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执政与复辟帝制
（一）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月2日通电各省改用阳历。1月3日，各省通过了政府人员的任命事项，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兴，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交通部总长汤寿潜，参谋本部总长黄兴。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五色旗为国旗。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国内形势极极其复杂，清政府还未倒台，袁世凯则手握重兵，威胁着南京政权。南北双方的代表到上海和谈，并没有实质的成效。当时，在南京周围有10几万起义部队，孙中山本来想派部队北伐，一直打到北京。但是，孙中山拿不出钱犒劳军队，想向日本的洋行、财团借钱，而不成功。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幼稚明显暴露，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立宪派等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被迫妥协。孙中山本人也急于完成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于是，提出只要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使清帝退位，孙中山将让出临时大总统职位给袁世凯，而这正是袁世凯所希望的结果。孙中山这样做，一方面是迫于形势，同时也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另一方面也可说明他一心为国而并不贪恋权位。
在得到上述保证以后，袁世凯即以武力胁迫清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廷隆裕皇太后及摄政王载沣被迫宣布清宣统帝退位，退位诏书由清朝大学者洪亮吉的儿子洪述祖代拟。2月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共和。同日，孙中山遵守诺言，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独裁，在辞职咨文中提出三个条件，即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任职，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切法令。对此，袁世凯都表示答应。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之所以提出三个条件，是想将袁世凯调离开他的老巢京津，并以约法及其他民主制度对他加以限制。2月18日，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为专使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于2月27日抵达北京。
然而，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当然不会顺从地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当蔡元培待专使到北京后，袁世凯指使亲信曹锟等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造成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南下就职的局面。蔡元培等专使只好离开北京回南京。3月6日，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3月25日，唐绍仪到达南京组织新内阁，接收临时政府。在第一届内阁中，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唐绍仪（兼）、参谋总长黄兴。内阁成员中，袁世凯的亲信及立宪派占去一大半，属革命党人的黄兴、陈其美也未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就这样，袁世凯以阴谋手段夺取了政权，后人称之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和临时政府北迁，标志着辛亥革命成果落到了大军阀、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手中，中国开始进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孙中山只当了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就不得不将政权交给袁世凯。孙中山在任职期间，由于要应付各种异常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孙中山纵然有雄才大略，也难以有所作为。在职期间虽发布了一些政令，但大多是一纸空文，难以贯彻实行，倒是有一项禁令，挽救了中国的广大妇女。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令文说，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淤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孙，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问，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世务？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害，更仆难数。由此，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在民国时期得以废除。
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表面上还装作拥护共和，遵守《临时约法》，但是，他可以随意干政，如熊希龄组“名流内阁”，向袁世凯提交阁员名单：外交汪大燮、内务刘人熙、财政梁启超、司法沈家本、陆军陈宦、海军萨镇冰、教育范源濂、农商张謇、交通杨度。袁世凯阅毕问道：“这就是所谓第一流人才吗？”随即提笔更易一气，递还给熊希龄看，熊唯唯而退。到发布时，仅梁启超长司法、汪大燮长教育、张謇长农商，其余皆为更易之人。袁世凯还处处排挤、打击同盟会的力量，参谋总长黄兴，雄心勃勃要裁减和整顿军队，但无法实现，不得不于6月14日通电解职。
袁世凯知道，要坐稳总统宝座，就要牢牢地抓住赖以起家的北洋军，凭借手中的武装力量实行军阀统治。为了进一步培养军事人才，他指令陆军部建立一所陆军军官学校。7月初，该校在保定东关外前陆军速成学堂旧址开办，这就是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该校学制一年半，分步、骑、炮、工、辎重等科，学生大都由清河第一陆中、西安第二陆中、武昌第三陆中、南京第四陆中等四所陆军中学堂保送，毕业后由陆军部统一分配到各军任见习上士排长，半年期满后任少尉或中尉排长。该校共办了九期，至1923年8月停办，毕业学员为6523人，一些北洋军将领尤其是国民党的不少高级将领如蒋介石、陈诚、白崇禧、张治中、蒋光鼐、蔡廷锴、傅作义等，均为该校毕业生。
袁世凯除了抓牢军队，依仗“北洋三杰”等将领，还创建警察制度，培养警务人员充当打手。他手下有四大警务头子，即内务总长赵秉钧，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雷震春，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
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
袁世凯很快剥下脸上的伪装，举起屠刀，向革命党人砍去。袁世凯上台后不久，即发生了张振武案。
张振武是湖北罗田人，1877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在武昌加入革命团体共进会。1911年10月，张振武参加武昌起义，任军务部副部长。因正部长孙武有伤不能视事，张振武实负责部长责。在后来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张振武多次面斥都督黎元洪的妥协行为。民国成立后，副总统兼鄂督黎元洪嫉恨张振武，免去了他军务部副部长职。但是，张振武仍掌握着一支称为“将校团”的精干的武装力量，这不仅成为黎元洪的心腹大患，也令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深感不安。于是，袁世凯与黎元洪相勾结，决定剥夺张振武的兵权。1912年5月，袁世凯邀张振武赴京，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接着，又委其为蒙古屯垦使，将其派往边疆，却不给编制和经费。张振武一怒之下返回武昌。8月上旬，袁世凯、黎元洪合伙诱张振武再次赴京，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随行。8月13日，黎元洪密电袁世凯，以张“勾结土匪，破坏共和”等罪名，请袁将其处死。袁世凯于是下军令，指令陆建章派人于8月15日将张振武、方维杀害。
张振武、方维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参议员及舆论均质问政府何以擅杀无辜，同盟会员更加愤怒。袁世凯为逃避责任，公布了黎元洪的电报，将视线移到黎元洪的身上，一时舆论大哗。黎元洪受到各方谴责，而袁世凯则扮作无辜。他十分重视利用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影响，来调和与同盟会的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在7、8月间，他就力邀孙中山与黄兴到京，张方案发生以后，孙中山与黄兴也想借此探探袁的虚实，于是，8月24日，孙中山一行到了北京。袁世凯对孙中山行国家元首礼，隆重接待。9月11日，黄兴一行也到北京，同样受到“热情的欢迎”。
袁世凯先后13次与孙中山密谈，孙中山包括黄兴，也被袁世凯的“谦恭”所迷惑，认为他“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孙中山语）“实为今日第一人物”（黄兴语）。于是，孙中山放心地去当袁世凯授予的“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职务。孙中山准备集资60万万元，计划十年内建设中国铁路20万里。10月3日，孙中山返抵上海后，连日出席欢迎会，演说民生主义与铁路计划。14日，他在上海开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并成立铁道督办办事处，收集研究铁路资料，规划铁路建设事宜。
如果说，在张振武一案中，袁世凯还能掩饰其凶残面目的话，那么，在不久发生的宋教仁一案中，他的面目便彻底暴露了。
（二）
宋教仁是同盟会的首领之一，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宋教仁与黄兴在湖南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后，一直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从上海到武汉，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后到南京筹组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成立，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1912年3月，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
以宋教仁为首的一部分同盟会员，始终抱着“政党政治”的理想，希望通过扩大组织，在议会中争取席位，实现欧美资产阶级的“责任内阁”的政治制度。1912年8月，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派组织，组成了国民党。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人文、王芝祥、张凤翔、吴景濂、王宠惠、贡桑诺尔布八人为理事。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主持党务。推举阎锡山、张继、李烈钧、于右任、马君武、田桐、谭延闿、张培爵、徐谦、胡瑛、褚辅成、温宗尧、陈锦涛、柏文蔚、蒋翊武、杨增新、景耀月、沈秉堃、王传炯、陈陶遗、莫永贞、松毓、王善荃、姚锡光、赵炳麟、孙毓筠、虞汝钧、张琴、曾昭文、陈明远等为参议。
国民党成立之后，宋教仁在长沙、武汉、南京等地发表演说，主张制定民主宪法，成立责任内阁，并大量吸收党员，使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
宋教仁为了竞选，历游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每至一处，必登台演说，抨击时政，臧否人物，鼓吹责任内阁，慷慨激昂，义无反顾。他曾经演说道：“我们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恨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他的演说词屡被总统府秘书剪呈给袁世凯，袁世凯曾愤怒地说：“他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1913年初，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得多数议员的席位。一心想实行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感到威胁，决定以阴谋手段对付政敌宋教仁。3月20日晚，宋教仁准备由上海返京，在上海车站遇刺，22日凌晨伤重身亡。
宋教仁案发生后，举国震惊，一致要求追拿凶手，袁世凯也假惺惺地表示要查办。不久，真相大白：直接凶手为武士英，布置行凶的是应桂馨，担任联络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同谋者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而主使者，则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久，武士英、应桂馨、赵秉钧均暴死，一般认为是袁世凯杀人灭口。惟有洪述祖蛰居青岛租界，苟存至民国六年，终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寻见，并诉诸法庭，成为民国第一个受绞刑的人。洪述祖是袁世凯六姨太的亲戚，因此能以内务部秘书的身份，经常出入总统府，且在宋案后得到袁的特殊关照（洪述祖是现代著名戏剧家洪深之父）。
宋教仁遇刺，使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完全破灭，认识到“非去袁不可”。3月26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召集国民党人紧急会议，主张武装讨袁。然而，国民党内部却意见不一，黄兴、陈其美等主张“法律解决”，有些任议员的国民党人幻想在国会内联合其他议员进行倒袁活动。国民党内部的纷争，给袁世凯以充足的时间作准备。4月，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签订了“善后大借款”；5月，着手军事部署；6月，先发制人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向国民党发起进攻。
事态至此，孙中山、黄兴等亦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7月12日，李烈均受命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江苏宣布独立。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市也相继独立。然而，主要战场则在江西及南京，所以历史上又称“赣宁之役”。
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李纯、王占元等部攻击江西，又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长江舰队攻击湖口、九江等地。革命党人李烈钧及林虎、方声涛等率部迎战。
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杨善德、施从滨、雷震春、倪嗣冲各部沿津浦路南下。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率军直逼杨州，合围南京。任命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攻击吴淞口。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纽永健、居正、冷遹等率部迎战。
二次革命虽然声势浩大，但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宣布独立的各省之间又缺乏统一的指挥，因而在北洋军强大的武力打击之下，讨袁军很快陷入混乱和失败。8月18日，李纯攻陷南昌；9月1日，张勋、冯国璋攻陷南京，先后撤销独立。孙中山、黄兴
、胡汉民、陈其美、居正等被迫又一次逃亡日本。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
积极筹备“第三次革命”。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这组织松散，战斗力不强，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召开大会，正式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任总理，总务部正副部长为陈其美、谢持；党务部正副部长为居正、冯自由；财政部正副部长为张静江、廖仲恺；政治部正副部长为胡汉民、杨庶堪；军务部正副部长为许崇智、周应时。
在财力上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人不少，其中就有一位宋嘉树。宋嘉树，别名宋耀如，海南文昌人，1864年出生。实业家、牧师。宋嘉树原名韩教准，小名阿虎。9岁时随哥哥到印尼爪哇当学徒。12岁时跟堂舅到美国波士顿，在堂舅的丝茶店当学徒，并随堂舅的宋姓，改名宋嘉树。后来，宋嘉树认识了留美学童牛尚周和温秉忠，也萌发了读书的念头。后到船上当杂工、水手，辗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入读杜克大学。毕业后，宋嘉树回中国，从事教会工作，并与牛尚周、温秉忠重聚，分别娶倪家三姐妹。1887年，宋嘉树与18岁的倪家小姐倪桂珍结婚。之后，生下6个子女，分别是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后宋嘉树从事实业，赚取了不菲的财富。1904年后，先后送女儿和儿子到美国留学。
宋嘉树认识孙中山后，很快成为挚友。他将大部分资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其长子宋子文，追随孙中山，为国民党政要。其大女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秘书，1914年与孔子第75世孙、出自山西的商业大亨孔祥熙在日本横滨结婚。婚后随丈夫回山西管理产业，推荐妹妹宋庆龄接任其秘书工作。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而宋嘉树，则在2年多后即1918年5月3日，在上海因肾病逝世。
经过制造宋案和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认为政敌已除，更加嚣张，一步步向独裁迈进。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以暴力威逼国会议员选举他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1913年11月4日，直接下令解散国民党。
1914年1月10日，宣布解散国会。
1914年5月1日，公布《中华民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集权总统制，正式废除国务院官制，取消国务总理。
1914年5月23日，宣布恢复清代官制。
1914年12月，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造成总统终身制。
袁世凯虽在国内大权独揽，然而，对外，他却受制于洋人。所谓“弱国无外交”，1914年11月7日，日本攻占青岛。12月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匆匆返回，马上要求同袁世凯会晤。1月18日，日置益向袁当面投递了一个文件——“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分五大类，就连曹汝霖都说：“日本这次提出‘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中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又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袁世凯很头疼，他只有与他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去进行一场艰苦的谈判。日置益投递“二十一条”的第二天早晨，袁世凯召集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总统府。袁世凯说：“日本这次提出的‘二十一条’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出这个东西，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此条文的第五项，万万不可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
第二天袁把曹汝霖叫到总统府，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们照此商议。与日本谈判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
2月2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开第一次会议。中国出席人员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出席人员是：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
谈判期间，袁世凯为争取谈判的主动权，展开了一系列的幕后运作。请顾问有贺长雄赴日本奔走游说日本元老重臣，收买大批日本浪人做间谍，并秘密支持四个日本议员竞选，这些接受了16万日元选举“运动费”的议员也果真弹劾了大隈内阁。
5月7日下午3时，日提出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限袁政府于5月9日午后6时前答复。这就是“五四”运动时经常提起“五七”国耻日的由来。
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曹汝霖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的“幕后运作”，最后签订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被袁世凯大多破坏掉。袁世凯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此后，在东北的日本人也曾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上。”日本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陶菊隐在他的《袁世凯传》中写到：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哪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以前我们的教科书都是说袁世凯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出卖中国主权，是不够客观的。
（三）
就在袁世凯忙于揽权之际，世界发生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瓜分世界的过程中，发展不平衡，矛盾激化，如法德矛盾，英德矛盾、俄奥矛盾等。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帝国主义国家终于不得不结成联盟，并以战争的方式解决矛盾。于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签署“同盟条约”，形成了“同盟国”。英国、法国和俄国也签署“协议”相互支持，形成了“协约国”。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国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等也加入同盟国；德、俄、法、英相继投入战争，支持的国家还有塞尔维亚、比利时、意大利、美国等。日本也以“英日同盟”为借口，也对德宣战，并迅速占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
由于战事主要在欧洲展开，袁世凯并不关心。袁世凯通过修改宪法，已经实现了“总统终身制”，然而，他还不满足，还想复辟当皇帝。
袁世凯产生这种念头，与德国的怂恿有很大的关系。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出访德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袁克定说：“中国的东邻日本，奉天皇为神权；西面的英、俄，也以帝国为根本制度。中国地广人众，位于日、英、俄之间，离合众共和的美国则很远。美国人断然不能远渡重洋，来作中国的强援。如今中国的共和制度刚刚建立，执政者多为帝国旧臣，而革命分子势力脆弱。以袁大总统的威望，一变民国为帝国，变总统为皇帝，这正是英、日、俄各国的愿望。德国誓以全力襄助此事！”袁克定大喜过望，回国后即转述与袁世凯，极力怂恿称帝之事。
袁世凯心动，先制造舆论。1915年2月，通令全国学校一律恢复“尊孔读经”，以“尊孔尚孟”为教育宗旨。
得知袁世凯欲称帝，清季状元张謇以师长之尊苦谏之，袁很惭愧，于是诡称：“如果我表明以明代后裔为名称帝，国民或许不会反对吧！”张謇笑道：“然则今日总长之朱启钤、将军之朱瑞、巡抚之朱家宝、小生之朱素云、青衣之朱幼芬、武旦之朱桂芳，皆有为皇帝之资格矣。”
李鸿章的侄儿李经羲也进谒袁世凯，正色说：“公以雄才大略见称于中外，今乃甘冒大不韪之名，欲登九五之尊，国家利害，人心从违，两不顾虑。设此事易为，则先叔文忠公已先公作皇帝矣。惜公以数十年之声威，为宵小所弄，毁于一旦也。”袁世凯色变，只好说：“兹事重大，终当决诸全国国民。”
那么，如何造成“全国国民”拥戴的局面？1915年8月，授意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杨度等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六君子中，唯严复喊冤。严复早有清名，虽与袁克定交情不浅，却不甚支持洪宪帝制。他赫然发现自己名列筹安会发起人时，郁闷地说：“余列名发起人，事前未知。皙子（杨度）曾找我纵论时政，我但将我之所见告之。不料未几，报端即现筹安会通启，列入贱名，是何异于拉夫政策？”
1915年10月至12月，筹安会加紧活动，制造全国选举，赞成君主立宪，向袁世凯上推戴书，劝进皇帝位。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发表接受皇帝位的申令。13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就这样，袁世凯强奸民意，终于当上洪宪皇帝。
有些学者认为，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是君主立宪的帝制，而非满清式独裁帝制。它并不以否定共和革命为先决条件，相反，他为了尊重和承认武昌起义的功绩，第一道“御令”便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
但是，不管怎样，就在袁世凯洋洋得意，准备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已遭到全国人民及各派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宣布“恢复民主共和制度”，策划各地武装起义，但仍未提出反袁要求，内部组织无力，脱离广大群众，没有起到组织全国反袁力量的领导作用。相反，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派进步党人却掌握反袁运动的领导权。1915年12月初，被袁世凯控制于北京的梁启超的学生、原云南都督蔡锷摆脱袁世凯的控制，由北京潜出到天津，与梁启超、戴戡、陈国祥、汤觉顿、王伯群、蹇念益等商定讨袁大计。之后，蔡锷潜返云南，策动都督唐继尧及国民党人、原江西都督李烈钧等共同讨袁。24日，他们在云南护国寺召开军事会议，组织讨袁军，因寺而取名护国军。护国军由三个军组成：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25日，正式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发布讨袁檄文，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1916年1月，蔡锷率第一军入四川，与北洋军曹锟、张敬尧部激战于叙州、泸州、綦江之间；李烈钧率第二军入广西，与桂军陆荣廷部联合，进逼广东。贵州、广西宣布独立，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形势紧张。因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帝国主义都改变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态度。北洋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袁世凯的亲信大将段祺瑞托病请假赴西山，冯国璋则坐镇南京作壁上观，两人均密令前方将士屯兵不前，不为袁世凯卖力。袁世凯开始感到大事不好，在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袁世凯称帝，前后共八十三天。
袁世凯曾说了自己取消帝制的原因：“吾昨观天象，见巨星陨地，谓吾生平所再见矣。第一次所见亦同，不弥月，李文忠公薨逝。今又再见，吾体力虽健，而抱恙未瘳。况吾家几世以来，未有逾五十九岁之男，吾适逢此年，恐不久于人世矣！”因此万念俱灰，壮志全消。
袁世凯虽然取消帝制，还想继续当大总统。但护国军不答应，声明袁世凯称帝是叛国的罪人，不能再当总统，要他辞职。4月间，护国军迫使广东督军龙济光宣布独立，西南各派反袁力量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权。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蔡锷、李烈钧、陈炳锟、戴戡、罗佩金、吕公望、刘存厚、李鼎新等任抚军；梁启超兼政务委员长，章士钊为秘书长，唐绍仪为外交专使。不久，各省相继独立，最后，连袁世凯的忠实心腹陕西督军陈树藩、四川督军陈宦、湖南督军汤芗铭，迫于广大人民的压力，也先后宣布三省独立。时人戏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与“二陈汤”又都是中药之名）。
袁世凯在取消帝制之时，也不忘报仇雪恨，他派人刺杀陈其美，便是一例。陈其美在上海首先组织刺杀了由袁世凯特任为上海镇守使的郑汝成，又于1915年12月5日组织“肇和舰”起义反袁。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寓所被袁世凯所派凶手许国霖等刺杀。陈其美，字英士，号无为。浙江湖州吴兴人。生于1878年。1906年赴日本留学，为同盟会元老。其侄儿陈果夫、陈立夫亦追随他参与革命。蒋介石亦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陈其美牺牲，孙中山失去一位重要的助手。
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弄得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忧怒成疾，经疹断为尿毒症。5月中旬，病势加重；6月初，病情更重。1916年6月6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时年57岁，真的未打破袁家“未有逾五十九岁之男”的宿命。
袁世凯逝世后，与夫人于氏一起埋葬于河南安阳。其墓于1918年6月建成，为占地9万多平方米的大型墓葬，仿照明、清陵的格局，中西合璧，又称袁林、袁公林。
反袁斗争中的两位杰出领袖——黄兴和蔡锷，也因积劳成疾，在同年逝世。
黄兴，字克强，湖南长沙人，1874年出生。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1916年10月31日病故于上海。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82年出生。蔡锷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1916年11月8日病逝于日本福冈。其后，黄兴和蔡锷都归葬在长沙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上。
北洋军阀集团并没有因其首领袁世凯的病死而消亡，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产生了大分化，各派系混战了十年之久，其后，有的又演变为国民党新军阀，继续参与中国政坛的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