资产阶级改造和公私合营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将私人财产变相化为共有，谁愿意呢？
但当时，我也不知道资本家们有没有怨言，反正私营企业都变成国营的了，那就是说，我们离共产主义已经近了一步。
1955年，我入读广中路小学。我朦胧地记得，55年及56年，那时社会安定，社会风气良好，父母亲常带我和妹妹去参加一些烈军属的联欢晚会，而一些中学生，也经常在节假日到我们家帮忙做家务，记得一次，母亲唠叨了几天，说那些学生把一张蚊帐洗烂了，其实，我也知道，是我们的蚊帐太破旧的缘故。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我亦有点印象。那时我读二三年级，看到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当然不知道写了些什么，更不知道，我那就在广州的四舅，还有远在云南省的大哥，都在那时或其后被划成了“右派”！可以设想，当时我的父母，是多么的难过和忧伤，而我
和妹妹，却对此一无所知！
那年虽有“反右派斗争”，但整个社会还算是安定祥和的，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日，中国各地都大事庆祝，广州也不例外，当晚，在越秀山体育场集会并放焰火，父母亲和大嫂等带我和妹妹也到越秀山体育场，后因人太多而退出，不久即传来消息，人们因拥挤而推倒竹篱笆跌入场中，压死
压伤了人，我们则庆幸离开得快。
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广州；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广州；1958年，更是红红火火的一年，那一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主席金日成元帅访问广州，广州人民在中山路夹道欢迎，我作为少先队的代表，这几次，都在中山五路等地手拿花束近距离看到了那几位伟人。
1958年，又是实行“总路线”的一年，是全国都在“大跃进”的一年，是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的一年。此三者，在当年称为“三面红旗”。更有“十五年赶上英国”“五年进入共产主义”等
令人振奋的口号。大跃进当然好啊，谁想慢慢地爬行？当年我已读三年级，已粗通报纸，加上父亲等人的议论，常看到和听到水稻多少千斤多少万斤的“大卫星”！常看到和听到在农村已成立公共食堂，吃饭不用钱的大好消息。
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全民大炼钢铁的情景。那时，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居然筑起了一座土高炉，有些人，主要还是学校的老师，在那里炼起钢来！更壮观的场面是，到了晚上，无数的家庭煮饭用的煤炉被搬到操场上，其中也包括我们家那一个，由母亲提到那儿去。男男女女就坐在自己的煤炉边，把一块铁放在炉上烧，烧红了，便夹出来，用一个小锤子锤打，然后再烧，再打，最后放在水里“淬火”，完成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于是，一块“钢”便产生了，难怪那年头钢产量有那么多！我们当小孩的，有时帮忙锤几下，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到处乱串乱跑，那炉火熊熊锤声叮噹的场面，实在是太好玩了。要炼钢，必然要有铁，于是，家庭中的废铁和不是废铁的铁，也要拿去交公。一天，我们家里突然出现了一群人，他们是来搜罗“废铁”的，见无铁可搜，忽然有一位说：“那窗条是铁的，要凿下来！”他们真的动手，要把那几根支撑着窗框的铁条凿下来。这时，我母亲以一个妇女的勇气，走到窗下制止：“不能凿，没有窗条这屋会塌下来的！”母亲所说的并非危言耸听，我们所住的屋子并不牢固。那班人先是一怔，后来也觉得要凿下窗条也不是很容易，于是离开。那木窗框上，就是这样留下了几处凿过的痕迹，而母亲的“壮举”，也让她骄傲了几年，她不时会向人提起，屋子未塌，似乎全在于她那庄严的一声。
还有一件乐事，不可不提。那时还有一个“运动”，叫“除四害运动”，何谓“四害”？老鼠、苍蝇、蟑螂、麻雀是也。前三者，的确要赶尽杀绝，然而，麻雀因会吃点庄稼，也被归入赶尽杀绝之列，可叹！这任务，就交给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智慧确是高超的，想出了许多消灭麻雀的办法：用弹子、气枪射杀；架梯上树端鸟巢；设罗网诱捕，这些我都参与过。然而，最绝的，则是全广州城的人民约好，在某天黄昏，一起行动。陶潜有诗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黄昏日暮，正是鸟倦还巢之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全城的人一起高呼，一起敲锣打鼓，我也站在露天的楼梯上，做着这样的事。那巨大的噪音惊得飞鸟无法着陆还巢，只得在天上盘旋；盘旋久了，而噪音未息，一只只可怜的麻雀便倦极倒地身亡！
但是，热闹过后，我们渐渐尝到苦头了。到了1959年，情况开始转坏，商店里的货品日见稀少，市场上的农副产品日见缺乏，到饭店里吃上一顿饭已不容易，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时，父母亲不时要带我们到街上的饭店吃饭，才能吃到一些鱼肉之类，去得比较多的是广大路与中山路交界的华北饭店，那吃饭的情景终生难忘：当我们去到饭店时，一般是没有座位的，我们必须站在某一张桌子别人的背后，看着别人吃，等着别人离开，然后才有座位；而当我们自己吃饭的时候，我们的身后也站着别的人，他们在看着我们吃，等着我们离开。这是一种十分尴尬的吃饭形式，然而，饥饿之中的都市人，也顾不得面子了。
即使这样的吃饭形式，不久也盼不到了，饭店而没有饭菜供应，这并非天方夜谈。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大饭堂从饭菜任吃到无饭可吃，那亩产千斤万斤的“卫星”已无力再放上天了。在乡下的我的姑姑、舅舅、堂叔等家庭，不时写信或来人求救，
可见他们已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而且真有两位婶婶在那时死去
，不知是否与病饿有关。
那时候，我也朦胧知道中央在庐山开了个会议，但并没有见到有什么措施改改善局面
，还传来了我所敬仰的彭老总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集团”首领的消息！当时只有11岁的我，是无论如何也参透不了其中的奥妙的。
1960年，中国人民都知道，我们遭遇了自然灾害，再加上偿还苏联的债务等原因，大家的生活都十分困难。那时，粮食奇缺，以我们在广州为例，每人每月只有十几二十斤米；油料奇缺，每人每月只有4兩；猪肉和鱼每人每月都不足半斤，肥皂要证，牙膏要证，草纸要证，火柴要证，而数量都是少得不能再少；最记得还是布料，每人每年是一丈三尺六寸，不够成年人做一套衣服！然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吃的问题，这关乎到生命是否能延续。现在的人生怕吃得肉多吃得油多而胆固醇增高，那时的人，恐怕浑身也找不出一点胆固醇来，街上所见到的，多是骨瘦如柴或浑身水肿的人。
那时，我们只有发挥聪明才智，努力想办法自救。街道的大姐们，发明了“双蒸饭”，即把饭煮熟后，再加一次水去煮，饭自然就变得“多”了，这发明立即被推广，人们居然也接受了这
种“双蒸饭”，有无营养已不在考虑之列了！不久，又有人发明了“米糠糕”、“蔗渣饼”；不久，又有人发现了“黄狗头”、“小球藻”、“番薯叶”、“香蕉心”可以吃，于是，也弄来吃，而上述那些东西，都是我吃过的！我还曾跟随母亲到下塘一带挖过一些还能入口的野菜，也顺便割一些青草回家喂那只自家养的兔子。当那兔子长到有两三斤时，父母亲合力把它宰杀了，它那血肉化成的营养，应在我们体内保持有两三周时间吧。除了兔子，我们还养过一种动物叫葵鼠，并非当宠物饲养，养他们是为了吃他们，救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在广州市，还能勉强熬得下去，乡下人尤其是穷山区以及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的百姓，就更艰难了。
幸而，当时的中国民众，还是很听党和政府的话，大家要紧牙关共度时艰。
那么，最终使不少家庭包括我们家能度过难关的是什么？还是那让人背上黑锅的“海外关系”，那“香港同胞”。从父亲的交代中可知，我的九叔解放前夕在海南读书，解放军渡海，他被迫随国民党军去了台湾；而我四叔则是在解放时去了香港。有这种关系，过去是十分糟糕的，起码有敌特之嫌，父母亲也从不向我们谈起他们俩，但是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父亲也不得不求救于四叔他们了，因为除了我们，还有远在云南的大哥，以及乡下的亲戚们，更需要猪油生油等救命！正因为有了一点油料、食品等的滋补，我们才得以活下去。想想那几年，父母该是多么的艰难啊！
1961年，情况稍有一点好转，
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给农民分点自留地，适当放宽农民的种养政策，适当开放农贸市场，这样做，使得农民能够喘一口气，城里人也能见到一点农副产品。在离我们家比较近的下塘，开辟了一个农贸市场，东西虽然贵，但能买到一点。一天，父亲去那里，花了十几块钱买了几条番薯回来。回家后，他大惊失色道：“我明明记得是买了8条，怎么现在手上只有7条？……到底是7条还是8条？……”他拿出木称，称了又称，显得又无奈又痛心。这是我们都牢记而母亲又说了多年的一件深刻往事。
那年，转业在南京教书的二哥回广州探亲，那时商店里已开始出现了一种糕点，叫“高级饼”，其实只不过是纯用面粉做的罢了。既然叫“高级饼”，价钱当然贵，似乎十几二十元一斤，但起码有得卖。二哥带我和妹妹上街，我和妹妹站在那柜台前，眼睛紧盯着那些饼，口水都快要流到那玻璃柜台上！这事，已小学毕业的我当然有记忆，而二哥更是记忆犹新，他后来也忍痛买了一斤回家，让大家开开洋荤。某日，二哥带我们全家到北园酒家吃饭，那时酒家已有一点东西可吃了，但非常贵，我们吃了三四十块钱，还只是半饥不饱，回家后，仍要煮一锅粥吃，这事，也令母亲有了一个多年可讲的话题。
到了那年的年末，大哥从云南回来探亲，他那眼睛深深，胡子长长，穿一身旧棉袄的样子，绝对比现在从河南安徽等地来广东行乞的老乞丐好不了多少。农场方面让他回来探亲，大概也怕他饿死在那里。次日晚，我带路把大哥引到长堤及南方大厦。那时南方大厦也有了一些东西卖了，以致大哥很感慨地说：“走完南方大厦，就好象走完了一个城市。”我想，那时云南省
贫困得更是可怕了。如果不是大哥已决心留在广州，如果不是父母坚决支持，大哥再返回云南，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一件事，上文已有讲述，在此不赘了。
1962年起，中国的经济情况才真正的渐有好转。“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渐见成效，粮食多了，副食品多了，轻工业品多了，人们变得健康些了，脸上也有笑容了。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相信党，依靠党，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也迎来了一段平和舒畅的日子。父母依旧在工厂上班，大哥回广州后一段时间，总算把当时最重要的户口也迁回来了，
32岁还是孤家寡人，但总算有父母，有家庭的庇护；虽然没有正式工作，但打打散工，学学手艺，也还能养活自己。二哥仍在南京教书，就在这一年，与籍贯常州的嫂子结了婚，次年，儿子又出生，我父母当上了爷爷奶奶，他们收到信，看到孙子的照片时那兴奋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
1961年9月，我小学毕业后在广东省华侨中学读初中，而妹妹则在越华路小学读4年级；1964年9月，我在原校升读高中，而妹妹也考入了广州市第17中学。农业连年丰收，工业捷报频传，两弹卫星上天，长江大桥飞架。学雷锋，学英雄蔚然成风，《东方红》《长征组歌》振奋人心，文学艺术蓬勃发展，体育竞赛争攀高峰。1962至1965年间，是我国在解放后17年中最好的几年，1965年，在广州市海珠广场边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大楼的顶部，装上了一盏大大的荧光灯，一盏灯就把整个海珠广场照亮，当时报上称之为“小太阳”，夜夜引来万人观瞻，父母也带我和妹妹去看过。看着那高挂的“小太阳”，我们的心里都会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热流，啊，祖国，你蒸蒸日上，你欣欣向荣，如果按照这样的情景再发展5年、10年、20年，我们的国家会是多么强大啊！……
然而，好景不长，“四清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继开展，文化界批判“17年文艺黑线”，尤其是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把此剧的性质定为“为彭德怀翻案”；从批判吴晗，继而引出邓拓和廖沫沙；从批判“三家村”，到批判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从批判彭真，到毫无来由地把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揪出来，在1966年5月16日的中央会议上把他们定性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并向全国发出了一个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就这样，好端端的中国，又开始了另一次更大的折腾，我们的家庭和全国无数的家庭一样，不能幸免。
四
1966年5、6月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爆发。
那年8月的一个傍晚，我从寄宿的学校回到家中。当时学校已经停课，我们在学校里无非是随大流搞“运动”，开斗争会，斗校长，斗老师，其他时间就是闲逛，有时就回广州家里住住。
那天，当我回到家时，母亲正在厨房里做饭，我没有惊动她，进入房中，拿起二胡就拉了起来。突然，母亲皱着眉红着眼走进来，低声说：“你还拉，你爸被人斗啦，你听听！”她指着房间北面的窗户，又即回到厨房去。我惊愕地抬起头，往窗户望去，果然听到一阵阵不大分明的口号声。我当时感到恐慌和无措，文革开始后，斗争“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场面我见过，甚至参与过，但是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的家，父亲也会被斗！一会，母亲又走进来，依旧低声说：“你还是回学校去吧，等一下工厂的人会来抄家的！”在那个时刻，母亲为我着想，不希望我看到那令人痛心的场面。而我，竟然也没有了主意，也感到难以接受看到父亲被造反派押着回家的情景，于是，我真的丢下孤独的母亲，匆匆离开家门。当时，大哥已结婚住在别处，而妹妹又在学校搞“革命”，家里就剩下两位老人，而我偏偏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逃离，这是多年以后我仍然自责不已的一件事。
但是，当我走到了巷子口，即看到了一支队伍迎面而来，阵阵口号声伴着无节奏的铜锣声，声声入耳。从那口号声，我已听到了父亲的名字。我不由得站在一旁，驻足眺望。我的身边也有零星几个路人停下，等着看看热闹，那时候，这类游斗的队伍经常见到，人们已习以为常了。借着暮色和朦胧的灯光，我看到队伍越来越近，不久，它就在我面前经过。我看到了，父亲戴着一顶纸糊的高高而尖顶的用墨写了些字的帽子，低着头，胸前挂着一块大大的纸牌，也写着几个字，应是“历史反革命”吧。他左手提着铜锣，右手拿着棒椎，一边走一边敲，可能还要喊点什么。对于我，或者我们全家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的镜头，只有我才能看到，才能把它牢牢记住！这一镜头，其实入我眼中可能只有1秒钟，最多不会超过3秒钟，我即转身离去，我无法细细地欣赏眼前的一切！
离开街巷，我乘车回到远在沙河的学校。宿舍里只有几位同学，他们并不注意我何以归家又回校。我冲了一个凉，躺在床上，脑子里乱成一团：父亲，一个老实的人，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一个热爱新社会的人，也要遭受批斗吗？以后我们家怎么办？有些什么事会等着我？……我一边想着，父亲的身影又在眼前晃动，我想起，小时候，我和楼下一位姓吴的小孩，拿了别的小孩的一个玩具，卖了一毛钱，父亲知道后，打了我一记耳光时的凶相；我想起，我读小学一二年级时，父亲戴着老花镜在灯下教我读唐诗时的耐心；我想起，读初中时，我已滋长了爱美攀比之心，闹着要买一件新衣，父亲最终为我买回来时的无奈；我想起，读高一时，有一天早上我忽然肚子疼，不能上学，父亲又要急着上班，又不放心我，那种十分为难的神情；我想起，每年除夕，父亲把他亲手蒸好的肥鹅端上桌面时的自豪；我想起，有一年工厂失火，他参加救火后回到家里的声声叹息……
这时，学校的高音喇叭又响起来了：“狗崽子们，学校不是避风港，快回家去革你们老子的命！……”有句话叫“做贼心虚”，这时，我真的心虚了，似乎那广播是冲着我来的，好象大家都知道了我已成了“狗崽子”。我觉得在学校已呆不下去了，只得又爬起床，穿好衣，趁其他人不注意时，又坐车回到市区。这时，我有家不敢归，只在离家不远的正南路、广仁路，广卫路一带游荡。在大约11点钟时，我遇到了一位
刘同学，他得知我的情况，热情邀我到他在昌兴街的家，这样，在那天晚上，我在他的家度过。
过了一两天，我才壮着胆回到家里。邻居看着我，都投来异样的目光。家中已被抄过，摆在厅里的那一整套酸枝木家具不见了，房间里的书籍不见了，柜子里的衣物也少了一些。不久，母亲回来，两天不见，她瘦削多了，双眼无神，带有泪痕。他低声地说：“你怎么回来了？……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给拿走了……”说罢即垂泪。我亦黯然。不久，父亲回来，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低声道：“爸……”他只是点点头，似脸有愧色。这时我注意到，父亲的头发被不规则地剪过，我知道那叫“阴阳头”，剪一半留一半，现在即使是搞笑大王曾志伟、周星驰也未必敢这么造型，但那时是以此对“牛鬼蛇神”进行羞辱的，幸好，父亲的头发本来就不多，所以那“阴阳”并不太分明。此外，我还注意到，父亲的胸前挂了一块小黑布，上面用白油写了“历史反革命”五个字，不过，父亲进门时，他的右手上是拿着一本《毛选》的，手肘微曲，这样，可以有意无意地遮住了那块黑布，父亲真是用心良苦啊！当时，父子见面，不知说什么好，但是有一点很明确，我们都得承受这一突如其来的厄运。
有关文革的文字，虽然并不算很多，但也能读到一些珍贵的，如季羡林老先生写的《牛棚杂忆》，就被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血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在书中，季老记叙了他在文革开始后，被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揪斗、毒打、坐“喷气式”的可怕的经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要坏起来，可以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在文革期间已经充分体现；我父亲身处工厂，大概工人阶级的觉悟会高一些，除了那“阴阳头”，我似乎并没有发现父亲身上有什么伤痕，这可以说明他不曾受过毒打，也没有坐过“喷气式”，从这一点来说，我父亲的遭遇又比季老等的遭遇好上许多倍，此乃不幸中之大幸吧！
（贤俊按：看到这里，我必须作一些补充说明了。有些事情，弟妹们可能是并不知道的。我们家被抄家，前后有两次，第一次，只是抄去一些所谓“四旧”的东西，似乎并没有大问题；然而，造反派已把父亲定作“牛鬼蛇神”，抄不出“罪证”自然不甘心，于是，第二次再来，这回，就抄到了几本永生仓库的旧账本，以及一首诗，于是，就大祸临头了。
我自1962年回广州后，做过许多艰辛的工作，样样都不成器。后来，还是父亲工厂的一位女工友，她有两位儿子，是做机械木模的，父亲求他俩收我为徒，我才学到一门手艺，处境渐有好转。1966年春某日，我因心情舒畅，在父亲的房内，提起毛笔，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下了一首七律诗，诗云：“天空海阔任筹谋，冲破惊涛争上游。千篇幻梦应收拾，半世生涯再起头。力学鲁班求过硬，心存毛著戒虚浮。幸亏留得青山在，春到繁花满绿洲。”平心而论，这首诗写得并不算好，有些地方还不合平仄，但这又是一首刻骨铭心的诗！三十多年后我仍能句句回忆写出。说它刻骨铭心，是这首诗含有一个令人痛心而又感动的故事！
当时，这首诗只是随手写出，并无标题。写好以后，我随便将它卷起放在蚊帐顶上，再没有理会。第二次抄家，造反派见到这首诗，以为是父亲所写，因为父亲师承颜柳，而我又一直学父亲的字体，因此，别人以为是父亲所写，实不奇怪。他们再看到父亲保存着的一些旧帐本，就联系到他想搞“变天”，因为诗中有“天高海阔”“冲破惊涛”“再起头”“留得青山在”等可以随意联想的语句。于是，造反派将他游街之后，连夜再召开斗争会，庆弟所见到的，可能就是那一次了。在斗争会上，造反派把那首诗摊在他面前，要他逐字逐句解释诗中的内容。当时，父亲完全可以解释，那诗是儿子在什么情况下所写，但如此一来，可能不但不能说清楚，反而又牵连多一位亲人！父亲为了不牵连到我，硬是承认诗是他写的，并不得不逐字逐句地去胡说一番，以应付造反派的无理审问。当时我们都不在场，不知父亲是怎样解释诸如“力学鲁班求过硬，心存毛著戒虚浮”那样的句子，事后他也没有详说，但读者可以想象，我父亲当时是多么的艰难，他的行为甚至可以用悲壮来形容！当时在座的工人中，大概只有那位女工友知道我父亲是代儿受过，但她又能说些什么？这就是发生在这首诗身上的一个故事，因此，这首诗以及由它引出的故事，我又怎会忘记？！）
在其后的日子里，我们家当然是一片愁云惨雾，父亲已被剥夺了做会计的工作，而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干一些粗重肮脏的活儿；工资也被冻结，只发二十元的生活费；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他每天还能回家吃饭和睡觉，而不是被关押在某一个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情况又有了一些变化，原来的造反派头头，又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罪名是“小爬虫”。由于造反派之间打派仗，争权夺利，无暇看管那些“牛鬼蛇神”，使得他们反而有了一点自由，我记得，后来父亲晚上也斗胆走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
8月18日和31日，百万红卫兵
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后，掀起了一股红卫兵上京朝圣的热潮，江青等人又鼓吹“革命大串联”，后由于车船吃紧，又鼓吹“步行串联”，于是，“红五类”子弟上北京，“黑七类”子弟也不甘受压，也竖起“革命”“造反”的旗号，要出去“免费串联”。当时，我们的家庭已经倒霉，但我和妹妹真是属于“少年不知愁滋味”，竟也抛下父母亲，和同学一起出去闯闯。我还记得，当时母亲愁眉苦脸，唠叨了一两天，但父亲没有说什么，大概他也不敢或不便干涉儿女们的“革命行动”吧。至于当时我们外出，钱从何来，现在也想不起了，由于沿途都有免费的接待站，钱并不需要很多的。就这样，在1966年10月及11月间，16岁的妹妹和她的几位女同学，扛着一面什么“战斗队”的旗子，步行到井岗山和韶山去了，她当时肯定没有考虑到父母亲是多么的忧心！而我，也在家耐不住，和一班男女同学先是坐汽车到湛江；在湛江玩了几天，再转乘火车到广西的南宁；在南宁玩了几天，我和几位男同学转到贵县、桂平，再到梧州；玩了两天，再乘船回广州。我在上文都用了一个“玩”字，说明我们是借“串联”为名，行“游山玩水”之实，并没有上江妖婆之计，到处去煽风点火，而当时大部分的学生皆属此类。当我回家以后，妹妹还不见影子，且绝少音信。这时，我又耐不住寂寞，和五位男同学作短途的步行串联，第一天行至顺德的大良镇，第二天行至中山的小榄镇，第三天行至石歧镇。在石歧玩了两三天后，又行了一天到达江门。在江门、新会玩了两天后，终于“晚节不保”，坐船回广州。当我出门在外的时候，的确很少为父母亲着想，现在自己当了父亲，我可以设想，当时父母因儿女在乱世之中到处跑，会是多么的牵肠挂肚！
时间进入了1967年，运动发展到武斗阶段。各个派别先是骂仗，继而真刀真枪地打起来。妹妹没有因自己是“黑七类”的身份，参加了学校以及社会的什么战斗组织，长驻中山医学院等地，捍卫不知什么革命路线，绝少回家。而我有些“自知之明”，试看今日之域中，已不是我的天下了，因此不再“行走江湖”，而是隐居家中。我的一位同学说我当了“观潮派”，并因此戏称我为“陈观潮”。“观潮”二字，当时比“反动”好不了多少，
运动之后，亦无所谓了，而且二字还有些文雅的味道，因此我把它作为自己的别名，有的同学仍这么叫我的。我花二十元买了一把小提琴，那钱是否向父亲要的，现在的确想不起来，但肯定我自己没有赚钱的能力。于是，白天晚上我都到刘同学家学琴，管它外面冬夏与春秋。
过了一段时间，父母又为我的前途担心了。当时学校不上课，可能以后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一天，父亲对我说：“你还是学一门手艺，将来好过些，就跟你大哥学做木模吧。”我大哥从云南回来后，做过不少行业，但都不成器，后来，跟人学做机械木模，总算有了一份知识与体力结合的收入较丰的工作，于是，在父母的心目中，大哥已是个成功人士，是我学习的目标，而我，尽管觉得自己并不是个做木工的材料，但也顺从他们的意思，真的跟大哥学起做木模了。于是，白天，我的双手拉锯握斧，晚上，我的双手则摁弦提弓，一天之中，从事着两项似乎是毫不协调的工作。
学做木模，当然是我不喜欢且内心抗拒的事，但是，很快，我发现大哥安排我学艺的地方，事借别人家的厅堂，那里住着母女俩。小楣姑娘很漂亮可爱，当时读初三，比我小两岁，也因运动，学校停课，在家陪着母亲。渐渐，我们有了交谈，有了好感，用时髦的话说，就是爱情的种子在不知不觉中萌芽。有了这回事，我不但安心学艺，还暗度陈仓，开始了我的第一段恋情。大哥大嫂隐约觉察到我们的举动，但也预知是没有结局的。
父亲在工厂里，仍属被监督劳动的对象，一般已不作单独批斗，只是要集中批斗“牛鬼蛇神”时，他才有机会亮亮相。记得有一次，父亲很疲惫地回到家，声音也有些嘶哑，我问他：“今天怎么啦？……”他并不算很凄然地说：“今天走了很多路，很多路。……”我后来弄明白，不知
哪个组织发起，全市“牛鬼蛇神”大游斗，难怪父亲说走了很多路。我知道，那个“走路”，绝不是“闲庭信步”，要弯着腰，低着头，年轻人也难受，何况老人家！我黯然神伤，不知该说什么好。还是父亲故作开朗地说：“没有什么，赵紫阳、尹林平、欧梦觉、王德、曾生他们也在……”听了这个话，我的确感到心头没那么沉重，是啊，高干们也在遭罪，何况我的父亲！我还隐约感到，父亲似乎以能和那班高干们走在一起为荣。这时，父亲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钱，递给我，说：“去买点猪肉，煲点汤，煲点汤。”我接过那两块钱，含着泪走出门去，直奔市场。我知道，父亲不是感到很累失去过多水份，需要补充些营养，他是不会花那两块钱的。
而且我也弄不清楚，何以他身上会有两块钱！
到了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要触及我和妹妹了，我们都是不能不去的人。以前我觉得很委屈，很不忿，但后来知道中央的高干的子女也不能幸免，我又算得什么？！11月，我们要准备行装，那时父母真的没有钱，毫无办法，重担便落在大哥的身上。而那时大哥一家的生活也极度困难，工资不高，女儿又出生不久，但也必须为弟妹买一些最必要的生活用品。我记得，下乡前两天，大哥和我到中山五路的一家商店（广大路与昌兴街之间，现为中国工商银行），买了蚊帐等床上用品。大哥当时面无难色，但我知道他很不容易的。
小楣姑娘虽与母亲相依为命，也逃脱不了上山下乡的命运，她也将要到新会县某公社插队。11月6日那天，我与她告别，毕竟我们有了近两年的接触，如今分手，不知前路如何，彼此都伤感，但也无奈。
我和妹妹先后离开家，一个到雷州半岛，一个到海南岛，作为父母亲，不可能不担心，但当时，我还没能很体谅父母的心情，在离别之前和他们相处得太少！我们离开后，他们两老如何生活，会有什么困难，这些，也设想得不多！啊，现在回想起来，父母，尤其是母亲，当年一定不知暗暗流了多少眼泪！
11月7日早晨，我早早要起来。母亲当然起得更早，为我做了早餐。吃了早餐，我要出门了，17岁的妹妹居然还在睡觉，不知道要送哥哥一程。我也不怪她，由她睡去，只是轻轻地在她的脸上捏了一下，算是道别。母亲只送我到家门口，我只能轻声说一句：“妈，我走了……”即转身离开，我不敢在那儿停留太久。父亲替我拿着一些行李，默默地送我到公共汽车站。在等车的时候，他也没叮嘱太多，我似乎只记得一句：“去到以后马上写信回来。”我想，收到远方儿子的信，应是做父母的最大的安慰吧。
汽车来了，我上了车，车子徐徐开动，我看到父亲站在微弱的晨光中，久久地向我招手。我忍了很久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顺着腮边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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