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俊彦宜彰显
陈贤庆
2010年3月25及26日，友人高行先生约我到澳门作两日之游，到澳门后，我们首先到圣若瑟修院参观。迎接我们的，是高先生的父亲高仁山老师，以及二叔高天予神父。参观完毕后，高行先生又到西洋坟场，在祖父高介石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在澳门的两天之中，我在高家亲人的陪同下，还参观了澳门的不少景点，如永利酒店、威尼斯人酒店、黑沙海滩、观光塔等，但是，此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与高仁山、高天予兄弟的交谈，让我了解到从中山沙溪豪吐村出来的几位高家俊彦的故事。他们有的是中山早期教育界的先驱，有的是誉满中山、香港及东南亚的体育明星，有的是澳门天主教最老资格的神父之一。本文，就是要向读者介绍这批人物的故事。
从私塾先生到新式教育的开拓者
中山沙溪豪吐，是著名的侨乡。乡民为高姓。1890年，高介石出生。高介石原名赞元，又名玉鼐，字伟才，号耿夫。幼时，高介石在乡间隆都学堂读书，清宣统二年奏奖第二名廪生，后到广州求学，在广府旧制中学毕业。上世纪初，在沙溪豪吐村设私塾授徒。民国成立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乡间开设养正学校，任校长；后又任亨里学校校长。此时的高介石，接受新文化的影响，所主持的亨里学校，与旧私塾已完全不同。
1918年后，高介石移居石岐镇西区罋菜塘，后迁太平路高家基附近，并接受天主教洗礼，租借附近的何家祠堂创办新型学校植秀学校。妻子刘展坤，沙溪溪角人，生于1893年，与高介石育有二子五女。1923年，儿子高仁山出生；1925年，次子高天予出生。刘氏有文化，亦在该校任教。1935年，植秀学校迁到龙母庙街。学校的围墙对面，就是当时的启发学校。植秀学校虽然是私立学校，但办学规模日渐扩大，有10个班，教师15名，鼎盛时期，曾在蒌园杨家祠开办分校。植秀学校有自己的校歌，歌曰：“秀士翩翩把袂来，校名植秀育英才。时雨春风赖培植，教坛钟动讲堂开。挹西山，览胜景，波扬锦海净尘埃。学海无涯勤是岸，鹏摶九万奋春雷。”看来，植秀学校培养的，并非“秀才”，而是胸怀大志、心忧社稷的英才。
1938年，高介石先生在东门街深巷协助安普灵神父开办普灵小学。普灵小学的创办，和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安普灵神父有关。
安普灵神父约1906年出生于葡萄牙亚速尔群岛。年轻时到澳门天主教神学院学习，成为一名神父。1936年，安普灵神父被派到中山石岐传教。通过广泛与当地教友及社会人士接触，很快便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因而交游甚广，人际关系良好。1938年，安普灵神父联络当地教育界人士，而主要的就是高介石、李式九等，在石岐深巷旧教堂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普灵小学，从幼儿班到小学六年级八个班，教师12人，教学设备齐全。从一张拍摄于1940年安普灵神父与教师合影的照片中，我看到了高介石、高仁山父子，以及刘一心神父、李式九、高棣康等。
不久，安普灵神父又在孙文中路小德堂旁空地，筹建一间颇具规模的圣堂，并恭请澳门主教高若瑟莅临举行奠基典礼。当时教友云集，盛况空前。高介石亦参与协助筹建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建造，圣堂完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岐天主教堂。此后，每逢瞻礼节日，这教堂便成为中山县天主教徒主要活动之地。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普灵小学以及石岐天主教堂，是在中国国难当头创办和建造的，在其后日伪统治石岐的年代，它们都曾以宗教的形式，救济和庇护了不少战争中的难民，尤其是妇婴。
1938年，日军入侵广东，石岐虽未沦陷，但局势非常动荡。8月，高介石让13岁的次子高天予随教堂的神父到澳门，进入圣若瑟修院学习。10月，石岐民众开始大疏散，植秀学校被迫停办，高介石带着儿子高仁山等疏散到小榄，在小榄躲避多天后，高介石与亲属返回到豪吐。
1939年秋，中山沦陷。某日早晨，住在豪吐乡间的高介石被突如其来的日军拉走，家人以为他回不来，幸而当日傍晚突然回来。原来，他被拉去叠石乡做了一天苦工。后来，高介石和一些乡亲步行避难到澳门，因儿子高天予在圣若瑟修院读书，他们得以在那暂住。约十多天后，再回到中山豪吐。在岐亨村普灵分校教书。后来，迁回石岐居住。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山九区（黄圃）新地小学开办，需要一位懂教育的主管，高介石被邀担任，成为事实上的新地小学首任校长。高介石在新地小学工作到1948年后才离开。其后，高介石在石岐一家律师事务所帮忙，及协助别人管理一家古玩店。高夫人1951年移居澳门。高介石也于1957年申请到了澳门，曾任教于公进小学、望德小学等。1967年逝世，下葬澳门西洋坟场，与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的墓为邻。
早在1963年，高介石的夫人刘展坤就已去世；1967年，高介石在澳门逝世时，儿子高仁山正在黄圃受批斗；双亲辞世，高仁山均未能赴澳门奔丧。1973年春，高仁山收到弟弟高天予寄来的先父母合墓照片，“凝视久久，思绪万千，唏嘘不已，仰望南天，赋诗以寄哀思”，诗云：“心穨风树，痛失椿庭。茔影凭吊，忆其生平。献身教育，甘为园丁。创办植秀，惨淡经营。国难当头，筹建普灵。艰难岁月，新地传经。澳门执教，七十高龄。作育英才，桃李满庭。五十寒暑，劳苦弗轻。鞠躬尽瘁，两袖风清。綴词告慰，在天之灵。息止安所，愿其永宁。”诗中充满真挚感情，也是对高介石先生的准确评价。
高介石先生曾在沙溪、石岐、黄圃任教，凡四十余年，并当过多所学校的校长，中山的教育史，是应该记上一笔的。
从战乱的失学少年到中学教导主任
高仁山为高介石之大儿子，出生于1923年。原名勇为，字声寰，学名仁山（石岐有仁山广场）。今年，高仁山先生接近88岁，生活在澳门，其精神、身体以及生活状况，可引用高行先生的描述：“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老伴相随，形影弗离。儿孙绕膝，四代同堂。朝怡雀局，夜娱荧屏。阅报刊，览书典，赋诗填词，挥毫泼墨，妙笔点丹青……优哉悠哉，舒也乐也。”
然而，青壮年时代的高仁山，则是受过不少苦的。
高仁山出生在中山县石岐镇，曾居住在甕菜塘及中枢第（今集贤坊），后迁花王巷，即今太平路及龙母庙街、梅基街、永安坊等地。高仁山自幼聪颖，四岁能背诵孙总理遗嘱；五岁入学，就读于太平路父亲创办的植秀小学，后就读于拱辰路的县立第二高小，1933年毕业。因年纪小再在植秀小学附读。1935年考入位于寿山里的中山县立中学，1938年毕业。在校期间，参加该校之抗日宣传队，写标语，画图画，街头演讲，下乡演剧。
然而，1938年，日军入侵广东，时局动荡，高仁山年仅15岁即失学，父亲的植秀学校亦被迫停办，家庭经济也陷入困境。是年暑假，广州形势紧张，广州大中中学迁借中山龙母庙街植秀校址，15岁的高仁山便在该校任教务员，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10月，中山亦大疏散，该校迁往澳门，连高介石所办的植秀小学的校具亦一并搬清，后已无法追回。此时，高仁山跟随其父亲避难到小榄，而小榄亦人心惶惶。于是，数日，冒敌机轰炸之险，他们乘小艇再返石岐，抵达市区之孙文西路，但见路上颓垣败瓦，尸横遍地，原来刚遭日机空袭。不得已，高仁山随家姐到澳门避难。待局面稍安定，高仁山则跟随家人回家乡豪吐
。某日，听说日本兵又进村拉伕，高仁山躲避不及，其二叔婆即叫他躺在床上装病，她在床前洒些猪食，类似呕吐物。不久，一日本军官进屋，用指挥长刀拨开蚊帐，见一十五六岁的“生病”少年躺在床上呻吟，便悻悻地离开。如此，高仁山逃过一劫。之后，高仁山在二区中学（今龙山中学）任教务员。不久，中山第二次沦陷敌手，学校随之停课，不得已，高仁山又随乡亲及家人步行再至澳门避难，在圣若瑟旧礼堂暂住，到局面稍安定再回豪吐。
1940年，17岁的高仁山到一区龙塘小学当教师，未及两周，转到天主教会办的二区岐亨普灵小学分校任教。半年后，又调到石岐普灵小学任教。1941年秋至1944年冬，则在中山县立第一小学任教。高仁山先生与我谈及，其时是日伪统治石岐的时候，教师的生活很苦，每月说是有55元（日伪币）工资，有的两个人合当一名教师，每人只得27元5角，而且还经常欠薪。到发工资时，每次每人只发5元，根本难以生活，只能忍气吞声。
1944年末，因不满日伪政权的欺压，高仁山辞职，受黄圃谢渔初神父介绍及同事高棣康之邀，到了当时的中山九区即大黄圃工作。高棣康也是沙溪豪吐人，也曾在石岐普灵小学任教，与高仁山既是同乡同学又是同事。当时的大黄圃，属于“游击区”，日伪势力不能完全控制，政权反而掌握在当地富豪及乡贤手中，国民政府及共产党的游击武装也常在此地区活动，因而，大黄圃又成为抗战时期珠三角的一处避难所，石岐、沙溪等地的知识分子，包括高介石、高棣康、高棣铨、高佩贞兄妹等，有不少都先后来到黄圃，促使黄圃的教育事业
不断发展，不断壮大。
高仁山到大黄圃后，先在大滘小学任教。1945年，转到黄圃镇立中心小学任教，曾参与镇小、岗东、大滘三校教师联合宣传队，欢庆抗日胜利，到对甫、陈十顷、民众等地演出。1945年夏，中山县九区中学在黄圃的尖峰山下落成开办。1946年春，因高仁山在美术方面表现的才华，应九区中学首任校长叶国尧先生之邀，到该校任教务员及搞美术工作。其时，他不过22岁。在九区中学工作期间，高仁山曾为该校设计校徽图案，及为学校在戏院放电影、演粤剧的筹款活动绘画广告海报等。我看到高仁山先生1946年摄于九区中学鹅岗山麓的一张照片，以及1946年为纪念建校周年举行的首届全区
中小学生田径运动大会时高仁山先生站在运动场中的一张照片，除了赞叹他当年的勃发英姿外，也感慨沧桑之变幻，现在的中山二中，就是在当年九区中学的校址扩建的，而笔者则在该校工作了二十多年，我们其实也是踏着高仁山等前辈的足迹走过来的。
也就在1946年，高仁山与高佩贞结婚。高佩贞也是沙溪豪吐人，生于1925年。兄长高棣康，弟弟高棣铨。其父高汉辉早年旅居南美洲的秘鲁，后回乡娶妻生儿育女后，再到秘鲁经商。高家三兄妹，主要是靠父亲从秘鲁汇钱回乡维持生计。高佩贞少年时代在豪吐村生活并接受教育，曾就读于肇庆海星女中（教会学校）、中山纪念中学。日伪统治中山时期，外汇断绝，为了生存，十五、六岁的高佩贞，与村中的几位姑娘，经常步行到澳门，买些小货物，再步行回三乡卖。小小年纪已锻炼出坚强的意志。1945年，高介石担任黄圃新地小学校长时，黄圃地区的学校需要教师，高介石便邀高棣铨、高佩贞、高楠、方有元、方逸昕、蔡庆权、胡惠娟、蔡惠薇等沙溪籍且有些文化的青年人前来任教。其时，高佩贞只是一位20岁的姑娘。
高仁山与高佩贞在石岐天主堂结婚，证婚人是天主教中山教区主教李磐石神父。有意思的是，事隔56年后，即2002年，高仁山、高佩贞夫妇的孙子扬扬与琪琪姑娘也在石岐天主堂结婚，证婚人也是李磐石神父！
1949年末，中山县解放，高仁山和广大师生一样，感到无比兴奋。他参加了学校的师生文工队在学校演出，到过潭洲、大岗、阜沙、横档等地，演出三幕十七场的话剧《血泪仇》，为筹款购爱国公债支援国家建设出了一分力。
1950年，叶国尧校长调南方大学学习，九区中学由军代表梁泰猷、指导员陆冠珠〔代理校长〕接管，高仁山被派赴参加位于中山濠头的珠江专区教师训练班学习。于1951至1952年，高仁山曾任九区中学代理校长，1953年学校改名为中山七中，校长先为张鎏，后为黄敏坚，高仁山曾任总务主任，并任地理、生物、美术科教师。1956年，中山七中迁到三社，1958年改名为黄圃中学，高仁山一直在该校工作，曾任学校工会主席，并当选为县工会积极分子出席县会议。1959年，高仁山被提拔为该校教导主任，兼任教地理、语文、美术等科。曾获五好教师及先进工作者称号。下乡扫盲、支援农业劳动及教学改革，均获一等奖及跃进奖金。曾当选为黄圃镇人民代表。1959至1961年，在三年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期间，高仁山以顽强的毅力，参加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函授课程，并顺利毕业。这段时期，高仁山还经常被派到石岐为中山县专题展览馆绘制展览图片，参加县美术展览会。其时，高仁山不足4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人生时期。高佩贞则于1948年到黄圃吴烂小学、大滘小学任教。1950年后，调到九区中学〔后为中山七中、黄圃中学〕任职员。算至1966年，高仁山夫妇俩在黄圃教育界服务了22年。
还有一事，亦应记载。1962年，高佩贞获准带着一儿一女到澳门探望父母及家翁家婆。其时，她们拿的是双程证，即去后要返回内地。此双程证，是经黄圃中学校长黄敏坚作担保才能拿到。当年，内地生活非常困难，高佩贞父母坚持要她及儿女留下，但她不希望家庭分隔，更恪守与黄敏坚校长的承诺，不肯留下；她父母及家翁家婆四位老人均表示：“你自己回去可以，两个孙儿要留下。”但是，高佩贞也不答应，最终毅然带着儿女返回黄圃。当时如果不回来，四年后的文革，她们母子三人，可以不必遭受苦难了，但却可能令一个完整的家庭破碎。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高仁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罪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历史反革命”“天主教徒”，遭批斗、游街、关押、强迫劳动等。1968年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高仁山无辜被押送回原籍沙溪豪吐，被监督劳动，倍受歧视、折磨，达四年零八个月。夫人高佩贞又调到新地小学任教，儿女也分散几个地方，流离失所。为照顾家庭及身处逆境的丈夫，高佩贞老师经常在周六晚步行回沙溪，周一凌晨四点钟再步行回黄圃上班。1973年8月，高仁山才获得政治上的平反，被调到阜沙中学任语文教师（阜沙乡曾属黄圃公社，后分出自成一公社），1979年才恢复教导主任职。1973年，高佩贞也调到该校任职员。1979年，高佩贞申请赴澳门获得批准；1980年，高仁山因冠心病在家休养近一年，同年11月，申请退职获准，离开工作了36年的黄圃地区，移居至澳门。
从1938年算起，除去文革一段，高仁山先生在中山教育界工作了近40年，中山的教育史，也是很应该留下一笔的。1994年，高仁山忽然接到寄自美国洛杉矶的一封信。原来，寄信者是1943年高仁山在中山县立一小时的学生黄绍雄，信中谈及五十年来，一直在寻觅老师的踪迹去向，现在终于找到了，之后，通讯从未间断。一位能让学生五十年不忘的教师，是很幸福的啊！
高仁山夫妇虽然移居澳门，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付出过青春和精力的故土，十分关注中山改革开放的成就，常在澳门接待过去的同事和朋友；而黄圃镇的领导和教育界同仁以及过去的学生，更没有忘记他们，每有重要庆典和聚会，必邀两老回来参加；2005年及2006年，两老都已80多岁，仍回黄圃镇参加九区中学建校60周年和61周年的庆祝活动，缅怀过去的难忘的岁月。
从战乱的逃难少年到澳门的神父校长
高天予是高介石的次子，高仁山的弟弟。高天予生于1925年。原名勇谋，又名声显，学名寿山（石岐有寿山里）。童年少年时，高天予在父亲创办的植秀学校读小学至毕业。因父亲是天主教徒，受其影响，高天予少年时即憧憬当一位神父。
1938年8月，日军入侵广东，时局动荡。13岁的高天予随着教堂神父到了澳门，进入圣若瑟修院修道。这也意味着，这位13岁的少年，今后就是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天主。
澳门被称为“天主圣名之城”，有许多大小教堂和修道院，圣若瑟修院是重要的一处，建于1728年，是仅次于圣保禄学院的澳门最古老的教育机构，又被喻为东方传教士的摇篮。修院内之圣堂于1746年兴建，1758年落成，规模仅次于圣保禄教堂（大三巴）。圣堂现存圣方济各·沙勿略的手肘骨。沙勿略是第一位到远东传教的天主教教士，1552年逝世于澳门附近的上川岛，被教会封为传教主保。
高天予在圣若瑟修院先后完成了中学及大修院神哲学的课程，获得大修院神哲学学士学位。1950年，被派回石岐天主堂实习一年。当年，这位25岁的年轻的见习神父，在石岐天主堂是如何传经布道的，我不得而知，但应是很虔诚，很认真的事。就在25日接近中午之时，正在带我参观圣若瑟修院的高天予神父，忽说要离开，到小礼堂去为教友主持弥撒。我感兴趣，亦跟随前往。到了小礼堂，见到里面有十余位教友，正在听一位年轻的神父在讲圣经故事。高天予神父则坐在一边。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年轻的神父说着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口齿非常准确伶俐，语气又是十分和蔼可亲！而那位年轻的神父，更是一位标准的美男子，加入演艺界也会很轻易获得“男一号”的，然而，他却是一位终生要过独身生活的神父！事后打听，更让我惊讶，这位丁神父来自内地的重庆，是神学院的学生，现在来圣若瑟修院进修，如同别的大学生留洋读硕士、博士一样。八十多岁的高天予神父，显然起着以老带新的作用。从眼前的丁神父，我可以想象到1950年在石岐天主堂实习的高天予神父。
1950年底，高天予神父重回澳门，等候分配工作。不久，澳门关闸封锁，内地人不能随便进出澳门。高天予神父说，这是神的指示，让他回到澳门，如果留在石岐，是很难想象会有什么遭遇的。如邓以明，香港人，解放前任广州天主教教区主教，解放后坐牢22年，文革结束后才被释放。
于是，高天予留在澳门，1951年1月13日，高天予晋铎，正式升任神父。晋铎后的16年内，高天予神父出任修院修生督学，宝血会初学院牧灵工作，兼任教于山顶仁伯爵医院附设之圣辣菲护士学校，专授护士伦理。
1966年初秋，奉故戴维理主教之命，牧养路环传教区，并掌管圣方济各寄宿学校。1967年，任真原小学校长，并奉委为花地玛堂区主任。上任之初，即筹建新堂，1968年12月7日落成，即今美轮美奂的花地玛圣母堂。1967至1988年在花地玛堂区服务期间，高天予神父还在该区创建了天主教殡仪馆和逾越园，为澳门教友提供了最佳的丧葬服务场所。这期间，高天予升为红衣神父，任澳门教区参议。
1988年冬，奉林家骏主教令，63岁高龄的高天予神父出任圣若瑟教区中学校长。澳门圣若瑟教区中学创办于1931年，是教会办的中学，学生恐怕多是天主教徒，但毕业后不一定从事宗教工作。从1988年到2000年，高天予神父当了12年校长，多少毕业生啊！高天予神父所栽培的桃李，也应是遍及全世界的。1996年，率圣若瑟教区中学校教育考察团到江浙考察。1996年，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率团视察了圣若瑟教区中学，高天予以校长身份接待了叶局长一行。高天予在澳门当神父60多年，可以说一生服务于圣若瑟修院及圣堂，直至今天，仍生活和服务于修院内。
再说高仁山到澳门后，仍从事宗教和教育事业。先在高天予神父主持的花地玛教堂任文书十年，后又在高天予任校长的圣若瑟教区中学当行政中心助理十年，直到2000年，高仁山才正式退休。高仁山除了是教育工作者，还是一位美术爱好者，擅长油画与人物素描。在这二十多年间，他画了大量以天主教圣经内容为题的油画作品以及历史人物素描画。我们在修院参观时，看到挂在墙上许多的油画和素描作品，都是出于他的画笔。他的画都没有落款印章等，我曾问其故，他说，为教会服务，可不必留名啊。兄弟俩为充实圣若瑟修院及圣堂的设施，的确贡献良多。
圣若瑟修院及圣堂规模很大，我在高天予神父的带领下，参观了各展览室、大型的管风琴、主堂、钟楼、唱经楼、花园等。如今，圣若瑟修院内部正进行修葺，整座建筑物好比一座博物馆。我想，高天予神父就是这座博物馆当仁不让的最合适的导游和讲解员了。
参观之余，我感慨良多。我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也从内心作祈祷：愿善良的人们一生平安；望社会和谐、公正，而不是欺诈、压迫、暴乱和杀戮……
从乡村小学教师到誉满东南亚的篮球名将
在澳门的两日，我就住在高家。26日上午，我看到高佩贞老太太挽着一只手袋，与我们告别出门。高仁山先生说，她到社区老人中心去活动呢。言语中充满着对老妻的赞美之情。高仁山与高佩贞能结为连理，恐怕与高佩贞的兄长高棣康、高棣铨兄弟有很大关系。
高棣康也是沙溪豪吐人，生于1919年。父亲高汉辉于清末随祖父到南美洲秘鲁，后回乡建一大屋，并娶妻生育儿女后，再到秘鲁经商。高棣康与妹高佩贞，弟高棣铨随母亲黄兆麟一起在豪吐乡间生活。少年时代，高棣康在石岐求学。1938年，高棣康不足20岁，在普灵小学任教。1943年，因不满日伪的统治，高棣康来到了大黄圃的大滘小学任教。黄圃的大滘乡接近顺德县的桂洲容奇，天主教的传教士很早就进入大滘乡，因而该乡有不少天主教徒，作为天主教徒的高棣康到此任教，就不奇怪。
1944年，高棣康将高仁山邀来大滘小学任教。1945年，黄圃新地小学创办，他们又将高介石、高佩贞、高棣铨等邀来加盟。1946年，高棣康离开黄圃，再回到石岐的普灵小学任教。1949年后，高棣康夫妇与母亲黄兆麟移居澳门，后夫妇俩再赴南美洲秘鲁，继承父亲的事业，把母亲和二个女儿留在澳门。
高棣铨，生于1927年。少年时，在乡间小学读书。读小学时，对体育尤其是篮球运动已表现出天赋。其后，到澳门鲍斯高学校继续学习三年。1944年，高棣铨17岁，随兄长到了黄圃的新地乡。1945年在新地小学当教师。当时，在黄圃对甫小学当教师的谭国堃，篮球打得很好，高棣铨拜他为启蒙老师，每天晚饭后，便到对甫小学球场打篮球。不久，高棣铨与一班篮球爱好者，组织繁星体育会以及群力篮球队，经常外出参加篮球比赛，认识了另一篮球好手余铁军。余铁军的乡下是叠石，当时已移居石岐，在县立中学读书，他也参加了群力队。
1946年夏天，中山县运动会在石岐镇举行。这次运动会也为了选拔运动员代表中山县出席广东省运动会。结果，群力队获得冠军，高棣铨、余铁军等也被选中入中山县的篮球代表队。1947年，中山县篮球队参加省运会，第一场赢了某队，第二场输给茂名队，最终名次多少，高棣铨自己也忘记了。不过，参加过省运会，增长了见识，他对体育事业有了更大的追求。
省运会结束后，高棣铨仍回新地小学执教。1947年8月，他从报上得知广东省体育专科学校招生的新闻，在得到兄长高棣康的支持后，高棣铨考取了该校，离开黄圃新地小学，到广州读书。1948年5月，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高棣铨没有通过篮球的选拔，却通过田径的选拔，获得400公尺中栏的亚军。在广州大学读书的余铁军，则通过撑杆跳的录取标准。于是，两人一同北上上海，参加全运会。比赛结果，高棣铨的400公尺中栏第一圈即被淘汰；参加1600公尺接力赛，得了第5名。
1949年5月，高棣铨毕业。在校的两年中，他的篮球技术进步很大，他所在的省体专队，1948年底获得广州市的冠军，还到香港等地参加比赛。毕业后，高棣铨希望能到篮球运动开展得很蓬勃的香港发展，但是未有机会；只得回到中山县，并在二区中学即现在的龙山中学谋得一个教师职位。还未正式上班，兄长高棣康通过普灵小学的校长邓以明神父得知，香港德贞女子中学需要一位体育教师。于是，高棣康请邓以明神父帮忙，将高棣铨介绍到香港德贞女校。就这样，在1949年9月间，高棣铨离开了故乡中山县，到香港发展，在教学之余，主要是从事篮球运动。
高棣铨到香港后，参加了南华篮球队；1950年，同乡余铁军也到了香港，参加了钟声篮球队。1951年，两人一同参加力克队。在两年间，他们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比赛，渐成为香港篮球界的明星。1952年，高棣铨随南华体育会篮球队访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后，与妻子便留在了新加坡，二个女儿仍在澳门由母亲照顾。1954年和1958年，高棣铨代表新加坡出席第二届和第三届亚洲运动会篮球赛；1956年，作为新加坡篮球队的一员，参加了墨尔本奥运会的篮球赛；1964年，作为马来西亚篮球队教练，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篮球外围赛。在体育领域能做出这样成绩的海外中山人，是不多的。
1978年，高棣铨回国，专门到中山探望高仁山，以及他的篮球启蒙老师谭国堃。1985年，高棣康、高棣铨兄弟一起从海外归来，他们先到澳门，探望高佩贞和高仁山及其他亲人。高汉辉于1960年从秘鲁告老回归澳门居住，1971年逝世，与夫人合葬于澳门孝思坟场。高佩贞陪兄弟俩在父母坟前作拜祭悼念。及后，兄弟俩又联袂回到豪吐村，拜祭祖坟。除此之外，高棣铨还积极参与新加坡中山同乡会及海外中中同学会的活动，以及回石岐参与中山慈善万人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高棣康在秘鲁的利马因车祸遇难。1999年7月，高棣铨亦因病在新加坡逝世。
本文记叙了一个高姓家庭六位成员的事迹，不算轰轰烈烈，但也能从某一侧面反映了中山老一辈知识分子走过的生活轨迹。光是一点：他们献身于教育事业、宗教事业和体育事业的精神，就足以让后辈景仰和学习，所以，本文的标题用了“高家俊彦宜彰显”，我以为是很恰当的。
注：本文资料来源 ——
1、
高仁山自述文章：《旧事重提》
2、《高天予神父简历》〔澳门圣花地玛堂区编〕
3、《高棣铨回忆录——球场生涯五十年》〔高棣铨著、新加坡报纸连载〕
4、《怀念安普灵神父》〔《晨曦》——澳门教会新闻1997年第41期〕
5、《闲吟芜稿》〔高仁山诗词及美术作品选——高行选编〕
（本文刊登于《隆都沙溪侨刊》2010年第二期、第三期（总第83、84期)；收入2020年中山市政协出版之《人物传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