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值得永远纪念的乡贤
陈贤庆
序
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叫《我是谁》，大概内容是讲科学家在南非发现一种怪石，可以爆发很大的杀伤力
，中央情报局安排由成龙饰演的杰克等12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特种队员绑架了科学家，劫持了怪石。在完成任务的归途，幕后主使策划飞机事故，致使所有队员遇难
，唯杰克侥幸存活，被非洲土著居民所救，但是却失去了记忆。由于杰克频频的发问“我是谁”，由此土著人习惯的称呼他“我是谁”。而后，杰克为揭开自己身份之谜，离开部落，回返城市，和事件的幕后主使展开斗争，当然是正义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
因意外失忆而不知道自己是谁，是很可悲的事；但是，如果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却又无法弄懂或使别人弄懂自己是什么人，则是更可悲的事。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近日到珠海市，拜访了一位画家梁森爵先生，意外地从他那里看到一册题为《我究竟是个什么人》的油印册子，以及一部申诉书。《我究竟是个什么人》这册子有20页40面之多，内容写于1968年1月，刻印也该是那一年。申诉书则写于1984年，是在《我究竟是个什么人》的基础上补充写成的。
《我究竟是个什么人》和申诉书的作者，是梁森爵先生的父亲梁茂鸿。2008年下半年，我参与编写《黄圃历史文化》一书，还记得，在“人物传记”一章中，就收入“梁茂鸿”其人。看到那保存了数十年、发黄残旧的两部材料，翻阅了里面的内容，我很有感慨，觉得应该说说梁茂鸿的故事。
一
要说梁茂鸿的故事，为了写作的方便，先将梁茂鸿的传记引述如下：
梁茂鸿（1914-2004年），中山大黄圃人，出生于中山黄圃新地乡，1943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山县九区黄圃镇副镇长、工商联主任。
梁茂鸿幼年时分别在新地及黄圃塾师刘玉衡教师处受业。1927年就读于广州市立61小学，并于广州市24小学完成小学学业。1930年在广州市省立第二中学读至二年级，初中三年级转往广州市西村省立广雅中学就读，读至高中三年级因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出版抗日宣传周刊，参加抗日宣传游行被学校开除学籍，且被反动政府逮捕，囚禁于广州
南石头政治犯监狱。1938年第二次“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梁茂鸿保释返家后，往番禺第三村两谭小学任教师、代理校长。同年赴香港创办大众中学，自任校长，后来由于缺乏办学经费而停办。1940年从香港返回黄圃后，大力协助创办岗东小学和劝服潘浩资助大滘、将军、对甫及黄圃镇校等学校的办学经费。日后还与其兄梁锡鸿捐建对甫小学教室及图书馆。1943年前往中山县五桂山区参加中山县义勇大队刘震球的孔雀队工作，被组织上派往中山县十区陈十顷及四区竹舟麻子村一带配合地下党活动。1945年日本投降，梁茂鸿从五桂山区返回黄圃，继续搞地方统战工作，在黄圃开设经营文具百货的“丽华”商店，利用商店销售进步书刊、散发共产党宣传材料。“丽华”商店又是当地地下党的联络处，协助地下党工作。
解放初期，梁茂鸿带头购买国债、主动上交“黑枪”及协助政府清缴“黑枪”。1950年由中山县九区政府推荐为黄圃镇委员会副主任，民主建制后改任副镇长职务。1951年底正值土地改革期间，梁茂鸿被组织停止工作，着其回家动员母亲清交余粮，后组织没有恢复他的工作。梁茂鸿一直以经营“丽华”商店为生，1956年公私合营其转为国家职工。1957年因不法地主而被管制2年，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文革”期间，被清理到石场监督劳动改造。梁茂鸿虽经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他“相信党、相信人民”的信念永不动摇，无怨无悔。1979年经中山县落实办复查批准撤销原处分，恢复职工身份，1981年3月办理了退休手续。
梁茂鸿早年参加工作，曾任黄圃镇副镇长属国家干部，1988年经中山市落实干部政策领导组讨论决定，恢复梁茂鸿国家干部身份，由退休改为离休，工龄从1943年算起，享受土改前离休干部待遇。
二
以上便是传记的全文。其实，此传记已经将梁茂鸿的一生记载得很详尽了，而且还是“光明”的结局，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想，还是再挖一些事来说说吧。
传记中有一段话：“1951年底正值土地改革期间，梁茂鸿被组织停止工作，着其回家动员母亲清交余粮，后组织没有恢复他的工作。”这段话，对照他的《我究竟是个什么人》和申诉书，是不确的。梁茂鸿的父亲梁建川，年少时曾到缅甸做劳工，回国后，向地主批田50余亩，精耕细作，由此积下一些资本，兼营竹杉店等生意。后家道中落，梁建川于1951年病逝。而梁茂鸿于早年已离开家庭，自己经营“丽华”百货商店。在土地改革期间，因梁茂鸿无法要年迈而又目不识丁的母亲交出更多的余粮，他就无辜地被定为“地主”。戴上了“地主”阶级的帽子，就注定了他其后数十年的苦难！
且看他的遭遇：
53-55年，我企业纳入经销，仍经营商业；56年，将我企业全部资金投入合营；57年，被划为右派，被社会管制两年；58年，二月间，被拘留到谿角看守所几个月，十月才释放；58年尾到59年初，调往大岗采矿石；59年3月间，回黄圃镇陶瓷二厂劳动；59年尾到60年，调往沙朗农场劳动；61到62年，调往县干部农场新安耕作区劳动改造；62年3月到9月，调往县改右办公室主办的县政治学习班学习，改造思想；62年10月，调回黄圃镇百货商店当售货员；64年9月到68年，调到黄圃镇石场做碎石工……这苦工做到文革结束后……
传记中还有一段话，也是不确的：“梁茂鸿虽经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他‘相信党、相信人民’的信念永不动摇，无怨无悔。”说他“永不动摇”“无悔”，我不便否认，但说他“无怨”，则是不可能的！我且引述《我究竟是个什么人》开头的话：
“我在解放前因干革命被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视为敌人被开除了学籍，赶过出境，行刑吊打，坐过牢，受尽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而解放后土改时，又被划为敌人、地主分子、专政对象。过去参加过革命工作，现在而得到这样的遭遇，不只我本人觉得不值，有识我的、知我底细的，也很抱不平。土改以后给戴上这顶不光彩的地主分子帽子，内心极度不安，先后两次反映到广东省委、佛山地委和中山县委等机关，四清运动时，也反映过四清黄圃分团，及我们当地的公安派出所，均不见片言和只语的复示。而今次毛主席亲自领导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明明白白地知道，只许革命派造反，不准四类分子翻天。但我认为，我的问题不比一般的四类分子，应该有所区别。更觉得我的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会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憾事。故我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我的生平和迫害经过叙述一下，以供同志们参考，作为深入调查研究分析的资料，最后重新给我一个确确切切的鉴定，究竟是个敌人，还是朋友？我是个什么人？现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什么问题也很容易查个清清楚楚……”
在另一段文字中，梁茂鸿写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因是个地主成分，又再次被清除出商店，派到黄圃镇石场劳动，并发给我一个黑牌，上面写着‘地主分子’几个字，要我每天挂在胸前。我领到这个东西时，我便想起挂在我胸前的牌已不是第一个了，一个是在搞学生运动时，被拉去坐牢，国民党反动派给我挂的，上面写着‘共匪’两字，一个是现在给我挂的。前者我挂起来感到无限光荣，感到轻松，而后者这个牌我感到无限耻辱，像挂上万斤重的东西那样沉重，但是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挂上去吧……”
从上述文字可知，梁茂鸿先生对自己从1951年到1979年近30年不公正的遭遇岂会“无怨”？从上述文字中也可感受到，当年梁茂鸿对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有所期待，以为群众发动起来了，自己的问题会弄清楚了，于是写了这份长篇的申诉书。殊不知，此申诉书，反成了他“妄想翻天”的罪证，受到的迫害更严酷，苦难更加深……
三
从传记中，我们还可以得知，梁茂鸿于1979年获平反，但当时只是撤销原处分，恢复职工身份。到1981年3月，梁茂鸿仍以“职工”身份退休。而这，也是不尽合理的。毕竟，他于1935年就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因参加革命工作坐了两年监牢，1943年就参加了五桂山抗日游击队。就是不说他的革命功劳，光说1956年“公私合营”时，他也是“丽华”百货店的老板，没收了人家的财产，将人家贬为“职工”也是不仁道的。因此，1984年10月，梁茂鸿又写了一份篇幅更长的申诉书，这回的标题就只是“申诉书”三字，而不是“我究竟是个什么人”了。
梁茂鸿要争取的，是他的合理待遇。在申诉书的开头，他除了写了一段“感恩戴德”的话，接着就申诉了：“奈何我的退休工龄，只以解放后56年参加工商业公私合营开始计算，前段历史没有关联，这是关系我本人的政治生命。按当今党的政策，可否追认我过去的工龄，恢复我的公职，以慰知情，以励来者，更可消除影响于万一，使我发挥余热，便于工作，不负众望……”
幸而，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毕竟渐见清明，有冤有怨，也有了投诉之门，也有了受理之人。1988年，经中山市落实干部政策领导组讨论决定，恢复梁茂鸿国家干部身份，由退休改为离休，工龄从1943年算起，享受土改前离休干部待遇。
至此，年已74岁的梁茂鸿，可以昂首做人了。从1988年到2004年，梁茂鸿有16年时间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四
纵观梁茂鸿先生的“革命史”，有几段都是值得一提的。
梁茂鸿于1927年到广州读书。在第六十一小学和第二十四小学完成高小学业。之后在广州市二中读初一和初二，后转到著名的广雅中学读初三及高中三年。在广雅中学读书期间，梁茂鸿即受到共产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影响，与曾生等成了学生领袖。1935年12月，响应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他们发动广雅学生参加抗日示威游行。及后，他们被学校开除学籍。之后，梁茂鸿与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敬、曾生到香港继续办抗日宣传刊物。1936年，梁茂鸿与刘伯怡等同学从香港回广州继续作抗日宣传活动，不久，梁茂鸿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广州南石头政治犯监狱坐牢，受尽折磨而不屈。其后，被判“共案”五年徒刑，双脚戴上沉重的铁镣。同时坐牢的，有他的同学钟文钜、苏秉鉴等。1838年，国共第二次合作，释放政治犯，梁茂鸿才得以出狱。
1938年，曾生从香港写信给梁茂鸿，邀他到香港工作。于是，梁茂鸿到了香港海华中学当教师。海华中学在九龙油麻地南京街四号三楼，并非一般的中学，它是东宝惠抗日游击队在香港办的一所学校，校长就是游击队司令员曾生，教员有从陕北公学来的沙克等。当时教的是内地的抗日课本，师生们在课余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尤其是募捐活动，募捐所得款项全部汇往陕北边区。
1940年，梁茂鸿从香港返乡，与当时的中山九区抗日游击队梁伯雄大队长和郑民政委取得联系。梁、郑以梁茂鸿为当地人，安排他搞统战工作。1943年，梁茂鸿接郭大同的通知，与郑民通过敌人重重封锁的五桂山区，参加由郭大同主办的政治学习班，结业后留部队工作。当时的中队长为刘震球，副中队长为郭大同，队名为“孔雀队”，是一支著名的抗日战斗队。
1944年，梁茂鸿离开“孔雀队”，回到家乡继续搞统战工作。其时，中山黄圃地区形势特殊，敌伪顽我四方错杂，梁茂鸿利用自己在乡间的关系，借助办学，周旋于黄圃地区的乡绅吴元汉、吴兆华以及大天二潘浩等之间，掩护共产党的抗日武装领导人如梁伯雄、郑民、郭大同、李光、刘波、欧初等的活动。
1945年，敌伪发动中山“四一二”事变，围攻梁伯雄部队，梁伯雄牺牲。郑民被俘。梁茂鸿通过本地关系，积极营救保释郑民。但敌伪当晚将其秘密杀害。梁茂鸿得知，四处寻找其遗体，数天后，终在尖峰山下发现一块草地布满血迹，苍蝇密布，他挖开泥土，见到血肉模糊的郑民的遗体，于是，请当地的土工将其埋葬。
抗战胜利后，梁茂鸿向舅父借得资金，在黄圃镇上开设了“丽华”文具店，此店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掩护过革命同志，如李斌；收集传递敌方情报；帮助进步青年如刘猷辉、刘宏业等投奔革命队伍，为中山和黄圃地区的解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对革命有如此贡献的人，解放后却无端受了近30年的苦难，的确是很不应该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过去见得太多了，如今，不能说没有，希望尽量少些吧！
尾声
上文中提到的曾生、郭大同、刘震球、欧初、李光、李斌、刘波、钟文钜、苏秉鉴等，解放后都是市厅县级的干部，尤其曾生，为广州市市长、广东省副省长，但是，梁茂鸿就没有这样的仕途和官运了。
本文的标题，用了“也值得永远纪念的乡贤”，为何用个“也”字？原来，2008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乡贤”，发表在当年8月24日的《中山日报》上。此乡贤何人？他叫梁锡鸿，一位著名的岭南画家。原来，梁锡鸿就是梁茂鸿的哥哥。兄弟俩走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是，只要为民族抗战，为革命，为社会，为艺术作出过贡献的人，都是应该值得永远纪念的。
梁茂鸿先生的这两份材料，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广州学生参与“一二九运动”、国民党监狱、香港海华中学、中山五桂山抗日游击区、抗战期间中山黄圃地区的敌我关系、解放后公私合营等等。征得梁森爵先生的同意，
我已交给市档案馆保存，档案馆也认为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注：此文选入2011年5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一位伟人和一座城市》一书，责任编辑征得我的同意，将此文作了删改如下）
也值得永远纪念的乡贤
序
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叫《我是谁》，大概内容是讲科学家在南非发现一种怪石，可以爆发很大的杀伤力
，中央情报局安排由成龙饰演的杰克等12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特种队员绑架了科学家，劫持了怪石。在完成任务的归途，幕后主使策划飞机事故，致使所有队员遇难
，唯杰克侥幸存活，被非洲土著居民所救，但是却失去了记忆。由于杰克频频的发问“我是谁”，由此土著人习惯的称呼他“我是谁”。而后，杰克为揭开自己身份之谜，离开部落，回返城市，和事件的幕后主使展开斗争，当然是正义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
因意外失忆而不知道自己是谁，是很可悲的事；但是，如果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却又无法弄懂或使别人弄懂自己是什么人，则是更可悲的事。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近日到珠海市，拜访了一位画家梁森爵先生，意外地从他那里看到一册题为《我究竟是个什么人》的油印册子，以及一部申诉书。《我究竟是个什么人》这册子有20页40面之多，内容写于1968年1月，刻印也该是那一年。申诉书则写于1984年，是在《我究竟是个什么人》的基础上补充写成的。
《我究竟是个什么人》和申诉书的作者，是梁森爵先生的父亲梁茂鸿。2008年下半年，我参与编写《黄圃历史文化》一书，还记得，在“人物传记”一章中，就收入“梁茂鸿”其人。看到那保存了数十年、发黄残旧的两部材料，翻阅了里面的内容，我很有感慨，觉得应该说说梁茂鸿的故事。
一
要说梁茂鸿的故事，为了写作的方便，先将梁茂鸿的传记引述如下：
梁茂鸿（1914-2004年），中山大黄圃人，出生于中山黄圃新地乡，1943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山县九区黄圃镇副镇长、工商联主任。
梁茂鸿幼年时分别在新地及黄圃塾师刘玉衡教师处受业。1927年就读于广州市立六十一小学，并于广州市二十四小学完成小学学业。1930年在广州市省立第二中学读至二年级，初中三年级转往广州市西村省立广雅中学就读，读至高中三年级因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出版抗日宣传周刊，参加抗日宣传游行被学校开除学籍，且被反动政府逮捕，囚禁于广州南石头政治犯监狱。1938年第二次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梁茂鸿保释返家后，往番禺第三村两谭小学任教师、代理校长。同年赴香港创办大众中学，自任校长，后来由于缺乏办学经费而停办。1940年从香港返回黄圃后，大力协助创办岗东小学和劝服潘浩资助大滘、将军、对甫及黄圃镇校等学校的办学经费。日后还与其兄梁锡鸿捐建对甫小学教室及图书馆。1943年前往中山县五桂山区参加中山县义勇大队刘震球的孔雀队工作，被组织上派往中山县十区陈十顷及四区竹舟麻子村一带配合地下党活动。1945年日本投降，梁茂鸿从五桂山区返回黄圃，继续搞地方统战工作，在黄圃开设经营文具百货的“丽华”商店，利用商店销售进步书刊、散发共产党宣传材料。“丽华”商店又是当地地下党的联络处，协助地下党工作。
解放初期，梁茂鸿带头购买国债、主动上交“黑枪”及协助政府清缴“黑枪”。1950年由中山县九区政府推荐为黄圃镇委员会副主任，民主建制后改任副镇长职务。1951年底正值土地改革期间，梁茂鸿被组织停止工作，着其回家动员母亲清交余粮，后组织没有恢复他的工作。梁茂鸿一直以经营“丽华”商店为生，1956年公私合营其转为国家职工。1957年因不法地主而被管制2年，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文革”期间，被清理到石场监督劳动改造。梁茂鸿虽经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他“相信党、相信人民”的信念永不动摇，无怨无悔。1979年经中山县落实办复查批准撤销原处分，恢复职工身份，1981年3月办理了退休手续。
梁茂鸿早年参加工作，曾任黄圃镇副镇长属国家干部，1988年经中山市落实干部政策领导组讨论决定，恢复梁茂鸿国家干部身份，由退休改为离休，工龄从1943年算起，享受土改前离休干部待遇。
二
从传记中，我们还可以得知，梁茂鸿于1979年获平反，但当时只是撤销原处分，恢复职工身份。到1981年3月，梁茂鸿仍以“职工”身份退休。而这，也是不尽合理的。毕竟，他于1935年就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因参加革命工作坐了两年监牢，1943年就参加了五桂山抗日游击队。就是不说他的革命功劳，光说1956年“公私合营”时，他也是“丽华”百货店的老板，没收了人家的财产，将人家贬为“职工”也是不仁道的。因此，1984年10月，梁茂鸿又写了一份篇幅更长的申诉书，这回的标题就只是“申诉书”三字，而不是“我究竟是个什么人”了。
梁茂鸿要争取的，是他的合理待遇。在申诉书的开头，他除了写了一段“感恩戴德”的话，接着就申诉了：“奈何我的退休工龄，只以解放后56年参加工商业公私合营开始计算，前段历史没有关联，这是关系我本人的政治生命。按当今党的政策，可否追认我过去的工龄，恢复我的公职，以慰知情，以励来者，更可消除影响于万一，使我发挥余热，便于工作，不负众望……”
幸而，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毕竟渐见清明，有冤有怨，也有了投诉之门，也有了受理之人。1988年，经中山市落实干部政策领导组讨论决定，恢复梁茂鸿国家干部身份，由退休改为离休，工龄从1943年算起，享受土改前离休干部待遇。
至此，年已74岁的梁茂鸿，可以昂首做人了。从1988年到2004年，梁茂鸿有16年时间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三
纵观梁茂鸿先生的“革命史”，有几段都是值得一提的。
梁茂鸿于1927年到广州读书。在第六十一小学和第二十四小学完成高小学业。之后在广州市二中读初一和初二，后转到著名的广雅中学读初三及高中三年。在广雅中学读书期间，梁茂鸿即受到共产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影响，与曾生等成了学生领袖。1935年12月，响应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他们发动广雅学生参加抗日示威游行。及后，他们被学校开除学籍。之后，梁茂鸿与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敬、曾生到香港继续办抗日宣传刊物。1936年，梁茂鸿与刘伯怡等同学从香港回广州继续作抗日宣传活动，不久，梁茂鸿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广州南石头政治犯监狱坐牢，受尽折磨而不屈。其后，被判“共案”五年徒刑，双脚戴上沉重的铁镣。同时坐牢的，有他的同学钟文钜、苏秉鉴等。1938年，国共第二次合作，释放政治犯，梁茂鸿才得以出狱。
1938年，曾生从香港写信给梁茂鸿，邀他到香港工作。于是，梁茂鸿到了香港海华中学当教师。海华中学在九龙油麻地南京街四号三楼，并非一般的中学，它是东宝惠抗日游击队在香港办的一所学校，校长就是游击队司令员曾生，教员有从陕北公学来的沙克等。当时教的是内地的抗日课本，师生们在课余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尤其是募捐活动，募捐所得款项全部汇往陕北边区。
1940年，梁茂鸿从香港返乡，与当时的中山九区抗日游击队梁伯雄大队长和郑民政委取得联系。梁、郑以梁茂鸿为当地人，安排他搞统战工作。1943年，梁茂鸿接郭大同的通知，与郑民通过敌人重重封锁的五桂山区，参加由郭大同主办的政治学习班，结业后留部队工作。当时的中队长为刘震球，副中队长为郭大同，队名为“孔雀队”，是一支著名的抗日战斗队。
1944年，梁茂鸿离开“孔雀队”，回到家乡继续搞统战工作。其时，中山黄圃地区形势特殊，敌伪顽我四方错杂，梁茂鸿利用自己在乡间的关系，借助办学，周旋于黄圃地区的乡绅吴元汉、吴兆华以及大天二潘浩等之间，掩护共产党的抗日武装领导人如梁伯雄、郑民、郭大同、李光、刘波、欧初等的活动。
1945年，敌伪发动中山“四一二”事变，围攻梁伯雄部队，梁伯雄牺牲。郑民被俘。梁茂鸿通过本地关系，积极营救保释郑民。但敌伪当晚将其秘密杀害。梁茂鸿得知，四处寻找其遗体，数天后，终在尖峰山下发现一块草地布满血迹，苍蝇密布，他挖开泥土，见到血肉模糊的郑民的遗体，于是，请当地的土工将其埋葬。
抗战胜利后，梁茂鸿向舅父借得资金，在黄圃镇上开设了“丽华”文具店，此店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掩护过革命同志，如李斌；收集传递敌方情报；帮助进步青年如刘猷辉、刘宏业等投奔革命队伍，为中山和黄圃地区的解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对革命有如此贡献的人，解放后却无端受了许多苦难，的确是很不应该的！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希望以后尽量少些吧！
尾声
上文中提到的曾生、郭大同、刘震球、欧初、李光、李斌、刘波、钟文钜、苏秉鉴等，解放后都是市厅县级的干部，尤其曾生，为广州市市长、广东省副省长，但是，梁茂鸿就没有这样的仕途和官运了。
本文的标题，用了《也值得永远纪念的乡贤》，为何用个“也”字？原来，2008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乡贤》，发表在当年8月24日的《中山日报》上。此乡贤何人？他叫梁锡鸿，一位著名的岭南画家。原来，梁锡鸿就是梁茂鸿的哥哥。兄弟俩走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是，只要为民族抗战，为革命，为社会，为艺术作出过贡献的人，都是应该值得永远纪念的。
梁茂鸿先生的这两份材料，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广州学生参与“一二·九运动”、国民党监狱、香港海华中学、中山五桂山抗日游击区、抗战期间中山黄圃地区的敌我关系、解放后公私合营等等。征得梁森爵先生的同意，我已交给市档案馆保存，档案馆也认为有一定的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