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东营是一条普通的巷子，除了巷子两边的房屋，我最记得就是巷尾与锦荣街交界处有一棵大榕树。小东营又不是一条普通的巷子，还有一点光荣历史呢，1911年4月， 革命党人以赵声、黄兴为正副总司令，领导辛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也叫“三二九起义”）。当时 ，他们就是把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离两广总督署不过500米的小东营 内一所大屋内。而那间大屋子，后来 被编号为小东营5号，是革命党人李章达的产业。1011年4月27日下午，130多名选锋队（即敢死队）员从小东营出发，向督练公所和两广总督署等发起进攻。 

被孙中山称之为“惊天地泣鬼神”的黄花岗起义牺牲了100多位精英并最终失败了，但它是武昌起义的前奏，它的历史功绩永留史册。1956年10月，旧址的业主李诵刚先生遵照先父李章达的意愿，将此房屋贡献给国家，辟为纪念馆，成了市级的保护文物。 我在小东营居住时，常会看到纪念馆中有一位老者在管理。那老者，很可能也是黄花岗起义的参与者。就因为那市级的保护文物，在改革开放后不知哪一年，我们所住的那一片房屋都被拆掉，建了一个小型的辛亥广州起义纪念公园， 树立了一些辛亥志士的塑像。也就是说，我们的旧居已不复存在了。

在小东营尽头，便是锦荣街 ，此外附近还有都府街、史巷，还有广中路。这些街、巷、路，其实都是小巷小路而已。

我们住在小东营16号的一间大屋子的二楼，并非“居者有其屋”，仅是租一位同乡的屋罢了；也并非独住二楼，楼上便住有三户人，我们家不过是只占一房一厅，而厨房厕所冲凉房则是三户人共用的。那一间大屋的结构，用现代建筑学的眼光来评价，简直失败得不可思议，楼梯露天在外，上下两层，只有南北开窗，但屋顶却开着一个天窗。那种天窗现在难得一见了，是用一根大绳子在楼下操纵开合的，如果遇到骤雨，来不及拉合，屋内便会进雨。因为要开一个天窗，二楼就有了一个大口子，可以望见楼下的动态，因而上下楼之间，亦“鸡犬之声相闻”。更可怕的是，楼下煮饭的烟，经常就从那大口子往上串，楼上的人天天要受此污染。

楼上三户人家，如果都有相对独立的空间，那还过得去，只可惜，三户人家的三间房，都是用木板隔成，而且不过是两米多高，远未到屋顶，因此，完全谈不上隔音，谁家有什么声响，整屋子的人都能听到。与我们同住的是罗家和潘家，潘家人少，主人客气和蔼，与我们没有矛盾；但罗家两夫妇，养有六个儿女，要想安静过日子也难。其大儿子，比我年纪小一点，喜爱安装矿石收音机，经常在夜深焊接零件，弄得嘎嘎作响，多次提意见也不接受，让你既愤怒又无可奈何！不过，有时想想，我也经常唱歌拉二胡，人家也未必喜欢。那厕所冲凉房，早晚经常要轮候，最要命的还是那厨房，三户人六个灶，一到煮饭的时候便挤在一起，那时用的是柴炉或煤炉，要把柴尤其是煤球或蜂窝煤点着，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边在炒菜，那边生炉子煽炉子的事常有发生，要想彼此之间没有矛盾，那几乎不可能。

我们所租住的，是二楼其中的一房一厅。那房间，大概20平方米，摆了两张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柜兼杂物柜，一张写字台，一个梳洗台，所能活动的空间就不多了。那张中等床，是父亲睡的，那张大床，是母亲和我以及妹妹睡的。我到多少岁才离开那张大床，现在已难以记起了，肯定是，父母认为我到了实在不该和两个女的同睡一床时，才把我安排到厅里，弄一张小床，晚上铺早上拆。那厅里，我还记得原来摆着一整套酸枝木的桌椅，那大概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了。到了1961年我大哥回来后，又不得不用一些木板在那厅里隔出一个小房来作睡觉，客厅其实已消失。

父母工作的工厂，就在我们家的后巷不远，在我们所住的房间的窗户，即可望见厂房。父亲在厂里当会计，月工资六十多元，工作环境会好一些，而母亲不过是个工人，计件工资，大概每月能赚三四十元，不过，她每天做的是拆水泥袋及糊水泥袋的工作，水泥的微粒应吸进不少，所幸的是她后来的肺部没什么毛病。

唉，这就是我们家在五六十年代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可以说是恶劣的，但父母能创造出这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在当时来说又是很不错了，比起许多广州人， 也还是优越了，那时，住在省城的广州人，大多都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乡村人，用“赤贫”来形容也不为过。我这么说，决不是对新社会的污蔑，经历过那些日子尤其是三年大饥荒的人，相信不会指责我用词不当的。至于具体事例，下面还会提到。

我稍有印象的事，是资产阶级改造和公私合营的情形，那大概是1954年，父亲他们的永生仓库无法“永生”了，要由政府接收，我依稀记得那时马路上常有队伍敲锣打鼓走过，还放些鞭炮，去到某一店铺门口，贴上一张大红纸，说明那间店铺“公私合营”了。经此运动，城市中善于经营的企业家和企业主被消灭了，也就是说，资产阶级这一阶级被消灭了。这事是否正确？假设如今没有了马云，没有了马化腾、没有许家印，没有了董明珠……国家会怎样？

大概6岁及7岁时，我有幸入读越华路幼儿园。那时入读幼儿园要什么条件，要多少学费，我已无从知之，但肯定不会很困难，也不用很多钱的。至于我在幼儿园的生活如何，如果我能写出来，那肯定是虚构了，我唯一能记住的，就是自己早上拉着读小班的妹妹的手走去幼儿园，傍晚又拉着她的手走回家，而不是由父母接送。那时，还没有拐卖儿童的事发生。 

         （二）

1955年9月，我这位“民国遗少”和其他七岁的孩子一样，享受到教育的机会，进入到离所居住的越华路小东营的家不远的一所小学——广中路小学。别以为广中路是一条大马路，其实是一条比巷子大一些的内街， 长只有172米，宽只有7米，但那是一条并不行走公交车的安静的内街。那里有一所小学。这所小学现在还在，我有时也经过，但已很难和以前作比较了。而实际上，以前的学校结构如何，我已经说不清楚了。当我怯生生地踏进学校时，我被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带到了一间比较暗淡的教室。我知道，我是一年级一班的学生了，班主任就是那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叫陆景群。陆老师年轻漂亮斯文，小孩子常惹得她生气。不过，她的法宝是讲故事，一讲故事我们都静下，她讲的故事有苏联的《绿锁链》等。不久，我又知道，校长是一位女教育家，叫钟爱照。

我原来以为，我入读广中路小学，一开始就在本校上课，最近我才从旅居加拿大的小学同学黄健民那里知道并回忆起，一二年级时，我们是在越华路小学的分校上课的。为何在那里上课呢？原来，就在我们入学之前，学校发生了一场火灾，波及几间课室，幸而没有学生死伤。因为这事，我们入学以后，就要暂时借用越华路小学的分校上课。据黄健民同学回忆：分校的位置在越华路、市委后院的旁边。是一间书院型的古老大屋。搪笼门，入内一块大木屏风，进去是大堂及几间课室，再走是一大片空地，南面有一大舞台，接着有一小高地，上面满佈热带植物，有一凤眼果树在其中。再南就是市委地盘了……经他回忆，我也有依稀印象了。

1955年9月，我入读广中路小学；1958年9月，妹妹入读越华路小学。越华路小学就在小东营的巷口处。广中路小学和越华路小学并不远，中间隔了一些房子而已。当年，我们并不了解，越华路小学与广中路小学有什么特别，数十年后，我从互联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才真正了解越华路小学，还有广中路小学的历史，还真要详细谈一谈。原来，越华路小学，它的前身，竟然是广州最古老的书院——越华书院！越华书院是广州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越华书院建于1757年，地址在市政府后院，现在越华路105号。据史书记载，当年越华书院“院舍有四进：前座为大门，二座为大堂，三座为讲堂，后座为书楼及先贤祠。两厢长廊，另尚有堂、厅、室等20余间。环境幽静。延请名宿为山长，以培养‘处则抱真学问，出则有真经济’之人才。”当年，林则徐到广州禁烟，就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坐镇越华书院指挥，并编纂成《四洲志》一书。清代，广东许多文化名人在越华书院任教或求学，如王映斗、叶衍兰、梁跃权、李文田、黄任恒、刘士骥、郑小谷、刘斌华、陈在谦、潘衍、潘桐、冒广生、潘飞声、叶恭绰、澎湃等。越华路当年叫司后街，晚清时司后街扩路，因越华书院而定名为越华路。1901年，清政府下令书院改为新式学堂，1902年，越华书院便改名为广州府中学堂。1910年，书院北边地段开路，占用书院部分地产 。1913年，广州府中学堂改名为广府中学。1926年改为省立二中。到了1932年，拆建为路，故以 曾为广州府中学堂定名为广中路。

民国期间，广州府中学堂改称为越华路小学，后来，在广中路也建一间小学，故名广中路小学。越华路小学的主校在小东营巷口，越华书院旧址叫越华路小学分校。当我刚入读广中路小学时，学校因早前失火，烧了一些课室，结果，一二年级时，我们便借越华路小学分校上课，待广中路小学修葺完毕，再回去上课。因此，我还依稀记得越华书院残余部分的风貌：当时仅剩一进大屋，中间一个天井，四周有四个房间作为教室之用。妹妹1958年9月入学，一年级也是在分校上的课，二年级才回小东营主校。我和妹妹能够在越华路小学读过书，与上述历史文化名人有某些关联，应是很自豪的事，但当年，我们都并不知道越华书院的历史。时至今日，越华书院已无存，而越华路小学亦名称无存，并入广中路小学。有学者以及越华路小学的校友感到很痛心，呼吁政府，建议将广中路小学更名为越华小学，以沿袭厚重之历史，但如此一来，广中路小学的校友也不肯了，当然，更不知政府有无闲心管这样的事。

我们在越华路小学分校读到二年级，才又回到已经修葺好的广中路小学。对于我来说，会方便些，因为从小东营转入锦荣街再走不远，即可到达学校，走的都是内街；而到越华路小学分校，则要过一条马路，即越华路。不过，当年，马路上是没有多少机动车的，过马路也安全得很。

岁月在无声地流逝，我从一年级升上二年级再升上三年级……我已很难准确地记起，我是在哪一年级当上班长，哪一年级加入少先队，哪一年级当上大队委，总之用“少年得志”这个词来形容是没有错的。不过，我自己知道，我并没有多大的才能，尤其是领导才能，纯粹只是“乖”而已。而一个男孩子“乖”，往往和“钝”只是一线之差。

小学的同学仔，我能记起的，有司徒家宝、陈焕明、黄健民，我和他们三人合影过一个相；还有潘达华，我常和他踢足球；还有赖志岳、林唐公，我常到他们家玩；当然还有刘象潜，麦妹珠，以后到了同一所中学同一班；此外，还有莫琼芳、何绮文、温小华等几位长得较漂亮可爱的女生，这再一次证明了，男人都是好色的。2011年，旅居加拿大的黄健民回国探亲，在中山找到我，后又与我、温继懋和何绮雯在广州北京路太平馆餐厅见面聚旧，大家共同回忆，原来，我的小学同学还有温继懋、钟永年、曾新民、杨达文、黄燕华、邓瑞莲、卢国光、简洁珍、张大卫、胡华珮、谭汝钧、李明玉、祝万里、叶笑珍、黄世豪等。

小学的同学最可爱之处，就是大家都住在越华路、广中路，以及附近一带的大街小巷，如正南路、广仁路、广卫路、小东营、锦荣街、都府街、史巷等；放学之后或晚上，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玩。那时似乎没有什么男女界限，可能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吧，我记得我和莫琼芳就很要好，因她是班长我是中队长，身份相配嘛；而我和温小华则是小东营的邻居，她妹妹温穗华与我妹妹同学（还有一妹叫温新华），我也时到她家玩。

小学六年中，我都是班干部，不是班长，就是中队长；而在学校少先队大队中，我是大队委，有个会拉小提琴的很出色的叫杨多的女孩当大队长，第二或第三把交椅才是我坐的。从学习成绩来说，我也总是优秀的，语文一科又较为突出。如果因此，就以为我只是一位“书呆子”，或者如现在的“考试机器”，那就错了，当年，并没有“素质教育”这一说，但是，当年的教育工作者，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按照“素质教育”来培养学生。读小学时，我觉得学得很轻松，实在也想不起有哪些发生在课堂上的特别的事情。

当我在广州市广中路小学读四年级的时侯，某一天，学校的体育老师带着我们一班经过初选的学生到越秀山游泳场，进行一些简单项目的测试，测试一，是把头埋在水里，看谁憋气憋得久；测试二，是谁敢从最低的跳板跳下，而不至于大喊大叫。这两项我都做得好，于是便被选入了该游泳场附设的游泳体校儿童训练班。我依稀记得，每周两个下午训练，开始在岸上做些预备动作，然后下水练习，先学习蛙泳，学会规范动作后，就训练耐力，从25米，50米，100米，500米，游至1500米以上。之后，则学习自由泳，仰泳，蝶泳等。其实，我只有蛙泳还算过得去，其他几泳，都缺乏耐力而无法坚持。大概游了一两年，我因怕苦怕累，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并非这方面的材料，于是，当了逃兵，自动离队了。不过，这一段经历，毕竟使我学会并爱上了游泳，把游泳锻炼坚持到今天。　

在我小学阶段，我还有另一爱好就是踢足球。我所在的广中路小学有一个小型的足球场，而我所住的越华路离中山纪念堂并不远，那时中山纪念堂是开放式的，可以随便在里面的草地上踢球。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不是在学校就是在纪念堂踢球，足球技术就这么掌握和提高。到了五年级，我被选进了校队。那一年，全市小学生足球锦标赛，我队轻易打败了炸粉街小学等队，小组出线。之后，大概是六个队在越秀山体育场争夺越秀区冠军。当时都有些甚么对手我已忘记了，只记得我当时司职后卫，但也进了三个球，其中有一场进的一个，是在自己的半场，大脚踢向对方的球门，高高坠下，结果进了！另外有一场亦终生难忘：我跳起争抢头球，结果鼻子撞向对方的后脑上，当时鼻子出血，完场以后发现鼻梁骨隆起，之后，我鼻子中间就凸了起来。以后新结识的人，都会认为我天生如此，却不知是足球让我破了相，尽管还不算太难看。经过了多场激战，我们获得了越秀区冠军！之后，大概又是六个队在宝岗球场争夺全市冠军。这回我们可遇到真正的对手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华侨小学队，因我们都要仰望，才能看到他们队员的下巴，如何与之对抗？总之我们仅仅胜一场，其余落败，只得了第五名。　

我校虽然在市里只获得第五名，但我们毕竟是越秀区冠军队，所以，越秀体校少年足球队挑选队员时，我校校队的多名主力队员都入选，其中也包括我。在我小学六年级，每周大概也是有两个下午到体校训练，练传、接、停球以及射门等基本功，练二过一、三角短传、装越位等技战术。那时正值国家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人人都吃不饱，而我们还要练球，其艰苦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们身处越秀山体育场（要凭队员证方可入内），经常可以很轻易地看到一些足球明星，并与之交谈。当时广东足球队的前锋五虎将：程洪深、黄福孝、关辉舫、廖德营、杨霏逊，本是我们的偶像，想不到现在就屹立在我们面前。还有以前只可远望难以近观的国家队名将，如张宏根、年维泗、丛者余、苏永舜等，如今也近在咫尺了。　

每当有球赛的时候，我们这些小队员就拿着小板凳坐在球场的四周，把踢到界线外的球检回来，工作不难但责任重大，毕竟是在数万双眼睛的注视之下，不容有丑态。有时，我又被安排去扭大钟。当时越秀山体育场没有电子计时钟，球迷观众有手表的也不多，全靠场边一个大木钟掌握时间。我们两三人，手拿一个小时钟，坐在大钟背后，每过五分钟，即把木做的分针移动一格。做这工作当然不如检球，检球虽晒着，但可观看全场，拨钟则只能在一小孔远观，当然吃亏了。

在小学阶段，我还参与了音乐活动。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我刚上五年级，学校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选派几十位学生到广播电台去录音，而我也名列其中。那时电台经常教唱歌，有教歌者也有学唱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show”。我已记不清当时的广播电台在何处，只记得进入录音大厅时，有一种神秘以及惶恐的感觉。等了一会，有一位男人出来教唱。他用歌曲的原调教，大概是G调，唱得我们声嘶力竭。歌名我已记不得，歌词模糊记得有这么一句：“亲爱的毛泽东，亲爱的共产党”，而曲子则准确无误地记得如此：05 55 | īī ī0 | 05 55 | ī  7  | 6——|。数日后的一个下午，当我在越秀山游泳场游泳的时候，从广播器中听到节目的播出，我稚嫩的歌声当然也在其中。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的音乐活动。而随后，我也被选入越秀区少年宫的合唱团。

       （三）

下面要谈的，是我读小学时，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我朦胧地记得，1955年及1956年，那时社会安定，社会风气良好，父母亲常带我和妹妹去参加一些烈军属的联欢晚会，而一些中学生，也经常在节假日到我们家帮忙做家务，记得一次，母亲唠叨了几天，说那些学生把一张蚊帐洗烂了，其实，我也知道，是我们的蚊帐太破旧的缘故。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我亦有点印象。那时我读二三年级，看到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当然不知道写了些什么，更不知道，我那就在广州的四舅，还有远在云南省的大哥，都在那时被划成了“右派”！可以设想，当时我的父母，是多么的难过和忧伤，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真正了解到，那时的所谓“右派”，原来都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国家的精英分子，想不到因此而倒霉了一辈子或大半辈子！前面说过，土改运动消灭了乡间的地主、富农，公私合营运动消灭了城市中的资产阶级，这反右运动又消灭了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的精英，不知为何要这样做。

那年虽有“反右派斗争”，但整个社会还算是安定祥和的，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日，中国各地都大肆庆祝，广州也不例外，当晚，在越秀山体育场集会并放焰火，大嫂和四舅带我和妹妹也到越秀山体育场，后因人太多而退出，不久即传来消息，人们因拥挤而推倒竹篱笆跌入场中，压死了不少，我们则庆幸离开得快。

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广州；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广州；1958年，更是红红火火的一年，那一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主席金日成元帅访问广州，广州人民在中山路夹道欢迎，我作为少先队的代表，这几次，都在中山五路等地手拿花束近距离看到了那几位伟人。1958年，又是实行“总路线”的一年，是全国都在“大跃进”的一年，是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的一年。此三者，在当年称为“三面红旗”。更有“十五年赶上英国”“五年进入共产主义”等惊人的口号。大跃进不可谓不好，谁想慢慢地爬行？然而，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弄虚作假的“大跃进”，就是祸国殃民的“大倒退”！当年我已读三年级，已粗通报纸，加上父亲等人的议论，常看到和听到水稻多少千斤多少万斤的“大卫星”满天飞！常看到和听到在农村已成立公共食堂，吃饭不用钱的大好消息。

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全民大炼钢铁的情景。那时，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居然筑起了一座土高炉，有些人，主要还是学校的老师，在那里炼起钢来！更壮观的场面是，到了晚上，无数的家庭煮饭用的煤炉被搬到操场上，其中也包括我们家那一个，由母亲提到那儿去。男男女女就坐在自己的煤炉边，把一块铁放在炉上烧，烧红了，便夹出来，用一个小锤子锤打，然后再烧，再打，最后放在水里“淬火”，完成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于是，一块“钢”便产生了，难怪那年头钢产量有那么多！我们当小孩的，有时帮忙锤几下，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到处乱串乱跑，那炉火熊熊锤声叮噹的场面，实在是太好玩了。

要炼钢，必然要有铁，于是，家庭中的废铁和不是废铁的铁，也要拿去交公。一天，我们家里突然出现了一群人，他们是来搜罗“废铁”的，见无铁可搜，忽然有一位说：“那窗条是铁的，要凿下来！”他们真的动手，要把那几根支撑着窗框的铁条凿下来。这时，我母亲以一个妇女的勇气，走到窗下制止：“不能凿，没有窗条这屋会塌下来的！”母亲所说的并非危言耸听，我们所住的屋子并不牢固。那班人先是一怔，后来也觉得要凿下窗条也不是很容易，于是离开。那木窗框上，就是这样留下了几处凿过的痕迹，而母亲的“壮举”，也让她骄傲了几年，她不时会向人提起，屋子未塌，似乎全在于她那庄严的一声。

还有一件乐事，不可不提。那时还有一个“运动”，叫“除四害运动”，何谓“四害”？老鼠、苍蝇、蟑螂、麻雀是也。前三者，的确要赶尽杀绝，然而，麻雀因会吃点庄稼，也被归入赶尽杀绝之列，可叹！这任务，就交给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智慧确是高超的，想出了许多消灭麻雀的办法：用弹子、气枪射杀；架梯上树端鸟巢；设罗网诱捕，这些我都参与过。然而，最绝的，则是全广州城的人民约好，在某天黄昏，一起行动。陶潜有诗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黄昏日暮，正是鸟倦还巢之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全城的人一起高呼，一起敲锣打鼓，我也站在露天的楼梯上，做着这样的事。那巨大的噪音惊得飞鸟无法着陆还巢，只得在天上盘旋；盘旋久了，而噪音未息，一只只可怜的麻雀便倦极倒地身亡！

违反客观规律，违反自然规律，而又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还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那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到了1959年，情况开始转坏，商店里的货品日见稀少，市场上的农副产品日见缺乏，到饭店里吃上一顿饭已不容易，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时，父母亲不时要带我们到街上的饭店吃饭，才能吃到一些鱼肉之类，去得比较多的是广大路与中山路交界的华北饭店，那吃饭的情景终生难忘：当我们去到饭店时，一般是没有座位的，我们必须站在某一张桌子别人的背后，看着别人吃，等着别人离开，然后才有座位；而当我们自己吃饭的时候，我们的身后也站着别的人，他们在看着我们吃，等着我们离开。这是一种十分尴尬的吃饭形式，然而，饥饿之中的都市人，也顾不得面子了。

即使这样的吃饭形式，不久也盼不到了，饭店而没有饭菜供应，这并非天方夜谈。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大饭堂从饭菜任吃到无饭可吃，那亩产千斤万斤的“卫星”已无力再放上天了。在乡下的我的姑姑、舅舅、堂叔等家庭，不时写信或来人求救，他们已处在饿死的边缘，而且真有两位婶婶已病饿而死去！这一目了然的严峻的形势，有人就是视而不见，不肯认错！庐山会议时，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书，说了真话，如果这个时候纠正错误，还可以挽救千万人的性命，然而，旷古奇冤的大悲剧却上演了，勇为人民“鼓与呼”的铮铮铁汉，却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头目，被撤消一切职务！我在年少时即对解放军的将帅无限崇拜，家中贴有一张“十大帅”的画像，想不到，我所敬仰的彭老总，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敌人”！当时只有11岁的我，是无论如何也参透不了其中的奥妙的，即使现在风烛残年、垂垂老矣，也还是参透不了。

1960年，中国人民陷入了极其苦难的深渊。还是后来刘少奇总结得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时，粮食奇缺，以我们在广州为例，每人每月只有十几二十斤米；油料奇缺，每人每月只有4兩；猪肉和鱼每人每月都不足半斤，肥皂要证，牙膏要证，草纸要证，火柴要证，而数量都是少得不能再少；最记得还是布料，每人每年是一丈三尺六寸，不够成年人做一套衣服！然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吃的问题，这关乎到生命是否能延续。现在的人生怕吃得肉多吃得油多而胆固醇增高，那时的人，恐怕浑身也找不出一点胆固醇来，街上所见到的，多是骨瘦如柴或浑身水肿的人。为了自救，人们只有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街道的大姐们，发明了“双蒸饭”，即把饭煮熟后，再加一次水去煮，饭自然就变得“多”了，这发明立即被推广，人们居然也接受了这自欺欺人，更无营养的“双蒸饭”！不久，又有人发明了“米糠糕”、“蔗渣饼”；不久，又有人发现了“黄狗头”、“小球藻”、“番薯叶”、“香蕉心”可以吃，于是，也弄来吃，而上述那些东西，都是我吃过的！我还曾跟随母亲到下塘一带挖过一些还能入口的野菜，也顺便割一些青草回家喂那只自家养的兔子。当那兔子长到有两三斤时，父母亲合力把它宰杀了，它那血肉化成的营养，应在我们体内保持有两三周时间吧。除了兔子，我们还养过一种动物叫葵鼠，并非当宠物饲养，养他们是为了吃他们，救我们自己。

我们生活在广州市，还能勉强活得下去，乡下人尤其是穷山区以及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的百姓，要吃到树皮、草根、观音土等 。那么，最终使我们家能度过难关的是什么？还是那让人背上黑锅的“海外关系”，那“香港同胞”。我的九叔解放前夕在海南读书，解放军渡海，他被迫随国民党军去了台湾；而我四叔则是在解放时去了香港。有这种关系，过去是十分糟糕的，起码有敌特之嫌，父母亲也从不向我们谈起他们俩，但是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父亲也不得不求救于四叔他们了，因为除了我们，还有远在云南的大哥，以及乡下的亲戚们，更需要猪油生油等救命！正因为有了一点油料、食品等的滋补，我们才得以活下去。想想那几年，父母该是多么的艰难啊！

1961年，情况稍有一点好转，原因是 中央最高领导人不得不承认几年来太过于冒进，欲速而不达，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给农民分点自留地，适当放宽农民的种养政策，适当开放农贸市场，这样做，使得农民能够喘一口气，城里人也能见到一点农副产品。在离我们家比较近的下塘，开辟了一个农贸市场，东西虽然贵，但能买到一点。一天，父亲去那里，花了十几块钱买了几条番薯回来。回家后，他大惊失色道：“我明明记得是买了八条，怎么现在手上只有七条？……到底是七条还是八条？……”他拿出木称，称了又称，显得又无奈又痛心。这是我们都牢记而母亲又说了多年的一件深刻往事。

那年，转业在南京教书的二哥回广州探亲，那时商店里已开始出现了一种糕点，叫“高级饼”，其实只不过是纯用面粉做的罢了。既然叫“高级饼”，价钱当然贵，似乎十几二十元一斤，但起码有得卖。二哥带我和妹妹上街，我和妹妹站在那柜台前，眼睛紧盯着那些饼，口水都快要流到那玻璃柜台上！这事，已小学毕业的我当然有记忆，而二哥更是记忆犹新，他后来也忍痛买了一斤回家，让大家开开洋荤。某日，二哥带我们全家到北园酒家吃饭，那时酒家已有一点东西可吃了，但非常贵，我们吃了三四十块钱，还只是半饥不饱，回家后，仍要煮一锅粥吃，这事，也令母亲有了一个多年可讲的话题。到了那年的年末，大哥从云南回来探亲，他那眼睛深深，胡子长长，穿一身旧棉袄的样子，绝对比现在从河南安徽等地来广东行乞的老乞丐好不了多少。农场方面让他回来探亲，大概也怕他饿死在那里。次日晚，我带路把大哥引到长堤及南方大厦。那时南方大厦也有了一些东西卖了，以致大哥很感慨地说：“走完南方大厦，就好象走完了一个城市。”我想，那时云南省赤贫得更是可怕了。如果不是大哥已决心留在广州，如果不是父母坚决支持，大哥再返回云南，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在这饥饿的1961年，我们迎来了升初中的考试。考试的形式是怎么样的？我已无法记起，需要统一考试吗？还是……我只记得，到了夏天放榜时候的事。 

        （四）

越秀山下有一条短短的应元路、那里是迷信与科学的交汇点，既有一座历史久远香火鼎盛的三元宫，也有科学馆和中山纪念堂，甚至还有一所中学，那就是广州市有名的第二中学。这市二中，我每次到越秀体校训练时都要经过它，有时还偷偷溜进去。那优美的校园，富有特色的建筑，令我很喜欢；我知道，越秀山运动场就是二中的运动场，这更令我神往！还有一点，我的大哥解放前曾在那里读书，广州解放 十余天后，即与许多二中同学入伍参军，所以，这二中，和我也有些渊源吧。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中学和我们小学也是关系户，每年，我校的毕业生许多都可以升上此校，所以，当1961年7月，经济困难的第三个年头，我小学毕业考中学时，我是踌躇满志的，因为按照我的成绩和表现，没有理由去不了市二中的；当然，我填报的第二第三志愿，是离我家不太远的17中、13中。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到放榜的时候，我得知自己名落孙山！这打击对我来说不小，记得班主任钟伟雄老师也无奈地安慰我说：“想不到，想不到！……不过，能去到省级中学，也不错，也不错！……”

何谓“省级中学”？这要说到另一更沉重的打击了。我考不上市二中，按理说应该会去到17中、13中吧，三年后，我那就读越华路小学、傻傻乎乎的妹妹不是也去了17中吗？而我，不但没被17中录取，也没被13中录取，我的名字，竟然去到了我并没有报考的广东省华侨中学的学籍册上！ 这一打击，和现在的高考考生，本来预料会读上中山大学而忽然得知自己被一所民办专科学校录取，恐怕是一样的。40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许多同学，也和我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小学时比我高一届的黎康乔同学也是一样，莫名其妙地被省侨中录取了。前些年，旅居美国纽约的他回国探亲，曾到母校拜访校长和老师，获得了这样一个信息：原来，从黎康乔同学那一届起，省教厅鉴于华侨学生人数减少，又不想学生质量下滑，所以同意把一些报考重点中学而落选的考生由省侨中录取。原来如此！这“强奸民意”的做法，数十年来，我们竟然懵然不知！不过，即使当年知道了，我们大概也不会去打官司，讨回公道什么的，毕竟能进入中学读书，也是幸运的了。

这么说，是否广东省华侨中学是一所破旧落后的中学？非也！前面钟老师已特别提到，华侨中学是一所省级中学，当时全市并无几所；现在，广东不少市县，仍有些“华侨中学”，但那是名存实亡的，打着灯笼也找不出几个“华侨学生”来，只能理解为由华侨投资或有华侨捐资而建的学校。而当时的广东省华侨中学，是真正为了华侨学生而开设的学校，是名副其实的华侨中学。有的年轻人可能会问，华侨学生从何而来？现在我们千方百计都想到外国的学校留学或“镀金”，会有华侨子弟回国内读书的？唉，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又要交代一点历史了。

华侨素有爱国之心，喜欢送子女回国接受汉文化，祖国解放了，他们更乐意送子女回来读书和参加建设，这是华侨学生的来源之一；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象印尼、马来亚、柬埔寨等，在五六十年代并不发达，以印尼为例，当时的印尼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一任总统叫苏加诺。他是万隆亚非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他于1956年、1961年和1964年三次访问中国。苏加诺英俊潇洒，善于演说，他的革命激情极具感召力。他富于浪漫思想和爱心，曾把自己描绘为“一个伟大的爱人”。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经常会下车同普通人握手交谈，还能在破烂不堪的农舍里睡觉。他多愁善感，看见美景会深深叹息；看见晚霞心里会诗意荡漾；唱黑人圣歌会潸然泪下。他至少结过6次婚，关于他的私生活也有各种传说和故事。他偏爱大型群众集会，第一次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要的是资助建设一座他能不断举行群众大会的巨型体育馆。但他却不善治国，在他主政时期，印尼政局动荡，经济不景气，人民贫困。政府在处理日益恶化的经济问题上束手无策，并引发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印尼许多华侨也送子女回国读书和发展，当然，当他们回国之后才发现，原来祖国的生活环境和经济状况比起异国他乡还糟糕！这是华侨学生来源之二；还有的国家，经常反华排华，象印尼的65年“九三零事件”，苏加诺被推翻，苏哈托上台而进行大屠杀，使得华侨走投无路而大量回国，这是华侨学生来源之三。我不是华侨史的研究学者，只是想当然地归纳了这么三点。

那么，广东省华侨中学有什么“可怕”之处？要说“可怕”，那就在“华侨”二字了。在我小学毕业前后，在广州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华侨”，也可以算是一道风景线。要在芸芸众生中把“华侨”辨认出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国民每年的布票是一丈三尺六寸，大人都不够做一套衣服，因此，几乎人人都衣衫破旧，灰灰黑黑的样子，而那些“华侨”，尤其是“华侨青年”，都是穿着具有东南亚特色的花衬衫，花裙子；他们的头发，男的都留着“飞机头”，光可鉴人；女的都是烫发，如绿云似瀑布，艳若天仙；我们读小学、初中，都是没有鞋子穿的，光着脚板上学放学，而他们，不但有鞋子穿，而且是皮鞋！我们出门，都是步行，而他们，却拥有很特别的自行车，来去潇洒。我的同学黄健民，当时就住在广中路，离我们小学不远，我不时到他家里玩，在他家的斜对面有一幢楼房，那里就住着不少华侨，其中包括我中学时代的同学蓝铁运，每到周末晚上，华侨住宅中就会传出异国风情的舞曲声，透过窗纱，可以看到随着舞曲扭动的影影绰绰的身体……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华侨学生”！在广东省华侨中学读书的，就是这些“华侨学生”！而现在，我就要身陷那些“华侨学生”之中，犹如丑小鸭落入天鹅群，以后的日子如何过？！当时，接到华侨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有没有哭过，现在已经想不起了，不便乱写，但难过、伤心了一个暑假，那是肯定的。作为广州人，又住在越秀区，不会不知道华侨中学的所在，它坐落于维新路，即现在的广州起义路，离海珠广场不远，我曾数次从校门前经过，但是，谁敢迈步踏进那校门啊！所以，我对它的内里乾坤一无所知。

就这样，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小伙伴司徒家宝、黄健民、陈焕明、潘达华、赖志岳、林唐公等，还有那些可爱的女孩莫琼芳、何绮文、温小华等，要进入那“虎口”了；幸好，不是我一只羊入虎口，我的同班同学刘象潜、曾新民、麦妹珠等，与我共同“赴难”。

    这就是我的小学生活的回忆，中学时的回忆，则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