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奉相争，势达江浙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冯玉祥按照双方划定的势力范围，沿京汉线及豫、陕、甘发展，但屡屡遭受奉军的压迫，冯、奉的矛盾便激化，准备兵戎相向。但冯玉祥自知难敌奉军，于是利用奉军新旧派的矛盾，与郭松龄联合反奉。
奉军军阀原分新旧两派，旧派首领为张作相，新派首领为杨宇霆。新派之中，又有士官派和大学派之别：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大学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领。两派互相倾轧，由来已久。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后，新派逐渐得势，姜登选、郭松龄、李景林等均居要职，而曾任张学良老师的郭松龄尤为张学良所倚重，因而为同僚所忌。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入关后，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都得到了一省地盘，惟独郭松龄一无所得，欲求一热河都统，也被杨宇霆所阻。于是，郭松龄与杨宇霆等的矛盾加深。另外，郭松龄早年曾加入同盟会，1917年南下投靠孙中山，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警卫军营长，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郭松龄对张作霖的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也一直深为不满。
1925年11月，郭松龄、李景林与冯玉祥暗中结成反奉三角同盟。11月22日，郭、冯正式签定了“反奉密约”。主要内容有：反奉成功后，由李景林治理直隶、热河；郭松龄改造东三省；冯玉祥开发西北。这几条，实质是战后三方势力范围的划分。同一天，郭松龄选发通电，要张作霖立即让位，由张学良接管大权；要求杨宇霆立刻下野，宣布国奉两军停止交战等。11月23日，郭松龄率7万大军，在滦州宣布独立，并将驻守关内的奉军将领姜登选等诱捕，发兵出关攻奉，杀回东北。24日，郭松龄再发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行，拥举张学良为司令，以“清君侧”为号召。25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并分别发出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26日，郭军突破榆关防线。27日，郭军过山海关。29日，夺取绥中。同日，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指挥部队堵击郭松龄。30日，郭松龄将所属部队改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12月5日，又克连山，6日，占领锦州，7日，逼近沈阳。日本帝国主义最初要求郭松龄承认张作霖与日本订立的一切条约，遭到拒绝。12月8日，日本内阁作出决议，令关东军司令官“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同日，关东军向郭军发出“警告”。13日，郭军进抵营口河北车站时，遭到日军的无理阻截。22日，奉军在日军支持下，重新调整，与郭军激战巨流河。郭军孤军无援，大败。24日，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潜匿到新民县苏家屯菜棚附近，被奉军马占山部抓获，押到辽中县老达房。25日，郭松龄夫妇被枪毙。
在郭松龄倒戈反奉的同时，冯玉祥也在待机而动。热河都统阚朝玺回师援奉，冯玉祥部宋哲元乘机占领热河。12月初，冯玉祥向李景林发起全面进攻，12月24日占领天津，迫使李景林败走山东依附张宗昌。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直隶全境，与河南的国民军联成一片。
郭松龄倒戈反奉，使张作霖恨透了冯玉祥。因为冯玉祥不仅联合郭松龄反奉，而且乘机占领热河和直隶。另外，郭松龄被杀后，余部由魏益三率领，改编为国民军第4军。原直军师长方振武也通电脱离张宗昌，改称国民军第5军。冯玉祥在郭松龄倒戈反奉事变中，既占了地盘，又得到人马，张作霖怎不恨之入骨？就在郭松龄倒戈反奉之时，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挥军北上讨伐冯玉祥和张作霖。由于冯玉祥是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共同仇人，吴、张暗中勾结，一拍即合，直、奉两军联合攻冯，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爆发。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被迫通电“引退”。部队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1月下旬，张作霖的奉军由东北向山海关进攻；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由山东向河北进攻；湖北直系军阀向河南进攻；阎锡山的晋军也从山西方面进攻。帝国主义也公然助张作霖讨冯。这样，国民军处于各派军阀的联合包围之中。2、3月间，国民军岳维峻部大败，开封、郑州相继失守。3月22日，李景林占领天津。4月15日，国民军由北京撤至南口，改编为7个军，与直奉晋联军激战四个多月后，退往西北。（南口大战参看第五章第三节）
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互换兰谱，结为兄弟。但是，就在此时，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吴佩孚不得不于3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指挥堵击北伐军。
北伐军在两湖和浙赣节节胜利，吴佩孚退入河南，孙传芳又重新投靠张作霖，与张作霖化敌为盟友。1926年11月，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并与张宗昌等提议，为了便于对抗北伐军，宜组织一支统一的军队，由张作霖出任最高军事首领。于是，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但杨宇霆却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1927年4月，冯玉祥部及阎锡山部亦改称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一起夹击奉军，张作霖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然而，张作霖还未忘实现自己的“元首”美梦。1927年6月，孙传芳、张宗昌等人按张作霖的意图，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仪式冷冷清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后，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就这样，“大元帅”就算上任了。这是北洋军阀的末代政府，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一般俗称安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中，规定大元帅率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国务院设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这样，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他和段祺瑞一样，虽无“大总统”之名，而行“大总统”之实。只不过，张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阵回光返照而已。
6月20日，内阁组成：潘复为总理、王荫泰为外交部总长、何丰林为军事部总长、沈瑞麟为内政部总长，阎泽溥为财政部总长，姚震为司法部总长，张景惠为实业部总长，刘尚清为农工部总长，刘哲为教育部总长，潘复兼任交通部总长。潘复内阁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46届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同时，也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届内阁。
1927年4月以后，国民党右派实行“清党”，另外，蒋介石与汪精卫、李宗仁、胡汉民等派系争权夺利，阻滞了北伐的进程，给北洋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以喘息的机会。1927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遭到奉系的有力还击。尤其是奉军张学良与晋军傅作义的涿州争夺战，双方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激战了3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和傅作义的成名之作。冯玉祥、阎锡山面临张作霖的沉重压力，为解北方之危，呼吁国民党各军共进声援，全力讨奉。
1928年1月，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取得妥协。2月，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改编为第1集团军，自兼总司令；改国民革命联军为第2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3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将两湖各军改为第4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对此，张作霖也作了部署：决定对京汉、津浦路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出动兵力约60万人对抗国民革命军70万之众。
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展开激战。不久，张宗昌军与孙传芳军即遭受重创，损失了山东大部。4月30日，张宗昌、孙传芳弃济南而逃。当北伐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北伐军对日采取妥协让步方针，决定绕道北进。5月中、下旬，张作霖丢失了邯鄣、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张作霖不得已向南京方面发出“息争议和”通电，蒋介石也有心与张作霖妥协，因冯玉祥坚决反对，只得作罢。张作霖又想勾结英美，以取得支持。但英美等见张作霖大势已去，不愿与之交往。
日本最早在东北王张作霖身上打主意。张作霖既利用日本人发展自己的势力，但又不肯受日本人的控制，所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张作霖既拉拢又恼怒。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他也许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趁张作霖兵败之时迫使他答应日方的条件，然后日本出兵帮助张作霖度过难关。但是，张作霖将他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由于张作霖不肯与日本合作，不肯出卖主权，日本帝国主义者准备除掉张作霖，以乘乱进占东北。
6月1日，北伐部队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全面推进，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6月3日，命张学良留守北京，当夜带着吴俊升等乘专车离开北京，同时下达总退却命令。6月4日5时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9时30分死去。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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