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亡友梁慧生
——兼纪念入读高中50周年以及上山下乡46周年
陈贤庆
序言
人总是会死的，伟人、名人、美人也不能例外，更何况我辈凡人？早在两三年前，已得知远在美国纽约的老同学梁慧生患了血癌，如今听到慧生病逝的消息时，仍觉得震惊！2014年10月22日，同学兼场友慧生在他入读高中50周年，以及在上山下乡46周年纪念前夕，在他68周岁的时候，终于离开这个人世了。
当慧斌将这噩耗告知大家时，同学们都感到很难过，我当然更感到悲痛，除了写了一段表示悼念的文字，还承诺要写一篇追忆文章。这一并非轻率的承诺，却也成为同学们期待的事情，让我懈怠不得。
我一向写文章，都是在电脑上完成后，再上传到互联网，在我的聚贤茶室网站展示。但是，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如今，已经进入了微信时代，这即时的通讯工具，不仅拉近了亲戚朋友间的距离，而且使得许多人迅速成为写手甚至作家！所以，这几天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觉得，追忆慧生，不应只是我一个人的事，这是同学大家可以一起来做的事，尤其是我们勇士场友都可以做到的事。通过追忆慧生，也可以同时追忆与之相关的我们的青春岁月，这是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中完全可以做到的一桩有意义的事。更何况，我们有慧生的弟弟慧斌，有记忆力极强的继兴，有写作能力很不错的为霖、诗馨、大芳、汝好、祖正等，随时可以跟据我之笔触所至，或作纠正，或作补充，或加感想……如此一来，此文必将会越加丰富越加生动，亦可作为我们献给上山下乡四十六周年纪念的一份祭品。当全文完成之后，我再将其放到网站，如何？……
小芳同学回应：写得好! 期待着你的正文发表。
为霖同学回应：不错，这也是新的尝试，你主筆，大家一齐参与，权当为慧生兄追思，为青春岁月追忆。也可共同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六周年。
大芳同学回应：有意义，同时寄托哀思。佩服你的思维与写作，我谈不上能力了。
诗馨同学回应：与大芳有同感。祖国的光复、振兴，海外华侨功不可没。从这点上说，观潮为慧生立传很有意义。不但能追忆亡友、寄托哀思、凝聚真情，同时使我们社会有了更丰富、立体的了解。从这点上说，观潮为个人写 史的“积习"好得很哪。
于是，这事便定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在手机上在微信平台上进行写作，或许这会成为一种更有效率写作方式。
以上文字，作为全文的序言，如何？
一
我的序言发出以后，也看到了慧斌的态度：從觀潮在這群聊承諾寫一篇有关亡兄的追憶文章，感動之餘卻也在想：慧生兄一世勞碌、平庸，既無政治家扭轉乾坤的雄圖偉略；又無大富豪興家創業史；無明星多姿多彩舞台生涯；更無才于佳人催人涙下的愛情故事。……他只是億萬草根人群中一人。何來有豐富資料去支持觀潮寫一篇精彩的回憶文章？內心很想勸他放棄，改寫一些隨手拈來，隨意棄去的散文。直到看到追憶亡友梁慧生序言那些由衷詞句，以及各位朋友熱烈反映。于是我感覺到真的是很有意義！現今社會太多冷漠：老人跌倒，無人敢扶；黑心的地溝油，大頭奶……太多太多！在此祝願你及共同參與的朋友，能寫出精彩，充滿愛心的文章，以愛，以人情，改變這泠暯的世界！亡兄泉下有知，也會感到安慰！
汝好说：拜读了观潮兄的《序言》，慨其文思。我和阿斌有同感，慧生兄在泉下应感安慰的。人生苦短，眨眼间46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当年的＂知识青年＂，已成为＂知死老年＂了。我在农场的时间仅四年又三个月，与慧生兄相处的时间更短了，但慧生兄在我心中是一位憨厚、不争不斗、与人为善的兄长。我觉得憨厚是慧生兄的最大的性格特点。我不善文，恐难帮得了观潮兄，好在还有很多农友、同学可以帮助观潮完成这一雄文。
为霖也说：我也觉得，人不一定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业，家财万贯的土豪，千万粉絲的明星。象慧生兄那样，一生平凡，不争不斗，与人为善，可爱可親的憨厚人也是值得一书的。
我可能积习的原因，总喜欢听经历丰富的人讲自己的故事，也喜欢为有故事的朋友写他们的故事。前两年，我就听着老同学黄卓銮（排骨）口述而为他写回忆录，这事还远没有完成。慧斌说，兄长是个平庸的人，草根一个，何来精釆的故事可写？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我在“聚贤茶室”网站中，开设了一个“凡人故事”的栏目，我总认为，平凡人都会有其不平凡的事，更何况慧生，生在印尼，长在广州，读书在沙河，上山到雷州，创业在香港，离国到百慕大，落籍到美利坚，逝世于纽约……有如此经历的人，又怎能是平庸？对比他的大部分同学，读书、下乡、回城、工作、退休，坐以待币（毙）的人生轨迹，不是丰富得多吗？
为霖等同学说得很好，慧生除了经历丰富，他那与人为善，可亲可爱的大哥形象及品格，同样是值得一书的。
二
我于1961年9月进入广东省华侨中学读初中。从我所住的越华路到维新路并不远，也不时会路过，但对于连鞋子也穿不上的我这样的广州仔来说，省侨中是个神秘的可怕的地方，想不到，自己竟然会置身其间！写到这里，牛哥也插话：是的，那时男生都不穿鞋子，光着脚去返学，走在沥青馬路上烫得直跳舞。最了不起是有一双臭脚的回力牌波鞋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自身的原因，我们往往并不注重成长资料的收集。现在则不然，手机的普及，手机照相功能的丰富和提高，使得年青的父母从孩子出娘胎的一刻，就有相片记录下来。此后一日一相，至少一周一相。
说这些，无非是慨叹当年没有保存着同学的照片，那怕是名单，以致于我初中时是否与慧生同班，什么时候开始同班，也未能确定。据黎康乔学长回忆，初中时曾与慧生同班，后来慧生留级，后来他又补充说，也许是因病休学一年。如此说来，慧生应是或是初一或是初二时留级到我们这一年级的。还是诗馨同学的记性好，居然记得初一初二时，我们年级有六个班！而且还记得，升上初三时，初二6班分拆到各个班，就在那个时候，慧生与蕴如、纪立等同学分到初三4班。为霖同学依稀记得，慧生与国胜同班。有了这些同学的提示，让我也回忆起一些情况：初中时，我与诗馨、蕴如、纪立、国胜同班是肯定的；而我又记得，慧生与国胜最要好，因何？只因他们都住得很近，即文明路消防局对面的楼房。诗馨说，观潮，慧生初中与你、我同班是肯定的，但是否初三才转来我也不十分确定，可能得问问蕴如。继兴说，黎康乔讲过他初三与慧生兄同班，如此分析， 如果没有差错的话，慧生就是初三的时候到了我们班，与我开始做同班同学的。
众所周知，慧生的外貌有个特征：他有个酒糟鼻子，于是，同学们很自然叫他绰号“红鼻”，他也不恼怒。由于他较肥胖，因而又叫他“肥红”，进而简称为“阿红”，绰号渐渐变得女性化了。
初中年代，我记得与两位同学关系最要好，一位叫陈沅，一位彭日柱，大家都渐渐喜欢上音乐，不时到广大路陈沅家听唱碟，或晚上一起去欣赏岭南轻音乐队的表演等，至于和慧生有无接触，就想不起来了。
再说，如慧生那样的华侨生，对我们来说，始終有些神秘感，他原来在哪个国家生活？什么时候回到中国？因何回来？……几天前，我才从慧斌那里获得一些有限的资料：1952年，母亲带着大哥慧良、大姐慧贞以及6岁的慧生、4岁的慧洁和2岁的慧斌回到中国，回到广州，而父亲则只身留在印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家庭分裂骨肉分离的情况？联想到那个经常动荡不安的印度尼西亚国家，或许可以猜测到若干原因？不过，一切都要待慧斌来作解释吧，怕的是，慧斌当时年幼，事后也没有考究，对此知之甚少啊！
三
新中国时期，从印尼回到中国的华侨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因祖国解放，而回国读书和参加建设；有的则是因印尼当局“排华事件”而被迫回到中国的。所以，对于慧生一家因何父亲只身留在印尼而其他成员在1952年回到中国的原因，我不敢肯定。
幸而慧斌还知道当时回国的原因：那時我們回國，並非骨肉分離，家父是愛國的僑領，四届廣靑會主席，把家人送回祖國，獨自留在印尼宣掦剛解放不久的中國。家中仍留著中国政府在國慶节邀請他参加國宴的坐位卡，天安門觀禮貼，和由當時僑聯、婦聯主席何香凝送的親筆簽名老虎國畫。
在上一节，我提到慧生一家住在文明路消防局对面，当然不知道门牌号码，想不到远在纽约廖錫杰学长发来微信：“梁慧生同学是1963年侨中初三（3）毕业生，住文明路199号二楼。和黎康乔、廖锡杰是同班。……”
慧斌还回忆：他们兄妹在仰忠街小学读小学。其后，大哥慧良、二哥慧生和我先后入读侨中，物理老師李匡曾對我說：三兄弟都教過，慧良成绩最好、慧生比較静，我則最百厭。
大姐慧贞入读师范附中，慧生妹慧斌姐之慧洁，入读16中，1966年时已读到高三级，以致于后来曾与她共过事的曾新儿等同学以为她是慧生的姐姐。文革之前，大哥大姐申请出了香港，避開文革動亂，更避開上山下鄉風潮。
四
上一节发表后 ，即有同学呼应。大芳同学感慨道：原来慧生兄弟的父亲是爱国侨领，为支持祖国建设送妻儿女回国，自己只身留在海外舍小家为国家，继续开展宣传祖国的工作，值得敬佩和爱戴。还有侨中那么多师生仍然记住梁家三兄弟，学习情况住址的门牌号码都那么清楚，真的是暖人心啊。我对这些全然不晓，非常感动。观潮更是不余遗力连夜撰写，非常可嘉，还有为霖、詩馨等的补充，这篇祭文即表达对慧生纪念，又体现华侨的爱国情怀，更有我们知青所走过的历程。
慧生兄弟的父亲是爱国侨领一事，不仅大芳她们不知道，就连和慧生相处了十余年的我也不知道！这也可说明慧生兄弟的谦逊低调。据我所知，当年我们的同学中，有不少人的父亲就是当地的侨领，如黄卓銮、秦新仁同学的父亲等。老一辈华侨的爱国热忱以及牺牲精神，的确值得我们铭记和赞颂的。
还是回到我们的学生时代。1964年7月，我们初中毕业了。当年的高中，和现在一样，也是要考的，并非从初中直升上本校的高中，我的好友彭日柱就考去了纺织职校，而陈沅竟然连高中也考不上，后来去了海南岛白沙农场当知青。至于当年中考的形式是怎么样的，考场设在哪里，由于时代久远，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我以及不少本地生，从害怕侨中到喜爱侨中，还是考回本校的高中；而华侨生们，当然很自然会继续考读侨中，于是，我们原来分布在初中各个班的同学，在当年的9月开学时，便相会在高一2班，其中，就有梁慧生同学。
五
看了上一节，有关当年中考的情景，丽蓉同学马上回忆起，就在学校设考场考试。为霖同学也认同此说，并记得：如我们初三（五）班，升高中后我和詹康年等被分到高一（2）班。而大部分被分到高一（1）班，如张美玲，王家义，茹华英，袁楚凡，周九根，蔡梦麟，杨铭勳两夫妻等等。
我们与慧生一起进入高一年级时，慧生原来的同学即黎康乔等便升上高二年级。我记忆所及，当时的高二级就只有三个班，而我们高一级，也还是保持只有三个班。由于是初中同学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弄得我也有些糊塗了，如与我小学时为同学的刘象潜，原以为初中时也同班，后来才知道并不同，他记得与何启逸同班，但不记得是什么班，高一时两人都到了高一2班。又如在初中时在隔壁课室经常会碰到的蔡为霖、詹康年，高一时成了同班同学。在初中时同班并同过桌的郑诗馨，高中时却分到1班，这是我少年时心头隐痛之一……
就在我们升上高一年级的同时，有一批天真活泼的红领巾少年也进入了侨中，成为了初一年级的学生，如慧斌、如汝好、穗英、振玲、振舟、忠良、令邦等，他们分在初一10班，不知还有没有11、12班，一个年级有十个班，说明侨中的办学规模越来越大了。
我们入读高一级那一年，是1964到1965年。由于学校仍在维新路，我们仍然是走读，如我依然往返于学校和越华路，象潜往返于学校和兴昌街，为霖往返于学校和德政路，康年往返于学校和流水井……我们都是靠双脚步行，并无自行车之类，至于慧生兄弟每天也是往返于学校和文明路，有没有自行车？似乎难以回忆起来了。
当年的侨中，配套有学生宿舍，就在学校正门马路对面的楼房，那些学生宿舍，主要提供给“无家可归”的华侨学生住，我依稀记得，秦新仁同学是往宿的。
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那时候，上午放学后，走读的同学如何解决午饭？学校是否有饭堂？是否都回家去吃？父母煮？自己煮？……想想都觉得烦恼！
晚饭，各家各户自己解决，是肯定的；晚上，学校没有晚修制度，也是肯定的，那么，晚上要不要做作业？一般要做到几点钟？我怎么对这些都缺乏记忆？我只记得，晚上自己常常到长堤漫步，或到新华、新星、永汉、青宮等电影院看电影，怎么就想不起灯下埋头做功课的情景？
也正因为班上多数同学是走读，彼此接触不算多，在高一年级阶段，我也很难想到和慧生有什么特别的相处活动，倒是学校组织我们去过两次农忙，都是去的大沥梁清堂公社，不知同学们还记得否？此外，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学校操场有敲锣打鼓的情景。1965年1月，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学校还组织我们到中央公园门口跳集体舞。再努力回忆点什么，记得祝菊芬校长给我们作过一个报告，讲过当年琼崖纵队的战斗故事；还记得书法家麦华三在礼堂也作了一个讲座，随手写了一个斗大的“書”字……
六
今天，纽约的赵惠星同学给慧斌发来微信：
梁慧斌：我們紐約僑中同學會將在十一月二日（星期日）茶敘，到時會商討慰問你哥哥家人一事。請你告訴我，你嫂嫂的住家地址和她的電話號碼，以便我們可以聯絡她。謝謝！
对此，慧斌感动至热泪满眶。在此，我也代表中国大陆的同学们，委托赵惠星、黎康乔、高保乐等同学，向慧生的家人致以诚挚的问候。同时，我也以个人的名义，向场友、队友黄玉瑜女士致以亲切的慰问。
上一节文字发表后，同学们有所反应。学校有饭堂是肯定的，不然，住宿生吃饭就成问题，但是，走读生是否可以搭食？毛汉生同学有如是说：说起在維新路返学，我中午是在学校搭食的，吃完饭就在学校里走走，常去的是图书馆上面的小礼堂，晚上也是在校自习完才回家。如此说来，走读的毛汉生同学是在学校搭食的了，但搭食要不要条件？
另外一事，当年，我们走读生是否需要晚修？据为霖、丽蓉、象潜等回忆，那时，他们常常在晚上到青宫电影院做义工带位，可见是不用晚修的。不过，大芳同学似有不同说法：观潮你忘啦，晚上是有晚修制度的，都在课室做作业或复习。可能走读的同学不一定，问问詩馨。我记得我们班有不少走读的同学也在晚修。学校有饭堂，住宿的在学校吃，走读的可能不管。
如此说来，学习勤奋的走读生，晚上是会回校参加晚修的。但是，我肯定没有这样的记忆：晚饭后，从越华路步行回到维新路的学校参加晚修，晚修后，再就着昏暗的路灯步行回越华路……
我在上文提到，当年初一有十个班，慧斌、穗英、汝好他们就从小学进入侨中的初一10班。谁知，这说法不准确，帅文莹同学就纠正道：观潮大哥，你说的初一（10）班，其实是初二（|0），因搬校舍原因，旧侨中初一8个班，搬去新校舍后就剩初二（7）英文班，初二（10）俄语班，其中大多侨生港澳生，于是就和慧斌汝好等一个班，我班十多男生到勇士，七八个女生在南华，虽相隔不远可从来没见过面。直至返穗后，但至今我还没见过慧斌。文莹同学的说法，让我明白了当时初一级只有八个班，升上初二时才有十个班。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在1965年7月当我们完成了高一的学业时，学校发生了“大地震”！
这大地震，就是学校要迁址，从市中心迁到郊区沙河的瘦狗岭下！为什么要被“逼迁”？在此我也说不清楚，似乎还是为了学校的发展吧！对于迁校，我们学生尤其是走读生是不会很高兴的，从维新路到瘦狗岭，很遥远呀；我们要住校，要吃集体食堂，要参加晚修……不乐意也无用，大家也不会去抗议抵制。于是，在结束高一级学业的那个暑假期间，我们参加了迁校劳动，将校产一车一车运到新学校。
正是由于有了迁校，同学们开始了同学习，同晚修，同吃饭，同睡觉，同劳动，同娱乐的生活，大家的联糸更加多，包括我们和慧生的感情，也变得深厚。
也是由于迁校，使侨中与本来没有任何瓜葛的51中学有了关联，侨中学生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沙河仔”“魚沙坦妹”这样带有“农”的色彩……
七
1965年暑假侨中的迁校，高中年级是全部迁去，但是初中年级就弄得异常复杂了，那又分又合，如果不回看资料，真是难以说得清！
原来，侨中初一级有10个班，5个英语班5个俄语班，帅文莹同学在上文中说到8个班，看来是不对的。迁校时，学校在5个英语班中抽出一部分人组成一个初二7班，在5个俄语班中也抽出一部分人组成一个初二10班，迁往侨中新校，其余的同学，则留在原校的宿舍区，组成新的51中学。也就是说，这部分同学，明明是侨中的学生，忽然又变成了51中的学生了。那末，在瘦狗岭那里，本来就有一所51中学，初一升初二级有16个班，这16个班只留下一半人，组成8个班，其余的学生则分到附近的中学去。也就是说，有8个班的学生，本来是51中的，摇身一变，成了侨中的学生。还有一半人，又莫名其妙变成了另一所中学的人。如此复杂的一项工程，我也是在数十年后才弄清楚的。
搬到瘦狗岭校区后，我们才知道，维新路的校址被市教科所占有了。而瘦狗岭校区那憧五层的教学楼，又非侨中独有，侨中只占两层，其余的属公安学校和水科所，这就显得整个学校不伦不类了。如果说好处，它的总体面积会比维新路旧址大些，还个大小两个足球场，四面有些田野，不远处是宽阔的天河机场，学校旁边就是林和庄，就近即可“学农”，当然，最赏心悦目的，就是从宿舍的窗户，即可望见也算高耸的瘦狗岭，可谓开窗见山。
我班男生的宿舍在三楼，安排在307和308室。我住在308室，而慧生似乎住在307室，但不管住哪个室，每室6张架床住12人，大家互相串门，难分彼此。
高二3班同学住306室，也就是邻居，慧生与高二3班的黄卓銮、李宗麟等印尼侨生相熟，常带我到306室听他们弹吉他，唱印尼民歌。当时，我想学也没有条件，穷学生怎么买得起一把吉他？
寄宿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由于全班同学都每天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加上班主任谢孟禄又善于指导和调教，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还记得在饭堂吃饭，同学轮值，负责分饭分菜，公平公正。还记得挖护校河那热火朝天的情景。还记得班际足球赛那激烈竞争的场面。更难忘全校的文艺会演，全班同学齐心合力演出《英雄谱》……50年前在瘦狗岭下那一年的学习生活，健在的诸位同学仍记得吧？已在天堂上的慧生兄，你也还记得吧？……
八
看了第七节的内容，有些同学有话说了，主要还是当年迁校，与51中学分化组合的问题。我说旧校中初一级原有十个班，当然，这说法也是听初中同学说的。但帅文莹同学坚持说只有八个班。这时，另一位同学站出来了，她就是明美媛。她说一共9个班，1一4是英语班，5一9是俄语班。三毛和李美贤等是5班的，你和惠星等是6班，蔡志旺和廖新媚等是7班，梁慧斌和黄汝好等是8班，桂良和顺兴等是9班。5一9班搬校后变成初二10班。1一4班变成初二7班，其他那些初二班是51中的学生。……美媛同学的纠正，有道理有实例，一下子就使我和文莹同学都信服了。
我上节又说到，原51中学初一级有16个班，原来也错了，梁继兴同学纠正说：瘦狗岭原五十一中初一有十八个班，一至十四班是英语班，十五至十八班是俄语班，而且分俄语班的多是北方子弟，到侨中，初二一至初二七为英语班，八至十班为俄语班，而七班与十班是维新路过来，大口，张保林，赖经文，盘春华，等是八与九班的。继兴又说：我初一是六班，侨中时将初一的五，六，七合为初二3班，与你班是兄弟班，当时你班曾惠珠，黄炳权，司徒国正等为辅导员。
这项分化组合的工程，使得侨中人变成51中人，51中人变成侨中人，到底当时的初中学生愿意做侨中人还是51中人？……记得2005年金秋聚会时，有一位同学和我聊天，说自己是51中的，但本来是侨中的，五十多岁的小老头，还象孩子一样一脸的委屈。可以肯定，侨中是省一级学校，愿做侨中人的同学还是多一些吧。
说到瘦狗岭校区的学生宿舍的架床数，原来我也说错了，我说每室6张架床，继兴同学纠正了，是5张，每室住10人。我班24位男生，应有两个半室，有四位同学大概住到306室，与高二3班的黄卓銮等同学共住，可能慧生也住那室。刘象潜同学回忆：慧生是我班唯一一位睡觉时穿睡衣的男生。
李宗麟同学的班别我也说错了，不是高二3班，而是高二1班的，这也说明，当时三个班的男生住在第二憧三楼，彼此是邻居，友好往来，共同娱乐，未闻有吵架斗殴之事，更无拉帮结派，欺侮弱小的恶劣行为。
不仅如此，学校还实行辅导员制度，就是在高二级中选一些优秀学生，到初二级某班充当辅导员，协助班主任开展工作。继兴就提到，我班与初二3班是兄弟班，曾惠珠、黄炳权、司徒国正等当他们的辅导员。慧斌回忆，为霖同学也当过初二10班的辅导员，也说我班与他们班是兄弟班……到底我班与多少个初中班结为兄弟班，到底我班有多少位同学当过辅导员，因我没有这种荣幸，当年就没注意，现在更弄不清楚了。不过，以高年级学生帮助低年级学生的做法，实在是很不错的，不仅可以增进班级之间同学之间的友谊，而且可以锻炼一批学生干部。上述诸位同学，在即将到来的文革风暴中，都能显示出领袖或干将的风范，而慧生同学，就不是这方面的材料了，尽管他父亲就是位印尼侨领。高中时代的慧生，给同学的印象就已经是一位厚道和蔼的大哥，不卑不亢，与人为善，与我们本地学生没有任何隔阂。
1966年的春夏，全国人民都在正常地生活，或读书或工作或娱乐。我们已到了高二下学期，只等期末考试完毕，就可放暑假；暑假过毕，我们就是高三年级的学生了。谁也没有预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改变了每一位同学的生命轨迹……
九
今天是2014年11月2日，周日。一觉醒来，已经10点钟，窗外，竟下起小雨。很多天也没有下过雨了……昨晚，天空仍很晴朗，月亮高掛，怎么今早就下起雨呢？……不知慧生兄所在的天堂，可有下雨？……昨天，我也觉得左腿有轻微麻庳的感觉，莫非，观潮弟也老衰将至？……是的，慧生兄不会寂莫，我们也会陆续到来，与你一起说侨中，忆徐闻的……
上一节说到兄弟班之事，有所疑问，到底如何结对？继兴同学有解释:侨中当年初一和初二共十二个班，而高中共九个班，结为兄弟班显然不够分，所以高中有班级负责两个班是正常，侨中初高中共二十五个班，初三有五个班，是否有结兄弟班就不清楚了。
文莹同学再肯定我班与初二10班是兄弟班，为霖同学充当她们辅导员。为霖同学不仅靓仔，而且有“水牛”般身材，很轻易就震住了慧斌、穗英、汝好等頑童，而且也轻易便获得小姑娘们的芳心。
新儿同学也有回忆：那时学校发明的兄弟班以大带小确是个好办法。初一1班就是由高二1班做辅导员。我就记得黄叶青是辅导员啦。今天的学校还有这些传统吗？……她又回忆道：学校努力发掘侨生的优势特长。高一3班的陈瑞意是印尼归国的侨生，很会打羽毛球。学生会就让她担任初中部羽毛球的教练。我就是在她的指导下学会了打羽毛球的基本步伐和扣球啊什么的，终生难忘。记得她不知道从哪儿搞到已经拆掉的体育馆里丹麦秋队来华比赛的票，带着我们十来个人去观摩学习，我是第一次在体育馆看比赛，当时的中国羽毛球在汤先虎陈玉娘等带领下，已经进军世界了。只记得丹麦球员打输球居然当众扔球拍，令我等小字辈目瞪口呆的。这也是很难忘的记忆。……
那时光，同学们之间的感情多么真挚，多么纯洁，这是人世间最应歌颂的。只可惜，文革风暴的突然刮来，倾刻将良好的干群关系、师生关系、同学之间的关系完全破坏了！
有关文革的起因、经过以及在学校中发生的事，我自己本人的遭遇等，我早已有长篇回忆录《革命与逍遥的日子》记载过，在此就不必要再重复了。但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阶级论”的盛行，将同学们分成了“红五类”和“黑七类”，后又派生出一个不红不黑的“红外围”！红外围中有些人想向红五类靠近，但一般也难以靠得上，所以实际上也分成两大派，如我那种真正的黑七类并不多，幸而我班的红五类同学也都算温和，有的本来就是极好的朋友，如梁正元同学，因此，我也得以和为霖、康年、慧生等同学一起活动。
文革爆发之初，红五类有上京朝圣的资格，但其他同学则没有！他们认为，我们也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也应有外出串联的权利。直到当年11月间，我们不知怎样弄到一部解放牌卡车，载着二十多位男女同学，其中就包括我和慧生，一路风尘，望粤西而去。经过一整天艰苦的行程，我们到了湛江。说实话，去外地串联煽风点火是假，游山玩水是真。湛江是一座海滨城市，风光秀丽，让我们大开眼界。几天后，我们又在湛江霞山火车站，挤上了本来就很拥挤的列车，乘夜到达了广西的首府南宁。南宁是一座整洁宁静的亚热带城市，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南宁玩了几天后，我们发现前无去路，只得打道回穗，但康年说他有个大姐在贵县，于是我，似乎也有慧生等几位，跟随他坐公交车经桂平到贵县，然后取道梧州回到广州。这次西行，是我班同学难得的一次集体旅行，可惜我记忆还不够清晰，如果有哪位同学能得所有的参加者就好了。
经此一行，同学们的心野了，回广州后，又不安了，于是各自再出走，我和康年、慧生、新仁、昌育，应该还有谁，一行六人，开始了步行长征。我们不象其他同学那样到韶山、井岗山朝圣，我们是往南走，第一天走到大良，第二天走到小榄，第三天走到石岐。在石岐玩了两三天，其间想去拱北未去成，往回再走到小榄，从小榄到江门，玩了两天，再坐花尾渡回广州。
这两次出行，许多具体过程和细节都想不起了，但是，和慧生同行，共同享受旅游的乐趣，这是肯定的。我班男生似乎还有一次西樵山之行，我只记得走了不少山路才看到那个无叶井，但具体的事又想不起了，不知哪位同学还有印象。
文革是一场浩劫，但使我及我们与慧生结成好友……
十
有几位相识的原广州执信的高三级女生，看了第九节以后，发来信息说：你们的大串连意义不大，不夠我们执信人勇，我们一去就是遥远的北京四川等，且去高校！……有鉴于此，我即作解释，上文写的，仅是文革开始之初我自己参与的两次外出“串联”，其他同学，其后是北京、东北、西北哪儿都去到；打着战旗步行去革命圣地的同学同样不少。
1967年元旦之后，各类“战斗队”层出不穷，如我班女生的“鲁迅战斗队”“井岗山战斗队”，高二1班女生的“五四战斗队”，高二3班男生的“1031战斗队”，初中小女生的“大喊大叫战斗队”……至于我班的非红五类同学，也组成了一个“308战斗队”，取的是我们宿舍的房号，缺乏革命的色彩，甚至还有点搞笑的成分。如果要我们现在说出308战斗队的全部成员，实在很难，但是，幸运的是，数十年后，我竟然看到了一张高二3班黄卓銮同学保存的当年战斗队成员的合影，于是，有相为证，其成员如下：前排蹲下伴着队旗的，是郎仲光、张昌育、秦新仁；后排左起是詹康年、李鹤呜、黄培灿、区荣新、蔡为霖、杜森成、刘象潜、梁慧生。其实，在李鹤鸣和黄培灿之间，还有一位探头探脑、若隐若现的角色，就是本人。提到这张照片的目的，也是要说明，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作为归侨的慧生，也和其他同学一道，投身到“革命”“造反”“批斗”……之中。
但是，据我所忆，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 随着派仗、武斗的开始和加剧，慧生和我，以及象潜等一批同学，都自觉或各种原因离开学校那是非之地，也远离派仗的战场，我则与象潜躲在昌兴街他的家，一起学拉小提琴，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才重回学校。慧生是否也躲在文明路的家中，学点什么做点什么，一边聆听北京路上不时传来的高音喇叭声，以及省总工会那边传来的自动步枪声？
十一
写罢第十节，我准备就此跳过那两年，直接到上山下乡去。但是，从同学们的反馈来看，我是欲前不行啊！
首先，还是说说慧生的事。在上一节中，我发出疑问，与我一样中途脱离“革命队伍”的慧生，在1967年下半年和1968年上半年，都做什么去？还是慧斌发来信息，解决这疑问。
慧斌说：那時，家處於＂地總＂總部市一宮附近，每天總聽到一些或密集或凌聲的槍聲。見過捉到的旗泒人士給暴打，見過一位給兩人在地上拖行，沿途留下一條長長的血跡、也見過＂公安紅旗＂駕著車不斷向市一宮開槍！那時，交通全部癱瘓，有一次，由文明路去西關寶華路找同學黃安，沿途數了一下，竞有三十二條或躺在路邊，或掛在電線桿上的屍體（有的還微微喘氣）!太殘忍！。 于是乎，我和家兄便什麼泒也不參家，買回竹子，搭了個棚在騎樓，上靣養伩鴿，下面養雞又養了條狗，數條金魚（海、陸、空俱全）當起牛哥批評的逍遙派來了！
慧斌以上的叙述，我对“三十二条尸体”表示怀疑，你一个十五六的小孩，踏着别人的尸体前进，你不害怕？！还记得，1968年夏天，广州发生了大批劳改犯越狱的传言，弄得满城恐慌，于是，街道实行联防，如战争年代，安装了路障，有街坊把守，晚上还要每家每户派一位男丁去值班，我就曾手拿一根铁棒，半夜两点钟行走在小东营那巷子里，真是太荒唐了！不久，大家也不见劳改犯烧杀抢夺，而那路障将车辆阻挡，米车煤车菜车也进不来，自己困死自己，于是又把路障拆了！这是文革时期广州一桩疑案，是谁散布的谣言？为什么要散布这谣言？如果是我，我一定会在临死之前说出来：当年，我做了一件多么轰动的事！在这事件中，肯定死了一些无辜的民众，只不过，那数量，永远也无法统计了。
慧生兄弟也当了逍遥派。他们是真正的逍遥啊，养鸽养狗养魚……而我和象潜是学拉小提琴，也脱离了“战斗队”，我的行为引起康年同学的不满，毕竟我和他一起参加过夺印行动：夺了侨中学校的公章。那是多么好玩的事，你竟然说不玩就不玩了！于是，他不叫我的名字了，而是叫我“陈观潮”，简称“观潮”。其实，我也想去玩玩的，但一想到自“黑七类”的身份，就觉得底气不足，似乎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浦志高，于是，自动“脱党”了。若干年后，我回想起，自己缺了打派仗的经历，缺了偷渡的经历，其实也是人生的两大遗憾。不过，在文革中打老师斗同学害无辜，这样的经历就不要有了，有做过，最好在有生之年赶快忏悔！
还有一事我感到诧异。象潜说：308是我們教室的號碼。不是宿舍號碼。在文革初期大串連的時候，所有紅五類都去了串連，只我們這些非紅五類无得去，只有每天去學校旁邊的田地拿把鋤頭掘下掘下，所以以我們自封為＂308生產隊＂。我想，308怎么是课室的号码？！明明是宿舍的号码嘛！308战斗队是有一支旗的，我们怎么会叫它“生产队”？！这真是比赵本山的小品更搞笑了。对“生产队”之说，我表示强烈的怀疑。还有，象潜说，别人去串联，我们去锄地，有这样的事？那时，谁能指挥我们去锄地？……这事，有待考证。康年同学证实，是我们课室的号码！不过，多位同学坚持认为：308是宿舍的号码！
唉，文革是一场浩劫，一场恶梦，恶梦总希望快些醒来，不再说它，谁知，今晚又说了这么多，也不知该说不该说……
十二
今天是2014年11月5日。46年前的今天，我亲手拿着户口本，到越华路派出所，亲眼看到户籍民警将我的那一页盖印注销，此后的46年，广州市民的名册中，已没有了我的名字……
1968年秋，我们被召集回学校，说是“复课闹革命”，其实是另一种命运等待着绝大部分的同学们——那就是“上山下乡”！这运动有组织部署，但也松散自由。侨中分配的去处，一是到三水县农村插队，另一是到徐闻县农场。你不去上述两处也可以，可以跟随别的学校去别的地方，也可以投亲靠友，总之，你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到农场去就行了。这事大家都经历，前因后果也明白，我也不多说了。单说慧生的事。那段时间，我们和慧生的来往多了，不时聚集在文明路他家，商议对策。所谓对策，其实并非抗拒之策，而只是选择去向的问题。我们一班同学，晚上经常在珠江长堤漫步，除了留恋母亲河，更多是排解苦闷。有一晚，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漫步到沙面，在的彩茶餐厅喝杯咖啡，一边在议论三水和徐闻，谁知，邻座就有一位男人，与我们答话，他竟然就是徐闻某农场的职工！于是，那徐闻佬向我们介绍了我们一无所知的雷州半岛的情况，似乎还不算坏。就是那一晚，使我们和慧生决定了去向！事后我想，是否上天派了一位使者，故意将我们引导到那六百公里外的红土地？又或者特意将我们一百多位同学送上同一条生命的轨道？
慧生兄妹兄弟三人一齐到徐闻，这也算一件特殊的事。由于不时到慧生家，我们和慧生的母亲也相熟了，那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颇具华侨妇女的特质，是她觉悟高，乐意将三个儿女都送去广阔天地锻炼，还是不得已而成为独居老人？……总之，1968年11月7日，当慧生、慧洁、慧斌在广州黄埔都与我们一道登上建华舱时，我也曾为他孤独的母亲着想……
在建华舱上的一天一夜，心情也很复杂。为霖同学回忆：在建华轮上，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之际，我和慧生，观潮等人坐在船头上，作诗高歌，大有“铁达尼号”之景——因为我们第一次出大海，又第一次坐这么大的轮船，太兴奋了，忘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据我所记忆，作诗高歌是不会的，但尽情地欣赏海景，欣赏船尾追逐鸣叫的海鸥……
慧生和我的行李不同，他的丰富些，我的寒酸些。但也有相同之处——我们都带有乐器。我带了一把小提琴，一把高胡；慧生带了一架手风琴。在当年，手风琴当属奢侈品了。
11月10日，侨中四百多位同学，踏上了徐闻县的红土地。一半同学被分到南华农场，一半同学被分到勇士农场。当年是谁负责分配的，以什么依据分配的，大概已无从考究了。一百多同学分到勇士农场，又被分散到三个不同的生产队，这又是谁负责分配的，以什么依据分配的，大概也难以考究了。总之，被分到同一个生产队的同学，都是有缘人，注定今生都会有交往，那怕就如我们和慧生慧斌兄弟，远隔重洋，亦“天涯若比邻”，友情长存！
十三
上一节，写到上山下乡运动了。慧生三兄妹姐弟因何一起去徐闻农场？这疑问，当年没有弄清楚，现在，还是要靠慧斌作说明了。慧斌回忆道：
當上山下鄉運動鋪天盖地來時，各種政策，各種手段都使出了。正如觀潮和識得家母的人都說，她是慈祥、好心的人。舉個例：在她的教師生涯，先後救過兩學生，后來這兩人常常來探訪家母。有一次約家母回國，她一群學生請她飲茶，回憶起文革時，学生沒有寫過一張她的大字報。如此一個好人，那時卻給關進東山一間老師的＂五七＂干校——動機很明顯，你有三個應界上山下鄉對象的子女，你应该怎么办……直到我和慧生、慧潔在學校答應上山下鄉，即時便放家母、恢復自由！——這是纠正觀潮文中所写的家母很開通的說法，試問哪個母親捨得和自己的親生骨肉分離？哪時，只要你答應上山下鄉就行了，不管你去哪里，所以有了投親靠友这回事，所以有選擇和誰一起去的难题！正如文中提到的：慧生和賢慶、為霖、新仁、康年，選了在一起；我則和初一舊侨中到初二搬到瘦狗岭的梁瑞英、黃汝好、傅振鈴、舟兩兄弟，選擇在一起，又選了和生哥同一起。浩浩蕩蕩，嘻嘻哈同登上建華輪，以及以後建立的共患難，同富貴的生涯！
有关上山下乡所发生的事很多，我在《徐闻风雨忆当年》和《雷州岁月追忆》两文已有详叙，此文主要写些涉及到慧生的事吧。
勇士农场十三队，和其他生产队一样，都不过是个偏僻的小山村，如果不是三十多位同学共同生活劳动在一起，那日子真不知怎么过！从十三队到场部，有十二三公里，那时，场部已成了“天堂”，尽管那里也只有一间稍大的商店可吸引人。不过，晚上如果放电影， 那就是走路也会走去凑热闹。某晚，十多位男知青就到了场部看电影，开场前，穗英、慧斌等不知怎么发现场部工会那里有一张乒乓球桌子，于是便去打球，不知怎么竟与三队的知青吵架后发展到打架，慧斌等被打伤，落荒而逃，哭着找到了我们高中生。慧生、为霖、观潮等急去论理，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时，慧生虽铁青着脸，但还是尽量克制，与三队的知青坐下来谈判，避免了一场“血腥之灾”！
刚到农场不久，便有了元旦文艺会演这一件愉快的事。我队的《喜送公粮》的表演唱大家一定难忘。慧生不是带去一部手风琴吗？尽管他拉得并不算好，但那手风琴够大声呀，所以演出成功也有他一份贡献。也因为这次演出，农场政治处注意到十三队有一部手风琴，于是，第一届场宣成立时，慧生就被抽了去。这事，观潮是记得很清楚的，因为他羨慕妒忌，就差恨了。我想，政治处真有眼无珠，怎么没有看到我才是天才的艺员呀！
次年春节前，慧生和我们大部分男知青，从由牛栏改成的宿舍搬到一间新的茅屋。没有厨房，我们就在门前的空地用石头垒起一个灶台。那时，二十多位男知青，除了慧生，都没有烹饪知识，于是，凡有杀鸡宰鸭，乃至煮蟹煲狗炖穿山甲的活，都由他去做，或在他的指挥下去完成。慧生每次回广州探亲，都会带回不少香港或外国的食品大家分享。可以这么说，在农场艰苦的日子里，我们还能不时吃到一点山珍海味，真要感谢慧生的。
1969年10月，六位初中生、也是慧斌的好友，密谋逃亡回广州。这事，慧斌不可能不知道，或者也参与其中。但最后，慧斌没有跟随出走，这大概和哥哥的劝说有很大关系，避免上了“贼船”。
十四
2014年11月9日中午，徐闻勇士农场原十三队的知青以及部分职工子弟，还有老工人潘金来，欢聚在番禺区大石的花好悦园酒家，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6周年。席间，大家奠酒于地，怀念早逝的农友春华和慧生。我们注意到，那酒家的一间大厅，被原海南长征农场的知青场友包下，也在搞纪念联谊活动，席间又唱歌又跳舞……
是啊，46年了，象是很遥远的过去，又象是昨天发生的事……
初到农场生产队，我们被分到各个不同的班组。不久，为霖、康年、慧生、新仁、观潮五人被调到苗圃班。这五人有什么特点？都是高中男生。大概，队领导认为，苗圃班的知青既需要体力，也需要文化知识吧。
劳动是艰苦的，雷州半岛的冬天也寒冷。我发现，傍晚收工以后，慧生就提着水桶放上衣服，到水库去游泳兼洗澡。受他的影响，我也勇敢地追随他进行冬泳。记得有一天，气温只有4度，我俩犹豫了一下，还是毅然往水库走去。
1969年春天，农场改为军垦农场，勇士农场变成七师十团，十三队变成了十四连。上述五位已成为兵团战士的高中男生，利用一个周日，去到了10公里外的曲界墟，除了买些海鲜食物，他们还发现那里有一间照相馆。不知是谁的提议，他们留下了一张都穿着背心的合照。
1969年，对于十四连知青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有两件大事导致了十四连知青的解体。一件大事，是观潮到场部的商店买回一部收音机。男知青便利用那收音机，收听澳门陆川电台的广播剧以及流行歌曲，继而，观潮、慧生等还传唱教唱流行歌曲。另一件事，就是上一节提到的六位初中生偷跑回广州一月的事。
如果没有其后而来的“一打三反”运动，上述两件事也不算什么，当那运动凶猛而来时，首先是两位老工人无辜惨死——李工人因相貌似欧美人，被疑为“特务”；周工人因解放前当过“保长”，被批斗。两位老工人都以自杀以明志，死得悲壮！
第三位准备自杀的老工人是林阿姨。她与五位男知青同为苗圃班工友。林阿姨热情好客，常招他们到她家的小伙房煮食。要命的是，林姨有一位读初中的女儿，于是，运动开始后，林阿姨也被诬陷利用“糖衣炮弹”和“美人计”腐蚀知青，令五位高中男生气愤而又难辩。
由于十四连死了两位老工人，男知青的表现又很差，惊动了团首长。团首长到连队视察，已决定要动大手术来分化瓦解。
1970年5月，偷跑回广州的六位初中生，有五位被分散调到其他连队；6月间，一辆牛车将观潮、慧生、经文三位知青的全部家当装上，老牛拉着牛车，沿着一条林间小路，缓缓拉到离十四连大约三公里外的一处防风林环抱之中的地方。团首长要在那里建一间机制红砖厂，从附近几个连队中，每队抽调一位老工人党员骨干，另外抽调三位男知青，一共二十多人，便成了砖厂的工人。
为什么要调我们去？观潮与慧生也心知肚明，光是买来收音机，收听敌台广播，传唱“黄色歌曲”，就够罪大恶极，“流放”的处理已属轻判。
观潮、慧生、经文三人，在十四连生活劳动了一年半时间，如今，要与其他同学分开了，真是感概万千！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又会遇到些什么人，发生些什么事？……
十五
砖厂的地址位于十二连、十三连、十四连、十连之间的一处山地，据说那里的红泥可以制砖。二十多位男人聚集在那里，为的是创建一间机制砖厂。
我与慧生，也怀着随遇而安、既来之则安之的心境，当上“开荒牛”。我们自己用竹木茅草泥巴搭建一间住房；搭建一间伙房；打了一口井。有了这三者，我们基本能生活了。
不久，我和慧生都先后获得探亲假，回了一趟广州。慧生回来时，还带回一把吉他，于是，我们学弹吉他，很快便能边弹边唱。从九连来的初三级同学欧德谋，见我会拉小提琴，向我学习。10月间，他利用探亲假回广州买了一把小提琴，于是，夜晚，在那寂静的山林环绕的地方，破天荒地响起了提琴两重奏。我们在工余，就靠拉琴、弹琴、唱歌、下象棋打发时光，倒也不觉寂寞。
但就在11月间，团领导又想到了一个大项目，就是扩建十四连附近的水库，具体的工程，就是修筑一条新的更长更高的大坝，这样，就可以储蓄更多的水。修筑水库，需要一些人去做前期的准备工作，因砖厂还未上马，领导就从砖厂抽调一些人去，我和慧生、经文也在内。于是，我们其实又回到十四连，不同的是，我们不是住在连队，而是住在水库边的茅房。我们的工作，是安装道轨，准备用手推车从高处将泥土运到大坝。天气渐冷，慧生和我，又每天晚上都进行冬泳。那是一段艰苦的日子。
十二月和1971年的1月，农场组织了一场红旗水库大会战，各队都抽调一批男女知青到水库工地参加会战。我们则担任安全检查员。那大会战，除了白天干，也要挑灯夜战，场面还是很壮观的。由于我们是安全检查员，并不需要用力推车，只是站在道轨边，注视推车过往的知青们，尤其是女知青们……
这年的春节，我们在十四连度过，和其他知青一起，饮酒食肉，嚎叫唱歌……
2月，春节后，大坝筑成，我们的任务完成，又要回到砖厂。不料，3月间，接到通知，要暂调我到农场宣传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场宣。于是，我和慧生、德谋等分别了三个月，到6月间才又回到砖厂。
十六
11月16日中午，广东侨中老三届近三百位同学，在广州番禺大石的花好悦园酒家举行2014年金秋聚会，侨中的几位现任领导也参加了聚会。黎康乔同学代表海外港澳的校友讲话，我亦代表国内的校友讲了话。我们能健康地参加此聚会，不免又想到上月逝世的慧生……
上一节写到，我们在红旗水库工作了三个月后，又回到了砖厂，而我又上调农场文艺宣传队，编排了包括《红旗水库颂歌》等歌舞剧。宣传队结束，我与洪子群同学留下编写下一期的节目，中途还偷跑回广州一趟。三个月后，才又回到砖厂，与慧生、德谋等共同劳动生活。
回到砖厂后，6月，即遇到当年的第9号台风，风力在12级以上，一天一夜，我们躲在茅房里，茅房处处漏水，摇摇欲坠，其景可怕可悲。次日，台风停息，我们到附近的十二连看看，橡胶树被吹断无数，令人叹息！
7月，砖厂安装了机器，开始生产红砖，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挑泥，运砖坯，晒砖坯等，全是力气活。业余时间，多数与德谋拉小提琴，与慧生弹吉他唱歌，我还借了几册初中英语课本，自学英语。
10月间的某一天晚上，我们被召集到十二连的拖拉机队开会，这晚的会场戒备森严，不知何故，当指导员宣读了林彪外逃以及其他罪行时，全队职工包括我们也震惊不已……
时间到了1972年2月，由于砖厂生产的红砖质量不行，其实是土质不行，农场领导也泄了气，砖厂成了鸡肋，完全放弃也难，于是釆取裁员办法，只留下一位老工人，带着七八位知青留守，我队三位即我、慧生、经文还有十六队来的德谋、力行，以及十二队的广淮、火生、本源等。
接下来的近一年，我们几乎与世隔绝，除了生产一些可以用来建造厕所猪圈的红砖，就是打杂，劳动与生活都很单调，到了8月份，本源知青终于疯掉了，被送去精神病院。我和慧生、德谋幸而有乐器伴随，且互相之间在精神上鼓励，在生活中扶持，尚能乐观地面对现实和未来。
到了10月，发生了一件扰乱人心的事：我们的同学秦新仁被批准离开农场，而且是批准到香港！这真是令人羡慕到极点的事！新仁离开那天是周日，十四连男知青多人包括我们砖厂三人，送他到收获农场坐车到海康再转湛江，同行的还有回广州探亲的继兴。在收获农场上车时，我与慧生、经文、慧斌、保林等觉得难舍分离，也跟着上了车。到了海康后，因没有车回去了，于是，大家又一起到了湛江，买了次日回农场的车票。问题是当晚，因我们几位没有出外的证明，不可住旅店，大家决定，晚饭后从赤坎走到霞山，再从霞山走回赤坎，也就天亮了。但是，我们走了一小时左右，天下起雨，只得在一间工厂的大门外避雨。由于我们在高声说笑，引来工厂荷枪的民兵，将我们押回厂内审问，继而关押在一所囚室。到天亮再提审，还是我和慧生两位高中生与民兵队长论理说好话，才得已获释。与慧生一起被囚禁一夜的那段往事，我岂能忘记！
从湛江回来沒有几天，我们的命运又有了更大的转变：砖厂彻底下马，全体留守人员归入附近的十二连。1972年10月，我们和慧生，开始在另一个连队续写人生的另一篇章。
十七
11月中旬，慧斌从澳大利亚回国探亲办事。21号周五晚，在广州中山四路的海宝酒家宴请原勇士农场十三队的农友，有二十多人参加，场面温馨热闹。美珊在聚会后发来微信说：多谢阿斌的盛情宴请！一杯靓茅台甘醇清香，盛满了真诚的祝福与久经岁月的知青情谊。昔曰曾经相同的命运与感受，换来了今天的欢聚一堂、推心置腹、开怀畅饮。席间崇荣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快乐过好每一天“发人深醒。愿各位兄弟姐妹多多保重，健康快乐每一天！来年再相聚，精神更抖擞、笑声更爽朗。苏中也感慨道：真的很感谢斌斌今晚的盛宴，相聚一起，重温过去难忘的岁月，童心未泯，喜庆连连，值得永远珍惜！
还是回到本文。
1972年底，砖厂解散，慧生、观潮、经文、德谋、力行等侨中的同学被分到附近的12队。12队是勇士农场三区中最大的一个生产队，所谓最大，无非就是有一间小商店，有一个拖拉机队，即机三队，旁边还有一所小学，即四小。上述各人，被分到不同的生产小组，但都住在一间较大的知青集体宿舍里。
12队也有一批广州知青，多来自大塘中学。我们与他们虽不同学校，但都是广州儿女，很容易就混熟了。观潮、德谋会拉小提琴，晚上常借一间小伙房练习，慧生会弹吉他，甚至经文和力行也在学习弹奏。他们的音乐声和歌声，给八队带来了生气和朝气，同时，也很轻易获得八队女知青们的芳心，他们先后与女孩子们有了接触，或进入热恋……
然而，知青们的恋爱，更多都只能称为“苦恋”，其中的细节，也很难在此叙述。1973年夏天，德谋在家庭以及自身遭遇打击下，对前途失去信心，决定与表兄一起偷渡香港，观潮在广州天成路给他送行，结果，德谋夭折于怒海，使观潮与慧生失去了一位好友！1974年夏天，观潮的女朋友慕红被批准到香港与家人团聚，使观潮又受到感情的创伤！
观潮的恋爱受挫，但慧生有了追求的目标，就是同生产班的女知青玉瑜，只是玉瑜姑娘还在害羞，未敢投入。1975年1月间，适逢我与慧生兄弟同在广州，而玉瑜也探亲回了广州，于是，受慧生之托，我专程到玉瑜的家充当红娘，说动玉瑜肯出门，与慧生兄弟及我，还有两位慧斌的同学，一起到烈士陵园一行，拍了些照片。有了这一步，回农场后，慧生与玉瑜便如胶似漆，双双获得心灵的慰籍。
在我的诗集中，找到了一首写于1975年10月间的七律诗《赠梁君慧生》：“识汝十年兼一秋，同窗同伴更同游。穷山恶水不相怨，冷雨霜风共对愁。今夜有缘歌皓月，他年何处驾轻舟？空名半世休伤叹，展翅鲲鹏在五洲。”当时，我们年近三十，尚一事无成，还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知青，感慨自然很多。幸而，我们都没有自暴自弃，而且我也知道，慧生兄弟正在申请出国，所以，我希望也相信他们是会“展翅鲲鹏在五洲”的。
十八
第十七节发出后，美珊又有感慨：……穷山恶水不相怨，冷雨风霜共对愁，今夜有缘歌皓月，他年何处驾轻舟?空名半世休伤叹,展翅鲲鹏在五洲。如此真情、写实与有预见性的美丽诗句，出自一位几十年前的年轻知青之笔下，几十年后诵读，依然令人感叹、欣赏。
写了那首诗一月后，我的家庭又有不幸：父亲病重，当我赶回家乡不几天，父亲去世！回到农场后，得到慧生的安慰。做知青期间，家中亲人去世的悲剧时有发生，慧生的姐姐在香港病逝，我就看到他们三兄妹抱头痛哭的情景。还有康年的父亲工伤去世，八队女知青穗芬的妹妹因救火牺牲……
进入1976年，我们仍在12队从事着体力劳动，每天经风雨流大汗，依然看不到出路。这一年很不寻常，1月6曰，周总理逝世，知青们都很悲伤，但也没有悼念的方式，最后由我写了一首诗，用毛笔抄在一张白纸，贴在女知青宿舍的墙上，寄托我们的哀思。到了4月间，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我们地处南疆，消息闭塞，只有胡乱猜测，但感觉到会出大事！到了7月，朱老总也逝世了！到了8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当局封锁消息，我们也不知道灾情如何，但是，不久，农场领导下指示，说随时会有地震，要全队职工晚上搬到茅房去住！那真是一段既艰难又奇异的日子，我有一诗记载：“惊人警报骇雷州，地震担忧塌瓦楼。草屋深宵犹不寐，顽童半夜也生愁。时时动乱少宁日，处处浮沉多事秋。四野鸡鸣天欲晓，忽闻急雨洒檐头。”
这种茅屋生涯何时结束？到了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我们才搬回瓦房过夜。自然的地震没有来，但政治上的地震终于来了，10月，“四人帮”倒台，我们都意识到，中国有救了！……慧生兄弟能够在国内经历了十年文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幸运的。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打倒，慧生兄弟的幸运也很快到来。1977年2月，春节前，他们获准出国！对此，我衷心祝福，有诗为证：“十二年来同作伴，如今一别即天涯。白云珠水畴昔志，半岛黎乡此地茶。孤雁依依飞岭树，星河渺渺透窗纱。无忘兄弟恩情重，回首东方望旧家。”
那年旧历二十九，慧生兄弟离开农场，我请假送行到湛江，居然也获批准。有浣溪沙词一阕记此行：“何处陈郎度此春？今年佳节送归人，湛江车站正凌晨。 点点繁星撩睡眼，声声气笛动朝云，黄沙起处剰孤身。”
送走慧生兄弟后，我在湛江真的“剩孤身”了，其后在一位堂舅家中过了年。
还要写一事。同年4月，玉瑜也获批出香港，我也有一诗记载：“夜凉如水月弓弯，话别与君松树间。明日歌吟香港去，几时会有逸情还？”从诗中内容可知，我与玉瑜在离别之夜还有谈话，内容应该少不了鼓励她到港后要与慧生共同生活奋斗之类的话。
十九
上一节写到，1977年2月送走慧生兄弟，4月送走玉瑜。我诗集中有一首诗，是写于6月的，标题是《题红、萍、瑜、生、斌寄自香港之合照》，诗云：“才子佳人在海滨，浓装艳服面容新。农场旧日风霜友，犹记雷州有老陈？”不用说，那是慧生兄弟与曾是八队的女知青慕红、惠萍、玉瑜在香港浅水湾的合影，羡煞老陈；当然老陈也为好朋友拔开云雾见青天、踏上幸福之路而高兴。不久，我又收到慕红从美国寄来的信，好朋友越走越远，感慨之余，又得一诗：“飞来纸片慰心头，此夕闻君渡美洲。加利福尼亚月夜，凭栏东望有乡愁？”原来，那张合照，也是慕红离港前与农友的留影。
接下来的情景，说来也惭愧，亦可悲，慧生离开两年多，直到1979年8月，我才得以离开那雷州半岛，而那时，留在农场的知青真是寥寥无几了！
离开农场，我又去到湖北荆州地区，当了一名教师，和同学们的联系暂时中断了，直到1985年8月调回广东，再和同学及场友联系上。
那时，隐约得知慧生兄弟去了百慕大群岛，那真是个神秘的地方，怎么跑到那里去？事后得知，是慧良大哥将两个弟弟安排到百慕大，准备找机会再到美国。后来慧斌有机会移民到澳洲，而慧生送母亲到美国纽约，但不久作为担保人的大哥去世，慧生要入籍美国，还要另找担保人，于是，老同学黎康乔出面作担保，慧生才得以入籍美国。上述内容，我自己也觉得叙述得不很清楚，因为我实在不了解美国的移民政策。
时间到了2004年。这年11月，慧生慧斌兄弟终于回国探亲了！11月2日晚，同学农友在广州聚宝酒家聚会。有诗记其事：“穗市同窗读，雷州共苦辛。分离廿七载，此夜泪盈巾。”11月7曰，慧生兄弟与其他同学十数人到中山黄圃访我，下午到石岐，我与卓銮、守基陪同慧生游览了詹园。数日后，慧生回美国。
慧生走前，托我办一件事：夫人玉瑜要申请入籍美国，美国移民局需要她开具一张证明，证明她在中国无不良的记录！慧生托我到玉瑜原住的广州街道派出所去出具证明！诸位可以想想，这恐怕是一件与做原子弹差不多困难的事！我很难记得当时奔走的细节了，总之最后，和慧生母亲的一位义女一起居然做成了这事，也使玉瑜还有儿子得以入籍美国。
去年，2013年，从黎康乔同学处得知，慧生患了血癌！当时很难过，只有托黎康乔等同学尽量关照帮助他。今年年初的某夜，慧生从美国打来电话。电话的内容不过是拉拉家常，而我当时在外面，站在马路边，未能与他长谈，现在想想也后悔！慧生肯定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想找远方的朋友叙叙旧，也是一种道别吧……
人总是要死的，只不过象慧生兄，未及七十而去，肯定心有不甘，他应该还有不少牵挂，起码他们广州文明路那座故居，1997年开始拆迁，其后烂尾，十余年也未得回迁，肯定也是心头一痛！直到最近慧斌回来处理，才开始出租他人，有点收益。这事慧生生前未能得知，也是遗憾！
尾声
今年是我们入读广东省华侨中学高中50周年。如今，当年的老三届，全都过了花甲之年，学生时代的学习情景，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时时会勾起我们的回忆。2005年11月，省侨中老三届的同学们，举行了第一次全球性的大规模的“金秋聚会”，我代表国内的校友讲了话；五年后的2010年，举办了第二次“金秋聚会”，我为母校以及同学们送去了多种自己出版的书；明年，又到了2015年，又一个五年，“金秋聚会”将在省侨中金沙洲的新校区举行……我们健在的同学，真的要好好珍惜每一天，争取多参加几次“金秋聚会”！
此文原来计划不长，谁知拖了一月，写了十九小节，到今天可以结束了。送走老同学老朋友，心头犹悲犹痛，愿慧生兄在天国，也为我们祝福吧……
2014年12月8日最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