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牛栏”里度过了五十来天的非人生活，忽然传来消息，说派工作组到学校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的是“打击一大片”好人而“保护一小撮”坏人，故党中央明令工作组要检查批判，撤出学校，并要予受害者平反。我们听到这个大好消息，当然欢喜欲狂，马上冲出“牛栏”，回到自己的家。当时由于红卫兵纷纷外出“革命大串连”，无暇顾及我们，就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移交给革命教师监管。从此我们晚上睡在家里，无人骚扰，可得安静了。可是白天在这些“革命教师”的监管下，却不得不叫人有“煮豆燃豆箕”之感。他们对我还特别的狠，似乎这才显得他们“革命”。
革命教师接管我们后，马上就不许我们买干粮。这对老胃痛的我来说，真是要命。我们的牛队长一再为我去说项。说别人不许买可以，而吴XX是个老病号，要靠补充干粮度日的，是否可以例外?开始还是不许，后来讲多了才让我买了一斤饼乾。
有些工作明明是应该让男的去做的，如到外面的塘里捞水草回来放在学校的塘里喂鱼，却偏偏指定我去。即使有时是几个人同去，其他人挑回来的水草，只要走到塘边就可以将水草倒下；而我则不行，一定要我走到塘中心，水已淹过屁股才可以倒掉。
有次要我们抬运泥砖，很大很重的泥砖，一次抬三块，已经是很重的了。和我搭配抬的人虽不是“牛鬼蛇神”，但也不算是革命教师，她因历史相当复杂，也曾被斗争过。她居然也欺负我。她比我年轻，身壮力健的，抬泥时我在前她居后。当我们走到一条很窄的路时，前面有两条狗和一只猪躺在路口上。我有些怕狗咬，放慢了脚步。她却觉得不应该，很生气大声的说：这有甚么可怕的?便放肆把担子向前推促我快走，结果把我的脚后跟刮了一条口子，流血，痛得要命。整整一个月不能穿鞋，要赤脚劳动。
又有一次，要我们去倒尿。她说：这次抬尿桶就我走前你走后好了，别等下又怪我刮了你的脚。哪知我们抬着那桶尿一站起来她就走得飞快，我根本就跟不上，结果是连人带桶都滚到地上了。她在前的当然没甚么，可我在后的则弄得满身是尿。
有次搞清洁，指定我扫北操场旁的一条石板路。当我扫到近办公室一段路时，我见办公室窗外有垃圾，我便走过去几步把垃圾扫了。当时办公室内有个同是语文科女教师看见了我，她马上向领导反映，说我乘扫地之机蹲在办公室窗外偷听甚么的。幸而派来向我询问了解的人是个有良知者，经我把当时情况讲清楚后，他就相信无疑了。否则，我又难逃一场大批斗。
尽管我们每天应付着监督劳动，可心里想着的是工作组何时作检查，何时为我们平反。尤其天真的我还认为我是“牛鬼蛇神”中受辱最多，斗的最惨的一个，工作组应该平反的第一个就是我。不几天，工作组的书面检查便以小字报的形式帖了出来。某牛鬼蛇神看后即来告诉我，说工作组的检查里点明了我是不能平反的。我很惊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马上要去问个究竟。可在旁的牛鬼蛇神们都不赞成我去问。说我的腰板不够硬，问不得。劝我忍气吞声算了，否则会罪加一等，更吃亏的。当时我暂且忍住了。
过了一段时间，学校正式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由工作组的组长在大会上作检查批判。组长的检查居然一开口就说：“我们工作组这次到学校里来，因为没有把组织工作作好，所以吴XX不但未能斗倒，相反她还表现得非常嚣张……”真是岂有此理！我听了有甚么理由不冒火?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非上台问个究竟不可。我想我在校任教十多年来，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地搞好我的教学工作，我问心无愧。可在他们执行资反线的情况下，无端端地把我当作牛鬼蛇神关进“牛栏”，挨打受辱，斗的死去活来，还认为斗得不够，这样公理何在？正义何在?我已经忍无可忍，一定要为目己伸张正义。除死而外，己没有甚么可怕的。于是我横下一条心，待工作组组长的检查批判完毕，我便老实不客气地向他提出质问。
我说：“你们工作组今天向大家检查批判你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可你说因为组织工作没做好，所以吴xx不但没打倒，相反还表现得很嚣张。 试问那是不是因为组织工作没做好，所以你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就还挑动得不够呢?
“我是一个被你们认为要被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使之永世不得翻身的牛鬼蛇神，我有甚么本钱，凭甚么本事，有甚么资格敢在你工作组所主持的千人斗争大会上表现得嚣张?不敢，绝对不敢。我不是嚣张，只是实事求是四个字支持着我。所以，是的，我就承认；不是的，我就一概不承认。你们把蛮斗，硬想我乱承认，那我是做不到的。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整整八个月了。那些大字报所揭发的，你们究竟落实得怎样呢?有哪些确是事实呢?如果有任何一点是事实而我拒不承认的话，那我愿意接受极刑的处理。如果没有，那就请求为我平反。”
他们没有想到我这个“牛鬼蛇神”竟然如此斗胆，敢在大会上提出如此的质问，毫无思想准备，无法回答我所退出的问题。只好一言不发，不了了之，显得十分尴尬。我说完，便从从容容地走了下来。
我深知，学校的当权者不会向为我的抗争而给我平反，但我的抗争总可唤起一些人的良知。虽然我平反的事一直在拖着，但关心我平反的人就多起来。就连学校厨房的工人，管理文具的职员也悄悄来问我平反事，为我愤愤不平。一些学生，教师也曾偷偷来我家，为我平反事出谋献策。他们认为我光靠一个人去抗争力量不大，建议我出外串连一些人支持自己，再向校方施加压力，才能事半功倍。尽管对他们的建议我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但对他们的关心我由衷的感到温暖。
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数学科威信很高的邱泽栖老师站出来，向着校长和人事秘书提出了质问。真是一鸣惊人。他说：‘‘关于吴莞筠的问题是由我负责整理的。她的问题是两个：一是两次参加反动国民党隐瞒不报；二是为反革命丈夫鸣冤翻案。经过这么久的调查了解，究竟吴莞筠是否确是两次参加国民党隐瞒不报，又为历史反革命丈夫鸣冤翻案?这只有你们俩才是最清楚的。如果她确是两次参加反动国民党隐瞒不报，那么她不能平反。另外，她丈夫究竟是不是历史反革命?如果是，而她又为他翻案，那么她也不能平反。如果她不是两次参加反动国民党隐瞒不报，又不是为历史反革命丈夫鸣冤翻案，那么她就应该平反。”当时他的这一质问，真是震动了全场。两位领导十分尴尬，无法作答，下不了台。那时，我与这位邱老师并不熟悉，我和他不同科组，虽天天见面，从没和他攀谈过。对于他的良心，他的正义感，他不怕冒最大风险仗义直言的赤胆，我刻骨铭心，没齿难忘。虽然平反问题仍没有解决，我还是很佩服他，很感激他。
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文化大革命越来越不理解。一时说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时要革命群众起来造反，去夺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时说共产党内有不少叛徒内奸，要群众去挖，去抓。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无数的“战斗队”，“造反派”，他们打着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到处散发传单小报，今天要揪出xxx，打倒xxx，明天要砸烂xxx，腾腾杀气充斥四周。不单学校不上课，很多工厂也不开工，机关也几乎瘫痪，人们都忙着搞革命去了，似乎祖国大地到处都有坏人。斗人的方式己不是“文斗”，打人变成司空见惯的事。被斗至死，不堪折磨而自杀的事例越来越多。
已经是1967年的秋天，我的平反事一直没有着落，每天我依旧回学校去劳动。一天，学校一个“造反派’’组织叫‘‘教工红旗”的负责人送来一张表，要我参加他们的组织，说有个组织来支持你，就可以争取早日得到平反。当时我思想斗争很激烈：我是很想平反，以还我的清白，但我决不是要“造反”。尽管那时的时髦词语是“造反有理”，但“造反’’决非我所为。况且现在的群众组织太多，良莠不齐，他们互相攻击，说自己正确，对方不是，我无法去分清是非。我已经是被认为是牛鬼蛇神，如果再加入了一个错误组织去“造反”，其后果难以想象。考虑再三，我还是没有参加。过了一段日子有人告诉我，我们学校那些有问题而参加造反派的人都给自己带来了更大的灾难。说他们牛鬼蛇神也敢造反，有个被打得头破血流，要到医院缝针；有个甚至被送进监狱。
社会秩序愈来愈乱，但中央的报纸上还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有些地方有点乱，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似乎中央是明知而故意让其乱的。各造反派更肆无忌惮地标榜自己最革命，互相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从“文斗”变成“武斗”。中央文革一位首长提出“文攻武卫’’之后，‘‘武斗”更被造反派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行动。“打，砸，抢”的行动也在升级。砸烂的目标己远不止“四旧”，一条“砸烂公，检，法”的大幅标语就曾挂在街头，矛头所指是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抢”的目标也从一般财物发展至抢解放军的枪。造反派之间的“武斗”也从棍棒交锋上升为真枪实弹的火拼。当然，也会有一些真正的坏人罪犯乘着乱混水摸鱼，打家劫舍的。
社会乱，流言起。当时最骇人听闻的流言是说某个劳改场有一批劳改犯逃了出来，并说这些逃出来的劳改犯无恶不作，要家家户户防范。于是由街道居民自己组织防卫队，拿磨尖的铁水管作武器在附近巡逻，并在路上设置路障，这就是当时的所谓“联防”。防卫队碰到他们认为形迹可疑的陌生人，会向前盘问，若该人被视作出逃的劳改犯，就会被当场打死。
解放车原先是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来各处造反派冲击军区，抢枪的事件越来越多，地方的治安越来越差，解放军也得介入了。一时间，解放军的代表进驻各个单位，指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初，上面己传出要学生“复课闹革命”的消息，但那时还有许多学生还在外搞“革命大串连”，听话回学校的不多。过了好一段日子，学生才陆续回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接着到来。1968年11月，在我两个小儿女要离家到海南岛琼山县务农的当日，我也被告知要随解放军到乡下去“向贫下中农学习”。那天我没有去为子女送行，收拾简单的铺盖，回学校集中出发。
驻学校的军代表把我们领到花县新华大玢农场的炭步公社，那里的稻子正熟，等待收割。带我们到这里来是参加劳动的。与我们牛鬼蛇神一起来的，还有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教师和一些全无问题的“革命教师”。到达目的地后，领队的首先是让“牛鬼蛇神”向贫下中农亮相。他要我们一排的站着，然后向农民介绍：“这些牛鬼蛇神是阶级敌人，有甚么事都可叫他们做。但要站稳阶级立场，不可和他们闲聊。如果他们有不听指挥的，可随时告诉我们来处理。”按他话的意思，我们似乎是一群可以任人奴役的奴隶。不过，那时对于这些侮辱性的言辞，己近乎麻木。
虽然他们已向农民交代得如此清楚，但后来我发觉，农民根本没按照他们讲的去做，不但没有歧视我们，还对我们相当尊敬。最奇怪的是有个廿来岁的青年农民，他每次见到我就喊一声：老教师，接着就是一个九十度的鞠躬。当时我真让他的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
等待收割的稻田离住地极远，要走个把钟头才能到达，所以天没亮我们就得出发上工。出发前还要搞一个仪式，由革命教师举行升旗礼。这个仪式，我们“牛鬼蛇神”还没有资格参加，只能挑着筐远远地站在一旁等着，听到他们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后，再跟着他们向收割地走去。
到达劳动地点时天已大亮。要收割的稻田面积很大，似乎一眼望不到边。指定我割的是角上的一块。过去我没割过稻，拿镰刀也不得要领，我只想割得快一点，以免说我消极怠工。哪知一快就把手割得皮破血流，结果倒反而慢了。割禾虽不用太大的力气，但持续弯腰几个钟头实在是难于承受。革命老师是自由人，他们累了可以换做其他工种。或去打打禾，或去扎扎草，再将一把把的草堆起来，让腰歇够了再回来割。而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就只能一直割到底。累得实在无法支持时，只站起来直一下腰，又随即蹲下去继续干。想稍站一会休息一下也不敢，怕被人骂偷懒。
我们的中饭由公社供应。菜还算多样，但饭奇硬，老是胃痛的我哪能吃?其实我早已估计到这一点，所以也并非毫无准备，我是炒了些米粉带去的。我怕被发觉，便将之分为许多小包(一调羹一包)。如果万一有人问到，我便说是我带的胃药。这样硬饭不能多吃，我再吃—包炒米粉就够了。哪晓得这次的饭特别的硬，简直好象铁丝一样，我一点也不敢吞下去。如果全吃炒米粉，那又能维持几天呢?以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我绝不能超出预算。每次还是只吃一小包，菜就全吃掉。饭我不能吃，但又不能不拿。光要菜不要饭是常理不许的。拿了饭又如何处理?总不能将之倒掉，在乡下“倒饭”会触众怒。于是我只好装着边走边吃的样子把饭吐掉。反正乡下狗多，吐出的饭狗马上吃了。
每天下午我们五点半收工，要到六点多才能走到驻地，七时又要开始学习，所以一收工，大家就得急急赶路。那些身壮力健的，大步流星，走的飞快，而我则远远的落在他们后面，待我到时他们早已洗过澡，换上干净衣服，在吃饭了。学习的地方就在男界驻地，围坐在他们的地铺上进行，而女界住处与之相距甚远，我已没时间去洗澡换衣再吃饭学习。晚饭是学校的人负责做的，饭会比公社的软些，但到我去吃时己变得又冷又硬，只想加点水稍煮一下再吃，但没有火，只好又勉强吃一点点，便去参加学习。一个同科组比我年纪大的男老师见我实在是疲乏不堪的样子，便把他自己靠着的被子移过来一点，好让我也靠靠。结果事后两个也曾被斗过的女同事还异口同声的批评我不应该就靠在别人的被子上。说我虽然老一点，也毕竟是个女人，不能如此随便。
我一天劳动的时间那么长，走的路那么多，一日两餐又食不裹腹，慢慢地，我身体就支持不住了。我感到十分疲塌，没有情绪，连话也不想讲。因此在过“民主生活”时又遭到许多人的非议。说我自下乡以来就变了一个人，说我过去一向都是比较开朗的，可现在显得思想包袱很重，整个精神面貌都不同了。言外之意就是说我对这次下乡劳动不满。
不久我便整个的垮了下来。一天，收工走回住地，还差一小段路，我便觉双脚发软，坐在路边，不能走了。天已漆黑，我一点办法没有，便想趴在地上爬回去。我试了一下，根本不行，原来爬更费力，如何爬得动?坐了一阵，只好又死撑着站起来往前走。到了住处我倒头便睡，无法参加当晚的学习。第二天我起来不得，“革命教师”知道我果真病了，便要负责采购的人陪同我到镇上去看病。我只要睡，不想走，不肯去。但他们不允，说非去不可。“牛鬼蛇神”只能唯“革命教师”之命是从，不由得我不肯去。只得又死撑起来，走一段就在路边坐一阵再走。总坐了七、八上十次才走到诊所看病。次日我又腹泻。“革命教师”见状又断定我一定是到了镇里自由了，趁着看病之机，不知乱吃了些甚么，不然为何会肚泻?我听了真是又气又冤但又无力争辩，没想到我病倒了他们还要在精神上折磨我，病也不得安宁。我近乎哀求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怀疑我呀。昨天我进城口渴的要命，见路边有卖稀饭的，我只想买碗吃。但想起没有问过你们，我没敢买。不信，可问问陪我去看病的人好了。”这样他们才没再作声。
我昏睡在铺上，是那样的乏力，是那样的无助。我想我大概没有希望回家，没有希望再回学校的了。因为我带的炒米粉已极有限，不病死也得饿死。死，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但我还没有得到平反就死，实在心不甘。想到带着“牛鬼蛇神”的名义死了会累及子女，又激发了着我要挺着熬下去。孰料不几天，就传来了一个消息：说上级有命令，要我们马上结束乡下劳动回学校去，原因不明。这难道是天意?提前结束劳动，回到广州家中，我就得救了。
八
为啥要将下乡劳动提前结束?原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匿名向毛主席上了万言书，历数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其中引用了许多韩非子的学说。上级要将上书人查出来，将此案列为“特一号案件”。据上头的分析研究，认为上书人肯定是个教师，所以审查的重点首先是学校。要求各学校发动群众，查找坏人，迅速破案。
上头部署破案的计划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学习作案人的特点，第二步则发动群众对号入座，大胆怀疑，进行揭发，让疑犯露出原形。
大家都没有读到作案人的万言书，所谓作案人的特点的描述，也就只能听上级文件的描述，据说有以下各条：
1，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
2，有古典文学的基础；
3，有一定的英语水平：
4，书写端正；
5，能刻蜡板；
6，有作案的环境；
7，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第一步过了就进行第二步，由工宣队的领导召开大会动员群众搞背靠背的揭发。要大家根据作案人所具备的“特点”去比对我们周围的人，看看有哪个或哪几个是有作案可能的，就将其揭发出来。还说揭发的方式可以用书面写好，把材料投入检举箱，也可以直接面交党支部，也可以用口头面告人事科同志。这位领导还承诺对检举人绝对保密，不用担心会被报复。最后还领大家高呼口号：‘‘作案人就在我们十二中”，“我们一定要把作案人揪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作案人就在十二中?我心里一怔，这是指谁呢?难道又是指我?据说万言书有很大部份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满的，而我的四个子女就有三个下乡去了海南岛。这次又不知怎个搞法，只能拭目以待，听天由命。
到底背靠背的揭发有甚么结果，我不可而知。跟着又说要搞当面揭发。把全校教职员分为几个大组，用小凳子围成几个大圈坐着。将“牛鬼蛇神’’分到每个大组里，并规定“牛鬼蛇神”要先发言，揭发自己，再揭发别人。意思是很明显的，就是牛鬼蛇神的作案可能最大。既然让我开口，我就首先发言了。
我说，经过学习，对比作案人的特征，许多条我都具备了。比如，首先我有古典文学的基础。我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都是学的文言文；我也有一定的英语水平，因为我早在初小四年级就已有英语课的；我的书写是很工整的，一笔不苟；我也会刻蜡板，我准备学生考试试题时，怕试题被泄露，多时都自己刻；我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很少与人往来，很清静，所以我也有很好的作案环境。这样看来，作案人所有的各条我几乎都有。可就是第一条“对党有刻骨的仇恨’’我没有。我不但对党没有刻骨的仇恨，而且对党无限热爱。何以见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的工作单位只有两个。一是教育局。1956年以前我是在教育局社教科工作，任中区文教科职工业余学校的视导。1956年夏天我从教育局调到十二中任教语文并兼科组长，前后共十几廿个年头。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一贯表现。那这十几年来我的一贯表现是怎样的呢?群众有目共睹。区文教科，教育局领导无疑了解得更清楚。我对党确是无限热爱的，作案人绝不会是我。
这时，工宣队队长问我：你是不会作案的了。那你爱人呢?我答：爱人和我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所以他也有古典文学的基础，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他写字也不潦草，也会刻蜡板，有作案的环境，不过没有经济基础。他长期失业，生活由我维持。我和他是五年同窗，二十五年夫妇。据我三十年来对他的了解，他胆小怕事，懦弱无能，只会教数学，不会写文章。他，没有反革命的本领。
我侃侃而谈，全场鸦雀无声。面对面的揭发，就此结束。
九
到了1969年中，“特一号案件”的调查还没有结果，就被另一件事情取代了，那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据说是革命队伍中混入了坏人，必须进行清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好些坏人“乱”出来了，也必须进行清理。所谓“清理”，当然又是将“坏人”揪出来，再来“批判，斗争”，让群众都知道这些“坏人”，然后再对“坏人”进行处理。经过三年文化革命的风雨，人人心里都明白，这次又不知谁会倒霉了。
某领导在一个说明“清理阶级队伍”必要性的会上如是说：“看，我们的教师队伍里就有国民党反动派军统特务头子，兵役部军法局局长的小姨子。”好像出了甚么大不了的问题似的。我知道这明明就是指我而言的，因为我姐夫徐业道就是那军法局局长。照他这么说，我是非得从教师队伍里清除出去不可的了?但我又在问自己，毛主席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吗?徐业道是军统特务头子与他的小姨子，一个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我何干?徐业道的长子嫡孙女参加了抗美援朝后就和解放军的一个团长结了婚，他们一直住在大连，生活好得很，连岳母娘也接了去，他们可以安居乐业而我要面临清洗，我感到愤愤不平，但敢怒而不敢言。
还有一说是要挖出甚么“三开干部’’进行批判。所谓“三开”就是指有些干部在抗日时期吃得开，在国民党时期吃得开，到共产党时代也吃得开。要批判“三开干部”，意思是说不能让那些在旧时期受重用的人也在共产党的革命队伍里得到重用。有些教师就说我是地地道道的“三开干部”。我仔细反思了一下：抗日战争期间，千千万万的人找不到工作，而我逃难重庆不两个月即得入五十兵工厂子弟中学任校务主任职，可算吃得开了；解放战争期间，社会动荡不安，不少教师被清洗，而我不但可以保持教职而且还兼上训肓主任职，也算吃得开：解放后，我进入师资训练班学习，马上被选为学委；结业后又被挑选到教育局任中区职工业余学校视导。1956年调到十二中任教后也得到重用，从教初一级升到教高三级，从做一般的班主任到当语文科的科组长，每年评选先进工作者总有我一份，也算吃得开。我是个“三开干部”确是事实。不过这我又何罪之有?我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投机取巧，或以势压人的事。每个时期我之所以“吃得开”足因为我有能力做好该工作而已。如果以此来批斗我，我倒自豪起来了，这只会说明我是有能力的，所以才看起了我。
全校的教师都被通知到广雅中学集中，住在那里，与其他西片的中学教师一起搞这次清理阶级队伍。已是“牛鬼蛇神”的也不例外。我想这次又不知要挨多少批斗了。到那里后我才发现，我们这些老“牛鬼蛇神”没有新问题的只是作陪衬，这次要搞的是抓“新坏人”。揪坏人的办法与以前历次运动的一样，就是先要人自己交代，“坦白从宽”：否则，让别人揭发出来，就会“抗拒从严”了。我没甚么好说的，且几年来一直给“监管”着，没有新问题，倒觉得压力不大。不过，清队才刚开始不久，就有人自杀。我认识的有十二中英语科的吴开晓老师，到广雅没几天，就从广雅到一座楼上跳下来毙命。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甚么原因自杀的。还有一位以前曾一起在进修学院学习的姓欧阳的女士，她不是十二中的，听说她过去曾是空中小姐，被怀疑是特务，这次也在广雅投水自杀了。
跟着就是揪“坏人”。前面提过的那位曾为我争取平反而大声疾呼的邱泽栖老师，这次被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大黑手”而揪出来，要他挂黑牌带高帽接受批判。我看到了十分难过。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好人。
我的一个相知十多年的好朋友黄厉，原是市三十五中学的教导主任，这次也被揪出来。没想到说她的“罪状”之一竟是她的一张结婚照片。她在解放前结婚，行婚礼的礼堂上挂有孙中山像和国民党的旗，于是这张在此礼堂照的结婚照片就成了她“在国民党旗下宣誓”的“罪证”。又因为我的子女称她“黄姨”，于是又多了一条“与国民党官太情同姐妹”的“罪行”，以此来说明她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天开大会，表扬数学科一个老师交代了他过去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时曾杀过一个士兵。说他有血债能勇于交代，所以应该表扬，还授予他一个巨型的毛主席纪念章，鼓励那些有问题的人向他学习云云。我很不以为然。我不知道他交代的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他就是个刽子手，是一个真正的罪人。我应该恨他，我才不向他学习。
看到被揪的人越来越多，“牛鬼蛇神”的队伍越来越大，参加学习的教师们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谁都不知道哪一天，这“清理阶级队伍”会清到自己头上，谁能保证自己没有讲过一些不合适的话，没有做过一些不合适的事呢?
每晚七至九时是我们学习毛选的时间，规定要写一份学习心得和一份思想汇报。老实说，当时我所写的全属虚构。谁敢把真正想讲的话如实地写出来?当时的现实让我懂得，我只能讲那些顺应上级意图的话，哪怕是假话。否则，你就是“乱说乱动”，成为群众斗争的对象。
十
“清理阶级队伍”过后，我仍然回学校劳动，继续接受监督。直到林彪出逃摔死蒙古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1971年11月12日，学校召开教职员大会，宣布我得以解放。宣布时领导讲是：北京某中学一个老师说重庆五十兵工厂子弟中学三青团区分部的负责人可能是我，但我没有承认。“现在根据边审查边使用的政策予以解放”。至于究竟我是否两面三刀次参加反动国民党隐瞒不报？是否为反革命丈夫鸣冤翻案，这位领导却一句没提。听到这样的“解放判词”，真感到哭笑不得。难道就因为一个人的一句瞎话“可能是”，就可以把一个人揪斗监管五年多时间？原来提出我的两条“罪状”把我打进“牛栏”的，现在不提就算了事？明明是搞错了，却不敢承认，也不讲赔礼道歉的话，最后还留一条尾巴“边审查边使用”。 就是十二中领导恩赐给我的“解放”。
我知道没有地方可以让我申诉，去争取几句能让我听起来感到舒服一点的“判辞”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还去哪里讨“公道”？现在能解除“监管”，能回到教学岗位，不用听命于别人指东指西去干这干那，不就很好了。
我回到教学岗位后，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跟以前一样，认真备课，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尽管那时的学生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无心向不的多，课堂纪委也很差，但我还是十分用心地上好每一堂课。这是因为“育人是我的本职”的思想所指引。不几月，正当我全情投入教学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
学校负责人事的忽然问我可否自请退职？我问他是退休还是退职？他说是退职。我很清楚，“退职”与“退休”是不同的事情，其待遇也完全不同。“退职”是没有年龄限制的，被批准退职的人可以领一次性的退职金，退职金按其工作年限每年发一个月工资的方法计算。而“退休”则有年龄限制，记得是男的年满60岁，女的年满55岁可以退休，退休金每月发给，按你原工资的70％计发，一直至死亡为止。
面对他的问题，我当然选择“退休”不要“退职”。我说是退休我就申请，退职我就不申请。他竟说：“退休是要有贡献的，你有甚么贡献呢?’’我说，贡献谈不上，不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也有点气，干脆对他说：如果你认为我不能胜任教学的话，你可以开除我；要我自请退职，我是绝对不会递出这个申请的。
他知道没可能说服我，于是便交给人事室另一个普通成员和我谈。此人原是学校体育室管理体育器材的，因为家庭出身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上调到学校人事室。他把我叫到人事室居然就盛气凌人像下命令似的要我申请退职。我见他仍像对待牛鬼蛇神那样对待我，我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我绝不会自请退职的。因为我没有理由退职。你有的是权，你可以开除我。”他听后，气急败坏的拍桌打椅喊我滚。我不怕气死他，从从容容地离去。
以后连续三天，每天他都把我叫去一次，而每次都是我拒绝“退职’’他又拍桌打椅地喊我滚。我根本没把他当一回事，我想只要你不怕手痛最好多打几下，每次我都满不在乎地走出来。我真不明白，我不愿意退职，有甚么可能要我自己“申请退职”？他拿我没一点办法，只好作罢。
逼我退职的事闹了一阵又平静了。我不知是甚么原因使之平静的，总之以后就没人再来要我申请退职。我照样回去上我的课。那时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十二中在花县新华设了一间分校，每学期学生，教师都得分期分批的去分校，住在那里上课与劳动。1973年底，我正在分校上课，接到大女儿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文说：“父病重速返。”
我急忙跑去请假，再跑到公共汽车站。还好，我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广州的汽车。待我赶到家时已是下午六点多了。我先生浮肿的病躯躺在床上。他一见到我，流着眼泪对我说：“我已经没有用了，连站也站不起来了。”见他如此的绝望，我忍不住也哭了起来。女儿也哭了。我还一边安慰他：“不要怕，到医院去就可以治好的。”这时我的一个侄女也来了，大家商量如何送他到医院。因为我们住在四楼，楼梯窄，要设法将病人弄到楼下才可以叫个车子送医院去。我侄女长得粗壮，她说她可以背病人下楼。于是她俯下身子，让我们将病人扶起伏在她背上。谁知当我侄女一站起来正要开步走时，病人就抽筋，样子十分的痛苦。待我们把他放回床上时，他已停止呼吸。他没来得及上医院，就此走了，结束了他才56岁的生命。
十一
我与先生黄植亮是在大学时认识的，那是1937年。我们同班，论年龄他还比我小一些。那时他英俊，潇洒，成绩出众，颇有才华，也写得一手好宇。据说他读初中高中是在广州第一中学渎的，常得奖学金，从未缴过学费。我与他都喜欢教育，一心以后以教为业，教书育人。大学毕业前，学校内动员集体加入国民党，我没有参加，他却参加了。他对我说：“只填一张表和交两张相片，以后就可图个方便，何乐而不为?”据我所知，他对政党确不感兴趣，自交表以后，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党的活动，也没有交过一次党费。
1942年9月大学毕业后，我与他一起到了广西宜山柳庆师范教书，才一个学期，就听到侵华日寇逼近的消息。我们慌忙逃难，经贵阳到达重庆，在那里的社会服务处登记求教职。后我得偿所愿，而他却因不能讲国语未获派出。我姐夫徐业道知道后就介绍他入重庆缉私署统计室工作。在那里他适应不了上司的官腔与白眼，也不会逢迎与拍马，工作得很不顺心。勉强熬了两个月，徐又将他调到徐主管的“国家总动员会议军法执行监部”做文书，搞抄写，装订报告卷宗等秘书之类的工作。
这个军法执行监部是一个处理违法商人囤积居奇的机构，徐是头头。缉拿到违法的货物，其处理办法是以平价将货卖掉。只要有机关来函要购买，经徐批准后，该机关就可以买到一批便宜物资，拿回去再摊卖给员工。徐的手下往往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每知道有货，纷纷暗地通知自己熟悉的人，让他们的单位来函认购。这些手下拿到函件后又不敢直接送到徐那里，因为怕徐知道是他们通风报信的，总是请植亮转交。植亮在那里工作，每周才回家一次，一天他回来告诉我，他昨晚上床时发现枕头下放了一包钞票，究竟有多少他也不知道，看都没看就退了回去。他知道这是别人因他转函而付给他的酬劳，但他认为只是举手之劳，不应接受酬谢。当时我很为他的清廉与正直高兴，直赞他做得对。没想到之后，他却得了个“笨蛋”的绰号。
1946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机关要迁回南京去。摆在植亮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随机关同迁，一是领遣散费回乡。他选择了后者。他说他讨厌搞机关工作，还是教书好。这样我们回到广东，先在台山县简易女子师范任教，一个学期后，我们回到广州市。从1947年初到1949年10月，他一身兼三职：任广法中学教导主任，广东省女子师范学校兼任教员，同时还在方言学院任教，教外国人讲广州话。这是他教师生涯中收入最多，精神最愉快的一段。
1949年底广州解放，他作为解放前的留用人员于1950年1月奉命进入南方大学第四部学习。除了我因为行将分娩没有去外，他过去的很多同学，同事都一起去了。其实他们在那里是集中交代自己的历史。在那里搞了七个月时间才毕业，之后派他到东莞县的石龙中学任副教导主任。才做了半年，又将他调回广州市，在省文教厅小教科工作。大概工作了一年，在1952年4月，又认为他还有历史问题，令他到华南新生公学“学习”。名义上是学习，其实是隔离审查历史，入住学校里不准回家。每逢星期天，我就带着孩子，他母亲到学校去探望他，带些好吃的给他吃。这样搞了三年时间。学校的地点从广州石牌改惠州，后又搬回广州；学校的名字由“华南新生公学”改成“广东省公安厅管训队”；查来查去就是查他抗日期间在重庆三年的历史，到1955年6月管训队结束时还不能给他的历史下一个结论，只是发了他四个月的资遣费让他回家。
他失业了，不知去哪里找工作。后来有人教我们找“政协”反映，等了九个月，省政协通知他去参加学习。到1956年10月由广东省农业厅派他到仲凯农校任高中数学教员。离开了学校多年之后又重执教鞭，他十分振奋，立即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很受欢迎。次年学校评选先进工作者两名，他是其中之一。正当他满怀信心继续努力之时，1958年6月仲凯农校忽然给他一个书面通知：“我校教员黄植亮因历史复杂，不适于国家机关工作，特作开除处理。”那时正在搞反右运动，他已十分谨小慎微，没有一句“右派言论”，没有说过一点点不满的话，万万没想到会莫名其妙地落得“开除”的下场。
他又失业了。这次对他的打击很大，有如当头给他泼了一桶凉水。他失望，他沮丧。他不明白为甚么就因为这国共合作时期的三年历史就不让他教书。他实在想不通。我也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我想这肯定是搞错了。因为他的历史己调查了六七年，肯定是没有问题才重新派他工作，在没有任何新问题出现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应该又把他开除的。于是我们又上书组织部，要求对此作“复查甄别”。
他闲赋在家，只会拿粉笔的他变成无事可做。看着我一人独撑七口之家，生活即陷入困境。没有办法，只好到街道办纸盒加工场拿些半成品回家里加工。糊纸盒是那时干得最多的，就是在已经压制成展开纸盒的平面纸皮边上涂上浆糊，然后对摺让其边黏紧，最后按着原来压好的线折叠起来，纸盒就制成。这样一天下来，大概可以挣几角钱。街道知道他在家里，有时也来找他去帮忙。比如叫他去为那些家庭主妇们读报纸，为街道写写毛笔字，当然那都是义务的。那年春节前说要移风易俗，不准贴“宣扬封建迷信”的春联，由街道写上“革命化”的春联送到家家户户。属于我们光扬街的几条马路，满街上贴的像“人民公社好，幸福万年长”之类的春联，全部出自他的手笔。
到1959年8月，光扬街办了一间小学叫“光扬民办小学”，要他去教六年级，每月工资50元。虽然只是一间民办小学，但也是一份教职，他马上就去上任。到1962年，我们要求“复查甄别”有了回复，仲凯农校通知他去取回一个结论性的文件，全文如下：
“黄植亮家庭成份为破产资本家，个人成份教员，非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在重庆伪机关工作没有发现罪恶活动。开除不恰当，改为解雇处理。”
拿了这个结论值得高兴的是，证明他的历史是清白的。但令人费解的是坚持不让他复职。我们知道再上书己没用，也没有精力再去改变这个“解雇处理”了，只有认命，就在民办小学干下去算了。可是到1965年8月，民办小学的学生来源不足，要压缩编制，又将他压缩出来。 他再一次失业了。以后，除了在同年的11月到广州郊区的石井中学代课两个月外，他就没有得到过工作。他在家买菜做饭，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不久就迎来文化大革命。随着市十二中党支部贴出说我为反革命丈夫鸣冤翻案的大字报之后，他的厄运就接踵而至。
他本不是十二中的人，但十二中却派红卫兵在1966年9月到家里把他叫到十二中去。马上他就失去了自由，不能回家。在十二中呆了七天，就被他什]强行取消了广州市的户籍，押送到他的祖籍东莞县宝潭乡。到了那里，没人认识他。他们在宝潭住了四个晚上，宝潭说他不是宝潭人，无论如何不肯接收他。后来知道他的大哥在东莞县的石龙镇定居，于是就硬把他塞到他大哥家落户。
他大哥居住面积不足二十平方，又黑又小又潮，一家五口住一起，够挤拥的。无端多了个植亮，更是雪上加霜。植亮只能在走廊通道的边上勉强搁上一块板作床睡。他大哥那时在一家米店做司镑，收入低微，不足以维持生计，还得靠长子晚上在家做篾工多编织竹篾器具挣些加工费聊补家用。他大哥一家生活本来就过得十分清苦，现多了植亮一张嘴，无疑负担不少。那时按我的能力，每月只能让他交十元给大嫂作伙食费。他大哥也很明事理，认为十元已经够了，因为我还在供养和照顾着他们瘫痪在床的母亲。可以想象，植亮那样寄人篱下，不但物质生活艰苦，精神上也是十分痛苦的。
幸好那时石龙镇对他的管理还不算很严。每个月会通知他去参加几天学习。那些“学习”无非是听听形势教育，学习毛主席语录，或听有关“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之类的训话。在非学习时间，只要去请假，得到允许就可以回广州去。所以只要有可能，他就请假回到家里来，就是帮我买菜，做饭，照顾他母亲，也可减轻我的负担：他住在自己家里，精神也好受一些。有一次他正住在家里，我在学校里听到风声，说要对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刮一次十二级台风。我怕他又会吃亏，回到家里就催他第二天就得赶紧回石龙去。晚上他碾转反侧睡不着，半夜他坐起来对着我淘淘大哭一场。我知道他委屈，他痛苦；他没有犯罪，为甚么不让他工作?为甚么要他受那么多苦?为甚么要令他有家归不得?但他无处去申诉，无力去抗争，无人给他主持公道啊。
他这种靠请假广州石龙两边跑的日子，一直熬了六年。1973年初，我大儿子从海南岛回广州结婚，植亮也请假回家。待儿子返回海南岛后，植亮因他母亲身体不适，没有依时回去，留在家里照料。这时候他二哥来说他看过一个文件，说在文革期间被押送回乡的人，如果确是家室在广州的，只要回来后是安分守己住在家里而不是在外搞甚么活动的，则可任由其住下去，不用理会。植亮听后就安心照顾母亲，不急着回去了。在此期间，他一个以前在民办小学教过的学生来想老师教他英文，植亮见反正闲着没事，就答应了。之后，这学生每天都有来学一两个小时。
1973年4月6日我下班回到家里，植亮心事重重地告诉我说今天派出所的李同志来过，要他晚上到派出所谈谈，不知又有甚么事了。我还安慰他说那李同志与我们很熟悉的，如果他问你怎么没回去，你可以告诉他母亲病了，照顾几天就回去。晚饭后大概七时左右，植亮便离家去派出所。我边备课边等他，一直到十一点还未回来。时又下雨，我便要我大女儿送把伞去，顺便看看情况。我女儿回来说，他一直坐在那里等人来谈话，另外还有一个人在那里，似是看着他的。那晚大概他就在那里坐到天亮，没有回来。第二天早上，我女儿又跑去派出所，碰到那李同志问：“我爸爸呢?”他还装模作样地回答：“他没回家吗?那就可能送到区收容所了。”
真把我急死了！所谓收容所就是临时关押犯人的地方，我估计就是要强行把他送回乡下去，但要搞多久就不得而知了，可他离开时是甚么都没带的，真急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急忙为他拣了两件衣服，面巾牙刷和小蚊帐包作一包，与女儿一道赶到荔湾区收容所，想把东西送他。可到那里没见到人，据说已送去市收容所了。我们只好又往市收容所赶去。市收容所离市区很远，在沙河区的东莞庄，有一段路没有公共汽车到达，必须步行。那天天气很热，烈日当空，正当我们走到汗流浃背之时，忽然下起雨来，我们又被淋得浑身湿透。后来衣服又晒干了，好不容易才走到市收容所。可是大门紧闭， 门上贴了个字条：“会客时间：星期三，五。”无奈，我们只好往回走。
等到星期三，我们买了些吃的加进包袱里，准备再送去。谁知到那里不但不能见面，连送去的东西也不能收下代转。那里告诉我们不能随便送东西去，要有他们的通知说送甚么，我们才能按通知送，他们才能接收代转。我真一点办法也没有，又一次绝望而归。
过了两天，我一位朋友的女儿杨嘉仪来访，她见我急得不得了，说让她去试试。我已灰心，看见她正怀孕大腹便便的，也不忍心让她去碰壁。但她坚持要去。后来没想到她居然把那包袱送成了。她回来说他们先是不肯收的，但她赖着不走，一再求他们。后来他们问是犯甚么罪被关进去的，她说只是因为超假没按时回去。他们马上反驳说不可能，应是偷渡犯。原来里面关的绝大部份是因为偷渡边境被抓回来的人。她再三跟他们说明植亮不可能偷渡，磨了好长时间的嘴皮，最后他们才收下送去的东西。
其实这次植亮是遭人诬陷而被送去收容所的。这是派出所内的人传出来让我们知道的，已经是两个多月之后。传闻说住我们二楼的一个也在公安机关工作的人到派出所报告说他上天台晾衣服经过四楼时，听到植亮和一个学生在说些不满社会主义的话。我们绝对相信传闻所指的这个人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因为邻居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最会捕风捉影，打小报告加害别人的。大家都十分讨厌他。
那天晚上，植亮到派出所，根本就没人跟他谈甚么，只让他坐在那里直到天亮，然后给他铐上手铐，用车送他到荔湾区收容所。第二天又把他转送到市收容所。所内关的多数是年青人，一帮子关在一个牢房里，吃喝睡拉全在里面。牢房没有床，睡坐都在地上。收容所每天给吃三次，每餐只给吃三两米饭，年青人个个像饿鬼一样，谁有吃剩的他们全抢去吃光。植亮开始时根本不思茶饭，每次领到的饭餐都给别人分吃了。后来一个年纪较大的人偷偷坐到他身旁，悄悄跟他说：“你不想吃也得勉强吃一点，现在就靠这几粒米维持生命。如果连这都不到肚，那就完了。”植亮见他连鱼骨刺都尽力嚼烂吞下，才学着强迫自己稍吃一点。
开始大家以为，到了收容所几天就可以送回石龙。我天天在盼石龙的来信总令我失望。原来收容所要等够人数才往外送。植亮后来被送到东莞县的收容所，又过了好些日子，才送到石龙。他被关押了近五十天，到5月20日深夜，才回到他大哥家里。到家时蓬头垢面，衣衫槛褛，形容憔悴。侄儿见到他第一件事就是替他理发。
第二天，他大哥就觉得植亮有些浮肿。5月22日起，他就在石龙镇看病，但他的浮肿越来越厉害，连生殖器也肿胀至欲破裂的样子。不但如此，还有血尿。
已经服药三星期，未见好转。6月20日，我与女儿一起乘夜船到石龙去看他，想接他出广州治病。但当地的派出所不准假，我没办法，只好又赶回广州上课。
他大嫂很怕植亮会病死在她家里，次日她就跑去派出所求情，希望他们能恩准植亮回广州看病。对方回复说先要植亮写个“自传”去让他们看看再说。植亮却坚决不肯写，他说就让我死在这里好了。大嫂慌了，马上说你不写我替你写。大嫂没甚么文化的，我也不知道她写了个甚么交了去派出所，结果准了假。22日晚，植亮回到广州。
之后，我陪他到市第二人民医院看病。每星期都要见一两次医生，吃药，休息，这样搞了几个月。他的病日渐好转，肿消了，血尿也大大减轻，最后小便也不见红色了。本来照此下去，病是可以渐愈的。然而，最要他命的，不是医药与金钱，而是越来越难批的假期。
他之所以能留在广州治病，首先要得到石龙派出所方面给出的准假证明，然后持此证明到广州街道的派出所办理“报临时户口”手续，这样才—能“合法”的住在广州。但这些证明和临时户口都是有期限的，超期不办手续便成“非法居留”。开头那几个月，是由我们把医生开出的疾病证明寄给他大哥，由他去办准假证明寄回给我们，再去报户口的。后来他大哥来信说，办请假证明越来越难了，批准的期限也越来越短。这无疑给植亮加了一道沉重的精神枷锁。他惊慌，恐惧，他害怕一超期，那收容所的恶梦又会重演。每次将他的医生证明寄出后，他就天天盼着他大哥的信，不知道续假得准没有，惶惶不可终日。直到1973年12月7日他临终那一天，他还在盼着这一纸救命的准假证明。可是，他没有等着。他死后的第二天，他大哥的信到了，告诉他派出所不准他的假，要他回石龙去。
他走了。永永远远不会回去了。我想他走了也好，他的痛苦结束了，他也求得了解脱。过去，我还不太明白“杀人不见血”是如何实施的，这次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恶毒与凶残。
十二
植亮去世后，我很心灰。那时正搞甚么“批林批孔”运动，就是批判林彪和孔子。对那些“批判”我已经感到很厌倦，很累。我不知道如何把林和孔联系起来，也不想去动那些脑筋。但作为教语文的我，面对着满堂的学生，又很难回避那些问题。我更担心万一讲错甚么，后果不堪设想。我想还是申请退休好了。1974年7月，我的申请获准，正式退休。
退休后，工作放下了，但植亮这十多年的遭遇总萦回心头。他是个循规蹈矩，老实正直的人，没有犯半点罪，却被活活地逼死了。他死得冤枉，死得不值。
我要为他早冤，我要为他平反。1975年起，我就为此事奔走。一直到1984年，此事才有了个无奈的结果。前后花了九年时间，这倒是我事前没有想到的。
为了植亮争取平反，我不知向各有关单位邮寄过多少次报告，陈述他被迫害至死的经过，提出平反请求，却都犹如石沉大海，渺无回音。后来，我只好亲自出马，自己拿着报告，直接去各单位向领导提出申请。可任何一个单位领导都不是那么轻易接见你的，不是推脱开会就是因公外出。我只好厚着脸皮在那儿死等，等到无法再等时，就明天再来。我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看过多少脸色，最后才见到那些领导们。但这些领导们不会给你具体的答复，只是推皮球，互相推诿。
我先是到教育局。领导说：仲凯农校是属农业厅的，该向农业厅交涉。我就跑到农业厅，农业厅又说：这是学校办的事，要学校办理就是了。我又跑到仲凯农校，学校说关于植亮的问题，他们并没对他扣过任何帽子，他们只能对文革前的部份负一点责任，而文革期间的事应该是十二中的责任，因为人是他们送走的。于是我又跑回十二中。十二中的领导竟说，植亮不时我们十二中的教师，他的平反与十二中无关。真不怕把你气死。明明是他们硬说植亮是历史反革命，带他到派出所取消了广州户口，把他押送回乡害死的，还居然说与十二中无关，天底下真有这样的无耻之徒，丧尽天良。总之，我被他们推来推去，到处奔波，精疲力尽，跑了几年，毫无结果。
幸好1979年邓小于提出改革开放，我与海外亲友恢复了联系。他们也知道了植亮的事，便去信侨委反映。大概在侨委的催促下，1984年7月仲凯农校便来人表示要为植亮落实政策。说植亮是他们文革前的错案，最大的错误是不应该把已在1955年作出过处理的事，在没有新问题的情况下，再在1958年作重复处理。但仲凯并没有扣过他的帽子，是十二中把他打成历史反革命押送回乡至害死的，十二中怎能不负责任呢?其实，植亮既是文革前错案的受害者，也是文革中冤案的受害者。他最后十五年的悲惨命运是从1958年仲凯农校无理开除开始，至1973年在乡下被无辜害死告终。解铃还需系铃人，仲凯农校和十二中都应负起责任解决植亮的平反问题。
后来仲凯农校和十二中研究的结果是无反可平。说因为平反就是要为受害人摘去帽子，而植亮就根本没有戴过任何帽子，又有何反可平呢?文化大革命把他作为历史反革命押送回乡，那是革命小将红卫兵搞的。群众运动起来，偏差总是难免的。既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不是领导上替他带的，当然就不存在平反的问题了。但应予经济上的补助。于是仲凯农校给予植亮补助1000元，十二中给予补助500元，案子就如此结束了。
这就是我九年奔波的结果，大概这也就算是政治上的平反吧。这能告慰死者在天之灵吗?我不知道。但我己尽力了。
后记
大概现在巳没有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尽管在廿多年前这是一首街知巷闻的流行歌。因为文化大革命巳被历史认定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大浩劫。但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我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常会自问：“为甚么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十亿中国人，十亿人的智慧，就没有人能在其发起时就看出危险：就没有力量，没有办法去制止其蔓延：就任其折腾十年，付出沉重的代价?这难道不说明我们中国人缺少点甚么吗?这是值得我们和我们后代去深思，去补救，去解决的。不忘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如何才能防止文化大革命灾难重演，这是摆在面前的一大课题。
我巳侨居海外，且巳高龄，但我的心仍深爱着我的祖国。我认为若过来人中能举一反三不更好?对当前的改革，特别是教育改革不更事半功倍?!
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尽管有过唐、宋、元、明、清、民国等朝代的更替变迁，但有一点是永承不变的，那就是忠君思想，树圣上绝对权威。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当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了。历代多少开国元勋，辅佐良臣，因为功高盖主或其他莫须有罪名终成阶下囚，甚至抄家灭族。此中可举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
革命的知识分子们也是从上代的历史废墟中走过来的人，接受的教育始终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文化大革命时的大树特树、清君侧、诛无辜等等，简直就是历史的翻版。究文革的根源，应不是某一人，某一帮，某一事件所造成，而是历史的延伸而己。
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是各人自扫门前雪，逆来顺受或随风摇晃，妄图自保，甚至混水摸鱼，企图从中渔利。台湾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对这种民族劣根性有很深刻的剖析。任何伟人都不会是完人，加上人老，生理、心理的衰退变故，权力澎涨后缺乏制约机制等等，就很难跳出“君君臣臣”的封建残余怪圈了。
现在祖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令人十分振奋。我炽烈地期望我们中华民族长治久安，从制度上根治弊端，从教育上提高全民素质，永远繁荣昌盛。我热切地希望我的子孙后代能为祖国多作贡献。
2001年11月(初稿)
2002年9月修改于纽约
附录：学历与经历
1922年3月——1928年7月 湖南长沙私立周南女子中学附设小学毕业
1928年8月——1931年7月 湖南长沙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初中毕业
1931年8月——1934年7月 湖南长沙省立第二中学普师毕业
19]7年8月——1938年1月 北平民国学院就读
1933年2月——1942年7月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毕业
1941年8月——1942年7月 广东连县省立连州中学任教实习
1942年8月——1943年1月 广西宜山柳庆师范任教
1943年4月——1946年：3月 重庆五十兵工厂子弟中学任教导主任
1946年8月——1947年1月 广东台山女子师范任教
1947年4月——1948年7月 广东省立女子师范任教
1948年8月——1949年8月 广东省立女子师范专任教员兼训育主任
1950年8月——1951年2月 广州师资训练班学习
1951年3月——1954年8月 广州市教育局中区职工业余学校视导
1954年8月——1955年7月 广州进修学院学习
1955年8月——1974年6月 广州第12中学教员
1974年7月—— 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