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北京政变，驱逐清室

1924年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齐燮元进攻皖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奉系张作霖则以粤浙奉同盟为由，通电责直，并率兵入关，响应浙卢反直。9月15日，15万奉军分六路向榆关、朝阳进攻，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曹锟火速电召吴佩孚到京主持战务，吴佩孚于9月17日到京，18日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任命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后方筹备司令；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山海关；以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喜峰口；以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兵古北口；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杜锡硅为海军总司令。这次战争双方各有20万人参加，战争首先在热河揭开，但主要战场是在山海关一带。

冯玉祥出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任务是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冯玉祥所担任这路，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瘠民贫，不但行军困难，而且给养也无法解决。冯玉祥知道这是吴佩孚故意所为，企图以此使冯部陷于绝境。吴、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促使冯玉祥最后下定决心，趁这次直奉战争进行倒戈，发动政变。

冯玉祥受命以后，借口筹措军粮，修理军械，故意拖延出发时日，及至出发，每天只前进二、三十里，10月1日才到达古北口，又以筹措给养为名停了下来。在古北口，冯玉祥静观战局变化，一面秘密与张作霖的代表达到倒直的协议，一面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和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胡景翼和孙岳二人，早年都曾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都曾参加倒袁运动和护国战争，胡景翼还曾出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所以他们都赞同冯玉祥倾向革命的主张和行动。

几天以后，冯玉祥得到东线直系屡战失利的消息，同时又接到讨逆军总部参谋长张方严“九门口危急，望速进军”的电报，认为时机已到，遂于10月21日将后队改为前队，昼夜兼程。22日午夜，冯军第8旅旅长李鸣钟，第22旅旅长鹿钟麟，在负责戍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首先率部开到北京，占领交通、电讯等重要机关。鹿钟麟派出一营兵力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并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

10月24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通电停战。24日，冯玉祥迫使曹锟发表命令，撤销吴佩孚讨逆军总司令等职务。不久，冯玉祥又迫使曹锟自动辞职。曹锟的佞幸李彦青被枪毙，巨额财产被夺取。曹锟之弟曹锐服毒自杀。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使直奉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直军军心大乱，迅速溃败。吴佩孚由秦皇岛逃回天津，后又只得率残部乘舰狼狈南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在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威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优待清室的八项条款，使清逊帝溥仪仍留居故宫，沿用宣统年号，享受皇帝的生活，如民初溥仪大婚，各地遗老及士民均奉贺礼，曾为大清国重臣的徐世昌贺礼2万元为最多，张勋、张作霖、曹锟等都有重礼，大总统黎元洪则特别从关税内拨出10万元，8万为清室优待费，2万为代表民国的贺礼。各地遗老到京祝贺者极多，而奉贺礼最多的一省，却是始倡革命的广东。对此，冯玉祥早已深恶痛绝。北京政变后，北京一些清末遗老和保皇党人乘机活动，复辟清帝之谣纷纷。为此，冯玉祥采取果断措施，决定把溥仪驱出故宫。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专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收容旗籍平民；清室即日迁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卫兵妥为保护；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产则归国民政府所有。11月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向清室宣布了以上条件。并限令溥仪即日出宫。是日下午，溥仪及其妻妾，少数太监、宫女随其移居什刹海溥仪父亲醇王载沣的故居醇王府，后又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张园。

北京政变成功之后，冯玉祥联同胡景翼、孙岳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自成一派。国民军共三个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次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驻扎北京、察哈尔及绥远地区，第一军改称西北陆军，归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直辖，并增编为六个师又三个旅，因此，冯玉祥所属各部又被称为西北军。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驱逐清室，脱离直系军阀系统，组建国民军，这些都是带有革命性质的重大政治举动。但是，由于政治立场的局限，冯玉祥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他一方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一面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使政权又落到段祺瑞、张作霖手中。

得知北京政变的消息及接到冯玉祥的电邀，在广州正在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成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孙中山先生，也极受鼓舞，马上打电报给冯玉祥，电文说：“……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冯玉祥也立即回电孙中山，请早日北来，指示建国方针。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前往广东欢迎孙中山先生。冯玉祥嘱咐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抱病北上，17日到达上海，22日离沪到日本，12月4日经日本到达天津，并在天津会见了张作霖。12月31日，孙中山到达北京。当孙中山到达北京的时候，冯玉祥却因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压迫，已离开北京。原来，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派共同把持北京政权。此时皖系的军事势力所存无几，段祺瑞政府的基础只是建筑在冯奉两系的军事均势之上。冯奉控制北京政权后，双方的矛盾不断产生并激化，11月及12月间，冯玉祥和张作霖先后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提出辞职，恫吓对方。段祺瑞不得不从中调解，作出“巧妙”处理。1925年1月，段祺瑞准冯玉祥辞去陆军检阅使一职，专任西北边防督办；准张作霖辞去东三省巡阅使一职（各省巡阅使也一律裁撤），另加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以与冯的西北边防督办相对称。冯奉两系的势力范围也划分清楚，津浦线为奉系的发展方向，京汉线为冯系的发展方向。由于段祺瑞的撮合，冯张两人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双方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对于孙中山来京，冯玉祥还是嘱咐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

孙先生到京后，冯玉祥一直没有与之见面。冯玉祥当时不过在天台山，后在张家口，两地均与北京相距不远，不是没有可能与孙先生晤面，而冯玉祥为什么不与孙先生晤面？还是鹿钟麟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作了解释：“冯之所以如此，是有其难言之隐。在北京政变刚开始时，从国民军的行动上看，雷厉风行，真像有一番革命新气象，但是后来局势逆转，政变的革命意义逐渐消失，北京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冯不得已乃急流勇退。当孙先生到北京时，是因为当时的北京，已经是段棋瑞的天下。段对孙先生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抵制，使冯感觉到如果与孙先生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的更加猜疑和不满。特别是冯很明白，孙先生所以北来，是由于他的真诚相邀，等到孙先生抵京的时候，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见了孙先生，又将如何谈起呢？以致冯一直没有和孙先生晤面。后来冯每与我谈及此事，总是耿耿在怀，似有不胜愧对孙先生之感。”

自孙先生病情转剧后，冯玉祥更加惦念。每天都有长途电话来探询病况，在电话中嘱鹿钟麟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孙先生的生命，言词恳切，关怀备至。2月27日，冯玉祥还派其夫人李德全持他的亲笔函来京问候孙先生。信中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作为他不能“躬亲趋候”的原因，也正隐约道出他内心的痛楚。

孙中山先生终因在旅途中积劳病重，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当冯玉祥听到孙中山逝世的噩耗时，感到非常悲痛，每谈到孙先生的死，就不禁阵阵难过，热泪籁籁而下。许多人诧异地说，冯与孙中山先生仅仅是神交，并未见过面，怎么感情这样深厚呢？冯玉祥解释说：“我景仰孙中山先生几乎有20年了。我们彼此之间信使往还也已有多年，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和孙先生见面，这在我心中是一件最引为遗憾的事。可是我并不因此稍减我对于孙先生敬爱的深情，我总觉得我自己和孙先生在精神上站在一起，在他的启示和鼓励下，我受到了很大的益处。” “最使我感激永不能忘怀的，是孙先生瞧得起我，这位伟大人物死了，使我如何不伤痛不落泪呢？”从冯玉祥的这些片断谈话中，可以知道他是如何地爱慕孙先生的为人。但是，冯玉祥终于没有会见过孙先生，孙先生接受他的邀请北来之后不幸病逝，这更不是冯玉祥所料想得到的事。

由于冯玉祥部将鹿钟麟任京畿警备司令、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任绥远都统，冯玉祥的西北边防督办并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冯玉祥在1924年12月12日通电取销国民军的名称，并且宣布解除国民军总司令一职，但是国民军这个名称仍然被沿用，与西北军并称。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表面上仅有三个师，即宋哲元的第11师、鹿钟麟的暂编第1师和刘郁芬的暂编第2师，但是实际上该军已经扩充到7、8万人，加上国民军第2、第3两军，共有近18万人，成为北方除了奉系以外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冯玉祥将军的民主倾向，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关注。李大钊派人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并亲自对冯做工作。经李大钊和徐谦的介绍，冯玉祥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决定为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请苏联政府派人帮助训练军队。1925年10月，苏联顾问到达张家口，冯玉祥派他们去训练军队，他自己也听苏联政治顾问给他讲政治课，并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做他的政治部部长。是年12月，冯玉祥还派人将诱杀了自己恩人陆建章的徐树铮刺杀于廊房车站。

国民军的日益强大以及冯玉祥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各系反动军阀的恐惧和敌视，一场直奉晋联合讨冯的战争很快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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