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新洲关屋寨旧人旧事
陈贤庆
（序）
我们的祖籍是广东省阳江县新洲镇。父亲出生在新洲的沅岭村，我们对沅岭村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得比较多。母亲出生在关屋寨，而我们对关屋寨的情况则知道得不多，总觉得是个遗憾。但身边老一辈人经已去世，问询无门。2018年的夏天，妹妹忽然有一个提议：我们去一趟昆明。为什么忽然想到要去昆明？原来，我们在昆明有一位堂舅关纳勋，他的孙女关兆彧在上海读大学后，也在上海工作，妹妹贤芳与她有来往。舅舅、舅妈及儿子关阳也曾到过上海探望过关兆彧。妹妹接待过他们。妹妹认为，舅舅虽已经88岁，脑筋口齿耳朵都还清楚，尤其对家乡过去的情况，也就是我们母亲娘家过去的情况了解比较多，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因此，妹妹提议，我们今年夏天去一次昆明，主要由我向舅舅进行采访，搜集更多的乡间历史。妹妹的闺蜜、居住香港的同学秦云也有兴趣参与。于是，我们便有了这次昆明之行。
到了昆明后，我们见到了纳勋舅舅和舅母龚守华以及大儿子关阳。不仅如此，我们还意外地知道，纳勋舅舅的弟弟关子韶也在昆明生活，而且，他对关屋寨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于是，经过几次专门的交谈，我将了解到的关屋寨的旧人旧事记录下来。回来后，我首先将相关的资料补充进《我们的父亲母亲》一文之中。然后，也用在《2018夏日昆明之行》的游记之中。此外，我还准备专门写一篇《阳江新洲关屋寨旧人旧事》的文章，谁知，后来思想一松懈，此文迟迟未能完成。更令我难过和自责的是，就在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间，子韶舅舅、我们贤俊大哥和纳勋舅舅相继去世！在难过自责之余，我也稍感欣慰：幸而有2018年夏天的昆明之行，才能从两位舅舅口中抢救到一些历史资料。
2020年的春天，对于14亿中国人来说，绝对会是终生难忘的。一场新型冠状病毒，使得我们天天宅在家中。也就是利用这段“自我隔离”的日子，我正好和远在上海的妹妹贤芳合作，还借助于阳江的杰生表哥，继续完成《阳江新洲关屋寨旧人旧事》这篇文章。
（一）
广东省阳江县东部有个大镇叫平岗，关姓人居多。明末清初，关姓的一支移居到新洲镇附近的乌石地区立村，形成关屋寨这条小村。著名国画家关山月是阳江平岗人，所以关屋寨的关姓人认关山月为同乡，是有道理的。关屋寨的始祖有四兄弟，即关文龙、关文虎、关文超、关文辉，尊称文龙公、文虎公、文超公和文辉公。四兄弟中，以文超公和文辉公的后人为多，文超公的后人占了全村的百分之六十。纳勋舅舅的父亲关嗣苓就是文辉公的后人。至于我们的外公关嗣焕是文超公的后人还是文辉公的后人，舅舅也未弄清楚，有待我们以后查证。但是，我们的外公和舅舅们的父亲为叔伯兄弟，则是肯定的。
四兄弟迁到乌石立村，因都是关姓人，此村就叫关屋寨。立村之时，村人也定了辈分，即“……恒、从、嗣、子、可、克、家”，到我们外公那一辈，是“嗣”字辈，此后，便是“子、可、克、家”。关屋寨建村至今，不足300年，但四兄弟都有文化，子孙也不差，在不足100年间，村里便出了8个秀才。村中男子，除了谱名，还取了学名，如纳勋是学名，谱名是子棠，华勋是学名，子英是谱名，便可见一斑。到解放的时候，全村有480余人，应该很兴旺。
关屋寨历史上有什么名人？笔者暂时还不了解。阳江的文史杂志《炎黄文化》以及阳江新闻网，都刊登过一篇介绍革命烈士陈鸿业的文章，作者是林湘。笔者认为，陈鸿业的母亲，虽是一位平凡的农村妇女，倒是值得一写的。
时间要追溯到清末的1878年，关屋寨一位女婴出生，这就是关自英。文章中所提到她名字的这个“自”字，笔者认为应该是辈分中的“嗣”字，两个字阳江话读起来是一样的。我就将她改作“关嗣英”。
文章中说，关嗣英是“关屋寨佳秀”，那么应是出自某书香家庭或较为富裕的家庭。关嗣英18岁，大概1896年，嫁到附近大沟墟的福庆村。丈夫叫陈永良。由于关嗣英不裹小足，受到家公陈以礼的冷落。陈以礼是位武秀才，他在大沟墟东南建立福庆村，大沟族人又称福庆村为以礼村。关嗣英20岁生下长女陈容好。22岁时又怀孕，临产前，关嗣英被陈以礼赶出老屋，搬到果子园中的磨谷房生产，幸得家婆体谅，亲自带上接生婆到磨谷房日夜侍候。后来，生下儿子，取名陈鸿业，又名陈淦。此时是1900年7月。
陈鸿业7岁入私塾，11岁入读大沟小学，1924年考入阳江县立中学。陈鸿业学习认真，追求进步，积极寻求新思想。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1925年9月，陈鸿业停学，与妻子林有志到广州，经同乡、共产党人谭作舟介绍，陈鸿业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林有志则到何香凝的妇女培训班听课。12月下旬，陈鸿业夫妇回到了阳江，投身到大沟的农民运动。1926年3月初，陈鸿业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中旬，国民党阳江县代表大会召开，陈鸿业担任国民党二区党部常委和农民自卫军队长。1926年5、6月，大沟等村成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到1927年初，阳江工人、农民运动发展如火如荼。但是，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政变，广东国民党当局也跟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阳江的共产党人敖昌骙、谭作舟、谭启沃、陈鸿业等相继被捕。
儿子被捕，关嗣英心急如焚，带着媳妇林有志赶到区政府要人，她表现得大义凛然，怒骂区政府的卫兵和军官。但是，却见不到儿子的面。回家后，关嗣英请家公陈以礼找熟悉的乡亲陈章甫师长相救。家人等了两天两夜，等到陈以礼回来，得到的答复是，此事归陈济棠管。而且，囚犯已经被押到广州了。
5月3日，陈鸿业等16位阳江的革命者被押到了广州后，开始关进警察局，后又关进了南石头监狱，准备长期监禁。家婆因孙子被捕，变得神志不清，某夜跌落水塘淹死。家公陈以礼也受了惊吓而病倒。不久，丈夫陈永良也病了。关嗣英一人支撑着整个家庭。1928年8月25日，关嗣英收到广州南石头监狱发来的通知，叫家属到广州领人。关嗣英准备立即起行。此时，丈夫陈永良和一位盐场的伙计正去送货，船到半路，陈永良突然大口吐血，到东平时抢救无效，8月30日病逝。关嗣英即赶到东平，忍住眼泪，带领亲友将陈永良抬到东平鹰山咀半山腰的一块巨石下埋葬。
埋葬了丈夫之后，还要处理儿子的事。9月5日黄昏时候，关嗣英和媳妇林有志、小儿子陈其硕赶到广州黄花岗。而就在当天白天，广东军阀陈济棠已经下令，用两辆囚车将阳江的敖昌骙、谭作舟、谭启沃、陈鸿业等15位革命志士押送到黄花岗上枪杀。一位广州的好心人将关嗣英三人领到一排排的草席下，找到陈鸿业的遗体。关嗣英忍住悲痛，对好心人说：“我想把儿子的骨灰带回家乡，让他父亲和乡亲们世世代代看见！”于是，那位好心人就在黄花岗，将陈鸿业的遗体火化。三小时后，陈鸿业的骨灰已经放到一个黄皮纸盒里。
关嗣英三人抱头大哭一场，感谢好心人，离开黄花岗，赶到珠江天字码头边，搭船到珠江口，再转上回东平的木船。8日早上，她们到达东平渔港，关嗣英临时决定，不回大沟了，就将儿子葬在鹰山咀他父亲那里，让她们父子相聚……
从出发到广州认领儿子遗体，到将儿子骨灰安葬在鹰山咀，这五六天的时间里，关嗣英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和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得到的；从陈鸿业被捕，到他牺牲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关嗣英又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和痛苦，同样是常人难以想象得到的。面对厄运和浩劫，她能够坚强地忍受，并且能够冷静地处理好一切事务，所以，这位从关屋寨走出来的妇女、革命烈士陈鸿业的母亲，我认为是很值得为她书写一笔的。
（二）
上一节写到关嗣英，除了她的事迹让我们觉得值得书写外，其实，她也是我们的亲戚！
我们外公关嗣焕，有一位哥哥叫关嗣炽，而兄弟俩的姐姐，就是关嗣英！也就是说，关嗣英是我们母亲的大姑，陈鸿业，是我们母亲的表哥。陈鸿业牺牲时，母亲已经16岁。每年，陈鸿业的遗孀林有志都会到关屋寨探亲两三次，乡亲们叫她淦婶。
外公家的情况不甚清楚，但应是一个小康之家，有些家产。外公是一位中医师。他和外婆生了我们母亲关子高、三舅关子煌（学名春荣）、四舅关子英（学名华勋），还有一个舅舅叫阿贵（按辈分不知叫什么）。外公希望有四个儿子，按“荣华富贵”排列，但被一位同族兄弟关嗣耀的儿子先取了“富”字，就排列不成。那位“富舅”，谱名叫关子仁，青年时代不知读了个中专还是大专，毕业后分配到粤北的曲仁矿务局当技术员，探亲途径广州时，他肯定来我家落脚。后来他调回到湛江工作。1968年11月，我到了徐闻某农场当知青，1977年2月，农历年廿九，我送场友到湛江回广州。送走后，在富舅家过年，有《相见欢·湛江度除夕，寓居舅父家》一词记其事：“彩灯凤舞龙游，颂歌讴。焰火冲天响彻，亮高楼。
除四害，山河改，不应愁。独自长吟，滨海眺飞舟。”
母亲关子高出生于1912年。大概1929年，母亲嫁到新洲陈姓的沅岭村，离开关屋寨，期间或会不时回趟娘家，因贤俊大哥其后也到乌石小学读书，学校离关屋寨很近。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广州即将沦陷，父亲陈显唐投笔从戎，离别父母、妻房以及两个儿子，到广州从军参加抗战。之后，久未回家。1971年，父母被遣返回乡间。1974年，在某个静夜，父亲回忆起在抗战期间写下的六首诗，于是，将它们在一张报纸上重新记录下来。其中就有一首《寄呈关岳丈》，诗之前，父亲附有一说明：“于抗日战争中期，在曲江时，接到关岳丈来诗及信，大约嗟怨我远离家庭，所以我即复此诗”。从这说明，可知我们的外公不仅有文化，而且能诗，与女婿写信，也附有诗词。父亲当然更是能诗之人，当即回了信，并附《寄呈关岳丈》一诗：“六载从戎岁月虚，暮云遥望怅何如！一年四季风尘客，万怨千嗟主妇书。尽孝尽忠情未尽，除奸除恶恨难除。几时舒我双眉展，安步还乡也当车。”
父亲的这首诗，我认为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是十分高的。父亲参加了抗日军队，投身到抗日战争之中，一去六年未归家。母亲孤身在乡下老家，带着两个孩子，其嗟怨不会少，连岳丈也看不过眼，不得不写诗及信代女责备。而父亲此时，正在粤北曲江，是可以归家而不归，还是沿海一带已沦陷，有家归不得，我一时难以考证，但父亲六年未归，却是事实。父亲为何不归，其实他诗中亦说得很清楚，中间两联，最是出色：“一年四季风尘客，万怨千嗟主妇书。尽孝尽忠情未尽，除奸除恶恨难除。”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感情跌宕起伏，充分表现了一位抗日军人忠孝两难全的复杂心情，读来催人泪下！父亲当然不是有家而故意不归，末联即表达了他对抗战胜利，早日还乡的渴望。
父亲回忆并记录下的另外一首诗，是《寄呈关嗣焕岳丈大人》。事情大概这样：接上面一封信不久，外公在良垌行医处又给父亲寄来一信，内中附有诗，中有句云：“良木岂甘林下老，垌天福地可安身。”父亲认为，这两句诗有不好的预兆，心中不安。由曲江往柳州途中于曲江火车站候车时，父亲给外公回信，并附上《寄呈关嗣焕岳丈大人》一诗：“想入非非竟莫名，东西来往一身轻。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父亲亦有说明：“此诗寄后，不久得到消息，关岳丈已死。‘无端哭’似成谶语，吟诗落笔应是有注意之处。”
这首诗，留下了起码两件宝贵的资料，一是我们的外公的名字，以前，起码我是不知道的；二是保留了外公的两句诗。外公是一位中医，应属于乡村中的知识分子，在良垌那个地方行医时，也忘不了作诗，把“良垌”二字拆开而入诗，结果成了不祥的谶语。父亲寄去的诗，亦有“无端狂笑无端哭”之句，亦不吉利也。至于父亲从曲江往柳州，当是1942年5、6月间，衢州失守、部队被打散、军长莫与硕被撤职查办之时，国难加深，自己一时报国无门，因此诗中流露出明显的苦恼和颓丧。此诗后两句，乃清末民初之香山人苏曼殊的句子。苏诗云：“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父亲原句照搬，用在此处也十分合适。
外公因何去世？原来，上世纪40年代，大概是1942或1943年，家乡发生霍乱，外公外出给别人治病，也染上病，结果，短时间内，外公、外婆和阿贵舅舅都病死，家道中落，剩下十来岁的子煌、子英舅舅在关屋寨相依为命。后来，解放前夕，父母将年轻的四舅子英接到广州，而子煌舅舅已成家，生了儿子，留在乡间，所以，到土改定成分时，子煌舅舅就被定为贫农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母亲不时嘱父亲代笔给弟弟写信，我们总能看到信封上写着“关子煌收”的字样。有时也看到信内开头“子煌三弟”的称呼。据贤芳妹的回忆，她也不时替母亲写过信封。在经济困难时期，母亲也会尽能力接济弟弟。
外公关嗣焕有一位亲哥哥，叫关嗣炽。关嗣炽生有关子辉、关子伟两儿子。关子辉娶妻陈碧华。陈碧华是陈友熊的女儿。陈友熊与沙云卿同是当时阳江县有权势的人物，可以操纵县长的任命等。关子辉有一女儿叫关秀，嫁给谭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到广州时，也来我们家坐坐。这一房人在解放后的遭遇如何，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会好。
（三）
再说纳勋舅舅一家。纳勋舅舅一家是文辉公的后人。文辉公生了四个儿子，分别是恒、正、富、贵。关贵（姑且这么称呼）生关稳。生下关稳几个月后，关贵就病故了。
关稳就是纳勋舅舅的祖父。关稳娶陈姓妻子。28岁时，陈姓妻子病亡，关稳到金山（美国）的矿场做苦工，五年后33岁时回到家乡，再娶许姓妻子。其后，他买了一条船，在家乡沿海一带做生意，渐渐积累了一些财富，人称“金山稳”。关稳先后生了关爱（女）、关嗣弼、关嗣芝、关嗣莘、关嗣兴、关嗣苓、关嗣苏、关满（女)。其中，关嗣苓就是纳勋舅和子韶舅的父亲。
两位舅舅对他们的大伯关嗣弼，二伯关嗣芝，三伯关嗣莘，这三房的情况，不清楚；对大姑关爱和小姑关满的情况也不大清楚。对八伯关嗣苏的情况知道一些，解放时，关嗣苏被定为地主，上吊自杀了。知道的比较清楚的，是四伯一房的情况。四伯叫关嗣兴，又叫关嗣兰。对于关嗣兴这个名字，我们也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父母的交谈中，经常会提到过，可见关嗣兴是关屋寨中有名望的人物。土改时，这一房被定为地主。关嗣兴被七斗八斗，伤病而死去；妻子因惊怕而上吊自杀。
关屋寨的村民，其实都是亲戚，但因各房各家的实际情况不同，有的致于富，有的陷于穷，而致富与陷穷的原因又多种多样，富者不一定是恶人，贫者也不一定是善类，但是，一旦以经济状况判定“阶级”，再从而划分善恶，就不够合理了。在土改运动中，贫穷者在工作组的启发下，觉悟提高了，原来才知道到自己之所以贫穷，是遭到了富有者的压迫和剥削，于是，便要分田地夺财物，于是，稍微富有的家庭便家散人亡。如果因此使得广大的贫下中农们从此走上富裕道路，也还不错，但是，在其后的三十年间，他们的身份以及经济状况，依然是“贫下中农”，这就很具讽刺意味了。
关嗣兴生有女儿关赛琼、儿子关子泳、关子成、关子汉、关子荫以及女儿关小玲。上述诸人中，关赛琼和关子汉的名字又是父母经常提到的。关赛琼嫁丈夫程浩光。程浩光夫妇都是教师身份，程浩光还是中共地下党员，据说因不满党支部书记不作为，拉上几位地下党员擅自行动，被上级批判处分。解放后仍然从事教育工作。他们的儿子叫程万里，是一位建筑工程师。
关子汉解放前及解放初在广州，还当了沙面派出所的科长，父亲在文革期间的一份交代材料就提到，“我原有曲尺小手枪两支（一支已坏不能用），解放后不久，即上交给沙面派出所，由该所关子汉接收，那时在场的有道生行工友许苏。”但据说因成分问题，关子汉不久也被开除了公职，后死在阳江城。关子泳，似乎是在土改时，被镇压了。关子成，当过警官，娶妻刘宗秀，教师。关子荫，解放前在广州读书，解放时与我们贤俊大哥以及纳勋舅一起参军到云南，后转业在个旧市工作。最小的女儿关小玲，嫁左章权。左章权现在是阳江地区有名的诗词家、书法家。
而纳勋舅的父亲，就是关嗣苓。排行第五。关嗣苓生女儿，纳勋舅叫她二姐，早逝，遗下一子。另一女儿，纳勋舅们叫她三姐，嫁夫李佐朝。土改时，李佐朝上吊自杀。三姐后来改嫁台山县，生一子。儿子后来去了澳门，过继给一位老太婆。又娶了一位富婆，在葡京酒店附近开了一家当铺。第四子就是关子棠，即关纳勋，1930年出生。第五子叫关子韶，1939年出生。第六位是女儿，叫关碧仙，现居住阳江城。
（四）
这里重点讲讲舅舅关子棠，1930年出生，取学名关纳勋。先在乌石小学读小学，在平岗漠南中学读初中，在两阳中学读高中。1946年抗战结束后到广州，有表哥谭亚可投靠。纳勋舅舅先在广州的广大附中插班读高中。1948年便跳级考到华侨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其时的校长叫王淑陶，教务长叫戴诗成，阳江人。阳江籍同学还有沙叶枋等。纳勋舅舅有个与众不同之处，他14岁那年就由家里定了一门亲事，即14岁就结婚了。1949年时，生下一个女儿，叫阿杏。后来舅舅参军去了云南，由家中父母包办婚姻所娶的妻子改嫁。女儿阿杏长大以后，嫁到塘尾村。阿杏的子女即舅舅的外孙子迁居到东莞，现在，阿杏已经四世同堂。
1946年8月，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我们的父亲以国民革命军少校军官的身份退役，没有参加国共内战，而选择在广州生活。母亲也离开家乡到了广州与父亲团聚。他们在广州并没有自己固定的房产，只是暂住在被没收的汉奸的房屋，或租住房屋。但是，他们所住的地方，都成为客居广州的阳江人的聚会和落脚之处。父亲身在广州，不忘家乡的后辈们。1948年，阳江人陈家骅当广州市教育局长，父亲与他相好，于是，他先后将我们大哥陈贤俊、二哥陈贤杰，小叔陈象殷、舅舅关子英（华勋）、堂叔陈象标、表哥戴伯明等招到广州读书。当时到广州读书或教书的阳江籍青年，还有关子汉、关子棠（纳勋）、关子荫、程铁就、姚朝章、蔡传禄、林立伟、谭识高、严建模、左平中等。父母在中华南路、汉民路等的住处，就是阳江乡亲们聚会之所，也是同乡会的会址。2018年7月我们在昆明时，纳勋舅舅一再对我们说起：“你们父亲以他勤奋读书、公正为人、投笔从戎、保家卫国、淡薄权财、爱护家庭的精神成为家乡后辈崇拜并学习的对象，对我人生的成长影响很大。”
1948年4月2日，我在广州出生。因我是父母分隔十多年后所生，值得庆贺，故取名“庆”。一个月后，应是5月2日，本人满月，父母设家宴庆贺，关山月、阮退之等阳江文化名人也出席。纳勋舅舅也被邀请。他后来曾在我家住过，他清楚记得，我当时调皮，跌了一跤，磕破眉心，流了血……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1月，关子棠（关纳勋）以大学生的身份，我们大哥陈贤俊以及关子荫等，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考入第二野战军的军政大学，一路往粤西、广西、云南进发，边学习边行军打仗剿匪。在部队，纳勋舅舅表现是很出色的，一来，他是位大学生，解放之初，哪有几个大学生啊，而且是当兵的大学生！他曾经报考空军飞行员，800人报考，只有两位文化与体格等都合格的，他是其中一位。然而，因为政审不过关，他未能考上空军飞行员。
舅舅转业留在云南，在云南中医学院当干部，直至退休。舅妈龚守华是贵阳人，1954年贵阳医学院附属中专毕业，同年认识舅舅。1958年3月结婚，1960年随舅舅调入云南中医学院，从事临床教学至今。职称是中医眼科副教授。两夫妇有二子一女，关阳、关明（女儿）和关勇，都十分有出息。舅舅舅妈在职时以及退休后，也曾到过不少地方，包括阳江家乡，还有广州、上海、香港、澳门、中山等。舅舅一家，包括舅妈、关阳夫妇、关兆彧等都回过家乡关屋寨祭祖。上世纪80年代，舅舅派关阳专程回阳江，将母亲的户口也迁到昆明，并接她到昆明居住过。最后，她还是回到关屋寨，直到去世。清明时节，舅舅一家会回关屋寨扫墓。孙女关兆彧也回去过两次。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11月，舅舅、舅妈、关阳和关兆彧四人同行回过一次阳江城探亲。
1962年，贤俊大哥回到广州，与纳勋舅舅分开了。改革开放后，大哥为了争取恢复干部的身份，曾回过昆明，与纳勋舅舅见过面。2001年12月，贤俊大哥曾写了一幅书法送给纳勋舅舅：“境界高时无碍物，心源开处有清波”，意思大概就是心胸开阔，看待世间人和事，就会活的洒脱一些。在结集出版时，这幅作品加上一段说明文字：“这是写给关纳勋同志的对联，关纳勋同志，按辈分来说他是我舅父，我和他却是同龄人，小学时同班同学，后又同时参军，又同时受训于步兵学校，毕业后又同时分派到卅七师一一0团任排长，后又同时调到军事集训队当教员，一九五六年后才分开，到一九八二年重逢，他在昆明我在广州，常有来往。”80年代初，母亲在世时，纳勋舅舅曾回广东探亲，到广州探望过她……如此一算，纳勋舅舅和我们家的关系，真非同一般了。
解放后，土改运动时，关屋寨的情况，和全国各地差不多，斗地主，逼他们交出剥削得来的金银财宝。如果能够交出，那还好办；其实有些所谓地主，并没有多少家产，于是，就遭殃了。我们陈家、舅舅的关家都被定为“地主”。其后多年，“地主”以及“地主子女”的遭遇可想而知了。我们的父母和大哥、二哥因为离开了家乡，算是逃过一劫；纳勋舅舅因为离开家乡到了广州，也逃过此劫，但纳勋舅舅的父母、以及留在家乡的弟弟关子韶、妹妹关碧仙就遭难了。
解放前夕，有位国民党军连长陈铁鸿，纠集残兵，组成一支“反共救国军”，在新洲地区的紫罗山上打游击。关屋寨的关子晟也参加了这队伍。结果这队伍被解放军轻易击败，关子晟被押解回村，他供认是关嗣苓指使，于是，纳勋舅舅的父亲关嗣苓便被判刑8年，送到徐闻劳改。1957年释放回村。回村后，关嗣苓还要被监督劳动。由于年老体衰，加上饿病，不能胜任劳动，某日，被同族的侄子关子建踢了一脚，踢到要害，不久去世。父亲去世后，子韶戴着一顶“地主仔”的帽子，30多岁还打“光棍”；文革期间，遭逢乱世，他还差点被人打死。1972年，纳勋舅舅通过关系，将子韶舅舅迁移到昆明郊区农村落户，他才得以娶妻生女，女儿关慧红、关艳红都有出息，子韶舅舅渐渐也过上好日子。2018年7月间与我们叙述关屋寨的旧事时，人还是很精神很健康，想不到，2019年6月去世，但也活到80岁了。
（五）
我们的母亲于1946年到广州以后，直到1971年随同父亲被遣返回乡之前，都没有回过阳江新洲沅安村，更没有回过关屋寨。我们母亲的经历，在《我们的父亲母亲》一文已有详叙，这里就省略了。倒是我们的子英舅舅回去过，但那是在文革期间作为“牛鬼蛇神”被遣送回去的。
先引用父亲交代材料中的一段文字：“我有一位妻舅，名叫关华勋，原在广州河南大塘文化站工作。他在1958年被划右派，曾送去劳动教育。1962年放出来后，亦回大塘入户，但他是在市区做建筑工作，故在1966年以前，他经常上来广州市，都是在我处住宿及食饭。有一次大约1966年5，6月间，他在东山区某建筑工地工作报告时，大塘有电话打到仓边派出所找他，曾叫我找着他叫他回去开会。此后约1966年9月曾被送回乡下，不久，他带有大队证明出来，一样做泥水工，并在大塘派出所申请入户，经过几个月不批准，又要他回去，回去他又出来。我知道这件事后，曾多次劝导他回去参加农业劳动，以后也不再到我家。自去年5，6月之后，没有见过他，不知他的下落。但过去他常到我家，我是犯了窝藏罪，确实不对，公安六条有规定，这样的人是不能乱说乱动的，我应该有此认识。”
上段父亲提到的关华勋，就是我们的四舅，谱名关子英，本来是个善良正派有才华的人，解放后在广州郊区大塘文化站从事文化工作，结了婚，生了一子，叫雄仔，然而，一场“反右斗争”，彻底葬送了他的前途。按理，子英舅舅的家庭成分不是“贫农”吗？怎么也遭了殃？原来，解放前夕，子英舅舅初到广州时，一下找不到工作，父亲便介绍他到台山某地当警察。只当了半年。然而，就此获得了一个“伪警察”的身份，大概在反右运动期间，再加上别的什么言论，便被落了个什么罪名，被单位清退。对此事，父母也很后悔。
于是，四舅工作没有了，户口没有了，还弄得妻离子散。有一段时间，只能住到我们家。据妹妹贤芳回忆，四舅能烧得一手好菜，写得一手好字，会拉二胡，曾耐心教贤芳唱歌，一字一句辅导她学唱《洪湖水，浪打浪》，是个好舅舅。文革前，作为他的姐姐和姐夫的我们的母亲父亲，还可以接济他，帮助他。然而，文革到来，我父亲也变成“牛鬼蛇神”，自身难保，如何顾得他？1966年9月，他被遣返回到离开十多年的家乡关屋寨，还要家乡的“贫下中农”们监督他劳动改造。我很难想象，当时他的哥哥即关子煌舅舅以及他的儿子们是怎样的为难！在那穷乡中，孑然一身回到乡下的四舅是如何生活？当时，乡下也不收留他，他只得又偷跑回广州。后来听母亲说，某日，四舅通过他人，偷偷通知我母亲，到街外见上一面，说了几句话，母亲含泪将身上的10元钱给了他。母亲没想到，这次四舅是来作告别的，他觉得走投无路，在40多岁的时候，也想铤而走险，偷渡香港。结果，四舅偷渡成功，不然，他如何熬得过文革这一劫难？！
四舅到香港若干年后，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当年偷渡香港的人都可以放心地回故地探亲访友。每次回广州探亲时，四舅都会带着大包小包的衣物，接济我们这些内地还很贫寒的亲戚。但我从四叔的口中得知，其实，四舅在香港那几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干着最粗重的工作，赚那么一点血汗钱很不容易，所以，我们都识趣，不会向四舅要求买这买那。有一次，看到从乡下来的两位表弟，请求四舅为他们买一辆自行车，四舅面有难色，但还是唯诺地应答了。其实，四舅是一位有心人。1982年1月，贤芳一家从北大荒回广州探亲，见到了久违的从香港回来的四舅。事先他知道妹妹1976年结婚时，我们的母亲没有能够送什么嫁妆给她，于是，四舅掏钱买了一套衣服，以我母亲的名义送给贤芳。这事，贤芳是铭记于心的。
1985年12月2日，我们的四舅在香港逝世，很怀念他！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他安葬在香港的什么地方，或者他的骨灰安放在香港的什么地方，到哪里可以去祭拜他。
在阳江县城，我们还有一位表哥蔡杰生。杰生哥的母亲，我们叫大姨，过去我也不大清楚与我们家的具体关系。后来弄清楚了，杰生哥的外公叫关嗣湛，是关屋寨哪一位阿公的后人就不清楚，但与我们外公是同辈人，叔伯兄弟。杰生哥的外婆家和关嗣炽的家门对门。关嗣湛有女儿叫关柳眉（应该属子字辈，谱名不详），就是我们母亲的堂姐兼闺蜜，嫁给平田村蔡姓人，生下蔡杰生，因此，蔡杰生是我们的表哥。杰生哥在阳江县当过校长以及在政府部门当干部直至退休，有一女二子，叫蔡传光、蔡传红、蔡传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当他出差到广州时，会来我们家拜访。
七十年代，父母落难回到乡下，我和妹妹每年回乡探亲，都要在阳江城先停留，就是在杰生哥的家落脚。他和大姨给予我们的帮助很大很多。表嫂谭孟布，出身于书香门第，也是一位热情大方的人，我们兄妹同样很感激她。1975年11月，我们的父亲病重入住阳江城人民医院，我和妹妹分别从农场赶回去，住杰生表哥家。大姨亲手熬制中药、人参汤。父亲溘然离世的那个时刻，杰生哥就在身边，接着，他尽心尽力帮助我们料理后事。1984年3月，贤芳与儿子小川，陪同母亲专程回阳江城一趟，探望病中的大姨。2000年后，我们贤杰二哥荷英二嫂以及女儿逸秋夫妇，每次回阳江探亲旅游，都会约请杰生哥吃饭。近年来的清明节，我和贤芳回乡下拜山，在阳江城逗留时，总会约杰生哥以及他的女儿女婿见上一面，饮个茶，叙叙旧。如今，杰生哥和居住在阳江城的关屋寨乡亲关小玲、关碧仙，每周都会约一次饮茶。
还有一事，也值得写写。妹妹贤芳1968年11月上山下乡到了海南东红农场，1977年远嫁到黑龙江虎林县854农场。1982年2月，贤芳回广州探亲，刚好关秀表姐也来探望母亲。在谈话中，表姐得知贤芳去到北大荒，她说也有一位亲戚也在北大荒，于是，掏出记事本，找到那位叫陈慎数的亲戚。也巧了，那位陈慎数，正是在贤芳那个农场，人称“老广”的收购站站长。之后，贤芳回到农场，与陈慎数联系上，两人都很高兴。这之后，妹妹一家与陈慎数一家来往密切。贤芳叫陈慎数为表叔。但是否算表叔侄的关系？事后，我们大哥、二哥还有杰生哥，大家进行了研究和分析，陈慎数与我们一家的亲属关系渐渐得到梳理：我们外公关嗣焕只有一位哥哥，叫关嗣炽，关嗣炽的妻子，是附近笏朝村陈姓的女儿，是陈慎数父亲的妹妹，也就是陈慎数的姑姑。笏朝村陈姓的族谱，陈慎数的父亲叫陈治祥，有五个子女，二女三男，慎数排老五。族谱中，陈慎数只有一位姑姑，没有名字，就写“二姑”。那么，关屋寨的关嗣炽，就是陈慎数的姑父无疑。贤芳叫陈慎数为表叔，大概也只能这么称呼了。
在遥远的北大荒，能遇到一位与关屋寨有关系的亲戚，也算是很难得，很值得珍惜的。陈表叔1955年在家乡阳江大沟镇笏朝村参军。1958年随十万官兵转战北大荒854农场，是农场中元老级的人物。1969年中苏边境珍宝岛打仗期间，陈表叔还担任民兵值班连的连长。婶婶是一位山东支边青年，有一男二女，叫陈军、陈向荣、陈向红，贤芳离开黑龙江后，一直与陈表叔有联系，2012年9月，贤杰二哥嫂随贤芳夫妇回北大荒，还专门探访了陈表叔一家。2019年11月，陈表叔回阳江探亲，也专程到上海探望贤芳一家。
（六）
写了那么多，读者可能会问，你们到过关屋寨吗？想想，还真到过一次。
1973年，那时，父母已经被遣返回乡，在乡间住了近两年。那年春天，二哥陈贤杰从南京、我从徐闻农场，妹妹陈贤芳从海南农场先后回到广东阳江新洲的沅岭村——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家乡。某天，我们三兄妹及母亲，一起到大概十多公里外的母亲的娘家——三山镇关屋寨，去探望我们的三舅。
一路上，我们是步行而去，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才到了关屋寨。我们遗憾地看到，那是一条十分肮脏的村子，村中的街巷遍布猪屎和狗屎。到处破破烂烂，冷冷清清。到了三舅家，三舅当然很热情接待我们。我们发现屋内陈设简陋，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三舅有一女四男五个子女，我们也见到了三舅的儿子关可路，还有关可荫等，他们已经参加劳动，赚取微薄的工分了。当时还是“四人帮”横行的时期，乡村的破败以及农民的贫困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关屋寨的苍蝇实在令我们印象深刻，终生难忘！在屋内，许多个头很大的苍蝇在飞舞，必须随时驱赶。
三舅母为我们弄午饭，特地去买了一块猪肉。平时可能猪肉也不容易吃到。我们围坐在一张很陈旧的饭桌吃午饭。我们看到，无论白饭或肉菜，都常是苍蝇光顾，想赶走也不容易。我虽然已经当了五年知青，对肮脏的食物也习以为常，但那餐饭，还是难以下咽。尤其是二哥，毕竟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又是从南京城里来的，更是觉得难受。三舅当时是个生产队长，生活环境尚且如此，其他村民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了。算一算，那天关屋寨之行，距今又快五十年了，三舅的五个儿女以及孙子一辈大多还生活在关屋寨，不知现在的关屋寨，有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面貌？
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写关屋寨，毕竟它是我们母亲和舅舅们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内中所写到的关屋寨的旧人旧事，不可能包括全部，只能将我们所知道和所了解到的写出来。还是祝愿它能建设得越来越美好，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吧。
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