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回忆
——写于父亲
陈显唐一百周年冥寿及逝世三十周年
陈贤庆
1975年的今天，也就是11月17日，上午大约10点钟，父亲在阳江县城的人民医院去世。是因什么病去世，当时并没有弄清楚，现在就更不可能知道了。总之，就是在那一天的上午，他老人家去世的。当时，母亲、大哥、妹妹和我都在医院，只有二哥远在南京不能回来。前几天即11月13日星期天，我到广州，与大哥、二哥一起到白云路探望已89岁的四叔；中午，我们在东川路的云香酒家吃午饭。在吃饭期间，我们谈到父亲，四叔约我们明年清明时一起回乡下拜山祭祖。11月17日晚，我收到在上海的妹妹的短讯，提醒我今天是父亲逝世三十周年。我回短讯告诉她，今年还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
往事如烟，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三十年！2000年暑假期间起，我陆续写完了《我们的父亲母亲》一文。在这篇长文中，我引用了他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一份“交代材料”，里面有他交代的“罪行”，但是，更为珍贵的是，里面有他的历史，而他的历史，尤其是解放前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是我几乎完全不知道的！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有许多文章和影视，对那段难忘的岁月作了回忆和再现。人们起码弄清楚了一点，抗战时期，
中国军人，包括国共两党的军人，都是抗战的主力军。我和二哥在1991年12月出版的《民国军政人物寻踪》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需要再版，这段时间，我也在百忙中抽空进行修订。对于书中那些已经去世的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军人，我尤其注重突出他们在抗战时期所担任的职务，其实也就是反映了他们在那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所以，趁着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和逝世三十周年这时机，我写这篇“祭文”，顺便也是要纪念一位抗日战士——我们的父亲。
（一）
1905年，父亲出生在广东省阳江县新洲墟沅安村。那时候，还是清朝的光绪年间。
父亲在家乡耕过田，读过私塾，在县城读过初中，甚至到广州读过师范学校，但终因家贫而辍学。回乡后，他当过村长,办过学校，这些，我只略作介绍。
父亲有一事瞒着我和妹妹，那就是他读过“黄埔军校”！读过黄埔军校，多
光荣啊！是真的吗？有他的交代材料为证：“
1933年，我曾到广东省教育厅用名陈鹰投考伪中央军校第十期学员，并领路费到南京报到，后仅经过十多天，申请退学，即批准转回广州。后回阳江，任石岭小学校教员，双捷小学校校长。”“中央军校”的前身就是广州黄埔军校，1928年3月迁往南京，但还是黄埔军校的延续。我父亲是“黄埔十期”生！他为什么只读了十多天就申请退学？这不合情理吧！后来母亲曾对我说，他是受不了南京的“热”；四叔又有另一个版本：父亲报考的是飞行员，后来体检不合格。我想，这两者都似乎不成理由，我猜测是这样的：这是一份交代罪行的材料，在那“伪中央军校”读的时间越长，罪恶就越大越多，所以，父亲尽量缩短时间，以减轻“罪过”。另外，还有一种可能：父亲看到蒋介石训练军官的目的，是用来指挥军队打内战以及围剿共产党的红军，所以，中途退学，毅然地脱离那蒋氏集团！我完全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
父母瞒着我和妹妹，还有另外一例。我从出生到十八岁，读到了高中二年级，还不知道父亲曾经做过军人。父母只告诉我们，父亲曾当过教师、会计等。所以，我以前在“成分”那一栏一般填“职员”。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被“革命群众”挖了出来，我才知道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而且还是一位少校军官！参加过抗日战争是好事啊！是民族英雄啊！然而，一位参加了七年抗战的战士，却不敢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给自己的后辈，这是为什么？此无他，因他参加的不是八路军不是新四军，而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顾祝同）的八十六军，以及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为张发奎）的部队。
我先引用他交代材料中有关抗战时的内容：
“1938年9月时，我因在阳江已失业，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我才开始参加军队工作，来到广州市，初在广东省学生集训处某中队任司书。在广州市沦陷日军时，乃随集训生迁到连县星子地方，时间约三个月，集训处已结束，乃将我名字调入江西伪第三战区第三战干团受训六个月，约1939年9月时候，派回乐昌县第三军训处做见习员，我此时并任乐昌中山小学校教员职。1940年约9月，我乃辞职离开乐昌和一位同乡许刚石到浙江金华地方找莫与硕。当时莫与硕任86军军长职，以同乡关系，目的是到他处找事干，即被派到军需处任中尉军需。1941年约11月升上尉军需。1942年约5，6月，莫与硕因衢州失守，被撤军长职，押送重庆，我此时亦离开86军，回到曲江，回程搭乘莫与硕家属行李车。在曲江逗留短短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失业，后由同学梁明介绍到第七战区军械处任上尉科员，仅七个月时间，辞去此职，又由莫与硕老婆唐亦真关系
，介绍我到广西柳州第四战区兵站总监部找工作，被委派去广西田东县第三粮库任少校库员职。一年过后，日本军队打到田东，此粮库工作亦结束，曾一个短时间集中在田阳地方收容训练。后来调我到后勤部兵站的第五采购组，我任少校组员，组长陈映奎，组员共约几十人，负责补给当时新一军等军队的米粮任务。抗日战争结束，1945年冬，我才回到广州市。军队不久也北上，第五采购组补给工作也在广州结束，人员编散，我的名字被编送到曲江一个收容总队。这时，我既不北上，也不到曲江收容总队报到。乃由莫与锡老婆唐亦
真，介绍我去找道生行经理黄瑞其找工做。约1946年，我在该行任店员，后任会计，不久又兼任副经理，有过三百元港币拿出作搭档买卖。这是我离开军队，又转入商业的历史过程。这样干过伪军队工作，作威作福，高高在上，欺压人民，又转入商业买卖，有过剥削行为，均是我的罪过，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的。”
父亲这段“交代”文字虽然不多，但时间的跨度却很大，从广州沦陷前夕写到抗战结束，起码跨越了七年之久。广州沦陷是什么时间？查《广东民国史》一书记载：1938年10月，日军从东、从南向广州进攻。10月19日，省政府主席吴铁城率省府亲信骨干北撤至翁源；广州市长曾养甫率市府人员西撤至广宁；10月21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令第四路军总司令部沿广花路向北撤至清远……10月底，省府从翁源再迁连县，并在东、西江设立办事处。……11月3日，省府在连县布告全省民众，继续领导抗战。……11月24日，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九军军长李汉魂奉命率部由赣北回师救粤。……1938年底，国民党中央改组广东军政当局，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曲江宣誓就职并发表了坚持抗日的《告军人书》。……12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李汉魂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1939年1月，李汉魂到连县任职，并发表精诚团结，励精图治，赈济难民，发展经济等宣言。……
从上述记载可以得知，我父亲从阳江到广州的时间，正是广州沦陷的前夕。他在阳江教书，怎会失业？就算失业，在阳江或别的地方不能找些事干吗？其时，日本侵略军正积极准备进攻广州市，广州市民向四乡逃难惟恐不及，为什么他非要到即将沦陷的广州？其实，这里有一个很简单很容易判断的动机：三十三岁的、已是两个儿子父亲的我们的父亲，还是个热血青年，他投笔从戎，离乡背井，要参与广州保卫战，保家卫国，这从他被编入的“广东省学生集训处”这单位即可得知。那么，这样一个伟大的动机和英勇的行为，为什么他不可以坦白地说出？现在的青年人肯定会这样问道。对此，我只有遗憾地告诉他们，我们有过一段不光彩的过去！有过一段不尊重事实、不尊重他人、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的时期！
在我们青少年时代，我们从教科书和传媒中得知的抗日战争，就是林彪的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就是“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南泥湾大生产”，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就是“白求恩大夫”……而对于国民党方面的信息，则是“全面败退”“焦土政策”“炸开花园口”“封锁边区”“制造皖南事变”……我们知道抗日英雄中有杨靖宇，有左权，有赵一曼，有李向阳，有张嘎子，有李玉和……但不知国民党也有抗日名将，更不会把在孟良崮上被打死的张灵甫和关在战犯管理所的杜聿明跟“民族英雄”等同。由于抗战前后，国共两党都在打内战，因而，国民党军总和“匪”字相连。处在这么一种大气候中，试问有哪一位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父亲，会把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很坦然自若地告诉他的子女？所以，父亲对我们隐瞒了当过军人的历史，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果说他们的保密工作还有什么漏洞，仍然露出了什么蛛丝马迹的话，我可以举出这么三件小事：一是，在五六十年代，父亲订了一份报纸，那报纸的名称有点怪，叫《团结报》。我曾问他，为什么要订这么一份报纸？他说，可以了解一些历史。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团结报》是民革中央的机关报，会有一些国民党左派人物的信息。
二是，在六十年代初的某天，家里来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父母留他吃午饭。在吃饭期间，那老者不停地谈起打仗和劳改的事，父亲面有尴尬之色，而母亲不时地打断他的话：“小孩在这里，说这些干什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老者就是曾给父亲介绍去处的同学梁明，辽沈战役时任师参谋长，战败被俘在东北接受改造，释放回乡时造访我家。可惜我当时只是一位初中学生，心智未全开，不然，也可以沿此线索作探究。三是，文革前的某天晚上，父亲不知什么原因，兴之所至，从一只旧箱子中翻出了几卷字幅，在独自欣赏。有些什么字幅，我都忘记了，但是，其中有一幅，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因为那落款写着“林虎”二字。我当时粗粗一看，把它看成“林彪”了，所以，我惊叫道：“啊，林彪副统帅的字你也有？！”父亲笑笑，说：“看清楚，不是林彪，是林虎。”我问：“林虎是谁？”他说：“是个广西人，字写得好，我们在桂林时遇到他，大家向他要字，我也要了一幅。”当时，我的历史知识很有限，并不知道林虎是民国时的一位高级将领，如果知道了，我沿着“父亲为什么会认识一位高级将领”这个方向探讨下去，或许会有点收获。
如果父亲现在仍健在，那多好啊，我们会听到他回顾的许多有关抗战的故事。可惜，在他的“交代材料”中，我们难以看到他提供的“光荣历史”。但是，只要深挖，还是可以挖到一些的。“在广州市沦陷日军时，乃随集训生迁到连县星子地方，时间约三个月，集训处已结束，乃将我名字调入江西伪第三战区第三战干团受训六个月……”父亲这段回顾，使我知道，国民党的抗战部队的军人，也不是随便拉上战场就去打仗的，父亲在连县和江西就受训了九个月！“约1939年9月时候，派回乐昌县第三军训处做见习员，我此时并任乐昌中山小学校教员职。”父亲这段回顾，使我知道，他受训了九个月，才当上一名见习员。但是，此时，他还担任乐昌中山小学校教员一职，而且时间是整整一年。对这个事，我很感兴趣。粤北地区，不要说六十年前，就是在今天，也是极度贫困地区；现在粤北山区的小学，我不说，读者也可以在电视等传媒中得知，那都是一些让人一看就想流泪的学校！六十年前，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有一位三十四岁的中年军人，就在粤北的乐昌，在一所中山小学校，为当地的孩子，尤其是为各地逃难来的孩子，当了一年的教员！如果现在，有那一位老人，还能记得当年教过自己的陈显唐老师，还能说出他的一点轶闻，那也不失为一桩美事。
父亲在曲江时的生活，在这“交代材料”中并没有提及，也不宜提及。1974年他在乡间生活时，曾在一张旧报纸上把三十多年前的旧诗作回忆抄录，并有简单的注解，这无形中便成了珍贵的文物！五年前，我把他的遗作整理成集，并作了些评议，今引用于此，也可补充他在曲江时的经历。
（旧作一）送客
同乡同学两相因，道左警声话别频。送客不忘身是客，可怜肠断未为人。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忆记
父注：于抗日战争第一年冬，在广东连县星子镇，送李家献君之云南入中山大学读书，时中大迁云南。在星子镇时，黄运齐君亦有诗同日送行，当时我正羡之，唯时间太久，无法记忆，只能忆录我此初作，我自笑幼稚矣。
贤庆评注：这首诗的写作背景父亲已说得很清楚了，“道左警声”说明当时抗战的特点。他自己称此诗为“初作”，“自笑幼稚”，其实我反复诵读赏识，觉得此诗写得老练而富有诗味，尤其后两句，颇有悲壮的色彩。唐司空曙有《峡口送客》一诗，诗云：“峡口花飞欲尽春，天涯去往泪沾巾。来时万里同为客，今日翻成送客人。”父亲诗中后两句的意境，或许会取自此诗的后两句呢。
（旧作二）寄呈关岳丈
六载从戎岁月虚，暮云遥望怅何如！一年四季风尘客，万怨千嗟主妇书。尽孝尽忠情未尽，除奸除恶恨难除。几时舒我双眉展，安步还乡也当车。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忆记
父注：此诗是我于抗日战争中期，在曲江时，接到关岳丈来诗及信，大约嗟怨我远离家庭，所以我即复此诗，现在回忆起来录之。关岳丈原来诗信，久已散失矣。
贤庆评注：这首诗，我认为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是十分高的。关岳丈当然
就是母亲之父、我们的外祖父。外祖父也能诗，从父亲这一旧作中可知。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父亲参加了抗日军队，投身到抗日战争之中，一去六年未归家。母亲孤身在家，带着两个孩子，其嗟怨不会少，连岳丈也看不过眼，不得不写诗及信代女责备。而父亲此时，正在粤北曲江，是可以归家而不归，还是沿海一带已沦陷，有家归不得，我一时难以考证，但父亲六年未归，却是事实。父亲为何不归，其实他诗中亦说得很清楚，中间两联，最是出色：“一年四季风尘客，万怨千嗟主妇书。尽孝尽忠情未尽，除奸除恶恨难除。”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感情跌宕起伏，充分表现了一位抗日军人忠孝两难全的复杂心情，读来催人泪下！父亲当然不是有家而故意不归，末联即表达了他对抗战胜利，早日还乡的渴望。抗战八年，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是最悲壮而光辉的一页，正是有着无数象我们父亲那样的热血男儿，抛弃小家而保国家，中华民族才不至于沦为亡国奴，趁着介绍这首诗，我不是向我的父亲，而是向诗歌的作者、一位并无留名青史的抗日军人致以深深的敬意！
（二）
“1940年约9月，我乃辞职离开乐昌和一位同乡许刚石到浙江金华地方找莫与硕。当时莫与硕任86军军长职，以同乡关系，目的是到他处找事干，即被派到军需处任中尉军需。1941年约11月升上尉军需。1942年约5，6月，莫与硕因衢州失守，被撤军长职，押送重庆，我此时亦离开86军，回到曲江，回程搭乘莫与硕家属行李车。”1940年9月，父亲为什么辞职离开乐昌？这个实在不好说，能否这样大胆地猜测：父亲在乐昌，那里属于后方，并无战事，而父亲急于上疆场杀敌，于是，辞职北上，到顾祝同上将任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到抗日前线
浙江的金华。广东阳江人、黄埔二期生莫与
硕中将其时任第八十六军军长职，父亲他们以同乡关系，谋一职位会容易些。如果这个猜测成立，那么，我们父亲的形象又更高大了！父亲在金华地区任八十六军军需官近两年，直到衢州失守，他才撤回曲江。有关衢州保卫战及衢州失守的历史，过去我老想弄清楚，但苦于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如今有了电脑和互联网，搜索起来就方便多了。原国民党第三战区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先生有《浙赣战役回忆》一文，从中可以得知，当年我们的父亲经历了一场怎样惨烈的战役！
我引用岳先生文章中的几段文字：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由美国航空母舰起飞的Ｂ－２５型轰炸机，轰炸了日本东京、大坂、名古屋等城市，这是日本本土历史上第一次遭到空袭，它使日本国内人心惶惶，极为震恐，舆论哗然。日本大本营迫于形势，令日军驻上海第十三军和驻汉口第十一军，分别急速从中国战场拼凑兵力，发动浙赣战役，企图彻底摧毁衢州、玉山、丽水等国际机场，防止遭受美机穿梭轰炸，以达到安定本国民心和战场官兵士气的目的。……在这期间，第三战区的部署概要如下：
（一）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指挥的第八十八军何绍周部三个师，担任钱塘江南岸诸暨、萧山、绍兴等地域的警备，防制杭州方面的日军；暂编第九军冯圣法指挥所属三个师，控制浙东武义、永康、丽水一带地区，针对向浙东、浙南蠢动的日军，作好战斗准备。
（二）由浙江保安处长兼金兰警备司令宣铁吾指挥的浙江保安团队，负责曹娥江南岸、宁波、温州等处的江防海防任务。
（三）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指挥的第四十九军王铁汉部三个师和第八十六军莫与硕部第七十九师以及第六十三师，控制金华、兰溪及其以东富春江南岸一带地域，作好对付杭州方面之敌的战斗准备。
（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第二十五军张文清部三个师和苏浙闽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陶广部第二十八军两个师，警备苏南、芜宁铁路和浙西方面的日军，并派出部队游击袭扰苏南、浙西敌后。
（五）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指挥的第二十一军和第五十军，共六个师，担任皖南和赣东自荻港到湖口长江南岸防务，并乘机炮击、布雷，阻断日军航运。
（六）第八十六军莫与硕指挥的第十六师、第六十七师，驻衢州、龙游地域，加强既设阵地工事，进行作战准备。
（七）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三个师控置于龙游以南及遂昌一带地域。
（八）第二十六军丁治磐部三个师控置于江山、玉山一带地域。
（九）第一百军刘广济部两个师及预备第五师担任抚河东岸、临川的防务，警备南昌和抚河西岸的日军。
（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上饶。
上文提到的李觉、冯圣法、宣铁吾、王敬久、莫与硕、上官云相、张文清、唐式遵、王耀武、丁治磐、刘广济等，都是国民党的著名将领。从上述第三战区部队的部署得知，莫与硕的八十六军有驻金兰地区的第七十九师、第六十三师和驻衢州的第十六师、第六十七师。当时，我父亲是在金兰地区还是在衢州，他没有说清楚，我想，大概应跟随军长莫与硕在衢州吧。对这场历时三个多月的惨烈的浙赣战役，我父亲并没有提到，仿佛是一场不光彩的记录。岳先生的文章对这场战役记述很详细，我只能引至“衢州保卫战”结束：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日军以四个半师团的兵力，从奉化、余杭开始向我进攻。二十四日，日军到达武义、金华、孝顺、兰溪、建德等地区。这时，敌人判断我金、兰守军似已逐次撤退，无抵抗企图，决定向衢州猛烈追击，迫使我军决战。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针对敌人的凶猛攻势，对浙东几处要地的作战，采取了积极的对策，各部队对来犯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五月二十七日，敌陷龙游，我金、兰守军愈形孤立。我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向进犯金华之敌进行阻击后，二十八日，我放弃兰溪，二十九日放弃金华，向北山转移。第二十八军在富春江方面，第八十八军在义乌、苏溪镇等地进行游击战，对敌后方兵站、运输线进行袭扰破坏，予敌后勤运输线以沉重打击。
第二十八军第一九二师沿新安江阻击敌人，坚守寿昌。第二十一军第一四六师在大小长山与敌进行激烈战斗。该师独立工兵第八营，在一个步兵营的掩护下，突进兰江东岸，设置障碍，埋设地雷群，破坏公路、铁路。五月二十八日上午，敌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触雷毙命。
五月二十九日，敌第十五师团沿铁路西进。三十日，敌第二十二、第十五师团及河野旅团集结于龙游及其以南地区。
敌第三十二师团攻陷寿昌后，与敌第一一六师团之一部连结，进出于衢江北岸的峡口、杜泽、莲花镇一带。敌小薗江旅团也向龙游移动。敌各部逐渐完成进攻衢州的准备。
与此同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积极部署，充分备战。我第四十九军暂编第十三师在北界镇；第二十五军第四十师在大洲镇、石室街附近；第七十四军在湖山镇、溪口街、黄坛口一带；第四十九军主力在衢州以西招贤镇附近；第八十六军在衢州；第二十六军在衢州西北浮河村、芳村镇一带；第二十五军在寿昌以西夺大同镇、上方镇一带，准备包围歼灭进攻衢州之敌。我军按计划以衢州城为核心，吸引敌人，官兵们斗志高昂，摩拳擦掌，誓歼敌军，保卫国土。
五月三十一日，从南昌方面东犯的敌第十一军一部，渡过抚河，向东南方向猛烈进攻，与进攻衢州之敌东西呼应，企图打通浙赣铁路线。
军事委员会判定日军旨在破坏各国际机场，作有限的进攻。为了避免我主力部队作不必要的损耗，蓄积力量，待机捕捉战机，重创敌人，遂命令第三战区避免与敌在衢州附近决战。第三战区接到命令后，即变更部署，于六月三日令第八十六军仍继续守备衢州，吸引敌人；战区主力则撤离铁路正面至南侧山地，一部撤至北侧山地，准备在敌沿铁路突进时，出其不意，分断截击。
我第八十六军（欠第七十九师）为获得战区重新部署的时间，力保衢州，与敌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在与优势之敌激战四天四夜后，于六日由南面突出重围。……
原来，在这场战役中，衢州是一个中心！而且是一个战区变更部署而吸引日军的核心！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可以知道，作为这个核心的守军，该承受多么大的压力，会作出多么大的牺牲！八十六军的军人们，就是在衢州城，与优势的日军血战四天四夜，最后由城南突出重围！我很想知道，父亲在那四天四夜中是在什么位置？是否呆在莫军长的指挥所（按理说他还未到这个级别）？他是在筹划后勤，还是端着步枪，向敌人瞄准，或者手执大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唉，我想，当年，无论他是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只要是在衢州城内，他就不会悠闲地喝茶抽烟弹琴唱曲，他只能和全体守军将士一起，浴血奋战，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最后在城南突围的那一刻，应是一幅十分悲壮的图景，父亲也会在其中吧？
这场衢州保卫战，它的价值何在？在文章的结束语中，岳先生写道：
浙赣会战自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发动，到八月底结束，历时约三个多月。在东西战场上，敌人使用的兵力，包括旅团及编组的支队在内。东段约六个师团，西段约三个师团。我以军为单位计算，东段为七个军，西段及赣西为四个军。以步兵而言，我军较为优势，但日军的炮兵、坦克和航空力量则占绝对优势。在这样长的作战过程中，双方动用的兵力众多，我敌装备悬殊，据此，我军以防御为主，敌以攻击为主，攻守势异，敌损耗和伤亡亦大，这是很自然的。
在浙赣战役的前一阶段，时值江南梅雨季节，雨量颇大，遇到六十年来未有的大暴雨，河水泛滥，平地水深达丈余。由于降雨的影响，日军为了保证作战目的实现，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但因时机选择错误，天不助敌，其作战目的不能顺利达到，结果是得不偿失。
从军事上的战略角度来看，敌人破坏国际机场的企图虽然达成，然而最终还是因为作战线过长，占据地域太多，造成补给困难，兵援不足，而被迫放弃已获战果，匆匆撤退，仅占据金华、兰溪一角之地，所获甚微。
我方原定诱敌深入，在衢州与敌决战，但随着战势的发展和对敌之作战目的与规模的了解，判断日军这次作战只是为摧毁丽水、衢州、玉山等地的国际机场，并不能确保上述地方，攻击十分有限。为了减少牺牲，保存力量，待机给敌以更大打击，我方因此决定避免衢州决战。从此次会战的结果看，这一决策无疑有它的正确性。
岳先生认为，以衢州保卫战吸引了日军大量兵力，使我军重新部署，“从此次会战的结果来看，这一决策无疑有它的正确性”。然而，在当年，最高统帅蒋介石不知为何，因衢州失守而撤莫与硕军长职，还要把他押送重庆。这其中复杂的原因，我还未弄得明白。
（三）
浙赣战役后，父亲的去向如何？他写道：“在曲江逗留短短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失业，后由同学梁明介绍到第七战区军械处任上尉科员，仅七个月时间，辞去此职，又由莫与硕老婆唐亦真
，介绍我到广西柳州第四战区兵站总监部找工作，被委派去广西田东县第三粮库任少校库员职。一年过后，日本军队打到田东，此粮库工作亦结束，曾一个短时间集中在田阳地方收容训练。后来调我到后勤部兵站的第五采购组，我任少校组员，组长陈映奎，组员共约几十人，负责补给当时新一军等军队的米粮任务。”也就是说，在抗战的最后三年，我父亲是在广西度过的。不要以为广西是抗战的后方，实际广西正是前方，而且是很重要的前方！广西如果失守，日军则直接威胁到云贵川
，还可以与越南、缅甸连成一线。所以，在抗日战争中才会有桂林保卫战、昆仑关战役那么惨烈的战斗场面出现。
在广西，父亲的主要工作是后勤采购。不要以为这工作轻松，诸位可以想象，前方的军人没有米粮给养，如何打仗？父亲提到，后来他被调到后勤部兵站的第五采购组，组员就已经是少校军衔，可见这个小组的重要。在广西的这段生活，他同样没有详写，我还是从他的旧诗作中了解到一些细节。
（旧作四）柳州除夕，冰天夜游
夜市玩游冻若冰，归来还是自挑灯。满身寒气何如我，对影成双未像僧。冠上有尘弹预庆，衣边无垢尚称能。此行万里方为快，睡到天明再请缨。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忆记
父注：此诗是抗日期间，在广西柳州一个旧历过年之夜游闹市，深夜冰冻归来，有感而作，现在回忆录之，以博一笑。
贤庆评注：抗战中期，广西桂林、柳州一带仍为后方，父亲时在柳州，除夕仍可到闹市夜游。从“冻若冰”“满身寒气”等描写来看，除了天气实在寒冷外，父亲身上穿的恐怕也较单薄，反映了抗战期间的物资短缺；“归来还是自挑灯”句，亦可知当时柳州除夕也是灯光稀少或灯火管制。后四句，似可以看出父亲当夜心情还是很不错的，诗意明快，胸胆开张，是对自己的仕途满意，还是对抗日形势充满信心，我不宜臆断，总之父亲那年是37岁，用现在的年龄标准来划分，还可算是个大龄青年，有“睡到天明再请缨”的豪情也是不奇怪的。
（旧作六）在广西田东寄南宁市姚某诗三首
（其一）落雨车偏坏，天晴车不行。可怜车与客，何日到南宁？
（其二）坏车恰在虎牢关，进固其难退亦难。惭愧未能相问讯，却蒙招待一中餐。
（其三）人生离合本天成，字字相思太任情。为恐春心撩不惯，因风重意寄卿卿。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忆记
父注：此三首诗约三十多年前在途中车上吟出，后累成诗也，现回忆录之。
贤庆评注：父亲的几首旧作，都有一些背景注释，唯此三首，几乎算没有，何解？细细体会这三首诗，可知三诗共叙一事，而事关男女私情，父亲亦不便详释了。从诗意大致可推测，父亲因公乘汽车由田东往南宁，谁知天雨车坏，在一个关口处（虎牢关应是泛称）进退不得。大概同车中有一位南宁女子姚某，不仅关心询问，而且招待父亲一顿中餐。之后车有没有开，什么时候开，诗中没有写，但那位南宁女子对眼前的这位高大英武，风度不凡的青年军官一见钟情，分手后仍不断寄来书信，恐怕不会是误解，“字字相思太任情”当是写她吧。父亲作为一位漂泊不定的抗日军人，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当然不宜风花雪月，更何况搞“婚外恋”！所以，他以“为恐春心撩不惯”为由，“因风重意寄卿卿”，既感激她的帮助，又委婉地回绝了她的情意。以上是我个人对这三首诗的理解，可能有误，但作诗之人已逝，无从窥探他的内心世界，我们也可以把这三首诗当作一首完整的叙事诗看待，想象其中的应是很浪漫的情节。
在烽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也可能会有浪漫的爱情的故事产生，蒋经国与章亚若便是一例。而我们的父亲，在抗战期间并不是没有“艳遇”，上面诗中写到的“姚姓女子”，便是一例。但是，我们的父亲记住自己的责任，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处理得很得体。上述父亲旧作的引用，使我们以及读者更能感受到一位抗日军人的胸襟情怀，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了。
父亲在“交代”中还说到，他们的任务是负责补充当时新一军等军队的米粮任务。“新一军”，了解过抗战史的人，大概都会对新一军肃然起敬。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由第六十六军组成，入缅甸作战。军长为张轸，下辖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等。参加远征军的还有杜聿明、罗卓英、郑洞国、戴安澜等将领。远征军在缅甸与日军进行过多次血战，后退入印度。1942年10月，蒋介石派郑洞国到印度，将驻印军组建成新一军。新一军，尤其是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在其后经历了许多艰苦卓绝的战斗。1944年10月，驻印军整顿改编，组建成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任新一军军长，下辖新三十八师、新三十师和五十师。新一军在缅甸战场屡建奇功，新一军和孙立人都受到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赞扬。1945年5月，新一军先头部队返国，7月，全军返抵南宁，准备对国内之日军全面反攻。新一军在缅甸时，我父亲他们不可能为他们补充米粮，他所说的，应是新一军返回广西后的事。抗战胜利时，孙立人率新一军到广州，而我父亲也到了广州。所以，第五采购组当时可能专为新一军服务的。不管怎样，我父亲在抗战期间，能为光荣的抗日部队新一军服务，这是令我们后人也感到荣幸的事。
参加了七年抗战，父亲也没有回过一次家乡；家乡多次传闻他已战死沙场。抗战胜利了，作为对抗战有功的父亲，又面临什么道路？他写道：“军队不久也北上，第五采购组补给工作也在广州结束，人员编散，我的名字被编送到曲江一个收容总队。这时，我既不北上，也不到曲江收容总队报到。乃由莫与锡老婆唐亦
真关系，介绍我去找道生行经理黄瑞其找工做。”他所说的“军队不久也北上”，是指新一军于1946年1月即被蒋介石调到东北准备打内战。这时，我父亲完全可以随军北上，或到曲江收容总队报到，继续在军队任职的，幸而，他哪儿也没有去，而是留在广州，宁愿帮别人打工！父亲离开军队的原因是什么？母亲说是因为她带着二哥从家乡千里寻夫，拖了他的后腿；但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原因。父亲如果活到现在，我一定教他讲：“你就对别人说，当年，我参加完抗日战争后，很不满蒋介石又要发动内战，所以坚决脱离军队，坚决不参加打内战！”唉，也可能不用我教，他就是这么认识的。如果父亲真的随军队北上，那么，辽沈一役，他不是战死，就是被俘，如同新一军许多参加过远征的军人一样
，如同上文提到的他的朋友梁明一样。
还有一事也应提及。抗战胜利后，父亲的上司莫与硕中将被任命为广东的接收大员。按理说，父亲也可以凭着与他同乡兼上下级的关系，谋得一较好的甚至可以发财的职位，但父亲并没有这样做。也幸亏没有这样做，不久，莫将军就被军统特务告发私藏收缴日军的大量枪支，可能要卖给共产党武装，蒋介石一怒之下将莫将军撤职审判处死。
大概父亲自己参加过抗日战争，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广州刚解放没几天，他就把正在广州市二中读高中的十八岁的大哥送去当兵，加入第二野战军，远赴西南；而那时，粤西、广西、海南、云南等地尚未解放，还有战事。抗美援朝战争中，父亲又把在广州广雅中学初中毕业、刚满十六岁的二哥送到
四野部队，远赴东北。唉，经历过抗战烽火的人，不会不知道战争的惨烈，然而，他却毅然送子参军，除了爱国情怀，我想不出其他原因。
（四）
文革前，
我们的公安部还是民政部，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也有一条政策界限，即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军人，它们不会表彰你，但也不会定你个什么罪；但是，如果参加过“内战”，尤其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那
就难说了。所以，解放后到文革前，我们家还是平安无事的。然而，1966年8月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作为抗日军人的父亲即遭殃了，一夜之间变成了“历史反革命”！原因无他，是因为他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抄家时，又在一只布满灰尘的藤箱中
被翻出了两件早已褪了色的旧军装，造反派说父亲留着它们准备“变天”时再穿上！1971年4月间，父亲又作为“牛鬼蛇神”被赶离广州，遣送到解放后也没有回去过的家乡阳江新洲沅安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捡猪粪牛粪，以及清洁村内的公厕。1973年7月20日，村支书忽然给他传达好消息，政府给他平反，脱去“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按干部待遇就地退休。“就地退休”也就是说还得留在农村，还是不能返回广州，但是，政治上给你平反了，夫复何求？！所以父亲高兴地写诗云：“传来喜讯不寻常，两老相看笑一场。今日蒙恩妻与我，解颜私语庆飞觞。”
1974年9月间，我送父母北上去南京二哥处。当列车到达曲江时，正是夜晚，车窗外的景物无法看见。但是，父亲仍注视着窗外漆黑的大地，他一定在回忆三十五年前，他在粤北这块贫瘠的地区所做过的事，或许还想寻找那所中山小学校；次日白天，列车经过江西境内，这时，父亲兴奋起来，尤其是到达诸暨、金华一带，他给我讲起，当年这里是怎样怎样的，但是没有讲到打仗的事。这也怪我当年还只是一位知青，还不入作家、学者之流，不然，我岂肯错过采集素材的机会？到了南京后，父亲肯定会有许多感慨，就象我们现在旧地重游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常常会大书特书，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多愁善感；而父亲似乎把一切都埋在心里，见到总统府、中山陵
、莫愁湖等旧迹，也只是神色变得凝重些，毕竟，在1974与1975年间，告诉别人自己在国民党中央军校读过书，或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职，那
毕竟是并不光彩的事。如果那时的我变成现在的我，在我和父亲同在南京生活的一个月里，我肯定会从他的口中挖出大量可贵的第一手的素材，写出一本《抗日战争亲历记》的传记文学或《烽火中的爱》之类的小说。可惜了，可惜了！
1975年春节后，父母亲又回到家乡。是年10月，父亲到邻村去买木料，不慎踢到脚趾，后伤口发炎，由此得病，11月17日逝世。是破伤风，还是败血症，当时就没有个确诊，现在更无从知之了。父亲去世后被送回家乡安葬，我和大哥、芳妹参加了葬礼。
父亲去世，也算幸运，因他在被“解放”之后去世，有许多人，是背着罪名，死不暝目的；父亲去世，又是很遗憾的，因为再过一年，他就可以看到万恶的“四人帮”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看到人民真正获得解放；当然，父亲临死时，肯定还惦记着仍在雷州的三儿子，以及仍在海南岛的小女儿，不知他们日后会有个什么前途。现在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三儿子和小女儿都争气，
经过自己的努力，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
父亲是一个勤奋好学、求知欲甚强的人；是一个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处事宽容，品德高尚的人；是一个对家乡的文化教育和工厂建设以及国防建设有积极贡献的人；是一个热爱生活，身处逆境仍自强不息的人……由于本文主要介绍他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其他方面则没有涉及。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刻，在2005年11月17日这个秋夜，我谨以这篇文章，当作祭文，纪念一位抗日战士，一位慈爱的父亲。
2005年11月17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