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回组阁，皖系终亡

　

直皖战争以皖系的失败而告终。其原因，除了皖系已声名狼藉，直系迅速崛起等原因外，奉系的介入起到决定的作用。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无多大的利用价值，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战后在中央政府中和直系平分秋色。直、奉两系共同把持的北京政府，实际上是英美日三国的共同侵略工具。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又迅速导致了直、奉两系的矛盾和斗争。在其后数年间，直、奉两系不断磨擦和争斗，终于爆发了两次直奉大战。由于事件繁多而复杂，留待后两章再详述，这里仅谈皖系残余势力的活动。

直皖战争后，段祺瑞避居天津，等待时机，以图再起。而徐树铮则逃往上海，因皖系干将卢永祥占有浙江、上海一带的地盘。卢永祥，山东济阳人，清末曾任北洋军统带、统领。民国成立后，历任陆军第24师师长、第10师师长、淞沪护军使等。1919年8月起任浙江都督兼第10师师长。直皖战争后，提倡“省自治”以及“联省自治”以求自保。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英美支持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1923年直系首领曹锟当上了贿选总统，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反直系的各派也乘机反对曹锟、吴佩孚。皖系军阀卢永祥首先在浙江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一时间，反直势力齐集杭州、上海，浙、沪一带俨然成了反直的中心。奉系张作霖也起而响应，并联系在广东的孙中山，与浙江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直系军阀为拨除浙、沪这个钉子，吴佩孚支持江苏都督齐燮元联合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福建都督周荫人、江西都督蔡成勋、安徽都督马联甲联合进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

1924年9月3日晨，江、浙两军正式开战，激战于上海外围的嘉定、宝山、松江、太仓、浏河和宜兴一带，初战浙军略占优势。后孙传芳率兵乘虚越过仙霞岭，9月16日攻下江山，击溃浙江守江山的张载阳第三路，逼进杭州。这时，浙江警务处处长夏超倒戈，暗通孙传芳，导致浙军放弃杭州，收缩兵力于上海。9月25日，孙传芳部进入杭州。10月初，齐军、孙军攻下上海外围的宝山、嘉定、松江等地。10月13日，卢永祥通电下野，偕同部将何丰林等乘船逃往日本。浙沪联军残部推皖系健将徐树铮为总司令，继续作战。10月15日，徐树铮被上海工部局软禁，浙沪联军遂告失败。

江浙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线和前哨战，江浙战争爆发后，北方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立即发动。这场战争双方有40多万人参加，战争首先在热河揭开，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10月，正当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同奉军激战时，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10月22日晚，冯部李鸣钟旅及鹿钟麟旅开回北京，占领交通、电讯等重要机关。23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通电停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发动了北京政变。吴佩孚率残部乘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吴佩孚失败而告结束。直系政权亦随之倒台。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所部改为国民军。批准颜惠庆内阁辞职，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冯玉祥通过摄政内阁会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于11月5日派京师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冯玉祥还与胡景翼、孙岳等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改组北京政府。冯玉祥的这些做法，深为北洋各实力派所忌，各帝国主义也不断地向其施加压力。同时，张作霖的奉军入关后，冯、张很快又发生了尖锐矛盾，而长江流域各省的直系势力还随时可能北上。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了平衡与奉张的关系，阻止直系势力北上，便决定联络皖系军阀郑士琦，使他在山东截阻直军，并决定请段祺瑞出山。1924年11月15日，由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以联名推戴的方式，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段祺瑞不仅为冯奉两系所推戴，而且还受到直系及西南军阀所拥护。四年前曾经受到国人唾骂的卖国贼，这时突然变为全国实力派所拥护的对象，这也属怪事一桩。不过，说怪也不怪，当几派军阀都暂时无法称霸时，请出一位政治傀儡来平衡各方的关系，恐怕也是最好不过的办法了。

1924年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4日在陆军部宣誓就职，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段祺瑞在就职宣言中说道：“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这里所说的“外崇国信”，显然就是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要维持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统治特权。段祺瑞从重新上台的第一天起，又成了各帝国主义侵华的共同工具。

临时政府成立后，公布了临时政府的组织条例，规定临时政府不设内阁总理，以执政兼理内阁，总揽军政事务，统率陆海军，对外代表中国，其身份、职权和总统相当。11月25日，任命唐绍仪、龚心湛、李思浩、吴光新、林建章、章士钊、王九龄、杨庶堪、叶恭绰为阁员，梁鸿志为秘书长。其中，梁鸿志与财政总长李思浩、陆军总长吴光新都是安福系人物。

尽管段祺瑞以总统而兼总理，又组织了一个以安福系为中心的政府，但是，当时中国政坛的主角毕竟已不是段祺瑞和安福系，而是手握兵权的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及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对段祺瑞及安福系，我们只简述以下几件事。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段祺瑞则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并延续北洋军阀统治的寿命，积极筹备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主张。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会员共86人，绝大多数为各省军阀代表及政客，这实则是一次各系军阀权力分配的会议。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会议通过了几项条例后，于4月21日草草收场。

善后会议之后，段祺瑞为收回庚款展缓之款一千零三万余元以解临时执政府各项军政费用之急需，并争取与法国政府通过悬而未解的金佛郎案的解决，使海关二五加税得到实现以增加临时政府的财源，于4月正式公布金佛郎案新协定。这是一件曹锟政府也不敢做的事。金佛郎案成立后，中国方面在金纸对比上所受损失达到八千几百万元。

善后会议之后，段祺瑞为了巩固地位，装点门面，设立了临时参政院为代替国会的临时立法机关，由各省军民长官所派代表，各省省议会议长及执政特聘人员组成。临时参政院实际是军阀、官僚、政客的“联合交易所”，丝毫不能代表民意。

1925年5、6月间，帝国主义者制造了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段政府表现得软弱无能。五卅惨案之后，全国反帝斗争日益高涨，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临时执政府更被全国人民所厌恶。段祺瑞为了逃避集矢于一身，特于1925年12月26日公布了《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任命国务总理，恢复责任内阁制，借此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但是实际上，依然由他严密控制一切。

随着冯、奉两派军阀的矛盾日益加深，段祺瑞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满足冯、奉两系的地盘欲望，坐稳临时执政的位置，他先后牺牲了手下的皖系干将卢永祥、郑士琦、王揖唐、吴炳湘、吴新田等的利益和地位，使皖系已名存实亡。江浙战争以后，徐树铮出走欧洲。段祺瑞重新上台后，由于徐树铮的名声不好，不敢召他回国，叫他留在国外以专使的名义进行外交活动。徐树铮在欧洲，也有些故事。徐树铮访德，时传他将与德国签订卖国条约，在德留学生为此冲击了中国驻德使馆。公使陈箓只好签字画押：“陈箓谨以身家性命，担保徐树铮君此次来德，确无卖国行为。”徐树铮匆匆离开德国，在途中致电段祺瑞：“陈使阘茸失体，乞予撤职。”陈箓于是被免，从此退出外交界。徐树铮访问法国，在巴黎宴请朝野名流，膳单十分华贵。徐以中国人特有的谦虚致词：“今晚所备菜肴皆菲薄粗陋，不堪招待各位贵宾，万望原宥！”酒店经理听后大为震怒，认为徐影响其名誉，竟要提起公诉。不得已，徐只好登报解释这种中西文化差异。

1925年12月10日徐树铮回到上海，27日入京见段祺瑞，后在北京到处公开活动，引起物议沸腾。因徐树铮过去杀害了冯玉祥的舅父——陕西军阀陆建章，段祺瑞叫他不要在京久留。29日晚，徐树铮乘坐专列离京。十时到达廊房车站，即被人拉下车去枪杀。事后证实，是冯玉祥指使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替父报仇把他打死的。徐树铮被杀，段祺瑞惶惶不可终日，但又舍不得辞职。

1926年初，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3月，日本军舰协助奉系，炮击大沽口。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舰驱逐。日本纠集各帝国主义将二十多艘军舰集中于大沽口，以武力相威胁。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约五千人在天安门前集合抗议。会后，二千多群众赴国务院请愿。竟遭到事先布置的军警枪击，当场被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造成三·一八惨案，文化界名流如蒋梦麟、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已难以维持统治。国民军退守北京，遭到奉、直军阀的包围。这时，段祺瑞为保住执政的地位，又企图联合奉系，指派吴光新联络奉军张学良，作奉军的内应，先将鹿钟麟逮捕，与奉军里应外合赶走在北京的冯军。不料，消息被鹿钟麟发觉。4月9日，鹿钟麟率所部国民军包围执政府。因消息走漏，段祺瑞及李思浩、曾敏隽等皖系政客逃匿东交民巷。4月15日，吴佩孚电令部将唐之道拘捕段祺瑞。4月20日，段祺瑞与曾敏隽、梁鸿志、吴光新、姚震、姚国祯、许世英、曲同丰、儿子段宏业等在直鲁联军保护下乘汽车赴天津，临时执政府倒台。段祺瑞先后六次组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十年之久，这一次则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是皖系军阀的最后消亡。

段祺瑞下野之后，闲居天津。 段祺瑞其人，其实也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他任职期间，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被人称为“六不沾总理”。三·一八惨案也并非段的所为，为此，他还向民众下跪，并吃素至终生以责己。段祺瑞酷爱围棋，但水平远不及其子段宏业。有一次父子对弈，汤济武作壁上观，眼看段祺瑞大负，只见他气哼哼地以手乱之，怒斥道：“你一无所能，就会下棋，有什么出息！”足见其可爱的一面。

此外，段祺瑞的晚节也值得称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段祺瑞被日本军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册。日本人巴望着曾是中国头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组织华北的伪政权。为了不让一位有影响的前国家领导人为敌寇所挟，蒋介石写亲笔信，恳请“芝泉老”南下。 当69岁的段祺瑞抵达南京浦口时，不光在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集体过江迎接，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到码头恭候。享受国宾级待遇的老段，当即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书面讲话:“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1933年，他从南京移居上海，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1935年，蒋介石曾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但他没有就职，后移居庐山。1936年11月2日，曾经在中国政坛上煊赫一时的北洋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在其上海寓所中病逝，享年71岁。

 

          下一页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