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十年前的电影文学剧本《画笔春秋》说起
陈贤庆
（一）
文化大革命，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一切珍贵的文化都被横扫破坏，连看一篇有点艺术性的文章也难。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后，渐渐有些可读性的文章出现。当时，本人还在雷州半岛的农场做苦力，所能看到的东西还有限，但是，有两篇报告文学，看后让我激奋，那就是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和《祁连山下》。当然，看后感到激奋的，绝对不仅仅是我，刚刚从苦难中喘过一口气的中国的人民，都感到激奋。《哥德巴赫猜想》写的是数学家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的故事；《祁连山下》写的是画家常书鸿守护敦煌艺术宝库的故事。两个故事，都感人至深，尤其两篇文章歌颂的都是知识分子，这让受压了十多年的“臭老九”们长出了一口气。
两文比较，我更喜欢《祁连山下》。它既是报告文学，又具有小说般的情节。主人公既在中国生活，也在法国留学，加上久违的恋爱故事，以及过程的曲折，还有大漠孤烟、敦煌壁画等，都是艺术元素，我想，如果能搬上银幕，一定很好看。
有道是“年少轻狂”，那时，我的学历是文革前的“高中”，身份是“知青”，从事的是“农活”，从来也没有到过甘肃敦煌，对绘画艺术也知之甚少。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的头脑不断产生“幻想”。1973到1974年间，我曾胡乱写过几个电影文学剧本，也算是早期的实践活动吧。1979年初，我开始将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同年8月底，我调到湖北荆州地区的一所中学教书。剧本也带到了湖北。1980年国庆节有三天假期，我哪儿也没去，把在农场时写出的电影文学剧本《祁连山下》修改了一遍，誊写在一册抄写本上，易名为《画笔春秋》，寄去西安电影制片厂。为何寄到西影厂？我幼稚地想，西安最接近敦煌，西影厂拍片也会容易一些吧。但是，此后一去半年多，音讯全无。
1981年5月的某一天，我忽然收到被退回的剧本，不过，剧本中附有西影编辑部的一封信，始知其中原委。今摘录来信两段：“贵作《画笔春秋》，我是去年12月中旬拜读的。读后感到剧本主题思想积极，故事通顺，结构严谨，文笔流畅，几个主要人物塑造得不错。总之认为很有基础，可以扶植。于是就请有关同志看看再提提修改意见，然后再请你们来修改，准备搞成一个比较有分量的影片。”“但后来听说上影已列入规划，经联系上海同志愿将此题材让给我厂搞。但又听说长影也有此题材，准备搞，又与长影联系，情况属实。长影片名叫《沙漠宝窟》，也是以画家为主线贯穿全剧，并且已经筹备开始采外景，马上开拍。”
天！原来这剧本差一点儿成功了！当时，我气结良久，我悔恨，为什么不早一点修改寄出？而这是完全可以提早半年甚至一年做到的！后来我又想，如果当年剧本采用了，我是否会一举成名，至今仍在电影界混着？
（二）
时至今日，我回忆此事，却是为何？皆因近日，无意中阅读了一点关于常书鸿的文字，忽然又产生了不少感慨。
感慨之一，原来，《祁连山下》本来就是徐迟写的一篇小说，发表于60年代初。当年，徐迟在甘肃采访时，听过常书鸿的事迹，但无缘相见其人，于是，以常书鸿为原型，取主人公名为尚达，写了一篇小说。文革结束后，徐迟将小说改写为报告文学，直接用“常书鸿”的名字。本来，这问题也不大，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那报告文学仍然留有不少虚构的成分。
文史学者韩三洲最近写了《常书鸿的胆识和徐迟的谀辞》一文，有如此的叙述：
最近读了建筑艺术研究所前所长萧默的新著《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书中详述了作者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度过的“文革”岁月，把那荒诞岁月中的扭曲人性表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作者笔下的常书鸿，洗尽铅华，落尽粉黛，将其重新还原为一个真正的人。这已经不同于我们以前看过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敦煌的光彩———与池田大作对话》和徐迟《祁连山下》的常书鸿了。
作者通过与常先生的多年接触认为，常书鸿只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艺术的艺术家，性格率真，为人真挚，也是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人。解放前夕，常先生之所以没有去台湾，并不像有的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是先生已经看透了旧政权的腐败和反人民的性质，也不是他对新政权宣告的共产主义美好远景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敦煌在大陆，他的事业在敦煌，所以永远不能离开罢了。常先生1948年在南京和上海办敦煌艺术展时见到过蒋介石，回来传达说：“蒋委员长对我们的工作慰勉有加。”就在旧政权行将覆亡之际，常先生还从旧政府那里领到了研究所的最后一批经费，为此，常先生脱口而出了一句感慨：“党国已经把最后一滴血都挤给我们了！”这些，在“文革”期间成为他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罪证。其实，对率性而为而且从不设防的常先生来说，这些话语不过是他极其自然并不掺杂任何政治评判的表述而已。真正的历史还有，在欢庆解放的激动刚刚过去，酒泉军分区竟将敦煌研究所定性为特务组织，没收了所里全部财产，还查抄了常先生的小木屋，命令他等候处理。虽然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很快就纠正了，但让一向并不防人的常先生也不能不警觉起来，直到他“文革”期间被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只能领取一点可怜的生活费。
最令人佩服的是1962年，常书鸿的另一个惊人举止。那时候，甘肃正发生着非正常死亡上百万人的惨剧，研究所的人员普遍浮肿。为了保存这些好不容易才聚拢来的人才，常书鸿先生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不同凡响的决定，在会上向全所人员宣布：如果自己有活路，可以请长假暂时离开研究所，工资、粮票按月照发，路费报销，只要能保住一条命，将来回来，就是胜利。敦煌研究所是什么机构？它是国家文保系统的一个事业单位，大难当头，作为所长常书鸿竟能作出让员工自谋生路、免成饿殍的决定，真是稀世罕见。除此之外，至今还没有见到在大饥荒年代中、有哪一个单位领导敢于作出如此果敢的决断的。这个意义，在我看来不亚于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的划时代行动。非有人命关天、舍我其谁的胆识与勇气，是做不出来的。
可是在我们有不少遵循“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中，却有意无意地要把常先生与他并不熟悉甚至从没有弄懂过的政治联系起来，给先生涂抹上一层光辉的色彩。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就是要把常书鸿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描述为革命者想象中理所当然的高大全式的人物，以他的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来说，就杜撰出由延安共产党人到玉门油矿的老工人来与常书鸿对话；还有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最困难的时候，一批热血青年来到了千佛洞，参加了他的队伍，“他们是自动组织，自愿前来的，然而他们背后却有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强烈暗示敦煌的工作早就得到了党的关怀了。另外，几乎所有与敦煌有关的文学作品，都对解放后的千佛洞涂上一层厚厚的色彩，似乎只要一“解放”，这里马上就充满了阳光，成了一个理想国。徐迟就是这样描述的：“现在，研究生都有很好的画室，而且生活在光亮的现代设备的建筑物中。戈壁上筑了大水库，公社开了荒。研究院建立了自己的牧场，他们能吃到牛奶和奶油。”要知道，这些通篇充斥着阿世谀辞的作品的写作和发表年月，正是常书鸿决定让敦煌研究所员工出去自寻活路、不被饿死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直接读到萧默先生的原著，只能引用韩三洲先生的文字。但这足以证明，徐迟和他同时代的作家郭沫若、曹禺、柳青、刘白羽、杨朔等一样，在文学创作上已失去了三四十年代的独立性，而沾染了虚伪拔高和歌功颂德的习气。
（三）
从《祁连山下》一文，我们已知常书鸿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名盛一时。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艺术，深受震撼，遂与雕塑家妻子陈芝秀一同回国，决心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在争取到必要的支持以后，于1944年战火纷飞之际，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带着一批人，骑骆驼进去，到那里当所长。黄沙大漠，生活困苦，工作更是艰难。妻子受不了，终于弃下两小儿离他而去。1947年，一批重庆艺专的毕业生来到敦煌，其中的女生李承仙出于敬佩和同情，与常书鸿结为夫妻，并成为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将该所易名为“郭煌文物研究所”，任命他继续当所长。妻子，也是画家的李承仙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被任命为副所长。不久，他加入了共产党，成了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三十年前，我写罢《画笔春秋》夭折后，再也没有关注常书鸿的事，他在文革中有什么遭遇？这些，是《祁连山下》没有提及的；他其后数十年的经历如何，他什么时候去世？也不知道。也是最近，读了一些关于他的文章，才知道多些有关他的信息。
旅居美国的高尔泰先生有《回忆常书鸿》一文。高尔泰是什么人？也是不寻常的大画家！简介如下：1955年于江苏师范学院毕业，分配至甘肃省兰州市第十中学任美术教师。1957年2月，因在北京《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论文《论美》而遭到批判，后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冬天被开除公职，发配到位于甘肃省酒泉地区境内的“地方国营夹边沟农场”进行劳动教养。1959年在兰州为甘肃省博物馆创作十年大庆宣传画，而免于一死。1962年从劳教农场出来，举目无亲，四顾茫茫。他流浪到了靖远县城，在一家供驴马车歇脚的小客栈里，伏在炕上，给常书鸿写了一封长信，谈对艺术、艺术史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毛遂自荐，要求到研究所工作。没想到，常书鸿费尽周折，将他收容到敦煌研究所。
敦煌虽地处河西走廊大漠之中，并非与世隔绝；常书鸿虽不懂政治，但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不断，他和夫人作为所里的领导人，执行党的政策，每次都少不得要整一些人。人就那么些四十几个，运动次数一多，就几乎都得罪完了。日积月累的怨恨，平时看不出来。文革一到，都爆发了。
常书鸿在文革中的遭遇，引用高尔泰文中的几段：
大家成了革命群众，先生成了革命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革命的证明。我的问题都成了他的问题，因为我是他弄来的。大家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他更多更大的“罪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开他们的斗争会时，有时也拉我陪斗。我当然也要挨打，但比起他们挨的，要少得多也轻得多了。
打他们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姓孙（纪元）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同在全国各地一样，所里的革命群众，也分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孙纪元和文革组长何山同属一派叫革联与贺世哲、樊兴刚麾下的另一派革总相对立。）两派都忠于毛主席，指责对方不忠。比忠心也就是比凶狠，对先生争相批斗，轮流抄家。他俩被赶到一间狭小的废弃库房食宿。为寻找罪证，他家里的地面被挖得孔连孔，顶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说要打，说了对方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先生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那是最困雄的时期，后来揪出来的敌人越来越多，日子才逐渐轻松一些。
一九六八年，先生的批斗会少了，除有红卫兵来串联，临时举行现场批斗之外，大都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院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日久他乌黑的形像，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分。
1969年，处理了我们几个的案子：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我工资降三级。不久，酒泉地区革委会从敦煌抽调了几个人，到酒泉去办农业学大寨展览。其中有我。我在酒泉时，妻子李茨林在下放地敦煌农村死去，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高林。我回来办完丧事，把孩子带到酒泉，不想再回来了。
在酒泉听说，有个叫韩素音的外国女人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
（四）
我预测，常书鸿作为一位“学术权威”，在文革期间，是不可能不在前面加上“反动”二字的。更何况，他还是一位所长，成为“走资派”又顺理成章了。文化大革命，实质就是文化大破坏，要置“文化”和“知识分子”于死地。所以，常书鸿在文革中会遭罪，是可以预料的。但是，如何遭罪，看了高尔泰的回忆才知道细节。这是我的感慨之二。
在条件艰苦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艺术家们，应该说都是可敬的，高尔泰文中所提到的孙纪元、何山、贺世哲、樊兴刚以及段文杰等，现在都是敦煌艺术研究专家或“守护者”。然而，他们也曾年轻过，也曾经历了荒唐的人整人的文革时代，也被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弄得心理扭曲。不能不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可怜和最可悲的一个群体。年轻人在文革中被利用，成为政治家的打手，也无可厚非，重要的是，要知道忏悔，不知上述诸位，是否有过忏悔之意。
我在百度看到常书鸿的“简历”，觉得很有意思，也引用如下：
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杭州市，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预科，学习染织专业，1923年染织毕业，留校任教。
1925年任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美术教员，1926年，学校转为浙江大学工业学院，任本科美术教员。
1927年6月，带职自费赴法国留学，11月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后提前升入专科，学习油画。
1936年受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之邀，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1938年抗战爆发后，随国立艺专迁校云南，任代理校长之职。
1940年离开艺专，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兼秘书。
1942年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任副主任。
1943年3月到达敦煌。
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任所长。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业局，转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任所长。
1956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元月，“敦煌艺术展”在日本东京开幕。
1982年3月，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
同年4月回母校浙江大学参加85周年校庆，10月在学校与夫人李承仙合作绘制大型油画“攀登珠峰”。
1993年8月，完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回忆录。
这份简历，从1958年一跳跳到了1982年！中间有二十多年，传主不知干什么去了！
文革结束后，毕生钟情敦煌艺术的常书鸿应该再回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吧。然而并非如此。且看高尔泰以下的叙述：
七十年代末，右派平反，我得以“归队”。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个面，谈谈。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而是打倒他的那些人不许。甘肃省任命了一个姓段的，当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此人曾因断袖之癖受过先生的处分，对先生怀恨在心。长袖善舞，先生不敌，只能客居兰州和北京，回不了敦煌。我劝先生算了，别回敦煌去了。我说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何必非要到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去没完没了地拼搏求存呢？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这些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下文。胡耀邦上台，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对方另有说辞，缠来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也就是说，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五十多年，在日本被称为中国的“人间国宝”的常书鸿，在七十年代被迫离开敦煌之后，再也未能回去工作了。可叹的是，常书鸿回不去敦煌，不是他身体等原因，而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争斗！1994年6月23日，90岁的常书鸿离开人世。临终前，他向江泽民主席提出的请求，是让妻儿继续进行敦煌研究，不知其妻儿是否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这，也算我的感慨之三吧。
因在三十年前写过电影文学剧本《画笔春秋》，自认为和常书鸿先生有一点关系，故写作此文，也顺便寄托我对常先生再次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