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街道工业
陈贤俊
第一章
我加入劳动服务站之前
街道工业，也叫区街工业，最初时是街道劳动服务站，是上世纪60年代初，政府为了解决城市闲散人员，实际是失业者的出路问题而设立的生产机构。在此以前，这种工作应该是民政部门做的。街道劳动服务站以行政街为单位，取名为××街劳动服务站，而各个区则设立劳动服务总站。最初时各个街道办事处有个生产组，“文革”时还叫“抓革命促生产组”，简称为“抓促组”，后来发展到每个街成立一个工业公司，来领导各个生产小组或生产厂（社）的生产活动，而各个区则设立一个工业办或工业局，有个时期还成立工商联合总公司，三个招牌一套人马。改革开放以后，由计划经济委员会统管起来。到了大约2000年，这些企业就没有多大竞争力，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到一定时候就不能再存在了。
然而，街道工业的存在30多年间，实际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出路问题，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是受惠者。我自从劳教所回来，回到广州入了户口之后，首要的问题是寻找生活出路。在当时，并没有就业的机构，工厂不招人，事业单位不增加人，因此职业是找不到的，只有去做临时工。在1963年至1965年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失业在家，曾经去过四会县大兴水库劳动；去过白云山磨刀坑水库担泥；去过东湖街麻类加工厂打麻绳兼拉大板车搞运输；曾经与同乡蔡传禄兄到××卫生学校帮人画挂图；又到税务局帮人盖图章；又跟四舅父去做泥水工；还到广东玻璃厂去捡煤渣；也曾背着工具箱去帮人修理家私门窗等等等等。我是一位学生出身，参过军，当过军官，当过干部的人，由于戴着“劳教释放人员”的帽子，如今，在自己曾经生活的城市里，只能做些这样的工作。这些都是卖力的工作，赚的钱也不会多，都是骑牛揾马。
本人加入服务站的前后，我爸爸为我的就业问题，费尽了心血，而我始终未能报答丝毫，想来十分惭愧。去打麻绳这条路是他找来的；做木工是他介绍的；去捡煤渣是工厂家属一齐去的；去永源厂代理会计也是他找来的；乃至后来到耐火材料厂做木模工也是他通过老友林贵记介绍入厂的，所有这些都是他积极想办法的结果，虽然样样都是骑牛揾马，但毕竟还是解决了当时的窘境。
1964年，我听说街道有劳动服务站，有了统一的管理，当然就想参加。然而，那仓边街劳动服务站的邓××竟然拒绝了我，他认为我政治上有问题，是被单位清洗出来的……这事我很纳闷，我不服气，当即写了一封信给市长。当时的市长是曾生同志。曾生市长有没有亲自看过信，我不清楚，但我的信中加了批示，信转到劳动局，劳动局又转到仓边街（后来改为越华街）办事处，经过几番周折，我才加入了服务站。
自1965年开始，我在服务站（街道工业）里从一个站员（即工人）到班长，车间主任，供销员、调度员、副厂长、区直属工业公司生产科长、技术科长、秘书科长、开发办公室科长、工会主席、东山工业总公司办公室主任等职都做过。更上层的组织机构我不甚清楚，至于基层的运作情况，我是过来人，经历了街道工业由始至终整个时期，应该是有发言权的，本文正是以我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谈谈街道工业的一些情况。所谈的资料，或许对某些研究城市发展变迁的学者会有所帮助。
第二章
劳动服务站时期（1963—1970年）
用时间来划分时期，这不完全准确，因为各个区、街所做的事都不是同时的，各种进度不一样，我姑且把它分成几个时期是从大的形势变化中分段而已，不一定很准确。
一、
人员组成情况
有人说，服务站是藏污纳垢之所，也有人说服务站是藏龙卧虎之地，我不敢妄加评论，只是说说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已。实际上服务站是一群失业者的组合，有劳改释放人员，有解除劳教人员，上述两类人，用广州话说叫做“食过三两”的或者称他们为“监趸”；有大学毕业不服从分配的；有家庭妇女；有从部队或工厂开除出来的；有不愿响应号召去农村而留在家中的……
1963年与1964年期间，像我这样从劳教所出来而没有找到职业的人为数不少，我在某些场合也碰到一些人，如在音乐曲艺厅听音乐，就有几个这类人，无职业者、百无聊赖去听音乐，分明是日子难过，而不是享受。我到越秀山南音曲艺厅听音乐，见到那么几个人，他们不是同伙，而是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到了新华戏院四楼音乐厅听音乐，又见到他们；到国泰音乐厅又见到他们。偶然机会同某个人搭话，便知道他们的身份，知道他们的来历，知道他们的处境。过了一段时间，却在服务站里又分别见到他们，证明他们和我“同是天涯沦落人”，正所谓“失意人逢失意人，”因为这些未能施展才能的人，或者处于窘境的人总是有他的特点的，我总能看得出来。
街道服务站，就是将各种各样的失业者组织起来搞生产，成立各式各样的小组，如机械组、橡胶组，服装社等等。这些小组起初多是来料加工，修修补补，那时的政策叫做为国营企业“拾遗补缺”、“吹糠见米”，以“短平快”为宗旨，赚到钱便是。
在组成人员当中，最受欢迎的是供销人员和技术人员，他们带着技术或业务来参加某个小组，那么这个小组便兴旺发达起来，所以这两类人很吃香。服务站的领导也是到处招揽这类人材，只要有技术或有业务带来，那就不管这些人的底子是什么样子，那就是“英雄不问出处”都把他们吸收过来，让他们管理或指挥生产。这样一来，就迎合了一些所谓“有前科”的人或怀才不遇的人的口味，这些人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可以赚到钱，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出路问题。
这里举个例子说吧，东华东街有个劳改释放人员，在本街则左邻右里都知道他是“劳改释放犯”不敢惹他，但他确是有才之人，他曾是国民党军队某师的参谋长，知识很广。他从东山区的东华东街跑到荔湾区的岭南街去做电镀的师傅，很吃香。而这个电镀组的业务也很广，盈利颇多，所以他很受欢迎，站稳了脚跟。再举个例子说，××机械厂的供销员，业务似乎很广，这个厂搞得火红，原来他也是被工厂开除出来的人，凭着一些老关系，找到了不少的业务，所以被叫做“有办法”。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人员方面，说是复杂我倒同意，但说是藏污纳垢之所，我不敢苟同，我不禁要问，“难道服务站还不如劳教所吗？还不如劳改队吗？”文革时期有一次××街开站员大会，街道某个干部“上大课”，竟然说“服务站除了一部分家庭妇女之外没有一个好人，都是社会渣滓。”这个打击面实在太宽了，听了这个话之后，我有三个晚上都睡不成觉，我在想：“说我们是坏人，我们到底坏在什么地方？”
由于服务站组成人员的特殊性，即使加入了服务站，也常是被街道办事处动员“上山下乡”的对象。年轻人不用说了，就本人也被多次动员“上山下乡”，其原因也就不言而谕了。有些人跟父母去的，有些人带着儿女去的，不管去佛岗也好，去斗门也好，去云浮也好，总之叫做“上山下乡”不想去也得去。
有个时期叫做“清外街”。不是本街的居民而在本街服务站的，统统清出去，我在较早时就知道这个消息，赶快把户口迁入本街，从越秀区的仓边街迁入东山区的大塘街。工作也从仓边铸造组跳槽到了大塘机修厂，所以，结果没有波及到我。这么一迁移，我还意外得到好处。1964年，我在永源厂代理会计员半年，厂方想叫我继续干下去，但到劳动局办手续时，一见户口簿里写着“从云南统卡农场解除劳教迁入本市”的内容，马上就变脸，我的工作不能做下去了。这次，可能派出所的同志开恩，也可能是程序该如此，把我户口簿里“何时由何地迁入本址”一栏原来的内容改为“从越秀区仓边街迁入”。这样一来，就减少我一大麻烦，“清外街”也不会清到我。而我们这个厂也清出去几个人，他们的结局如何，我不得而知，但肯定生活中又多些波折。当然，说是“清外街”，那也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一些生产骨干或人缘较好的人也没有被清走，这是当时的事实。
服务站的人员可以说是社会最低层，他们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职员、干部，而被称之为“有收入的居民”，有人形容服务站四不像：一、不像国营工厂，二、不像民政部门办的福利工厂，三、不像私营工厂，四、不像校办工厂或军工厂。文革时有服务站的造反派曾派人到北京去造反，要求成立一个“第三工业局”来领导服务站，结果中央也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说服务站的人低人一等，我举个例子说。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的1967年，街上到了下午五点钟以后，就没有人敢出街，街巷里头又搞什么防盗贼措施。正是这个时候，我的爱人快生小孩，白天出来活动，想找个医院或卫生院解决问题。我住在中山四路长塘街，最近的德政路妇幼保健院不敢收；又跑了几间医院，都不能进去。曾经到东山区人民医院，那医务人员问清情况以后便说：“你还不够格住我们的医院哩！”结果，我岳母和我爱人流着眼泪往家里跑，买了剪刀、纱布准备在家里解决问题。到了第二天，我们还不死心，仍然出去找医院，幸好我妹妹的造反派司令部在中山医第一附属医院，她穿着军装，挺神气的，於是她跑到医院方说了说情，结果让我爱人住进了中山医妇产科，解决问题。东山区医院说我们“不够格”住他们的医院，就是因为我们夫妇都是服务站的人，所以“不够格”。
正因为这样，我爱人那一次生的是女儿，取名的时候，我动了脑筋，要一个“险”字，因为当时的形势太险了，本来这种不吉利的字眼不应出现在女孩的名字上，但我们斟酌了多时，因为毛主席写的“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句，也是9月9日写的，正是女儿的生日，所以就叫“险峰”吧！
再举个例子说吧。我的小儿子要进幼儿园，到中山四路××幼儿园报名，经过他们的考察之后，不收。当然，收不收是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内的事，但奇怪的是我们同屋住的一个小孩，也是同时同样到这间幼儿园报名，很快就录取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家两夫妇都是××国营工厂的职工，那我们只好怨命罢了。
直到今日，那服务站的痕迹仍然存在。现在有些人买社保，需要证明他们曾在服务站工作过多少年，需要找领导证明，找工友证明，再到劳动局去办理，需要拿钱来买那段时间的工龄。
但还有些人在服务站时的工龄不被承认。也有些工友找过我请求帮忙，让我依稀回忆起当年那艰辛的岁月。
二、生产组织和经济核算情况
最初，服务站的生产结构是很原始的，是些松散的组织，有些则是集体的单干，名誉上是一个小组，但其实是各做各的，做完了以后，到街道服务站来开票。初时我做的是木工，每月到服务站开票，而实际做木的工作，都是自己分散做的，木工组有时开开会，其他的事就不管了。
一般的小组也没有财务人员，发生经济活动时，到街道劳动服务站财务组去开票，有的是“合米下锅”的形式，有的是家长式的管理，领导上的政策叫做“吹糠见米”“立竿见影”，以“短平快”为主。
一个小组，如果业务不足，总的收入核算起来不能发足工资，那就要打个折扣，发5成或8成工资或者有多少算多少，完全没有保障。例如我在仓边街铸造组时，本来我月工资60元，但核算结果那个月只能发46元，那也无话可说。又如，1964年4月，在麻类加工厂时，一个月下来天气都不好，那些原麻晒不干，结果没有产量，这个月只得4块6毛钱，我妈妈还骂我说“我加两晚班都不止你这4元6角钱！”我心里着急也无用，奈何！这个厂多数是家庭妇女，不是家庭主要劳动力，不是靠这份工资养家的，赚得多少算多少，所以影响不大。但是，我就不同了，我起码要赚钱养活自己。
在服务站开票也是一种限制，税收政策上就限制了站员的收入，那个时候，生怕“资本主义萌芽”，生怕某些站员“发了达”。比方说我一个月开票80元，便可净收入60多元；开足100元的发票，大概净收入70多元；这就限制了个人的收入，防止“资本主义”的发生。譬如本人是做木模的，大概开工10天，产值便可达到100元，其余20天便可以休息或做其他工作。如果要做也可以，然而那剩余价值只能作贡献，所以就没有开票超过200元的人，这是一种典型的穷过渡，我不清楚它的计算方法如何，反正这是当时的事实。
三、工厂管理和政治工作
服务站是在街道办事处和街党委领导下的生产小组或小厂，街道的工作人员在做他们的工作，最初时十天八日开一次小组会，到了“文革”的时候，那活动就多起来了，强调要学习，要跟上形势，什么“早请示”“晚汇报”，都跟着做；有什么“最高指示”上街游行也叫我们去，有什么重要文件下达要开个站员大会，如动员“上山下乡”，“战备疏散”之类的事情，服务站都变成了主要的对象，那时没有工会组织，也没有什么文娱活动。
1968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期间，还有工宣队员在厂，搞一个人人都要过关的叫做“向党表忠”的活动，即是每个人都要在全厂人的面前说一遍自己的来历，交待自己的问题，我当然不例外，而且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我参过军，当过干部，犯了“错误”，划为右派，去劳动教养，三年后回广州……我交待得很清楚，很彻底。而这则引来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效应：一种人认为，此人从劳教所出来的，“好人有限”，于是思想上和我划清界线，不再接近我，这在行动上就表现出来。有个工人（这里不便指名）原来和我比较友好，接触也比较多，这回听说我的来历之后，态度突然转变，原来称我为“陈师傅”，现在改口直呼我的名字；原来称我老婆为“陈太”，现在改口直呼其名，可见其内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想的是什么，则可想而知。另一种人则对我的历史情况表示理解，对我表示尊重和友好，而且表现出多接近，多交流，这种人还是占多数。例如张靖祥同志是我们厂的技术员，我和他合作，完成了很多作品（产品）。我们在一起研究解决了很多问题，他对我的“交待“表示理解，他尊重我，亲近我，甚至有时表现出有点羡慕的意思，当然我对他也极为尊重，我们变成了最好的朋友。像这样的朋友很多，我不再举例了。
当然，大多数的人是不理会你交待什么，各人自己顾自己。有人要责备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你何必再提呢？过去就算了吧！我想，我说的是我当时的处境，政治得不到解放，做人难啊！经常遭到“白眼”看待，亦经常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只有保持极大的“忍”，什么“性子”都没有了，下文还有多处都会提到这一点。
第三章
工业公司时期（1970—1980年）
工业公司的成立大概是1970年左右，而1970—1980年是一个比较平静的阶段，或者说比较安定，各厂社的生产比较稳定，经营也逐渐走上轨道，各种制度逐渐建立，形成了工业公司，又把一些商业性质的单位网罗进来，所以又挂一个“工商联合公司”的招牌，在此期间，大塘机修厂并入了东山机械厂，虽然我都是做木模，但条件和环境都在改变着，东山机械厂是区的直属厂，似乎比街道高一级。不过这只是我自己认为，其实都一样。
文化大革命的大风暴虽然过去了，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没有变，而“清理阶级队伍”，“上山下乡”“战备疏散”“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运动总是在干扰着生产，只有到了1978年后期，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才开始集中精力搞生产。
关于我的个人问题，我从某个侧面了解到，领导曾派人到我原单位，调查了解我的情况，即所谓外调，大概也没有了解到什么坏的东西，反而了解到很多关于我的好的方面，知道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只是在反右时受牵连的，所以他们敢于用我当个班长，这个班还是大班，包括木工，电工，焊工，铸铜工，搬运工，油漆工等27人，这个班也曾获得先进班组的称号。
领导通过调查，还知道我原是个军人，有很多军事常识，所以批林批孔的时候叫我画了个地图，内容是说林彪在东北战场，不听党的指挥，使党的工作受损失……这我也完成了任务。
工业公司这个名声好听一点，起码比服务站好听一点，也能招来一些员工，大概也没有什么硬指标，还是进出比较自由，领导也有意识地安排一些青年入厂，特别是直属工厂，如1972年，就来了一大批青年，我们东山机械厂来了四十多个人，当时我们木工房也来了两个学徒，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的青年人。
1975年初，我患了颈椎肥大症，这和我半路出家做木工有关，已不能做木工操作，领导照顾我，让我到办室里帮助做些工作，这时正好又有一批青年入厂，其中有个学做统计工作的张海怡，领导叫我辅助她学习业务，搞统计，做报表。然而工作是我搞的，但不能出我的名字，我只是做具体工作，幕后指挥。领导给我的任务，我接受了。按正常的情况，应该是我坐正位，她是学徒，只是因为我是“文革”中的二十一种人之一，已入另册，不宜出面，只能在幕后做些具体工作。我在办公室里帮助过很多人，做会计的，做供销的，做生产的，都插上手，都可以帮忙，但是工人当中就有妒忌者，在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也很难做。到了1975年底，我的病好了，领导就安排我做供销工作，大概也有三四年的时间。
此时，工业公司的工厂，工人进出都比较容易，性质也由“有收入的居民”变为工人了，所以有一些干部或一些有关系的人，就会巧妙地将自己的子女或其他亲属安排到这些工厂当工人。这些人，一种人是避免去农村，一种人是从农村招工回城的，一年半载之后，便摇身一变成为机关干部，名正言顺地说自己是工人出身，这样的事为数不少，连我们东山机械厂的领导也感叹地说，“写来的条子不好应付啊”！“这事儿太烦了”。
这些年，区的领导也很重视街道工业的发展，因为它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街道工厂要交
税和上缴利润，而且这些厂还不断地有些发明创造。我记得1975年召开过一次表彰先进大会，是在省委党校内召开的，大多数区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开了四天，这四天的伙食都是比较优厚的，我是被点名去写光荣榜的，是大会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全过程。
这期间，街道工业有不少的企业生产业务比较好，经营得不错，在街道里头不大合适，或者说，街道已管不了它们了，于是区就把它们接过来而名为直属厂。那些规模比较大、产品比较有前途的厂都集中起来，准备建一个工业基地。于是，向市规划局征用一块地，统管起来。大概在1972至1973年左右形成的工业基地，有东山区的太和岗，越秀区的淘金坑，荔湾区的黑山等等。进驻工业基地的有各式各样的厂，如机械厂、金属结构厂、汽车修配厂、服装厂、塑料厂等等。
现在再从如下几个方面阐述这个时期街道工业发展的具体情况：
一、建设工业基地
向规划局征到一块土地之后，要迁坟要规划，搞水电，搞三通一平等等、然后各个厂才搬入工业基地。初时对建筑的要求不高，各个厂自己负责建简易的厂房。有部份的厂房，搞了吊车，其余的多数是简易的车间，甚至有些厨房，仓库之类的还有用竹搭的房子，盖上沥青纸的也在临时使用，不过都在逐步改善和提高。
当时的思想，是要反对铺张浪费，应付得了生产就算了。有件事，值得一提：我们东山机械厂，经过两三年之后，有些积蓄，资金周转灵活一些，但总觉地方不够用，包括办公室、仓库、娱乐室等，于是向工业局申请建一幢几层的房子，占地约800㎡。但是工业局的领导不批准，只准建一层。当然建一层便很简单，于是设计只有一层的基础，砌砖柱，水泥钢筋上盖，上面一层盖个50—60㎡的办公室，室外建楼梯。然而，这房子盖了不到一年，就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认为是浪费地皮，也浪费资金，本来就可建3—4层的地方，只建一层，分明是没有远见。这时，就有人提议加层，但是基础不行，惹来很多麻烦，但最后还是决定加层，不过多加了几条钢筋水泥柱托住，搞得房子的外形很异相，改装又改装，变成了大家的笑柄。
二、扩大和发展经营规模
到街道工业公司时代，规模逐渐扩大，这些厂都会设立科（股）室。区属的重点厂，还由上级派来得力的干部当领导，如我们东山机械厂，便是重点的重点，在短短几年间，换了七、八个领导，来了四、五批工作组，还投资一点资金来建厂房或购置设备。这个时期各个厂都有组织，有秩序的进行生产，生产有定额，有质检，有工序流程、有标准，有统计，所以街道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多还是优质产品。例如，钢瓶厂生产的煤气瓶，机械厂生产的刨床、冲床、大型洗衣机，不锈钢厂生产的餐具、炊具，羽毛球厂生产的羽毛球等等，不胜枚举。又如，液压件厂生产的液压站为发射火箭的某个环节所采用，航天部还发来感谢信；金属结构厂为株洲车辆厂制造了一台大型吊车，也得到他们的表扬；××街化工厂生产的神奇药笔也远销欧美等国；羽毛球厂的羽毛球产品也远销英国、丹麦等地。所以，在这个时期，人们还不敢小看街道工业的产品哩！
这个时期，我做供销工作，当然要到处跑，行内人士称之为“收买佬”，广州附近的几个县跑了很多，因为有很多业务，如铸造的，锻打的，机械加工的，都和他们有关系，比如佛山的大沥，鄱阳；南海的里水、和顺、南庄；花县的狮岭、花山、赤坭；从化的神岗、鳌头；番禺的新造、市头等地，都跑过不知多少次。当时我们去这些乡下地方搞业务，一方面是拉关系，或资金周转问题，另一方面恐怕还是那里有“油水”可捞，容易搞点副食品之类，所以很多业务舍近求远，到外县去加工。因为这些关系户或加工点很会搞好关系，我们的汽车一到，一顿中午的美餐招待是少不了的。而且需要附食品的时候，就直接问他们要，问题很快解决。我这里要举两个例子证明一下：
1、打倒“四人帮”的第二年的国庆节，工厂为了庆祝国庆节而聚餐，特别派我去发外加工点南海县里水要了100只鸭子。当天已三点多钟，厂里决定叫我去，从厂里出发到西濠口码头坐船到里水，到了上船的码头，距离加工场还有一段路程，要走3公里左右，找到他们的领导人，说明了来意，他们答应了，第二天送来100只鸭子。当天晚上我还在那里夜宿。
2、我们厂跟湖南株洲机车车辆厂搞一台大吊车，而我厂又委托花县狮岭机械厂加工一些零件，株洲方面要求我们想办法，供应他们一些白糖，于是我厂就向狮岭厂要白糖，狮岭厂领导也觉难为，经多方考虑，最后到狮岭镇的一家国营的饭店要了两百斤白糖，送给株洲车辆厂，这叫做“斧头夯凿凿入木”。这事我清楚地知道其来龙去脉，也说明那时的附食品多么匮乏。
还有两件事，也是在做供销工作时发生的：
1、工厂里会从盈利当中提取一些福基金之类，如果这些钱用不完就要上交，有一年工厂提取的办公费未用完，到了年底，如把钱交上去，虽然只是大约三、四百元，太吃亏了。于是×领导指示我去买办公用品。那时买办公用品是有指标的，有个购物证，那年我们的指标已用完了，领导对我说：“不管是木的，竹的，藤的，铁的，塑料的，只要是办公用品，都可以买，把钱用完它。”于是我便去旧木铺搜索，结果买了两张旧办公桌，四张旧藤椅，把钱花完，然后交差。
2、我厂生产C615车床，到了快要出厂的时候才发现缺了两个零件，领导人叫我想办法找来，他说：“可能越秀区工业基地××厂会有这零件，你去他们那里，要也好，借也好，偷也好，总之要拿两件回来，我们急用。”越秀区工业基地离我们太和岗工业基地不远，我也经常到他们那边联系业务，这一次是因为我们这个月少了这两件零件。若差了那么两个零件，就不能完成任务，所以要逼我完成这样任务，结果我还是借来了两件，完成任务。
三、建立工会，发展党团组织，开展民兵工作
工会组织的建立大概在1973年，区里承认我们这些街道工业的从业人员为工人，每人发一个工会会员证，区则成立总工会。工会当然有它的工作，主要是关心职工的生活情况和身体情况，吊死问疾，开展适当文娱活动等，有些事情要工会出面的就由他们来搞。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周总理逝世，本来是全国人民悲痛的事，但当时被“四人帮”把持下，基层单位不许开追掉会。没有办法，逼得我们只好用工会的名义，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仪式，由工会主席主持，领导不出面。另外，工厂里有些群众工作也由他们来搞，如有些不正常的男女关系问题，工人之间纠纷问题等，也由工会的工作人员出面去解决。
工会有一笔工会费，它不在厂的会计帐之内，是由工会委员会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当时我在办公室帮助工作，供销股长是工会委员，他指定我来保管这些钱，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另外有个储金会的钱，那会计员也叫我代管，我也接受他的任务，因为我在办公室里帮手，就什么都干，什么都可以插手。但是，这并非好事。有这么一件事：当时工厂的副厂长徐××，由于作风有些问题，受到批评。厂里出现了攻击他的大字报，那大字报的内容不指名地影射到我，说“厂里的一部份财权落在不可靠的人的手里”，这很明显地就是说我。我在他们的心中是“摘帽右派”，他们怎能让我来抓财权呢？我见了大字报气极了，非常恼怒，但也不出声。第二天，我便把这两笔钱交了出来。这说明了什么？这就叫“白眼”，也就是前面提过的政治上不解放，很难做人啊！本来自己多做些工作，减轻别人的工作压力，是件好事，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妒忌我坐办公室，千方百计地找我的痛脚，制造矛盾，制造事端要害我，这类事情也不少，不过我也没有和他计较，但是我心中有数，是谁在干这些事情。
各个工厂都有党支部，也在发展党员和团员，民兵也组织起来了，由武装部出面，搞些民兵训练。在最初组建民兵的时候，18到45岁的工人都是民兵，我也有份。但到1974年民兵整顿组织时，我被除名了，原因就不言而喻，我也不去追究。
由于业务的关系，我也出差走过不少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湖州、长沙等等。七十年代应该说是“物价稳定而物资缺乏”，往往出差回来都要带些副食品之类，这也是当时出差人员的习惯。当时广州流行这么一句话：广州有三宝，“司机、医生、猪肉佬”
，形象地说明那时附食品供应的情况。
第四章
区街工业时期（1980—1990年）
这个时期，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街道工业大发展的年代，年利润，光是直属公司，就已达到200万元左右，而且以30%的速度逐年增长。各区成立了一个直属工业公司。我们东山区的直属工业公司后来改名为东方工业公司，最后又改为东山工业总公司。公司的办公地点也搬到了工业基地来，整个基地就像一间大型的工厂，大步伐的前进着，很有朝气。
改革开放以后，街道工厂里就有不少人跳了出去，有的跳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去另谋职业，叫做“跳槽”“下海”；有人到一些乡镇企业做了什么师傅；有些人自己搞什么公司也发达了；有的人到国营厂担任生产要职；也有人搞运输，还有人出去当医生等；甚至有街道工业某些工厂的头头，也离开了街道工厂，搞个体，搞私营去了。
那个年代，人才可以流动，区街工业也招揽了不少人才，有工程师，有大学生，有从国营大厂跳过来的，有从外省回来的，他们愿意到街道工业来，或者以街道工业作为他们的跳板。1986和1987年间，我任公司的技术科长，科里五个人，其他四个都是工程师，只有我不是，他们都比我强，不过我年纪大一点而已。后来我调到秘书科，再后又调到太和岗开发办公室工作，都领导着几个大学生，证明那个时候还是有不少人往街道工业里来，也确实在某些方面发挥了他们的积极作用。
1979年5月，我终于可以落实政策！当时我还是在东山机械厂任壁灯车间主任，云南省文山州公安局发来了文件，文件内容是给我“恢复名誉，工龄连续计算……”这文件在东山机械厂全厂大会上宣布了。不久，即1981年，我被调到广州羽毛球厂任副厂长，时间大约两年。这两年仍未恢复干部身份，街道工业的副厂长和工人是一样的，我还是受到一定的冷眼看待，但是我很谨慎，专心把工作做好。羽毛球厂的工作那是真功夫，分分到肉，不敢苟且，稍有马虎，就会给生产带来损失。我是管生产的副厂长，又是防火责任人，工作担子很重，因为羽毛球的情况复杂，那羽毛啦，胶水啦，烘炉啦，都是易燃物品，怎能掉以轻心呢？工厂座落在中山三路、东昌大街附近密集的居民区，粉尘、噪音等早已令人讨厌，在生产过程中稍有计划不周，就会乱成一团。东山公安分局管安全生产的同志经常来检查监督。那段时间我思想紧张，生活也紧张，分分钟惦记着厂里的工作。幸好，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厂里也没有发生什么安全事故，那两年的生产情况还是羽毛球厂历史上最好的。
在羽毛球厂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1、有一次，我带领50多名职工去旅游，百分之九十是女工。去丹霞山观日出。天还没亮，我们到了丹霞山的山脚下。那时上山，险象环生，要爬山，要摸黑，抓着铁索过山崖，我这带队的有点心寒，怕出问题，但是大家的团结互助精神很好，拉拉扯扯的上到了山顶，还没有天亮。在上面有些寒冷，同志们互相照顾。那情景，至今难忘。到第二天回来的路上受阻，耽误了时间，根据实际情况，我答应大家补休一天，此事还受到书记的批评。
2、区的领导，对羽毛球厂很重视，因为全市只有一间羽毛球厂，日本商人早已盯着我们。香港的商人也不落后，成天在打羽毛球厂的主意。新加坡也有商人到来，求合作，求产品。有一次，区长带领着香港商人去泮溪酒家谈生意，我是代表工厂方参加的，在餐桌上没有谈成什么结果，不过此次宴客为日后羽毛球厂的前途，定了方向，所以，不久，我们的羽毛球厂便被外资羽毛球厂代替了。
现在，再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这一时期区街道工业发展的情况。
一、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基本建设
1、总公司扩大配电站能力，增加两个机组，满足了基地用电的需求。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各个工厂用电的需求不一样，而各个厂的电工的水平都不一样，有些事情要公司来协调，这件工作我们做得还不错。
2、增大自来水的设施。这件事费了很大的力气。我当时是生产科长，主持这项工作，要从先烈路引水上太和岗山顶，经过进入殡仪馆必经之路的太和岗路，困难很大。但我们克服了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件工作，满足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3、建立电话总机。在当时来说，十分必要，现在回头看，我们以前多么落后，我在东机厂搞供销的时候，厂没有电话，也没有汽车，要用车时便跑到工业局车队去登记申请用车。没有电话，有事要派人跑一趟。这些事我们都经历了。当时要在工业基地建立一个电话总机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须知那电话局也是个垄断行业，和供电局自来水公司一样，别的部门是不能或不易插手的。
4、建立卫生所，建立幼儿园，解决职工的实际问题
二、
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开产品推介会，开发新产品，引进外资搞活企业。
1、我参加过一次产品推介会，跑到长沙去开，有计经委的两个副主任带队，把一些有价值的产品向外推广市场，当然也收到一定的效果。
超声仪器厂开过一次比较大型的产品推介会，由公司牵头在云山大酒店租用了会场，来的客户，大概有200家左右，我当时是公司的工会主席，负责这个会议的总务工作，在云山大酒店住了几个晚上。由于我的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好像是露出了一些锋芒，得到了区领导和公司领导的赞扬和赏识。
公司还组织学习，举办各种培训班，还请了香港工商管理顾问公司来办过班，学习现代科学管理，又请华南工学院的教授来传授液压技术等等。
2、在开发新产品方面，各个厂都在搞：液压件厂搞液压站，机械四厂搞大型洗衣机，钢瓶厂搞印刷，橡胶厂搞蚀刻，不锈钢厂搞产品更新换代……大家都在跟上形势，都在创新，所以生产的热情很高涨。有些外商找投资对象也找到我们，如搞照相机的，搞动画片的，搞宝丽扳的，搞羽毛球的……都纷纷和我们洽谈。我们也在计划搞很多东西，如电风扇、煤气炉，摩托车等等，成功与否都不一定，但都在筹画之中。
3、有些厂引进外资，搞合资或独资的企业，如塑料厂最后变成了照相机厂，羽毛球厂最后也变成外商独资的厂了。有些厂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也有技术力量，但无资金，只有走引进外资这条路。
4、直属工业公司每年都召开计划工作会议，总结工作会议，表彰先进大会等。有些会都跑到别的地方去开，去中山，去顺德，去番禺等，顺便也吸收乡镇企业的经验。区的领导亦非常重视区街工业，如区委书记于××上任不久，就亲自带领十几个工业公司的经理到华东一带考察，取经，看人家是如何搞活区街工业，学习华东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这个动作影响很大，但收到的效果如何，却不得而知。
三、加强党团建设，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建立科技协会，完善民兵组织
1、党团建设。这些年来，发展党团员工作都在进行，一批积极份子入团入党，所有的工厂都在进行。顺便说我个人，本来我对自己入党的问题，早已冷淡了，因为1952年、1956年都申请过，未能批准；又经过20多年的曲折，已无心眷恋入党问题；但领导现在又给予我平反，恢复工作；公司领导和党委办的同志，经常和我谈起这个问题，我在经不起他们诚恳劝导之下，终于1987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是秘书科长，又负责公司的基建工作，在某些人眼中，不能不是共产党员吧！可惜那时我已57岁了。
2、工会组织已很庞大，公司工会也组织过遊园晚会、文艺晚会，还举行过运动会，我当工会主席时，曾带领过足球队去均益球场比赛。1986年，还参加了在市七中举行的全公司运动会的篮球比赛。公司和各个厂都经常组织旅游，这段时间表现得很活跃。广州市政府有个工业处，是管我们街道工业的，还组织一些人去休养，北戴河、西安都去过，都在20天以上的时间，照顾一些将近退休或工作贡献大的人。
3、经常组织民兵训练。我们曾在公司后面山头练习打耙，并实施了实弹射击，这些工作由武装部派员来公司搞的，也搞得有声有色，在一定程度上唤醒民兵同志的战备意识。
4、建立科技协会，并搞了职称评定工作。很多同志在技术上有贡献，有些技术员工作了多年，颇有经验，贡献很多，评职称即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我当时是技术科长，负责为全公司人员搞职称评定工作，工作也相当复杂，但还搞得不错。我们直属公司属下有16间厂，不妨点点名吧，有机械厂两间，还有铸造厂、不锈钢器皿厂、金属结构厂、自行车零件厂、服装厂、超声仪器厂、钢瓶厂、羽毛球厂、塑料厂、液压件厂、电器厂、橡胶厂、汽车修配厂、锁厂等，结果评出来一批技术员，一批工程师，一批技师，让大家工作得更加愉快，觉得有奔头，不管社会上承认与否，反正在我们公司都给了他们一个衔头。
四、对工业基地作进一步开发规划
那个时期，直属工业公司有些盈利，即有一笔资金，可以扩大生产和搞一些福利事业。我是主持基建工作的，在这期间建了卫生所、大礼堂、办公楼、宿舍楼等，还开辟了一条通往淘金路的马路，即现在的淘金东路，在此以前太和岗是不通淘金路的。
关于建宿舍的问题，我在这里多说几句：1983年我刚调入公司秘书科工作，就接受基建工作。那时的形势已是大建设开始的年代，土地升值，一般老百姓还不感觉，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去规划局征地，以为是我们直属厂的土地就可以征用建房，原来我们都想错了，原想征用羽毛球厂晒场，坐落在中山三路永胜街的那块地，不行，因为我们来迟了，已有人征用了！再次去想征用橡胶厂原来厂房即犀牛路与环市路交界处的地方建宿舍，也是来迟了，被人征用了！规划局办理征地的那个同志是我二弟的同学，他已把征地的地图都拿了出来给我看××单位征用了，算是很客气的了。市内征不到地方，只得在太和岗工业基地想办法，因为太和岗是区政府办了征地手续的，但也不一定能作为盖宿舍之用。经过多方协商，才同意在工业基地的边缘建一幢五层的宿舍楼。
属下的各个厂都在逐步建设厂房、办公楼，食堂、仓库之类，但不能建宿舍，因为这里是工业基地，有个厂，打着建仓库的名义建了一幢四层的宿舍，准备供一些住房特别困难的职工居住，地下一层仍作仓库使用，这种情况被计经委发现了，受到批评，事后怎样，我就不清楚了。
工业基地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建设，东山区则成立了一个太和岗开发办公室，组织一个有十二个人的班子，计经委两个副主任亲自出马，其人员组成包括有区设计室工程师，有住建公司的技术员，其时，我亦被调到开发办公室工作，搞基建。区委书记亲自抓，都跟我们开过两次会，研究工作，还请市建委的一些同志参加我们的规划。
工作开展以后，调动了区住建公司，区房管局工程队，东华实业公司三个单位，都来按我们开发办的规划各建若干栋楼房。前两个单位都按计划建好了一栋楼房，我亦参加了验收工作。而东华实业公司尚未行动，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区委书记调离了工作，二是当时区长与区委书记对此问题意见分岐，使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有些难做，所以东华实业公司就拖了下来。后来由于形势和政策的变化，结果太和岗的改造，只有规划没有实现。
第五章
街道工业的结局
1978年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街道工业辉煌过一段时期，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过不少贡献。但是，1990年开始，城市在向现代化迈进，像广州这样的华南最大的城市，发展的目标是国际化的大都市，街道工业无疑属于被“革除”之列。试想，在闹市中，在街巷里，搞铸造，搞烧焊，搞合成橡胶，每天制造大量的噪音、粉尘、废气，那怎能成为现代化大都市呢？过去之所有街道工业，那是过渡时期的措施而已，它不能长期存在。
人民生活的改善，促使了房地产业的大发展。城市里的土地，寸金尺土，房地产开发商到处寻找地皮建楼房，不说街道工厂，就是很多国营企业，也要出让土地，遣散职工，或者找距离城市较远的地方去发展。工厂原来地方，则建起商品楼房，或建成大型的住宅区，象手表厂、水泥厂、糖果厂、工业大道工业区等。那么大的工厂都改变了，街道工业就更难免了。城市里的工厂要往外搬走，不管是国营的，集体的，私营的。这是国家的政策，也是政府的一项措施，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需要，到外乡、外县去找地方搬迁工厂，是当时的唯一出路。我们东山工业总公司也找过很多地方，最后在近郊竹料村找了一块地，也建了几栋厂房。但有些厂也不愿去，而自己另找地方；有些厂则干脆散伙不干了，大多数的人员被送到社会保障局，亦即成了最早的“下岗工人”。街道工业的全部资产由区成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统一管起来，大概1996、1997年间，区政府与外商已达成了协议，太和岗工业基地将近十万平方米的土地，出卖给开发商金鸿公司建住宅。1998年，他们开始兴建大型住宅区“淘金家园”，我还有幸被邀请参加了奠基典礼，见证了这一事实。
街道劳动服务站、街道工业这种形式，相信不是广州市独有，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是应该存在的。到如今，广州市的街道工业已经全部消失，其他城市的街道工业，也全部消失了吧。我想，即使如此，它们不应只是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而是应该作为一个个实体，在中国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史中留下一笔的。
本人在街道工业工作多年，在未摘去“劳教释放份子”这顶帽子之前，只能是低头做工，夹着尾巴做人，不敢大声说话。1979年5月有文件来了，我获得平反，但没有恢复干部身份，不过，那时，可以抬头看人了。1983年5月，我才真正获得平反，恢复国家干部的身份，那是真正站起来，堂堂正正做人了。我在区街工业系统担任过好多个职务，不管在那个科工作，我始终都负责抓公司的基建工作，建厂房、宿舍、办公楼、礼堂、卫生所等等，统统都搞过。我于1990年退休，但公司还返聘我，到1997年才离开工作。所以我写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我
与街道工业”，借这个题目来谈谈我的人生，有许多事涉及到其他的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有关人员便可明眼看出说的是何人，有不妥的地方请原谅。
2010年11月
读后感
陈贤庆
数年前，大哥写了一篇《夜阑枕畔忆沉浮》的文章，发来给我，我阅读之后，很有感慨，写了一篇“读后感”——《莫让好人再受磨难》，并将大哥的文章与我的“读后感”都放到网上。
在《夜阑枕畔忆沉浮》一文中，大哥主要写了自己无端被打成“右派”，在云南“劳教”时的经历。近年，我几度催促大哥，应该再写写自己回广州后的那段艰难地维持生计的岁月。现在，终于看到他发来的《我
与街道工业》一文。不过，这文章并没有刻意渲染他那段时期的种种“苦难”，例如“曾经去过四会县大兴水库劳动；去过白云山磨刀坑水库担泥；去过东湖街麻类加工厂打麻绳兼拉大板车搞运输；曾经与同乡蔡传禄兄到××卫生学校帮人画挂图；又到税务局帮人盖图章；又跟四舅父去做泥水工；还到广东玻璃厂去捡煤渣；也曾背着工具箱去帮人修理家私门窗等等等等”。上述那些，都是我亲眼目睹但当时由于年少而感悟不深的事，都是很煽情的内容，但是，他没有详写。不过，我在“失望”之余，又感到安慰和高兴。我忽然觉得，大哥在有意无意之中，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那就是系统地写了上个世纪后半叶，城市中的“街道服务站”“街道工业”兴衰的全过程。我估计，这事不一定有人会做，也不一定有人可以做到或做好！只有像我大哥这样，参与了全过程而现在还头脑清晰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学者，研究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学者，很可能缺少了这一段资料。那么，大哥的这篇文章，或许可以说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了。所以说，这是一篇有价值的好文章。
当然，这篇文章也还是可以从多处地方让读者感受到，过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被打入另册”的人们生活和创业的艰辛。如果有与我大哥同样经历的读者，阅后一定会深有感慨的。
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