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贤杰

     一  沈阳入伍

1952年9月16日，广州市广雅、中大附中、华侨等几所中学近200位年方十六或十七的初中毕业生在一位身材高大的军人带领下，乘坐北上的火车，经过几天几夜的行程，到达几千公里外的东北沈阳市。这一班热血青少年男女，个个激情满怀，怀着报国之志，投笔从戎。

这些学生是被军委测绘学院挑选录取，要在军校学习两年多，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我们乘坐的是军列，走走停停。漫长的行程中，现在能记得的是经过湖南衡阳时，在短暂的停留时吃过一碗馄饨，那和广州的云呑已经无法相比。到了武昌，那时没有武汉长江大桥，要摆渡过江再继续行程。大家年轻气盛，虽然几天几夜的行程，并没有感觉特别辛劳。

9月的沈阳，进入深秋。那天在沈阳火车站受到老校友大哥大姐们的热烈欢迎。分批乘上汽车浩浩荡荡进入校园。我们当中有的还稚气未消，个别还系着红领巾呢！

学院座落在沈阳和平区，好像并没有正规的校园，像普通的兵营。远离父母的我，开始时非常想家，几个月都经常梦回父母的身边。此后，只有家书排解思念亲人的思绪。

安顿下来不久，进行考试，按考试成绩分班级。男同学百多人为一个连。根据成绩分成了三个班级，按部队建制是三个排，每排有四个小班，每小班十人。所学专业是天文大地测量，称为中等科即中专学历。所有女同学近五十人为一个班级（排），是为航空摄影测量专业。我考试的成绩还不错，被分到11班。我们之前这个专业中等科已有十个班级，我们简称大中11。其次为大中12、大中13。我们大中11是我们连队的一排，我分在一排四班。我们大中11类似于现在的所谓快班，起点高，学习进度比其他两班级快。到了几个月后，大中12班赶上了我们，有的课程就合班上课。而大中13班始终未能赶上我们，晚了几个月毕业。

我们住的床铺是北方长长的炕，大间通铺。北方冬天来得早，不久开始供应暖气。窗外是大马路，不时听到有轨电车经过时发出的叮咚声。窗户是双层的，因是战争环境，玻璃贴着米字型的纸，以防震碎。刚到北方的这些南方青年，还保留着广州的生活习惯，在秋凉的天气仍然每天用凉水洗澡，后被连队长命令禁止。

我们的连、排长都是解放战争年代入伍的老战士。我们的教员有的则是国民党时期的测绘前辈，并没有要求他们入伍，他们穿着蓝衣服，在一片黄军装中很是显眼。

一天正在上课，窗外飘下鹅毛大雪，我们从未见过大雪纷飞，都不约而同好奇地望向窗外，老师只好停下课，让大家看个够。　

按教学计划，进校参军即进行入伍期教育。军校是培养军官的，比对一个普通战士的要求更严格，首先要学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生死观，要有严明的纪律，还要求大家交待家庭三代的情况，要站稳革命的立场，出身不好的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我们年纪小，实际对家庭情况并不十分了解，都毫无保留地把知道的听说的都通通交待清楚了。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大多同学一心投身革命，把生死置之度外，立志为国为测绘事业献身。但也有个别同学怎么也不肯入伍，甚至还有逃兵。一姓肖的同学翻墙逃出兵营，到了广州出火车站时就被抓回来关禁闭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被任命为连队俱乐部的政工组长，手下有四五个人，平时负责宣传工作，出黑板报、分发报刊等。在班级里我被推选为政治课代表，负责和政治老师联系，收发作业等，和政治课老师搞得很熟。

部队每晚都要开班务会，检讨一天的行为表现。开会规定讲普通话。每隔几天连队集合由连长或指导员训话。

有几次全校的集会记忆犹新：

1952年10月，经历了沈阳的国庆阅兵。

1952年11月7日，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在沈阳东较场聚会时，气温已是零下十多度，从未经历过这么低温的南方人，虽然穿着毛皮鞋，仍然冻得直踩脚。

有一天全院开大会，传达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当时高是党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人。

1953年3月初的一天，全校集会，沉痛宣布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逝世（3月5日）。这些都是当时的大事件。

记得有一次在一座木板建造的二层楼上连队集合开会时，突然楼板塌了下来，我们大家从二楼随木制楼板降到一楼，幸好楼层不高，大家哈哈大笑，虚惊一场。

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一个严冬，欣赏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学会了滚雪球、尝试过滑冰。

吃饭是以小班为单位打饭分饭菜的，记得经常吃的一个菜是东北的白肉酸菜。　

我们到野外实习时，乘坐的列车向朝鲜方向开去，铁路两旁的农民停下手中的活，向我们鼓掌欢送。其实我们并不是志愿军赴朝作战。在东北沈阳、抚顺、本溪、大柳峪等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每逢周末，我们可以轮班外出，主要是洗澡或买点什么零食。花掉每月几元的津贴费。大家最喜欢东北的苹果，有黄元帅、红元帅，还有四川榨菜、奶糖。有时在店里吃碗羊肉汤。有一家当时苏联的丘林商场是我们常去光顾的。

记得有一次，不知何故我的脚面上搞破了一处，没注意而发炎化脓，在医务室有位日本医生用剪子把我化脓处的一圈好肉不打麻药就剪下来，痛得我直叫。当时，我怀疑这日本人在报复我们中国人。但是很快，伤口就好了，还是得感谢他。

     二   北京毕业

1953年夏天，学院迁到首都北京。新的校园座落在北京西直门外的学院路上。在这条路上集中了清华、北大等八大学院。我们到达时学院还没完全建好，有的地方还在施工。不过宿舍教室都好了，一切都是新的。新的教室，新的饭厅，宽大的操场，这才像个正规的高等军事学院。

在这里，为了准备1954年国庆天安门阅兵，几个月来，我们操练得很紧张很辛苦。有一次半夜紧急集合，不准开灯，摸黑三分钟打好背包。我把半高筒皮鞋左右穿反了。幸亏没有被检查出来，不过脚可受苦了。列队中我是四班排第三位。记得操练时，站在我右边的杜同学多次晕倒，是我把他扶住。我的班长何同学（现在美国），副班长黄同学（在广州，前两年去世）和杜同学（在广东三水）等前几年我们还在广州相聚，谈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千。

1954年是全国人大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当时，我们之中还有同学没到18周岁，没有选举权。那年的国庆之夜，我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狂欢，载歌载舞至深夜。那场面至今难忘。苦练了几个月的正步走，可惜最终没让我们参加天安门的检阅，大家感到特别遗憾。

某日，和几位同学到著名的全聚德吃烤鸭。记得当时6（万）元一只，觉得太贵了，一个月的全部津贴啊。大家怀疑有没有搞错？开玩笑说要告到董必武那里去（当时他刚被选为最高法院院长）。

记得，一天晚上，我们在宿舍，突然听到远处一声爆响，我们的排长听到后即判定这是枪声，立即去考察。原来是我班一位学员在教室楼值班，枪走火，在教室的地板上打出一个小洞，好险！我很佩服排长灵敏的判断，到底他们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老兵。

1954年，粮食要计划供应了，在北京每天有一餐要吃高粱米，我们从未吃过，吃得我们南方人牙关都酸痛。

业余时间我们很活跃，最多的运动是打篮球，我也算一个球迷，中距离投篮有名的准。学校连队之间经常有篮球比赛。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是篮球好手。

课余时间，我是图书馆的常客，经常会到那里浏览报刊。我参加排练演出过一个舞蹈，在全院会演比赛中还获奖。平时，一位数学老师时常和我们一起跳秧歌舞。逢全校在大礼堂开大会前，各个连队互相拉歌，此起彼伏的歌声，十分热闹。下课后排队进入饭厅前都会边走边唱。部队的生活是生龙活虎的。

野外实习中我们到过北京郊区昌平、顺义县的许多地方，足迹踏遍长城脚下。有一次我到顺义县城墙上的几十米高的钢标上作业，天气不好，一天完不成，晚上借住在老乡家的土坑上，夜里浑身痒起来，后来点起一枝蜡烛一看，芦席上爬满了吃得饱饱红彤彤的臭虫。我便用纸巻起一个纸筒，把蜡烛的火吹向臭虫。戏曰：氢氧吹管！一只一只的把臭虫吹死，满屋的臭气。

我们队伍进村时，老乡们夹道欢迎，我们所到之处大多分派到老乡家吃住，称之为吃“派饭”。住在老乡家，我们特别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老乡挑水打扫院子，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首都的建设发展也有我们当年的劳动成果，用上我们测绘的成果绘出了一幅幅建设蓝图。

记得我们在野外的炊事员是原薄一波副总理的警卫员，经常做一种面食叫烙饼，有一次在外抓到一只刺猬，他给弄好煮熟给大家吃，告诉同学是鸡肉。吃完后才说是刺猬，一位同学当场就吐了一地。

部队的学校不同于地方，没有寒暑假，两年多的理论学习和实习十分紧凑。军校也是个大熔炉，我们在这里不光是学习掌握了一门技术本领，身体、意志得到了锻炼。在人生观方面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一段宝贵的经历永生难忘。

1954年底我们完成了整个教学计划，我以上等生的成绩毕业。

毕业典礼前夕，我因吃了过多的桔子而拉肚子，公布成绩的会我没参加，不知道各门功课的成绩。按规定各学期所有十多门课程成绩均为优良（五级分制的5分和4分，没一个3分）是上等生，其中5分占80%以上为优等生。而我直到毕业典礼时才知道自己是在上等生的名单中，原先最担心的是绘图课是否会得3分。

毕业典礼上，校长颁奖，在大礼堂上台领奖的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记不清奖金是多少，标准是以多少斤小米折合的现金计算的。1955年元旦前后，离校的前夕，我拿这奖金和几位同学分几次到北海公园学习滑冰，开始时穿上冰刀即使扶着栏杆在冰面上也站不住。后来想，反正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帽，滑倒也不怕。经过多次大胆练习，竟然初步学会了，起码在冰上不大会摔跤了。

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大部分同学分配到了大西北大西南和东北等地军委所属的野外大地测量队，当年起码都戴上少尉的军衔，成为国家、国防建设中测绘队伍的骨干。他们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几十年后，他们大多都先后转业回到故乡广州。同学中，有成为省测绘局局长的，有成为市规划或地震局局长或总工程师的，一位冯同学当了国家测绘总局副局长。一位一直在部队没转业的何同学，军衔到大校级才退休，再上一级是将军。而个别同学毕业不久就不幸牺牲或病逝。也有不少退休后随父母或子女移居海外。

我和几位所谓家庭出身不好和有海外关系的同学刚毕业就第一批转业。因为1955年全军要实行军衔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军队内部要“纯洁”嘛！

我们四人当年转业到地质部，由地质部分配到南京地质学校任教，于1955年1月8日到达南京地校。（其中伍同学中途调广州，也是任教师直至退休）。这一教师职业就成了我们终身的职业，南京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直到40多年后我们作为高级讲师退休。

当年一起北上沈阳的近200位我们的同学、战友走着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随着共和国曲折前进的步伐，历尽艰辛和各种运动，辗转东西南北，尝尽人间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今天都过了古稀之年。

当年我们抵达南京任教的情况，请看我的回忆录《教坛四十年》之一《初为人师》的记述。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