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执政与复辟帝制

                                       (一)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2日通电各省改用阳历。13日,各省通过了政府人员的任命事项,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兴,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交通部总长汤寿潜,参谋本部总长黄兴。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111日,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五色旗为国旗。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国内形势极极其复杂,清政府还未倒台,袁世凯则手握重兵,威胁着南京政权。南北双方的代表到上海和谈,并没有实质的成效。当时,在南京周围有10几万起义部队,孙中山本来想派部队北伐,一直打到北京。但是,孙中山拿不出钱犒劳军队,想向日本的洋行、财团借钱,而不成功。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幼稚明显暴露,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立宪派等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被迫妥协。孙中山本人也急于完成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于是,提出只要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使清帝退位,孙中山将让出临时大总统职位给袁世凯,而这正是袁世凯所希望的结果。孙中山这样做,一方面是迫于形势,同时也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另一方面也可说明他一心为国而并不贪恋权位。

    在得到上述保证以后,袁世凯即以武力胁迫清政府。1912212日,清廷隆裕皇太后及摄政王载沣被迫宣布清宣统帝退位,退位诏书由清朝大学者洪亮吉的儿子洪述祖代拟。2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共和。同日,孙中山遵守诺言,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独裁,在辞职咨文中提出三个条件,即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任职,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切法令。对此,袁世凯都表示答应。2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之所以提出三个条件,是想将袁世凯调离开他的老巢京津,并以约法及其他民主制度对他加以限制。218日,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为专使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于227日抵达北京。

    然而,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当然不会顺从地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当蔡元培待专使到北京后,袁世凯指使亲信曹锟等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造成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南下就职的局面。蔡元培等专使只好离开北京回南京。36日,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3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325日,唐绍仪到达南京组织新内阁,接收临时政府。在第一届内阁中,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唐绍仪(兼)、参谋总长黄兴。内阁成员中,袁世凯的亲信及立宪派占去一大半,属革命党人的黄兴、陈其美也未就职。4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4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就这样,袁世凯以阴谋手段夺取了政权,后人称之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和临时政府北迁,标志着辛亥革命成果落到了大军阀、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手中,中国开始进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表面上还装作拥护共和,遵守《临时约法》,但是,他可以随意干政,如熊希龄组“名流内阁”,向袁世凯提交阁员名单:外交汪大燮、内务刘人熙、财政梁启超、司法沈家本、陆军陈宦、海军萨镇冰、教育范源濂、农商张謇、交通杨度。袁世凯阅毕问道:“这就是所谓第一流人才吗?”随即提笔更易一气,递还给熊希龄看,熊唯唯而退。到发布时,仅梁启超长司法、汪大燮长教育、张謇长农商,其余皆为更易之人。袁世凯还处处排挤、打击同盟会的力量,参谋总长黄兴,雄心勃勃要裁减和整顿军队,但无法实现,不得不于6月14日通电解职。

    袁世凯知道,要坐稳总统宝座,就要牢牢地抓住赖以起家的北洋军,凭借手中的武装力量实行军阀统治。为了进一步培养军事人才,他指令陆军部建立一所陆军军官学校。7月初,该校在保定东关外前陆军速成学堂旧址开办,这就是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该校学制一年半,分步、骑、炮、工、辎重等科,学生大都由清河第一陆中、西安第二陆中、武昌第三陆中、南京第四陆中等四所陆军中学堂保送,毕业后由陆军部统一分配到各军任见习上士排长,半年期满后任少尉或中尉排长。该校共办了九期,至19238月停办,毕业学员为6523人,一些北洋军将领尤其是国民党的不少高级将领如蒋介石、陈诚、白崇禧、张治中、蒋光鼐、蔡廷锴、傅作义等,均为该校毕业生。

    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很快剥下脸上的伪装,举起屠刀,向革命党人砍去。袁世凯上台后不久,即发生了张振武案。

    张振武是湖北罗田人,1877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在武昌加入革命团体共进会。191110月,张振武参加武昌起义,任军务部副部长。因正部长孙武有伤不能视事,张振武实负责部长责。在后来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张振武多次面斥都督黎元洪的妥协行为。民国成立后,副总统兼鄂督黎元洪嫉恨张振武,免去了他军务部副部长职。但是,张振武仍掌握着一支称为“将校团”的精干的武装力量,这不仅成为黎元洪的心腹大患,也令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深感不安。于是,袁世凯与黎元洪相勾结,决定剥夺张振武的兵权。19125月,袁世凯邀张振武赴京,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接着,又委其为蒙古屯垦使,将其派往边疆,却不给编制和经费。张振武一怒之下返回武昌。8月上旬,袁世凯、黎元洪合伙诱张振武再次赴京,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随行。813日,黎元洪密电袁世凯,以张“勾结土匪,破坏共和”等罪名,请袁将其处死。袁世凯于是下军令,于815日将张振武、方维杀害。

    张振武、方维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参议员及舆论均质问政府何以擅杀无辜,同盟会员更加愤怒。袁世凯为逃避责任,公布了黎元洪的电报,将视线移到黎元洪的身上,一时舆论大哗。黎元洪受到各方谴责,而袁世凯则扮作无辜。他十分重视利用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影响,来调和与同盟会的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在7、8月间,他就力邀孙中山与黄兴到京,张方案发生以后,孙中山与黄兴也想借此探探袁的虚实,于是,8月24日,孙中山一行到了北京。袁世凯对孙中山行国家元首礼,隆重接待。9月11日,黄兴一行也到北京,同样受到“热情的欢迎”。袁世凯先后13次与孙中山密谈,孙中山包括黄兴,也被袁世凯的“谦恭”所迷惑,认为他“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孙中山语)“实为今日第一人物”(黄兴语)。

    如果说,在张振武一案中,袁世凯还能掩饰其凶残面目的话,那么,在不久发生的宋教仁一案中,他的面目便彻底暴露了。

                               (二)

    宋教仁是同盟会的首领之一,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宋教仁与黄兴在湖南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后,一直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从上海到武汉,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后到南京筹组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成立,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19123月,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

    以宋教仁为首的一部分同盟会员,始终抱着“政党政治”的理想,希望通过扩大组织,在议会中争取席位,实现欧美资产阶级的“责任内阁”的政治制度。19128月,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派组织,组成了国民党。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人文、王芝祥、张凤翔、吴景濂、王宠惠、贡桑诺尔布八人为理事。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主持党务。之后,宋教仁在长沙、武汉、南京等地发表演说,主张制定民主宪法,成立责任内阁,并大量吸收党员,使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 

    宋教仁为了竞选,历游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每至一处,必登台演说,抨击时政,臧否人物,鼓吹责任内阁,慷慨激昂,义无反顾。他曾经演说道:“我们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恨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他的演说词屡被总统府秘书剪呈给袁世凯,袁世凯曾愤怒地说:“他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1913年初,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得多数议员的席位。一心想实行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感到威胁,决定以阴谋手段对付政敌宋教仁。320日晚,宋教仁准备由上海返京,在上海车站遇刺,22日凌晨伤重身亡。

    宋教仁案发生后,举国震惊,一致要求追拿凶手,袁世凯也假惺惺地表示要查办。不久,真相大白:直接凶手为武士英,布置行凶的是应桂馨,担任联络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同谋者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而主使者,则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久,武士英、应桂馨、赵秉钧均暴死,一般认为是袁世凯杀人灭口。惟有洪述祖蛰居青岛租界,苟存至民国六年,终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寻见,并诉诸法庭,成为民国第一个受绞刑的人。洪述祖是袁世凯六姨太的亲戚,因此能以内务部秘书的身份,经常出入总统府,且在宋案后得到袁的特殊关照(洪述祖是现代著名戏剧家洪深之父)。

    宋教仁遇刺,使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完全破灭,认识到“非去袁不可”。326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召集国民党人紧急会议,主张武装讨袁。然而,国民党内部却意见不一,黄兴、陈其美等主张“法律解决”,有些任议员的国民党人幻想在国会内联合其他议员进行倒袁活动。国民党内部的纷争,给袁世凯以充足的时间作准备。4月,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签订了“善后大借款”;5月,着手军事部署;6月,先发制人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向国民党发起进攻。

    事态至此,孙中山、黄兴等亦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712日,李烈均受命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715日,黄兴抵达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江苏宣布独立。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市也相继独立。然而,主要战场则在江西及南京,所以历史上又称“赣宁之役”。

    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李纯、王占元等部攻击江西,又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长江舰队攻击湖口、九江等地。革命党人李烈钧及林虎、方声涛等率部迎战。

    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杨善德、施从滨、雷震春、倪嗣冲各部沿津浦路南下。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率军直逼杨州,合围南京。任命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攻击吴淞口。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纽永健、居正、冷遹等率部迎战。

    二次革命虽然声势浩大,但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宣布独立的各省之间又缺乏统一的指挥,因而在北洋军强大的武力打击之下,讨袁军很快陷入混乱和失败。818日,李纯攻陷南昌;91日,张勋、冯国璋攻陷南京,先后撤销独立。孙中山、黄兴等被迫又一次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这组织松散,战斗力不强,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召开大会,正式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任总理,总务部正副部长为陈其美、谢持;党务部正副部长为居正、冯自由;财政部正副部长为张静江、廖仲恺;政治部正副部长为胡汉民、杨庶堪;军务部正副部长为许崇智、周应时。

    在财力上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人不少,其中就有一位宋嘉树。宋嘉树,别名宋耀如,海南文昌人,1864年出生。实业家、牧师。宋嘉树原名韩教准,小名阿虎。9岁时随哥哥到印尼爪哇当学徒。12岁时跟堂舅到美国波士顿,在堂舅的丝茶店当学徒,并随堂舅的宋姓,改名宋嘉树。后来,宋嘉树认识了留美学童牛尚周和温秉忠,也萌发了读书的念头。后到船上当杂工、水手,辗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入读杜克大学。毕业后,宋嘉树回中国,从事教会工作,并与牛尚周、温秉忠重聚,分别娶倪家三姐妹。1887年,宋嘉树与18岁的倪家小姐倪桂珍结婚。之后,生下6个子女,分别是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后宋嘉树从事实业,赚取了不菲的财富。1904年后,先后送女儿和儿子到美国留学。

    宋嘉树认识孙中山后,很快成为挚友。他将大部分资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其长子宋子文,追随孙中山,为国民党政要。其大女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秘书,1914年与孔子第75世孙、出自山西的商业大亨孔祥熙在日本横滨结婚。婚后随丈夫回山西管理产业,推荐妹妹宋庆龄接任其秘书工作。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而宋嘉树,则在2年多后即1918年5月3日,在上海因肾病逝世。

    经过制造宋案和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认为政敌已除,更加嚣张,一步步向独裁迈进。

    19131010日,袁世凯以暴力威逼国会议员选举他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1913114日,直接下令解散国民党。

    1914110日,宣布解散国会。

    191451日,公布《中华民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集权总统制,正式废除国务院官制,取消国务总理。

    1914523日,宣布恢复清代官制。

    191412月,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造成总统终身制。

    袁世凯虽在国内大权独揽,然而,对外,他却受制于洋人。所谓“弱国无外交”,1914年11月7日,日本攻占青岛。12月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匆匆返回,马上要求同袁世凯会晤。1月18日,日置益向袁当面投递了一个文件——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分五大类,就连曹汝霖都说:日本这次提出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中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又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袁世凯很头疼,他只有与他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去进行一场艰苦的谈判。日置益投递二十一条的第二天早晨,袁世凯召集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总统府。袁世凯说:日本这次提出的二十一条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出这个东西,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此条文的第五项,万万不可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
        
第二天袁把曹汝霖叫到总统府,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们照此商议。与日本谈判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
        22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开第一次会议。中国出席人员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出席人员是: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
         
谈判期间,袁世凯为争取谈判的主动权,展开了一系列的幕后运作。请顾问有贺长雄赴日本奔走游说日本元老重臣,收买大批日本浪人做间谍,并秘密支持四个日本议员竞选,这些接受了16万日元选举运动费的议员也果真弹劾了大隈内阁。
        57日下午3时,日提出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限袁政府于59日午后6时前答复。这就是
五四运动时经常提起五七国耻日的由来。
         59日,陆徵祥、曹汝霖将
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曹汝霖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的幕后运作,最后签订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被袁世凯大多破坏掉。袁世凯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此后,在东北的日本人也曾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上。日本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陶菊隐在他的《袁世凯传》中写到: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哪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以前我们的教科书都是说袁世凯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出卖中国主权,是不够客观的。

                                    三)

    就在袁世凯忙于揽权之际,世界发生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瓜分世界的过程中,发展不平衡,矛盾激化,如法德矛盾,英德矛盾、俄奥矛盾等。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帝国主义国家终于不得不结成联盟,并以战争的方式解决矛盾。于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签署“同盟条约”,形成了“同盟国”。英国、法国和俄国也签署“协议”相互支持,形成了“协约国”。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国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等也加入同盟国;德、俄、法、英相继投入战争,支持的国家还有塞尔维亚、比利时、意大利、美国等。日本也以“英日同盟”为借口,也对德宣战,并迅速占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

    由于战事主要在欧洲展开,袁世凯并不关心。袁世凯通过修改宪法,已经实现了“总统终身制”,然而,他还不满足,还想复辟当皇帝。

    袁世凯产生这种念头,与德国的怂恿有很大的关系。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出访德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袁克定说:“中国的东邻日本,奉天皇为神权;西面的英、俄,也以帝国为根本制度。中国地广人众,位于日、英、俄之间,离合众共和的美国则很远。美国人断然不能远渡重洋,来作中国的强援。如今中国的共和制度刚刚建立,执政者多为帝国旧臣,而革命分子势力脆弱。以袁大总统的威望,一变民国为帝国,变总统为皇帝,这正是英、日、俄各国的愿望。德国誓以全力襄助此事!”袁克定大喜过望,回国后即转述与袁世凯,极力怂恿称帝之事。

    袁世凯心动,先制造舆论。19152月,通令全国学校一律恢复“尊孔读经”,以“尊孔尚孟”为教育宗旨。

    得知袁世凯欲称帝,清季状元张謇以师长之尊苦谏之,袁很惭愧,于是诡称:“如果我表明以明代后裔为名称帝,国民或许不会反对吧!”张謇笑道:“然则今日总长之朱启钤、将军之朱瑞、巡抚之朱家宝、小生之朱素云、青衣之朱幼芬、武旦之朱桂芳,皆有为皇帝之资格矣。” 

    李鸿章的侄儿李经羲也进谒袁世凯,正色说:“公以雄才大略见称于中外,今乃甘冒大不韪之名,欲登九五之尊,国家利害,人心从违,两不顾虑。设此事易为,则先叔文忠公已先公作皇帝矣。惜公以数十年之声威,为宵小所弄,毁于一旦也。”袁世凯色变,只好说:“兹事重大,终当决诸全国国民。”

    那么,如何造成“全国国民”拥戴的局面?19158月,授意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杨度等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六君子中,唯严复喊冤。严复早有清名,虽与袁克定交情不浅,却不甚支持洪宪帝制。他赫然发现自己名列筹安会发起人时,郁闷地说:“余列名发起人,事前未知。皙子(杨度)曾找我纵论时政,我但将我之所见告之。不料未几,报端即现筹安会通启,列入贱名,是何异于拉夫政策?”

    191510月至12月,筹安会加紧活动,制造全国选举,赞成君主立宪,向袁世凯上推戴书,劝进皇帝位。

    19151212日,袁世凯正式发表接受皇帝位的申令。13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就这样,袁世凯强奸民意,终于当上洪宪皇帝。

    有些学者认为,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是君主立宪的帝制,而非满清式独裁帝制。它并不以否定共和革命为先决条件,相反,他为了尊重和承认武昌起义的功绩,第一道“御令”便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

    但是,不管怎样,就在袁世凯洋洋得意,准备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已遭到全国人民及各派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宣布“恢复民主共和制度”,策划各地武装起义,但仍未提出反袁要求,内部组织无力,脱离广大群众,没有起到组织全国反袁力量的领导作用。相反,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派进步党人却掌握反袁运动的领导权。191512月初,梁启超的学生、原云南都督蔡锷摆脱袁世凯的控制,由北京潜返云南,策动都督唐继尧及国民党人、原江西都督李烈钧等共同讨袁。24日,他们在云南护国寺召开军事会议,组织讨袁军,因寺而取名护国军。护国军由三个军组成: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25日,正式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发布讨袁檄文,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19161月,蔡锷率第一军入四川,与北洋军曹锟、张敬尧部激战于叙州、泸州、綦江之间;李烈钧率第二军入广西,与桂军陆荣廷部联合,进逼广东。贵州、广西宣布独立,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形势紧张。因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帝国主义都改变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态度。北洋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袁世凯的亲信大将段祺瑞托病请假赴西山,冯国璋则坐镇南京作壁上观,两人均密令前方将士屯兵不前,不为袁世凯卖力。袁世凯开始感到大事不好,在3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袁世凯称帝,前后共八十三天。

    袁世凯曾说了自己取消帝制的原因:“吾昨观天象,见巨星陨地,谓吾生平所再见矣。第一次所见亦同,不弥月,李文忠公薨逝。今又再见,吾体力虽健,而抱恙未瘳。况吾家几世以来,未有逾五十九岁之男,吾适逢此年,恐不久于人世矣!”因此万念俱灰,壮志全消。

    袁世凯虽然取消帝制,还想继续当大总统。但护国军不答应,声明袁世凯称帝是叛国的罪人,不能再当总统,要他辞职。4月间,护国军迫使广东督军龙济光宣布独立,西南各派反袁力量于5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权。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蔡锷、李烈钧、陈炳锟、戴戡、罗佩金、吕公望、刘存厚、李鼎新等任抚军;梁启超兼政务委员长,章士钊为秘书长,唐绍仪为外交专使。不久,各省相继独立,最后,连袁世凯的忠实心腹陕西督军陈树藩、四川督军陈宦、湖南督军汤芗铭,迫于广大人民的压力,也先后宣布三省独立。时人戏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与“二陈汤”又都是中药之名)。

    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弄得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忧怒成疾,经疹断为尿毒症。5月中旬,病势加重;6月初,病情更重。191666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时年57岁,真的未打破袁家“未有逾五十九岁之男”的宿命。

    袁世凯逝世后,与夫人于氏一起埋葬于河南安阳。其墓于1918年6月建成,为占地9万多平方米的大型墓葬,仿照明、清陵的格局,中西合璧,又称袁林、袁公林。 

    反袁斗争中的两位杰出领袖——黄兴和蔡锷,也因积劳成疾,在同年逝世。

    黄兴,字克强,湖南长沙人,1874年出生。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1916年10月31日病故于上海。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82年出生。蔡锷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1916年11月8日病逝于日本福冈。其后,黄兴和蔡锷都归葬在长沙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上。 

    北洋军阀集团并没有因其首领袁世凯的病死而消亡,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产生了大分化,各派系混战了十年之久,其后,有的又演变为国民党新军阀,继续参与中国政坛的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