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中路到维新路

                                  ——我的小学生活回忆(1955.9——1961.7

                              陈贤庆

       (一)

我家的祖籍在广东省的阳江县。但我是在广州市出生和长大的,因此,我总说自己是广州人。

194842日,我在广州某医院出生。我不想把自己写作一个神童,三四岁五六岁时的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实际上,我只是从大哥抱着我照的一张像片上知道自己一岁前的尊容;我只是从母亲的口中得知,194910月国民党军队撤退,炸断海珠桥时,差点把一岁多的我从床上震下地,如果真是那样,说不定我会变成个痴呆儿。以前我们家也住过几处地方,但我毫无记忆;大哥、二哥参军离家的事,我也毫无印象。我从懂事起,就发现我们家只有4口人:父亲、母亲、比我小3岁的妹妹和我自己;知道我们家住在越华路小东营那条巷子。

先说说越华路。父母为何从别处搬到越华路来住,还有别的原因不得而知,但那小东营16号的屋主叫吴詹伯,是阳江籍人,应是父亲的相识,因而租住了他屋子楼上的一部分。越华路是越秀区的一条安静的马路,经过的车辆不多。越华路长不过一公里,东到仓边路,可再通往豪贤路、法政路、中山四路等;西到吉祥路,可再通往中山五路,广州市政府、中山纪念堂等;北以短短的正南路通往德宣路(后叫东风路),可再通往小北路、中山纪念堂、越秀山,广东省政府等;南以同样短短的广仁路通往广卫路,再通往永汉路(今北京路)、中山五路、中央公园等。越华路还有一条巷子,离小东营隔着马路不远,叫旧仓巷,可直通中山四路的城隍庙。旧仓巷内,还有一条内巷,叫炸粉街,街内还有一所小学,就叫炸粉街小学。

我们所住的巷子何以叫小东营?原来,清朝时,越华路西段是总督衙门,东段是兵营,驻兵拱卫总督府。应该有个大兵营,我们所住的巷子是小些的兵营,故名小东营。民国时期,总督府成了广东省政府、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广东绥靖主任公署、第四路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新中国初期,这里还是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以及广州警备区。门牌是越华路118号和116号。叶剑英元帅便是在此办公。后来省市两级政府搬离,这里是广东省民政厅办公地。当年,民政厅内还是庭院式建筑的一座大院,古树繁多,鸟语花香,从大门进去,是一条整齐宽阔的花岗岩石板路,路中间有一座牌坊,上刻烫金的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大字。当年我常经过其大门,似没有进去过,远望已觉可观。综上所述,越华路的地理位置是很不错的。但是,数十年变迁,民政厅大院已不复存在,早被各类高楼房屋分割占据。而越华路东段,也建了不少高楼,昔日的静谧气氛也早已消失。

小东营是一条普通的巷子,除了巷子两边的房屋,我最记得就是巷尾与锦荣街交界处有一棵大榕树。小东营又不是一条普通的巷子,还有一点光荣历史呢,1911年4月,黄兴、赵声等领导了辛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当时他们就是把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小东营的5号,而那间大屋子,后来便成了市级的保护文物。就因为那市级的保护文物,在改革开放后不知哪一年,我们所住的那一片房屋都被拆掉,建了一个小型的辛亥广州起义纪念公园,摆放了辛亥志士的一些塑像。也就是说,我们的旧居已不复存在了。在小东营附近,有锦荣街、都府街、史巷,还有广中路。这些街、巷、路,其实都是小巷小路而已。

我们住在小东营16号的一间大屋子的二楼,并非“居者有其屋”,仅是租一位同乡的屋罢了;也并非独住二楼,楼上便住有三户人,我们家不过是只占一房一厅,而厨房厕所冲凉房则是三户人共用的。那一间大屋的结构,用现代建筑学的眼光来评价,简直失败得不可思议,楼梯露天在外,上下两层,只有南北开窗,但屋顶却开着一个天窗。那种天窗现在难得一见了,是用一根大绳子在楼下操纵开合的,如果遇到骤雨,来不及拉合,屋内便会进雨。因为要开一个天窗,二楼就有了一个大口子,可以望见楼下的动态,因而上下楼之间,亦“鸡犬之声相闻”。更可怕的是,楼下煮饭的烟,经常就从那大口子往上串,楼上的人天天要受此污染。

楼上三户人家,如果都有相对独立的空间,那还过得去,只可惜,三户人家的三间房,都是用木板隔成,而且不过是两米多高,远未到屋顶,因此,完全谈不上隔音,谁家有什么声响,整屋子的人都能听到。与我们同住的是罗家和潘家,潘家人少,主人客气和蔼,与我们没有矛盾;但罗家两夫妇,养有六个儿女,要想安静过日子也难。其大儿子,比我年纪小一点,喜爱安装矿石收音机,经常在夜深焊接零件,弄得嘎嘎作响,多次提意见也不接受,让你既愤怒又无可奈何!不过,有时想想,我也经常唱歌拉二胡,人家也未必喜欢。那厕所冲凉房,早晚经常要轮候,最要命的还是那厨房,三户人六个灶,一到煮饭的时候便挤在一起,那时用的是柴炉或煤炉,要把柴尤其是煤球或蜂窝煤点着,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边在炒菜,那边生炉子煽炉子的事常有发生,要想彼此之间没有矛盾,那几乎不可能。

我们所租住的,是二楼其中的一房一厅。那房间,大概20平方米,摆了两张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柜兼杂物柜,一张写字台,一个梳洗台,所能活动的空间就不多了。那张中等床,是父亲睡的,那张大床,是母亲和我以及妹妹睡的。我到多少岁才离开那张大床,现在已难以记起了,肯定是,父母认为我到了实在不该和两个女的同睡一床时,才把我安排到厅里,弄一张小床,晚上铺早上拆。那厅里,我还记得原来摆着一整套酸枝木的桌椅,那大概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了。到了1961年我大哥回来后,又不得不用一些木板在那厅里隔出一个小房来作睡觉,客厅其实已消失。

父母工作的工厂,就在我们家的后巷不远,在我们所住的房间的窗户,即可望见厂房。父亲在厂里当会计,月工资六十多元,工作环境会好一些,而母亲不过是个工人,计件工资,大概每月能赚三四十元,不过,她每天做的是拆水泥袋及糊水泥袋的工作,水泥的微粒应吸进不少,所幸的是她后来的肺部没什么毛病。

唉,这就是我们家在五六十年代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可以说是恶劣的,但父母能创造出这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在当时来说又是很不错了,比起许多广州人,又还是优越了,那时,住在省城的广州人,大多都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乡村人,用“赤贫”来形容也不为过。我这么说,决不是对新社会的污蔑,经历过那些日子尤其是三年大饥荒的人,相信不会指责我用词不当的。至于具体事例,下面还会提到。

我稍有印象的事,是资产阶级改造和公私合营的情形,那大概是1954年,父亲他们的永生仓库无法“永生”了,要由政府接收,我依稀记得那时马路上常有队伍敲锣打鼓走过,还放些鞭炮,去到某一店铺门口,贴上一张大红纸,说明那间店铺“公私合营”了。

大概6岁及7岁时,我有幸入读越华路幼儿园。那时入读幼儿园要什么条件,要多少学费,我已无从知之,但肯定不会很困难,也不用很多钱的。至于我在幼儿园的生活如何,如果我能写出来,那肯定是虚构了,我唯一能记住的,就是自己早上拉着读小班的妹妹的手走去幼儿园,傍晚又拉着她的手走回家,而不是由父母接送。那时,还没有拐卖儿童的事发生。 

         (二)

19559月,我这位“民国遗少”和其他七岁的孩子一样,享受到教育的机会,进入到离所居住的越华路小东营的家不远的一所小学——广中路小学。别以为广中路是一条大马路,其实是一条比巷子大一些的内街,但那是一条并不行车的安静的内街。那里有一所小学。这所小学现在还在,我有时也经过,但已很难和以前作比较了。而实际上,以前的学校结构如何,我已经说不清楚了。当我怯生生地踏进学校时,我被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带到了一间比较暗淡的教室。我知道,我是一年级一班的学生了,班主任就是那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叫陆景群。陆老师年轻漂亮斯文,小孩子常惹得她生气。不过,她的法宝是讲故事,一讲故事我们都静下,她讲的故事有苏联的《绿锁链》等。不久,我又知道,校长是一位女教育家,叫钟爱照。

我原来以为,我入读广中路小学,一开始就在本校上课,最近我才从旅居加拿大的小学同学黄健民那里知道并回忆起,一二年级时,我们是在越华路小学的分校上课的。为何在那里上课呢?原来,就在我们入学之前,学校发生了一场火灾,波及几间课室,幸而没有学生死伤。因为这事,我们入学以后,就要暂时借用越华路小学的分校上课。据黄健民同学回忆:分校的位置在越华路、市委后院的旁边。是一间书院型的古老大屋。搪笼门,入内一块大木屏风,进去是大堂及几间课室,再走是一大片空地,南面有一大舞台,接着有一小高地,上面满佈热带植物,有一凤眼果树在其中。再南就是市委地盘了……经他回忆,我也有依稀印象了。

1955年9月,我入读广中路小学;1958年9月,妹妹入读越华路小学。越华路小学就在小东营的巷口处。广中路小学和越华路小学并不远,中间隔了一些房子而已。当年,我们并不了解,越华路小学与广中路小学有什么特别,数十年后,我从互联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才真正了解越华路小学,还有广中路小学的历史,还真要详细谈一谈。原来,越华路小学,它的前身,竟然是广州最古老的书院——越华书院!越华书院是广州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越华书院建于1757年,地址在市政府后院,现在越华路105号。据史书记载,当年越华书院“院舍有四进:前座为大门,二座为大堂,三座为讲堂,后座为书楼及先贤祠。两厢长廊,另尚有堂、厅、室等20余间。环境幽静。延请名宿为山长,以培养‘处则抱真学问,出则有真经济’之人才。”当年,林则徐到广州禁烟,就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坐镇越华书院指挥,并编纂成《四洲志》一书。清代,广东许多文化名人在越华书院任教或求学,如王映斗、叶衍兰、梁跃权、李文田、黄任恒、刘士骥、郑小谷、刘斌华、陈在谦、潘衍、潘桐、冒广生、潘飞声、叶恭绰、澎湃等。越华路当年叫司后街,晚清时司后街扩路,因越华书院而定名为越华路。1901年,清政府下令书院改为新式学堂,1902年,越华书院便改名为广州府中学堂。1910年,书院北边地段开路,占用书院部分地产,故以广州府中学堂定名为广中路。

民国期间,广州府中学堂改称为越华路小学,后来,在广中路也建一间小学,故名广中路小学。越华路小学的主校在小东营巷口,越华书院旧址叫越华路小学分校。当我刚入读广中路小学时,学校因早前失火,烧了一些课室,结果,一二年级时,我们便借越华路小学分校上课,待广中路小学修葺完毕,再回去上课。因此,我还依稀记得越华书院残余部分的风貌:当时仅剩一进大屋,中间一个天井,四周有四个房间作为教室之用。妹妹1958年9月入学,一年级也是在分校上的课,二年级才回小东营主校。我和妹妹能够在越华路小学读过书,与上述历史文化名人有某些关联,应是很自豪的事,但当年,我们都并不知道越华书院的历史。时至今日,越华书院已无存,而越华路小学亦名称无存,并入广中路小学。有学者以及越华路小学的校友感到很痛心,呼吁政府,建议将广中路小学更名为越华小学,以沿袭厚重之历史,但如此一来,广中路小学的校友也不肯了,当然,更不知政府有无闲心管这样的事。

我们在越华路小学分校读到二年级,才又回到已经修葺好的广中路小学。对于我来说,会方便些,因为从小东营转入锦荣街再走不远,即可到达学校,走的都是内街;而到越华路小学分校,则要过一条马路,即越华路。不过,当年,马路上是没有多少机动车的,过马路也安全得很。

岁月在无声地流逝,我从一年级升上二年级再升上三年级……我已很难准确地记起,我是在哪一年级当上班长,哪一年级加入少先队,哪一年级当上大队委,总之用“少年得志”这个词来形容是没有错的。不过,我自己知道,我并没有多大的才能,尤其是领导才能,纯粹只是“乖”而已。而一个男孩子“乖”,往往和“钝”只是一线之差。

小学的同学仔,我能记起的,有司徒家宝、陈焕明、黄健民,我和他们三人合影过一个相;还有潘达华,我常和他踢足球;还有赖志岳、林唐公,我常到他们家玩;当然还有刘象潜,麦妹珠,以后到了同一所中学同一班;此外,还有莫琼芳、何绮文、温小华等几位长得较漂亮可爱的女生,这再一次证明了,男人都是好色的。2011年,旅居加拿大的黄健民回国探亲,在中山找到我,后又与我、温继懋和何绮雯在广州北京路太平馆餐厅见面聚旧,大家共同回忆,原来,我的小学同学还有温继懋、钟永年、曾新民、杨达文、黄燕华、邓瑞莲、卢国光、简洁珍、张大卫、胡华珮、谭汝钧、李明玉、祝万里、叶笑珍、黄世豪等。

小学的同学最可爱之处,就是大家都住在越华路、广中路,以及附近一带的大街小巷,如正南路、广仁路、广卫路、小东营、锦荣街、都府街、史巷等;放学之后或晚上,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玩。那时似乎没有什么男女界限,可能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吧,我记得我和莫琼芳就很要好,因她是班长我是中队长,身份相配嘛;而我和温小华则是小东营的邻居,她妹妹温穗华与我妹妹同学(还有一妹叫温新华),我也时到她家玩。

小学六年中,我都是班干部,不是班长,就是中队长;而在学校少先队大队中,我是大队委,有个会拉小提琴的很出色的叫杨多的女孩当大队长,第二或第三把交椅才是我坐的。从学习成绩来说,我也总是优秀的,语文一科又较为突出。如果因此,就以为我只是一位“书呆子”,或者如现在的“考试机器”,那就错了,当年,并没有“素质教育”这一说,但是,当年的教育工作者,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按照“素质教育”来培养学生。读小学时,我觉得学得很轻松,实在也想不起有哪些发生在课堂上的特别的事情。

当我在广州市广中路小学读四年级的时侯,某一天,学校的体育老师带着我们一班经过初选的学生到越秀山游泳场,进行一些简单项目的测试,测试一,是把头埋在水里,看谁憋气憋得久;测试二,是谁敢从最低的跳板跳下,而不至于大喊大叫。这两项我都做得好,于是便被选入了该游泳场附设的游泳体校儿童训练班。我依稀记得,每周两个下午训练,开始在岸上做些预备动作,然后下水练习,先学习蛙泳,学会规范动作后,就训练耐力,从25米,50米,100米,500米,游至1500米以上。之后,则学习自由泳,仰泳,蝶泳等。其实,我只有蛙泳还算过得去,其他几泳,都缺乏耐力而无法坚持。大概游了一两年,我因怕苦怕累,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并非这方面的材料,于是,当了逃兵,自动离队了。不过,这一段经历,毕竟使我学会并爱上了游泳,把游泳锻炼坚持到今天。 

在我小学阶段,我还有另一爱好就是踢足球。我所在的广中路小学有一个小型的足球场,而我所住的越华路离中山纪念堂并不远,那时中山纪念堂是开放式的,可以随便在里面的草地上踢球。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不是在学校就是在纪念堂踢球,足球技术就这么掌握和提高。到了五年级,我被选进了校队。那一年,全市小学生足球锦标赛,我队轻易打败了炸粉街小学等队,小组出线。之后,大概是六个队在越秀山体育场争夺越秀区冠军。当时都有些甚么对手我已忘记了,只记得我当时司职后卫,但也进了三个球,其中有一场进的一个,是在自己的半场,大脚踢向对方的球门,高高坠下,结果进了!另外有一场亦终生难忘:我跳起争抢头球,结果鼻子撞向对方的后脑上,当时鼻子出血,完场以后发现鼻梁骨隆起,之后,我鼻子中间就凸了起来。以后新结识的人,都会认为我天生如此,却不知是足球让我破了相,尽管还不算太难看。经过了多场激战,我们获得了越秀区冠军!之后,大概又是六个队在宝岗球场争夺全市冠军。这回我们可遇到真正的对手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华侨小学队,因我们都要仰望,才能看到他们队员的下巴,如何与之对抗?总之我们仅仅胜一场,其余落败,只得了第五名。 

我校虽然在市里只获得第五名,但我们毕竟是越秀区冠军队,所以,越秀体校少年足球队挑选队员时,我校校队的多名主力队员都入选,其中也包括我。在我小学六年级,每周大概也是有两个下午到体校训练,练传、接、停球以及射门等基本功,练二过一、三角短传、装越位等技战术。那时正值国家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人人都吃不饱,而我们还要练球,其艰苦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们身处越秀山体育场(要凭队员证方可入内),经常可以很轻易地看到一些足球明星,并与之交谈。当时广东足球队的前锋五虎将:程洪深、黄福孝、关辉舫、廖德营、杨霏逊,本是我们的偶像,想不到现在就屹立在我们面前。还有以前只可远望难以近观的国家队名将,如张宏根、年维泗、丛者余、苏永舜等,如今也近在咫尺了。 

每当有球赛的时候,我们这些小队员就拿着小板凳坐在球场的四周,把踢到界线外的球检回来,工作不难但责任重大,毕竟是在数万双眼睛的注视之下,不容有丑态。有时,我又被安排去扭大钟。当时越秀山体育场没有电子计时钟,球迷观众有手表的也不多,全靠场边一个大木钟掌握时间。我们两三人,手拿一个小时钟,坐在大钟背后,每过五分钟,即把木做的分针移动一格。做这工作当然不如检球,检球虽晒着,但可观看全场,拨钟则只能在一小孔远观,当然吃亏了。

在小学阶段,我还参与了音乐活动。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我刚上五年级,学校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选派几十位学生到广播电台去录音,而我也名列其中。那时电台经常教唱歌,有教歌者也有学唱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show”。我已记不清当时的广播电台在何处,只记得进入录音大厅时,有一种神秘以及惶恐的感觉。等了一会,有一位男人出来教唱。他用歌曲的原调教,大概是G调,唱得我们声嘶力竭。歌名我已记不得,歌词模糊记得有这么一句:“亲爱的毛泽东,亲爱的共产党”,而曲子则准确无误地记得如此:05 55 | īī ī0 | 05 55 | ī  7  | 6——|。数日后的一个下午,当我在越秀山游泳场游泳的时候,从广播器中听到节目的播出,我稚嫩的歌声当然也在其中。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的音乐活动。而随后,我也被选入越秀区少年宫的合唱团。

       (三)

下面要谈的,是我读小学时,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我朦胧地记得,1955年及1956年,那时社会安定,社会风气良好,父母亲常带我和妹妹去参加一些烈军属的联欢晚会,而一些中学生,也经常在节假日到我们家帮忙做家务,记得一次,母亲唠叨了几天,说那些学生把一张蚊帐洗烂了,其实,我也知道,是我们的蚊帐太破旧的缘故。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我亦有点印象。那时我读二三年级,看到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当然不知道写了些什么,更不知道,我那就在广州的四舅,还有远在云南省的大哥,都在那时被划成了“右派”!可以设想,当时我的父母,是多么的难过和忧伤,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真正了解到,那时的所谓“右派”,原来都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国家的精英分子,想不到因此而倒霉了一辈子或大半辈子!那年虽有“反右派斗争”,但整个社会还算是安定祥和的,11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日,中国各地都大肆庆祝,广州也不例外,当晚,在越秀山体育场集会并放焰火,大嫂和四舅带我和妹妹也到越秀山体育场,后因人太多而退出,不久即传来消息,人们因拥挤而推倒竹篱笆跌入场中,压死了不少,我们则庆幸离开得快。

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广州;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广州;1958年,更是红红火火的一年,那一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主席金日成元帅访问广州,广州人民在中山路夹道欢迎,我作为少先队的代表,这几次,都在中山五路等地手拿花束近距离看到了那几位伟人。1958年,又是实行“总路线”的一年,是全国都在“大跃进”的一年,是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的一年。此三者,在当年称为三面红旗。更有“十五年赶上英国”“五年进入共产主义”等惊人的口号。大跃进不可谓不好,谁想慢慢地爬行?然而,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弄虚作假的“大跃进”,就是祸国殃民的“大倒退”!当年我已读三年级,已粗通报纸,加上父亲等人的议论,常看到和听到水稻多少千斤多少万斤的“大卫星”满天飞!常看到和听到在农村已成立公共食堂,吃饭不用钱的大好消息。

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全民大炼钢铁的情景。那时,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居然筑起了一座土高炉,有些人,主要还是学校的老师,在那里炼起钢来!更壮观的场面是,到了晚上,无数的家庭煮饭用的煤炉被搬到操场上,其中也包括我们家那一个,由母亲提到那儿去。男男女女就坐在自己的煤炉边,把一块铁放在炉上烧,烧红了,便夹出来,用一个小锤子锤打,然后再烧,再打,最后放在水里“淬火”,完成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于是,一块“钢”便产生了,难怪那年头钢产量有那么多!我们当小孩的,有时帮忙锤几下,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到处乱串乱跑,那炉火熊熊锤声叮噹的场面,实在是太好玩了。

要炼钢,必然要有铁,于是,家庭中的废铁和不是废铁的铁,也要拿去交公。一天,我们家里突然出现了一群人,他们是来搜罗“废铁”的,见无铁可搜,忽然有一位说:“那窗条是铁的,要凿下来!”他们真的动手,要把那几根支撑着窗框的铁条凿下来。这时,我母亲以一个妇女的勇气,走到窗下制止:“不能凿,没有窗条这屋会塌下来的!”母亲所说的并非危言耸听,我们所住的屋子并不牢固。那班人先是一怔,后来也觉得要凿下窗条也不是很容易,于是离开。那木窗框上,就是这样留下了几处凿过的痕迹,而母亲的“壮举”,也让她骄傲了几年,她不时会向人提起,屋子未塌,似乎全在于她那庄严的一声。

还有一件乐事,不可不提。那时还有一个“运动”,叫“除四害运动”,何谓“四害”?老鼠、苍蝇、蟑螂、麻雀是也。前三者,的确要赶尽杀绝,然而,麻雀因会吃点庄稼,也被归入赶尽杀绝之列,可叹!这任务,就交给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智慧确是高超的,想出了许多消灭麻雀的办法:用弹子、气枪射杀;架梯上树端鸟巢;设罗网诱捕,这些我都参与过。然而,最绝的,则是全广州城的人民约好,在某天黄昏,一起行动。陶潜有诗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黄昏日暮,正是鸟倦还巢之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全城的人一起高呼,一起敲锣打鼓,我也站在露天的楼梯上,做着这样的事。那巨大的噪音惊得飞鸟无法着陆还巢,只得在天上盘旋;盘旋久了,而噪音未息,一只只可怜的麻雀便倦极倒地身亡,人类就是曾经这样残杀麻雀的!

违反客观规律,违反自然规律,而又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还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那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到了1959年,情况开始转坏,商店里的货品日见稀少,市场上的农副产品日见缺乏,到饭店里吃上一顿饭已不容易,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时,父母亲不时要带我们到街上的饭店吃饭,才能吃到一些鱼肉之类,去得比较多的是广大路与中山路交界的华北饭店,那吃饭的情景终生难忘:当我们去到饭店时,一般是没有座位的,我们必须站在某一张桌子别人的背后,看着别人吃,等着别人离开,然后才有座位;而当我们自己吃饭的时候,我们的身后也站着别的人,他们在看着我们吃,等着我们离开。这是一种十分尴尬的吃饭形式,然而,饥饿之中的都市人,也顾不得面子了。

即使这样的吃饭形式,不久也盼不到了,饭店而没有饭菜供应,这并非天方夜谈。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大饭堂从饭菜任吃到无饭可吃,那亩产千斤万斤的“卫星”已无力再放上天了。在乡下的我的姑姑、舅舅、堂叔等家庭,不时写信或来人求救,他们已处在饿死的边缘,而且真有两位婶婶已病饿而死去!这一目了然的严峻的形势,有人就是视而不见,不肯认错!庐山会议时,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书党主席毛泽东,说了真话,如果这个时候纠正错误,还可以挽救千万人的性命,然而,旷古奇冤的大悲剧却上演了,勇为人民“鼓与呼”的铮铮铁汉,却被自认为代表人民愿望的毛泽东定为“反党集团”的头目,被撤消一切职务!我在年少时即对解放军的将帅无限崇拜,家中贴有一张“十大帅”的画像,想不到,我所敬仰的彭老总,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敌人”,当时只有11岁的我,是无论如何也参透不了其中的奥妙的。

1960年,中国人民陷入了极其苦难的深渊。还是后来刘少奇总结得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时,粮食奇缺,以我们在广州为例,每人每月只有十几二十斤米;油料奇缺,每人每月只有4兩;猪肉和鱼每人每月都不足半斤,肥皂要证,牙膏要证,草纸要证,火柴要证,而数量都是少得不能再少;最记得还是布料,每人每年是一丈三尺六寸,不够成年人做一套衣服!然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吃的问题,这关乎到生命是否能延续。现在的人生怕吃得肉多吃得油多而胆固醇增高,那时的人,恐怕浑身也找不出一点胆固醇来,街上所见到的,多是骨瘦如柴或浑身水肿的人。为了自救,人们只有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街道的大姐们,发明了“双蒸饭”,即把饭煮熟后,再加一次水去煮,饭自然就变得“多”了,这发明立即被推广,人们居然也接受了这自欺欺人,更无营养的“双蒸饭”!不久,又有人发明了“米糠糕”、“蔗渣饼”;不久,又有人发现了“黄狗头”、“小球藻”、“番薯叶”、“香蕉心”可以吃,于是,也弄来吃,而上述那些东西,都是我吃过的!我还曾跟随母亲到下塘一带挖过一些还能入口的野菜,也顺便割一些青草回家喂那只自家养的兔子。当那兔子长到有两三斤时,父母亲合力把它宰杀了,它那血肉化成的营养,应在我们体内保持有两三周时间吧。除了兔子,我们还养过一种动物叫葵鼠,并非当宠物饲养,养他们是为了吃他们,救我们自己。

我们生活在广州市,还能勉强活得下去,乡下人尤其是穷山区以及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的百姓,要吃到树皮、草根、观音土等,据有关部门书籍提供的数据,19591961年,中国每年都饿死一千多万人!那么,最终使我们家能度过难关的是什么?还是那让人背上黑锅的“海外关系”,那“香港同胞”。我的九叔解放前夕在海南读书,解放军渡海,他被迫随国民党军去了台湾;而我四叔则是在解放时去了香港。有这种关系,过去是十分糟糕的,起码有敌特之嫌,父母亲也从不向我们谈起他们俩,但是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父亲也不得不求救于四叔他们了,因为除了我们,还有远在云南的大哥,以及乡下的亲戚们,更需要猪油生油等救命!正因为有了一点油料、食品等的滋补,我们才得以活下去。想想那几年,父母该是多么的艰难啊!

1961年,情况稍有一点好转,原因是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几年来太过于冒进,欲速而不达,不得不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收拾残局,于是,他们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给农民分点自留地,适当放宽农民的种养政策,适当开放农贸市场,这样做,使得农民能够喘一口气,城里人也能见到一点农副产品。在离我们家比较近的下塘,开辟了一个农贸市场,东西虽然贵,但能买到一点。一天,父亲去那里,花了十几块钱买了几条番薯回来。回家后,他大惊失色道:“我明明记得是买了8条,怎么现在手上只有7条?……到底是7条还是8条?……”他拿出木称,称了又称,显得又无奈又痛心。这是我们都牢记而母亲又说了多年的一件深刻往事。

那年,转业在南京教书的二哥回广州探亲,那时商店里已开始出现了一种糕点,叫“高级饼”,其实只不过是纯用面粉做的罢了。既然叫“高级饼”,价钱当然贵,似乎十几二十元一斤,但起码有得卖。二哥带我和妹妹上街,我和妹妹站在那柜台前,眼睛紧盯着那些饼,口水都快要流到那玻璃柜台上!这事,已小学毕业的我当然有记忆,而二哥更是记忆犹新,他后来也忍痛买了一斤回家,让大家开开洋荤。某日,二哥带我们全家到北园酒家吃饭,那时酒家已有一点东西可吃了,但非常贵,我们吃了三四十块钱,还只是半饥不饱,回家后,仍要煮一锅粥吃,这事,也令母亲有了一个多年可讲的话题。到了那年的年末,大哥从云南回来探亲,他那眼睛深深,胡子长长,穿一身旧棉袄的样子,绝对比现在从河南安徽等地来广东行乞的老乞丐好不了多少。农场方面让他回来探亲,大概也怕他饿死在那里。次日晚,我带路把大哥引到长堤及南方大厦。那时南方大厦也有了一些东西卖了,以致大哥很感慨地说:“走完南方大厦,就好象走完了一个城市。”我想,那时云南省赤贫得更是可怕了。如果不是大哥已决心留在广州,如果不是父母坚决支持,大哥再返回云南,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在这饥饿的1961年,我们迎来了升初中的考试。考试的形式是怎么样的?我已无法记起,需要统一考试吗?还是……我只记得,到了夏天放榜时候的事。 

        (四)

越秀山下有一条短短的应元路、那里是迷信与科学的交汇点,既有一座历史久远香火鼎盛的三元宫,也有科学馆和中山纪念堂,甚至还有一所中学,那就是广州市有名的第二中学。这市二中,我每次到越秀体校训练时都要经过它,有时还偷偷溜进去。那优美的校园,富有特色的建筑,令我很喜欢;我知道,越秀山运动场就是二中的运动场,这更令我神往!还有一点,我的大哥解放前曾在那里读书,广州解放后即与许多二中同学入伍参军,所以,这二中,和我也有些渊源吧。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中学和我们小学也是关系户,每年,我校的毕业生许多都可以升上此校,所以,当19617月,经济困难的第三个年头,我小学毕业考中学时,我是踌躇满志的,因为按照我的成绩和表现,没有理由去不了市二中的;当然,我填报的第二第三志愿,是离我家不太远的17中、13中。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到放榜的时候,我得知自己名落孙山!这打击对我来说不小,记得班主任钟伟雄老师也无奈地安慰我说:“想不到,想不到!……不过,能去到省级中学,也不错,也不错!……”

何谓“省级中学”?这要说到另一更沉重的打击了。我考不上市二中,按理说应该会去到17中、13中吧,三年后,我那就读越华路小学、傻傻乎乎的妹妹不是也去了17中吗?而我,不但没被17中录取,也没被13中录取,我的名字,竟然去到了我并没有报考的广东省华侨中学的学籍册上! 这一打击,和现在的高考考生,本来预料会读上中山大学而忽然得知自己被一所民办专科学校录取,恐怕是一样的。40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许多同学,也和我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小学时比我高一届的黎康乔同学也是一样,莫名其妙地被省侨中录取了。1前些年,旅居美国纽约的他回国探亲,曾到母校拜访校长和老师,获得了这样一个信息:原来,从黎康乔同学那一届起,省教厅鉴于华侨学生人数减少,又不想学生质量下滑,所以同意把一些报考重点中学而落选的考生由省侨中录取。原来如此!这“强奸民意”的做法,数十年来,我们竟然懵然不知!不过,即使当年知道了,我们大概也不会去打官司,讨回公道什么的,毕竟能进入中学读书,也是幸运的了。

这么说,是否广东省华侨中学是一所破旧落后的中学?非也!前面钟老师已特别提到,华侨中学是一所省级中学,当时全市并无几所;现在,广东不少市县,仍有些“华侨中学”,但那是名存实亡的,打着灯笼也找不出几个“华侨学生”来,只能理解为由华侨投资或有华侨捐资而建的学校。而当时的广东省华侨中学,是真正为了华侨学生而开设的学校,是名副其实的华侨中学。有的年轻人可能会问,华侨学生从何而来?现在我们千方百计都想到外国的学校留学或“镀金”,会有华侨子弟回国内读书的?唉,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又要交代一点历史了。

华侨素有爱国之心,喜欢送子女回国接受汉文化,祖国解放了,他们更乐意送子女回来读书和参加建设,这是华侨学生的来源之一;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象印尼、马来亚、柬埔寨等,在五六十年代并不发达,以印尼为例,当时的印尼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一任总统叫苏加诺。他是万隆亚非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他于1956年、1961年和1964年三次访问中国。苏加诺英俊潇洒,善于演说,他的革命激情极具感召力。他富于浪漫思想和爱心,曾把自己描绘为“一个伟大的爱人”。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经常会下车同普通人握手交谈,还能在破烂不堪的农舍里睡觉。他多愁善感,看见美景会深深叹息;看见晚霞心里会诗意荡漾;唱黑人圣歌会潸然泪下。他至少结过6次婚,关于他的私生活也有各种传说和故事。他偏爱大型群众集会,第一次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要的是资助建设一座他能不断举行群众大会的巨型体育馆。但他却不善治国,在他主政时期,印尼政局动荡,经济不景气,人民贫困。政府在处理日益恶化的经济问题上束手无策,并引发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印尼许多华侨也送子女回国读书和发展,当然,当他们回国之后才发现,原来祖国的生活环境和经济状况比起异国他乡还糟糕!这是华侨学生来源之二;还有的国家,经常反华排华,象印尼的65年“九三0事件”,苏加诺被推翻,苏哈托上台而进行大屠杀,使得华侨走投无路而大量回国,这是华侨学生来源之三。我不是华侨史的研究学者,只是想当然地归纳了这么三点。

那么,广东省华侨中学有什么“可怕”之处?要说“可怕”,那就在“华侨”二字了。在我小学毕业前后,在广州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华侨”,也可以算是一道风景线。要在芸芸众生中把“华侨”辨认出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国民每年的布票是一丈三尺六寸,大人都不够做一套衣服,因此,几乎人人都衣衫破旧,灰灰黑黑的样子,而那些“华侨”,尤其是“华侨青年”,都是穿着具有东南亚特色的花衬衫,花裙子;他们的头发,男的都留着“飞机头”,光可鉴人;女的都是烫发,如绿云似瀑布,艳若天仙;我们读小学、初中,都是没有鞋子穿的,光着脚板上学放学,而他们,不但有鞋子穿,而且是皮鞋!我们出门,都是步行,而他们,却拥有很特别的自行车,来去潇洒。我的同学黄健民,当时就住在广中路,离我们小学不远,我不时到他家里玩,在他家的斜对面有一幢楼房,那里就住着不少华侨,其中包括我中学时代的同学蓝铁运,每到周末晚上,华侨住宅中就会传出异国风情的舞曲声,透过窗纱,可以看到随着舞曲扭动的影影绰绰的身体……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华侨学生”!在广东省华侨中学读书的,就是这些“华侨学生”!而现在,我就要身陷那些“华侨学生”之中,犹如丑小鸭落入天鹅群,以后的日子如何过?!当时,接到华侨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有没有哭过,现在已经想不起了,不便乱写,但难过、伤心了一个暑假,那是肯定的。作为广州人,又住在越秀区,不会不知道华侨中学的所在,它坐落于维新路,即现在的广州起义路,离海珠广场不远,我曾数次从校门前经过,但是,谁敢迈步踏进那校门啊!所以,我对它的内里乾坤一无所知。

就这样,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小伙伴司徒家宝、黄健民、陈焕明、潘达华、赖志岳、林唐公等,还有那些可爱的女孩莫琼芳、何绮文、温小华等,要进入那“虎口”了;幸好,不是我一只羊入虎口,我的同班同学刘象潜、麦妹珠等,与我共同“赴难”。

    这就是我的小学生活的回忆,中学时的回忆,则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