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俊彦宜彰显

陈贤庆

201032526日,友人高行先生约我到澳门作两日之游,到澳门后,我们首先到圣若瑟修院参观。迎接我们的,是高先生的父亲高仁山老师,以及二叔高天予神父。参观完毕后,高行先生又到西洋坟场,在祖父高介石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在澳门的两天之中,我在高家亲人的陪同下,还参观了澳门的不少景点,如永利酒店、威尼斯人酒店、黑沙海滩、观光塔等,但是,此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与高仁山、高天予兄弟的交谈,让我了解到从中山沙溪豪吐村出来的几位高家俊彦的故事。他们有的是中山早期教育界的先驱,有的是誉满中山、香港及东南亚的体育明星,有的是澳门天主教最老资格的神父之一。本文,就是要向读者介绍这批人物的故事。

从私塾先生到新式教育的开拓者

中山沙溪豪吐,是著名的侨乡。乡民为高姓。1890年,高介石出生。高介石原名赞元,又名玉鼐,字伟才,号耿夫。幼时,高介石在乡间隆都学堂读书,清宣统二年奏奖第二名廪生,后到广州求学,在广府旧制中学毕业。上世纪初,在沙溪豪吐村设私塾授徒。民国成立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乡间开设养正学校,任校长;后又任亨里学校校长。此时的高介石,接受新文化的影响,所主持的亨里学校,与旧私塾已完全不同。

1918年后,高介石移居石岐镇西区罋菜塘,后迁太平路高家基附近,并接受天主教洗礼,租借附近的何家祠堂创办新型学校植秀学校。妻子刘展坤,沙溪溪角人,生于1893年,与高介石育有二子五女。1923年,儿子高仁山出生;1925年,次子高天予出生。刘氏有文化,亦在该校任教。1935年,植秀学校迁到龙母庙街。学校的围墙对面,就是当时的启发学校。植秀学校虽然是私立学校,但办学规模日渐扩大,有10个班,教师15名,鼎盛时期,曾在蒌园杨家祠开办分校。植秀学校有自己的校歌,歌曰:“秀士翩翩把袂来,校名植秀育英才。时雨春风赖培植,教坛钟动讲堂开。挹西山,览胜景,波扬锦海净尘埃。学海无涯勤是岸,鹏摶九万奋春雷。”看来,植秀学校培养的,并非“秀才”,而是胸怀大志、心忧社稷的英才。

1938年,高介石先生在东门街深巷协助安普灵神父开办普灵小学。普灵小学的创办,和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安普灵神父有关。

安普灵神父约1906年出生于葡萄牙亚速尔群岛。年轻时到澳门天主教神学院学习,成为一名神父。1936年,安普灵神父被派到中山石岐传教。通过广泛与当地教友及社会人士接触,很快便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因而交游甚广,人际关系良好。1938年,安普灵神父联络当地教育界人士,而主要的就是高介石、李式九等,在石岐深巷旧教堂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普灵小学,从幼儿班到小学六年级八个班,教师12人,教学设备齐全。从一张拍摄于1940年安普灵神父与教师合影的照片中,我看到了高介石、高仁山父子,以及刘一心神父、李式九、高棣康等。

不久,安普灵神父又在孙文中路小德堂旁空地,筹建一间颇具规模的圣堂,并恭请澳门主教高若瑟莅临举行奠基典礼。当时教友云集,盛况空前。高介石亦参与协助筹建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建造,圣堂完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岐天主教堂。此后,每逢瞻礼节日,这教堂便成为中山县天主教徒主要活动之地。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普灵小学以及石岐天主教堂,是在中国国难当头创办和建造的,在其后日伪统治石岐的年代,它们都曾以宗教的形式,救济和庇护了不少战争中的难民,尤其是妇婴。

1938年,日军入侵广东,石岐虽未沦陷,但局势非常动荡。8月,高介石让13岁的次子高天予随教堂的神父到澳门,进入圣若瑟修院学习。10月,石岐民众开始大疏散,植秀学校被迫停办,高介石带着儿子高仁山等疏散到小榄,在小榄躲避多天后,高介石亲属返回到豪吐。

1939年秋,中山沦陷。某日早晨,住在豪吐乡间的高介石被突如其来的日军拉走,家人以为他回不来,幸而当日傍晚突然回来。原来,他被拉去叠石乡做了一天苦工。后来,高介石和一些乡亲步行避难到澳门,因儿子高天予在圣若瑟修院读书,他们得以在那暂住。约十多天后,再回到中山豪吐。在岐亨村普灵分校教书。后来,迁回石岐居住。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山九区(黄圃)新地小学开办,需要一位懂教育的主管,高介石被邀担任,成为事实上的新地小学首任校长。高介石在新地小学工作到1948年后才离开。其后,高介石在石岐一家律师事务所帮忙,及协助别人管理一家古玩店。高夫人1951年移居澳门。高介石也于1957年申请到了澳门,曾任教于公进小学、望德小学等。1967年逝世,下葬澳门西洋坟场,与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的墓为邻。

早在1963年,高介石的夫人刘展坤就已去世;1967年,高介石在澳门逝世时,儿子高仁山正在黄圃受批斗;双亲辞世,高仁山均未能赴澳门奔丧。1973年春,高仁山收到弟弟高天予寄来的先父母合墓照片,“凝视久久,思绪万千,唏嘘不已,仰望南天,赋诗以寄哀思”,诗云:“心风树,痛失椿庭。茔影凭吊,忆其生平。献身教育,甘为园丁。创办植秀,惨淡经营。国难当头,筹建普灵。艰难岁月,新地传经。澳门执教,七十高龄。作育英才,桃李满庭。五十寒暑,劳苦弗轻。鞠躬尽瘁,两袖风清。綴词告慰,在天之灵。息止安所,愿其永宁。”诗中充满真挚感情,也是对高介石先生的准确评价。

高介石先生曾在沙溪、石岐、黄圃任教,凡四十余年,并当过多所学校的校长,中山的教育史,是应该记上一笔的。

从战乱的失学少年到中学教导主任

高仁山为高介石之大儿子,出生于1923年。原名勇为,字声寰,学名仁山(石岐有仁山广场)。今年,高仁山先生接近88岁,生活在澳门,其精神、身体以及生活状况,可引用高行先生的描述:“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老伴相随,形影弗离。儿孙绕膝,四代同堂。朝怡雀局,夜娱荧屏。阅报刊,览书典,赋诗填词,挥毫泼墨,妙笔点丹青……优哉悠哉,舒也乐也。”

然而,青壮年时代的高仁山,则是受过不少苦的。

高仁山出生在中山县石岐镇,曾居住在甕菜塘及中枢第(今集贤坊),后迁花王巷,即今太平路及龙母庙街、梅基街、永安坊等地。高仁山自幼聪颖,四岁能背诵孙总理遗嘱;五岁入学,就读于太平路父亲创办的植秀小学,后就读于拱辰路的县立第二高小,1933年毕业。因年纪小再在植秀小学附读。1935年考入位于寿山里的中山县立中学,1938年毕业。在校期间,参加该校之抗日宣传队,写标语,画图画,街头演讲,下乡演剧。

然而,1938年,日军入侵广东,时局动荡,高仁山年仅15岁即失学,父亲的植秀学校亦被迫停办,家庭经济也陷入困境。是年暑假,广州形势紧张,广州大中中学迁借中山龙母庙街植秀校址,15岁的高仁山便在该校任教务员,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10月,中山亦大疏散,该校迁往澳门,连高介石所办的植秀小学的校具亦一并搬清,后已无法追回。此时,高仁山跟随其父亲避难到小榄,而小榄亦人心惶惶。于是,数日,冒敌机轰炸之险,他们乘小艇再返石岐,抵达市区之孙文西路,但见路上颓垣败瓦,尸横遍地,原来刚遭日机空袭。不得已,高仁山随家姐到澳门避难。待局面稍安定,高仁山则跟随家人回家乡豪吐 。某日,听说日本兵又进村拉伕,高仁山躲避不及,其二叔婆即叫他躺在床上装病,她在床前洒些猪食,类似呕吐物。不久,一日本军官进屋,用指挥长刀拨开蚊帐,见一十五六岁的“生病”少年躺在床上呻吟,便悻悻地离开。如此,高仁山逃过一劫。之后,高仁山在二区中学(今龙山中学)任教务员。不久,中山第二次沦陷敌手,学校随之停课,不得已,高仁山又随乡亲及家人步行再至澳门避难,在圣若瑟旧礼堂暂住,到局面稍安定再回豪吐。

1940年,17岁的高仁山到一区龙塘小学当教师,未及两周,转到天主教会办的二区岐亨普灵小学分校任教。半年后,又调到石岐普灵小学任教。1941年秋至1944年冬,则在中山县立第一小学任教。高仁山先生与我谈及,其时是日伪统治石岐的时候,教师的生活很苦,每月说是有55元(日伪币)工资,有的两个人合当一名教师,每人只得275角,而且还经常欠薪。到发工资时,每次每人只发5元,根本难以生活,只能忍气吞声。

1944年末,因不满日伪政权的欺压,高仁山辞职,受黄圃谢渔初神父介绍及同事高棣康之邀,到了当时的中山九区即大黄圃工作。高棣康也是沙溪豪吐人,也曾在石岐普灵小学任教,与高仁山既是同乡同学又是同事。当时的大黄圃,属于“游击区”,日伪势力不能完全控制,政权反而掌握在当地富豪及乡贤手中,国民政府及共产党的游击武装也常在此地区活动,因而,大黄圃又成为抗战时期珠三角的一处避难所,石岐、沙溪等地的知识分子,包括高介石、高棣康、高棣铨、高佩贞兄妹等,有不少都先后来到黄圃,促使黄圃的教育事业 不断发展,不断壮大。

高仁山到大黄圃后,先在大滘小学任教。1945年,转到黄圃镇立中心小学任教,曾参与镇小、岗东、大滘三校教师联合宣传队,欢庆抗日胜利,到对甫、陈十顷、民众等地演出。1945年夏,中山县九区中学在黄圃的尖峰山下落成开办。1946年春,因高仁山在美术方面表现的才华,应九区中学首任校长叶国尧先生之邀,到该校任教务员及搞美术工作。其时,他不过22岁。在九区中学工作期间,高仁山曾为该校设计校徽图案,及为学校在戏院放电影、演粤剧的筹款活动绘画广告海报等。我看到高仁山先生1946年摄于九区中学鹅岗山麓的一张照片,以及1946年为纪念建校周年举行的首届全区 中小学生田径运动大会时高仁山先生站在运动场中的一张照片,除了赞叹他当年的勃发英姿外,也感慨沧桑之变幻,现在的中山二中,就是在当年九区中学的校址扩建的,而笔者则在该校工作了二十多年,我们其实也是踏着高仁山等前辈的足迹走过来的。

也就在1946年,高仁山与高佩贞结婚。高佩贞也是沙溪豪吐人,生于1925年。兄长高棣康,弟弟高棣铨。其父高汉辉早年旅居南美洲的秘鲁,后回乡娶妻生儿育女后,到秘鲁经商。高家三兄妹,主要是靠父亲从秘鲁汇钱回乡维持生计。高佩贞少年时代在豪吐村生活并接受教育,曾就读于肇庆海星女中(教会学校)、中山纪念中学。日伪统治中山时期,外汇断绝,为了生存,十五、六岁的高佩贞,与村中的几位姑娘,经常步行到澳门,些小货物,再步行回三乡卖。小小年纪已锻炼出坚强的意志。1945年,高介石担任黄圃新地小学校长时,黄圃地区的学校需要教师,高介石便邀高棣铨、高佩贞、高楠、方有元、方逸昕、蔡庆权、胡惠娟、蔡惠薇等沙溪籍且有些文化的青年人前来任教。其时,高佩贞只是一位20岁的姑娘。

高仁山与高佩贞在石岐天主堂结婚,证婚人是天主教中山教区主教李磐石神父。有意思的是,事隔56年后,即2002年,高仁山、高佩贞夫妇的孙子扬扬与琪琪姑娘也在石岐天主堂结婚,证婚人也是李磐石神父!

1949年末,中山县解放,高仁山和广大师生一样,感到无比兴奋。他参加了学校的师生文工队在学校演出,到过潭洲、大岗、阜沙、横档等地,演出三幕十七场的话剧《血泪仇》,为筹款购爱国公债支援国家建设出了一分力。

1950年,叶国尧校长调南方大学学习,九区中学由军代表梁泰猷、指导员陆冠珠〔代理校长〕接管,高仁山被派赴参加位于中山濠头的珠江专区教师训练班学习。于19511952年,高仁山曾任九区中学代理校长,1953年学校改名为中山七中,校长先为张鎏,后黄敏坚,高仁山曾任总务主任,并任地理、生物、美术科教师。1956年,中山七中迁到三社,1958年改名为黄圃中学,高仁山一直在该校工作,曾任学校工会主席,并当选为县工会积极分子出席县会议。1959年,高仁山被提拔为该校教导主任,兼任教地理、语文、美术等科。曾获五好教师及先进工作者称号。下乡扫盲、支援农业劳动及教学改革,均获一等奖及跃进奖金。曾当选为黄圃镇人民代表。19591961年,在三年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期间,高仁山以顽强的毅力,参加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函授课程,并顺利毕业。这段时期,高仁山还经常被派到石岐为中山县专题展览馆绘制展览图片,参加县美术展览会。其时,高仁山不足4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人生时期。高佩贞则于1948年到黄圃吴烂小学、大滘小学任教。1950年后,调到九区中学〔后为中山七中、黄圃中学〕任职员。算至1966年,高仁山夫妇俩在黄圃教育界服务了22年。

还有一事,亦应记载。1962年,高佩贞获准带着一儿一女到澳门探望父母及家翁家婆。其时,她们拿的是双程证,即去后要返回内地。此双程证,是经黄圃中学校长黄敏坚作担保才能拿到。当年,内地生活非常困难,高佩贞父母坚持要她及儿女留下,但她不希望家庭分隔,更恪守与黄敏坚校长的承诺,不肯留下;她父母及家翁家婆四位老人均表示:“你自己回去可以,两个孙儿要留下。”但是,高佩贞也不答应,最终毅然带着儿女返回黄圃。当时如果不回来,四年后的文革,她们母子三人,可以不必遭受苦难了,但却可能令一个完整的家庭破碎。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高仁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罪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历史反革命”“天主教徒”,遭批斗、游街、关押、强迫劳动等。1968年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高仁山无辜被押送回原籍沙溪豪吐,被监督劳动,倍受歧视、折磨,达四年零八个月。夫人高佩贞又调到新地小学任教,儿女也分散几个地方,流离失所。为照顾家庭及身处逆境的丈夫,高佩贞老师经常在周六晚步行回沙溪,周一凌晨四点钟再步行回黄圃上班。19738月,高仁山才获得政治上的平反,被调到阜沙中学任语文教师(阜沙乡曾属黄圃公社,后分出自成一公社),1979年才恢复教导主任职。1973年,高佩贞也调到该校任职员。1979年,高佩贞申请赴澳门获得批准;1980年,高仁山因冠心病在家休养近一年,同年11月,申请退职获准,离开工作了36年的黄圃地区,移居至澳门。

1938年算起,除去文革一段,高仁山先生在中山教育界工作了近40年,中山的教育史,也是很应该留下一笔的。1994年,高仁山忽然接到寄自美国洛杉矶的一封信。原来,寄信者是1943年高仁山在中山县立一小时的学生黄绍雄,信中谈及五十年来,一直在寻觅老师的踪迹去向,现在终于找到了,之后,通讯从未间断。一位能让学生五十年不忘的教师,是很幸福的啊!

高仁山夫妇虽然移居澳门,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付出过青春和精力的故土,十分关注中山改革开放的成就,常在澳门接待过去的同事和朋友;而黄圃镇的领导和教育界同仁以及过去的学生,更没有忘记他们,每有重要庆典和聚会,必邀两老回来参加;2005年及2006年,两老都已80多岁,仍回黄圃镇参加九区中学建校60周年和61周年的庆祝活动,缅怀过去的难忘的岁月。

从战乱的逃难少年到澳门的神父校长

高天予是高介石的次子,高仁山的弟弟。高天予生于1925年。原名勇谋,又名声显,学名寿山(石岐有寿山里)。童年少年时,高天予在父亲创办的植秀学校读小学至毕业。因父亲是天主教徒,受其影响,高天予少年时即憧憬当一位神父。

19388月,日军入侵广东,时局动荡。13岁的高天予随着教堂神父到了澳门,进入圣若瑟修院修道。这也意味着,这位13岁的少年,今后就是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天主。

澳门被称为“天主圣名之城”,有许多大小教堂和修院,圣若瑟修院是重要的一处,建于1728年,是仅次于圣保禄学院的澳门最古老的教育机构,又被喻为东方传教士的摇篮。修院内之圣堂于1746年兴建,1758年落成,规模仅次于圣保禄教堂(大三巴)。圣堂现存圣方济各·沙勿略的手肘骨。沙勿略是第一位到远东传教的天主教教士,1552年逝世于澳门附近的上川岛,被教会封为传教主保。

高天予在圣若瑟修院先后完成了中学及大修院神哲学的课程,获得大修院神哲学学士学位。1950年,被派回石岐天主堂实习一年。当年,这位25岁的年轻的见习神父,在石岐天主堂是如何传经布道的,我不得而知,但应是很虔诚,很认真的事。就在25日接近中午之时,正在带我参观圣若瑟修院的高天予神父,忽说要离开,到小礼堂去为教友主持弥撒。我感兴趣,亦跟随前往。到了小礼堂,见到里面有十余位教友,正在听一位年轻的神父在讲圣经故事。高天予神父则坐在一边。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年轻的神父说着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口齿非常准确伶俐,语气又是十分和蔼可亲!而那位年轻的神父,更是一位标准的美男子,加入演艺界也会很轻易获得“男一号”的,然而,他却是一位终生要过独身生活的神父!事后打听,更让我惊讶,这位丁神父来自内地的重庆,是神学院的学生,现在来圣若瑟修院进修,如同别的大学生留洋读硕士、博士一样。八十多岁的高天予神父,显然起着以老带新的作用。从眼前的丁神父,我可以想象到1950年在石岐天主堂实习的高天予神父。

1950年底,高天予神父重回澳门,等候分配工作。不久,澳门关闸封锁,内地人不能随便进出澳门。高天予神父说,这是神的指示,让他回到澳门,如果留在石岐,是很难想象会有什么遭遇的。如邓以明,香港人,解放前任广州天主教教区主教,解放后坐牢22年,文革结束后才被释放。

于是,高天予留在澳门,1951113日,高天予晋铎,正式升任神父。晋铎后的16年内,高天予神父出任修院修生督学,宝血会初学院牧灵工作,兼任教于山顶仁伯爵医院附设之圣辣菲护士学校,专授护士伦理。

1966年初秋,奉故戴维理主教之命,牧养路环传教区,并掌管圣方济各寄宿学校。1967年,任真原小学校长,并奉委为花地玛堂区主任。上任之初,即筹建新堂,1968127日落成,即今美轮美奂的花地玛圣母堂。19671988年在花地玛堂区服务期间,高天予神父还在该区创建了天主教殡仪馆和逾越园,为澳门教友提供了最佳的丧葬服务场所。这期间,高天予升为红衣神父,任澳门教区参议。

1988年冬,奉林家骏主教令,63岁高龄的高天予神父出任圣若瑟教区中学校长。澳门圣若瑟教区中学创办于1931年,是教会办的中学,学生恐怕多是天主教徒,但毕业后不一定从事宗教工作。从1988年到2000年,高天予神父当了12年校长,多少毕业生啊!高天予神父所栽培的桃李,也应是遍及全世界的。1996年,率圣若瑟教区中学校教育考察团到江浙考察。1996年,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率团视察了圣若瑟教区中学,高天予以校长身份接待了叶局长一行。高天予在澳门当神父60多年,可以说一生服务于圣若瑟修院及圣堂,直至今天,仍生活和服务于修院内。

再说高仁山到澳门后,仍从事宗教和教育事业。先在高天予神父主持的花地玛教堂任文书十年,后又在高天予任校长的圣若瑟教区中学当行政中心助理十年,直到2000年,高仁山才正式退休。高仁山除了是教育工作者,还是一位美术爱好者,擅长油画与人物素描。在这二十多年间,他画了大量以天主教圣经内容为题的油画作品以及历史人物素描画。我们在修院参观时,看到挂在墙上许多的油画和素描作品,都是出于他的画笔。他的画都没有落款印章等,我曾问其故,他说,为教会服务,可不必留名啊。兄弟俩为充实圣若瑟修院及圣堂的设施,的确贡献良多。

圣若瑟修院及圣堂规模很大,我在高天予神父的带领下,参观了各展览室、大型的管风琴、主堂、钟楼、唱经楼、花园等。如今,圣若瑟修院内部正进行修葺,整座建筑物好比一座博物馆。我想,高天予神父就是这座博物馆当仁不让的最合适的导游和讲解员了。

参观之余,我感慨良多。我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也从内心作祈祷:愿善良的人们一生平安;望社会和谐、公正,而不是欺诈、压迫、暴乱和杀戮……

从乡村小学教师到誉满东南亚的篮球名将

在澳门的两日,我就住在高家。26日上午,我看到高佩贞老太太挽着一只手袋,与我们告别出门。高仁山先生说,她到社区老人中心去活动呢。言语中充满着对老妻的赞美之情。高仁山与高佩贞能结为连理,恐怕与高佩贞的兄长高棣康、高棣铨兄弟有很大关系。

高棣康也是沙溪豪吐人,生于1919年。父亲高汉辉于清末随祖父到南美洲秘鲁,后回乡建一大屋,并娶妻生育儿女后,再到秘鲁经商。高棣康与妹高佩贞,弟高棣铨随母亲黄兆麟一起在豪吐乡间生活。少年时代,高棣康在石岐求学。1938年,高棣康不足20岁,在普灵小学任教。1943年,因不满日伪的统治,高棣康来到了大黄圃的大滘小学任教。黄圃的大滘乡接近顺德县的桂洲容奇,天主教的传教士很早就进入大滘乡,因而该乡有不少天主教徒,作为天主教徒的高棣康到此任教,就不奇怪。

1944年,高棣康将高仁山邀来大滘小学任教。1945年,黄圃新地小学创办,他们又将高介石、高佩贞、高棣铨等邀来加盟。1946年,高棣康离开黄圃,再回到石岐的普灵小学任教。1949年后,高棣康夫妇与母亲黄兆麟移居澳门,后夫妇俩再赴南美洲秘鲁,继承父亲的事业,把母亲和二个女儿留在澳门。

高棣铨,生于1927年。少年时,在乡间小学读书。读小学时,对体育尤其是篮球运动已表现出天赋。其后,到澳门鲍斯高学校继续学习三年。1944年,高棣铨17岁,随兄长到了黄圃的新地乡。1945年在新地小学当教师。当时,在黄圃对小学当教师的谭国堃,篮球打得很好,高棣铨拜他为启蒙老师,每天晚饭后,便到对小学球场打篮球。不久,高棣铨与一班篮球爱好者,组织繁星体育会以及群力篮球队,经常外出参加篮球比赛,认识了另一篮球好手余铁军。余铁军的乡下是叠石,当时已移居石岐,在县立中学读书,他也参加了群力队。

1946年夏天,中山县运动会在石岐镇举行。这次运动会也为了选拔运动员代表中山县出席广东省运动会。结果,群力队获得冠军,高棣铨、余铁军等也被选中中山县篮球代表1947年,中山县篮球队参加省运会,第一场赢了某队,第二场输给茂名队,最终名次多少,高棣铨自己也忘记了。不过,参加过省运会,增长了见识,他对体育事业有了更大的追求。

省运会结束后,高棣铨仍回新地小学执教。19478月,他从报上得知广东省体育专科学校招生的新闻,在得到兄长高棣康的支持后,高棣铨考取了该校,离开黄圃新地小学,到广州读书。19485月,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高棣没有通过篮球的选拔,却通过田径的选拔,获得400公尺中栏的亚军。在广州大学读书的余铁军,则通过撑杆跳的录取标准。于是,两人一同北上上海,参加全运会。比赛结果,高棣铨的400公尺中栏第一圈即被淘汰;参加1600公尺接力赛,得了第5名。

19495月,高棣铨毕业。在校的两年中,他的篮球技术进步很大,他所在的省体专队,1948年底获得广州市的冠军,还到香港等地参加比赛。毕业后,高棣铨希望能到篮球运动开展得很蓬勃的香港发展,但是未有机会;只得回到中山县,并在二区中学即现在的龙山中学谋得一个教师职位。还未正式上班,兄长高棣康通过普灵小学的校长邓以明神父得知,香港德贞女子中学需要一位体育教师。于是,高棣康请邓以明神父帮忙,将高棣铨介绍到香港德贞女校。就这样,在19499月间,高棣铨离开了故乡中山县,到香港发展,在教学之余,主要是从事篮球运动。

高棣铨到香港后,参加了南华篮球队;1950年,同乡余铁军也到了香港,参加了钟声篮球队。1951年,两人一同参加力克队。在两年间,他们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比赛,渐成为香港篮球界的明星。1952年,高棣铨随南华体育会篮球队访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后,与妻子便留在了新加坡,二个女儿仍在澳门由母亲照顾。1954年和1958年,高棣铨代表新加坡出席第二届和第三届亚洲运动会篮球赛;1956年,作为新加坡篮球队的一员,参加了墨尔本奥运会的篮球赛;1964年,作为马来西亚篮球队教练,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篮球外围赛。在体育领域能做出这样成绩的海外中山人,是不多的。

1978年,高棣铨回国,专门到中山探望高仁山,以及他的篮球启蒙老师谭国堃。1985年,高棣康、高棣铨兄弟一起从海外归来,他们先到澳门,探望高佩贞和高仁山及其他亲人。高汉辉于1960年从秘鲁告老回归澳门居住,1971年逝世,与夫人合葬于澳门孝思坟场。高佩贞陪兄弟俩在父母坟前作拜祭悼念。及后,兄弟俩又联袂回到豪吐村,拜祭祖坟。除此之外,高棣铨还积极参与新加坡中山同乡会及海外中中同会的活动,以及回石岐参与中山慈善万人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高棣康在秘鲁的利马因车祸遇难。19997月,高棣铨亦因病在新加坡逝世。

 

本文记叙了一个高姓家庭六位成员的事迹,不算轰轰烈烈,但也能从某一侧面反映了中山老一辈知识分子走过的生活轨迹。光是一点:他们献身于教育事业、宗教事业和体育事业的精神,就足以让后辈景仰和学习,所以,本文的标题用了“高家俊彦宜彰显”,我以为是很恰当的。

 

注:本文资料来源 ——

1、 高仁山自述文章:《旧事重提》

2、《高天予神父简历》〔澳门圣花地玛堂区编〕

3、《高棣铨回忆录——球场生涯五十年》〔高棣铨著、新加坡报纸连载〕

4、《怀念安普灵神父》〔《晨曦》——澳门教会新闻1997年第41期〕

5、《闲吟芜稿》〔高仁山诗词及美术作品选——高行选编〕

         (本文刊登于《隆都沙溪侨刊》2010年第二期、第三期(总第83、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