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前面第六、第七章中，我记叙了从1975年到1985年间我的行程，母亲的去向，以及我们家庭的变迁。由于时间久远，事件众多，加上笔力有限，我只能根据过去的一些粗略的记载，写成了一篇“流水账”。我想，目前也只能先勾画出一副骨架，待日后兄妹们再添加血肉了。因此，下面的内容，我还得无奈地预言，仍然会是一篇“流水账”。
1985年9月，我调回到广东，调回到二十年前我曾经步行“串联”踏足过的中山市。之所以调到中山市，仅仅因为调动的手续简单而快捷。我能够结束羁旅他乡的处境，最高兴的人当然是我的母亲，还有四叔等老人家。中山离广州过去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对比起湖北荆州，已属“咫尺”之遥了。
9月29日，是中秋节，是夜，我邀请了读高中时的一班男女旧同学，在广州白云路寓所的天台上赏月叙旧，母亲和四叔也参与，此情此景，殊为难得，因此，不可无诗。诗云：“月圆月缺奈何之？岁岁中秋叹别离。此夕羊城花月好，亲朋杯举颂良时。”
有好事也有噩耗，是年12月，四叔从香港回穗，带回来一个令我们震惊的消息：四舅早些时在香港病逝！我们的四舅，是一个遭遇坎坷的人，这在父亲的交代材料中已经提到，他在文革中被迫得走投无路，只得冒险偷渡香港，幸而成功，并能在港立足。文革后，他又能与我们劫后重逢，本来应该尽享天伦之乐，但可能那些年的劫难，已使得他身心交瘁，舅母刚申请居港成功，他即在58岁上就离开了我们！其时，我有一诗哀悼他：“劬劳一世命多艰，苦尽甘来有笑颜。未享团圆身便去，香江魂魄几时还？”
1986年的元旦，我更是踌躇满志，翻开了日历的新一页，并情不自禁，赋诗抒怀：“北国南疆两地游，何须笔底诉悲愁？贫穷不减胸间志，劫难无低颈上头。战鼓催春当奋发，宏图建国共筹谋。中山自古多豪俊，再育英才第一流。”
在我赋诗抒怀之际，年迈的母亲却容不得我在38岁上还如此的“踌躇满志”，继续天马行空地当那孤家寡人，她以唠叨加眼泪使得我也觉得如果再不建立一个小家庭，我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了。于是，长话短说，到了当年的暑假，我的身边就多了一位生活的伴侣，还拿到了一串新的钥匙，走进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刚刚建起的宿舍某单元。9月中旬，我们在广州大哥处，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在广州的亲戚都参加了。我能够成一个家，能够添置了一些必要的家具，这要靠亲人的帮助，包括我的母亲，她把她仅有的一两千元钱都给了我，这让我感动又让我惭愧，所以，我有责任让她住得更舒服一些。
那年国庆节之后，在某一个星期天下午，天还下着雨，我从广州把她接到了中山，住在了我们的新家，她拥有了一间属于她自己的小房间。从那时起，在我们环境安静幽雅的校园里，便多了一位74岁的、矮矮胖胖、头发微白、脸面慈祥、手中常拿着一把大葵扇子的老太太。
岁月在无声地流逝，一年之后，即1987年国庆节之夜，我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降临人世。 在我们陈氏家族中，包括妻子的家族中，并没有双胞胎的个例，想不到让我遇到了这种幸运。我为她们取名嘉敏和嘉慧，祈求她们聪明伶俐，健康成长。
1987年，大哥的单位建起了干部职工宿舍，大哥一家亦搬离了白云路，迁到了黄花冈后的淘金路，居住面积虽只有四五十平方米两房一厅，但毕竟是属于自己房子了。
南京的二哥，生活也大大好转，亦搬进了三室一厅的楼房。
远在黑龙江的妹妹，生活安定，妹夫裴海荣还当上了农场的副场长。
乡下的泳弟，在亲人们的帮助下，在广州淘金北路购置了一套商品房，举家迁到了广州来居住。
种种迹象都表明了，我们陈氏家族，开始转运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
1988年7月，芳妹带着儿子小川自黑龙江回广东探亲，专程到中山我处。离1982年春节我和妹妹在广州白云路的聚会，不觉又六年，而小川川亦已十岁了！这次妹妹看到的我，已不是羁旅湖北的“孤家寡人”，而是落户在广东中山的、两个女儿的父亲了。
嘉敏、嘉慧两姐妹的降生，为我们家带来欢乐，但也带来了不少困难。由于家里一下子多了两个小人儿，我们都显得手忙脚乱，还得请一位保姆住在家里，这样，我们就难以照顾到母亲了。1990年元旦后，大哥把母亲接到广州。母亲先住在白云路，后住在淘金路大哥家；泳弟买了房子后，母亲又到他家住。
1990年7月，我们家有一件大事。在39年前即1949年夏秋，我们的父亲在广州的长堤送他的小弟即我们的九叔到海南去读书，其时，广东师范学校已从广州迁往了海南。父亲当时没有想到，数月之后，人民解放军即解放了广州，不久亦解放了粤西，海南成了孤岛，九叔回归无路。1950年，解放军渡海作战，一举摧毁“伯陵防线”，海岛守军及其他人员撤往台湾，九叔亦在其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同胞从此被一水阻隔，老死难以见面。1975年6月24日，即农历五月十五日，亦即父亲去世前五个月，他写了一首题为《月夜远怀胞弟们》的七言律诗，诗云：“万水千山隔几重，弟兄分爨各西东。已无雁字朝朝过，只有婵娟处处同。老死百年休问讯，今生半世未相逢。平安传语凭谁报？愿拜长空任好风。”父亲诗中所忆之胞弟，包括在香港的四弟及在台湾的九弟，自解放后，他和两位弟弟都没有见过面！大概冥冥中他也知道“老死百年休问讯”，使得他在去世前不久写下了这首悲凉的诗篇。1980年后，香港的四叔可以自由进出内地；到了1987年下半年，台湾当局开放了台湾同胞到中国大陆探亲的禁令，台湾同胞也可以回大陆探亲访友了。1990年7月底，我们的九叔偕九婶，终于踏上了阔别39年的大陆，经香港回到了广州。
这是我们陈氏家族在广州的一次大聚会。香港的四叔来了，南京的二哥二嫂来了，黑龙江的芳妹海荣小川来了，乡下的五姑以及已故三叔的儿子阿志阿东来了，我们带着两岁零九个月的嘉敏嘉慧也出去了，还有在广州的母亲及大哥一家，阿泳一家，堂叔一家，表哥一家等，在黄花酒家为九叔九婶接风洗尘，共叙离情。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们在和九叔的谈话中了解到，九叔自去台后，过了不少艰难的日子，后在屏东当上教师，做到教导主任，直至退休。他和九婶育有四个女儿，即我们有四位堂妹。在九叔九婶离穗返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四兄妹及二嫂一起到他们下榻的爱群大厦，倾谈了很久，并照相留念。
此次一别，又十年过去了，九叔九婶，不知何时再回归？
这年9月，我又将母亲接回中山居住。此后，母亲再没有离开过中山的土地。
1991年，大哥满60岁后，按政策要退休了，但公司仍返聘他担任一些职务。由于有了较多的空闲时间，他开始要圆青壮年时的梦，寻师学艺，专攻书法。这年9月，他来中山探望母亲和我们，顺便送字一幅，字幅云：“家和兴万事，身健胜千金”。为此，我还赋诗一首：“小住中山地，携来字幅新。家和兴万事，身健胜千金。笔笔三分力，拳拳一片心。人生七十载，快乐此原因。”
1992年7月，我有幸到香港旅游。7月22日那天早上，我坐巴士到慈云山，在一座楼房的第13层的一个小单元里，见到了四叔和四婶。他们两位老人家，就住在一个厅房合一的大约20平方的小单元，活动的空间实在很有限，那厨房和厕所都仅可容一人，这大概就是大多数香港人居住的环境。我在四叔处吃了午饭，然后与四叔坐地铁到黄大仙庙，想入庙参观，可惜那天说是台风临近，庙门不开，我们只好在外面坐谈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分手。能在香港与四叔四婶相聚，这机会也是很难得的。
1993年春节后，南京的二哥、小秋以及黑龙江的芳妹一家来中山探亲，这又是一次难得的相聚机会，这一年，我们的母亲已经80岁了，幸而身体还好，能吃能睡，见儿孙远道而来，当然十分高兴。某天，广州的表哥及女儿戴珏珏也来访，我们家就更热闹了。在我们所住的宿舍不远之处，大家注意到，正在建着一幢四层的楼房，那是三室一厅的新的教师宿舍，而我也有幸分到地下的一套。
那年5月，二哥提前退休，从生活了38年的南京回到广东，开始了他的在广东发挥“余热”的另一个阶段。
到了7月，暑假来临，我们要搬宿舍了，我和妻子当然是主力，母亲和两位6岁的女儿也在帮忙，我有五律两首记其事。其一云：“暑假来临后，新房整顿忙。夫拖青地板，妇扫白垣墙。厨厕休留秽，门窗要闪光。一天流汗滴，换得亮堂堂。”其二云：“旧屋搬新舍，邻人尽力帮。铁床加木椅，电视与冰箱。书柜留心运，窗帘着意装。清晨行动紧，喘气望斜阳。”回头细看住了七年的旧宿舍，我又不觉悲喜交集，在那七年中，毕竟发生了许多事啊！
就在我们搬进新宿舍不几天，二哥二嫂即来探亲，可算喜上加喜。
1994年春节期间，二哥亦来中山我处。自从他回广东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他先在惠州，后又到珠海打工。4月17日，我和二哥还陪同四叔等陈氏乡亲到广州陈家祠参观祭祖。我在广州住了那么多年，居然还没有进去参观过呢。
这年的6月中旬，广东省洪水为患，我校门前的那条珠江支流也水满成灾，河水从下水道涌进校园，我们住在宿舍的底层，开始是严阵以待，以沙包木板等堵住门口，到了6月17日夜，水不断地渗入屋内，必须不停地往外舀水，年迈的母亲也参与这个工作。偏偏那天夜里转播在美国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揭幕战，我只得一边舀水一边观看。过了一两天，校园内的水位越来越高，我们所修筑的工事已不管用了，当水不断涌进屋里时，我们只有停止抗击，弃家而寄居到别的老师的位于二三楼的宿舍，母亲也被转移到缪校长的家里。此时，整个校园一片汪洋，水深1米以上，出入须坐木筏，学校不得不停课10天。到了7月中，洪水再度成灾，校园再度被淹，我们再度疏散。报上称，此乃广东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8月中，二哥与二嫂来我处小住，探望母亲和我们。14日那天，我陪同他们游览了孙中山故居以及紫马岭公园。
那年国庆节，我镇搞了大型的民间飘色巡游，母亲因年老体弱无法到街上去观看，但10月2日晚上在我镇的新城区燃放的焰火，历时25分钟，母亲坐在校园内即可看到。
那年11月，我市的小榄镇搞了一个大型的菊花会，吸引了各方游客，某天，大哥与劲帆，以及伯明表哥及表嫂也从广州来赏观，顺道到我处探望母亲和我们，亲人见面，分外高兴。
那一年，最值得高兴的事，还是芳妹一家，最终还是决定从生活战斗了二十多年的黑龙江北大荒农场调回上海市。这一决定，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分析，都是绝对正确的。可以说，母亲晚年最牵挂的，就是远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的妹妹，如今她能回到上海工作，母亲也如同放下一块心头大石。而我这个当哥哥的，同样感到欣慰，并赋《西江月》一首，词云：“雪地霜天开拓，白山黑水耕耘，廿年血汗伴征尘，皓首何曾顿困！ 往日勋劳休记，前程鼓角仍闻，浦东远景励精神，策马商场战阵。”
1995年清明节期间，已回到广州市打工的二哥，与大哥、泳弟等回家乡阳江扫墓。1975年父亲去世，至此又20年了，他们为父亲执骨迁葬，尽了孝道，我因在学校工作难以请假而没有同行，深感不安。此行的情景，我就无法叙述了。
那年暑假期间，我曾到广州，在东风路一家地质仪器商行找到了二哥，其时他在那里打工；但不久，他又转到了番禺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住在市桥镇。
大概也在这一年夏天，我们在乡下的三舅也病逝了，至此，母亲的两位弟弟已先她而去。
1996年元旦期间，二哥到我镇买了一部红色的嘉陵50C的男装摩托车。之后，他几度驾驶着他那摩托车从市桥到我镇。看着他那潇洒的样子，那年放寒假后，我也购买了相同的一部。之后，我就经常驾车四处跑了。
那年春节，到了年初四，芳妹从上海到中山探亲，看到她的到来，我们十分高兴，尤其是母亲，因为这是她调回上海后的第一次探亲，从上海到广东，毕竟比从黑龙江到广东方便多了。这次，妹妹大谈她们回到上海后的遭遇，深感“十里洋行”的上海与民风简朴的北大荒差别太大了。年初七，我与妹妹一起到广州，与大哥一家、二哥及小秋他们相聚。
那年6月，大哥因患腰间盘骨突出症，需要动手术。动手术那天，我到广州中山医学院探望，二哥、泳弟等也在。幸好，大哥的手术十分成功，不久即痊愈了。
我虽然有了摩托车，但没有驾驶证，觉得总是不便。到了6月份，我考取了摩托车驾驶证。有了驾驶证以后，我又觉得那50C难以跑远路，于是，又花了八千元买了一部90C男装车，从此以后，我便可以自由地远行了。那年10月15日，我驾驶摩托车到广州，原打算在天河把车放下，再坐汽车到大哥家，不料，在天河立交处误转环市路，只得硬着头皮直走。那天正是秋交会开幕，环市路上五步一交警，我处处惊心，总算开到省汽车站处，把车停下，也不敢再到大哥处，趁着中午路上车少些，绕道恒福路到沙河再转广州大道出广州。以后，我再也不敢驾车入广州了。11月的某天，我驾车到顺德碧桂园，与二哥会合，一起到碧桂园游览了一圈，然后入市桥。不料，二哥的车中途坏了，我把他载到市桥，再找了一辆小货车去把那坏车载回来修理。
退休后勤奋学习书法艺术的大哥终于学有所成，那年11月15日，他和其余五位书画朋友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了“六友书画展”，二哥等去了参加揭幕式，我因要上课未能去捧场。大哥晚年能有所寄托，老而有志，终于步入了书法家的行列。
（九）
1997年1月，我们的母亲病倒了。其实，在一年前，她已渐觉不适，主要是胃口差，吃饭吃粥等都觉得不香，有时吃着吃着还会呕吐，同时，人也越来越消瘦，气力也渐衰弱。我们也带她去看过医生，医生也诊治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毛病，只说老人病，生理机能退化等。所幸的是，她的生活还能自理，白天还能在户内及户外活动活动。1月10日起，她显得很衰弱，不愿多说话，起床也觉得困难，更没有胃口吃东西了，我们只能冲一点麦片给她喝。连续几天，我们都把一位相熟的梁医生请到家，注意着她的病情。
14日那天早上，我上了一节课后即回家看望她，只见他人躺在床底，显然是下床小便后，无力挣扎爬上床去。我急忙把她抱到床上去，而她也只是在喘气，说不出什么话。到了傍晚，梁医生来看过，摸过脉搏，认为脉象微弱，应立即送医院。于是，我们向学校借了一部面包车，在李雄杰副校长和郑小明老师等的帮助下，把母亲送到镇人民医院，并住进留医部。
据医生的初步诊断，母亲的病主要是肾衰竭引起尿毒症，病情严重，只能以药物维持生命，让亲人回来见她最后一面。我心情悲痛，但也只能把这情况马上通知广州的大哥、泳弟，番禺的二哥，上海的芳妹以及南京的侄儿等。
15日，二哥二嫂首先从番禺赶到，母亲还能和他们打招呼。16日，大哥以及大嫂、险峰、劲帆等也来到，大嫂、险峰、劲帆当天赶回广州，而大哥留了下来。母亲虽然打着点滴，需要吸氧，但神智还是很清楚，知道我们三兄弟在她的身边。是夜，我问她：“妈，你很辛苦吗？你放心，会好起来的。”她微微叹息了一下，说：“我知道这次不行了，该去了------”停了一会，他又微微睁开眼睛说：“你们今后要和和气气，互相帮助，不要争吵------”大哥说：“你放心，把病医好。”17日，芳妹来到，泳弟来到，南京的侄儿赞宁夫妇及女儿也来到。母亲知道女儿远道而来，心情显得激动，她曾私下对女儿说：“阿芳，要救救阿妈啊！”这是妹妹事后对我说起的，令我久久痛心。母亲虽然知道自己的病情严重，难逃此劫，但她实在还不想离开她的心爱的儿女们，她还希望有奇迹的出现------
17日夜，9点多钟时，大哥、二哥和赞宁等先回学校宿舍休息，我和芳妹及泳弟留在医院。10点钟后，我问母亲：“妈，你想吃点东西吗？”她点点头，似乎精神不错。我心里暗暗高兴，于是，冲了一杯麦片，和芳妹合力，把她扶起，喂她喝了一小杯。之后，又让她躺下。做完这事之后，我也离开医院，留下芳妹和泳弟看护。我回到宿舍，躺下一会，电话铃即响起，泳弟在电话中说，母亲不行了，要我们即到医院去。于是，我们先行驾摩托车去，其他人步行去。我到了医院，只见一位年轻的医生正在为母亲作大力的心脏按摸，一会，他便放弃了努力，说：“不行了，准备后事吧。”这时，我看到母亲已安祥地闭上眼睛，而时间，是10时40分。妹妹不停地埋怨自己：“如果不喂她喝那点麦片，或许不会------”我知道，刚才母亲的那种清醒，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吧。随后，大家也赶来了，默默地围站在母亲的遗体旁，潸然泪下------
本来，这一段文字，就可以写到母亲遗体火化的情景的，但是，就在那天夜里，发生了一件恼人的事，似应该记上。母亲刚去世，医院的护士即通知我们要在半小时之内处理好遗体并弄走。记得有一位伟人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具体到我们家，死人的事又并非经常发生的，尤其在半夜11点钟，我们都一时没有了主张。但是，我们还是很快为母亲换好了一套最合身最干净的衣服。就在这时，便进来两男一女，原来是仵作，消息可谓灵通，人一死便出现。为首的说：“放心交给我们搞吧，我们负责给她洗身，穿上成套的寿衣，放心，放心！”我问：“要多少钱？”他说：“不会收贵你的，放心。”我们当时以为是医院叫他们来的，也就放心让他们去弄了。大概半个小时，他们来通知我们，说弄好了。我们去看到，母亲是象被清洗过的样子，头发湿湿的，也梳理好，身上穿着一套蓝色的薄薄的寿衣，脚穿着黑色的寿鞋，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这一切，还算令人满意。这时，那为首的仵作说：“先生，把数了结一下吧。”我问：“多少钱？”“一千八。”“一千八？”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要一千八那么多？！”“不多的，是这个价钱的，我们三个人，再说，干这种事，又是在夜里------”这时，我们兄妹都表示不满，认为三五百元还可以接受。那位仵作却坚持那个数，我们人虽多，但又觉得那时不是吵架的时候，只怨我们被他们暗算了，谁叫我们不预先讲好价钱！僵持了一会，还是大哥果断地说：“好，给他！”于是，我只好无奈地掏出一千八百元钱，送到那仵作之手！
事后，我们才知道，打一个电话到市的殡仪馆，他们就会马上来车把遗体运走，根本就不须花这笔冤枉钱！在随后的一两天里，我们几兄妹一想起这件事就来气，老实说，我们并不是心疼那一千八百块钱，而是想到，我们四个都是走南闯北的“老江湖”，这回却栽在三位仵作之手，真是太丢脸了！我太太更后悔当晚因要照顾几位小孩而没有到医院，不然的话，作为当地人的她，决不会吃这个哑巴亏的。
18日上午，市殡仪馆来车，把母亲的遗体运走，并预约好19日上午10时，在市殡仪馆举行追悼会并遗体火化。这天下午，我们主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19日早上，学校派一辆面包车，我的小舅也开一部面包车，把我们一家以及我的一些同事，送到石歧殡仪馆。我们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如订花圈，选购骨灰盒，布置灵堂等。灵堂的横幅写着“悼念母亲关子高”几个大字。10点钟，追悼会准时举行，我们的母亲安睡在一个带玻璃罩的棺木之中。哀乐声响起，我们向母亲默哀一分钟，然后，我们绕着棺木走了一圈，向母亲作最后的告别。之后，母亲的遗体被送去火化。大概一个小时后，大哥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我们一起把它送到思亲楼的二楼，把它安放好。思亲楼建在殡仪馆的最高处，这里环境清幽，四周植有苍松翠柏，鸟语花香，母亲安息于此，当不寂寞吧。
当天下午及晚上，兄妹子侄们仍相聚我处，缅怀母亲的生平事迹。20日，大家才陆续离开，回到各自的城市和岗位去。
85岁的母亲离开我们了！她在父亲去世27年后也离开我们了！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几乎经历了上一个世纪的100年。他们都是极其平凡的人，他们的生与死，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的影响，最多，只能从他们的身上，折射出某些时代的色彩，例如，母亲生命的后二十余年，能够比较平静健康地度过，不也是中国社会安定祥和的体现吗？
然而，父母健在，始终是一件最幸福的事，可惜并非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或者父母健在时而没能体会到。父母给子女的爱，给子女的恩情，无论怎样歌颂，也是不会过分的，尽管有时爱的方式会有所偏差。人们常会吟诵唐时孟郊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也说明了作为儿女的有孝心的人们，总会体谅和感谢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最近，我无意中看到了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先生在一次领奖大会上的致辞，他说：“我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感谢他们没有为我做过什么，感谢他们没有为我的未来做过什么，感谢他们没有让我继承他们的事业。”这几句话，不是一般人能理解，也不是一般人能赞同，而我认为，这话还真有哲理。我们的父母，当然并不是不想为我们做点什么，然而，他们又无力为我们“做过什么”，只有把我们送到军队那个大熔炉，送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正因为如此，使得我们兄妹四人都得从十来岁起就走自己的道路，闯自己的事业。如果说我们四人都还不至于平庸虚度时光，生命中还有几下闪光点的话，那么，用上蔡先生的致辞，去感谢我们的父母，也还是恰当的吧。
老一辈故去了，我们兄妹四人也步入老年。岁月不饶人，任何抱怨都是徒劳无益的。对我们来说，珍惜有限的光阴，提高自身的修养，活到老学到老，为社会作出多一点的贡献，这应是我们现在及未来的道路吧。我们都有子女甚至孙辈，我们也不必为他们“做过什么”，也不必让他们“继承事业”，就让儿孙们自己去闯出他们的天地吧。
在这篇文章将要结束之际，我忽然想起，我们的家庭还有一件奇特的事，虽不可能举世无双，但肯定也属罕见的，那就是，父亲母亲和我们四兄妹共六人，在数十年之间，竟然从来没有过一回是六位成员聚在一起的！因而，也就没有一张全家福的照片！这事，还得细细道来：
1948年贤庆出生，家中便有父母和三兄弟，但贤芳未出生。
1951年贤芳出生，但大哥贤俊参军去了云南。随后，1952年二哥贤杰也参军去了东北。
1961年暑假，贤杰回广州探亲，但贤俊仍在云南。是年冬，贤俊回了广州，但又缺了贤杰。
1968年贤庆、贤芳分别去了雷州和海南，家分四地。
1970年贤杰距上次探亲9年后全家回广州探亲，此时已缺了贤庆和贤芳。
1973年贤杰、贤庆、贤芳一起回到家乡探亲，但缺了贤俊。三兄妹离开家乡后去了广州，一天后，父亲随后也到了广州，而此时，又缺了母亲！
1975年父亲病危及去世，贤俊、贤庆及贤芳都回到家乡，但此时又缺了贤杰！
根据上述，读者可知，区区不过六位家庭成员，在数十年间，竟没有过一次的团聚，确实也算是一件可悲的事吧！至于原因，当然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等等。
这篇文章，写的是我们的父亲母亲，严格地说，是以我们的父亲母亲作为主线，把我们的家庭上一个世纪近百年的历史作一个勾勒，内容显然是不够完整，不够丰富的，只有待日后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再作补充和润色了。
写到这里，我以一句祝愿的说话结束全文吧：愿天下的老人健康长寿！愿天下的家庭和睦幸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