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统治

                                   (一)

    191666日,北洋集团首脑、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咒骂声中死去。袁世凯在世时,凭着他的资历、声望和手段,尚能控制整个北洋集团。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很快走向分裂,其中主要的派系,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及张作霖为首的奉系。这三个军阀集团,互相牵制,互相争斗,长达十年之久。

    袁世凯死后,皖系首先控制了北京政权。

    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1865年生。他的祖父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淮军统领。其父也在旧军中任过管带。段祺瑞幼承家训,也立志从军,1885考入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科。由于学业精良,毕业后被派往德国,在克虏伯炮厂学习。一年后回国,被派往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在旧军中,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并不受重用,段祺瑞当了五年的教习。1895年底,袁世凯受命到天津小站练兵,除了自己的亲兵亲将,他也起用一批武备学堂的毕业生。1896年初,段祺瑞与王士珍、冯国璋等调到小站,很快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和重用,不久越级提升为炮兵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一次,袁世凯请德国军官观操,那军官用马鞭指着王、段、冯三人称赞说:“他们不愧为杰出的将才。”因此,王、段、冯三人被吹捧为“北洋三杰”,后来,更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段祺瑞因而有“北洋之虎”的美誉。

    段祺瑞遇上袁世凯,如鱼得水,尽力为之效力。袁世凯也对他倍加重用,先后任命他为常备军第三镇翼长、第四镇统制、第三镇统制、北洋武备学堂监督、保定军官学校总办、第六镇统制等。此外,袁世凯还把义女张佩蘅嫁给段祺瑞作续配夫人,这样,袁、段的关系又更深入了一层。

    1911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被迫起用被开缺回籍的袁世凯。段祺瑞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统领湖北前线各军,协助袁世凯向革命党人不断施加压力,并胁迫清帝退位,使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也被任命为陆军总长。19137月,段祺瑞还曾担任代理国务总理。

    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以后,精力分散,无暇专管军事。“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退隐正定,安于山林生活;冯国璋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外调南京,任江苏都督,在中央长期任陆军总长兼总统府军事处长的则是段祺瑞。随着职务的提高和权力的增长,段祺瑞已不甘对袁世凯俯首听命,更不愿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陆军总长,因此,对一些大事,他往往擅自决定,并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他的亲信学生和部属,如除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都担任了要职,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其中徐树铮(江苏萧县人,1880年生),是他的得意学生,长期在他手下任职,1914年迁陆军部次长,成为他的重要助手和智囊,被称为段祺瑞的“灵魂”。

    对段祺瑞执掌军权,实力膨胀,袁世凯深有疑虑,但当时他正准备恢复帝制,不得不依仗段祺瑞。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热衷于实行帝制,希望能当上皇太子及皇位的继承人,他托阮忠枢去游说段祺瑞,想让段祺瑞率北洋将领来一次联名通电,拥袁称帝,不料被段祺瑞一口回绝。袁世凯得知此事,当然对段祺瑞更加忌恨,决定逐步夺回他的兵权。19145月,袁世凯听从袁克定的献计,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硬把正隐居正定的王士珍请出担任办事处坐办。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及大元帅所派高级军官,均为该处办事员,须每日到府办公。如此一来,陆军部名存实亡,总长段祺瑞退为办事员,袁世凯把全国兵权又总揽手中。191410月,袁世凯又建立陆军混成模范团,作为自己的亲军,以进一步加强军事集权,逐步把段祺瑞的势力排挤出去。模范团团长开始由袁世凯自兼,为了提高袁克定在军中的威望(袁克定因骑马坠地而成了跛子),到第二期便把团长职务让给了袁克定。1915年,袁世凯加快复辟帝制,更极力排斥段祺瑞,经常说他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段祺瑞无奈,只好以“养病”为名避居西山,不久又提出辞呈。袁世凯假意挽留,到了5月,下令派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6月,借故免去徐树铮陆军次长的职务;829日,袁世凯正式批准解除段祺瑞陆军总长的职务,由王士珍继任。

    段祺瑞被解职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终于当上洪宪皇帝,但是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云南护国军兴,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很快陷入众叛亲离,岌岌可危的困境。袁世凯打算请出段祺瑞,替他应付局面。他先任命徐树铮为将军府事务厅厅长,借以讨好段祺瑞,然后再请段出山。但是,段祺瑞却以“宿疾未痊”,拒不受命的做法。袁世凯不得已,最后放弃帝位,再亲笔写信请出段祺瑞,委以参谋总长,后又委以国务卿,希望他帮助自己维持总统的职位。但是袁世凯紧握军权及用人权不放,段祺瑞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政治傀儡,他当然不肯为袁世凯效死力。

    19165月下旬及6月初,袁世凯因忧愤病生。65日,袁世凯自知死期将至,传命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及表弟张镇芳、长子袁克定等到病榻旁交待后事。徐世昌问及总统继任人,袁世凯只说出“约法”二字。袁克定急忙追问:“金匮石屋?”袁世凯此时只能把头微微一动,似表示同意。原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这个约法已被袁世凯下命废止,另搞一个新约法,关于继任总统的人选,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于嘉禾金简 ,藏于金匮石屋,待总统死后取出,从中选定一人为总统。袁克定所问的“金匮石屋”,显然指袁记约法所规定的做法。

    66日,袁世凯死后,大家打开金匮石屋,见嘉禾金简上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的名字。据后人透露,袁世凯是在几天前将袁克定的名字换上段祺瑞,因为他意识到不会有人推举和辅佐自己的儿子当总统的,害得袁克定白做了一场黄粱美梦。

    名单找了出来,究竟应选谁继任总统?老于世故的徐世昌当然不便也不会推举自己,并认为在这个时候段祺瑞也不是合适人选,最好让北洋派及护国军都能接受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利用他来收拾残局。徐世昌的主张一提出,段祺瑞也不便再说什么,表示同意。段祺瑞并不是不想当总统,他是意识到自己的威望和实力还不足,如果由他继任总统,必然会招惹冯国璋的忌恨和争斗,以及西南护国军的反对,不如把手无寸铁的黎元洪扶在傀儡总统的位置,自己以内阁总理的身份独揽大权,利用责任内阁之名,行军事独裁之实,这是他同意推举黎元洪为总统的主要原因。

                                       (二)

    191667日,黎元洪继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在这里,有必要简介黎元洪其人,因为他走上政坛,身居高位,有一段颇为离奇可笑的经历。

    黎元洪,字宋卿,祖籍安徽,本籍湖北黄陂,后人也称他黎黄陂。1864年生于汉阳。14岁随父上直隶。19岁考上北洋水师学堂,是水师学堂的优等生,严复很欣赏他,称赞他“德胜于才”。他曾参加过朝廷的两次秋操,并指挥南军两次取得南北对抗的胜利,段祺瑞便是他的手下败将,这为后来的“府院之争”埋下伏笔。毕业后,黎元洪在广甲舰任职,甲午海战中死里逃生。1895年投两江总督张之洞,备受器重。1905年擢升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平时表现出治军严整、刚正不阿、和善开明,在湖北军政各界留下良好印象。

    191110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黎元洪亲手处决了两名准备参加起义的士兵,并威胁部属说:“谁敢造反,如此下场。”1011日,革命党人攻占武昌,黎元洪已知局势难以控制,换上便装逃往随从参谋刘文吉家躲藏起来。不料,革命党人找到刘文吉家,把黎元洪从床下拽了出来,把他带到楚望台的起义军临时指挥部,后又把他簇拥到咨议局会场。黎元洪以为要把他处决,不料,会场中全体与会者起立,鼓掌欢呼,黎元洪不知所措。原来,革命军攻下武昌,急需组建军政府,革命党人张振武、蔡济民、吴兆麟等及原咨议局长汤化龙等清朝旧员商议,要推出一位众望所归的权威人物来控制局面,发号施令,后来想到了黎元洪。当黎元洪明白事情的原委后,连声高喊:“休要害我,休要害我!”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的都督名下签字。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用枪对着他的脑袋,逼他签字,他还是不肯签。李翊东干脆将笔夺过,在布告下端划了个黎字,布告于是发出。到12日、13日,汉口、汉阳光复,黎元洪见局势已定,也表示接受出任军政府都督一职。1016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场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后人都笑他是个“枪口下逼出来的都督”。

    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拥戴为都督后,起初不肯合作。但他一旦开始合作,就迅速进入状态。他在接见英文《大陆报》记者时说: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洲人的统治,并以美国为蓝本建立共和制度。他还说:满洲统治者从来没有公正地对待过汉人,只是一昧地屠杀和镇压,因此才爆发了革命。革命成功后,中国将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该记者惊呼: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

    其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当上副总统兼湖北都督。南北议和结束,袁世凯篡夺了革命党人用鲜血换来的辛亥革命果实,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黎元洪也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副总统,授衔陆军上将,仍兼湖北都督,坐镇武昌。黎元洪虽然大权在握,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底细,有些武昌起义元老并不把他放在眼内。为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杀害了张振武和方维,造成民国第一大冤案。1913年二月革命爆发,袁世凯调兵南下,湖北再度成为南北双方争夺的重要战场,黎元洪全力投向袁世凯,帮助袁世凯打败国民党人。尽管黎元洪已甘心投靠袁世凯,但袁世凯派段祺瑞到汉口,以“蹉商要政”为由,迎驾黎元洪北上。谁知,到北京以后,黎元洪使失去了行动自由,成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只能挂着个副总统的空衔,过着几乎隐居的生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被推上了总统的位置,但是,北京政府的实权,却由国务总理段祺瑞所控制。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徐树铮、靳云鹏、曲同丰、傅良佐被称为“皖系四大金刚”。此外,段芝贵、吴光新、卢永祥等都是皖系干将。段祺瑞凭借其军事实力,控制着北京政权,控制全国。但是,黎元洪自当上总统以后,也不甘做政治傀儡,争欲执掌实权,于是,黎、段的冲突不可避免,演出了一场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

    黎元洪上台后,重提裁兵,想将全国军队集中于中央,并削弱段祺瑞的军权,但身兼陆军部长的段祺瑞极力阻挠,使裁兵终遭流产。后段祺瑞任命亲信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只得勉强让步。徐树铮上任后,根本不把大总统放在眼中,平时只到总统府催黎元洪盖印,凡事不须他过问。为反击段祺瑞的嚣张气焰,黎元洪授意总统府秘书长丁世铎制订划分府院权限的文案,主张大总统对国务院自由行使职权,这次,段祺瑞不得不稍作让步。不久,徐树铮又借故打击内务部长孙洪伊,一连四次,手持“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亲赴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均遭拒绝。最后,段祺瑞亲自出马,黎元洪依旧不准。段祺瑞盛怒之下弃职离京。黎元洪想请出徐世昌组阁,但徐世昌不肯得罪段祺瑞。黎元洪感到事态严重,不得不向段祺瑞屈服。结果,在徐世昌的调停下,徐树铮、孙洪伊及丁世铎同时被免职,段祺瑞才官复总理原职。

    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日本和美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在中国对德的关系问题上,分别支持主战的段祺瑞和主和的黎元洪。日本政府对德宣战,并怂恿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参战,是以企图攫占德国在华的权益,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段祺瑞则企图以参战为名,向日借款扩充军备加强实力,借日扶持编练“参战军”;黎元洪为首的主和派反对参战则企图利用全国反战舆论打击主战派。结果,两派你争我夺,各不相让。黎元洪请出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出面帮忙,但三人也不敢得罪段祺瑞。结果,314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对德绝交。

    之后,段祺瑞又积极准备对德宣战,遭到黎元洪及各方人士的反对。4月,段祺瑞以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集安徽督军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张怀芝、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等到北京,成立督军团,以图逼迫黎元洪同意参战,但黎元洪依然拒绝。510日国会审批此案时,段祺瑞又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通过。黎元洪不堪忍受段祺瑞的所为,在美国公使芮恩施的支持下,于523日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任命伍廷芳为国务代总理,王士珍为京津临时警备司令。

    段祺瑞被免职后,退避天津,指使九省督军脱离中央宣布独立,并授意在徐州的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倒黎。于是,张勋通电拥护总统,自愿充当府院之争的调停人。黎元洪在皖系压力下内外交困,孤立无援,只好同意由张勋作“调人”,并明令张勋入京“共商国是”。

    张勋,江西奉新人。早年投清军。1895年到小站投靠袁世凯。清末曾任云南提督、甘肃提督、江防营统领、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等。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等。张勋效忠清室,部队皆留发辫,人称“辫子军”,他也被称为“辫帅”。袁世凯死后,邀集七省军阀代表主盟徐州会议,组成“十三省区联合会”,阴谋复辟清室。这次北上“调解”府院之争,其真实意图也在于趁机搞复辟。67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自徐州北上,经天津时与段祺瑞密谋。入京后,张勋先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再逼黎元洪辞职。黎元洪如梦初醒,自己引狼入室,但悔之已晚,只好只身逃往日本使馆避难。之后,张勋与清朝遗臣筹划复辟。71日,拥逊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恢复清朝官制,大加封官授爵。张勋被封为忠勇亲王、自任首席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张勋复辟遭到举国一致反对,如任命谭延闿为湖南巡抚的电令发到时,谭正在宴客,见此连呼“滑稽”、“滑稽”不已。当时各省奉满清诏谢恩的,只有“安徽巡抚”倪嗣冲;挂龙旗的,也只有北京和蚌埠两地而已。黎元洪接受秘书长张国淦的建议:一则致电冯国璋,令其代行大总统职权;另则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命其出师讨伐张勋。段祺瑞见借张倒黎的目的已达到,便摇身一变,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在天津马厂誓师,进京讨伐张勋。辫子军一战而溃,死不逾百,市民遭池鱼之殃者3人,学校仅停课1天。许多人在从北京往天津的列车上观看了两军对垒,如同看戏。张勋战败,于712日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度宣布退位。

    张勋复辟仅十二天便告收场。 张勋复辟失败后,躲在荷兰使馆的洋楼中,生活舒适。曾有访客问他:“复辟是否符合国情,姑且不论。倘公及早宣布立宪已安人心,虽败亦足解嘲,胡不见及此?”张勋说:“我不懂这套玩意儿,都凭着公雨(万绳拭)等人瞎闹而已!”

    段祺瑞赶跑张勋,接任国务总理,俨然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后,他假惺惺到日本使馆,恳请黎元洪回府复职。黎元洪作为府院之争的失败者,无意再当“北洋之虎”的政治傀儡,后迁往天津居住。

                                      (三)

    段祺瑞重新上台,执掌政权后,全国舆论呼吁恢复第二次解散的国会,但遭到段祺瑞的拒绝。在张勋复辟之时,孙中山当即在上海号召护法。

    孙中山自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寓居上海,仍十分关心政局的发展。此时,孙中山更认为段祺瑞是对民国的背叛,即于1917717日自上海南下广州护法。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首先得到海军的响应,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宣布海军独立,随后率海军第一舰队开赴广东,参加护法斗争。孙中山电召国会议员赴广州开会。到8月下旬,到达广州的议员达130余人。25日正式召开国会,因到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故称国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宣布约法未完全恢复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驶。9月1日,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分别为元帅。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护法运动的开始,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形成对峙的南方政权。

    参加护法的军队除海军外,还有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尤其是西南滇、桂军阀,在护法军政府中实力最大。

     说说滇系军阀。辛亥革命后,蔡锷任云南都督。唐继尧率部入贵州,任贵州都督。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于191310月将蔡锷调往北京,担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虚职,实则将蔡锷监视起来。而云南都督一职,蔡锷力荐唐继尧继任,获得袁世凯批准。11月,唐继尧率部回滇任都督,掌握了云南军政大权,控制了全部滇军,    

    护国战争结束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7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云南督军则仍为唐继尧出任。然而,蔡锷就任川督不久,病势即日渐恶化,不得不于8月底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蔡锷到日本后,仍医治无效,于1916118日在日本逝世,享年仅34岁。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重要的军政界人物,尤其是他策动和领导了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统治,这功绩是永垂史册的。蔡锷与在1031日在上海病逝的黄兴,都安葬在故乡长沙的岳麓山。

    蔡锷病逝后,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虽然唐继尧、罗佩金都参加护法军政府,派了入粤滇军和入粤川军,但他俩并不在护法军政府视事,军政府的大权落在岑春煊以及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掌握之中。

    岑春煊,广西西林人,父亲是曾任清代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福建巡抚等的岑毓英。岑春煊也是大官僚,曾任陕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清末曾与袁世凯争斗。民国成立后,任汉粤川铁路总办等。1913年参与二次革命,被推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失败后逃亡日本。护国运动到来,又被推为护国军务院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务。岑春煊还是政学系的成员。所谓政学系,是国民党议员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反对冯国璋、以欧事研究会成员为基础组织的学会。该学会拥护孙中山和黄兴,奉行三民主义,拥护共和,实现宪法。此番就职,岑春煊宣誓道:“不负两广之委托者,惟有两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岑春煊由于他的资格和影响力,实际已成为旧桂系军阀的靠山,陆荣廷也要借助于他。

    陆荣廷,广西武鸣人,清末任广西提督。辛亥革命当上广西都督。 1916315日,陆荣廷在柳州发布护国讨袁通电,宣布广西独立。陆荣廷宣布反袁,给袁世凯重大打击,3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但仍当大总统。为加强各派反袁力量的联合,西南护国各省,于5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唐继尧、岑春煊出任正、副抚军长,陆荣廷、陈炳焜代表广西出任抚军。陆荣廷亲率部队1万人,取道柳州、桂林、全县直指湖南,配合云南护国军向北洋军进攻。5月中旬,陆荣廷部进入湖南,下旬到达衡阳。袁世凯的亲信、湖南都督汤芗铭为大势所迫,亦宣布湖南独立,接着乘船北遁。湖南独立,使重病的袁世凯怨愤交加,于66日死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陆荣廷为湖南都督。陆荣廷知道自己难以控制湖南,他所图的是两广地盘,所以并不受命,荐谭延闓代。北京政府于76日改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陈炳焜为广西督军,这才合符他的心意。当时,护国战争结束,军务院也于714日宣布撤销。于是,陆荣廷率莫荣新、谭浩明、马济等军南下广东,围攻广东都督龙济光于广州,迫使龙济光退居琼崖,9月中旬解决了广东。就这样,陆荣廷利用护国战争之机,控制了两广,成了西南地区炙手可热的一方军阀,实际操控着南方护法军政府。              

                                      (四)

    面对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段祺瑞急于扩充军备,决心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以武力统一中国。为此,他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借款(由日本寺内正毅内阁的代表西原龟三经手,故名)就有八次之多,约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用以购买日本军火,编练“参战军”。

    袁世凯死后,以直隶河间人冯国璋为首的军阀结成联盟,世称直系。直系的势力当时主要在长江流域,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称“长江三督”。冯国璋出任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不无顾忌,但能将冯国璋调离他的势力范围,反倒容易对付。冯国璋也有他的打算,他表示可以北上就职,但必须以李纯接任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自己带一师人马入京。在这些条件满足后,他才动身离开南京。冯国璋虽然当上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总统,但新的“长江三督”则是他的外部力量。

    冯国璋入京后,段祺瑞即以控制黎元洪一样对他加以架空和利用;冯国璋当然力图摆脱控制,当一个有名有实的总统。双方的矛盾,亦即直、皖两大派系的矛盾,造成了新的“府院之争”。而相争的焦点,是在对西南军阀及广东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借此扩充皖系的势力;冯国璋主张“和平混一”,借此讨好西南军阀,保护直系的利益,从而对抗皖系。

    19178月,段祺瑞派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调北洋第8、第20两师入湖南。湖南的争夺战,拉开了南北战争(护法战争)的序幕。冯国璋一面与西南实力派陆荣廷等暗中往来,互通声气,一面指使“长江三督”加以牵制。于是,陆荣廷在南宁召开两广援湘军事会议,通电公开讨段,出兵大举援湘。长江三督则联名发表和平建议,与西南军阀呼应。

    11月,正当湖南战事继续扩大之时,北洋军第8师师长王汝贤、第20师师长范国璋突然于1114日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王、范两将均系直隶人,与冯国璋关系良好,故有此举。紧接着,长江三督以及直隶督军曹锟联名发表通电,响应停战。形势的突变使段祺瑞极为被动,只得以退为进,提出辞职。占了上风的冯国璋不失时机,于1125日下令准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先以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后又请出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

    段祺瑞解职,不过退居幕后,徐树铮仍在前台活动,在他们的背后,有日本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徐树铮于122日策动了北方十督: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齐集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126日,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冯国璋在督军团的逼迫威胁下,只得表示让步,下达讨伐令。又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使皖系得以东山再起。此时,由冯国璋原先授意,李纯与陆荣廷达成了谅解。陆荣廷提出恢复国会,停止湘粤进兵和拥护冯国璋继任总统的条件,一旦满足这些条件,两广即取消自主。这样一来,冯国璋又发出了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停止敌对行动。但北方主战派立即又展开攻势。1231日,北方十督曹锟等发表通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皖系控制的临时参议会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大总统,实际是想“合法倒冯”。在这种形势之下,冯国璋改变策略,声称要亲自出征讨伐西南,亲率拱卫军一旅,乘车沿津浦路南下,实质想逃离皖系控制下的北京,回到直系大本营南京。不料,专车开到蚌埠时,被皖系干将倪嗣冲拦截,迫使冯国璋回到北京。这样,冯、段两派的斗争更趋白热化。

    为了从根本上打击冯国璋的直系力量,段祺瑞派徐树铮到奉天与奉系首领张作霖商讨合作,调奉军入关“兵谏”,迫使冯国璋就范。以日本运来的军火,作为换取奉军入关的条件。奉系得到军火后,迅速出兵入关,进逼天津。皖、奉联合,冯国璋的处境更加危险,不得已再作妥协,又一次请出段祺瑞当国务总理。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继续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同时按原定合法驱冯的计划,指使临时参议院通过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修正案。1918812日,皖系一手操办的安福国会开幕,合法倒冯的时机已成熟。

    在这里,很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安福俱乐部,安福系及安福国会等几个名称。安福俱乐部,是皖系军阀的御用团体。19173月,段祺瑞为抵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和操纵是年9月的总统大选,指使王揖唐、唐毓隽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梁式堂住宅组织俱乐部。38日正式成立,因在安福胡同开会,且本部设于此,故取名安福俱乐部。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下设干事部,主任王揖唐;评议会,会长田应璜;政务研究会,会长李盛铎。以安福俱乐部为组织形式而形成了一个派系,称为安福系,是皖系军阀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其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等。1917724日,段祺瑞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929日下令召集,1110日开会。临时参议院被安福系所控制,主要任务是修改民国元年所定有关国会的各种法规,以便组成有利于皖系的“正式国会”。1918217日公布了《修正国会组织法》,选出参议院议员168名,众议院议员406名。812日国会成立。参议院正副议长为李盛铎、田应璜,众议院正副议长为王揖唐、刘恩格。由于它是由安福俱乐部一手包办选举产生,而且安福系占绝对多数议席,故称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的目的是倒冯。冯国璋自知无力抵抗,但又心有不甘,因此提出以段祺瑞同时下台为他下野的条件。正当此时,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原来倾向皖系的直隶总督曹锟及他的第3师师长吴佩孚等前线将领由主战变成了主和。吴佩孚还公开痛骂安福国会甚至段祺瑞本人。沉默已久的长江三督也发出先决时局,后选举总统的通电。这些,都旨在挽救冯国璋,冲击段内阁。面对直系的反扑,段祺瑞决定迅速组织总统选举法,尽早完成合法倒冯计划。为避免直系的直接报复,段祺瑞表示与冯国璋同时下野。94日,大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结果徐世昌当选,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

    冯、段的结局,形式相似,内容则完全不同。段祺瑞不过是以退为进,他依旧在幕后操纵和控制着中国政治。而冯国璋则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下野后回到河间隐居,经营产业,一年后在北京帽儿胡同私宅病逝。

                                      (五)

    冯、段相争的结果,使得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徐世昌,字菊人,号东海等。祖籍直隶天津,本籍河南,1855年生于开封。清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早年便认识袁世凯,还有个故事: 徐世昌微时,曾在项城县署襄助文案。一日,慕名拜访袁世凯,门卫阻之,徐恍若未闻,昂然入内。袁世凯正在仰山堂执卷而读,徐世昌径自走到他的面前长揖作礼。袁世凯起立还礼,延之上座。两人座谈良久,慷慨论天下之事,互相倾服,于是订交。徐世昌回到县署,对县令说:“吾今日识一人,他日必成伟业丰功。”县令问是何人,徐世昌大声回答:“项城袁世凯!”

    1895年,徐世昌被袁世凯罗致小站练兵,成了袁世凯的主要策士,有“北洋军师”之称。袁克定非常讨厌他,称他为“活曹操”。因为他喜怒不形于色,北洋旧人都认为“伺候项城(袁)易,伺候东海(徐)难”。后曾任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民国成立后,曾任国务卿,但更多时,他是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充当各派系的“调人”。其实,他是一位圆滑奸诈的老政客。安福国会之所以选举他继任总统,当然是看中他是不掌握兵权的北洋官僚,同时,又是一个能使直、奉及西南军阀所能接受的人选。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曾先后任命钱能训、龚心湛为国务总理,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在参战督办段祺瑞手中,安福系分子对各届内阁都进行着控制,尤其是徐树铮,在国务院事事干涉,无论何项政务,不经他过目,即使片纸只字,亦飞不出国务院大门,国务总理不过是个盖印工具罢了。段祺瑞不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正是为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支柱,以巩固和扩大皖系的武装力量,控制中央政权。

    徐世昌知道自己不过是个文人总统,无法与气势汹汹的皖系军人抗衡,因此,他以“文治”自我标榜,以示其与以往军阀军人当政之区别。他尽量任用自己的旧幕僚,如梁士诒、叶恭绰、龙建章、吴世湘、曹秉章、许宝衡、钱能训、周树模、朱启钤等,以形成左右政局确保高位的政治势力。此外,他更意识到,真正有势力足以与段氏皖系抗衡的,当时唯有直系曹锟及奉系张作霖,且这两派都与自己夙有渊源,因此,他极力交欢于直、奉双方。对皖系本身,他也搞些分化活动。当时的陆军总长靳云鹏,与直系曹锟、奉系张作霖皆有儿女姻亲,徐世昌便多方笼络,以为己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欲与日本争霸东方,先后向徐世昌提出和平统一南北的劝告。当时,国内也群情厌战,徐世昌即因势利导,发布和平令,实施“南北议和”。这样做,一则顺应民意,提高自己的威望,二则也是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对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徐世昌交欢直、奉,抑制皖系的做法,当然遭到段祺瑞的不满,尤其对“南北议和”,更是极力破坏。他一方面利用皖系的附庸陕西督军陈树藩挑起战事,破坏和会;另一方面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系分子,设置障碍,使多次和谈陷于僵局和破裂。

    19191月,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也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席了和会,并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等,遭到帝国主义的蛮横拒绝,竟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都让予日本。梁启超专程到巴黎,了解和会的情况。得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即将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大为震惊,而北京政府竟准备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全国舆论鼎沸,群情激愤,爆发了五四运动。

    革新思潮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着年轻的一族。民国初年,这些影响随着陈独秀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以胡适、鲁迅等学者倡议的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和一般市民。这场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少年中国学会、公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团体、组织纷纷建立。“巴黎和会”中国受到的屈辱,促使了中国民情的总爆发。从5月4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走上街头组织演讲、宣传,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制币局总裁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愤怒的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地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6月6日起,上海工人相继罢工,继而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运动的主力也从北京转到上海,再影响全国各地。

    五四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除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俞平伯、钱玄同、刘半农等继续起到领导作用,一批学生领袖如邓中夏、张国焘、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梅斯平、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闻一多等也走到了中国政坛的前台。

    对这场运动,社会各界人士也都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为公开赞美学生运动:“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又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并主张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诛杀卖国贼曹、章。新文学运动的头号敌人林纾,表示支持抵制日货。北洋系前线将领吴佩孚通电支持学生,痛斥政府,不久更唱着抗日歌曲,“撤防”北上。湖南督军张敬尧、江西督军陈光远也要求政府罢免曹、章、陆,力争收回青岛。教育总长傅增湘三次提交辞呈,迫使政府收回了惩处肇事学生的命令;他还坚决拒不签署解散有关学校的命令。就是被学生痛打了的章宗祥,也委托其妻子具书呈请国务院释放学生。这种形势,对亲日的段祺瑞皖系,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弄得声名狼藉。段祺瑞负隅顽抗,直、奉军阀也乘势反皖。段祺瑞用日本金钱和武器装备的嫡系部队“参战军”共三师四个混成旅,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失去“参战”的借口,于是,他先后改名为“国防军”、“边防军”,派徐树铮主管,自己亦改名为“边防督办”。徐树铮具有强烈的个人野心,飞扬跋扈,遭到其他派系及徐世昌的嫉恨。因此,当皖系军阀整编边防军时,徐世昌为调虎离山,以处理“外蒙自治”为由,于1919624日任命他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管理西北边防事。8月,又特派徐树铮兼西北边防总司令,原参战军改称西北边防军。

    徐树铮受命率部赴外蒙古,军威甚威。他又以礼物宴会联络安抚主要官员,并十分策略地主张外蒙撤治不需订立条约,而是劝蒙方宗教活佛出面率众呈请撤治。191911月,在外蒙举行了册封典礼,中国政府加封活佛为外蒙翊善辅化博克多 哲布尊丹巴 呼图克图汗。徐树铮武功文治,改组外蒙官署,设立边业银行,筹还外蒙俄债,注销外蒙欠前清户部的债务。他还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创办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推行汉化教育,且在库仑开辟网球场,与部将同嬉,自称“绝域蹋踘”,大有汉朝霍去病、赵充国之遗风。徐树铮做了许多有益于外蒙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的好事,造成了外蒙自治问题的缓解。由于徐树铮的积极经营,不仅控制了西北地区,反而使皖系多了一块大地盘。 

    徐树铮在外蒙撤治成功后,回驻京都,库伦事务委托李垣副使代理。不久,吴佩孚从湖南撤防,行抵保定,声言行将入京。吴在张作霖、曹琨等人的支持下,罗列徐树铮的罪状,并请中央削去徐的兵权。段祺瑞迫于形势,免去了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职务。

    在内阁问题上,五四运动期间,段祺瑞指责国务总理钱能训镇压学潮无能,企图使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出组新阁;徐世昌不同意,推出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后来经过反复争斗,徐世昌和直、奉军阀联合,有意推荐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云鹏是皖系大将,“四大金刚”之一,段祺瑞不便反对;靳云鹏与徐树铮关系恶劣,推出靳云鹏,可以达到分裂皖系的目的;此外,靳云鹏又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门生,奉系张作霖的儿女亲家,直系大将曹锟的换贴兄弟,对直、奉方面都有利。果然,段祺瑞不作公开反对,但提出要以安福系干将曾毓隽、李思浩、姚震、朱深分任秘书长和财政、司法、交通三总长,靳云鹏不接受。而靳云鹏提出的阁员名单,又遭到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议员们的反对。到1128日靳云鹏正式组阁时,曾毓隽、李思浩、朱深还是被塞进了内阁。靳云鹏难安其位,与段祺瑞、徐树铮的裂痕迅速扩大。

    1919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其手下大将吴佩孚更异常活跃,对皖系和安福系不断发起挑战。曹锟于保定、吴佩孚于湖南,一北一南,互相呼应。与此同时,直系还利用皖、奉的矛盾,积极争取张作霖,共同把矛头指向皖系段祺瑞。

    1920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吉、黑八省军阀代表会议,讨论反皖对策,结成八省反皖同盟。5月,吴佩孚从湖南撤军北上。与此同时,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出迎击准备。622 日,曹锟召集反皖同盟在保定再举行会议,提出解散安福国会、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销边防军等多项条件,继而再提出惩办“祸国殃民”、“卖国媚外”的徐树铮。段祺瑞也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时局对策,坚决不肯退让。几经反复,徐世昌在直、奉双方的作用之下,于74日发布命令:调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免去西北筹边使,令其留京供职。这一命令激怒了段祺瑞,78日,他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开联席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并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李进才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双方剑拨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在这最后时刻,徐世昌不得已又下了一道命令:惩办吴佩孚,将曹锟“褫职留任”,但已无法阻止局势的发展。吴佩孚则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714日晚,直皖战争终于爆发。

    直皖战争的主要战场在京汉路和京津路之间的河北涿州、高碑店和杨村一带。直系兵分两路,吴佩孚任直军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瑛任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714日晚,皖军首先向直军的杨村进攻,直军放弃杨村败退北仓固守。初战皖军告捷。717日,战情发生变化。吴佩孚率军退出高碑店,奔袭皖军西路军指挥部所在地松林店,指挥曲同丰被俘,余部投降。同日,奉系军阀张作霖通电与直军并肩作战,令27师、28师开进关内,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系东路军指挥徐树铮在廊房不战而逃回北京,所部向京绥路败走。至此,东西两路皖军均大败。在战争开始后,南方军阀支持直系。孙中山的广东护法军政府也发布讨段檄文。段祺瑞四面楚歌,被迫于719日通电罢免官职,撤销定国军名义。722日,直系察哈尔都统王廷桢率部进驻康庄,在居庸关附近打败皖军残部。7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直皖战争结束。

    直皖战争一结束,北京政府即下令: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等处分;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边防军名义;通辑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王揖唐、丁士源、梁鸿志、王郅隆、张宣等人;夺曲同丰、陈文运等人官职;解散安福俱乐部。皖系势力从此衰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