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期间说“高考”
陈贤庆
夏日初临，人间六月天，全国近千万的高中毕业生正面临着人生的一次大考。在07年高考期间，在中山二中考场，笔者看着赶考的学子们或自信或紧张的神色，心中感慨万千。高考啊，高考，让人又爱又怨的一种制度，已成为多少专家学者谈论不休的课题。笔者没有能力对此作系统精辟的论述，只想在此期间，围绕“高考”随意说说事而已。
远古无“高考”
远古时代肯定没有“高考”，先秦时期，已有学校，称“庠”或“序”，也不乏教育家，孔子、孟子等便是。但是，那时人才的选拔并不靠考试，只靠“自荐”“发现”或者“挖掘”。孔子需周游列国推销政治主张；毛遂抓住机遇，勇于自荐；周文王在渭水遇到80岁的老头姜尚，发现他是人才，便封他为国师；70岁的百里奚是个楚国的奴隶，秦穆公知他是能人，用五张羊皮把他赎回，封为大夫。战国四君，凭财富广招门客，纳得包括鸡鸣狗盗之徒的大量人才；下级小军官韩信，其才能被萧何发现，月下追回，劝刘邦设坛拜为大将。
靠“自荐”“发现”或者“挖掘”去选拔人才，当然不是好办法。到了汉代，设立“九品中正制”，当官者的后代，有世袭的特权，便可解决一部分官员的来源。汉武帝时，又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18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为吏，回地方充任吏职。此外，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孝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这就是举荐制。某青年，只要得到两位或以上有名望的人士“举”或“辟”，便可踏上仕途。有些清高之人，被举或辟，并不想赴任，如张衡，“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有些人故意“不行”“不就”，多次拒绝，反而名声大振，后来官职越高，这情景，有点象时下的“做秀”。
在汉武帝之后，因举荐的人多，官职有限，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考试，这应该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了。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高考”的产生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隋朝开始，中央政府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读书人，一旦中了进士，便可当官。这就是“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对比以前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无疑是一大进步，他起码可以让平民百姓，经历十载寒窗，也可能有出头之日。而这种考试，由国家统一组织，亦可称之为古代的“高考”了。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继续了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
在明清时期，香山的学子也热衷于科举，脱颖而出者层出不穷，香山成为“高考大县”，有“香山科举甲州郡”之誉。据香山档案记载，就明朝嘉庆以后，香山共出了16位进士，180位举人，担任过包括宰相、尚书、总督、巡抚、总兵等官职。而文武进士、举人、贡生、太学生等，历代应以千计。
到了清末，改良运动兴起，君主立宪呼声日高，废除陈腐的科举考试制度也势在必行。1905年，清政府终于废除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新式学堂也随之产生。
民国时期的“高考”
民国前期，大学的学制以及所开设的专业与现代大学基本相同，但实行的是高校单独招生的考试制度。各项入学资格规定为不同层次高校招考新生提供了依据，而对其招生方式与考试则未多加限制，因此，高校招生享有较大的自主权。除了高等师范院校试行“划片”招生方式外，一般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均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所在考试科目上，各级各类学校并无统一标准。
入于民国，广东人赴京求学者为数不少，
北京大学“综海内二十二省，合文理法工四分科，共五百余人，而广东居全国六分之一，凡八十有六人。”
北京大学的广东同学会，颇具声色。香山青年在孙中山等乡贤的感召下，亦外出求学，考上国内高校的人数不少，香山依然是“高考大县”。
1937年，为适应全面抗日的需要，提高大学程度，教育部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3校试行“联合招生”。在此基础上，次年6月，教育部设立统一招生委员会，颁布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在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重庆、程度、昆明、延平、永康、南郑设立12个招生处，办理新生报名、考试等事宜。统考定于9月1日至4日举行。笔试分文法商师范、工科、医农3组。考试科目为公民、国文、英文、史地、数学5门，另任选理、化、生1门。参加这次统一考试的国立高校计有22所，由于事属首创，兼在抗战期间，虽有不足，已难能可贵。
1939年，统一招考继续发展。共设15个考区、13个招生处，有26所国立大学、独立学院及2所省立大学参加统一招生。应考人数20006名，录取人数5371名。1940年，参加统一招生的国立、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共41所，设有16个考区、18个招生处。应考人数18151名，录取人数7024名。统一招生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1941年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因战事严峻及交通更加困难，高校统一招考被迫中止。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高校统一招考同样无法实行。
新中国的“高考”
新中国成立后，战乱的局面结束，国家经济复兴，人民安居乐业，为全国统一高考奠定了基础。1952年6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采取统一领导与分省、市、自治区办理相结合的招生办法。1952年确立的招生考试制度之所以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考试史上统一高考的发轫，是因为和以往的招生办法相比，在招生名额、报考条件、考试内容、命题、阅卷、录取及调配等各环节，都由国家做出明确的统一规定，并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其后，这一制度虽有反复和修正，但基本能执行下去。
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建立，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需要与考试自身发展规律相结合的产物，对当时选拔高等学校合格新生，平衡各地高等教育水平，改善高等教育布局，提高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推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高整体国民素质，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更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是年开始，学校停课，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的摧残。高等学校在1966－1971年期间实际已停止招生。1972年起，大部分备受破坏摧残的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遭到彻底的“革命”，由“工农兵”推荐和选拔青年去读大学，公民受教育的公平性已被破坏，这种
“工农兵学员”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教育质量严重低下。
1976年“四人帮”的垮台，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至今，刚好30年了。
几点感受
恢复统一高考30年，国家由此选拔和培养了无数的人才。在这30年间，中山市的教育走在全省的前列，依然是“高考大市”，无数的中山学子正是通过高考这一道路，踏进各种高等学府深造，成为国家急需的优秀的人才。中山籍的梁植权、郭仲衡、郑耀宗、郑守仪等人，正是通过新中国的高校培养，而成为科学家、中科院院士。而中山市，过去没有高校，现在则拥有4所之多。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高考制度的批评之声渐起，甚至还有“取消高考”的倡议。中国高考制度创立和发展的曲折历程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统一高考的创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存在与发展也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历史一再证明，考试兴，人才选拔与社会发展就有序；考试亡，人才选拔与社会发展则混乱。在我国人口众多但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国情下，必须坚持统一高考，使广大考生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竞争机会。
高考还必须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适度地进行改革，才会有长远的生命力。30年来，高考制度其实也在不断改革，如招生体制的改革、会考制度的建立、考试方法的改革、考试内容与形式的改革、保送生制度的建立与改革、录取制度的改革等。中山市的中山纪念中学，每年不仅有大量的考生考上高层次的院校，而且获保送顶尖高校的学生人数，多年来都居全省高中的首位。
既有考试，就难免有“应试教学”。高考作为一根指挥棒，对中小学的教学起到无形的导向作用。我认为，在目前，要充分利用这根指挥棒，让它向正确的方向指去。仅举两例：数年前，英语考试只考笔试，导致全国的中学生都只会读和写而不会听和讲英语。英语考试增加“听力”，于是，学生们起码有了“听”的训练，英语水平得以提高。三年前，高考语文试卷竟出现了一道“对联”题，着实让提倡国学的人士高兴。别看对联只有几个字，乃是语文综合知识的体现，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当年国学大师、清华教授陈寅恪在高考试卷中所拟的“孙行者”（可对“胡适之”、“祖冲之”、“王引之”等）一题，已成美谈。如果高考保持考对联，哪怕只占2、3分，也是功德无量之举，可惜出题者初尝即止。
高考，高考，人们啊，珍惜这制度，改进这制度吧。
（此文刊登2007年6月10日《中山日报》之“香山周刊”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