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73年5月，也即我从家乡返农场3个多月后，不安分的我又一次回到了广州。这次，
并不是探亲假，我找了个借口，说母亲病重，也没有得到队里同意，就擅自离开农场。这次，我是坐火车绕道广西和湖南回去的，并没有回家乡
。
小欧，他既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场友。他父母也被遣返云浮农村，他身在在雷州农场，看不到光明，感到失望甚至绝望。当时，他已经滞留在广州，并准备偷渡。我
想劝阻，但没有说服力。不过，我这次回广州，
就想看看情况，有可能也会劝阻。此行，我并没有让父母知道，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他们肯定担心死了！想不到的是，
我在广州天成路为他和他的表哥送行，想不到的是，小欧一去不返，葬身于波涛之中。
当年7月份
，我失魂落魄回到农场。小欧的情况，还一直隐瞒着，无法对别人讲。
不久，即7月底，我收到父亲从家乡寄来的信，信中告诉我一个特大的喜讯：父亲平反，父母按退休处理！
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最重要的，这不仅关乎自己，更影响到家人子女，所以，父亲这些年内心应是很痛苦的，强加于他的“耻辱”他可以忍受，但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而影响了儿女的前途，那是让他椎心痛恨的。那年7月20日上午，大队冯书记亲自到了我家，说有好消息，通知父母即到大队部。当他们俩到了大队部后，冯书记宣布，得上级批准，父亲平反，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按国家干部待遇在原籍退休；母亲亦按国家职工待遇在原籍退休。除了“在原籍退休”，不能返回广州这一点外，平反、退休等，都是令我们满意的！
父亲当时的兴奋可想而知，他当即口占一绝
记其事，诗云：“传来喜讯不寻常，两老相看（平声）笑一场。今日蒙恩妻与我，解颜私语庆飞觞。”
两周后，他又有一诗赠母亲，诗云：“两鬓斑飞首自昂，无须惭愧怨君郎。从兹不跳山鸡舞，脱却寒衣换淡装。”
两首诗，喜悦之情溢于言语。
父亲重见天日，那喜讯也感染了我，令我也振作起来。8月，我又奉调农场文艺宣传队，更使我感到，人在逆境时，要咬紧牙关，珍惜自我，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岁月悠悠，又过去了一年，1974年9月，我与在农场相识的女友
小红一起返乡。小红也是广州知青，1972年底我们在农场认识并相恋，
小红的家人都在香港，需要她申请到港团聚，经过一年的申请和等待，终于获准出境。那时，鲜有“涉外婚姻”，她一离去，即意味着我们要分手了。其时我亦申请探亲，准备送父母到南京居住，获得批准，这样，也可以一路为
小红送行了。小红是个很懂事的姑娘，珍惜我们两年之间在患难中结下的情谊，本来她
肯定赴港心切，但她主动提出，顺路先到我的家乡，见见我的父母，并小住几天。对此提议，我
感到惊讶，同时，也求之不得，我对她实在难舍难分。
我们从农场坐车到湛江市，次日再坐车到阳江城，又次日再坐车赴新洲，期间的经历，不在本文详叙之列，仅以一首五律简述之：
“与君齐上路，心境各难同。海岸观残日，江城沐晚风。欢时悲远别，梦里叹相逢。此去归何去？紫罗探老翁。”
末句的“紫罗”，即家乡附近的紫罗山；“老翁”，当然是指我的父亲了。那天中午时分，当我带着一位衣着光鲜、年轻貌美的姑娘出现在圩场和村里时，不知惹来了多少艳羡的目光。当我带着红进入家门时，母亲正在门口附近的灶台前做饭，我说：“妈，我带了个媳妇来见你啦！”母亲一抬头，见到
小红，即笑得见牙不见眼，连声说：“好呵！好呵！……”小红没有想到我会开这样的玩笑，当即尴尬地否认：“不是的！不是的！……”这时，父亲也出现了，他也觉得26岁的儿子带一个女朋友回家是最正常不过的事，脸上也堆满了笑容，热情招呼
小红到屋里坐。之后，我花上15分钟，向两老解释：
小红是个什么人，她跟我回家干什么，她将到何方去，无情地粉碎了他们15分钟前突然产生的一个美梦。
尽管如此，两位慈祥的老人待小红就象自己的媳妇或女儿一样，尽量让她吃好睡好玩好，让她充分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
小红早已生活在地球的另一边，但我相信，她还应该记得，在故国广东阳江紫罗山下那个小村子中度过的一周的日子吧。
某天午饭后，我和小红，伴陪着父母上路了。我们离开了那间小屋，到了新洲圩，然后坐车到阳江城。在阳江城，当然又得住上一晚，次日早上，我们一行四人又坐上车往广州出发。母亲和
小红都是会晕车的，一路上，我和父亲一人得照顾一位。到广州后，当天下午，我陪着
小红到长堤的新亚酒店找到了她的母亲，把小红亲手交还给她，我们三人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次日中午，在火车站的大门口（送港人的没有月台票卖），我和
小红含泪握别，并目送她走进车站内……
当天晚上，我又来到了广州火车站，所不同的，是我和父母在一起，我们登上往上海去的49次（？）列车。列车飞驰在夜幕中，它尽快把我带离那伤心之地。我刚刚和恋人分手，痛苦的心情不可能马上平伏，但我担负着照顾两位老人远行的重任，我又不应该有所疏忽。父母当然也了解我的心事，但他们并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我。到了白天，列车进入了江西境内，父亲显得兴奋起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车窗外，不时地给我们讲述那地名；尤其是到了金华、诸暨一带，父亲似乎更熟悉，还说起什么时候到过那里，现在的变化又如何，等等。当然，父亲并没有说起当年为何到了那里，我是后来看了他交代的“历史”，才知道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这一带活动过。
次日晚上7点多钟，我们到达了终点站上海。当时的上海北站，似十分简陋，尤其要命的是，从站台到出口，不知要走多少百米，我们三人都要扛着或提着行李，走那么一段长路，实在不轻松。随着出站的人潮，走着走着，一件令我后怕了很久的事发生了！突然，走在我后面的父亲扛着一袋行李，不慎拌倒在地，如果他不能及时站起来，就很有可能被后面的人潮踩着，当时我转身正想要去扶起他，幸好他能很快地站了起来！这事，我后来想起也怕，母亲更是多次提起，一说到上海，就使她想起那恼人的火车站！
在候车室里，我们休息了大概两个小时，又坐上了去南京的夜车，到达南京火车站时，已是深夜2点多钟，其时二哥并不在南京，二嫂的弟弟王栋大和我侄儿赞宁在车站接我们。当我们到达南京地质学校后，吃了二嫂煮的热面条，即倒头睡去，次日到中午才醒来。而到了傍晚，才见到二哥，手提着一只肥鸡，风尘仆仆地从苏北赶回来。
父亲自平反得到政治上的解放后，心情舒畅，行动自由，在南京教书的二哥，家庭条件虽不甚好，但也算生活安定，力邀父母去小住；南京是父亲向往的地方，年轻时他曾在那里生活过一段很短的时间，也极希望能旧地重游，于是，在1974年金秋9月，父母亲便有了这次金陵之行。我们在南京，游览了新街口、长江路等市容；游览了中山陵、灵谷寺、孝陵卫、长江大桥、玄武湖、雨花台、莫愁湖、秦淮河、江苏省博物馆等地；走访了在南京的一些亲戚。父母亲在南京的这段日子，肯定是他们一生中最愉快无忧的。
我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在10月中旬，我离开父母哥嫂，离开南京，独自一人，作旅游式的南归。我先到了二嫂的娘家常州市，住了两天后，再到无锡市，过了一晚，然后到了上海市，住在妹妹未来的婆家那里。住了几天后，我又转到了苏州市，当晚坐夜船往杭州，在杭州玩了几天，然后南下广州，住了一段时间，直至12月底才回去农场。这次离开农场，南来北往，一共三个月。
在我离开南京以后，父母依然住在那里。1975年2月，常州的亲戚邀请两老到常州过年。父母在南京住了近半年，已有思归之意；加上乡下的堂弟要谈婚论嫁，须有家长主持，所以他们亦趁此行南归，于2月8日与哥嫂一家离南京赴常州，并在常州过了旧历年。之后，他们在哥嫂的陪同下，从常州赴上海，见到了在上海的亲戚和未来的亲家。然后，父母坐火车离开上海回广州，然后再转回家乡。
是年4月，父亲和了我的一首诗，对南京之行作了总结。诗云：“尘海浮游六十年，曙光照我见青天。寒冬过后风和畅，白发龙钟意泰然。玄武湖滨迎远客，紫金山下忆从前。应知到底家乡好，最羡篱边石上眠。”
半年后即当年10月的某一天，为了侄儿结婚作准备，父亲到邻村看木料，回来时不慎把脚指头踢破了。几天后，脚指头红肿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似乎又好了。到了11月初，他又开始发烧，数天不退，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得不送到县城人民医院，泳弟即通知广州的大哥。其时，大哥出差在湖南的株洲，接报后，星夜赶到广州，再即返阳江。他到医院后看了父亲后，认为情况不妙，即拍电报给我和妹妹。我接报后，立即请假获批准，即马不停蹄赶到阳江城，在那人民医院的一间留医病房里见到了母亲、大哥，泳弟以及病中的父亲。
父亲消瘦了，苍老了，他坐在病床上，精神还算好，但说话的声音嘶哑，显得没有力气。我问：“爸，你觉得怎么样？……”他说：“还好，还好，……阿芳呢？”我马上说：“她正在路上，明天就能来到的。”父亲点点头。不知是过了一天还是两天，妹妹也赶到了。父亲见到妹妹，显得比较激动，拉着女儿的手，眼中流下两行泪水。妹妹是父亲最疼爱的人，他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到的。在此期间，我们也接连收到二哥的电报，他暂时走不开，但又十分惦记父亲的病，心情可从电文中体现。
当时的医院，医生和医疗设备都不敢恭维，据大哥说，院方还未能确诊父亲患了什么病，从他曾踢破脚指头这一点，怀疑是破伤风，即败血病，但到底是否，还要观察。我们只得继续照料他吃药、打针。这期间，又得麻烦城中的杰生表哥，他们一家为了我们提供了许多方便。
1975年11月17日上午，父亲的精神似乎还不错，9点钟时，医生还来查过房，也没说什么。9点半左右，我们还帮助父亲把药丸吞下去。父亲平时极少生病，连吞药丸也不会，要努力多次才能吞得下。10点多，在我们都不大注意的时候，父亲突然倒下，样子很痛苦，我们马上去喊医生，医生来了即急救，似乎用了心脏起搏器、强心针之类，但无济于事；有一医生还在他的脚上割开动脉想输液，但也是徒劳。抢救了一会，医生说：“不行了，处理后事吧。”这个时候，最激动的是大哥，他扑倒在父亲的身上痛哭。我转身看看，也不见了母亲和妹妹，后来听到病房外传来阵阵的哭唱声，隔着窗户，我看见妹妹扶着母亲，母亲唱起了阳江女人特有的丧歌……
父亲逝世了，他走完了他70年的人生之路。直得庆幸的是，两年前，他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不至于带着遗恨离开这人间；当然，他也有许多的牵挂，相濡以沫五十年的老妻今后会怎么样？三子和小女都远去边疆，前途如何？尤其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四人帮”被打倒，中国人民真正得解放。
当天，我们在杰生表哥、伯森表哥等人的帮助下，在城中购买了一副棺木，把父亲装殓好。次日，我们租了一部车子，将父亲的遗体运回家乡，乡亲们得知他的死讯，都显得伤心难过。当晚，父亲的灵柩按照习俗停放在村外。次日中午12点钟，我们三兄妹以及亲戚们，将父亲的灵柩送到村外一块墓地，按照家乡的习俗将父亲安葬了。70年前，父亲生于斯，如今，他亦于此入土为安。父亲的墓很简单，只有一抔黄土，连一块碑石也没有。
父亲事实及下葬后，我们三兄妹虽然各有各的工作，但也不可能丢下孤独的母亲即时离开家乡，我们都留在家乡，尽量陪伴母亲多一些日子。乡亲们没有嫌我们有孝在身，时来探望；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几天以后，有一位堂叔叫生叔的，娶媳妇还是嫁女，在家办喜事，一定要请我们过去喝喜酒，这位好人我要特别记上一笔！
由于要处理父亲的丧事，我没有把父亲去世的消息立即通知在南京的二哥。丧事办完了以后，我坐在父亲生前常坐的小书桌前，看着他留下的纸砚笔墨，感慨万千，同时，也情不自禁地拿起墨条，在墨砚上细磨，然后，用他留下的毛笔，给二哥二嫂写了一封信，谁知，我这一封信，使得二哥二嫂们空欢喜了一场！
（贤杰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得知父亲病重的消息后，心里非常焦急，然而，由于我们都是教师，一时走不开，想见机行事。那天，荷英很高兴地走回来，手里扬着一封信，边走边喊道：“没事啦！没事啦！爸爸写信来了！”我接过信，急忙拆开，一看，信并不是父亲写的，而是庆弟写的……看了数行，我的泪水即夺眶而出！……庆弟的毛笔字与父亲的当然不可比，但当时看信心切，并没有辨认清楚。父亲去世，而我没能给他送终，这应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我们留在家乡，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整理父亲的遗稿。父亲的遗稿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他用毛笔手抄的古人的诗词，已结集；另一类，则是他自己自回乡后写下的诗词，为一张张的散件，且所用的纸张规格不一。这些诗歌，绝大部分都没有让我们做子女的看过。我们按照那些诗词写作的时间顺序，把它们装订成一册，共59首，题名为《沅安老人遗集》。我们三兄妹，觉得还差了点什么，最后决定大家各写一首诗，放在遗集之前，作为序言。
父亲被遣返回乡后，由于我们都不在他身边，他们两老的家庭生活以及精神生活如何，我们其实是知之不多的，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中也只能采用略写的方法，幸而有了父亲这批诗歌，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最后那几年的情况。
尚有一事，也须记叙。父亲在世时，已和泳弟谈好了一户人家的女儿，父亲突然去世，惟恐对方有变，某天下午，我们三兄妹与泳弟骑自行车到大概10公里外的鸡山农场附近的一个信宜县移民的村子，拜会女方的家长。大哥以我家家长的名义与他们落实好婚事。在归途时，天完全黑了，我们骑着自行车沿着那些曲曲弯弯的山路回家，提心吊胆，总算有惊无险。
七
我从家乡回农场后，不久就到了1976年。那年春节，我当然只能在农场过了，记得1月30日为除夕，当时写了一首题为《除夕远怀乡中母》的七绝，诗云：“时过新年万事殊，提琴此夜未能抒。酒酣忽念乡中母，也傍西窗望我无？”
父亲去世，对母亲来说，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打击，果然，就在那年2月，接大哥来信，说母亲患病，疑为胸膜炎，不得已，大哥又回乡将母亲接到广州家中暂住并看病。这样，母亲便离开了家乡，此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那年3月，因父亲去世而推迟了婚期的妹妹从海南赴上海，与在黑龙江农场工作的上海知青裴海荣结婚。当时，我这个作哥哥的不能买一件象样的礼物，只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写了一首题为《南燕北鹰》的长篇叙事诗寄去，现在想来也觉惭愧。
大哥当年的居住条件十分差，待母亲身体好转之后，那年的10月1日，大哥送母亲北上南京居住，3日到达上海时，王洪文等人正在厉兵秣马，准备搞武装政变，当然，这是母亲和大哥这两位过客不可能知道的。4日，他们到达南京。这是母亲第二度到南京，但此次与上次的情景已经不同！这次，也是大哥与二哥首度在南京相逢，具有历史意义。然而，更有历史意义的还在于，大哥在旅途中，来到上海市的时候，传来了“四人帮”被打倒的惊天喜讯！
自从母亲到南京居住后，南京便成了我和妹妹探亲的目的地。
同年12月，我在农场宣传队搞节目创作，妹夫裴海荣则从东北黑龙江到了海南，准备将已调往东北农场的妹妹接走，他们约我在广州相会，然后一同北上上海、南京。这样，在12月下旬，我
获得探亲假，回到广州；数天以后，妹妹和海荣自海南归来，我到火车站迎接。
1977年元旦之夜，我们三人离开广州，坐火车直奔上海。我和他们的去向有同有异，所谓“同”，是我们都会一起到南京探望母亲；所谓“异”，是我在探亲之后要转回广东；而妹妹他们则再北上数千里，去到那白山黑水的北大荒。但不管怎么样，“四人帮”被打倒了，国家有希望了，我的心情还是很舒畅的，当时还口占一绝，诗云：“南来北往任挥鞭，似海心胸不自怜。笑望前程千万里，列车驶进太平年。”
过了广东之后，即见大雪纷飞，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下雪，亦有一绝记之：“平生沐尽岭南风，粤北微寒见雪浓。窗外茫茫一片白，赣西飞絮浙冰封。”
我们到了上海以后，住在海荣的家，住了多少天已记不大清楚了，但从旧日的记载中可知，《迎新年，庆胜利》文艺演唱会、电影《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纪念敬爱的周总理文艺晚会》等我都是在上海看的，因此，离开上海到南京，大概在1月10日左右。我们三人也是在夜深抵达南京的，残雪未消，天气寒冷，我亦有诗记行：“夜入金陵雪未消，梧桐叶落见柯条。重游旧地沧桑变，远望钟楼立冷宵。”
我们又见到分别了一年多的母亲。母亲见到我们的到来，分外的高兴，眼含喜泪。我们看到，母亲胖了，南京的居住和食用条件都比较好，有哥嫂的悉心照顾，她曾患上的胸膜炎已痊愈，丧夫的悲伤心情亦已平复，因而身体反而比以前好了。虽然天气寒冷，但她也能适应，只是衣服穿得很多；她那劳动妇女的本色，在古都金陵再度显露，她不仅做些轻微的家务，照顾孙儿赞宁和小秋，而且还养了一群鸡，利用屋前的空地种了一些瓜菜。这些，都使我们感到放心。这次，她看到了女婿，感到他是一个正派勤奋有为的青年，并无怨言，只是一想到女儿要远赴黑龙江，又无奈地叹息。
在南京，我和芳妹海荣游览了玄武湖、莫愁湖、中山陵、雨花台等地，观看了不少打倒“四人帮”后重放的电影和戏剧。1月21日夜，南京下起了大雪，雪深足有半尺厚，我特地打着伞外出，其景可观！大概1月底，我和芳妹海荣离开南京，同往上海。我在上海逗留了两三天，便与芳妹海荣等人分别，南下广东，而他们不日也北上黑龙江。
岁月悠悠，又过去两年。1979年2月2日，我再一次离开农场北上探亲。这次，我取道广西，途中在柳州停留，再转赴江西南昌，夜入九江，在九江停留一天，再坐长江轮赴南京。2月6日上午，我到达了南京城，其时，芳妹与海荣，还有他们爱情的结晶——在四川绵阳出生的、几个月大的儿子裴小川，已经在二哥家等候我的到来。
这是我们兄妹与母亲又一次的在南京的团聚，母亲有了一个外孙子，当然很高兴，但一想到他这么小小的个儿，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就由父母带着穿州过省，感到不可思议。可惜，这次，我和他们仅相处了几天，在2月9日中午，他们回上海去了。
2月16及17日，我独自一人专程到扬州市和镇江市游玩，并在瓜州古渡住宿一夜。
由于母亲在南京居住了两年多，又想回南方住住，并想到我农场看看，于是，3月13日下午，我与母亲乘坐长江轮东方红14号，离开南京赴武汉。这是我第一次与母亲单独上路。15日上午9时，我们到达武汉市的汉口，下午，我们乘坐161次列车南下广东湛江。3月17日，我们到达了湛江市，我和母亲游览了赤坎西山公园，并探访了她的一位堂弟即我的富舅。18日中午，我们回到了农场。这次，母亲终于可以看到儿子生活劳动了10年的农场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并认识了
农场一些帮助过我的人。
1977、1978年，知青返城大潮到来。由于父母被遣返乡下，广州的大哥也无力帮我，而农场也不会给予我读书和招工的名额，所以，不得已，1979年，知道湖北省荆州地区某
中学急需教师，我想，能离开农场就是好事，况且当教师也符合我的性格和学问。就在那一年8月，我调往湖北荆州地区当教师。主要教
高中语文，还兼英语以及初中的音乐课。
1966年时不过是一位高二级的学生，之后便失去了在校学习的机会。幸而在雷州半岛10年多的知青岁月中，我没有自暴自弃，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自学写作，自学音乐、自学英语，因而，当机会来到自己面前时，能够把握，并能够胜任。妹妹在1966年时是一位初中二年级学生，无论在海南万泉河边的农场还是在黑龙江北大荒的农场，同样没有荒废光阴，也在不断学习，丰富自身素质，当上农场的干部，这和我们拥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由于我的这次漂泊，累得母亲又随我到了那个湖北那个新的地方。由于生活条件不适应，那年国庆节之后，我送母亲到汉口，与二哥会面，母亲又随二哥坐船回南京，这是她第三度到南京了。母亲前半辈子的生活轨迹就是阳江与广州，想不到在她六十多岁后，她南来北往地迁徙了多个地方！
1980年，大哥经过了多方的努力，终于解决了二十多年前的“劳教人员”的结论，并恢复了国家干部的待遇，从此走上了顺境。好事接踵而来，我们在香港的四叔出资，由大哥奔走操劳了半年多，于那年10月在广州市白云路建筑了一幢三层的小楼房。大哥一家得以离开那“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大屋，有了较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我们回广州探亲，也有了较好的落脚地方。
大哥曾在天台上凭高远望，欣然赋诗，诗云：“连遭浩劫不成家，唯将冷眼看繁华。今日高楼临福地，白云珠海放心花。”在那白云路小楼房，也给母亲留了地下一间小房。因她渐渐年老，住在寒冷的南京始终不大适应。
1981年1月25日，我离开学校，踏上回广东的路程。与此同时，二哥、赞宁陪同母亲也从南京南下。26日下午3时，我到达广州；其时，二哥、赞宁和母亲则先我一天抵达。大家能在广州见面，尤其是在一间新建的小楼房里相聚，都十分高兴。春节前，乡下的三舅及我们的两位表弟，还有四舅母等，都来到广州。2月3日即旧历年二十九日，我们在香港的四舅也回来了，这是母亲三姐弟难得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聚会！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难忘的春节。除夕夜团年饭后，我们和四舅一起到文化公园等地游玩，度过了一个难得又难忘的夜晚。2月12日年初八，我们的四叔还有同村的志和叔从香港回到广州。这是四叔去港三十年后第一次回广州，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四叔，有多少话要相互倾诉！
2月16日，我和二哥都要离开广州了。我因事也绕道南京再返湖北。我们三人乘坐子爵号民航飞抵南京。这是我第四次到南京。18日下午，我乘船离开南京赴武汉，20日中午到达武汉，21日中午回到学校。
自从母亲回到广州后，广州又成了我和二哥、芳妹探亲的目的地。
同年7月，学校放暑假，我又回到广州探亲，不但见到母亲，也见到从香港回广州小住的四叔。归途，我则绕道湛江、桂林、岳阳等地，再回荆州。
1982年寒假，我又南归。1月12日起程，14日夜到达广州，见到母亲、四叔四婶及大哥一家。次日，从黑龙江远道而回的芳妹、海荣及小川出现在大家面前。又次日，从南京而来的二哥二嫂及小秋又到达。春节前，四舅也从香港回来了。这样，1982年的春节，实现了我们家庭的一次大聚会。
1月24日除夕的团年饭，就显得十分热闹。饭后，我们到西湖路一带游花市，在回家到了越秀南路的时候，正接近零点，只见满城的爆竹响起，我们几乎躲无可躲，心惊胆战，吸尽硝烟。我们一家人还到了烈士陵园、越秀山、东湖等地游玩；某天下午，我和妹妹及母亲，还专门到了越华路小东营的旧宅一行，只可惜不仅儿童，连大人相见也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1月底，我提着一台14吋西德万宝牌黑白电视机北上，2月1日回到学校。
1982年五一节后，我送赞宁到武汉转回南京。赞宁是寒假后来我校附读高三的，如今要回去，而大嫂则只身到武汉治病，需要我接车。就这样，在华中重镇武汉市，我和侄儿赞宁游览了长江大桥、东湖公园、中山公园、宝通寺、施洋墓等名胜古迹，并和大嫂相逢，真有如在梦中一样。我送大嫂到汉口一家据说能以“药棒”医治类风湿症的医院，并把她安置在二哥过去的学生、当时在湖北省地质局工作的李科长家之后，便回学校。
是年暑假，我因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修改电影文学剧本，没有回广州。但是，当年的9月29日，我离校返穗
，在广州的家中度过了国庆节和中秋节。此行回穗的主要原因，是表哥给我介绍一位广州女教师，而女教师对我也没有意见，这让母亲、四叔和大哥都很高兴。10月3日
，我回到湖北学校。
本来，与女教师结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鬼使神差，竟然不愿意，让家人十分生气而无奈！
1983年寒假，我又回到广州。1月底离校，先到湛江，后返广州。我为何先到湛江？原来，湛江有一位原来认识的姑娘，我十分喜欢，所以到那里与她见面。2月17日夜离穗返校。返校后不久，4月间，事情来了！湛江姑娘到湖北找到我，要和我登记结婚。我没有见过她的父母，心有顾虑。但姑娘说没有问题。于是，已届35岁的我，糊涂地与她在当地登记结了婚。数天后，我送她经襄樊到汉口，然后在武昌站送她回湛江。
我将结婚的事告诉家人，家人亦安慰亦担心。果然，家人的担心不无道理，姑娘回湛江后，其父母即大发雷霆，骂她幼稚无知，被人骗了。一个城市姑娘、干部子女，怎能嫁到湖北的穷山区？！于是，姑娘终日以泪洗脸，其父母不断写信来责备我，要我尽快了断这婚事。最后，姑娘也屈服或者醒悟了，觉得还是分开理智些。
是年暑假，我于7月25日离校，27日到湛江，见到她的父母。她父母见我不象坏人，态度好了些，尤其她父亲，似乎想挽回。但是，她母亲坚决不同意，我觉得姑娘也希望分开。于是，我们在湛江的一家什么机构很轻易地办了离婚手续。当我与她分手时，我感到心头轻松——一场自己参与的闹剧终于结束了。8月2日
，我离湛返穗。
令我想不到的是，我在广州除了见到母亲和大哥一家外，还见到了二嫂。原来二嫂到广东招生，利用此便于8月1日到了广州。我回家后，只得将事情告诉家人，母亲与大哥当然很生气，骂我三十几岁人办事如此草率儿戏！如果去年和广州女教师结婚，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我这次回家，心情欠佳，幸有二嫂陪伴开导。二嫂于9日夜离开广州回南京，我到火车站送行。此后的几天，多和我的朋友严尔君相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暂时忘记忧愁。15日，四叔从香港回来，亦怨我自讨苦吃。他住了几天，于19日返港。我则于27日离开广东返湖北。
这次婚姻的失败，我自己也很懊恼。我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年迈的母亲。我不仅不能让她有安稳的生活，愉快的心情，还让她时时忧虑和生气。
转眼又到了1984年。元旦后不几天，我接到四舅从香港寄来的贺年卡，不禁感慨万千，四舅的音容浮现眼前。不久又到寒假，我于1月27日离校南归，沿途一片白雪茫茫。回到广州后，才知道其他亲戚都没有回去，显得冷清。春节期间，我和母亲到了堂叔和表哥家拜年。我还特地和母亲到了烈士陵园、东湖等地游赏，在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幀合照。母亲看着我这三十多岁的人，尚未成家，还飘零在外，时时叹息落泪；而我，也觉得很惭愧，真的对不起她。2月14日，我又得离穗返校，大哥与
侄儿劲帆到火车站送行。
半年很快又过去，暑假到来，我这只孤雁又往南飞。7月31日，我离校南行，8月1日下午到广州。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这年轮到二哥回广东惠州招生，已于7月31日到家，这样，我们三兄弟又有了一次见面的机会，我有一诗如此记载：“四海为家满风尘，分离始觉更相亲。团圆难得三兄弟，叙旧天台傍母身。”
这年暑假，值得记叙的事也还不少，一是洛衫矶奥运会就在暑假期间举行，印象最深刻的，是女排冠军争夺战，正是午饭时候电视直播，我和二哥，手捧着碗，嘴含着饭，却不知其味，紧张得心头突突跳，脑门直冒汗，直到看到郎平一锤定音，海曼一声长叹，我们才大叫欢呼。二是8月9日上午，我和二哥及险峰、劲帆等去了广州东北郊白云山麓的南湖游玩了一天。三是二哥学校有两位司机到广州来买客车，趁试车之便，我们到了一趟佛山市游玩；随后，二哥为学校买一百株米兰，由客车运走，我们也在伯明表哥的引
导，去了一趟郊区花地的花场。四是东山区新建了一个游泳场，我几乎天天下午和劲帆去
到那里游泳。8月20日下午，我送二哥到白云机场，把他送上波音737客机返南京。27日夜，我也乘火车离开广州回湖北，29日到校。
半年又过去，1985年2月8日，寒假开始后我即南行，12日回到广州。这年春节也较冷清，除夕夜还下雨，我打伞穿靴，带着劲帆去行花市，买了一大束花回来。春节后，我为调动的事去了一趟阳江城，还是住在杰生表哥家。阔别阳江城有近十年，想不到变化真大！新楼建起一幢幢，到处人山人海，货品琳琅满目，人们的衣着打扮都十分新潮。我曾到北山眺望，陵园漫步，漠江徜徉，充分感受家乡的新气象。在阳江过了三日，我回到广州。两天后，我又出发去博罗县城，在那里过了两天一夜，远远望到了罗浮山。从博罗回广州后，我又取道湛江，再北上回校。这是我最后的一次南来北往了，因为半年之后，我成功地调回了广东省中山市，结束了六年的客居湖北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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