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清溥仪

    1908年11月14日，清德宗光绪帝载湉病死。光绪帝真的是病死吗？和清朝多个皇帝一样，死因总有可疑，这又使得历史学家很有兴趣地去考究一番了。

    对光绪帝的死，清朝的官方宣布当然是病死的，但是，外间总不大相信。而这个不相信，也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首先，光绪帝虽然平时已多病，身体很羸弱，病死是不奇怪的，但是，在一两天之内即病重而死，这就不大正常了。其次，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光绪帝就死在慈禧太后的前一天！慈禧太后当时已73岁，要死也不奇怪，但是，她死的前一天，38岁的光绪帝先死，这就总觉得有蹊跷。联想到34年间两个人的关系，以及由他们牵涉到的其他人，这就不能不让外间判定，光绪帝不会是病死的，而是被害死的。

   那么，光绪帝被谁害死？在慈禧太后病重，随时会归西的情况下，谁最害怕光绪帝名正言顺地亲政？很容易便找到这两个人，一是李莲英，一是袁世凯。太监总管李莲英，即小李子，长期依仗着慈禧太后，狐假虎威，他以及他手下的太监，都是监视光绪帝的爪牙，如果慈禧太后一死，光绪帝亲政，他绝不会放过李莲英。慈禧太后身边的女官德龄，在她后来所写的记实著作《瀛台泣血记》中，就肯定是李莲英下毒害死光绪帝的。第二位是袁世凯。在戊戌维新中，袁世凯出卖光绪帝，致使维新失败，光绪帝被囚。如果光绪帝亲政，不可能不拿问袁世凯。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谈到是袁世凯使人送去一杯药，光绪帝便突然死去的。

   其实，最可能害死光绪帝的，正是慈禧太后本人。她在病危中，深怕自己死后光绪帝亲政，继续推行维新变法，所以，在自己死前，先将光绪帝弄死。慈禧太后完全有这个动机，这个必要。有一件事最值得深思：在光绪死前的一天，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两道谕旨。其一是命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在宫中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其二是，授载沣为摄政王。这两道谕旨，肯定不会出于光绪帝的本意，肯定是慈禧太后的安排。这两项安排，她必须要在自己和光绪帝死前完成。为了保险，她要看到这事的真正实施，所以，光绪帝必须先她而死……

   从以上分析，光绪帝被害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封建社会中，国王和皇帝被害死的事比比皆是，并不奇怪。现代考古学家对光绪帝的遗物进行了科学化验，发现砷的含量严重超标，说明光绪帝很可能是被砒霜毒死的。

   那么，慈禧太后又为何选到溥仪为继承者？这原因又很复杂。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譞生有7子。嫡福晋就是慈禧太后亲妹叶赫那拉氏，生4子，一、三、四子早死，二子就是载湉，过继给慈禧做儿子当皇帝，就是光绪帝。二侧福晋刘佳氏生三子，就是载沣、载洵、载涛。1891年醇亲王奕譞死，谥号“贤”，后称醇贤亲王。8岁的儿子载沣继承王位，为第二代醇亲王。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打死，联军统帅瓦德西公开要光绪帝17岁的五弟载沣前往德国，为克林德事件道歉。载沣到德国后，受到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为了笼络载沣，慈禧太后将心腹大臣荣禄之女嫁给载沣，他们的儿子溥仪便在1905年诞生。戊戌政变和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庆亲王奕劻和北洋大臣袁世凯位高权重，慈禧太后不放心袁世凯，逼其交出北洋兵权。1908年慈禧太后病重时，她听到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袁世凯策划废掉光绪帝，拥立奕劻之子载振为皇帝。因此，慈禧太后拿定主意作最后安排。她令庆亲王奕劻去视察东陵工程；同时将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所部六镇北洋军调离北京，令陆军部尚书铁良所统辖的第一镇进京换防。然后，她再发布谕旨，令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其子送宫中教养。奕劻知道消息赶回北京时，已经既成事实，唯有叹息而已。

   11月14日，光绪帝死去，慈禧太后终日料理大事，至晚才休息。11月15日，她一早便起，召见军机大臣、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谈话多时，以新帝名义下一道谕旨，尊光绪皇后为隆裕皇太后。慈禧太后并未想到自己很快也要死去，不料，午饭时分，她突然晕倒。她自知末日已到，急召隆裕皇太后及摄政王载沣等，安排后事。她认为，有自己亲侄女以及光绪帝亲兄弟摄政监国，自己也去得放心。傍晚时分，统治了中国47年之久的慈禧太后终于死去了。

   慈禧太后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国迅速走向衰败，这和她的专横跋扈、奢侈腐化、无知媚外等所作所为有着直接的关系。似乎很难找出她还有些什么优点，如果实在要挖掘出一点，那么，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平反昭雪，可以算她做的一件好事吧。此案说的是，同治、光绪年间，余杭有个卖豆腐的人叫葛品连，妻子毕氏美艳，人称小白菜。县令刘锡彤之子强逼小白菜与他私通成奸。后举人杨乃武爱上小白菜，准备纳她为妾。此时，葛品连刚好得急病死去，刘锡彤之子卖通葛品连母亲，告杨乃武与小白菜合谋用砒霜毒死自己儿子。官府开棺，验尸草率，认定毒杀，并将小白菜与杨乃武屈打成招，判处凌迟处斩。案卷层层上呈，皆无异议，至都察院，翁同龢认为疑点不少，在京的浙江籍官员亦呼吁重审。于是，慈禧太后下令刑部重审，终使杨乃武与小白菜得以平反昭雪，刘锡彤等十多位官员或革职或充军。

   慈禧太后死后，还要带走大量稀世珍宝，她的陪葬品多得数不胜数，光是她的寿衣，就镶着大珍珠420粒，中珠1000粒，小珠4500粒，大小宝石1135块。但是，到了1928年，却有一位土匪将军孙殿英，用炸药炸毁她的墓门，盗走她墓穴内的珍宝，她的尸骨也遭到亵渎，这恐怕是尊贵了一辈子的 慈禧太后所预计不到了。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清朝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迎来了最后一位皇帝。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1908年12月2日，清廷为3岁的溥仪举行登极大典，接受宗室王公和文武百官的朝贺，定年号为宣统，因此，溥仪又称宣统帝。这天，天气寒冷，溥仪在紫禁城太和殿的龙椅上坐不住，又哭又闹，摄政王载沣跪着扶住他，嘴上不停地说：“别哭，别哭，这就完了，这就完了。”摄政王的话仿佛是预言，预示着清朝的统治很快就完了。

    此时的大清帝国，已经相当的腐败落后，官吏盘剥，加上各地水旱等灾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10年末到1911年初，东北大地还爆发了一场通过空气可以人传人的鼠疫，病死者无数，并且有向关内蔓延的危险。东三省总督锡良上折向朝廷求救。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力荐31岁的留英医学博士伍连德。 伍连德，出生于1879年，马来亚华侨，英国剑桥大学等毕业，医学博士。1907年受清政府邀请，回国任教，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此时，伍连德受命带着一名助手赴东北，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通过灭鼠、隔离、焚尸等手段，经过数月的努力，终于遏制住了这场可怕的灾难。

    由一位小皇帝以及一班腐朽大臣支撑着的大清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谁来救民于水火，谁来改天换地，振兴中华？ 

   在清朝末年，中国人已开始走向世界，或游学，或游历，尤其是在广东等省。而在30年前曾派遣最多幼童留美的香山县，更是形成风气，不少人通过香港或澳门，到檀香山，到南洋、到美洲生活、工作和学习。在上一节中，我们讲述了《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要向列强赔偿巨款4亿5千万两。1900年为庚子年，这笔赔款通称“庚子赔款”，简称“庚款”。1909年，美国政府与清政府协定，清政府可以每年利用美国政府退还的部分“庚款”，派遣学生留学美国。于是，便出现了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其中便有香山人、后来曾任民国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的唐悦良等。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人中，还有一位香山籍人，他就是孙文。

   1866年11月12日，在广东省香山县的翠亨村，农民孙达成家妻子杨氏诞生了一位男孩。他乳名帝象，入学时叫孙文，17岁到香港读书时取号日新，两年后取字德明，20岁在香港中央书院上学时，改号为逸仙；1897年，他在日本化名中山樵，革命党和日本人叫他“中山”；辛亥革命后，学者章士钊将孙姓与“中山”连用，从此，“孙中山”这名字才被普遍称用至今。

   孙中山出生贫家，儿童时便要干农活，故他曾感叹说：“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早知稼穑之艰难”。后他大哥孙眉离乡背井到了夏威夷谋生，经营农牧业兼商业，他家境才好起来。七八岁时，村中有位太平天国老兵，常给孩子们讲述太平军反清的故事，令他很神往。 孙中山9岁入村塾，接受传统教育。1879年，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到夏威夷檀香山读书，他感慨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883年7月，孙中山回乡，因与好有陆浩东破坏村中北极殿，反对迷信活动，得罪村民，被大哥送到香港读书。1885年，年仅19岁的孙中山在父母包办下与商人之女卢慕贞结婚。是年，中法之战，中方取得镇南关大捷，迫使法国内阁下台，但腐败的清政府却与法国签订投降卖国的《中法安南条约》。孙中山说：“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于是，他结识了三合会首领惠州人郑士良，并与同乡 人杨鹤龄、新会人陈少白、顺德人尢列志同道合，被人同称“四大寇”。

   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他说：“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1993年冬，孙中山邀集陆浩东、郑士良、陈少白、尢列以及任清海军管带的同乡人程璧光、程耀寰、程奎光兄弟等在广州南园的抗风轩开会。在会上，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斗争口号，并打算成立一个团体，但因人数不多，没有组成。这段时间，孙中山也受到改良主义思想家乡人郑观应等影响，向清政府提出改良主张。1894年1月，孙中山在翠亨村，闭门10多天，写出了长达8000多字的长信准备呈给李鸿章，史称《上李鸿章书》。6月，孙中山与陆浩东北上天津，凭着郑观应和王韬等著名维新派人士的推荐信，孙中山顺利将上书转到李鸿章手中。但是，李鸿章并没有接见孙中山，更没有采取他信中的政治主张。这次北上的碰壁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使孙中山感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必须“以倾覆而复更之”，才能挽救中国。

   清初，清军入关，一路屠城，罪行累累，清朝建立后，将这些累累罪行都进行掩盖。扬州十日屠城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之《扬州十日记》被列为禁书。清末，有识之士远赴日本，将此书带回国内，被清廷尘封了二百余年的真相得以重见天日。此书在国内广为传阅。革命党人陈天华在所著之《狮子吼》中提及此书，说“遗民于绝境中逃出生天，所撰之血泪篇章，详述屠城之惨”。满族统治者入关时的屠城真相，无形中又成为激励民众反抗的重要力量。

   1894年10月，孙中山再到檀香山，联络发动当地华侨，11月24日，孙中山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大会通过《兴中会章程》，孙中山领大家举行宣誓仪式，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2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梁启超等采取“公车上书”形式，孙中山采取的，却是武装斗争的形式，决定发动广州起义。10月，兴中会选举孙中山为起义总指挥，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潜入广州，杨衢云留在香港，分头准备。但是，由于准备不足，加上起义计划泄露，起义还没有正式发动就被镇压，陆浩东等被捕遇害。1895年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武装斗争的起点。而陆浩东，则是为共和献身的第一人。

   由于广州起义流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受到清廷的悬赏通缉，孙中山远赴美国，再转欧洲。1896年10月，他在英国伦敦被清廷驻英公使馆软禁，幸得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德黎和孟生的营救，才避免遣送回国处以极刑的厄运。这段时间，孙中山主要到世界各地宣传革命，并创办报纸，成立兴中会分会。1900年义和团在北方蓬勃发展，孙中山决定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响应。10月，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领导起义，屡败清军，后因日本政府阻挠，起义失败。史坚如为配合起义，以炸药轰炸两广抚署，谋刺署理总督德寿，不中而被捕，英勇就义。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在其后数年，孙中山依旧在世界各地宣传革命，筹集革命经费，争取各国政府和民众支持，成立留学生革命组织，同时，还要和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进行论战。

   这一时期，除了兴中会，其他革命团体纷纷兴起，上海有蔡元培、章太炎等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龚宝铨、蔡元培的光复会；长沙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组织的华兴会，黄兴、马福益、刘揆一组织的同仇会；武昌有刘静庵、张难先组织的科学补习社，刘静庵、曹亚伯组织的日知会；东京有秦毓鎏、叶澜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等。各革命团体大造革命舆论，令清廷感到恐慌。1903年夏，上海《苏报》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活动，聘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等为撰稿人，发表推荐邹容《革命军》和章太炎驳斥康有为改良主义政见的论文，鼓吹革命。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工部局，于6月底逮捕太炎，邹容不久亦入狱，《苏报》被封。章、邹二人在会审法庭上坚持斗争，成为轰动国内外的政治事件。后章、邹被判监禁，1905年，邹容病死在狱中。

   面对人民革命情绪的高涨，清廷除了镇压外，慈禧太后也想通过一些怀柔手段拉拢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抵制革命，于是，清廷提出，准备立宪，并宣布于1905年7月，派出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随后也宣布预备立宪。详情在上一节已有叙述。

   为与清廷的预备立宪相呼应，各地的保皇派也加紧活动。在美国的康有为，要将海外170余埠的保皇会改名国民宪政会。江苏、浙江等省的君主立宪派张謇、汤寿潜等为促进清政府立宪，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梁启超、蒋智由等在日本成立政闻社，发表宣言，创办《政论》，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主张。1908年，清政府为抵制迅速发展的革命，欺骗人民，也颁布了《宪法大纲》。这《宪法大纲》除了允诺给人民一些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外，重要的是保护皇权的世袭和不可侵犯。随后，各省便成立地方咨议局，选派一批官绅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当议员，江苏张謇、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浙江汤寿潜、四川蒲殿俊等后来都出任咨议局局长。

   清廷企图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并不能迷惑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是要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1905年7月，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等到了日本东京，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会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尤其是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他们认为革命团体必须头脑清醒，如果各自战，势必力量分散，无助革命的成功，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在日本友好人士内田良平、宫崎寅藏等的协助下，8月20日， 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联合，成立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政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为总理，黄兴等分任执行、评议、司法等工作。中国同盟会的政纲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由章炳麟、陶成章等为主编，胡汉民、汪精卫等为主笔，第一次公开阐述了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并与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主张保皇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各种的斗争和武装起义。1905年12月，陈天华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愤而投海自杀，留下绝命书，鼓励同志誓死救国。陈天华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位牺牲的会员。

   1906年，同盟会策动湖南会党与矿工起义。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国，联络会党首领龚春台，相约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12月初，起义爆发，声势浩大，屡败清军。清政府调集数万军队镇压，起义军终至失败，刘道一牺牲。计划支持萍浏醴起义的刘静庵被捕，后死于狱中。

   1907年，徐锡麟、秋瑾准备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枪杀清 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局。后起义失败，被捕后英勇牺牲。徐锡麟失败后， 经内奸胡道南告发，清政府发现绍兴大通学堂主持、同盟会会员秋瑾与之有联系， 浙江巡抚张曾扬下令缉捕。山阴县令李钟岳钦敬秋瑾之才情，不忍缉捕，多次掩护，但终被张曾扬派军官李益智领军队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 。绍兴知府贵福严刑拷问，秋瑾坚贞不屈。尽管有李钟岳暗中保护，15日，秋瑾仍于轩亭口就义。秋瑾生于1875年，浙江绍兴人，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德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号鉴湖女侠，就义前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句子。

   秋瑾牺牲后，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边，墓旁有鉴湖女侠祠。李钟岳因自己为秋瑾辩护不成功，还最终被迫押送秋瑾赴刑场，深感愧疚和痛愤，遂于1907年10月29日在寓所自缢身亡。时人因其义行，于鉴湖女侠祠内供奉其神位。 浙江巡抚张曾阳，因参与捕杀秋瑾而声名狼藉，后虽调离浙江仍难以平民愤。张曾扬忧惧成疾，辞官回湖北原籍，1920年病逝。绍兴知府贵福更是声名狼藉，被调离浙江，但哪个地方都不 被接受，最后退出官场，隐名埋名老死乡间。告发秋瑾的内奸胡道南，在秋瑾死后不久，即被革命党人暗杀。领兵逮捕秋瑾的军官李益智事后惊惧逃亡， 后被烧死在广州大沙头的花艇中。

   至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则继续在南方领导武装起义。1907年5月，命余既成率众在潮州黄冈起义，6日后失败，此为第3次起义。6月，命邓子瑜率众在惠州七女湖起义，10日后失败，此为第4次起义。9月，命王和顺等在钦州王光山起义，连破防城等要地，10余日后失败，此为第5次起义。12月，命黄明堂等在镇南关起义，并亲自指挥，7日后因粮弹不济失败，此为第6次起义。1908年3月，命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此为第7次起义。4月，命黄明堂率众于云南河口起义，此为第8次起义。1910年2月，倪映典在广州发动新军起义，事败殉难，此为第9次起义。

   孙中山领导的九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花费了大量金钱与军火，牺牲了不少同志，同盟会中有些会员意志消沉，一些领导人也不满，怀疑孙中山侵吞海外华人捐款，想借机罢免他。保皇派梁启超等也煽风点火，不但批评同盟会的暴力革命，也讽刺同盟会领袖贪生怕死，是“远距离革命家”。

   面对外界的指责，汪精卫很不忿，为挽回信任，他决定刺杀以贪腐闻名的庆亲王奕劻，以证明他们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孙中山、胡汉民强烈反对，但汪精卫坚持己见，在1910年3月，他与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曾醒、陈璧君、方君瑛等会员组织了一个暗杀团，秘密前往北京。因奕劻家戒备森严，他们改变计划，直接刺杀摄政王载沣。4月，刺杀之事因不慎败露，汪精卫、黄复生被俘。汪精卫料定必死无疑，在狱中慷概陈词，并写下绝命诗：“慷概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英雄事迹轰动朝野。汪精卫如果此时被处死，将是名流千古的大英雄。

   按理说，刺杀摄政王是不赦之罪，但清廷内部陷入争执，载沣等认为非杀不可，肃亲王善耆敬重汪精卫之才情，以安抚民心，同时顾及国际形象为由，力主从轻发落。在肃亲王的劝说下，摄政王载沣同意饶汪、黄不死。4月29日，清廷以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死罪，判处终生监禁，亲属、同党盖不株连。其后，肃亲王还多次到监狱，与汪精卫谈诗说词，纵论天下。 对此，汪精卫心存感激。

   清廷在遭受革命党人的刺杀及起义行动的冲击的同时，西藏方面也出了问题。1908年，西藏地区以土登嘉措为首的上层集团试图按照唐朝的版图，要求建立大西藏，实际是变相的想搞独立。清廷不得不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以武力入藏。1909年秋，赵尔丰率领两万四川边防军从成都出发，直趋西藏。日后成为“湘西王”的陈渠珍为军中管带，目睹了64岁的赵尔丰身穿戎装坐于马上的雄姿。清军经历恶劣的天气和地理环境，一路击败藏军，达赖和西藏的高层纷纷出逃。1910年初，清军进入拉萨。清廷随即宣布，土登嘉措叛国投敌，废除其达赖名号。随即，赵尔丰开始对西藏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废除贵族和土司的封建特权，废除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鼓励垦荒，兴厂开矿开设新式学堂，改善交通和通讯环境等。赵尔丰入藏平叛之举，值得肯定和记入史册。但他其后的遭遇，又令人扼腕。

   经过9次起义皆失败，孙中山并没有气馁。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再次发动广州起义。会议后，孙中山到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筹款。此时，曾帮助康有为训练中国保皇军的荷马李，转而支持和帮助孙中山筹款和训练军事人员。黄兴、赵声在香港组成统筹部，派人至新军、巡防营和会党中活动，各地同盟会员纷纷赶来参加。1911年4月，黄兴等选拔800人组成先锋队即敢死队，在广州陆续设立秘密机关30余处。计划占领广州后，即分兵大举北伐，通知各省革命党人相机响应。因事前走漏消息，清两广总督张鸣岐严加戒备， 黄兴等即改变起义计划，在实力尚未集中而又不得不发的情况下，4月27日，黄兴率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分队与大量清军展开激烈巷战。起义军奋战一昼夜，终因伤亡过大，被迫退却。喻培伦、方声洞、林时爽、李文甫、林觉民、徐广滔等100多人英勇牺牲。清政府 将死难者曝尸街头，以此儆众。后革命党人潘达微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冒死收尸，得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赵声也于起义失败后逃往香港，不久即病死。孙中山对是役牺牲了许多同盟会的精英感到非常悲痛，但他高度赞扬同志们的战斗精神，称 是役之悲壮，使得“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

   早在1909年初，摄政王载沣摄政时，首先就将出卖自己哥哥光绪帝的袁世凯罢免。他重用满族大臣，如奕劻，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兼管陆军部；端方，川汉铁路大臣；赵尔丰，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再署四川总督；瑞澄，湖广总督；铁良，陆军部尚书、江宁将军 等。1911年5月，清政府决定裁撤军机处，改设内阁，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永昌为协理大臣，善耆、载泽、载洵、荫昌、绍昌、溥伦、寿耆、梁敦彦、唐景崇、盛宣怀为各部大臣。阁员共13人，满人占9人，汉人占4人，其中皇族又占7人，故被外间称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这皇族内阁一成立，就面临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保路运动。 在这之前，1898年4月14日，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15款；1899年5月18日，清政府工部左侍郎许景澄与英德银团代表在北京签订《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35款。而这一次，也就是在1911年5月20日，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代表在北京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25款。这实际上就是将已由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 。广东、湖南、湖北、四川人民强烈抗议和反对。其中，以四川省为最激烈。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当场成立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浦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各县保路同志会亦先后成立。至8月下旬，保路运动发展为罢课罢市和抗粮抗捐的群众斗争。清政府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 镇压请愿群众，酿成了“成都血案”，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同盟会会员乘机在各县组织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清政府派端方从湖北率新军入川，这样，湖北尤其是武汉三镇，清军的兵力便显得薄弱了。

   同盟会早在湖北进行革命活动。湖北的新军中许多官兵都同情和支持革命。所谓新军，是一支不同于八旗旧式军队和湘军、淮军的新式军队。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派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北洋新式陆军。之后张之洞等总督也在地方编练新式陆军。到了1911年，全国有新式陆军26镇，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额设官兵12500多人。清政府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借以巩固其垂危的封建统治。但在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下，各省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的人日多，反而成了反清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7月间，文学社领导人詹大悲主持的《大江报》先后发表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和黄侃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等文章，湖北地方当局查封报社，逮捕并审判詹大悲和何海鸣，造成“大江报案”。9月24日，同盟会下属的文学社和共进会联络湖北新军和会党，在武昌胭脂巷召开大会，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10月，湖北革命党人趁端方率鄂军入川之机，决定于10月9日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

   9日上午，共进会领导人孙武检查炸弹时失事受伤，在汉口的机关被破坏，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闻讯，改定当夜发动。因送信人未能到达炮营，号炮未响，各营未动，而武昌的机关又被破坏，彭楚藩、刘尧澄、杨宏胜三人被捕遇害。蒋翊武被迫出走。10日上午，清湖广总督瑞澄和第8镇统制张彪将按名册捕人，形势紧迫，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在当晚起义。晚7时，工程营士兵整装待发，二排排长陶启胜查营时发现有异，派人镇压。士兵程正瀛打响第一枪，班长熊秉坤率领工程营官兵占领楚望台军械局，各营奋起，向总督府进攻。瑞澄、张彪等逃走，11日，革命军于是占领武昌。当时，孙武和蒋翊武都不在场，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的参与下，缺乏政治经验的革命党人用枪强推清军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起义军打出18星旗，代表关内18省。当时，汉族人民包括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革命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将满清赶出汉地18省，当时的“中华”概念，并不包括蒙古和东北三省。1911年是旧历的辛亥年，武昌 首义引发的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则称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全国得到迅速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有的举行武装起义，获得成功；立宪派也赞成革命，促使某些省市政权的瓦解；有些省市的督抚，也见风使舵，摇身一变，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11月27日，成都也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交出政权，12月，成都发生兵变，赵尔丰平息了兵变。兵变后，众人推举26岁的新军军官尹昌衡出任都督。尹昌衡担心赵尔丰手下尚有三千人的巡防营，于是，12月22日，将赵尔丰诱捕斩首。

   到了11月底，清政府所能控制的地区，只剩下直隶、山东、河南、奉天、新疆等。11月，武昌和江浙先后倡议由各省派代表集会，讨论建立临时政府。15日，有10省代表到上海开会，其中有立宪派代表参加。议决推武昌政府为中央军政府。30日，14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开会，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另一方面，革命的胜利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不得不起用实际掌握北洋军大权的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为挽回民心，清廷又释放一批政治犯，其中有汪精卫、黄复生二人。11月6日，汪、黄出狱，受到北京社会各界1000多人的夹道欢迎。特别是汪精卫，更是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

   此时，重新掌权的袁世凯在清朝与革命党之间权衡利弊，他指示军队，打打停停，在窥测方向。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手中没有多少武装力量，他们想以大总统的位置，利诱袁世凯倒戈，推翻清朝政权。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阳。12月1日，双方停战，派出代表商讨大局。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 此时，国内报纸已盛传，孙中山将被拥戴为首任总统。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

   武昌起义爆发及成功后，远在美国的孙中山还一无所知。在得知消息后，孙中山与军事顾问荷马李立即行动，两人分别请求会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均被拒绝。两人随后辗转从欧洲赶往中国。12月21日，孙中山返抵香港。在与廖仲恺、胡汉民等商讨时，孙中山拒绝了胡汉民等提出在粤组织武装进图全国的建议，强调从速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府为当务之急。孙中山随即北上，12月25日 到达上海。

   在组建新政府的过程中，革命党人意识到，“18星旗”“汉地18省”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对新生的政权不利，外国列强也需要新政府承认与清朝签订过的各种条约，所以东三省、蒙古、新疆等省都应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孙中山等迅速提出一个新的口号：“五族共和”。于是，17省代表齐集南京，16位代表来自关内的省，也包括来自奉天省的吴景濂。12月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诞生。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已难以到手，立即撤消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也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当时的形势，也出现反复，如湖南立宪派谭延闿就策动新军管带梅馨发动兵变，杀害了军政府都督、同盟会员焦达峰和副都督、同盟会员陈作新。同盟会员、新军第6镇统制吴禄贞也在北方被暗杀。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 他密奏隆裕皇太后，说进攻南方有困难，列强准备干涉，在此情况下，清帝应该“禅位”，以顺民心。1月6日，隆裕皇太后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溥伦、奕劻主张退位；摄政王载沣和溥伟反对。一些皇族宗室的少壮派良弼、溥伟、铁良等结成集团，坚决反对清帝退位，反对与革命政府议和，被称为宗社党。 他们主张训练皇帝亲军，发动暴动倒袁。恰好在当天，袁世凯在北京王府井的街道，遭到北方共和党人杨禹昌等人炸弹的袭击，袁世凯的随从10多人丧命，袁世凯侥幸逃脱，之后称病不露面。为防宗社党首领良弼，他密召亲兵侍卫，伺机行动。10天后，良弼遭到同样遭遇。在天津兵站司令部任副官的四川人彭家珍，武昌起义后加入同盟会，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他与张绍曾等策动起义。1月26日，他在北京良弼的家门前炸伤良弼，自己亦重伤牺牲。29日，良弼伤重而死。良弼一死，宗社党也就解体。这时，袁世凯又指使部下段祺瑞联合28名战将，从湖北前线打来电报，请求共和，并请袁世凯派全权代表与南方对话。

   良弼之死，宗社党解体，加速了隆裕皇太后接受清帝退位的决定。2月1日，她再次召集御前会议，决定清帝退位。溥仪登基后，3岁小儿什么也不懂，即使到了1911年，他才6岁，也无亲政能力，政事由摄政王载沣处置，而国家大事，实则由隆裕皇太后决定。隆裕皇太后是位平庸的妇人，“共和”是什么，恐怕她是弄不清楚的，面对袁世凯的逼迫，她也是没有多少主意的。隆裕皇太后更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一生郁郁寡欢。她在宫中没有什么贴心人，太监小德张是她唯一信任的人。小德张原名张春喜，入宫后改张兰德，后慈禧太后赐名小德张。他是继安德海、李莲英之后清宫中最得宠的太监。袁世凯深知小德张在隆裕皇太后心中的份量，所以，除了以武力相威逼外，据说他还买通小德张，小德张再向隆裕皇太后进言说：所谓“共和”，只是将载沣的权力移交给袁世凯而已，清皇室还一样住在紫禁城内。隆裕皇太后信以为真，于是力排众议，赞成共和。

   2月4日，隆裕皇太后诏令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磋商退位的条件。袁世凯主张优待皇室、皇族，革命党人为了结束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也被迫通过了袁世凯订立的《优待条例》，条例上规定：皇帝尊号不废，待以国君之礼，每年供其新币400万元费用，暂住宫中，以后迁居颐和园；宗庙陵寝及其私产，派兵保护；皇族世爵依旧，私产保护，免于当兵，享有一般公民权；满、蒙、回、藏王公世袭与宗教信仰依旧，各族与汉族平等。 此外，还代为起草《退位诏书》。退位诏书由唐绍仪、胡汉民、张謇等协商，由留日学生杨廷栋起草。起初，诏书中没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胡汉民回忆录中说是袁世凯自己加进去的。但是，曾参与其事的唐在礼在50年后的回忆则有另一说法：是隆裕皇太后害怕天下落到革命党手中，对她们母子不利，要求 将袁世凯加进去的。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决定接受革命政府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件。但是，早晨，仍有王公大臣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皇太后对内阁成员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于是，当日， 隆裕皇太后代表宣统皇帝正式颁布退位诏书。

   王宫中一些保皇派大臣，反对退位诏书，如肃亲王善耆，就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

   善耆为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后代，1866年出生于清朝贵族家庭，从小练武，武力过人，曾与手拿洋枪得洋流氓交过手，夺了洋流氓手中得枪。光绪十三年即1887年，他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并承袭了肃亲王爵位。善耆面对列强的欺凌及入侵，亦感到愤怒，也有励志改革的决心和行动。早年，他结识了一位日军的翻译官川岛浪速。在川岛浪速的提议下，根据日本的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组建了一支巡捕队。善耆也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造者之一。

   善耆又是一位坚定的保皇派，对大清的灭亡，感到无比的痛心。民国时期，善耆逃到日本占领的旅顺 。他将自己的38位儿女全部送到国外，其中35人送到日本，其余三人分别送到德国、比利时和英国。善耆嘱咐他们，永远都不要回国，不要做中国的子民。他还将一位女儿送给川岛浪速做干女儿，就是后来的汉奸川岛芳子。善耆依靠日本人的资助，曾两次发动满蒙独立运动，均以失败告终 。1922年3月14日，善耆在旅顺病死。 

   隆裕皇太后，应该是不得已为保存皇室而赞成共和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她是真心赞成共和并同意清帝退位的，如历史学家辜鸿铭，就将她比作普鲁士的路易斯王后。孙佩珩撰文赞美她“力排二三王公之反对共和论，独使皇上让政，以泯南北官民两军之战祸，其识能洞见世界之趋势，其 功足与唐虞媲美”云。不管怎样，能以这种较为和平的方式，避免过多的杀戮，使封建帝制逊位于一个立宪共和政体，总是好事。而且，民国建立后，没有对前朝的晚清官员清算，晚清留下的官员还被留用，更是一种进步。

   就这样，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清王朝终于宣告结束，同时，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宣告结束。

   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2月15日，孙大总统率领文武官员前往祭明太祖的陵墓，以告中华的光复。在典礼中，唯一允许参加的白人就是统领荣誉卫队的荷马李。同一天，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典礼结束后，荷马李突然中风。拖到5月，荷马李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11月1日病逝于家乡加州。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华民国的宪法。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5日，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在后来也承认，他这次“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从1912年开始，是中华民国时期，在此后的38年间，中国又进入了几个很特殊的时期，发生了许多很复杂的政治事件和重大战争， 这些，在其后的章节会继续叙述。

   还要作些交代的，是隆裕皇太后、摄政王载沣以及末代皇帝溥仪的结局。

   在被迫宣布清帝退位第二年即1913年，隆裕皇太后便病死，享年45岁。摄政王载沣在民国时期，过着平民生活，倒是活到了新中国成立，1951年才在北京病逝，享年68岁。

   经历最复杂的，便是宣统皇帝溥仪。溥仪在位期间，是个无知小儿，没有什么可写的。辛亥革命后，由于有《优待条例》，他仍住在紫禁城，在皇宫内享受着清朝遗老遗少的参拜并逐渐长大。令他想不到的是，1917年，在他11岁那年，黎元洪总统府和段祺瑞国务院发生府院之争。6月，黎元洪召江苏督军张勋入京调停。张勋率军入京，反而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后，又驱走黎元洪，并于7月1日拥清室复辟，改民国6年为宣统9年。张勋复辟遭到全国人民反对，段祺瑞以反复辟为名，在马厂誓师讨张，张勋兵败，溥仪做了12天皇帝后，又被赶下台。

   1921年，溥仪15岁，娶皇后婉容、淑妃文绣。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摄政内阁决定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皇帝称号并将其驱逐出宫。鹿钟麟将军到紫禁城宣布了这一决定，溥仪及其家族不得不搬出紫禁城，先后在醇亲王府、日本公使馆、天津日租界、天津张园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康有为、郑孝胥、罗振玉 、熙洽、张景惠等遗老的影响，溥仪逐渐滋生对国民政府的仇恨，梦想复辟大清王朝。

   1931年，文绣与溥仪离婚，成为当时一大新闻。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潜到东北的长春，1932年3月，他被立为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又改为伪满洲国皇帝。其间，婉容因私情被软禁，溥仪纳“妃子”谭玉玲，5年后谭病死；又纳“福贵人”李玉琴。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溥仪准备逃往日本，婉容失散后病死，李玉琴流浪回到家乡，溥仪与弟弟溥杰，以及张景惠等伪满大臣被苏联红军俘虏， 送到西伯利亚集中营关押5年。1950年8月，溥仪等伪满战犯被移交给新中国，先后在哈尔滨和抚顺两个战犯管理所被关押10年，接受改造。1959年12月，溥仪获特赦释放，成为一名公民，并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任专员，后又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4月与李淑娴女士结婚。1967年10月17日，溥仪病逝于北京，享年62岁。 有《我的前半生》一书存世。

   清朝皇帝去世后，都得以入享太庙。他们依次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福临（顺治）、清圣祖玄烨（康熙）、清世宗胤禛（雍正）、清高宗弘历（乾隆）、清仁宗琰（嘉庆）、清宣宗旻宁（道光）、清文宗奕（咸丰）、清穆宗载淳（同治）、清德宗载湉（光绪）。

   清末代皇帝溥仪（宣统）就不能入享太庙了，但是，他最终归入了人民的行列，这是他的先祖们不能享有的权利。

   清朝也有27位大臣得以配享太庙，他们是：礼敦（努尔哈赤伯父）、额尔衮（努尔哈赤二伯父）、斋堪（努尔哈赤三叔）、雅尔哈齐（努尔哈赤同母弟）、代善（努尔哈赤次子）、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第六子）、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铎（努尔哈赤第十五子）、豪格（皇太极长子）、岳托（代善长子）、胤祥（康熙第十三子）、策凌（蒙古族将领）、僧格林沁（蒙古族将领）、奕忻（道光第六子）、扬古利（努尔哈赤女婿）、费英东（鳌拜伯父、清初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清初开国五大臣之一）、图尔格（额亦都第八子）、图赖（费英东第七子）、图海（康熙朝名将）、鄂尔泰（乾隆朝军机大臣）、张廷玉（康雍乾三朝重臣）、兆惠（乾隆朝将领）、傅恒（乾隆小舅）、阿桂（乾隆朝将领）、福安康（傅恒第三子）、和琳（和珅弟）。

   最后，还是循前例，谈谈清朝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情况。

   1、农业的发展

   清代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三年），达到890万顷。
   清代人口的增长也很迅速。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数字是1913万。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为2462万。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乾隆以后，统计方法变了，总括大小男妇数。1741年（乾隆六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亿4300多万；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亿100多万；1840年（道光二十年），更增长到4亿1200多万。人口的大量增加，表明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
   在水利的兴修上，当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明末清初，由于黄河下游堵塞，多处决口，黄、淮合流，给两岸农田造成严重灾害。康熙时大力修治黄河，通过广大民工十来年的辛勤劳动，终将“淮黄故道，次第修复”，暂时缓和了黄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胁。另外，康熙时，劳动人民还完成了永定河的修浚工程。当时，每年用在治河上的经费达三百万之巨，足见康熙帝对治河的重视。雍正时，又扩大修筑江、浙的海塘，使沿海地区的肥沃农田免受海潮的侵袭，还将部分海滩辟为良田。其他各地也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
   由于注意精耕细作，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显著提高。如稻米生产，在江浙、湖广、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区，一般都亩产两三石，多者可以达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康熙时在江南大力推广双季稻，使单位面积产量进一步提高。由于“苏民精于农事”，达到了“五年耕而余二年之食”。台湾稻米的总产量也很高，一年所产足够四年之用。北方京、津等地试种、推广水稻，也取得较好的收成。
   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础上，种植更加盛行。不仅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产区，而且东北也成为重要的棉花产地。在松江府属诸州县，“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河南的棉花也大量输出。植桑养蚕也很兴盛，如浙江、江苏、广东的一些地区，农民都大量种植桑树。特别是浙江省，“蚕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区，“尺寸之堤，必树之桑”。所获之利，比种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余倍。甘蔗的种植在广东、福建、台湾等地也十分普遍。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白紫二蔗，动连千顷”。台湾更是“蔗田万顷碧萋萋”。烟叶的种植也已推广到全国各地。在“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而耳闻于他省者，亦如之”。清代经济作物的发展，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2、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还是发展很快。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清代，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不说官窑，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岁产蔗糖“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乾、嘉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从前大厂（砂丁）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商业的繁荣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

   3、经济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也更加繁荣。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华。如苏州“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这种情景在风俗画《盛世滋生图》中有形象地反映。其它如天津、济南、开封、太原、广州、厦门等地，也都是商业繁荣的都市。
    各地中小市镇的发展更为突出，这是随着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如湖北的汉口镇，“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商业往来，以“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而各省会馆亦多”。广东的佛山镇，乾、嘉年间已发展成有622条大小街巷和数十万人口的工商业大市镇。河南的朱仙镇，也因地处南北水陆交通要道，也成为一个有名的商业市镇。
    由于经济作物种植的不断扩大，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农村市场也随之发展起来。这种农村市场，在江浙地区十分活跃，尤以苏、松、嘉、湖、杭等地特别发达。如苏州府的震泽镇，在明代只有数百家，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到清代乾隆年间，“居民且二三千家”，“栋宇鳞次，百货俱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北方的农村集市也有很大发展。但规模、数量还是繁荣程度，都比不上南方。
    清代还出现了不少财力雄厚的富商。如山西的票号，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和各地的粮商、布商等，资财都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两。他们盘剥的巨额利润，主要仍停留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范围内。
    清朝的对外贸易，比以前也有所发展。中国出口的货物有茶叶、陶瓷器、生丝、绸缎、棉布、纸张、纸伞、干果、线香、烟草、铁锅、家具、糖、人参、牛马、谷物、豆、羊肉、麦粉等，进口的商品多为毛织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种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庆以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上始终保持着出超的地位。

   4、失去经济现代化的两次机遇

   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地大物博，无需同外国进行交易，再加上害怕中国人同外国人接触对他们的统治不利，因此采取了闭关自守政策。清廷不断下达各种有关海外贸易的禁令，对中国人出海经商和外国人来华贸易，都有种种严厉的防范和限制。这不仅严重地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而且也影响了国内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失去两次经济现代化的良好机遇。在300年前，在世界经济现代化启动的前夕，中国仍然是世界财富的中心，也是世界经济的两个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崛起的欧洲。当工业革命悄悄改变欧洲经济体系的时候，中国还沉睡在“中央之国”的迷梦里。在世界经济现代化的300年里，中国丧失了三次经济现代化的良好机遇，在清朝就有两次。

   第一次是1793年错失第一次工业革命扩散的机遇。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1763年前后，1825年英国议会解除机械出口限制，工业革命向欧洲大陆扩散。1793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第30年，英国国王乔治派使者访华，请求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清朝皇帝乾隆，拒绝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使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晚了约70年。

   第二次是1842～1860年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步的机遇。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没有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反而用幻想来欺骗自己，拒绝去认识外面的世界，拒绝改变旧制。当时的欧洲，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酝酿之中。1870～1913年以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抓住机遇并获得成功。尽管1860～1894年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但这种工业化是被迫的和被动的。

   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上海等地开埠，开辟租界。到50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开设的工厂企业出现，才产生了首批近代产业工人。此后，在清朝官办工业企业和中国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中，也产生了近代产业工人。与此同时，在中外资本经营的近代航运业、码头仓栈业和商业金融业中，还有一批船员、苦力和店职员。例如，到清末，上海已有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约5万人职工队伍，数量虽然还很小，但表明与大工业生产相伴而来的上海工人阶级已经产生。除了上海，天津、唐山、济南、郑州、武汉、长沙、福州、广州等城市都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在重工业方面，也只有一些造船业、采煤业、采矿业，一些规模不大的枪炮厂等。值得骄傲的，是广东南海人詹天佑主持修筑的京张铁路。京张铁路建于1905至1909年，是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一条工程巨大的铁路。还有广东恩平人冯如，1909年在美国自行制造出一架莱特式飞机，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公司。

   5、文学艺术

   清朝长达268年，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以及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

   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杭世骏、洪亮吉、阮元、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俞越、王闿运、严复、辜鸿铭等。

   文学家有钱谦益、归庄、尤桐、毛奇龄、陈维崧、朱彝尊、屈大均、张潮、戴名世、曹寅、方苞、刘大櫆、纪昀（纪晓岚）、赵翼、姚鼐、张惠言、吴汝伦、林琴南等。

   文学批评家有毛宗岗、金圣叹、刘熙载等。

   小说家有蒲松龄，著《聊斋志异》；吴敬梓，著《儒林外史》；曹雪芹，著《红楼梦》；高鹗，续《红楼梦》；程伟元，整理《红楼梦》；李汝珍，著《镜花缘》；文康，著《儿女英雄传》 ；刘鹗，著《老残游记》；吴沃尧，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嘉，著《官场现形记》；黄小佩，著《廿载繁华梦》；曾朴，著《孽海花》等。 游记作家有张德彝，著有《航海述奇》系列。

   诗人词人有吴伟业、宋琬、施润章、王士祯、查慎行、纳兰性德、赵执信、沈德潜、严遂成、袁枚、张维屏、周济、陈澧、莫友芝、李慈铭、冯煦、黄遵宪、陈三立、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 以及出自苏杭一带的才女柳如是、徐灿、贺双卿、陈端生、沈善宝等。

   史学家有章学诚、汪中、夏曾佑等。

   书画家有蓝瑛、王时敏、普荷、萧从云、朱耷（八大山人）、王翚、吴历、恽寿平、石涛、王原祈、华喦、汪士慎、好凤翰、金农、郑燮（郑板桥）、任熊、虚谷、居廉、居巢、翁方纲、何绍基、赵之谦、吴友如、任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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