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香山教育回眸                    

             古代香山的教育状况

            ——香山教育回眸之一

          陈贤庆

香山于南宋绍兴22年建县。在建县时，香山只是由一群孤立的海岛组成，人口稀少，可耕地面积也不多，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穷困，读书人肯定不多，据《香山县乡土志》记载：“香山县立县之前，延福里人梁杞已以好学通经著称。宋仁宗世，自设县立学校，士习翕然称盛，与他州相颉颃。”由于史料缺乏，梁杞的“县立学校”规模如何，已不得而知，但是，这梁杞之举，可称揭开香山教育之序幕。

真正为香山的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应推陈天觉。南宋初，北方士人多因战乱南迁。陈天觉，名元英，字天觉，号香叟，祖籍南雄珠玑巷，后南迁至香山。宋绍兴3年（1133年）中举人，绍兴八年试博学宏词科，特赐进士，授朝议大夫。宋绍兴22年（1152年），陈天觉建议收香山为县，获诏准，并主持建县城，主张县城建于石岐山（烟墩山）以东的仁山一带，故称“铁城”。陈天觉还捐粮数千斛以作建城之资。绍兴26年（1256年），陈天觉又建议办学，首捐重资于莲峰山麓建学宫一座，，从而又为开创香山县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历朝《香山县志》均将陈天觉列入名贤，以志其立县之功。

虽则如此，南宋时期，香山依然人口稀少，只近万户，经济仍很落后，被朝廷列为下等县。经济的落后也决定了文化教育的落后，全县仅建有儒学一所，义塾与私塾极其有限。与邻近的番禺、顺德、东莞等县不可比肩。

香山儒学建于县城东莲峰山之南，即现在中山市人民医院处，内有孔庙，合称学宫，是当时县内官办的最高学府，为参加科举的生员学习提供的场所。儒学生员入学资格有严格的规定，要通过一系列的考试才能录取。录取后，还要划分一定的等级，优等者由官府供给膳食。每年，生员入学的名额由政府规定，大概在50人左右。

除了这学宫，香山建县后没有建立一所书院，直到明朝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才在城内仁山，即现在中山纪念堂地址建仁山书院。书院比之学宫，规模大得多，学生也多得多，并成为邑内的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学生们不仅商讨学术，还会议论政治，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以防“群聚党徒”“摇撼朝廷”。

明代，海盗猖獗，倭寇侵扰，朝廷于是实行“海禁”“迁界”政策，禁止岛民出海捕鱼，并强迫人民内迁，这使得以海为生的香山人断绝生计，更加贫困。明朝的《永乐大典》所记载的“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便是当时的写照。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一直延至清康熙23年。

清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帝因平定“三藩”之乱并收复台湾，宣布广东废止“海禁”和“迁界”令。

香山地域广阔，有山有河有海，气候宜人，宋元时，便是北方人逼乱移居的理想地方。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的荒地、沙田渐渐变成良田，从四乡南迁的人民越来越多，而且多是聚族而迁者，于是，粤语系、客语系、闽语系的人民，便先后汇集到了这块土地。据《香山县志》记载，香山粤语区的沙田话居民主要从南、番、顺等县南迁；客语区居民从粤东梅县南迁；闽语区居民从福建南迁；而石岐话的居民，则主要是宋元之际由江西、浙江、福建一带迁来的中原人。各省各族移民的汇集，实际上也是语言习俗、文化教育的大融合，只要遇到合适的时机，香山土地上的人民，便会焕发出无穷的活力。“禁海”和“迁界”令的废止，解开了香山发展的束缚，于是，香山县的经济、文化便得以迅速发展。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朝政府允许广东沿海如香山县等在政府控制下，可以创建书院。于是，200年间仅得一所仁山书院的香山县，书院渐渐得以创办并发展。到了乾隆年间，新建的书院达到11所，计有景行书院、丰山书院、榄山书院、鳌山书院、旗山书院、桂山书院、东山书院、凤池书院、凤山书院、金山书院、龙山书院等。嘉庆年间，又建书院4所：云衢书院、潭山书院、悦山书院、三山书院。到了道光年间，再建3所：澄澜书院、天衢书院、佑贤书院。到鸦片战争前，全县已有书院18所。到了同治年间，再建3所：卓山书院、烟洲书院、毓秀书院。这样，全县的书院达到21所，遍布全县各主要乡邑。此外，还有许多乡学、私塾等。教育文化的发展，有力地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到清嘉庆、道光年间，香山县的发展水平已赶上与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被朝廷列为大县，从而结束了长期落后的地位。

书院既是教学机关，又是学术研究机关，书院允许不同学派共同讲学，重视学术研究和交流，但是，随着清朝统治者对国民思想的禁锢，以及文字狱的盛行，书院的学术风气日渐衰亡，学生在书院的主要任务，也就是为了科举考试。

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取士，对于过去的举荐制、九品中正制等制度，具有其先进性和合理性，不少优秀的人才，也是通过科举的道路而脱颖而出的。香山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清代康乾以来的知识分子，凭借着较为良好的学习条件，以及日渐浓厚的学习氛围，因而，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并由此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有关古代香山的科举情况，留待下一期再作介绍。

      古代香山的科举情况

   ——香山教育回眸之二

         陈贤庆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用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科举考试的最大获益者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广大读书人视为追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的出路。《英国大百科全书》中说:“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及其定期举行的考试”。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并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分文举和武举两种。它是较举荐制、世袭制等合理的一种选拔人才尤其是选拔各级官吏和将领的一种基本制度。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乡试（农历八月），取六七十名，称举人。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会试（农历二、三月）。分三甲取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若干人，总共两百余人，统称进士。

前两节所述，香山的教育发展始于清康熙23年后，故《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所记载的有香山籍人士的广东乡试题名录，也始于康熙41年；而香山籍人士殿试金榜题名者，则要到乾隆4年才能查到。

乾隆4年，李定元列武举二甲第60名；

乾隆60年，杨汝任列武举二甲第17名；

道光2年，曾望颜列文举二甲第10名；

道光2年，李望海列武举二甲第41名；

道光3年，鲍俊列文举二甲2名；

道光3年，何廷标列武举二甲第19名；

道光18年，麦炽昌列武举二甲第17名；

道光20年，高宝奇列三甲4名、杨帜熛列三甲30名；

光绪24年，何作猷列二甲第10名、李麟昌列二甲81名；

……

香山的科举名人，远不止上述诸人，从其他各类明清档案资料中，还可查到更多，明清两朝，香山县共出进士120多位，如周尚文、黄佐、何派行、杨遇、麦挥、袁三接、李孙宸、何吾驺、麦佑、郑应元、何耀泰、何士祥、卢殿标、何璟、何光尧、陆朝安、刘其昌、何长清、何定江、汪文炳、张丕基、何乃斌、黄占元、李平西、李翰芬等。　

上述明、清两代香山籍文武进士，日后许多都成为名臣名将。如李孙宸和何吾驺，都官至明朝礼部尚书；何璟官至清朝闽浙总督兼福州将军；刘其昌官至云南、广西巡抚；何长清官至广东水师提督；曾望颜，官至巡抚、总督、内阁侍读学士等。

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还收录了康熙41年起广东乡试题名录，每期均有香山籍多位举子，如雍正13年，香山学生侯弼就中举人第一名。咸丰元年，梁之材中举人第二名。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读书人进仕之途，香山籍的读书人也不能例外。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有不少人从少年考到老年仍未考中，50岁考中进士的人看做“少进士”。“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人赵嘏的诗句，形象地刻画出进士登第的难度。

考进士如此难，考举人也并非容易，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除记录了举人的名字，还记录了他们的年龄，从十余岁到六十余岁不等，很有意思。今仅举香山籍“老龄举人”数例：

嘉庆12年举人蔡佑和嘉庆21年举人赵廷魁、麦应甲，中举时均41岁；

嘉庆24年举人郑应仁和道光11年举人张文鼎均42岁；

嘉庆12年举人何健、光绪23年举人郑鼐均44岁；

道光8年举人容骏45岁；

道光5年举人李仲元46岁；

道光2年举人郑应春47岁；

咸丰元年举人刘元贞、光绪20年举人冯心镜和光绪23年举人郑谱韶均50岁；

道光11年举人何闰章54岁；

……

纵观中举的年龄，一般20余至30余岁居多，郑藻如中举时25岁，曾望颜为30岁。香山籍最年轻的中举者，要数光绪20年的缪国钧，刚20岁；而所能查到的最年轻的中举者，当数光绪20年广州府的朱崇礼，年仅16岁，堪称神童。

虽然，科举考试的形式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促进了社会上努力读书求学的风气。

科举作弊会被处以极刑，有的朝代会处腰斩，鲁迅为何家道中衰，就是因为他爷爷牵涉进考场作弊案。但是，由于利益所至，还是有不少人铤而走险，用各种办法作弊。如有种作弊法叫“卖关节”，虽然考卷是由别人另抄过，免得考生在卷面作记号，但考官事前暗中告诉考生：你在考卷第三行第五格出写上“之”字，在第六行第八格写上“乎”字，在第七行第十格写上“者”字，在第九行第十四格写上“也”字。我批考卷，只要见到在这些指定位置写上“之乎者也”的，就批个高分让他中举。毕竟，别人碰巧也在这些位置写上这几个字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科举这形式，还有人凭借它来从事赌博的。香山县三乡人刘学询，1880年到北京参加会试。居然想出了一种赌博形式——“闱姓”，其规则是，将应试者每人的姓印在纸上，定价出售，由购买者填选中榜者的姓，发榜后，按猜中的多少依次获得头、二、三等彩。“闱胜”这赌博形式很快传回广东，风行于广东一带，赌博、舞弊一时成风。

科举制度，历经千余年，终于弊病毕现，尤其是明、清两朝都以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还规定了文章的格式一定要采用八股文，促使读书人养成了脱离实际死啃教条的风气。到了清朝光绪31年（1905年），统治者决定推行新的学校制度, 科举制度被废除。

香山县临近澳门和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香山人最早接触到西方的文明，其中也包括西方的教育，在科举盛行的时候，香山人已认识到另一条求学的道路。科举制度废除之后，香山的教育情况，留待下一期再作介绍。

    香山人的外出求学之路

   ——香山教育回眸之三

                 陈贤庆

十年寒窗苦读，走科举致仕的道路，虽也是旧日香山人接受教育的主要形式，但是，由于香山邻近港澳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又使得香山人的视野更加开阔，眼光更加远大，他们有了另一种接受教育的模式，那就是外出留学。

香山人、近代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生于1842年，是著名的买办，因长期生活于澳门、香港、上海等地，与西方人打交道，才写出《救世揭要》《盛世危言》等对中国社会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文化技术，而如何学习？他的同乡人容闳找到一条路子。

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就是香山人容闳。容闳生于1828年，少年时进入澳门马礼逊学堂。道光27年即1847年，19岁的容闳赴美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旋入美国籍。咸丰5年(1855)回国。容闳留学美国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中国的门户已被英美帝国主义打开，西方的先进武器和科学技术，惊醒了香山青年容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容闳留美的目的。回国后，他从自己身上体会到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用了10年时间，奔走呼号，请求清政府派遣幼童留学美国。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从1872年起到1875年，清政府选派了10到16岁的幼童共120人，分4批送到美国留学，分别入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

清政府原计划是让幼童留学15年后，按年分批回国，但计划到第10年，由于清政府中保守派的强烈反对，1882年，留美幼童被强行召回，留学计划夭折。尽管如此，这批留美幼童，由于接受过西方先进的教育，许多都成为清末民初军政界、科技界和文化界的杰出人物。这120位幼童中，香山籍的就占了39位，其中就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内阁代总理蔡廷干，外交总长及交通总长梁如浩，临时政府总统府高等顾问容星桥、外交官欧阳庚，铁路总办钟文耀，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律师张康仁等。

可以说，容闳以及香山留美幼童的经历，使香山人感受到另一种学习的途径。凭着地理的便利，一些香山人开始自费或由官费派往到香港，到澳门，到檀香山，到日本，到美国留学。
　　唐廷枢，香山唐家人，生于1832年，幼年入香港玛礼逊书院读书6年，在香港巡理厅当翻译。咸丰11年(1861年)开始在英商怡和洋行任事，当买办掌金库，为怡和洋行竭力发展业务。同治十二年(1873年)脱离怡和，受李鸿章委托开办招商局，发展国内外航运业，兴建运煤铁路，开采开平煤矿、安徽铁矿、热河平泉铜矿、烟筒山银矿等。成为中国近代早期著名买办、实业家、民族资本家。

除唐廷枢，唐家村还有唐宝锷(1878～1953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派往日本官费留学。辛亥革命成功后，曾在南北和会中任北方代表唐绍仪的秘书长。唐有恒(1884～1958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农学博士。等等。

孙文，香山翠亨人，生于1866年，9岁入村塾，接受传统教育。1879年，13岁的孙文随母亲到夏威夷檀香山读书，经历过飘洋过海，才会使人心胸开阔，难怪他感慨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要注意到的是，孙文即孙中山赴檀香山读书时，几乎和留美幼童同一时期。另一个让人感兴趣的事是，孙中山并不是跟随其他男人，而是跟随母亲出洋的，这事，起码可以证明一点：在中国内地的民众还是十分重土安迁之时，香山籍的妇女，已经不把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作为可怕的事。

此外，香山学生赴日本留学者亦不少，如郑彼岸、郑贯公、林君复、刘师复、刘觉群、陈庆云、陈兴汉、苏曼殊、魏邦平等。这些人后来亦都成为民国著名的军政界人物。　　

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就收有当时的清驻美大使伍廷芳送请政府表彰香山籍出洋学生郑廷襄的咨呈；分别发给香山县学生杨耀焜、钟荣光赴美游学护照致外务部的咨呈；分别发给香山县学生陆积、陆庄、郭继、梁晋、梁威、梁容、马九、郑社尧、彭连胜等赴檀香山游学护照致外务部的咨呈等。

1909年，美国政府与清政府协定，清政府可以每年利用美国政府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派遣学生留学美国。于是，便出现了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这些留学生限20岁以下，需经考试录取，从档案中查得，第一批便有香山青年、后来曾任民国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的唐悦良。此外，还有徐乃莲、唐榕赓、钟文涛、卓鸿泰、徐应桐、简焕华、黄明道、徐乃运、卓荣思、杨哲、唐天民、李宝鎏、李绍昌、陈宪武、唐官赏、杨炳畲等选取或被派遣。

上述众多的香山人物，不仅对香山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影响，而且对中国近代历史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没有西方现代教育的吸取，就不会出现象孙中山、郑观应、容闳、唐廷枢、唐绍仪这样的人物，香山也不可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源地。

    香山人的外语学习

     ——香山教育回眸之四

         陈贤庆

在清朝中叶，能懂洋话的中国人可谓凤毛麟角。有这么一件史事：道光十五年（1836年）七月二十一日早晨，在福建泉州府晋江县附近海边有一位洋人游水上岸，究系何国之人，由于语言不通，福建省的官员无从译讯，于是请示朝廷，将该来历不明的洋人送到广东香山县之澳门，终于弄清他是英吉利所管辖的玛鲁国人，在英船上当水手，船遇风暴沉没，他抱着一段木头漂至福建海岸。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在这些不平等的条约签订时，中国方面竟然连一个精通外语的人才也找不到，只能听凭外国侵略者任意欺蒙。为了培养各种翻译和外交人才，在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等的奏请下，清政府于1862年（同治元年）8月在北京开设了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和外交人才。 除了北京同文馆，一些省份也开设了同文馆，如香山人郑藻如，就曾掌管过广东同文馆。

通过同文馆学习外语，当然是最方便最正规的事，但同文馆并非人人可进，对于香山人来说，学习外语有另外的途径。

当年，由于澳门是洋人合法的居住地，当地香山人与之共同生活，尤其是商贸的需要，或多或少掌握了一些洋话。此外，有些香山人，因有出洋求学、谋生或经商的需要，很早就自觉地学习外语。如香山南屏人容闳，1828年生，1841年入澳门马里逊学堂，1947年赴美留学；如容闳的堂弟容星桥，生于1865年，居住在南屏，毗邻澳门，他4岁便从洋人学习英语，1874年9岁时便成为官费留美学童。珠江口东岸的香港，也是香山人学习谋生的另一去处，1883年，孙中山与陆浩东就开始在香港接受西方教育。

香山人的外语水平高，尤其是英语水平高，与香山作为著名侨乡有密切关系。早年的香山人，即大批侨居美国的两个“山”，即檀香山和旧金山。

19世纪60年代，陈芳、郑仲、钟初等香山人便已在檀香山创业。1871年，1873年，1876年，分别有孙眉、杨著昆、何宽等赴檀香山；由于陈芳、孙眉、杨著昆、何宽等人创业成功，夏威夷政府也希望他们“多招华人来檀，大兴垦岛”。于是，香山县人大批赴檀香山谋生。1879年，年仅13岁的孙中山也到了檀香山，入读当地的意奥兰尼学校，孙中山通过艰苦的努力，很快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在1882年夏的毕业考试中，他的英文语法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由夏威夷国王架喇鸠亲颁奖品。

美国三藩市因为出现金矿，华侨就把三藩市称做旧金山。早在清嘉庆末年（约1820年），香山人袁生由澳门往欧美游历抵纽约，“乐其土而居焉”。由于旧金山“土产金屑”，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就有华人交相沿引前来淘金。华工刻苦耐劳，美国人喜欢招用，又因国内战乱（时是鸦片战争之后），生计日艰，华人尤其是熟习航海之术、了解洋人风习的香山县人赴美者甚多。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影响的香山名人欧阳庚、唐绍仪、程璧光、张惠长、杨仙逸、杨官宇、吴铁城、程天固、程天斗、朱卓文、陈耀垣、王棠、黄骚、陆灿、姚观顺、李禄超、方日英等，都曾在檀香山和美国学习和生活过。

除了两“山”，香山人还到澳洲、加拿大、新加坡、吕宋等流行英语的地区。如马应彪、欧阳民庆、郭乐等便是澳洲著名的华侨富商。

出洋谋生者有的一去不复返，有的也中途回乡，如孙中山于1883年7月返乡，后又再度赴檀香山。据统计，1852-1882年间，光檀香山华侨回乡省亲者就达4千多人。香山华侨在侨居地，粗通外语尤其是英语，见过世面，即使回到家乡不再外出，也有作为。充当行商、买办，便也是谋生致富之手段。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十三行中充当行商的，许多都是香山籍人，如吴健彰，如刘丽川等。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外贸中心从广州移到上海，广东商人也纷纷北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香山人。而行商慢慢发展成买办，利用有利条件创办自己的实业。会说英语的吴健彰甚至当上上海道台；刘丽川成为小刀会首领。据学者考证，1853年前，上海有广东人8万，其中香山人有两万多。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势力的扩大，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家和商人增多，当买办的中国人也就越来越多。香山买办，如香山唐家村人唐廷枢、香山拱北北岭村人徐润、香山三乡镇雍陌村人郑观应、香山金鼎人莫仕扬、香山三乡雍陌村人郑翼之等，便是享誉于中国近代史的买办。

香山买办具有裙带性，一人当买办，往往带动家族亲友，如莫仕扬家族，在太古洋行充当买办者就达千人，提高英语水平，肯定是他们的必修课。香山人、上海新新公司总经理李敏周遇刺身亡，李妻即请了专门的英语教师，教习其幼子李承基，她知道，学好英语，儿子才能继承父业，管理好现代化企业。唐廷植、唐廷枢兄弟，虽是商人，但深知英语的重要，专门编篡了《英语集全》，以供子侄及国人学习。

近代百余年，香山人在许多方面都走在时代的前列，其中也包括外语的学习。这一大批掌握外语的先进人物，了解西方世界、开展洋务运动、进行工商贸易、振兴民族经济，成为了引领时代的先驱者。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语学习更显得重要。中山的学子们，应继承先辈勇于创新的精神，努力掌握外语这门工具，在未来世界的大舞台上更好地施展聪明才智。

（此文收入2013年出版的中山文史第66辑《文脉相承》一书，编辑改篇名为《香山教育沿革》，内容经重新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