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就是我父亲的交代材料,我在引述的同时加进了一些注释和按语。引述他的交代材料,我主要是想了解他的历史,现在,我们都比较清楚了吧。

我不想把自己写作一个神童,三四岁五六岁时的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实际上,我只是从大哥抱着我照的一张像片上知道自己一岁前的尊容;我只是从母亲的口中得知,194910月国民党军队撤退,炸断海珠桥时,差点把我从床上震下地,如果真是那样,说不定变成个痴呆儿。以前我们家也住过几处地方,但我毫无记忆;大哥、二哥参军离家的事,我也毫无印象。我从懂事起,就发现我们家只有4口人:父亲、母亲、比我小3岁的妹妹和我自己;知道我们家住在越华路小东营那条巷子。那不是一条普通的巷子,还有一点光荣历史呢,1911年黄兴、赵声等领导了辛亥广州起义即黄花冈起义,当时他们就是把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小东营的5号,而那间大屋子,后来便成了市级的保护文物。

我们住在该巷某号的一间大屋子的二楼,并非“居者有其屋”,仅是租一位同乡的屋罢了;也并非独住二楼,楼上便住有三户人,我们家不过是只占一房一厅,而厨房厕所冲凉房则是三户人共用的。那一间大屋的结构,用现代建筑学的眼光来评价,简直失败得不可思议,楼梯露天在外,上下两层,只有南北开窗,但屋顶却开着一个天窗。那种天窗现在难得一见了,是用一根大绳子在楼下操纵开合的,如果遇到骤雨,来不及拉合,屋内便会进雨。因为要开一个天窗,二楼就有了一个大口子,可以望见楼下的动态,因而上下楼之间,亦“鸡犬之声相闻”。更可怕的是,楼下煮饭的烟,经常就从那大口子往上串,楼上的人天天要受此污染。

楼上三户人家,如果都有相对独立的空间,那还过得去,只可惜,三户人家的三间房,都是用木板隔成,而且不过是两米多高,远未到屋顶,因此,完全谈不上隔音,谁家有什么声响,整屋子的人都能听到。与我们同住的是罗家和潘家,潘家人少,主人客气和蔼,与我们没有矛盾;但罗家两夫妇,养有六个儿女,要想安静过日子也难。其大儿子,比我年纪小一点,喜爱安装矿石收音机,经常在夜深焊接零件,弄得噶噶作响,多次提意见也不接受,让你既愤怒又无可奈何!不过,有时想想,我也经常唱歌拉二胡,人家也未必喜欢。那厕所冲凉房,早晚经常要轮候,最要命的还是那厨房,三户人六个灶,一到煮饭的时候便挤在一起,那时用的是柴炉或煤炉,要把柴尤其是煤球或蜂窝煤点着,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边在炒菜,那边生炉子煽炉子的事常有发生,要想彼此之间没有矛盾,那几乎不可能。

我们所租住的,是二楼其中的一房一厅。那房间,大概20平方米,摆了两张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柜兼杂物柜,一张写字台,一个梳洗台,所能活动的空间就不多了。那张中等床,是父亲睡的,那张大床,是母亲和我以及妹妹睡的。我到多少岁才离开那张大床,现在已难以记起了,肯定是,父母认为我到了实在不该和两个女的同睡一床时,才把我安排到厅里,弄一张小床,晚上铺早上拆。那厅里,我还记得原来摆着一整套酸枝木的桌椅,那大概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了。到了1961年我大哥回来后,又不得不用一些木板在那厅里隔出一个小房来作睡觉,客厅其实已消失。

父母工作的工厂,就在我们家的后巷不远,在我们所住的房间的窗户,即可望见厂房。父亲在厂里当会计,月工资六十多元,工作环境会好一些,而母亲不过是个工人,计件工资,大概每月能赚三四十元,不过,她每天做的是拆水泥袋及糊水泥袋的工作,水泥的微粒应吸进不少,所幸的是她后来的肺部没什么毛病。

唉,这就是我们家在五六十年代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可以说是恶劣的,但父母能创造出这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在当时来说又是很不错了,比起许多广州人,又还是优越了,那时,住在省城的广州人,大多都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乡村人,那就只可用水深火热来形容了。我这么说,决不是对新社会的污蔑,经历过那些日子尤其是三年大饥荒的人,相信不会指责我用词不当的。至于具体事例,下面还会提到。

我稍有印象的事,是资产阶级改造和公私合营的情形,那大概是1954年,父亲他们的永生仓库无法“永生”了,要由政府接收,我依稀记得那时马路上常有队伍敲锣打鼓走过,还放些鞭炮,去到某一店铺门口,贴上一张大红纸,说明那间店铺“公私合营”了。

1955年,我入读广中路小学。我朦胧地记得,55年及56年,那时社会安定,社会风气良好,父母亲常带我和妹妹去参加一些烈军属的联欢晚会,而一些中学生,也经常在节假日到我们家帮忙做家务,记得一次,母亲唠叨了几天,说那些学生把一张蚊帐洗烂了,其实,我也知道,是我们的蚊帐太破旧的缘故。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我亦有点印象。那时我读二三年级,看到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当然不知道写了些什么,更不知道,我那就在广州的四舅,还有远在云南省的大哥,都在那时被划成了“右派”!可以设想,当时我的父母,是多么的难过和忧伤,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真正了解到,那时的所谓“右派”,原来都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国家的精英分子,想不到因此而倒霉了一辈子或大半辈子!那年虽有“反右派斗争”,但整个社会还算是安定祥和的,11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日,中国各地都大事庆祝,广州也不例外,当晚,在越秀山体育场集会并放焰火,父母亲等带我和妹妹也到越秀山体育场,后因人太多而退出,不久即传来消息,人们因拥挤而推倒竹篱笆跌入场中,压死了不少,我们则庆幸离开得快。

1958年,曾是红红火火的一年,那一年,周恩来总理陪同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朝鲜主席金日成元帅以及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广州,广州人民在中山路夹道欢迎,我作为少先队的代表在中山五路手拿花束近距离看到了那几位伟人。1958年,又是实行“总路线”的一年,是全国都在“大跃进”的一年,是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的一年。此三者,在当年称为“三面红旗”。更有“十五年赶上英国”“五年进入共产主义”等惊人的口号。大跃进不可谓不好,谁想慢慢地爬行?然而,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弄虚作假的“大跃进”,就是祸国殃民的“大倒退”!当年我已读三年级,已粗通报纸,加上父亲等人的议论,常看到和听到水稻多少千斤多少万斤的“大卫星”满天飞!常看到和听到在农村已成立公共食堂,吃饭不用钱的大好消息。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全民大炼钢铁的情景。那时,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居然筑起了一座土高炉,有些人,主要还是学校的老师,在那里炼起钢来!更壮观的场面是,到了晚上,无数的家庭煮饭用的煤炉被搬到操场上,其中也包括我们家那一个,由母亲提到那儿去。男男女女就坐在自己的煤炉边,把一块铁放在炉上烧,烧红了,便夹出来,用一个小锤子锤打,然后再烧,再打,最后放在水里“淬火”,完成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于是,一块“钢”便产生了,难怪那年头钢产量有那么多!我们当小孩的,有时帮忙锤几下,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到处乱串乱跑,那炉火熊熊锤声叮噹的场面,实在是太好玩了。要炼钢,必然要有铁,于是,家庭中的废铁和不是废铁的铁,也要拿去交公。一天,我们家里突然出现了一群人,他们是来搜罗“废铁”的,见无铁可搜,忽然有一位说:“那窗条是铁的,要凿下来!”他们真的动手,要把那几根支撑着窗框的铁条凿下来。这时,我母亲以一个妇女的勇气,走到窗下制止:“不能凿,没有窗条这屋会塌下来的!”母亲所说的并非危言耸听,我们所住的屋子并不牢固。那班人先是一怔,后来也觉得要凿下窗条也不是很容易,于是离开。那木窗框上,就是这样留下了几处凿过的痕迹,而母亲的“壮举”,也让她骄傲了几年,她不时会向人提起,屋子未塌,似乎全在于她那庄严的一声。

还有一件乐事,不可不提。那时还有一个“运动”,叫“除四害运动”,何谓“四害”?老鼠、苍蝇、蟑螂、麻雀是也。前三者,的确要赶尽杀绝,然而,麻雀因会吃点庄稼,也被归入赶尽杀绝之列,可叹!这任务,就交给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智慧确是高超的,想出了许多消灭麻雀的办法:用弹子、气枪射杀;架梯上树端鸟巢;设罗网诱捕,这些我都参与过。然而,最绝的,则是全广州城的人民约好,在某天黄昏,一起行动。陶潜有诗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黄昏日暮,正是鸟倦还巢之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全城的人一起高呼,一起敲锣打鼓,我也站在露天的楼梯上,做着这样的事。那巨大的噪音惊得飞鸟无法着陆还巢,只得在天上盘旋;盘旋久了,而噪音未息,一只只可怜的麻雀便倦极倒地身亡,人类就是曾经这样残杀麻雀的!

违反客观规律,违反自然规律,而又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还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那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到了1959年,情况开始转坏,商店里的货品日见稀少,市场上的农副产品日见缺乏,到饭店里吃上一顿饭已不容易,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时,父母亲不时要带我们到街上的饭店吃饭,才能吃到一些鱼肉之类,去得比较多的是广大路与中山路交界的华北饭店,那吃饭的情景终生难忘:当我们去到饭店时,一般是没有座位的,我们必须站在某一张桌子别人的背后,看着别人吃,等着别人离开,然后才有座位;而当我们自己吃饭的时候,我们的身后也站着别的人,他们在看着我们吃,等着我们离开。这是一种十分尴尬的吃饭形式,然而,饥饿之中的都市人,也顾不得面子了。即使这样的吃饭形式,不久也盼不到了,饭店而没有饭菜供应,这并非天方夜谈。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大饭堂从饭菜任吃到无饭可吃,那亩产千斤万斤的“卫星”已无力再放上天了。在乡下的我的姑姑、舅舅、堂叔等家庭,不时写信或来人求救,他们已处在饿死的边缘,而且真有两位婶婶已病饿而死去!这一目了然的严峻的形势,有人就是视而不见,不肯认错!庐山会议时,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书党主席毛泽东,说了真话,如果这个时候纠正错误,还可以挽救千万人的性命,然而,旷古奇冤的大悲剧却上演了,勇为人民“鼓与呼”的铮铮铁汉,却被自认为代表人民愿望的毛泽东定为“反党集团”的头目,被撤消一切职务!我在年少时即对解放军的将帅无限崇拜,家中贴有一张“十大帅”的画像,想不到,我所敬仰的彭老总,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敌人”,当时只有11岁的我,是无论如何也参透不了其中的奥妙的。

1960年,中国人民陷入了极其苦难的深渊。还是后来刘少奇总结得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时,粮食奇缺,以我们在广州为例,每人每月只有十几二十斤米;油料奇缺,每人每月只有4兩;猪肉和鱼每人每月都不足半斤,肥皂要证,牙膏要证,草纸要证,火柴要证,而数量都是少得不能再少;最记得还是布料,每人每年是一丈三尺六寸,不够成年人做一套衣服!然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吃的问题,这关乎到生命是否能延续。现在的人生怕吃得肉多吃得油多而胆固醇增高,那时的人,恐怕浑身也找不出一点胆固醇来,街上所见到的,多是骨瘦如柴或浑身水肿的人。为了自救,人们只有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街道的大姐们,发明了“双蒸饭”,即把饭煮熟后,再加一次水去煮,饭自然就变得“多”了,这发明立即被推广,人们居然也接受了这自欺欺人,更无营养的“双蒸饭”!不久,又有人发明了“米糠糕”、“蔗渣饼”;不久,又有人发现了“黄狗头”、“小球藻”、“番薯叶”、“香蕉心”可以吃,于是,也弄来吃,而上述那些东西,都是我吃过的!我还曾跟随母亲到下塘一带挖过一些还能入口的野菜,也顺便割一些青草回家喂那只自家养的兔子。当那兔子长到有两三斤时,父母亲合力把它宰杀了,它那血肉化成的营养,应在我们体内保持有两三周时间吧。除了兔子,我们还养过一种动物叫葵鼠,并非当宠物饲养,养他们是为了吃他们,救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在广州市,还能勉强活得下去,乡下人尤其是穷山区以及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的百姓,要吃到树皮、草根、观音土等,据有关部门书籍提供的数据,19591961年,中国每年都饿死一千多万人!那么,最终使我们家能度过难关的是什么?还是那让人背上黑锅的“海外关系”,那“香港同胞”。从父亲的交代中可知,我的九叔解放前夕在海南读书,解放军渡海,他被迫随国民党军去了台湾;而我四叔则是在解放时去了香港。有这种关系,过去是十分糟糕的,起码有敌特之嫌,父母亲也从不向我们谈起他们俩,但是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父亲也不得不求救于四叔他们了,因为除了我们,还有远在云南的大哥,以及乡下的亲戚们,更需要猪油生油等救命!正因为有了一点油料、食品等的滋补,我们才得以活下去。想想那几年,父母该是多么的艰难啊!

1961年,情况稍有一点好转,原因是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几年来太过于冒进,欲速而不达,不得不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收拾残局,于是,他们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给农民分点自留地,适当放宽农民的种养政策,适当开放农贸市场,这样做,使得农民能够喘一口气,城里人也能见到一点农副产品。在离我们家比较近的下塘,开辟了一个农贸市场,东西虽然贵,但能买到一点。一天,父亲去那里,花了十几块钱买了几条番薯回来。回家后,他大惊失色道:“我明明记得是买了8条,怎么现在手上只有7条?------到底是7条还是8条?------”他拿出木称,称了又称,显得又无奈又痛心。这是我们都牢记而母亲又说了多年的一件深刻往事。那年,转业在南京教书的二哥回广州探亲,那时商店里已开始出现了一种糕点,叫“高级饼”,其实只不过是纯用面粉做的罢了。既然叫“高级饼”,价钱当然贵,似乎十几二十元一斤,但起码有得卖。二哥带我和妹妹上街,我和妹妹站在那柜台前,眼睛紧盯着那些饼,口水都快要流到那玻璃柜台上!这事,已小学毕业的我当然有记忆,而二哥更是记忆犹新,他后来也忍痛买了一斤回家,让大家开开洋荤。某日,二哥带我们全家到北园酒家吃饭,那时酒家已有一点东西可吃了,但非常贵,我们吃了三四十块钱,还只是半饥不饱,回家后,仍要煮一锅粥吃,这事,也令母亲有了一个多年可讲的话题。到了那年的年末,大哥从云南回来探亲,他那眼睛深深,胡子长长,穿一身旧棉袄的样子,绝对比现在从河南安徽等地来广东行乞的老乞丐好不了多少。农场方面让他回来探亲,大概也怕他饿死在那里。次日晚,我带路把大哥引到长堤及南方大厦。那时南方大厦也有了一些东西卖了,以致大哥很感慨地说:“走完南方大厦,就好象走完了一个城市。”我想,那时云南省赤贫得更是可怕了。如果不是大哥已决心留在广州,如果不是父母坚决支持,大哥再返回云南,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一件事,上文已有讲述,在此不赘了。

1962年起,中国的经济情况才真正的渐有好转。天灾结束,人祸也得到遏止,“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渐见成效,粮食多了,副食品多了,轻工业品多了,人们变得健康些了,脸上也有一点笑容了。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相信”党,“依靠”党,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也迎来了一段平和舒畅的日子。父母依旧在工厂上班,大哥回广州后一段时间,总算把当时最重要的户口也迁回来了, 32岁还是孤家寡人,但总算有父母,有家庭的庇护;虽然没有正式工作,但打打散工,学学手艺,也还能养活自己。二哥仍在南京教书,就在这一年,与籍贯常州的嫂子结了婚,次年,儿子又出生,我父母当上了爷爷奶奶,他们收到信,看到孙子的照片时那兴奋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19619月,我小学毕业后在广东省华侨中学读初中,而妹妹则在越华路小学读4年级;19649月,我在原校升读高中,而妹妹也考入了广州市第17中学。农业连年丰收,工业捷报频传,两弹卫星上天,长江大桥飞架。学雷锋,学英雄蔚然成风,《东方红》、《长征组歌》振奋人心,文学艺术蓬勃发展,体育竞赛争攀高峰。19621965年间,是我国在解放后17年中最好的几年,我只能用最概括的文笔,压缩成上述拙劣的几句。1965年,在广州市海珠广场边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大楼的顶部,装上了一盏大大的荧光灯,一盏灯就把整个海珠广场照亮,当时报上称之为“小太阳”,夜夜引来万人观瞻,父母也带我和妹妹去看过。看着那高挂的“小太阳”,我们的心里都会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热流,啊,祖国,你蒸蒸日上,你欣欣向荣,如果按照这样的情景再发展5年、10年、20年,我们的国家会是多么强大啊!------

然而,可悲的是,有人却不这么看,他的“伟大”“英明”往往要显得不同凡响,他觉得眼前并不“大好”,并不是“到处莺歌燕舞”;他觉得文化部是“阎王”在统治着,实行着一条“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他觉得农村中的基层干部有一半已烂掉,有一半的基层组织已被敌人夺了权;他觉得身边的战友大都变了质或有野心;他觉得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现在也会看看《家庭医生》等杂志,内中常提到一些精神心理等问题,精神病患者有“幻想型”“妄想型”“恐惧型”等,当年并不时兴看心理医生或神经科医生,更不可能有人会提议领袖去请教这类医生,我想,除了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之外,领袖会不会已患上了这类的病,而大家不去正视或不敢正视呢?不然的话,何以大家都看着是白的东西,偏偏他看成是黑的?正因为如此,他先后在农村发起了“四清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整一批“四不清干部”;他发起批判文化界“17年文艺黑线”;他认为谁的案都可以翻,但彭德怀的案不能翻,所以他支持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把此剧的性质定为“为彭德怀翻案”;从批判吴晗,继而引出邓拓和廖沫沙;从批判“三家村”,到批判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从批判彭真,到毫无来由地把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揪出来,在1966516日的中央会议上把他们定性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并向全国发出了一个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自下而上(其实恰恰相反,是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就这样,好端端的中国,又开始了另一次更大的折腾,我们的家庭和全国无数的家庭一样,不能幸免。

196656月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爆发。在历史上,凡有昏君,必有奸臣,当今亦然。在那乱世之中,冒出了不少奸臣:多年来躲在黑暗之中,怕光怕热怕嘈的林彪冒出来了,成为了党的副统帅;蛰居多年,同样是怕光怕热怕嘈的江青冒出来了,成为了“文化革命”的“旗手”;一向以整人为乐,阴阳怪气,称病多年的康生,说着一口难以听懂的福建话,以理论家自居的陈伯达,满肚子坏水的张春桥,专以笔杆子杀人的姚文元,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还有不甘只当副总理及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以及叶群、黄永胜、吴发宪、李作鹏、邱会作、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纷纷粉墨登场,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德怀、周恩来、朱德、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陈云、王震等,不是被打倒,就是遭冷落。还有无数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则遭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本文不是全面描述文革十年,作者也不可能有这种功力,叙述文革的书已不少,最近的,读者大可以读读邓榕所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邓榕写她的父亲,我也写我的父亲,虽然两位父亲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他们也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在文革中都成了“阶级敌人”:邓榕的父亲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而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

那年8月的一个傍晚,我从寄宿的学校回到家中。当时学校已经停课,我们在学校里无非是随大流搞“运动”,开斗争会,斗校长,斗老师,其他时间就是闲逛,有时就回广州家里住住。那天,当我回到家时,母亲正在厨房里做饭,我没有惊动她,进入房中,拿起二胡就拉了起来。突然,母亲皱着眉红着眼走进来,低声说:“你还拉,你爸被人斗啦,你听听!”她指着房间北面的窗户,又即回到厨房去。我惊愕地抬起头,往窗户望去,果然听到一阵阵不大分明的口号声。我当时感到恐慌和无措,文革开始后,斗争“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场面我见过,甚至参与过,但是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的家,父亲也会被斗!一会,母亲又走进来,依旧低声说:“你还是回学校去吧,等一下工厂的人会来抄家的!”在那个时刻,母亲为我着想,不希望我看到那令人痛心的场面。而我,竟然也没有了主意,也感到难以接受看到父亲被造反派押着回家的情景,于是,我真的丢下孤独的母亲,匆匆离开家门。当时,大哥已结婚住在别处,而妹妹又在学校搞“革命”,家里就剩下两位老人,而我偏偏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逃离,这是多年以后我仍然自责不已的一件事。

但是,当我走到了巷子口,即看到了一支队伍迎面而来,阵阵口号声伴着无节奏的铜锣声,声声入耳。从那口号声,我已听到了父亲的名字。我不由得站在一旁,驻足眺望。我的身边也有零星几个路人停下,等着看看热闹,那时候,这类游斗的队伍经常见到,人们已习以为常了。借着暮色和朦胧的灯光,我看到队伍越来越近,不久,它就在我面前经过。我看到了,父亲戴着一顶纸糊的高高而尖顶的用墨写了些字的帽子,低着头,胸前挂着一块大大的纸牌,也写着几个字,应是“历史反革命”吧。他左手提着铜锣,右手拿着棒椎,一边走一边敲,可能还要喊点什么。对于我,或者我们全家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的镜头,只有我才能看到,才能把它牢牢记住!这一镜头,其实入我眼中可能只有1秒钟,最多不会超过3秒钟,我即转身离去,我无法细细地欣赏眼前的一切!

离开街巷,我乘车回到远在沙河的学校。宿舍里只有几位同学,他们并不注意我何以归家又回校。我冲了一个凉,躺在床上,脑子里乱成一团:父亲,一个老实的人,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一个热爱新社会的人,也要遭受批斗吗?以后我们家怎么办?有些什么事会等着我?------我一边想着,父亲的身影又在眼前晃动,我想起,小时候,我和楼下一位姓吴的小孩,拿了别的小孩的一个玩具,卖了一毛钱,父亲知道后,打了我一记耳光时的凶相;我想起,我读小学一二年级时,父亲戴着老花镜在灯下教我读唐诗时的耐心;我想起,读初中时,我已滋长了爱美攀比之心,闹着要买一件新衣,父亲最终为我买回来时的无奈;我想起,读高一时,有一天早上我忽然肚子疼,不能上学,父亲又要急着上班,又不放心我,那种十分为难的神情;我想起,每年除夕,父亲把他亲手蒸好的肥鹅端上桌面时的自豪;我想起,有一年工厂失火,他参加救火后回到家里的声声叹息------

这时,学校的高音喇叭又响起来了:“狗崽子们,学校不是避风港,快回家去革你们老子的命!------”有句话叫“做贼心虚”,这时,我真的心虚了,似乎那广播是冲着我来的,好象大家都知道了我已成了“狗崽子”。我觉得在学校已呆不下去了,只得又爬起床,穿好衣,趁其他人不注意时,又坐车回到市区。这时,我有家不敢归,只在离家不远的正南路、广仁路,广卫路一带游荡。在大约11点钟时,我遇到了一位同学,叫刘象潜,他得知我的情况,热情邀我到他在昌兴街的家,这样,在那天晚上,我在他的家度过。

过了一两天,我才壮着胆回到家里。邻居看着我,都投来异样的目光。家中已被抄过,摆在厅里的那一整套酸枝木家具不见了,房间里的书籍不见了,柜子里的衣物也少了一些。不久,母亲回来,两天不见,她瘦削多了,双眼无神,带有泪痕。他低声地说:“你怎么回来了?------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给拿走了------”说罢即垂泪。我亦黯然。不久,父亲回来,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低声道:“爸------”他只是点点头,似脸有愧色。这时我注意到,父亲的头发被不规则地剪过,我知道那叫“阴阳头”,剪一半留一半,现在即使是搞笑大王曾志伟、周星驰也未必敢这么造型,但那时是以此对“牛鬼蛇神”进行羞辱的,幸好,父亲的头发本来就不多,所以那“阴阳”并不太分明。此外,我还注意到,父亲的胸前挂了一块小黑布,上面用白油写了“历史反革命”五个字,不过,父亲进门时,他的右手上是拿着一本《毛选》的,手肘微曲,这样,可以有意无意地遮住了那块黑布,父亲真是用心良苦啊!当时,父子见面,不知说什么好,但是有一点很明确,我们都得承受这一突如其来的厄运。

       有关文革的文字,虽然并不算很多,但也能读到一些珍贵的,如季羡林老先生写的《牛棚杂忆》,就被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血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在书中,季老记叙了他在文革开始后,被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揪斗、毒打、坐“喷气式”的可怕的经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要坏起来,可以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在文革期间已经充分体现;我父亲身处工厂,大概工人阶级的觉悟会高一些,除了那“阴阳头”,我似乎并没有发现父亲身上有什么伤痕,这可以说明他不曾受过毒打,也没有坐过“喷气式”,从这一点来说,我父亲的遭遇又比季老等的遭遇好上许多倍,此乃不幸中之大幸吧!

贤俊按看到这里,我必须作一些补充说明了。有些事情,弟妹们可能是并不知道的。我们家被抄家,前后有两次,第一次,只是抄去一些所谓“四旧”的东西,似乎并没有大问题;然而,造反派已把父亲定作“牛鬼蛇神”,抄不出“罪证”自然不甘心,于是,第二次再来,这回,就抄到了几本永生仓库的旧账本,以及一首诗,于是,就大祸临头了。

我自1962年回广州后,做过许多艰辛的工作,样样都不成器。后来,还是父亲工厂的一位女工友,她有两位儿子,是做机械木模的,父亲求他俩收我为徒,我才学到一门手艺,处境渐有好转。1966年春某日,我因心情舒畅,在父亲的房内,提起毛笔,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下了一首七律诗,诗云:“天空海阔任筹谋,冲破惊涛争上游。千篇幻梦应收拾,半世生涯再起头。力学鲁班求过硬,心存毛著戒虚浮。幸亏留得青山在,春到繁花满绿洲。平心而论,这首诗写得并不算好,有些地方还不合平仄,这又是一首刻骨铭心的诗!三十多年后我仍能句句回忆写出。说它刻骨铭心,是这首诗含有一个令人痛心而又感动的故事!

当时,这首诗只是随手写出,并无标题。写好以后,我随便将它卷起放在蚊帐顶上,再没有理会。第二次抄家,造反派见到这首诗,以为是父亲所写,因为父亲师承颜柳,而我又一直学父亲的字体,因此,别人以为是父亲所写,实不奇怪。他们再看到父亲保存着的一些旧帐本,就联系到他想搞“变天”,因为诗中有“天高海阔”“冲破惊涛”“再起头”“留得青山在”等可以随意联想的语句。于是,造反派将他游街之后,连夜再召开斗争会,庆弟所见到的,可能就是那一次了。在斗争会上,造反派把那首诗摊在他面前,要他逐字逐句解释诗中的内容。当时,父亲完全可以解释,那诗是儿子在什么情况下所写,但如此一来,可能不但不能说清楚,反而又牵连多一位亲人!父亲为了不牵连到我,硬是承认诗是他写的,并不得不逐字逐句地去胡说一番,以应付造反派的无理审问。当时我们都不在场,不知父亲是怎样解释诸如“力学鲁班求过硬,心存毛著戒虚浮”那样的句子,事后他也没有详说,但读者可以想象,我父亲当时是多么的艰难,他的行为甚至可以用悲壮来形容!当时在座的工人中,大概只有那位女工友知道我父亲是代儿受过,但她又能说些什么?这就是发生在这首诗身上的一个故事,因此,这首诗以及由它引出的故事,我又怎会忘记?!)

在其后的日子里,我们家当然是一片愁云惨雾,父亲已被剥夺了做会计的工作,而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干一些粗重肮脏的活儿;工资也被冻结,只发二十元的生活费;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他每天还能回家吃饭和睡觉,而不是被关押在某一个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情况又有了一些变化,原来的造反派头头,又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罪名是“小爬虫”。由于造反派之间打派仗,争权夺利,无暇看管那些“牛鬼蛇神”,使得他们反而有了一点自由,我记得,后来父亲晚上也斗胆走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

818日和31日,毛泽东和林彪、江青等人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掀起了一股红卫兵上京朝圣的热潮,江青等人又鼓吹“革命大串联”,后由于车船吃紧,又鼓吹“步行串联”,于是,“红五类”子弟上北京,“黑七类”子弟也不甘受压,也竖起“革命”“造反”的旗号,要出去“免费串联”。当时,我们的家庭已经倒霉,但我和妹妹真是属于“少年不知愁滋味”,竟也抛下父母亲,和同学一起出去闯闯。我还记得,当时母亲愁眉苦脸,唠叨了一两天,但父亲没有说什么,大概他也不敢或不便干涉儿女们的“革命行动”吧。至于当时我们外出,钱从何来,现在也想不起了,由于沿途都有免费的接待站,钱并不需要很多的。就这样,在196610月及11月间,16岁的妹妹和她的几位女同学,扛着一面什么“战斗队”的旗子,步行到井岗山和韶山去了,她当时肯定没有考虑到父母亲是多么的忧心!而我,也在家耐不住,和一班男女同学先是坐汽车到湛江;在湛江玩了几天,再转乘火车到广西的南宁;在南宁玩了几天,我和几位男同学转到贵县、桂平,再到梧州;玩了两天,再乘船回广州。我在上文都用了一个“玩”字,说明我们是借“串联”为名,行“游山玩水”之实,并没有上江妖婆之计,到处去煽风点火,而当时大部分的学生皆属此类。当我回家以后,妹妹还不见影子,且绝少音信。这时,我又耐不住寂寞,和五位男同学作短途的步行串联,第一天行至顺德的大良镇,第二天行至中山的小榄镇,第三天行至石歧镇。在石歧玩了两三天后,又行了一天到达江门。在江门、新会玩了两天后,终于“晚节不保”,坐船回广州。当我出门在外的时候,的确很少为父母亲着想,现在自己当了父亲,我可以设想,当时父母因儿女在乱世之中到处跑,会是多么的牵肠挂肚!

时间进入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武斗阶段。各个派别先是骂仗,继而真刀真枪地打起来。妹妹没有因自己是“黑七类”的身份,参加了学校以及社会的什么战斗组织,长驻中山医学院等地,捍卫不知什么革命路线,绝少回家。而我有些“自知之明”,试看今日之域中,已不是我的天下了,因此不再“行走江湖”,而是隐居家中。我的一位同学说我当了“观潮派”,并因此戏称我为“陈观潮”。“观潮”二字,当时比“反动”好不了多少,文革之后,亦无所谓了,而且二字还有些文雅的味道,因此我把它作为自己的别名,有的同学仍这么叫我的。我花二十元买了一把小提琴,那钱是否向父亲要的,现在的确想不起来,但肯定我自己没有赚钱的能力。于是,白天晚上我都到同学刘象潜家学琴,管它外面冬夏与春秋。这段经历,我在《我的音乐之路》一文中已有详叙,在此不赘。

过了一段时间,父母又为我的前途担心了。当时学校不上课,可能以后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一天,父亲对我说:“你还是学一门手艺,将来好过些,就跟你大哥学做木模吧。”我大哥从云南回来后,做过不少行业,但都不成器,后来,跟人学做机械木模,总算有了一份知识与体力结合的收入较丰的工作,于是,在父母的心目中,大哥已是个成功人士,是我学习的目标,而我,尽管觉得自己并不是个做木工的材料,但也顺从他们的意思,真的跟大哥学起做木模了。于是,白天,我的双手拉锯握斧,晚上,我的双手则摁弦提弓,一天之中,从事着两项似乎是毫不协调的工作。至于我在学做木模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我在《少年十五二十时》一文中会有叙述的。

父亲在工厂里,仍属被监督劳动的对象,一般已不作单独批斗,只是要集中批斗“牛鬼蛇神”时,他才有机会亮亮相。记得有一次,父亲很疲惫地回到家,声音也有些嘶哑,我问他:“今天怎么啦?------”他并不算很凄然地说:“今天走了很多路,很多路。------”我后来弄明白,不知那个组织发起,全市“牛鬼蛇神”大游斗,难怪父亲说走了很多路。我知道,那个“走路”,绝不是“闲庭信步”,要弯着腰,低着头,年轻人也难受,何况老人家!我黯然神伤,不知该说什么好。还是父亲故作开朗地说:“没有什么,赵紫阳、尹林平、欧梦觉、王德、曾生他们也在。------”听了这个话,我的确感到心头没那么沉重,是啊,共产党的高干们也在遭罪,何况我的父亲!我还隐约感到,父亲似乎以能和那班共产党的高干们走在一起为荣。这时,父亲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钱,递给我,说:“去买点猪肉,煲点汤,煲点汤。”我接过那两块钱,含着泪走出门去,直奔市场。我知道,父亲不是感到很累失去过多水份,需要补充些营养,他是不会花那两块钱的。

到了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要触及我和妹妹了,我们都是不能不去的人。以前我觉得很委屈,很不忿,但后来知道中央的高干,包括邓小平等的子女也不能幸免,我又算得什么?!11月,我们要准备行装,那时父母真的没有钱,毫无办法,重担便落在大哥的身上。而那时大哥一家的生活也极度困难,工资不高,女儿又出生不久,但也必须为弟妹买一些最必要的生活用品。我记得,下乡前两天,大哥和我到中山五路的一家商店(广大路与昌兴街之间,现为中国工商银行),买了蚊帐等床上用品。大哥当时面无难色,但我知道他很不容易的。

我和妹妹先后离开家,一个到雷州半岛,一个到海南岛,作为父母亲,不可能不伤心,但当时,我还没能很体谅父母的心情,在离别之前和他们相处得太少!我们离开后,他们两老如何生活,会有什么困难,这些,也设想得不多!啊,现在回想起来,父母,尤其是母亲,当年一定不知暗暗流了多少眼泪!

117日早晨,我早早要起来。母亲当然起得更早,为我做了早餐。吃了早餐,我要出门了,17岁的妹妹居然还在睡觉,不知道要送哥哥一程。我也不怪她,由她睡去,只是轻轻地在她的脸上捏了一下,算是道别。母亲只送我到家门口,我只能轻声说一句:“妈,我走了------”即转身离开,我不敢在那儿停留太久。父亲替我拿着一些行李,默默地送我到公共汽车站。在等车的时候,他也没叮嘱太多,我似乎只记得一句:“去到以后马上写信回来。”我想,收到远方儿子的信,应是做父母的最大的安慰吧。

汽车来了,我上了车,车子徐徐开动,我看到父亲站在微弱的晨光中,久久地向我招手。我忍了很久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顺着腮边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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