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五十年

                      ——一位印尼归侨在国内的经历

陈贤庆

    想到为黄卓銮先生写点文字,是去年即2011年的事。笔者与黄卓銮先生是高中时的同学,他是一位印尼归侨学生,说起来,我们的认识也近50年,但是,黄卓銮的整个人生经历如何,我知之不详,毕竟自1968年彼此上山下乡分手后,我们就不在一起。此后偶有接触,也只能闻说其片段。近年来,因共同组织中学的校友联谊活动,我与他接触多了,但对他的经历,仍未能作系统的梳理,因而,还未能引起写作的欲望。

    20111120,校友36人一起到龙门县的大自然温泉度假村活动。去时,我与黄卓銮同坐一小车。途中,黄卓銮谈起自己的某些人生经历。说者无意,但作为听者的我则有心。黄卓銮算不算“名人”暂且不说,就其人生经历而言,我觉得就非一般同龄人可比,是一般作家寻觅和喜爱的题材。是日晚上,在度假村内,游客不多,显得很寂静,同伴们或唱歌,或泡温泉,或散步,或休息,而我专门找上黄卓銮,再听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从大自然度假村回来后,虽有其他事务缠身,但要写写黄卓銮的故事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终于,在今年初,我再度到广州,专访黄卓銮,积累素材,回来后,尝试动笔。

    如果说,黄卓銮的人生经历是一部大书,我以下所写的,只能是个大略,是条骨干,期待日后时间充裕时,再作充实。为了写作的方便,我以黄卓銮自己口述的方式,用第一人称来写,应该会显得亲切些、真实些。 

第一节   家庭状况

    广东省,是输出华侨的主要省份。而广东的珠三角地区、五邑地区、潮汕地区,又是最主要的侨乡。过去,尤其是清朝后期以及民国时期,乡人出外国,主要是为了谋生,是不得已的事。他们在国外的苦难史、奋斗史,相信今人亦有所知闻,在此不详述了。

    我虽是印尼归侨,但其祖上是生活在国内的。我的祖籍是广东省五邑地区新会县的杜阮乡,爷爷在清末当过新会县官。还资助过孙中山革命。至于资助了什么,资助了多少,有没有出走南洋,什么时候去世,我都不清楚,原因是年少时年轻时没有想到将来有写回忆录的一天,不知道要收集资料。爷爷的情况不清楚,但是我二叔公和三叔公的情况是知道一点的,他们都在民国前期去了南洋。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叔公回国参加抗日,曾任新会抗日游击队的队长。在一次战斗中,三叔公被俘,后被日寇在村中的河里淹死。二叔公也在南洋参与抗日,后成为马(马来亚)共的中央领导人之一。1951年被当局驱逐出境,回到中国,被分配到海南兴隆农场工作。退休后回新会生活。90多岁时去世。

    我的父亲叫黄一飞。1902年出生于家乡新会。抗战前,到印尼谋生。后曾回国,娶了母亲。母亲也是新会人,叫???。抗战期间,父母再回印尼。在此期间,父母用100港元买下了巨港市郊区的一个农庄。农庄有果树园、菜地,还有三口鱼塘。不远处,便是原始森林。农庄周围的居民不多,只有几户,都是福建人。父亲除了经营农场,还参与其他企业,曾任巨港市研艺机器工会主席,是当地的华侨领袖之一。

    抗战胜利后,印尼发生内战。1947817,印尼独立,苏加诺当政。就在印尼独立4个月后,即1947121,我降临人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至今,我还保留着他在印尼的出生纸。那出生纸中的文字,一半是法文,一半是印尼文。

    就这样,我在印尼出生,在巨港市郊的一个农场长大。童年的生活环境,也影响到我日后特别钟情田园山水,为日后喜欢画画成为小画家打下基础。由于父母都是新会人,我从小会讲新会话;由于邻居是福建人,我从小又会讲福建话;7岁后,入读当地的华人学校,又学会中国的国语;上街时,我又必须学会印尼语;及至初中时,又可以接触到英语……不是我自吹自擂,我对语言的接受能力也特别强,实际是源于从小生活在那种复杂的环境。

    194910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海外华侨也很兴奋,有的还想立即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的二哥黄伯如,出生于1931年。19501月,年仅19岁,他与一班进步的华侨青年,偷偷坐飞机到雅加达,再回新中国。回国后,二哥黄伯如被安排在广州市职工业余中学任教。

    1954年,父亲与其他印尼侨领一起,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回国观光了9个月。对于父亲来讲,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日子,他到了全国许多地方,和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所接触,亲身感受到经过几年间建设的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回到印尼后,他还不时谈到回国观光的见闻和感受。1955年万隆会议开幕,父亲作为当地侨领到机场欢迎中国总理周恩来。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如刘少奇、陈毅等访问印尼,父亲都到机场迎接。父亲与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十分相熟。我记得,父亲回国观光的照片,以及与中国领导人的合照有很多,可惜,在文革期间,母亲担心出事,尤其是那些与刘少奇、彭真、陶铸等人的合照,全部烧毁!

    1960年,印尼发生排华事件,华侨的处境日渐危险。父亲决定,一部分亲人先回国。于是,那年5月,我13岁,姐姐18岁,由母亲带领,回到中国,在广州落户。而父亲和我的其他的兄姐,还留在印尼。回到中国后,我们才知道,国内正遭遇“大饥荒”,吃饭也成问题,生存也成问题!因而,父亲也不会让其他子女回国。到了19631964年,国内情况好转,父亲又有回国的打算,谁知,1965930,印尼发生政变,苏加诺总统下台,苏哈托将军上台,大肆逮捕和杀害印尼共产党员,以及清洗异己势力,父亲也遭到通缉。幸而,靠一位相熟的军官帮助,父亲与家人被秘密转移到我姐夫居住的一处小乡间,隐居了十年,与国内的亲人更是天各一方。1975年,父亲去世。而此时,我也在中国广东三水县的农村,过着“知青”的生活,无法为父亲送终。这事,成了我终生之痛!计算起来,我和父亲以及其他兄姐共同生活的时间,就只有13年!

第二节   中学生涯

    前面说到,19605月,我由母亲带回中国。至今,我还保存着那本归国时的护照。我在印尼时,初中一年级读了一半。回国后,由于二哥在广州,我们也在广州落户,住在广州市的蓬莱路。

    我们是在印尼遭到排华迫害而回国的,谁知道,回国后,却发现国内正遭遇“大饥荒”,国人的生活比起印尼华人更艰苦!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总之,这一切,我们也只能忍受了。在难以忍受的时候,我们只有求助于印尼和香港的亲人,寄些猪油、白糖、面粉、糖果饼干等回来。这类食物,除了用于自己,我也会适当施舍些给要好的面黄肌瘦的小同学。由于我们有这么一层“海外关系”,在经济困难时期,这层关系起到了救命的作用,但是,到了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就不顶用了,“海外关系”反而成了一条罪状,我们在海外的亲人,都被视为“敌人”。

    由于印尼和中国的教育不尽相同,回国后,我先被安排到华侨补习学校读了几个月。几个月后,我便考到市一中再读初一。在华侨补校,由于大家都是归侨,没有什么不适应,但是,到了市一中,归侨学生不多,我就感到自己成了“怪物”了。此无他,当年广州的本土学生,还是很老土的,再加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吃没得吃,穿没得穿,衣服都满是补丁的,脚下连鞋子都没有,男生不说,就连有些女生,也是光着脚去上学的。归侨学生,穿的还是东南亚的“花衣”,脚穿皮鞋,头发打蜡,身喷香水,骑着变速的自行车,说着半洋话半国语,怎么不让土包子同学或围观或羡慕或嘲笑呢?幸而,初中三年过去,1963年,我考到广东华侨中学读高中。学校大半都是归侨学生,这使得我不至于“鹤立鸡群”了。谁知,上了高中,我以及其他多位侨生的学业跟不上,高一就留级了,这让我很懊恼,但也很无奈。于是,1964年,我继续读高一。而这一年,你(指作者)也从本校初中升上高一,与我同学吧,只是不同班级,我在三班,你在二班。由于我本身就瘦,加上国内“三年经济困难”再饿瘦一点,于是,读高中时,我便得到一个绰号“排骨”,而我的本名,反而不是人人都知道。

    在中学期间,我所回忆的,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集邮的事。在上初中时,我喜欢上集邮。我不仅收集中国的邮票,尤其致力于收集外国的邮票。我的方法,也就是广交邮友,互通有无。在初中期间,我已经收集到包括香港、澳门、印尼、马来亚、日本、苏联、匈牙利、新加坡、阿富汗等地区和国家的邮品。如今,邮友早已断绝来往,但所收集的邮票仍保存着。

    第二件事,就是弹吉他。吉他是西洋乐器,价格不贵,携带方便,表现力也很丰富,且能自弹自唱,颇受时下青年人的喜爱。但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吉他还是稀有之物。甚至可以说,是由华侨尤其是印尼归侨带回国内的。吉他在印尼很流行,我在印尼时,已常看别人弹吉他,回国后,1961年,“披头四”歌唱组合风靡世界,中国人也知道并受感染。于是,我约了几位市一中同学,也是印尼归侨学生,一起学弹吉他。可能我具有此天赋,不仅一学就会,而且很快便熟练,达到较高水平。其时,广州城内形成了四班吉他乐队,我们属于西关乐队,其余三队是华侨新村队、河南队、禺山市(禺山市为街区名,在越秀区)队。这四个乐队,互有学习,互有竞争,相约时间和地点,集中比拼。这种活动,在文革前,还是公开的,还是算合法的。

    1965年,我们升上高二级。这时,学校从市内的维新路搬到了市郊的瘦狗岭,大家都要住宿。我的宿舍与你所住的宿舍在同一层楼,相隔几间房。吉他自然是带回宿舍的。在晚饭后到晚修前这段时间,我和绰号叫“小牛”的李宗麟同学或在宿舍内或在阳台上一起弹吉他。吉他的美妙琴声,以及《星星索》《梭罗河》《划船歌》《莎丽楠蒂》等印尼民歌,常常吸引着一群同学知音在围观聆听。那情景,你大概还记得吧。

    黄卓銮说的一点也不错,我在读初中时,已经玩乐器了,花了20元,买了一把高胡,学着拉一些广东音乐,自认为拉得很不错了,但是,后来见识了黄卓銮他们弹吉他,尤其他们自弹自唱那种潇洒,反观高胡则太土气了。不过,那时我们作为穷学生,实在也没有能力买一把吉他。总之,在中学那个时候,伴随着黄卓銮的吉他声,印尼、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不少民歌,已牢牢地钻进了我的心中。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运动,黄卓銮早早成为一位吉他演奏家,是完全可能的事。

第三节   文革爆发

    196656月间,突然,中国爆发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对这场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不理解,我们青年学生不理解。而我,回国也就6年时间,就更加不理解了。我们的校长祝菊芬,琼崖纵队的老红军、老革命,我们的副校长颜美德,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女教育家,怎么都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遭到学生们的批斗?教语文的方惠民老师,运动开始不久,即在宿舍自杀身亡。人死了,还说他“死不改悔,自绝于人民”……

    到了78月间,学生中按出生成分被分成“红”与“黑”两种。出生于工农家庭的为“红”,是革命的;出生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属于“黑”,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归侨学生属于“红”还是“黑”?按道理,我们是可怜的一群人,在国外遭到苏哈托的迫害和排挤,被迫远离亲人,回到祖国。有些同学在广州并无居所,就只能住在学校宿舍。我们其实是彻底的无产者。然而,由于我们与海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又有“里通外国”和“敌特”“间谍”之嫌。于是,文革爆发后,在学校里,归侨学生也是被认为“不可靠”的一群,属于受压的一群。那些“红五类”子女,成立了“红卫兵”,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不及“毛泽东主义”,所以称自己的组织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简称他们为“主义兵”。他们可以到北京去朝圣,到各地去串联,但是,我们归侨学生和其他“黑七类”子女,就被剥夺了这些权利。

    对此,我以及其他归侨学生很不忿,想到要抗争。19661022,我与罗宾等一群归侨学生,到广州火车站想冲上火车,到北京去。然而,我们的行动被学校的“主义兵”得悉,于是,一队裤腰勒着军用皮带的“主义兵”赶到火车站,强行将我们截回。当晚,我们这班归侨学生在火车站附近的越秀南路的马路边,坐了一个晚上。我们叹息、疑惑、愤怒。我们最想不通的是,在印尼,在东南亚,他们受到苏哈托等独裁者的迫害,回到自己的祖国,为何却要受到同学的歧视和打击?

    几天后,北京清华大学的两位大学生来到学校串联。其中一位,是同学谭爱卿的大哥谭达逵,他得知我们的遭遇,表示支持我们的抗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1031,他们组织我们与“主义兵”展开大辩论,批驳“主义兵”没有理由阻拦其他并非“黑七类”子女北上串联的权利,获得不少同学的支持。在文革之初,北京的大中学生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唆使,到处煽风点火,实际上谁对谁错谁是革命派谁是保皇派,只有天知道。青年学生们其实都是政治家们摆弄的炮灰。但是,这一场辩论会带来的好处就是,“主义兵”也觉得无理和无力阻扰其他同学的行动。

    1111,我和罗宾、林善和等同学,终于在广州火车站爬上了一列北上的火车,历尽艰辛,到了首都北京。到北京后,我们住到了清华大学,每天除了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就是到北大、北航等其他高校参观和看大字报,看到了高校学生如何分为两派进行大辩论,也认识了蒯大富、刘涛、张尔纲、武传斌等造反派的头目。除了看大字报,关心文化大革命之外,我们还抓紧时间,畅游北京的古迹和各景点。我们在北京,不愁住不愁吃,足足呆了一个月。

    我们之所以呆上一个月,是和其他数十万各地来京的学生民众一样,要等待毛泽东的接见。等不到,誓不回去。终于,等到了1226,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被安排在首都飞机场。凌晨3点钟,我们被叫起床,每人分派四个馒头,四个鸡蛋,然后,小跑到机场,按地点静候。共25万人聚集在一起,场面壮观。如果放在现在,当局就会怕得要命,唯恐出事。但是,在当年,在首都北京,毛泽东已经七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场面越壮观,越说明红卫兵是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领袖要他们干什么,还有什么干不成的?当然,除了各地来的青年学生,还有整师整团的军人手挽手坐在地面,将人群阻隔。四个馒头和四只鸡蛋,在寒冷的12月份底,我们维持了一整天。有些体弱的学生,早已晕死过去了。直到下午4点钟,毛泽东的车队才到达飞机场。于是,人们像潮水一样、像发了狂一样,高喊着口号,泪流了满面地涌向那车队行进的方向。如果不是有大量的部队战士手挽手造成屏障,后果不堪设想。林善和同学身材矮小,被后面的人推倒在地,如果不是我和罗宾死命将他拉起,恐怕他会被踩死!大约10秒钟,毛的车队便驶远。事实上,我们只能远远地看到那熟悉的身影。林彪身材矮小,影像就更模糊了。毛的车队一离开,人潮又从前面往后退。那退潮的威力同样巨大,满地是被踩掉的鞋子、衣物,甚至奄奄一息的学生……我们无法从马路行走,只有踩着麦田,寻路回城。直到半夜,我们才回到清华大学。

    这样的朝拜方式,现在还有没有?或许在麦加,在拉萨,在平壤……还有吧。谢天谢地,现在没有谁会历尽艰辛去看一眼国家领导人的样子了……

    12月底,我们回到广州。从北京朝圣回来,我们的精神真的振奋了,革命的热情也真的高涨了,回校后,我们立即也组织“红卫兵”。既然对方用“主义”,我们就老老实实用“思想”。于是,我们的组织就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由于我们带了头,其他没有成立组织的同学也纷纷自立门户,有叫“五四战斗队”的,有叫“鲁迅战斗队”的,有叫“井冈山战斗队”的,有叫“大喊大叫战斗队”的。你们那是也成立了“308战斗队”。

    黄卓銮说得对。我们的战斗队叫“308战斗队”,颇有点像“007”的味道。其实,当年,黄卓銮他们住306宿舍,我们那几位同学住308宿舍。308就是宿舍号,毫无特殊意义,这也决定了那组织缺乏严谨性和战斗性,因为我这样的“黑七类”子女也混进其中,而且中途还当了逃兵。

    到了1967年初,“主义兵”之外的各组织进行联合,组成“侨中红旗”,隶属于广州地区的“红旗派”。 

第四节   武斗时期

    在上一节中,我所讲述的,是运动之初的情况。还是两大派以大字报、扩音机等辩论和对骂的和平时期。而就是这样,已使我感到新奇和好玩。在印尼生活,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可以不用上课,可以享受免费旅游,可以到北京接受领袖的接见?……如果说,我是个无知厌学贪玩的学生,那就错了。其实,我毕竟已经回国6年,已经成为共和国的一分子。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运动之初,也是豪情满怀,真心投入到运动之中。我庆幸,我回到了祖国,赶上了好时候,能参加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庆幸,我们可以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人一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叱咤风云,救国救民,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然而,运动的发展,却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学校的两派学生,包括广州市的两大派组织,渐渐从“文斗”发展到了“武斗”!196745月间,广州城内就出现了枪声。不久,我们学校的两派也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主义兵”占据了教学大楼,而我们则以学生宿舍为据点。两派都有高音喇叭,日夜对骂。这些情景,你可能没有亲身体现到吧?

    黄卓銮说得没有错。1967年过后,我就脱离了组织,搬回广州的家里住,与同班的刘同学一起学拉小提琴。毕竟我属于“黑七类”子女,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去“继续革命”。黄卓銮给我回忆的“战斗故事”,对我来说,真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96761,那天,我们不知从哪里得知,主义兵整理了许多同学的黑材料,准备进行政治迫害!于是,我们策划一次行动,要冲进教学大楼,抢出黑材料,挽救广大同学。当我们冲进大楼后,被主义兵发觉,于是,双方用铁棍水管打将起来。主义兵人数占多,又或者居高临下,我们抵挡不住,且战且退。当时情况危急,如果退不出来,就会成为俘虏,后果不堪设想。梁同学眼看有逃脱不了的危险,忽然心生一计,将身边不远的一位女主义兵曾同学!主义兵的战友们,一下子傻了眼,毕竟投鼠忌器,手中的铁棍不知往哪儿打去。于是,梁同学勒住曾同学,从六楼往下逃。

    当大家安全撤出大楼之后,彼此看看,身上都有或轻或重的伤痕。清点人数,天呀,竟然少了一位战友!那是谁?是高一级的张同学!也就是说,张同学仍在大楼内,或被俘虏,或已战死!这下,可急坏了红旗派的战友!想再去救,那还有可能?!主义兵已将大楼的大门紧锁!红旗派的人马上紧急会商,制定营救张同学的方案。方案之一,当然是立即开动高音喇叭,声讨对方无理拘禁红旗派战士,勒令其立即放人;方案之二,就是聚集全校的红旗战士,在大楼前高喊口号,严重抗议;方案之三,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到附近请救兵。附近何来救兵?原来我校对面的华侨补校,学生都是侨生甚至难侨,都住在学校里,少说也有两千多人。谁能担当重任去请救兵?那就非从印尼归来的我莫属了。我当即跑到华侨补校,用印尼话说了一通,立即将华侨补校的学生鼓动起来。于是,傍晚时分,华侨中学的教学大楼,被两千多红旗战士和激于义愤的学生四周围住,声嘶力竭的口号此起彼伏。

    黑夜来临了。是夜,是424,没有月光,夜风阵阵,尚有些寒意,我们或站或坐在大楼前的操场,为救战友,没有谁离去,那情景,确是很感人的。长夜漫漫,我们仍在喊着,仍在斗争着,在穿梭鼓动着,那情景,或许不会比191954那天北京学生游行天安门、火烧赵家楼逊色。

    大概也是人心齐,泰山移,我们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到了天微亮时,那教学大楼的大门忽然一开,一个人影被推了出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大家高呼着冲上前,把张同学扶住,慢慢走到人们聚集的大操场上。这时,人们在不停地欢呼胜利,并把英雄簇拥着。借着黎明的曙光,大家看到张同学伤痕累累、疲惫不堪,又义愤填膺,于是,又一阵声讨的口号响彻云霄。此时,张同学也被眼前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不顾身体的虚弱,登上一处高地,环视四周两千多的战友,然后,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大声喊道:红旗派的战友们……”他在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那情景,恐怕不比五四运动时罗家伦、邓中夏等学生领袖的演讲场面差!

    8月初,广州沙河地区几乎一片红一片红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沙河地区几乎被红旗派的势力占据了,但是,主义兵仍有一处据点,那就是沙河饭店。于是,在某一天,广州红旗派对沙河饭店发起总攻,我们也被召集参加战斗。经过激战,终于把盘据在该饭店的主义兵赶走。在回校的路上,我们大声地议论着刚才的战斗,叙述着战斗中的每一个细节。忽然,有人有感而叹道:沙河饭店的主义兵是赶走了,但是,我校的主义兵,还有八一中学的主义兵仍占据着教学大楼!这一叹,把大家心中的烈火点燃了,纷纷嚷道:我们把那据点也打掉!”“对!趁热打铁!”“他们的那套广播器材也太强大了,吵得我们无法睡觉!”“我们的忍耐也够的了!”“把他们打走,沙河才称得上一片红!”……

    回到学校,我们即策划攻打教学大楼。主义兵为了防范对方攻打,已把大门封死。如何把它打开?这时,有人想了一个聪明的计谋,决定制造一个地雷,把大门炸开!说干就干,那同学把一块大石头,中间凿一个洞,放进火药和雷管。就这样,一枚土制地雷诞生了。

    到了某一天,我们要行动了。我们的作战装备,只有手枪一支,是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薄壳枪,已经打不响,但可以虚张声势;每人手中有一支铁棍或磨尖了的水喉管;至于防卫的设备,只有孔同学具有,他在胸前绑了一个沙包,在沙包之上还夹着一本红宝书,其作用显而易见,胸有红宝书,谁敢刺来?即使刺来,还有沙包挡一下,对方的矛可能不至于直刺心脏。前面是防范了,但身后呢?孔同学的做法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居然想到了用一只锅盖作护背,于是,整个人肯定和刘罗锅没有什么区别。当红旗战士们埋伏在大楼四周之后,某同学就象当年的董存瑞那样,抱着地雷跑到大门,所不同的是,董存的炸药包无处放置,不得不把它高举,壮烈牺牲;而某同学只需点燃引线,即飞跑到安全的地方,伏在地上,以免伤着自己。他们等呵等,10秒,20秒,半分钟,一分钟……终于,经过了漫长的一分钟,他们终于听到了一下响声——一下比放屁稍响的响声!然后,一切又沉寂下来。

    破门不成,怎样攻进大楼?后来,我们以某个不太牢固的窗户里作为突破口,攻了进去!但是,攻进大楼后,我们遇到了主义兵的顽强抵抗和反击,张同学再一次倒霉,被对方用水喉管插进腰间,显然已不是轻伤了。之后,我们被逼困至二楼一间教室之内。有道是困兽犹斗,为生存,我们忽然产生了无穷的力量,硬是用手中的铁管,把隔墙洞穿,最后逃至阳台之上。这时,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场面忽然在我们面前闪动,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我们宁死也不当主义兵的俘虏!于是,大家纷纷从阳台跳下。大家都有些轻伤。胸前背后装有盔甲的孔同学,当然大难不死,但是,七十年代初,却因外逃,被怒海吞噬了生命!而本已身负重伤的张同学再这么一跳,则伤上加伤,盘骨挫裂,当时已昏迷不醒,被立即送往空军医院,幸好还能从死神手中逃回。 

    攻大楼一战失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领袖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之所以失败,还不是因为手上只有一支打不响的薄壳枪,一枚炸不响的地雷吗?如果有真刀真枪……

    当时的形势是,主义兵有枪,而红旗派没有枪或枪不多,广州的红旗派说是为了自保,要用枪弹武装,但那枪弹从何而来?或许有探子探知,广州市北郊的石井仓库,存有大量枪支弹药,于是,他们决定去强抢,而我校的红旗派战士也参与这一行动。

    820下午,我校红旗战士分乘两辆卡车,两支薄壳枪和两枚手榴弹就是他们的全部武器,直驶向石井方向。到仓库抢枪支弹药,是很严重的事;而事实上,那里的枪支弹药,又已经被主义兵抢先控制了,我们到了三元里火车北站时,在前面公路四周的小山头和树丛中,早已埋伏着主义兵战士,各种轻重机枪的枪口指向公路的同一方向,那情景,和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的战斗场面绝对相似!可怕的是,我校那两辆卡车上的人,并不警觉,当车子进入了对方包围圈时,即听到一声警告的枪声。如果第一辆车的司机不是怕死(或者说机警),把车子停下来,而是硬冲过去,那么,一场如同平型关伏击战的战斗就会立即打响!当车子停下之后,四周的战士荷枪站起,车中的战士不得不下车当了俘虏!我们被押着赶到铁路边,那里有一些废旧的火车厢。我们看到,在路轨边,躺着一位主义兵战士的尸体,不知是什么时候牺牲的。义愤填膺的主义兵战士喊道:一定要找一位来垫尸底!找谁?忽见那群俘虏之中,有同学高出别人一头,他就是马同学。于是,他准备被拉去枪毙,充当垫尸底的角色。情况非常危急!后来,还是良心发现吧,主义兵的头头们放弃了这一决定,马同学才得以生存下来!

    我们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皮肉之苦后,被关在了一节运货的火车厢之中。毕竟是青春年少,又经历过战斗的洗礼,数十人在几乎密封的车厢内,情绪激昂,热血沸腾,高声齐声地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那情景,真可以说比小说或电影《红岩》里的情节更悲壮!车厢内的人在唱《国际歌》,车厢外的人不可能不理,不理会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国民党?于是,一位战士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把枪伸进气孔之中,往里面啪,啪就是两枪,子弹没有打着人,但里面的歌声停下来了。那战士把脸贴近气孔,往里面看,这一看,让他吃了一惊!他看到,里面竟有几位,是自己初中时的同学兼好友!虽说文革武斗,已弄得人们六亲不认,但毕竟有些人还是良心未泯的,包括这位战士。于是,我校那两车俘虏,被关押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获得释放,而不是被拉去活埋。30多年前,在广州市北站,已上演过一幕“辛德拉的名单”,当事人现在还生活加拿大呢!

    以上是黄卓銮讲述的他和他的战友们的战斗故事。年轻的读者会觉得颇像现在的影视编剧在“戏说”,但是,不管你信不信,作为文革的过来人,反正我是信了!在那个荒唐的混乱的年代,什么事不会发生呢?由于我没有参加当时的“武斗”,当年那血与火的场面,完全未能生动地再现。早知道,我的同学们,参加了武斗而又死不了,包括张同学,我也会去参加的。作为一位作家,那学生打学生的武斗经历是多么的宝贵!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我却欠缺了!写得平淡乏味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应黄卓銮同学的要求,武斗毕竟是很不愉快的事,不应过多地渲染,免使仍活在世上的我们又一次经受精神上的折磨。真的,我想,那武斗,的确是盲目和愚昧的行为,是人性的浩劫,当年,无论伤及哪一方哪一位同学,都是可悲的。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大家都垂垂老矣,那些不愉快的往事,都付之苦笑,如烟消如云散。当年,实在说不上谁对谁错,大家都是政治家们手中的棋子,都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今天,我们大家又常坐在一起,叹息固然少不了,但更多的是互相问候,寻回昔日的友情;互相提醒,珍惜眼前的光阴。幸甚!幸甚!

第五节   下乡三水

    在上一节中,我讲述了文革中两派“武斗”的情景。到了1968年的年中,武斗之风渐渐停息,学校也开始进行“复课闹革命”。这提法本身就是非常荒谬和矛盾的,“复课”了,还要“闹革命”,如何能真正“复课”?其实,当局是看到刘少奇快被打倒了,学生们的作用也完成了,应该乖乖回到教室去,别再在社会上闹事了。

    文革爆发后,我那在广州职工业余中学任教的二哥黄伯如大概以“特务”“间谍”等罪名被批斗,这事也令我心灰意冷。

    这段时间,我躲在家里学做木工,自己打些家具。到了不得不回校时,才再回去。回到面目全非的学校,课是复不成的,学校的领导和教师甚至都不知去向,学校由工人宣传队掌管着。有些当过“主义兵”的同学,获得参军的资格,穿上军装离开学校了;有些同样当过“主义兵”的同学,准备被分配到广州钢铁厂等大型国企去当工人,让人羡慕得做梦都流口水。其余大量的同学,停课了两年之久,如何处置?

    那年夏天,我们被送去市郊的农村参加农忙。除了劳动,红旗派的一些“坏头头”也被批斗。那段时间,我倒是记得有一件事。某天傍晚,劳动之余,我们几位同学到附近的流溪河冲凉游泳。同去的林善和同学,不熟水性,又不知深浅,结果走到河中,河水没过头顶,他挣扎着,一会便力歇而即将沉没。幸而,这时被我发现,我即游到他身边,将他拉到岸边。这时,林善和已经奄奄一息,很久才缓过气来。我常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在北京机场救了你一命,流溪河又救了你一次命,你谁都可以忘记,但是不能忘记我呀!”

    到了9月、10月间,是决定我们去向的时候。原来,我们的未来只有一条路:上山下乡!我们学校的同学,有两个地方可供选择,一是去三水县的农村,另一处是雷州半岛徐闻县的农场。这的确令人难以选择:三水县靠近广州市,回家方便,但是,要落户农村,种水稻,自己赚工分,自己赚口粮,自己煮饭……,听说,三水过去还是血吸虫之区;徐闻呢,虽说农场可以过集体生活,不用种水稻,但离广州600多公里之遥,也是令人生畏的。

    归侨学生是否可以照顾,不用上山下乡?然而,那时的“侨联”已经毫无作用,我母亲当然不希望我离开家庭落户他乡,但是,她和千千万万父母一样,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为了可以靠近照顾母亲,我还是选择了去三水县农村插队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