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回国后，积极参加街道和侨务工作，不久当选荔湾区侨联委员。而父亲和我的其他的兄姐，还留在印尼。回到中国后，我们才知道，国内正遭遇“大饥荒”，吃饭也成问题，生存也成问题！因而，父亲也不会让其他子女回国。到了1963和1964年，国内情况好转，父亲又有回国的打算，谁知，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政变，苏加诺总统下台，苏哈托将军上台，大肆逮捕和杀害印尼共产党员，以及清洗异己势力，父亲也遭到通缉。幸而，靠一位相熟的军官帮助，父亲与家人被秘密转移到我姐夫居住的一处小乡间，隐居了十年，与国内的亲人更是天各一方。我三哥因会开车被留下负责运送尸体，才逃过一劫、免于一死。1975年，父亲去世。而此时，我在中国广东三水县的农村，正过着“知青”的生活，无法为父亲送终。这事，成了我终生之痛！计算起来，我和父亲以及其他兄姐共同生活的时间，就只有13年！

   副校长、语文老师方惠民，运动开始不久，即在宿舍上吊身亡。那一夜，他的儿子慌慌张张跑到我们宿舍求帮助，我和其他两位同学马上过去，但是，方老师已经断气了。我曾参加课外学习小组，向方老师学习书法，专攻隶书。我还知道，方老师是海陆丰人，他家是富裕之家，大革命时，曾捐献家财帮助澎拜的苏维埃政权……如今，方老师人死了，还说他“死不改悔，自绝于人民”，我感到困惑……

    到了7、8月间，学生中按家庭即父母在解放前三年的职业及解放后的表现评定出“出身成分”，被分成“红”与“黑”两大类。出身于工农家庭的为“红”的，是革命的；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属于“黑”的，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归侨学生属于“红”还是“黑”？按道理，我们是可怜的一群人，在国外遭到苏哈托的迫害和排挤，被迫远离亲人，回到祖国。有些同学在广州并无居所，就只能住在学校宿舍。我们其实是彻底的无产者。然而，由于我们与海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又有“里通外国”和“敌特”“间谍”之嫌。于是，文革爆发后，在学校里，归侨学生也是被认为“不可靠”的一群，属于受压的一群。那些“红五类”子女，成立了“红卫兵”，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不及“毛泽东主义”，所以称自己的组织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简称他们为“主义兵”。他们可以到北京去朝圣，到各地去串联，但是，我们归侨学生和其他“黑七类”子女，就被剥夺了这些权利。

    对此，我以及其他归侨学生很不忿，想到要抗争。1966年10月22日，我与罗宾、林就利、蓝铁运等一群归侨学生，到广州火车站想冲上火车，到北京去。然而，我们的行动被学校的“主义兵”得悉，于是，一队裤腰勒着军用皮带的“主义兵”赶到火车站，强行将我们截回。当晚，我们这班归侨学生在火车站附近的越秀南路的马路边，坐了一个晚上。我们叹息、疑惑、愤怒。我们最想不通的是，在印尼，在东南亚，我们受到苏哈托等独裁者的迫害，回到自己的祖国，为何却要受到同学的歧视和打击？

    几天后，北京清华大学的两位大学生来到学校串联。其中一位，是同学谭爱卿的大哥谭达逵，他得知我们的遭遇，表示支持我们的抗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10月31日，在学校的学生饭堂，他们组织我们与“主义兵”展开大辩论，批驳“主义兵”没有理由阻拦其他并非“黑七类”子女北上串联的权利。“主义兵”头头们手拿皮带，屁股坐在桌面上，态度十分嚣张。但是，辩论的结果，我们获得大多数同学的支持。在文革之初，北京的大中学生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唆使，到处煽风点火，实际上谁对谁错谁是革命派谁是保皇派，只有天知道。青年学生们其实都是政治家们摆弄的炮灰。但是，这一场辩论会带来的好处就是，“主义兵”也觉得无理和无力阻扰其他同学的行动。

    11月11日，我和罗宾、林善和等同学，终于在广州火车站爬上了一列北上的火车，历尽艰辛，到了首都北京。到北京后，我们住到了清华大学，每天除了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就是到北大、北航等其他高校参观和看大字报，看到了高校学生如何分为两派进行大辩论，也见到了蒯大富、刘涛、张尔纲、武传斌等造反派的头目。除了看大字报，关心文化大革命之外，我们还抓紧时间，畅游北京的古迹和各景点。我们在北京，不愁住不愁吃，足足呆了一个月。

    我们之所以呆上一个月，是和其他数十万各地来京的学生民众一样，要等待毛泽东的接见。等不到，誓不回去。终于，等到了12月26日，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被安排在首都飞机场。凌晨3点钟，我们被叫起床，每人分派四个馒头，四个鸡蛋，然后，小跑到机场，按地点静候。共25万人聚集在一起，场面壮观。如果放在现在，当局就会怕得要命，唯恐出事。但是，在当年，在首都北京，毛泽东已经七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场面越壮观，越说明红卫兵是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领袖要他们干什么，还有什么干不成的？当然，除了各地来的青年学生，还有整师整团的军人手挽手坐在地面，将人群阻隔。四个馒头和四只鸡蛋，在寒冷的12月底，我们维持了一整天。有些体弱的学生，早已晕死过去了。直到下午4点钟，毛泽东的车队才到达飞机场。于是，人们像潮水一样、像发了狂一样，高喊着口号，泪流满面地涌向那车队行进的方向。如果不是有大量的部队战士手挽手造成屏障，后果不堪设想。林善和同学身材矮小，被后面的人推倒在地，如果不是我和罗宾死命将他拉起，恐怕他会被踩死！大约10秒钟，毛的车队便驶远。事实上，我们只能远远地看到那熟悉的身影。林彪身材矮小，影像就更模糊了。毛的车队一离开，人潮又从前面往后退。那退潮的威力同样巨大，满地是被踩掉的鞋子、衣物，甚至奄奄一息的学生……我们无法从马路行走，只有踩着麦田，寻路回城。直到半夜，我们才回到清华大学。

    这样的朝拜方式，现在还有没有？或许在麦加，在拉萨，在平壤……还有吧。谢天谢地，现在没有谁会历尽艰辛去看一眼国家领导人的样子了……

    在北京串联住了近两个月，12月底，我们回到广州。从北京朝圣回来，我们的精神真的振奋了，革命的热情也真的高涨了，回校后，我们立即也组织“红卫兵”。既然对方用“主义”，我们就老老实实用“思想”。于是，我们的组织就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由于我们带了头，其他没有成立组织的同学也纷纷自立门户，有叫“五四战斗队”的，有叫“鲁迅战斗队”的，有叫“井冈山战斗队”的，有叫“大喊大叫战斗队”的。你们那是也成立了“308战斗队”。

    黄卓銮说得对。我们的战斗队叫“308战斗队”，颇有点像特工“007”的味道。其实，当年，黄卓銮他们住306宿舍，我们那几位同学住308宿舍。308就是宿舍号，毫无特殊意义，这也决定了那组织缺乏严谨性和战斗性，因为我这样的“黑七类”子女也混进其中，而且中途还当了逃兵。

    到了1967年初，“主义兵”之外的各组织进行联合，组成“侨中红旗”，隶属于广州地区的“红旗派”。 

第四节   参与武斗，石井抢枪

    在上一节中，我所讲述的，是运动之初的情况。还是两大派以大字报、扩音机等辩论和对骂的和平时期。而就是这样，已使我感到新奇和好玩。在印尼生活，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可以不用上课，可以享受免费旅游，可以到北京接受领袖的接见？……如果说，我是个无知厌学贪玩的学生，那就错了。其实，我毕竟已经回国6年，已经成为共和国的一分子。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运动之初，也是豪情满怀，真心投入到运动之中。我庆幸，我回到了祖国，赶上了好时候，能参加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庆幸，我们可以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人一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叱咤风云，救国救民，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然而，运动的发展，却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学校的两派学生，包括广州市的两大派组织，渐渐从“文斗”发展到了“武斗”！1967年4、5月间，广州城内就出现了枪声。不久，我们学校的两派也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主义兵”占据了教学大楼，而我们则以学生宿舍为据点。两派都有高音喇叭，日夜对骂。这些情景，你可能没有亲身体现到吧？

    黄卓銮说得没有错。1967年过后，我就脱离了组织，搬回广州的家里住，与同班的刘同学一起学拉小提琴。毕竟我属于“黑七类”子女，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去“继续革命”。以下是黄卓銮和他的战友们如罗同学、张同学、蔡同学等在2004年金秋会夜宿雄盛山庄时对我讲述的战斗故事，真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967年6月1日，那天，我们不知从哪里得知，主义兵整理了许多同学的“黑材料”，准备进行“政治迫害”！于是，我们策划一次行动，要冲进教学大楼，抢出“黑材料”，挽救广大同学。当我们冲进大楼后，被主义兵发觉，于是，双方用铁棍水管打将起来。主义兵人数占多，又或者居高临下，我们抵挡不住，且战且退。当时情况危急，如果退不出来，就会成为“俘虏”，后果不堪设想。梁同学眼看有逃脱不了的危险，忽然心生一计，将身边不远的一位女主义兵曾同学的脖子勒住！主义兵的战友们，一下子傻了眼，毕竟投鼠忌器，手中的铁棍不知往哪儿打去。于是，梁同学勒住曾同学，从六楼往下逃。

    当大家安全撤出大楼之后，彼此看看，身上都有或轻或重的伤痕。清点人数，天呀，竟然少了一位战友！那是谁？是高一级的张同学！也就是说，张同学仍在大楼内，或被俘虏，或已战死！这下，可急坏了红旗派的战友！想再去救，那还有可能？！主义兵已将大楼的大门紧锁！红旗派的人马上紧急会商，制定营救张同学的方案。方案之一，当然是立即开动高音喇叭，声讨对方无理拘禁红旗派战士，勒令其立即放人；方案之二，就是聚集全校的红旗战士，在大楼前高喊口号，“严重抗议”；方案之三，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到附近请救兵。附近何来救兵？原来我校对面的华侨补校，学生都是侨生甚至难侨，都住在学校里，少说也有两千多人。谁能担当重任去请救兵？那就非从印尼归来的我莫属了。我当即跑到华侨补校去。华侨补校的大门是一道铁门，我并不知道是带电，我身上有钢盔、匕首之类的铁器，被狠狠地电了一家伙！我用印尼话对里面的学生说了一通，才得以进去，并很快将华侨补校的学生鼓动起来，过来帮忙。于是，傍晚时分，华侨中学的教学大楼，被两千多红旗战士和激于义愤的学生四周围住，声嘶力竭的口号此起彼伏。

    黑夜来临了。是夜，是4月24日，没有月光，夜风阵阵，尚有些寒意，我们或站或坐在大楼前的操场，为救战友，没有谁离去，那情景，确是很感人的。长夜漫漫，我们仍在喊着，仍在斗争着，在穿梭鼓动着，那情景，或许不会比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游行天安门、火烧赵家楼逊色。

    大概也是“人心齐，泰山移”，我们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到了天微亮时，那教学大楼的大门忽然一开，一个人影被推了出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大家高呼着冲上前，把张同学扶住，慢慢走到人们聚集的大操场上。这时，人们在不停地欢呼胜利，并把“英雄”簇拥着。借着黎明的曙光，大家看到张同学伤痕累累、疲惫不堪，又义愤填膺，于是，又一阵声讨的口号响彻云霄。此时，张同学也被眼前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不顾身体的虚弱，登上一处高地，环视四周两千多的战友，然后，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大声喊道：“红旗派的战友们……”他在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那情景，恐怕可与“五四运动”时罗家伦、邓中夏等学生领袖的演讲场面相比！

    8月初，广州沙河地区几乎“一片红”。“一片红”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沙河地区几乎被红旗派的势力占据了，但是，主义兵仍有一处据点，那就是沙河饭店。于是，在某一天，广州红旗派对沙河饭店那据点发起总攻，我们也被召集参加战斗。经过激战，终于把盘据在该饭店的主义兵赶走。在回校的路上，我们大声地议论着刚才的战斗，叙述着战斗中的每一个细节。忽然，有人有感而叹道：“沙河饭店的主义兵是赶走了，但是，我校的主义兵，还有八一中学的主义兵仍占据着教学大楼！”这一叹，把大家心中的烈火点燃了，纷纷嚷道：“我们把那据点也打掉！”“对！趁热打铁！”“他们的那套广播器材也太强大了，吵得我们无法睡觉！”“我们的忍耐也够的了！”“把他们打走，沙河才称得上一片红！”……

    回到学校，我们即策划攻打教学大楼。主义兵为了防范对方攻打，已把大门封死。如何把它打开？这时，有人想了一个聪明的计谋，决定制造一个地雷，把大门炸开！说干就干，那同学把一块大石头，中间凿一个洞，放进火药和雷管。就这样，一枚土制地雷诞生了。

    到了某一天，我们要行动了。我们的作战装备，只有手枪一支，是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薄壳枪，已经打不响，但可以虚张声势；每人手中有一支铁棍或磨尖了的水喉管；至于防卫的设备，只有孔同学具有，他在胸前绑了一个沙包，在沙包之上还夹着一本“红宝书”，其作用显而易见，胸有“红宝书”，谁敢刺来？即使刺来，还有沙包挡一下，对方的矛可能不至于直刺心脏。前面是防范了，但身后呢？孔同学的做法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居然想到了用一只锅盖作护背，于是，整个人肯定和“刘罗锅”没有什么区别。当红旗战士们埋伏在大楼四周之后，某同学就象当年的董存瑞那样，抱着“地雷”跑到大门，所不同的是，董存的炸药包无处放置，不得不把它高举，壮烈牺牲；而某同学只需点燃引线，即飞跑到安全的地方，伏在地上，以免伤着自己。他们等呵等，10秒，20秒，半分钟，一分钟……终于，经过了漫长的一分钟，他们终于听到了一下响声——一下比放屁稍响的响声！然后，一切又沉寂下来。

    破门不成，怎样攻进大楼？后来，我们以某个不太牢固的窗户里作为突破口，攻了进去！但是，攻进大楼后，我们遇到了主义兵的顽强抵抗和反击，张同学再一次倒霉，被对方用水喉管插进腰间，显然已不是轻伤了。之后，我们被逼困至二楼一间教室之内。有道是困兽犹斗，为生存，我们忽然产生了无穷的力量，硬是用手中的铁管，把隔墙洞穿，最后逃至阳台之上。这时，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场面忽然在我们面前闪动，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我们宁死也不当主义兵的俘虏！”于是，大家纷纷从阳台跳下。大家都有些轻伤。胸前背后装有“盔甲”的孔同学，当然大难不死，但是，七十年代初，却放弃“革命”外逃，被怒海吞噬了生命！而本已身负重伤的张同学再这么一跳，则伤上加伤，盘骨挫裂，当时已昏迷不醒，被立即送往空军医院，幸好还能从死神手中逃回。 

    攻大楼一战失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领袖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之所以失败，还不是因为手上只有一支打不响的薄壳枪，一枚炸不响的地雷吗？如果有真刀真枪……

    当时的形势是，主义兵有枪，而红旗派没有枪或枪不多，广州的红旗派说是为了自保，要以枪弹武装，但那枪弹从何而来？

    有探子探知，在佛山某军事仓库存有枪弹。于是，我们策划去抢。但怎么去佛山？必须有汽车吧。于是，印尼侨生陈同学居然在某处偷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在我校附近的旧天河机场空地上学习驾驶。他只学习了半天，就敢于上路。于是，我们一行人，坐着那部卡车，往佛山而去。由于陈同学驾驶不熟练，汽车左摇右摆，很是惊险。于是，我干脆掏出驳壳枪，站到车门边，一手扶着车窗，一手高举着枪，口中大声嚷着：“闪开！闪开！……”所到之处一两百米的人和车都纷纷躲避。我当时的形象，不知可否与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大队长刘洪可有一比？到了佛山，扑了个空，也找不到什么军用仓库。回程时，陈同学依然危险驾驶，我依然扮演着刘洪的角色。

    几天后，又有探子探知，广州市北郊的石井仓库，存有大量枪支弹药，于是，广州红旗派决定去强抢，而我校的红旗派战士也参与这一行动。

    8月20日下午，我校红旗战士分乘两辆卡车，我与罗同学坐在前面的一辆车的驾驶室内。车头放着一支薄壳枪和两枚手榴弹。汽车直驶向石井方向。驾驶汽车的，依旧是陈同学，几天的工夫，他的驾驶技术并没有很大提高，一路上，汽车左摇右摆，又吓得我半死。到仓库抢枪支弹药，是很严重的事件；而事实上，那里的枪支弹药，又已经被主义兵抢先控制了，而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到了三元里火车北站时，在前面公路四周的小山头和树丛中，早已埋伏着主义兵战士，各种轻重机枪的枪口指向公路的同一方向，那情景，和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的战斗场面绝对相似！我们就像钻进了平型关八路军埋伏圈的日本兵一样！可怕的是，我校那两辆卡车上的人，并不警觉，开车的陈同学也不警觉！当车子进入了对方埋伏圈时，即听到一声警告的枪声。见此情景，陈同学想脚踏油门冲过去，我大喝一声“停车！”陈同学也下意识地脚踏刹车，将汽车停下来。我们如果硬冲过去，那么，“平型关战役”立即重演，我这一声喝叫，救了两车战友的性命！……

   写到这里，我要郑重地证实，黄卓銮说“我这一声喝叫，救了两车战友的性命”这话，一点也不假！就在不到10天前，即8月11日，广州市17中学的井冈山兵团接到一个电话，说支持红旗派的部队作家、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在白云机场被主义兵扣押了。于是，17中井冈山兵团的战士在兵团司令王希哲的率领下，乘坐一辆解放牌卡车赶赴白云机场救人。同样是到了上述地点，开车的学生个子矮小，开车技术也好，当他发现危险时，不是刹车，而是缩着头冲关，结果，埋伏在四周山头的主义兵的枪弹齐发，裸露在车厢中的井冈山战士纷纷中弹。司机硬闯过去，开车辗转回到红旗派的大本营中山医学院。结果，是役，井冈山战士死亡8人，受伤十几人！我妹妹当时也是17中井冈山兵团下属的“战广州小组”的战士，1967年时，16岁的她，在中山医学院驻扎了整整一年（住上一年而天天还能吃上饭，光这事让我这位当年的逍遥派感到不可思议），负责刻蜡版出小报的工作，对这事记忆犹新。“8.11惨案”，成了17中老三届同学永远的伤痛！

   当车子停下之后，四周的主义兵战士荷枪站起，车中的我们不得不下车当了俘虏！我们被押着赶到铁路边，那里有一些废旧的火车厢。我们看到，在路轨边，躺着一位主义兵战士的尸体，不知是什么时候牺牲的。义愤填膺的主义兵战士喊道：一定要找一位来垫尸底！找谁？忽见那群俘虏之中，有同学高出别人一头，他就是马同学。于是，他准备被拉去枪毙，充当垫尸底的角色。情况非常危急！后来，还是觉得太残忍吧，主义兵的头头们放弃了这一决定，马同学才得以生存下来！

    我们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皮肉之苦后，被关在了一列运货的火车的两节车厢之中。每节车厢只有两个小窗眼。时值七八月盛夏，其苦可想而知。毕竟是青春年少，又经历过战斗的洗礼，我们十多人在几乎密封的车厢内，情绪激昂，热血沸腾，高声齐声地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那情景，真可以说比小说或电影《红岩》里的情节更悲壮！车厢内的人在唱《国际歌》，车厢外的人不可能不理，不理会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或“国民党”？于是，一位战士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把枪伸进气孔之中，往里面“啪，啪”就是两枪，子弹没有打着人，但里面的歌声停下来了。那战士把脸贴近气孔，往里面看，这一看，让他吃了一惊！他看到，里面竟有几位，是自己初中时的同学兼好友！虽说“文革”和“武斗”，已弄得人们六亲不认，但毕竟有些人还是良心未泯的，包括这位战士。于是，我校那两车俘虏，被关押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获得释放，而不是被拉去活埋。30多年前，在广州市北站，已上演过一幕“辛德拉的名单”，当事人姓梅，在以后我还会提到他。现在他生活在加拿大。十多年前，老梅曾回国探亲，与我们谈及往事，感慨！

   至于和我一起坐在车头驾驶室的两位同学，司机陈同学，后来偷渡不幸而亡；罗同学现在住在广州某老人院，双腿不良于行，只能整天坐在轮椅上。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探子告知，原来，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华南工学院附近，就有解放军的一个军需库和一个军火库。真是近水楼台啊！于是，华工红旗与我们马上组织人马去抢夺。传达室的卫兵见来了一大群大中学生前来，已有所警觉。我们先派一班小女生前去包围着卫兵，手执语录本，在他们面前大声念语录，诸如“要文斗，不要武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等，弄得那卫兵不知所措。这一招不知算“美人计”“调虎离山计”抑或“声东击西计”，反正其余的男学生拥到了仓库，多人合力抱着一根大木柱子，以暴力撞开仓库那厚重的大门，搬走许多军服、皮带、皮靴、麻包袋……更重要的是，我们搬走了不少枪支，还有炮弹和雷管，甚至一门迫击炮！更为离谱的是，我们居然将一辆装甲车开走！开上道路后不久，又将它开到了水沟去，动弹不得。我们也不管那装甲车了，反而对装甲车顶上那挺可以旋转的重型机关炮感兴趣，有同学回学校找来工具，居然将那挺机关炮卸了下来，扛到华侨补校去玩。

   回到学校，我们用麻包袋将运动场供跳高和跳远用的沙池里的沙子装满一袋袋，运到四楼垒起，形成一道以碉堡为中心的工事！（作者注：当年的战争电影还是起到教育与示范作用的）有了枪，我们就天天拿着玩，拆卸了再安装好，安装好再拆卸下。某天，某同学，记不起名字，只记得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的，居然在教学大楼楼顶玩起了那门迫击炮，他将一枚炮弹放进去炮筒，炮弹碰到撞针，轰的一声，炮弹射了出去，落在运动场上炸开，吓得正在踢足球的几位逍遥派华侨学生立即趴在地上……

   当我们拥有武器之际，也正是运动到了清算无法无天的“革命小将”之时了。

    我们学校的同学，有两个地方可供选择，一是去三水县的农村，另一处是雷州半岛徐闻县的农场。这的确令人难以选择：三水县靠近广州市，回家方便，但是，要落户农村，种水稻，自己赚工分，自己赚口粮，自己煮饭……，听说，三水过去还是血吸虫之区；徐闻呢，虽说农场可以过集体生活，不用种水稻，但离广州600多公里之遥，也是令人生畏的。

    归侨学生是否可以照顾，不用上山下乡？然而，那时的“侨联”已经毫无作用，我母亲当然不希望我离开家庭落户他乡，但是，她和千千万万父母一样，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为了可以靠近照顾母亲，我还是选择了去三水县农村插队吧。我们的下乡并非自愿，是按毛的上山下乡指示执行的政府行为。

                     (未完待续）

    本文的标题原为《归国五十年》，因为是2011年时动笔写的。那时，黄卓銮是归国五十年。但是，写至上一节后停了手，居然一停就停了十年，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忙我也忙，以至于黄卓銮的人生经历只写了个开头。那几节文字一直放在我的网站上，十年没有增添内容，此期间，就有一些同学感到不满和担心，说，黄、陈二位，都到了古稀之年，如果不抓紧时间合作，将来就会留下遗憾了。于是，在2021年3月3日那天，黄、陈二位在广州河南的唐宴酒家会面，陈对黄又作了采访，并商定了今后如何继续写下去的办法。因为时间又过去了十年，所以本文的标题，也就改为《归国六十年》。

   1968年10月29日，那天，你们还没有离开广州远赴雷州半岛农场，我们就被汽车送到了离广州并不算很远的三水县。一起落户三水县的同学，记得有罗斌、马绍斯、杨培基、欧明礼、朱延平、刘新俊、饶必平、封大明、孔蕃州、孔蕃星、伍星照、胡仲豪、卫培音、、柯乃坚、陈杰民、麦松年、梁荣广、李冰冰、邬明珍、石嘉恩、吴翠珠，赵慧星、还有你们班的郎仲光、区荣新、梁成绍、郑坤林、林雪莲等。

   黄卓銮说得没错，当年我们是11月7日上午在广州黄圃港上船离开广州到雷州半岛农场的。去三水插队落户的同学，比我们还早了几天被注销了广州城市的户口，成为了知青。我班的郑坤林是华侨生，孤身一人在国内，林雪莲似是香港娇小姐，也去了三水落户。而郎仲光、区荣新、梁成绍是我们的“好战友”，也要分开了。

   我们到三水后，在县城西南镇被分散到各个公社各个大队。我和初二（7）班的梁荣广、李冰冰、邬明珍四人被分到了南边公社布（有个土字旁，打印不出）一大队万成生产队。布一大队离县城约有18公里。同被分到布一大队的同学，还有区荣新、伍星照、孔蕃星、孔蕃周、马绍斯、柯乃坚、麦松年和吴翠珠等。

   我们被安排住进万成生产队的一间土砖屋，地板是泥土。屋内有四个小间，每位知青分有一个房间，四平方左右，两张床的大小。所睡的床，则是由粗糙简陋的木板木条做成，没有箱子柜子，只有一张书台和一个尿桶。房间之间，用竹子和泥巴做成的墙分隔开。屋内一头还有四个灶头和一个大水缸，这意味着一日三餐我们都得自己挑水煮饭吃，才不至饿死。更要命的，是当时整个大队都没有通电，晚上的照明，靠那萤火般的煤油灯。附近，也是农民的住屋，鸡犬之声相闻，泥土路上则遍地牛屎猪屎狗屎……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农村插队落户的岁月。一位农民该做的农活，我们都要做，包括耙田、插秧、除草、施肥、割禾、晒谷、喂猪、放牛……虽然我在印尼时，就喜欢过田园生活，钟情于山水，但是，并不等于我愿意到一个贫穷的农村当一名农民，更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雄心壮志。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将生活多久……

   完全没有在农村生活自理能力的我们，真的很难应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每一天。尤其是我，具有弹琴画画的一双巧手，但的确很难应付农村生活中的琐事。于是，我一下乡，就选择了和李冰冰同学同居。对于这事，读者不必感到诧异，我们到了农村后即同居，也并非突然，在广州期间，尤其是在文革“闹革命”时，我与李冰冰已经认识并暗中谈恋爱。如今到了农村，如果不抱团，彼此的生活都会很艰难，于是，我们便不顾世俗的眼光，住到一起。同屋的农友也成全我们，村民们以为我们是两口子，也没有过问和干涉。那个年代，同居已经是一件很叛逆很前卫的事了。

   过了几年，大队获得一笔知青安置款，为我们建了一间“知青屋”，居住条件稍有改善。下乡后不久，大队曾想调我去当教师，但我不肯，结果，邬明珍被调去某小学当教师。大约1974年，梁荣广也被招工回了广州，实际上，那间知青屋后期的住客，主要就是我和李冰冰两位。

   我们住居的房间有个小窗户，可以往外望。不要以为望出去便是无敌的田园景象，其实是一个牛栏。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与十多头耕牛相伴的。牛屎牛尿的气味，大家都知道不好受，但身居此种境地，久而不闻其臭了。与牛相伴，白天还好，耕牛会被放出去，晚上就不好过了，耕牛会不时呻吟，不时叹息，不时打斗，耕牛有时身上发痒，便将身体往我们这边的墙上摩擦，开始时半夜听到这种声音，我们都心惊胆战，感到毛骨悚然，冰冰更是直往我的怀里钻，但是，时间久了，也习惯了，加上疲劳，这种种响声就当它具有催眠作用的“夜半交响曲”了。后来，我成为画家，我的画室，就取“望牛堂”为名。

   1975年，知青屋新来了市电信局的三位女知青，这三位天真的不懂世事的小女孩与我们相处后，从我们那里也学到了许多生活知识。我们成了患难之交，至今仍保持着深厚的友情。

   落户农村当知青，说是自食其力，其实，没有工资，没有收入，只靠年底的工分，实在不知怎么养活自己。那时有句不知是哪个混蛋发明的口号，叫“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难道我们愿意呆在城里吃闲饭吗？如今我们到了农村，每天的工分折合现金不过两毛钱，也还是需要家里不时的资助，母亲每月给我寄来10元钱，不然，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没有。

   当然，我们真的也有两双手，为了生存，也要发起自救。于是，我们也开辟了一片自留地，种了一些蔬菜。这是属于我喜欢的“园艺”的范畴，因此我乐意去做，成绩也可观，种出的蔬菜不仅能自足，其他知青也不时过来采摘。

   由于没有钱买鱼买肉以补充营养，同样只能自救了。晚上，我不时外出捕鸟，偶有麻雀、禾花雀等收获。下乡后期，我带了一支气枪去，打了不少鸟，补充营养。有时，马绍斯、孔蕃星晚上过来，我们一起去打鸟。另外，也会在晚上到河涌去，以竹笼捕捉田鸡、黄鳝或塘虱鱼。塘虱鱼有个特点，领头的公塘虱昏了头，钻进了竹笼，其余的塘虱也盲目地跟随进去。某夜，我就捕到十几斤的塘虱鱼，除了我们饱餐了多天，也送了不少给他人。

   在农村当知青，尤其是男知青，迫于饥饿，不时都会有偷鸡摸狗的行为，所以，生产队的或村民的鸡鸭、鱼虾、甘蔗、蔬菜偶有损失，八成是他们的所为。至于知青之间有意或无端的打架，甚至武斗，亦时有发生。“接受再教育”、当上“学毛著积极分子”的知青当然有，但变坏了的知青则更多，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这一节结束之时，我颇有感慨。当年，我们与黄卓銮他们分开，我们一群去了远离广州的雷州半岛农场。在农场，我们有“组织”在管理着，基本是循规蹈矩。次年春天，国营农场又改为“军垦农场”，我们摇身一变成了“军垦战士”，更受到军人的管辖。我们虽然也在变坏，但还坏不到哪里去。1969年底吧，我们的场友蔡同学率先获得探亲假回广州探亲，他专门去了一趟三水县，探望在那里落户的同学。回农场后，蔡同学绘声绘色地叙述落户三水的知青同学生活如何如何混乱，思想如何如何反叛，而且几乎人人都有“叛国投敌”的打算和准备……让我们听得心惊胆颤，真为落户三水的同学担心。三水知青同学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其实就是当年广东知青们的普遍写照。

第六节   偷渡坐牢，转做牛倌

   1970年及其后几年，广东的知青，尤其是落户农村的知青，偷渡成风，原因是下乡一两年后，他们似乎纷纷觉醒了，他们难以在愚昧落后穷困的农村中生活，普遍感到前路茫茫，甚至绝望，胆子大些的，就铤而走险，偷渡香港或澳门。

   1970年5月，我与李冰冰及原广州五中的一位印尼青年亦走上这一道路。那时，偷渡香港有东、西两条路线。我们选择西线。即从广州出发往宝安而去。那时，不要说到宝安，就是到樟木头，即需要边防证。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带上炒米粉、巧克力等干粮，以及一批避孕套。因沿途都有检查站，身带救生圈、汽车胎、篮球胆等，会立即让民兵意识到是用作渡海的工具而被抓起来。而多个避孕套吹满气连在一起，也可以起到帮助漂浮的功能。当年为了偷渡，真的是什么也会想到。此外，我们还带有盖着公社公章的证明和介绍信。

   我们以到东莞探访朋友为名坐火车到了常平。在那里，有位原21中姓梅的朋友接待我们。他就是当年武斗时在广州北站放过我们的梅同学。他的居住点，很像战争年代我党的地下工作站。他招待我们吃晚饭。当黑夜来临，他带我们到某个地点，然后指明方向，送我们上路。我们往南面的方向爬山，那山叫梧桐山，老实说，即使白天爬山，也够艰难的，而晚上爬山，其难度可想而知了。到了白天，我们不敢露面，因可能会遇到搜山的民兵，得找个地方藏起来，如草丛，如坟墓等。次日晚上，我们就是在一座坟墓内躲藏的。坟墓内有积水，我们的双脚只得泡在水中，泡到发白！不幸，到了第三个晚上，我们终于被民兵发现而被捕。我们三人被反绑双手，串在一起被押下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了“俘虏”。

   我们先被押解往宝安县樟木头收容站。两天后，再被押解往广州收容站。而广州收容站就在沙河，离我们的学校并不远，我忽然感到有愧于母校。沙河收容站可以说人头涌涌，数千的偷渡者被拘留在那里。我们被拘留一个星期，天天被带去劳动，如割禾、担禾。我天天饿得慌，接着又肚屙，身子虚弱得很。不久，李冰冰他们被押解回三水。奇怪得是，我仍拘留在沙河。

   某天来了一辆车子，将我押解往广州，我知道什么事了！原来，是我的笔害了我，东窗事发了。我在前面提到，偷渡时，我们还带有盖着公社公章的证明和介绍信，其实，那些都是伪造的。我有画画刻章的技能，那时，民众出门上路都需要证明。插队的知青则需要公社开出的证明，否则买不了车船票和住不了旅店。为了出门之便，我伪造公章，开出了数十张假证明，供自己和朋友使用。而使用这些假证明的某朋友出事了，经过公安侦查，证实是我的所为，所以我作为重要犯人被拘捕！在广州拘留所，我每天接受审讯。私刻公章是大罪，甚至可以判死刑，原来上面准备判我7年徒刑，因我是华侨，加上母亲到省侨联讲情，最终，我没有被判刑，还是作行政拘留，但被关在监狱里。1960年5月13日，我离开印尼回国，想不到，刚好十年后的今天，1070年5月13日，我被投进了监狱。我的人生为什么这样安排？……我被关在一间十平方的牢房，里面关了9个人，每天度日如年。这一拘留，就拘留了大半年。

   1971年2月某日，广州方面放了我。我先被押解往佛山，后解回三水西南镇。回到了三水，理应很快可以释放回村。但是，公社某干部说：“黄卓銮经常倒流城市，不安心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崇洋媚外，不能就此算了！”故意折磨我，还要将我关押一段时间。我被关在县拘留所内的一个单人牢房，牢房没有门，只有三根竖杉和重型大铁锁。牢房75公分宽，2.10米长。里面只有一张棉被，我就只能睡在水泥地板上，头顶还仅能放得下一个马桶。我孤身一人在牢房中，没有人说话，几乎神经错乱。于是，我整天大声自言自语，大声唱流行歌曲。吃的饭菜当然十分差，我吃不下，还拉肚子。在那牢房里，我被关了三个月，我骨瘦如柴，体重只剩下70斤！

   后来，我被转到大牢房。那里犯人虽多，但都是流氓地痞小偷之类，真正的牛鬼蛇神，我反而又时常受人欺负，度日如年。后来，我想到，如此下去，我非死在这里不可。于是，采取绝食的办法，绝食了三日，奄奄一息。有两位好心的狱友也为我打掩护，每天偷偷喂我几口水，使我一息尚存。这一招还管用，上司怕负责任，通知公社来领人。治保主任来领我。我裹着那张又破又臭的棉被，身上因长期没有洗澡，也是臭不可闻，像一具死尸。那治保主任捂着鼻子，真的像提死尸一样将我连被子一起提起，扔到拘留所之外的空地上。那天是1971年5月1日，李冰冰和知青郑坤林得到消息，已来拘留所接我。五月天，我身上还发冷，还要穿棉衣。但是，我一出拘留所之门，就浑身舒服了，在李冰冰、郑坤林的陪同下，我们坐班车回到村子。我在破衣角内始终藏着10元钱币，没有被搜出，回村后，我即买回食物饱餐一顿，结果又引发拉肚子。直到一年后，我的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

   别人去偷渡，一次不成，再接再厉，但是，我的经历太过惨烈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敢再去冒险。有了这次事败，我在村子里的名声变得更坏了，有时村里批斗五类分子，也将我叫上台去陪斗。但是，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的处境有了改观。

   1975年，某日，下田劳作之后，我随几位农民一起回村。经过水塘边，有村民在议论，只见地上躺着一位三四岁的男孩。原来，男孩溺水，被村民救上岸。男孩脸色苍白，几只苍蝇在他的鼻孔处聚集，似已无气息。这男孩是生产队长的孩子，村民们认定他已经死亡，便离去。

   当时，我也叹息一声，跟随村民离去。但是，走了几步，我偶一回头，发现男孩的鼻孔煽动了一下……我凭直觉感到，男孩可能还没有死去。于是，我喊住同行的村民，告知这事，但那些村民并不理会。我停下脚步思索，正在犹豫之际，有一少年牵着一头牛而来，我忽然觉得有办法了！于是，我将牛牵来，将溺水的男孩抱起伏在牛背上，驱赶那牛跑动。在颠簸之中，男孩不断将腹中的水呕出……跑了几圈后，男孩脸上有了血色，渐渐苏醒过来。想不到，在三水农村，我又做了一件救人一命的善事（在流溪河已救回林元启同学一命）！

   男孩的父亲当时在公社开会，接到电话说儿子溺水而亡，急着往村里赶。回到村里，当他知道是我救活了他的儿子，千恩万谢。如今，那男孩已经50岁了吧，不是因为我回头的一瞥，不是因为刚好有一头牛经过，那男孩怎能活到今天？

   或许是我有恩于生产队长，不久，我有了新的工种，就是专职放牛。平心而论，在生产队，这已经是劳动强度较轻而工分又不低的工作了。

   与我一起放牛的，还有一位，姓赵，50岁左右，是一位知识分子，因什么罪名被打成“牛鬼蛇神”，从广州下放到三水农村。我俩一起，负责放养生产队的13头耕牛。治保主任告诫我，他是坏人，不要和他多说话，不要受他的影响。但是，和他相处下来，我发觉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倒霉就在于有“知识”罢了。

   我们早上九点钟开始放牛出牛栏，往有水草的地方赶去。如果那天是风和日丽，就很舒服了，牛在吃草或喝水，在游荡或休息，只要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就放心了。我坐在一块石头上，或躺在大树下，可以回忆，可以冥想，可以哼歌，可以构思，可以作画……当年我总是背着矿石收音机去放牛，一边放牛，一边收听英文歌曲。那情景，记忆尤新。到了下午4点钟，领头的牛就会知道时间，引领着其他牛乖乖地走回村子去。

   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放牛是一件容易并舒服的工作，则又错了。一年四季，严寒酷暑，在野外工作，并不好受。遇到某一头牛不守纪律，私自离群，要立即追回；遇到牛群打架，要及时调解；加之天有不测风云，遇到暴雨雷电，浑身被淋湿不打紧，牛群也会不安分而四散，这时，我们就会疲于奔命。

   如果读者以为我们每天九点钟才开工，多舒服啊，那也错了，我们还要负责积肥呢。早上天还未亮，我们就起床，提着木桶，到每只牛的身后，从它们的排尿器官下接上一大桶尿，再从它们的屁股下，接上一大坨粪。那些牛每天早上条件反射，木桶放过去，粪尿就会拉出来。这些牛粪牛尿，是农村人的宝贝。我们将收集到的牛尿倒进尿池，将牛粪运到地坪，先将牛粪扒开晒，晒干后再扒碎，然后，担入生产队的一个大粪坑。这工作也有“技术含量”，就是先放一层粪干，泼一层牛尿，再放一层粪干，再泼一层牛尿……待到次年春天，这些牛粪牛尿的混合体就是培育秧苗等的肥料了。

   放牛的工作，我干了整整两年。

   直到1978年10月15日，我才离开三水农村招工回到广州。十年的知青生涯，内容很多，难以一一回忆。十年的知青生涯，我在农村那“广阔天地”中，如果说“大有作为”，那是笑话了，但是，由于我还算没有自暴自弃，还算做到自强不息，还算学到了一技两技之长，为日后的谋生打下基础，所以，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有时也会忍不住回首一下的。

   2018年，我回了一趟三水市，回到了当年生产队的所在地，我竟然发现，50年过去了，当年我住过的那间知青屋“望牛堂”还在，真是百感交集，心中流泪。回广州后，创作了一幅作品“蹉跎岁月”。一些下乡当过知青的同学们看后也感慨万分，勾起了对当年的痛苦回忆。

   黄卓銮落户农村十年，才有机会回到广州。十年知青生涯，真够长的。我也在雷州半岛某农场蹉跎了十年多。如果我们当年都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又或者甘于耕种赚取微薄的工分工资以求生存，我们这辈子注定都平庸无奇。幸而，在那十年中，我们都还有理想，还有信念，还有追求。现在回首，真要感激自己当年身处逆境而不肯向命运屈服的坚强啊！

第七节   拜师学艺，钟情国画

   我从小就对写写画画感到兴趣。在学校读书时，课余时间也自己学着画画，并向方老师学习隶书。到了三水农村后，我深刻地感到，我不是看不起耕田的人，但是，我的兴趣和能耐，真的不在农活方面。再者，一天的劳作才赚取？工分的钱，这也是我难以忍受的。我不能如此浪费青春、蹉跎岁月，所以，在工余时间，尤其在晚上，我伏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毛笔练习画画。常常一画就画到三更半夜。我喜欢中国画，希望在国画这方面有所成绩。

   我的这一爱好，刚到农村不久即被大队的领导看在眼里，被他们请去画画。当然，他们不是请我去画国画，而是画宣传画。那时，正是“大树特树”的时候，县里要求，各公社各大队的当街房屋的墙壁上，都要画上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或者标语口号。要在墙壁上画上那种巨大的宣传画，尤其是人像，而且是领袖的头像，非一般人可以胜任，甚至非一般的画家可以胜任！我以前并没有画过这种东西，但既然大队领导叫到了，属于政治任务，而且在自己的爱好能力范围之内，我亦担当此重任。

   要完成这任务，其实也挺困难的。首先，要将准备画画的那面墙壁用铲子铲平整，然后用白灰水刷白，等墙壁干了之后，再进行绘画。到绘画时，我先将领袖的某张照片熟悉，在心中先打好腹稿，然后左手捧着颜料，右手握着画笔，登上长梯，基本不用打草稿，就在墙壁上画起来。毛统帅包括林副统帅的形象民众都熟悉，所以，画得不能有半点的差错。头像画好了，往往要加上“敬祝……”“大海航行……”之类的标语口号，这些也难不倒我。

   就这样，我在自己的生产队画完了，再被请到大队其他生产队画。自己大队画完了，再被请到其他大队画。结果，南边公社到处都留下我黄卓銮所画的大幅宣传画。

   1978年上半年，我又接到了一个任务。其时，三水农村刚刚用上电不久，许多村民还不知道怎么规范用电，时有电死人的事发生。于是，县供电局指令，要在各公社各大队宣传“十条用电守则”。这守则，需要用大号的仿宋字体书写在村中显眼的墙壁上。能接受这任务的，南边公社非我莫属。做这工作，每天有2元补助，生产队记一级工分。还给配备一辆新的红棉牌自行车，一顶太阳帽。对那工资待遇，我很满意，要知道，当时公社书记每月工资才40多元。

   于是，我开始工作。每到一个生产队，生产队派人来接待，帮忙解决一张长梯，带我到他们预先安排的墙壁。墙壁已刷了白灰水，大热天时，在阳光照射下，很是刺眼。我和十年前刚到农村画宣传画一样，不用打稿不用打尺，用肉眼即可判断出尺寸。而那十条守则，字数不少，要求都是仿宋体。我踏着长梯，左手一钵红漆，右手一支油画笔，面对白灰墙，空手写出仿宋体。此等功夫，相信无人可及，可谓一绝。

   这工作，我持续了大半年，终于完成了。我与李冰冰到农村十年，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到头来还欠生产队400多块钱。那年，我们将被招工回广州，但是因欠着生产队的钱，可能被卡着走不了。正因为我接到县供电局那书写“十条用电守则”的工作，大半年下来，我得到400多元补贴，正好抵消了那笔债务。

   但是，我渐渐觉得自己的视力下降，左眼很不舒服。某天，我回广州看眼科，结果，医生说，我患了“中心视网膜炎”，我的眼睛看似正常，其实中央部分是看不到东西的，整只左眼视力只有0.1到0.2，几乎接近失明！原来，那大半年间，我每天都近距离面对着白刷刷的墙壁，将眼睛弄坏了！由于当年医疗条件落后，拖延了治疗时间，最后变成如今的“陈旧性中心视网膜炎”，而终生视力无法恢复。而我这一生理缺陷，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独眼画家”，不知全国还能否找出第二位。

   前面提到的两件事，都不能算“艺术”的。要学习国画，提高画艺，还得从师。我有一位陈姓朋友。陈是赵紫阳儿子赵小军的好友。1972年，陈姓朋友介绍，我找到著名的书画家吴静山先生，拜他为师，每周上两次课。我专程回广州学习了一年。吴静山先生为广东顺德人，1943年生。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后为国画大师潘天寿的高徒，当时已经是有名气的国画老师。我向吴静山老师学习，主攻山水，兼花鸟。后来，我亦得到陆俨少等大师的指点，画艺有更大的长进。一年之后我回到三水农村，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继续习画。许多画家都敬佩我在艰苦的环境中仍能坚持与努力。

   平时，我在开工时，除了劳动，我还特别关注周围的山水静物以及动物。一花一树一石一溪，我都记忆在脑中。1978年招工回广州后，我继续学习绘画，并有机会游历祖国得名山大川，扩宽视野、提升审美能力。后来，我在绘画方面有了一些名气，成为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广州市山水画研究会会员、广州市越秀区美术家协会会员等。自1973年开始画画至今，没有间断过。

   2014年，我在广西玉林开画展。2015年，我在泰国参与“岭南丹青三人行”画展。2018年，在广州艺术馆与梁俊球举办“山水烟雨中、岭南荔枝红”联展。其他与别人合作的画展更是多次。2003年，我出了第一本画册。2010年，出第二本画册。由于本人有了一点名气，所画的画，被某些人认为有收藏的价值，于是，求购我的画的朋友和卖家时会上门。如此一来，我在工作之余，还经常要晚上甚至深夜作画，润笔费倒成了我较为稳定收入了。

   原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卢延光先生曾撰文评论黄卓銮的画艺，我在这里作引述：“卓銮的画从吴静山出，疏朗、清濯，传统笔墨厚重，一看便是江浙之风韵。在广东，岭南派一统天下，江浙绘画流派熟悉的人极少。静山引入，卓銮继承，在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此派此风很值得珍惜和推广。”卢延光先生再写道：“卓銮的画，深扎在中国文化的根部，有些画特别画出味道，画得文雅，画出格调。《写元人诗意》就有倪瓒的灵魂；《华山一角》，更显石涛风韵。就是画广东的山水，如《南昆山记游》《莲花山记游》，都是少见的用古人之气度出现代视觉新意。特别赞赏他深扎的努力和对物象的理解，孜孜的学习、探寻。这是一个对艺术很虔诚的人，也是一个不随时尚风气所流转的人。”

   广东省端砚协会副会长、广州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李锐文撰文《苍笔枯墨写风云 一片丹心呈风流》；广东书画鉴定大师黎展华撰文《升华水墨 妙写丹青》；中原书画院院长张本平撰文《执着 勤奋 收获》，皆称赞黄卓銮的勤于作画的精神以及杰出的水墨技艺。

   在农村的十年中，我都与牛为伴，尤其在那放牛的两年中，我也不曾白过，在放牛的同时，每头耕牛都成了我描摹的对象，它们的外形、它们的骨骼、它们的动作……我都了然于心。

   2021年辛丑年为牛年，我来了兴趣，一连画了多幅以牛为内容的国画。不久，河南郑州中原书画院院长来信息，要将我画的“五牛纳福图”参加由中国文联登联合举办的“全国百名书画名家展”。其实，这幅画一放上朋友圈，就有一位藏家要了，碍于展方的请求，我只好答应参了展再说。还有几位朋友向我求画，一位是泰国的大华商；一位是前丹霞山旅游公司的老总，一位是从化温泉山顶一农家山庄的老板，还有我校的一位同学。他们个个都属牛，都看中我画的牛。我不敢说我是中国画坛画耕牛画得最好的画家，但应该也是最好之一吧。

   要总结黄卓銮的整个绘画生涯，我似乎没有这能力，还是引用卢延光先生的话吧：“人类的人生三层次在李叔同说来是物欲、文雅、信仰。卓銮懂得、明了人生的追求和理想，由物质填饱肚子到娱乐至死的欲望，动物性的层面上升到文雅淡薄。卓銮已经努力了四十多年，在我们面前捧出了他新出版的画集，展示他的精神追求和有格调而尚好的国画艺术，这才值得令人肃然起敬。”

第八节   北京录音，歌厅生涯

   除了绘画，音乐是我另一爱好。我的大哥是一位超级的音响迷，在他的影响下，我13岁时开始学听交响乐，还记得听的第一支曲，是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后来，我虽然扎起歌厅玩起了流行音乐，但是，回到家里，我还是静静地欣赏古典交响乐。直到现在，每当我晚上要到星海音乐厅欣赏比如广州交响乐团演奏的某交响乐，那么，白天时，我则会将或柏林交响乐团或伦敦交响乐团等演出的音乐碟、尤其是卡拉扬等名指挥家指挥的音乐碟先听一遍，晚上再作鉴别。交响乐界的朋友都说，这种发烧法，恐怕独一无二了。

   我家中的高级音响，以及所存的数百张高级的唱碟，价格不菲，用老婆的话来说，我光玩交响乐，就玩去了半间屋的钱了。

   古典交响乐供我欣赏，但是，我能参与演奏演唱的，则是流行音乐。我前面说过。我在印尼时，就会弹吉他。回到广州读书时，则继续与一班华侨青年一起玩吉他，组成各自的小型乐队，互相切磋竞技。下乡三水，我当然也带上我心爱的吉他，劳动之余，在大树下，在水塘边，自弹自唱，抒发心中的郁闷。我的音乐的朋友们大多也上山下乡去了，但是，大家都相约定时回广州一起玩音乐。

   我劳动时，尤其是放牛的时候，我身上都带着一部矿石收音机。那虽是一部很简陋功率很低的收音机，但是，它居然也能收听到境外的电台，尤其是一个英文的音乐台。那音乐台每周都有境外流行的新歌推介。每周都有一个新歌流行榜。我努力地将每首歌曲的曲和词记住，供自己学习和演唱。由于这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我和朋友们约好，大家分工合作，有的专门记录旋律，有的专门记录和音，有的专门记录歌词。这样，大家见面时，就可以组合成完整的一首歌。

   在农闲时，或有机会有需要时，我就会倒流回广州，与朋友们一起合练。我主要玩低音贝司。我们的合练，一般都是在晚上，在西关某一位朋友的家中。有时，是两队乐手互相比拼琴技，称为“片琴”。在“四人帮”被打倒前，或者说，在改革开放前，流行音乐都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手抱吉他招摇过市的年轻人，肯定被视为另类。晚上，当我们的音乐声和歌声传到街道上，往往很块就有人向街道管治安的人员报告，于是，一群民兵就会找上门来，轻则干涉，重则将吉他等乐器打烂，扬长而去。我们的琴局，常被“革命群众”举报，被抓到派出所受训是常事。有一次，不知碰上什么运动，我们一班人被一锅端，全部被抓走，双手捧着后脑勺，像战争俘虏一样被押到街道上，然后被送到派出所，又被关押了一整夜。

   196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中国人民迎来了第二次解放。又经过了两年时间的徘徊，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终于找到了正确的航向，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曙光。1978年10月15日，我和李冰冰终于被招工，户口回到了广州。前面我讲过，我和李冰冰在农村十年，不但没有赚到什么钱，反而还欠生产队400多块钱。正是靠我为县供电局书写“用电十条守则”赚到的400多块钱，才刚好填补了这个窟窿。另外，我们还欠生产队其他的一些费用，我们就要求将我们倒流回城生产队扣下的我们的口粮补回，将那几箩谷子卖掉换回200多元钱，再交还给生产队。

   我们赤条条地落户三水，又赤条条地回到广州。失去的，是十年宝贵的青春。在我31岁那年，我被招工到广州二轻局下属的广州家用电器一厂。李冰冰则被招到广州电镀厂。

   我和李冰冰到三水农村后就同居。后来再回广州补办仪式。在农村的十年间，我们并不敢生养孩子。回到广州后，1980年，我们的儿子才出生。

   广州家用电器一厂生产煤油炉，主要供应到非洲。还生产电饭锅。和我一起被招入那工厂的，有4位各地回来的知青。我们被分配到运输队，实际就是做搬运工，即苦力。一块蓝色的布往肩头上一搭，将货物捧起扛到肩上，再搬运到某地方堆放。我们常常要跟车送货物到石井的仓库。我最瘦，最无力，搬起货物来当然吃力。那仓库经常停电，停电时，电梯开不了，我要将货物扛到三楼，真要命！每次工作回家后，人都像散了架一样，往往连饭也吃不下。想不到，我这文弱的身板，在农村要干重活，回到城里，还是被安排干重活。幸而，干了四五个月后，工厂的领导终于在我的档案中发现，我在下乡时搞过宣传，我还是有些文化，有些才能的，做苦力是浪费人才了，于是，四五个月后，到1979年春节后，我被调到工厂的工会，当一名宣传干事。工厂工会的宣传干事的工作，主要是写写画画，还有广播、读报、出墙报，还负责工厂的临时工的工资计算，还被派到乡下去招收知青入厂做工。但不久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立即轰动了全工厂。

   1979年7月的某一天，工厂的领导接到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借调函，要借调黄卓銮到珠影厂，而且，还要立即坐飞机上北京去。工厂的领导们都愕然了，纷纷打听，黄卓銮何许人也，为什么和珠影厂有关系？到北京去干什么？……

   某一天，是休息日，我在红楼游泳场游泳，忽有我的音乐朋友毕晓世来找到我，说有一位作曲家要约我谈事。于是，我便与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作曲家郑秋枫见了面。原来，当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一部电影，片名《海外赤子》，是反映海外侨胞悲欢离合的故事，同时也有抨击“四人帮”迫害人才的内容。在1979年时，这电影的内容也算大胆前卫的。这电影的导演是欧凡，由秦怡、陈冲等主演。参与演出的，还有史进、杜熊文、简瑞超、邢吉田等。电影中的音乐，由郑秋枫创作，歌词，则由瞿琮所写。如果当代的读者不大了解那部电影，那么，则应该知道当今的当红歌曲《我爱你，中国》吧，而《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正是由歌唱家叶佩英唱响至今的那部电影的主题曲。

   原来，除了《我爱你，中国》之外，那部电影还有其他几首插曲。作曲家郑秋枫了解南洋侨胞的生活习惯和音乐特点，他决定大胆地运用吉他来伴奏电影中的几首插曲。将吉他这种曾被视为“黄色乐器”运用到电影音乐中，郑秋枫也是新中国第一人了。但是，当时，郑秋枫并不知道在广州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吉他手。后经毕晓世介绍，他知道了我黄卓銮。

   经过和郑秋枫的交谈，我了解了这件事。这是大好事，我当然同意帮忙去伴奏录音啦。于是，我们被邀请到珠影厂，为罗天婵录制了一首《思乡曲》。我们还要为叶佩英录制一首《为什么》，但是，因叶佩英有工作走不开，无法从北京来广州录音，于是，珠影厂只好派人带着我们上北京去录音。而这一变化，也是我求之不得的。

   于是，我和拍档、著名的吉他手叶佐球一起，怀抱吉他上北京。录音师是珠影厂的林岗；带队的，是曾出演过电影《七十二家房客》的发仔的演员。我还记得，当时从广州到北京的飞机票的价格是96元。

   到了北京后，我们被安排在某高校的留学生宿舍住下。晚上，我们看到一些外国的男女留学生，就在宿舍的走廊里抱吻。虽然我们来自广州，但这些情景还是觉得很新鲜。

  录音被安排在半夜。我们见到了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并为她伴奏录音，很是激动。半夜时分，歌唱家的嗓音也不会太好的，叶佩英对自己的要求又很严格，结果，那首歌，叶佩英录了14遍，最后，她还是选择了第4遍所录的。

   录音期间，陈冲、刘晓庆来探望。陈冲还指着吉他问我，这是什么乐器。后来，秦怡也进来过。当录完之后，我们如释重负。郑秋枫的助手买了一箩筐西瓜来犒劳大家。走出录音棚，我们又见到了谢芳和杨在葆等演员，还在拍戏。那时，我感受到，演员们的生活其实也有辛苦之处的。

   我们录音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却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星期。在北京期间，我们被安排参观游览故宫、长城、定陵、颐和园等。某天，我们到了北京的友谊商店。这商店，内地人是不能进去的，因我们穿着西装，说着广州话，他们以为我们是香港人，于是，我们可以进去。我身上有一张1千元港币，想买了一件小玉器，结果，诺大的商店，无法找续回港币的零钱，只好作罢。

   某天，我被邀请到叶佩英的家作客。叶佩英的母亲是马来西亚归侨，她知道我是印尼归侨，对我很是热情，请我吃饭。叶佩英的女儿当时还小，嘴很甜，老叫我“黄叔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叶佩英的家很简陋，可见，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艺术家们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从北京坐飞机回广州时，刚好与陈冲同座位。她要到海南拍外景。到广州白云机场后，珠影厂派了一辆吉普车来接我们。我们顺便带上陈冲。回到市区后，经过叶佐球的家，我们邀陈冲到他家坐坐，切开一个大西瓜招待她。

   这次我参与为电影插曲伴奏录音，录了两首歌，或者可以这么说，将吉他音乐用在新中国的电影配乐中，我是第一人吧。这次北京之行，我除了得到补助费15元，还增长了见识。回到工厂后，我一下子成了“名人”，领导和工人都对我肃然起敬。更重要的是，这次北京之行，进一步巩固了我在广州流行音乐圈子里“祖师爷级”的江湖地位。

   电影《海外赤子》的放映，吉他被用为电影音乐的配器，也说明新时代文艺的春天已经到来。从北京回来之后，我雄心勃勃，要在流行音乐方面大干一场。于是，工作之余，我着手组建了一支乐队，当时，国内的电声乐器乐器还很落后，只有木吉他，还没有电吉他，我们就自己制作，用土办法配置了各类高低音“电吉他”。我白天上班，晚上到舞厅伴奏，每晚可以得到2元的收入，很是高兴。须知道，当年我在工厂的工资只有35.5元。我是1979年广州第一批搞乐队到舞厅伴舞的。

   1981年，我组建了一支13人的乐队，隶属于越秀区文化局领导。我们到香港购买了电吉他，还购置了钢琴、小提琴以及敲击乐器。除了乐师，我们还有几位男女歌手。不久，我们这支越秀轻音乐队进驻到广州的流花宾馆的歌厅，因此，乐队也被歌迷叫成流花轻音乐队。当年，港台的流行歌曲大量传入到中国大陆，邓丽君、甄妮、凤飞飞、高胜美、徐小凤、谭咏麟、叶振棠、罗文等港台歌星风靡大陆的歌坛，到歌厅听歌，广州人视为时尚，一到晚上，流花宾馆的大门外便聚集了大量歌迷。一等开门，便冲进去买票，往往一票难求。8点钟，演出开始。歌厅内，以年轻人为主，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欣赏我们的演出。听到高兴时，也会一起和唱。当然也有些上了年纪的歌迷，还有广州的一些演艺界名人，有时也会来流花宾馆的歌厅看我们演出。

   白天，我要回工厂上班。晚饭后，我要准时到歌厅。9点钟正式开场，直到晚上12点钟，演出才结束。之后，要收拾乐器和道具，再到外面的食店吃点夜宵，然后骑着自行车近一小时回家，往往弄到两三点钟才能回到家。我也很自爱，半夜2点钟一定要离开回家。而早上7点钟，我就要准时到达工厂上班。所以，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间，往往只得三四个小时。但是，在当年，我是乐此不疲，因每晚能“炒更”赚取外快，收入比在工厂里上班多几倍。而这炒更的事，又不能让工厂领导知道，否则会被处罚，所以，只能硬撑着。

   我前面说到，文艺的春天已经到来，但是，也有暗流涌动。

   某天晚上，有一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来到流花宾馆歌厅，他以为凭着他的记者证就可以入内听歌，不料被门卫拦着，不让进去。该记者恼羞成怒，买了一张票进去观看。偏偏，当晚出场唱歌的何姓女歌手不仅年轻貌美，着装也性感。之后，不久，该记者报复性地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中国青年报》，抨击当晚的演出，主要是渲染那女演员的着装，说她旗袍的叉位开到了胯部……就是“胯部”这两个字，给我们带来一场灾难性的停业整顿，祸及全市。市文明办下令全市所有歌厅舞厅的进驻乐队停演一个月，全体成员到三元宫集中，每天办班学习写检讨。到可以重新演出时，上面已经作出了规定，除了规范着装和语言举止等，以后的演出，要按一定的比例安排每晚的节目，港台歌曲只能占二三成。其他的，革命歌曲占多少、中国民歌占多少……

   我们在流花宾馆进驻了8年，之后，在白云宾馆及其他宾馆进驻了4年。此外，我们还到四周地区演出，颇受乐迷和歌迷的欢迎。从1981年起，到1997年乐队解散，我捧着吉他在舞台上站了16年之久，见证了开放改革广州流行音乐兴旺与衰退的历史。

   1987年，我参与组建了广东音协属下的广东吉他研究会，担任副会长。至今，我仍任副会长。并且，我还一直担任国家级吉他考官，即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吉他考官。多年来，研究会举办了多次省市区级吉他大赛，我担任过无数次评委，为广东吉他音乐事业作出过贡献。

   2011年广州电视台由老朋友李丹虹主持的“晚安广州”节目，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州流行音乐历史和人物，我先后上了5次这个节目，伴奏及演唱“披头四”的英文歌曲。

   2016年，我及几位当年的流行音乐精英在老朋友家搞了个音乐沙龙，重组一支“石室乐队”，重新背上吉他，至今每周一次合奏，重温当年的快乐时光，充实自己更高的精神生活。

   2018年，凤凰国际电视台的“凤凰大视野”节目组专程来到我们的沙龙，专访了关于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音乐历史。著名音乐人毕晓世也谈到，他自己当年进入音乐那圈子，也时由于受到了早期广州流行音乐家们的影响的。

   说到这里，黄卓銮不仅长叹一声，颇有感慨地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国门封闭，外国音乐资料只能通过偷听外国英文电台及香港的朋友们偷寄回来才获得。当年我非常小心抄了一册有300首英文流行歌曲的歌本。刚刚改革开放时，有位省歌舞团的领导看到后非常惊讶，觉得在那个红色年代，居然有人能抄出这样一本歌集，的确不可思议，应该放入流行音乐博物馆。后来，那歌本在‘晚安广州’电视节目中展示过。” 

第九节   下海经商，开办酒楼

   改革开放的大潮，也激励着敢为人先的黄卓銮，在经营乐队的同时，1983年，黄卓銮又下海，同时忙于经营自己的餐饮事业。而这，又是黄卓銮人生另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是1978年10月15日返回广州，进入工厂工作。1980年，我们的儿子出生。1981年，我组建一支轻音乐队，晚上进驻歌厅或舞厅伴奏。那段时间，我显得十分的忙碌。而此时，我也深感经济上的压力：在工厂上班，我们夫妇每月工资就五六十元，晚上炒更虽有收入，但也有限。靠着那么一点钱，既要养家糊口，又要经营乐队，无异于捉襟见肘。当时，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席卷广州，市场经济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下海经商成为时尚。而我黄卓銮永远是个敢于先行一步、敢于最先尝试吃螃蟹的人，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怎么可以少得了我这个弄潮儿？

   当然，要敢于离开那来之不易的“组织”，真的扔掉“铁饭碗”走单干，又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这个人本不安分，而且也有了一点“经商”的经验。打倒“四人帮”之后，政治经济空气有所缓和时，我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了。我有亲戚在香港，我就请他们带一些录音机回广州，我来收购，然后再买给儿童公园旁边的信诚公司，赚取差价。此外，我还炒过港币，依然是赚取一些差价。

   当然，上述那些小打小闹满足不了我的欲望。我感到，要来钱快，莫过于经商或办实业。看到身边一些朋友辞职后经商或办实业，一两年后，即成了“先富起来的人”，手执大哥大，开上私家车，也不禁眼红。1983年，在李冰冰的强烈要求下，加上我自己也信心满满，我向工厂领导递交了辞职信。工厂领导和工人们都感到惊讶，因我是全厂第一个辞职下海的人。

   辞职之后，我们打算做什么呢？我们准备开酒楼。我们虽然都没有做酒楼的经验，但是，我和冰冰都嘴馋，平时就特别喜欢品尝美食，我们认为，民以食为天，“食在广州”已名闻天下，改革开放，广州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迅速提高，除了一日三餐，追求美食也人们普遍的愿望，所以，我们决定开酒楼，相信能成功。

   于是，我向亲戚借了2万元港币。与李冰冰的妹妹合伙开酒楼。刚好有朋友提供信息，在海珠桥南，海珠旅店对面马路转角处有一餐馆要转让。那地点改做酒楼正合适。于是，我们立即租下，花两三万元进行装修。我到工商所去办营业执照。我想，珠江河北有大三元酒家，那么我就在河南开一间小三元酒家。不料办证得官员认为店名不妥，无奈，我当即改为小金元酒楼。

   之后，便是购置各种桌椅，厨具、碗碟等，雇请厨师、服务员。我将自己的几幅得意的山水画装裱好挂在大厅，使得酒楼有些艺术气息。酒楼开张之后，朋友、同学，画友、乐友、歌迷、曲迷等纷纷来捧场，一时间也还食客盈门。我们不时创新菜色，更换菜色，迎合不同食客的需要。

   某天，我原来所在的工厂的厂长和三位副厂长闻讯也来酒楼光顾。我当然热情招待，弄了一桌子精美的菜。厂长对我的下海还是担心的，对我说：“你还是回到工厂上班吧，调你到厂长办公室工作。”我知道，有此调动，不出一两年，我当上一名副厂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我去意坚决，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在经营酒楼的同时，我还兼着每晚乐队的演出，虽热情高涨，但十分劳累。1984年初，我终于累出病，得了急性肝炎。我自己拿着水桶、手巾、牙刷到医院去找相熟的医生要求入院，这事令她惊讶：如此入院可说绝无仅有的！留医了数天，病愈后，我依然回到酒楼，回到舞台上。

   4年后，小金元租期届满，结业。但是，1987年，我们又接手了另一间餐馆。这餐馆原是东风路市总工会的餐厅，后经营不善，我们接下来。取名美力菜馆。当年，广州将举办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即六运会。负责六运会的转播工作的记者团的驻地就在我们美力菜馆附近。他们曾到我们菜馆吃过饭，觉得我们的菜色以及服务还不错，于是，便与我们商议，由我们菜馆为他们整个记者团提供餐饮服务。这当然是很好的事。那些工作人员因工作的性质特点，食无定时，有时白天来，有时半夜来，但我们都招呼得很周到，他们都很满意。六运会结束时，他们还专门送来一面锦旗，以示感谢。我们乐队隶属的越秀区文化局的领导也来参加接受锦旗的仪式。

   两年后，美力菜馆也租约届满。1989年，我们又接手开第三间酒楼，取名联华酒楼。联华酒楼开在广州北郊三元里的沙涌。沙涌的地头不像市区那么旺，但是，酒楼还是有顾客的，顾客主要是来自附近农村的村民。村民们的红白大事要请酒，多选择到联华酒楼。当年村干部的权力很大，经常大吃大喝，也常帮衬我们酒楼。因此，联华酒楼虽远在三元里，也还是经营得不错的。

   在经营联华酒楼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是值得讲讲的。

   我们经营，每天都会有不少餐厨垃圾，我会派一位厨房工人在每天打烊后将垃圾提到马路对面的垃圾箱倒掉。某天，那工人倒完垃圾回来对我说，他看到，一连几天，在垃圾箱附近的马路边，有一位浑身肮脏的青年人坐在那里，不吃不喝，不眠不睡，似是精神病人……我当时想到，或许那人遇到了什么难事。于是，我叫那工人去打听一下，看他有没有身份证之类。工人回来说，他有身份证。于是，我将他请到酒楼里，拿出包子让他吃。他饿极了，竟然一连吃了20个生肉包！

   经过一番询问，弄清楚了。原来，小彭20多岁，安徽上颖县人。半年钱，家人花了4千元，给他娶了妻子。半年后，他妻子提出，家乡很穷，不如到外出打工，她有一位表姐在广州，可以帮助我们……小彭相信了，将身上的钱都给了妻子保管，坐火车南下广州。出了火车站，他们来到联华酒楼附近。他妻子指着一幢楼说，表姐就住在那里，我先去看看，你在这等我，不要乱走。结果，他妻子一去无回头，原来那幢楼有后门可去……这故事很明显，小彭遇到了骗婚的了！此时，小彭身上只有2元钱，他还坐在那里等待“妻子”回来接他……但是，他精神已经接近崩溃！

   既是一位如此可怜的年轻人，我怎能不出手相助呢？于是，我留他在酒楼里工作，付给他同等的工资，并嘱咐其他工人不准欺负他。经过一段时间，小彭从精神崩溃的状态恢复过来，工作特别勤快卖力，最脏最累的活都抢着干，双手夹着两袋面粉就噔噔噔上楼去。他在家乡的父亲得知此事，先后寄来三封感谢信，感谢我挽救了他的儿子。两年后某一天，小彭提出要回家乡探亲，我将工资都给了他，有8、9千元。回家乡后，他用4千元盖了一间房子；接着，又娶了妻子。不久，他带着妻子又来到广州，还是回到我们酒楼。我安排他妻子也在酒楼上班，还腾出一间房给他们住。

   小彭夫妇其后十多年一直跟着我工作到我结束经营饮食业为止，他们才离开回安徽。其后某年，我到黄山旅游，曾问司机，离上颖县有多远，如果比较近，我想去探望小彭夫妇。结果司机说还有很远，只好作罢。

   我前面讲过，文革串联时在北京接受检阅，我救了林善和同学一命；下乡前，在广州流溪河，救了林元启同学一命；下乡时，救了溺水的儿童一命。想不到开酒楼期间，我又救了一位精神濒临崩溃的青年人一命。我有如此善行，老天爷该待我不薄吧。

   1992年，联华酒楼结业。我原来住在解放中路，因遇到拆迁，我通过拆迁办将解放中路的住房换了云台花园的一处房子。有些朋友笑我傻，因为当时云台花园一带还很荒凉。但是，我具有前瞻性，我隐约感到，将来这里一定会变成闹市区的。我在附近开了一间士多店，作为暂时的过度。那士多店里安置有一部公用电话，特别忙，一天到晚都有人排队打电话，因为那时还没有普及手机，BP机似刚开始出现。

   云台花园附近有一间制衣厂，老板准备不做了，1993年，我又接手，决定用来做酒楼。当时，我没有足够的资金，刚好，我大哥接了北京亚运村的一项工程，有一笔资金要转回香港，我就向大哥借了那笔资金开酒楼，分期还款。那酒楼取名“白云食街”。因白云食街就在我家附近，因此，我的管理就相对方便多。

   做白云食街期间，我的见识就更多了。九十年代，国内的改革开放正在深入，同时，各项监管制度还没有跟上，一时之间，牛鬼蛇神满天飞，社会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我在贪官污吏横行的时代搞饮食，见证了太多人性的贪婪和社会的腐败。为了酒楼的正常开业，我要跨越工商部门、公安部门、税务部门、环保部门、防疫部门、消防部门、计生部门、街道居委会等的门槛。每天，我还要应付突如其来的某长某官的“赏面光顾”；还要招待也是突如其来的某“大哥”某“兄弟”吃“霸王餐”……至于烂仔们半夜来搞事，打烂碗碟，打碎玻璃门窗，甚至在酒楼打架也是常事，曾经有一次，两帮人在白云食街打架，一人伤势严重，结果我赔了5万元平息此事。派出所的人说，如果官司打到法院，我起码要赔9万。经营者如果不是在黑白两道都有些人脉，真的很难经营下去。这种情况，就不说太多了。总之，做白云食街，我赚了不少钱，因那里地头好，每年上白云山的游客众多，光顾的食客也多。但是，我也付出了许多不得不付出的冤枉钱。饮食是最辛苦的行业，有句话：你想他死，就叫他做饮食。对此，我深有体会。

  在做白云食街期间，我同时还要在歌厅舞厅站台。经过云台花园的公交车晚上7点钟就收车。晚上在流花宾馆散场后已深夜，我骑着自行车回云台花园，那时，整个云台花园只有一盏灯，整条麓湖路没有路灯，两边还是坟墓，很是恐怖。每当有汽车经过时，我就高兴，因为可以凭着车灯看到道路。我身上带着两样东西，一是匕首，二是电筒，以防不测。如此情景，我经历了三年。之后，换了摩托车；继而，再换成小车，前后还换过三辆。后来，麓湖路一带环境才有所好转。白云索道的建成，云台花园更成为游客上白云山的捷径，每当重阳节，那里人多到难以形容，也带旺了我的白云食街。

  在做白云食街期间，我的儿子读旅游职业学校毕业，在沙面白天鹅酒店实习。某天，我与朋友到白天鹅饮茶，见到儿子在餐厅为顾客斟茶。我见此很不开心，很为他的前途担忧。当时，刚好有一位澳洲朋友介绍，瑞士有一间酒店管理学院，属全球顶级的酒店管理学院，在广州开讲座，招收学员。我去听过，觉得不错，回来再叫儿子去听，问他有没有兴趣去读。儿子说有兴趣。于是，我确信他有此恒心之后，决定送他去留学。那学院每年的学费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是20多万元。还有其他的费用，约3万美元，当年的美元汇率最高时为1：84，1999年，儿子到瑞士那学院留学，读了4年，期间的花费起码人民币上百万元。儿子出国读书前，我已为他买好了房子。当时如果白云食街不是经营得比较好，那些费用开支是难以应付的。

   儿子每年放假回广州，我没有让他在家养尊处优，而是要他做一些家务，如将家中所有的防盗网重新油漆一遍。我经常教导他，你到街上数出一万个人，看看有几个人像你一样享有那么多幸福。儿子学成回来后，已经有一份很不错的职业，我还要求他，假期到酒楼里充当服务员，要时刻想到，所有的成功与幸福都来自于艰苦奋斗。

  在做白云食街期间，我又遇到一件事，或者说，是我救的第5条人命。某天，有一位老太婆到白云食街对我们说，在云台花园附近的草地，有一个弃婴，是个女孩。听说有一对老夫妇捡了去，现在又后悔了，想放回去。你们不是一直想有个女儿吗，何不收养她？听到此事，我们夫妇动了心。经过医院的详细检查，证明女婴很健康。于是，我们决定收养她，并且很困难地为她上了户口。从此以后，女婴在我们家长大，现在已经结婚成家。

   我在开酒楼期间，还与李文伟同学有过交集。李同学文革时读高一，曾当过主义兵的头头，威风过一段时间，后来去过雷州半岛农场。回广州后，他在海珠广场开了一家酒楼，有一个时期还做得很成功，经常招待朋友同学到他的酒楼吃喝。后因不善理财，酒楼结业。后来他也做过音响生意，也不成功，变得一贫如洗。他还患上严重的糖尿病，妻子、女儿、朋友、同学也不理他。某次，我请他饮茶之后，开车送他回家。结果发现，他在郊区三元里租了间破旧的房子独住，处境凄凉。见此，我送过一千元钱，后又多次关照他，帮助他。后来，他病逝，他妹妹在他的遗物中看到我的卡片，打电话告诉我这事，讲了半个小时也哭了半个小时。我第一时间得知此消息，再通知他们班的同学。他们班的同学无人知晓。李同学的离世，使我深感世态炎凉。

   1993年，我大哥在北京参与北京亚运村项目的建设。当时，他所在的香港公司经常性要搞接待当地各级官员，都要到外面的酒楼用餐，要花费巨额资金。大哥提议，希望我到北京办一家酒楼，既可节省公司的资金，又可以让我得益。于是，同年的11月，我在北京的崇门区开设一家名为“香粤楼”的酒楼。我在广州、北京两地来回管控。我将我在广州自己的酒楼最好的厨师派去。全部食材都是从广州运送到北京。我还定期分批将员工派去北京香粤楼工作一段时间，被派去的员工都会十分高兴。香粤楼维持了两年多时间，后因陈希同、王宝森事件后，生意一落千丈而结业。

   1997年2月19日，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举国同悲。我亦感到悲痛不已！邓小平结束了十年动乱，拨乱反正，并且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这趟列车才逐渐走上正轨。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黄卓銮的今天！2月25日上午，邓小平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前一晚，我和李冰冰商量，我们在白云食街，也要布置一处灵堂，我们全体员工也要举行祭奠仪式。于是，我们连夜扎了一个花圈，我写了一副挽联。可惜挽联的内容现在记不起来。次日上午，灵堂布置好。北京的追悼会开始时，我也将全体员工集中到灵堂前，默哀悼念。我对员工们说，没有邓小平，你们也不能南下广东打工赚钱、养家糊口。员工们也有同感，诚挚地参加悼念仪式，一一在邓小平同志的遗像前上香鞠躬。此时也到了饭点，食客们陆续上门。他们看到了此情景，也情不自禁地在邓小平的遗像前上香鞠躬后，才找座位坐下。我不知道当年在广州别的酒楼里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悼念仪式，我确实发自内心地自觉地做了这事。

   1999年底，我又雄心勃勃地接手了在三元里广花路的一间规模不小的酒楼，取名“云长大酒楼”。但是，刚接手不久，遇到政府建设广花高架路。就在我酒楼门前建桥墩，酒楼门前成了一片工地。同时，我又了解到，原先的酒楼曾发生过烂仔打斗，死了人，知情的食客也不会上门。故此，酒楼生意自然惨淡。我只有当机立断结业。这次投资的失败，也是造成我结束饮食业以及婚姻失败的导火线之一。

   李同学和梁同学都是侨中校友。他们居住泰国清迈。李同学曾患中风，大概2005年后第一次回国，与我饮茶，行动已有不便。我提议她练习耍太极，有利于身体恢复。因李同学次日回泰国，之后，我到新华书店买了有关太极的书和光碟，邮寄给她。因光碟不能寄出境，我专门托朋友辗转送到她们家，令李同学很感激。2015年，我在泰国参与“岭南丹青三人行”画展。期间，梁同学、李同学夫妇提议我去清迈开设中餐馆，说当地很有需求。当时，我又心动了，回广州后，联系了一位饮食界同行，与他合作。他也有兴趣。但后来我了解到他的集团很复杂，光股东就有30多个，我难以操控，此事就没有办成。如果做成了，我不仅重操饮食业，而且将餐馆酒楼开设到国外。

尾声   寄情高雅，安享晚年

   听了黄卓銮同学那么多传奇的故事，我不禁感叹：“你真是一位成功人士！”

   不料黄卓銮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有不成功的时候啊！”我问：“这话怎讲？”他说：“我的婚姻就没有走到头呀！”

   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离婚的夫妇，多因贫贱引起吵架而分手，但是，黄卓銮在离婚这一环节，也显得与众不同。1968年上山下乡落户三水时，他即与李冰冰同居，两人一同经历了农村的苦楚、牢狱的折磨、创业的艰辛……到了云开雾散、生活富裕之时，两人却因性格的差异越来越深要提出分手。黄卓銮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处理好家里所有该处理的财产、孩子等问题后，2000年，两人才和平分手。

   2000年，他们离婚之际，也是白云食街结业之时。从此，黄卓銮也结束了饮食行业。这年，他53岁。离婚后的黄卓銮，估计不乏女朋友或红颜知己，生活不至寂寞。但是，慰藉他心灵的，主要还是他那些高雅的追求。

   离婚对于我，当然是一大打击，妻子不满意我的其中之一，就是我的爱好，尽是烧钱的玩意。我深知这一点，但是改不了。离婚之后，我还是追求那种种高雅的玩意。

   白云食街结业之后，我可以心无旁骛，一心作画。我常常作画到深夜，还想进一步提高画艺。我画了许多山水花鸟画，除了送给朋友，卖给买家，自己也保存一批精品。那时，我有时间出画册、办画展、开会所，与书画界朋友有更多的交流。到如今，我还有个愿望，就是想再开一次象样的大型的个人画展，给自己几十年的书画生涯交出功课，给人生留下一点痕迹。本来，个人画展筹划在2020年或2021年举办，但是因新冠疫情而耽搁下来。

   音乐是我一生的陪伴，欣赏古典交响乐，是我的至爱。每当星海音乐厅有著名的交响乐团的演出，不管数百还是千元的门票，我都毫不犹豫买票观看。至于精品的唱片，不管多少钱，我都会买回收藏。虽然我在1997年后已经解散了乐队，不再站舞台，但我还有一班玩流行音乐的朋友，大家定期或不定期聚会切磋。电台或电视台有需要，我们也会上去担任客串嘉宾，或者演唱一曲。

   旅游也是我生活的重要内容，以往基本每年必有一次远游，几乎跑遍了祖国的三山五岳。我最喜欢去的国家是泰国，那里有许多好朋友和喜爱的风土人情。2015年，我曾在曼谷开了一次画展，泰国前总理功·塔帕郎西在开幕时前来剪彩。

   我泰国的好朋友吴姐，是泰国媒体大王、华人杂志《泰国风》的创办人。2006年，她要拍一部泰北金三角原国民党孤军93师的五集纪录片，托我找人投资。这是在外华人的一段悲壮历史，1949年底，因战败撤退到泰北的几万国军，到2006年时，只剩下几十个老人。这事，作为中国历史中的微小的一笔，也是应该及时抢救记录、让世人知道的。于是，我找到了当年同村姓赵的女知青投资了这个项目。我全程也陪同摄制组在泰北清莱一带参与了工作，爬山涉水，收获不少。我还送了雷将军一幅画。完成摄制回程时，我还带摄制组去了在清迈的老同学李艳多的别墅，得到老同学两夫妇热情的招待。后该纪录片因故而未能发行，实在也是遗憾的事。

   我喜欢旅游，同时又是摄影的发烧友。旅游时，如去庐山、黄山等，我必定带上长枪短炮，即高档摄影器材。以前使用菲林相机，我的菲林都是托朋友从香港成箱成箱地买回的。每当去旅游，我要背一两支长镜头、一只三脚架、相机、几十筒菲林，光这些就几十斤重，不要说其他行李了。每年重阳节，几十万人经我家门上白云山，每年我都拍下那一年一度的壮观情景，见证云台花园30年的历史变迁。我每次都用4张底片晒拼出全景，接驳得天衣无缝，朋友们看到，都大加赞赏，说为何不拿到羊城晚报刊登。

   我还喜欢玩盆景，玩水仙头。几十年来，每到春节，自己还有一项不能缺少的作业，就是雕培“蟹爪水仙”。每年春节前，我都会买一大箱水仙头，起码有几十上百个。我根据每个水仙头的特点，用小刀、铁丝等工具将其修饰。我会将成功的作品送给朋友，为新春增添喜庆。每当那些婀娜多姿的花朵能赶在除夕开放，我心中就会满足和喜悦。春节期间，那一盆盆“蟹爪状”的水仙花让人赏心悦目，陪伴着我们欢度佳节。相信如今，这种古老的雕工传承者也越来越少了。

   我在农村时学会了抽烟，因为在田头劳动时，卷一支烟抽着，是偷懒的好办法，从此烟瘾也越来越大。直至回城后，发觉每每吞烟后，胃就有不适感，中医西医都治不好，最后还是经厂卫生室的李医生的提示治好了：戒烟！从1982年至今，我再没有吸过一口烟。至于喝酒，因为开餐馆，为了应酬，喝酒是少不了的。酒楼结业后，酒也戒了，之后是烟酒不沾。

   岁月无情，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当年的老三届，也渐渐年近花甲，大家走完了人生的大半历程，都感到有些累了，要慢下来了。我庆幸，我能在广东华侨中学学习。我感到，当年的同学情，十分珍贵。而当年的同学，又各散东西，有的在外市，有的在港澳，有的更远在美加。如何让昔日的同学们再相逢，再叙旧？2003年，我与宏守基、郎仲光、何启佚、杜小钰、你，以及远在美国的黎康乔、胡念祖等热心的同学商议，成立了广东华侨中学老三届同学会筹委会。你还负责注册和管理“广东侨中老三届网站”，使各地的同学们都可在这个平台重聚与交流。我们商议，每年搞一次广东侨中省港澳老三届同学聚会。每五年搞一次广东侨中老三届同学大聚会。

   当年的11月2日，我们学校的老三届校友70多人，相聚在同和镇的明泉山庄。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聚会，我取名“金秋会”，并写了一幅“百岁同乐”的字。2004年11月14日，我们老三届校友在广州北郊之雄盛山庄又举办金秋会。有了这两年金秋会的经验，我们策划，在次年搞一次全球性的侨中老三届校友的大聚会。终于，在2005年10月5日，大聚会在我们母校成功举行，世界各地的校友回来了许多，场面非常热闹感人。2010年第二次全球金秋会，参加的同学近500人。我所手书的“百岁同乐”四字，在每年的金秋会上都高高悬挂，成为金秋会的标志。由于有了每年的金秋聚会，同学之间的友谊更加亲密牢固。每年参与策划、安排和主持金秋会，是我晚年重要的也是乐意去做的一件大事。

   说了许多年要去美国一趟，2017年终于成行。当我走出旧金山机场时，心中涌起一股说不出得滋味。50年前，那封闭的年代，外面的世界时陌生的。当年每弹起那首英文歌《San Francisco》时，觉得那美丽的旧金山市神秘和遥不可及的，而今，我终于来到了，觉得人生真像一场梦一般。在美国的一个月时间，我天天忙着见一大堆老同学、老画友、老乐友等老朋友，包括曾在三水插队落户现在在美国华人界很有名望的同学兼农友陈杰民等。他们知道我现在在中国生活得很好，而且有一定的成就，也感到放心和欣慰。我在美东美西转了几趟飞机，游历了美国的山川美景，尤为壮观的大峡谷等地为我留下了不少画稿，华尔街的繁华与霸气解答了为什么它能是帝国的金融中心……

   从2000年至今，已有21个年头。这21年，是我退休的21年，也是我享受人生的21年。更重要的是，这21年来，我见证了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盛，社会越来越文明，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纵观我离开印尼、回到祖国这60年，我们国家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但又不断朝着光明前进的道路，如今，我们国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着不断改善的良好的社会制度，使我们能够战胜包括去年的新冠病毒那样重大的灾难，我感到很自豪。我常有这种感叹：当年我回到祖国是对的，虽然我同样走过艰难曲折的人生之路。

   我应是华侨之中少有的国画家，有人评说是“吉他手中最好的国画家，国画家中最好的吉他手”，这不是假话，海内外许多藏家都收藏有我的作品。多年来，我常参加社会义捐活动，其中，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庚子年的新冠病毒，我都第一时间参加了市政府部门举办的书画捐赠义拍赈灾活动，以尽海外归侨的一份赤子心意。因为我祖宗三代都热爱祖国，为国贡献一生，可以说是革命家庭。我一直都不出国，多年不见面的侨生打听到我还在中国，都不相信，在他们眼里，我应早就出国了。因为我知道，在国外，每位华侨都有一部血泪史！我的母亲在外辛苦一辈子，养大七个孩子，年老时，十只手指都是曲的，不能伸直。爱祖国爱家乡是每位华侨的本分，应该永远铭记。

   我的一生从风雨中走过来，历经无数艰辛和苦难，能有今天，是自己在困难和失败中从未放弃过对成功的追求和奋斗，直至如今的日子，还在努力去完成自己还能做的事情，希望最后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点东西已足矣！

   我为黄卓銮同学所记录整理的他的回忆长文，至此应该结束了吧。在2021年的今天，我们都是73岁的老人了。我们能在有生之年完成了这篇长文，感到很欣慰。这篇长文，对黄卓銮来说，是人生的一个总结，对于我来说，是对黄卓銮这位老同学的尊敬和情谊的一份表示，是实现了作为一位作家对感兴趣题材写作的迫切愿望。至于对其他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来说，这篇长文，也不妨看作是了解中国当代史的辅助读物之一，有些内容或许对你们是有用的。

                    202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