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奉军阀统治与北京政变

      陈贤庆

                                    (一)

    回头再说北方的政局。随着直皖战争皖系失势后,北京的政局便由直系和奉系军阀掌握

    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军阀的代表人物。

    曹锟,字仲珊,1862年生于直隶天津一个小业主之家。幼年曾入私塾,粗通文字,好习武。世传曹锟不识字,给人题字,只会题一“虎”字,实则曹锟颇通才艺,犹善画梅。十六岁后,以贩布为生。二十岁时,投淮军当兵。不久,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毕业后,入宋庆的毅军当哨官。1895年,到天津小站投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凭着他的善于投机钻营,很快搏得袁世凯的欢心,成为“北洋三杰”之外的第四号人物,历任帮带、管带、统领、统制、总兵等。

     19122月,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曹锟当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在袁世凯的操纵下,于229日在北京纵兵哗变,焚掠内外城,为袁世凯制作拒绝南下的借口。19144月,曹锟被袁世凯任命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曹锟投袁世凯所好,拥护他称帝。19161月,曹锟又受命率军入川,与护国军交战。袁世凯死后,曹锟被调任直隶督军,驻守保定。

    曹锟是直系重要头目之一,但他在当时直皖两派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常以两面敷衍的手法求得自保。他与皖系段祺瑞保持良好关系,段祺瑞以权利诱惑他,他便附和段;冯国璋以直系结合为号召,他又附合冯。曹锟的官瘾大野心大,当时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副总统一职虚悬,曹锟梦寐以求想当个副总统,段祺瑞、徐树铮便以“副总统”一职作为钓饵,争取了曹锟加入主战派的行列,并成为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19182月亲领大军南下入湘,3月攻陷岳州,4月占领衡阳。可是,段祺瑞并没有兑现“副总统”之约,反而连他亲手抢下的地盘湖南也让给张敬尧。曹锟一怒之下回到天津。6月,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曹锟本拟策动议和,但徐树铮向他百般解释,“副总统”之约一定会兑现。曹锟觉得尚有希望,又继续主战,但和徐树铮讨价还价。徐主张先南下作战,立功后送副总统之座;曹锟坚持先定下副总统归自己,再去南征,双方争持不下。89月间,曹锟部将吴佩孚在湖南前线通电攻击段祺瑞内阁及其武力统一政策,曹锟亦暗中支持。面对这种局势,段祺瑞也只得决定让曹锟出任副总统,指使安福国会开会荐举。但是,国会中的交通系、研究系一百多名议员在徐世昌的策动下,以“虚副总统一席以待南方领袖”为由,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拒不出席会议。结果,折腾了一番。终因法定人数不够而“流会”收场。曹锟白做了一场“副总统”美梦。

    1919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

    曹锟与吴佩孚一北一南互相呼应配合,准备与皖系决一雌雄。同时,积极拉拢奉系张作霖,共同对付段祺瑞。于是,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终于在1920714日爆发了直皖战争。战争只进行了4天,以直系大获全胜而告终。

    直皖战争之后,段祺瑞因战败而通电辞职。曹锟和张作霖举行天津会议,商量组阁一事。曹锟本意推荐王士珍,但为了巩固同张作霖的关系,最终同意了张作霖请出其儿女亲家靳云鹏组阁的建议。于是,靳内阁于811日组成。814日,曹锟、张作霖两位大帅乘坐专列进京,受到徐世昌等以帝王之礼的迎接。

    曹锟、张作霖为共同垄断北京政府,达成了分赃协议。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张作霖晋授为镇威上将军。双方各向北京政府索要军费一千万元后,于94日离京返天津。到天津后,由张景惠、靳云鹏撮合,曹锟将七岁之女曹士英许给张作霖八岁之子张学思(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曹、张两人又成了儿女亲家。

    但是,曹、张两人的合作以及直、奉两派的联合,只是极其短暂的。直系要保住已得利益并继续抢占地盘,奉系为扩大势力范围而不断向关内发展,双方很快形成了尖锐的冲突。靳云鹏内阁上台后,完全受直、奉两系的控制,任何一件国事均需取得直奉双方的同意。靳云鹏为了统一步骤,调处直奉矛盾,邀请张作霖、曹锟、王占元到天津开会,时称天津四巨头会议,也称巡阅使会议。会议从19214月下旬开至5月下旬,就财政、内阁、裁兵等问题进行了了激烈的讨论和争吵。双方虽有所妥协,各有收获,但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反使直奉矛盾更加尖锐激化,最后不欢而散。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靳内阁支撑了数月之后,不得不在1217日宣布辞职。1224日,张作霖荐举亲日派梁士诒当了国务总理。梁士诒上台后,干了一系列亲日卖国勾当,引起全国各界不满。直系的吴佩孚也趁机大肆攻击梁内阁,矛头实则指向了张作霖。张作霖则扬言,如果吴佩孚再反对梁内阁,即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加以讨伐。直奉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徐世昌要求直奉两系推荐一个双方可以同意的内阁总理,张作霖表示“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则表示“军人不干政”。19224月初,徐世昌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不料遭到奉系的反对。410日开始,奉军相继开进关内,以军粮城为本营,从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至德州附近。奉军号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设总部于山海关,后分两路出击。

    对奉军的进逼,曹锟不想和亲家张作霖开战,其弟曹锐等人也一意求和。曹锟电令直军不作抵抗,引起了直军将领一致不满。吴佩孚不顾曹锟指令,积极调兵准备应战。结果在吴佩孚的连连请命下,曹锟下了最后决心。他奋然说:“功名富贵皆是我挣来的,如今决计不要了!”又自拟一电致吴,电文说:“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曹锟任吴佩孚为总司令。4月25日,吴佩孚与直系督军齐燮元、陈光远、萧耀南、田中玉、赵倜、冯玉祥等人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以保定为大本营,随时应付奉军的进攻。

    曹锟是一个昏聩、粗野而充满野心的封建军阀,他说的也没有错,他的“功名”,几乎都是吴佩孚替他创立的。

    吴佩孚,字子玉,故后称“玉帅”,1874年生于山东蓬莱县一个小生意人的家庭。青年时考中秀才,因得罪当地土绅,1898年到天津入聂士成的武卫军当兵,1902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06年,吴佩孚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

    1911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出山,镇压革命军。袁世凯命曹锟率部入山西,镇压山西革命党人。部队从石家庄沿正太铁路入晋,目的地是井陉。当时是深夜行车,车过了井陉但没有停。原来炮兵第三标标统是革命党人,故意使列车开往由革命军占据的娘子关,想将曹锟的这个炮兵团全部吃掉。这事被吴佩孚觉察,及时将车上的革命党人制服。随后,又带人控制了车头,令司机把火车退回井陉车站,此时,协统卢永祥等才大梦初醒。随后,曹锟乘坐的列车也到达井陉,得知情况后惊呆了老半天,接着盛赞吴佩孚能当机立断,平息事变,当即提升吴佩孚为炮三标标统。井陉事变给吴佩孚提供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从此,他成为曹锟的亲信和得力部将,打了许多胜仗。

    即将到来的直奉战争,直军的主帅还得由吴佩孚担任。 

                                      (二)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天奉天海城一个小商之家。年轻时曾入清兵营当过兵。后与十几个散兵游勇和地痞无赖,结为一帮,当起土匪来。与匪首张景惠、汤玉麟结成绿林伙伴,势力不断扩充,成了辽西一霸。

    1902年,张作霖寻找到机会,接受招安,由匪首变成了清朝地方军官和堂堂营官。1909年,奉天军队改为中、前、左、右、后5路,张作霖升任中、前两路统领。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27师,张作霖升任该师中将师长。除27师外,当时奉天还有冯德麟的28师,而奉天督军则是段芝贵。1916年,张作霖与冯德麟密商,彼此配合,用威逼恐吓手段将段芝贵赶走。其后,又逼走冯德麟,独揽奉天的大权。

    张作霖独揽奉天大权后,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与段祺瑞相勾结,1918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他的权力又提高了一步。吉林督军孟恩远,素与张作霖不和,张作霖为了达到由奉系统一全东北的目的,千方百计促使北京段祺瑞政府罢黜孟恩远。191976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孟恩远赴京供职。孟恩远拒不服从调动。张作霖以武力相威胁,派军队分4路讨伐吉林。孟恩远的部将、吉林督军总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高士傧等军官,坚决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率吉军万余人集结在长春、农安、伊通一带与奉军对抗。719日,日本驻军故意在吉军驻地宽城子挑起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日军即以此为借口,要吉军撤离长春三十里以外。吉军被迫撤出长春。接着,日本公使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段祺瑞立即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免职。高士傧还想继续抵抗,但吉军中许多官兵已被奉系收买,整个事军陷于崩溃状态。孟恩远、高士傧不得不先后卸职,离开吉林。宽城子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张作霖不战而胜,赶走了孟恩远,夺取了吉林的政权,进而控制黑龙江,完成了称霸东北的事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张作霖虽已成为独霸东三省的大帅,然而他还心犹未足,他还想进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过在当时,直、皖两大军阀正在激烈争斗,而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暂时还只能充当配角。张作霖原来是追随皖系段祺瑞的,后来皖系声名狼藉,张作霖也见风使舵,加入反皖的行列。尤其是1919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控制了西北地区以后,对奉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张作霖与曹锟组织了北方八省反皖同盟。

    19207月,直皖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声名狼藉,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713日,张作霖以张景惠为关内奉军司令,自己亲率大军入关,并发布《讨伐段祺瑞檄》,指责段“排除异己,把握政权”,“弄权卖国,残民黩武”,“穷其罪状,罄竹难书”。714日,战争正式爆发。717日,直军吴佩孚在西路涿州一带大获全胜,俘虏皖军西路指挥曲同丰。同日,张作霖指挥奉军第27师、第28师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军东路指挥徐树铮不战而逃。719日,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7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张作霖终于实现了入主北京的愿望,与直系曹锟共同把持了北洋军阀政府。

    直系和奉系虽然共同把持北京政府,但是,直皖战争的胜利果实难以分赃均匀。直系对亲日亲奉的梁士诒内阁也不满,吴佩孚联络各省督军,一再通电倒梁内阁。张作霖则扬言要用武力对付直系。从4月10日起,奉军就络绎不绝进关,并改名叫“振威军”,一路进至军粮城、马厂、静海;另一路于17日进至京汉铁路的长辛店一线。

    429日,张作霖下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这次战争,奉军4个师、9个旅,约12万兵力。直军则投入7个师、5个旅,约10万余人。东路在天津浦路马厂一带,西路在京汉路的长辛店一带。最激烈的战斗是在长辛店和琉璃河之间进行,两军屡进屡退,互有伤亡,不分胜负。吴佩孚令董政国于二十四小时内夺回长辛店,不然提头来见,结果半天时间,已有传令兵回来报告:“董旅长过去了。”曹锟一听大惊,以为董已死,乃惨然看了吴佩孚一眼,正准备征询该以谁继任旅长的时候,那传令官又频频催促:“大帅,总司令,您们也一起都过去吧!”曹锟才知是打了胜仗,不觉虎跃而起道:“子玉,我们一齐都过去了吧!”战至53日,吴佩孚转守为攻,以一部作正面钳制,另以主力绕到奉军背后,直扑芦沟桥,使西路奉军腹背受敌。55日,西路奉军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师长邹芬倒戈,当日长辛店就被直军占领,奉军大败退至北京。奉军东路闻长辛店失守,军心大乱,斗志消失 ,纷纷溃退。张作霖被迫下令退却,后经天津、滦州率残部出关。

    奉军战败后,大总统徐世昌应直系要求,下令免除张作霖所任各职听候查办。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于512日宣布独立。19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续整军备战,以图反攻。617日,双方在英国的干预下进行停战议和,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笛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

                                      (三)

    直系军阀独掌北京政权后,梦寐以求想当总统的曹锟,想立即驱逐徐世昌,由自己登台。还是吴佩孚想得深入全面一些,主张召集旧国会,把黎元洪挖出来复位,用“恢复法统”的名义来作为过渡的办法,这样,可以使直系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可以使总统和国会都成为直系的手中的傀儡,也利于曹锟在黎元洪“补足任期”后,“名正言顺”地取得总统的位置。曹锟同意了吴佩孚的主张,两人领衔发出征求恢复国会意见的通电,得到一大批军阀和社会名流的支持。直系将领孙传芳多次发表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职,要求徐世昌下野。

    1922524日,“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成立。61日,旧国会议员150多人在天津开会,宣布国会“恢复”。62日,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下台。徐世昌这位圆滑世故的北洋元老,由皖系安福国会推上总统的宝座,任期三年零八个月后,又被直系军阀赶下台来,他的政治生涯也从此结束。

    徐世昌下野后,曹锟、吴佩孚率直系督军联名通电要求黎元洪“依法复位”。黎元洪表示同意,611日入京供职,614日下令撤销1917612日“解散国会令”。81日,旧国会议员召开会议,正式恢复国会,实现了直系的所谓“法统重光”。

    然而,如同其他军阀集团一样,直系在独掌北京政权之后,作为直系首领的曹锟和吴佩孚之间的矛盾立即表露了出来,形成了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两派在制宪和选总统问题上斗争激烈。而内阁倾向洛派,深为保派不满。为了推倒王宠惠内阁和驱逐黎元洪,使曹锟早日当上总统,19221118日,在保派怂恿下,倾向保派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揭发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自与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遭受5000万元损失一事,逼迫黎元洪亲下手谕,命令步兵统领聂宪蕃、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带兵逮捕了罗文干,解送法庭处理。后在吴佩孚的干预下,也因证据不步而释放。罗文干案件导致了保洛两派矛盾激化,吴佩孚最终屈从了曹锟,王宠惠内阁也于1129日倒台。

    1923年初,黎元洪已快满任期,曹锟本来再等几个月,也能顺当坐上总统的宝座,但是曹锟已经急不可耐,要把黎元洪赶走。黎元洪其实是个傀儡总统,本无实权,但是被人赶下台,又心有不甘,所以联系张绍曾内阁及政学系议员与曹锟对抗,不肯下台。56月间,直系保、洛两派取得一致意见,提出“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的策略。先由亲直系的阁员高凌尉、吴毓麟、程克先拆内阁的台,使张绍曾内阁不得不于66日全体辞职,张绍曾当晚被赶往天津。紧接着,曹锟便亲自导演了一场“逼宫夺印”戏。

    68日,冯玉祥部张之江率军官数十人佩刀闯入新华门,围住居仁堂,向大总统索要欠饷。9日上午,曹锟党徒又怂恿警察罢岗,撤走总统府卫队。10日下午,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黎府索要欠饷。接着,“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千余人手持“黎元洪退位”的旗帜呼喊而来。12日,黎府又出现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轮番示威骚扰。黎元洪明知是曹锟要赶他下台,却坚持不走。但不久黎宅断了水、电,黎元洪大怒之下,决定离开北京。他把总统的大小印信十五颗拿出来,十颗留在公府,五颗送去交给他那住在法国医院的危氏如夫人,并作了其他一些最后交待。13日下午,黎元洪乘专车离开北京。

    曹锟得知黎元洪拿走了总统印信,急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车夺印。黎元洪的专车到达天津新站后,王承斌率领的大批军警便包围了专车,卸下车头,迫黎元洪交出印信。黎元洪被逼得拨枪自杀,被随员抢救没有打中要害。到了晚上,黎元洪无可奈何,只得说出实情,曹锟终于在14日清晨取回总统印信,才放走黎元洪。经过这场耻辱和劫难以后,黎元洪仍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后还在天津、上海等地活动,试图东山再起。但不久也感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便隐居天津张园,从事工商业活动,担任中兴煤矿董事长等。192863日,因患脑溢血去世,享年64岁。

    再说曹锟,指使直系军阀闹饷、逼宫、截车、夺印、赶走黎元洪种种暴行,激起了全国各界的反对。但曹锟对此全然不顾,为当总统一意孤行。他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他在国会选举中出谋出力,又以高价收买和胁迫国会议员来京参加国会选举,并派专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设立暗察处,对议员进行监视。1923910日,国会开预选会议,曹锟以五千至一万元一张选票收买了五百多名议员。105日举行正式选举,曹锟派遣大批军警、宪兵“警戒”。原定十点钟开选,但到上午十一点四十分签到者也不过400多人,不足法定人数,选举会议主席吴景濂急得团团转,派出可靠议员分头去拉同党、同乡的议员,而已签到者已失出自由,不得外出。直到下午一点二十分,签到者达593人,这才摇铃开会投票,四点钟选举完毕,曹锟终于以480票“当选”为大总统,1010日宣布就职。这次选举共支贿款1350余万元,因此,时称曹锟为“贿选总统”,国会是“猪仔国会”,议员是“猪仔议员”,在民国史上留下了丑恶的一页。

    曹锟“当选”总统后,为巩固他的地位,首先竭尽全力扩大势力,将所有亲信均以封官晋爵,给直系诸将论功行赏。其次,利用他的最高权力,进一步聚敛财富,使得百姓苦不堪言。由于他臭名昭著,民心丧尽,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反抗,就是各地军阀也不听从他的号令,相互争斗,抢占地盘。

                                       (四)

    直系军阀将领中,还有一位冯玉祥。他是其后形成的西北军事集团的首领。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1882116日出生于直隶青县兴集镇。父亲冯有茂是淮军中职位低下的哨官。冯玉祥少时家境贫寒,只读了1年零3个月私塾。11岁时,为了挣得每月33钱的饷银,在他父亲所在的营中补了兵。他本名冯基善,冯玉祥这个名字,是补兵时管带随手给他写上的,以后就一直沿用了下来。1896年他14岁时,正式入营当兵,参加过修筑大沽口炮台的劳役。熬到20岁那年,他才作为教习,每月拿48钱饷银,担任喊口令的任务。这时,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教练、装备等方面比旧式军队先进,于是,他抛弃了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靠新军。

    到新军以后,冯玉祥由于体格魁梧强健,声如洪钟,加上勤学苦练,颇得上司赏识,不久便升任副目、正目,3年后便升至哨长(排长)。不久,他与协统(旅长)陆建章的内侄女成婚,得到陆的提拔,1911年升任北洋军第20镇的管带(营长)。

    1911年前后,冯玉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军中的革命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一起,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牺牲,冯玉祥被拘禁,随后被递解回籍。1912年民国成立后,冯玉祥重被陆建章启用,授任营长。1914年升任第7师第14旅旅长。同年10月,14旅改为第16混成旅,冯玉祥任该混成旅中将旅长。

    1915年,袁世凯称帝,护国讨袁战争爆发。当时,冯玉祥率军在四川,归袁世凯的亲信陈宦指挥。袁世凯的领兵大将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也都在四川,他们共同威胁和利诱冯玉祥支持袁世凯称帝,好从中得到升赏。在此关键时刻,冯玉祥深明大义,反对倒退,加入了讨袁护国的行列。他一方面与护国军首领蔡锷将军联系,一方面力劝陈宦不要与护国军为敌,应宣布四川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陈宦在冯玉祥的劝说和压力下,终于通电宣布四川独立,反袁称帝。此举给予袁世凯沉重的打击,不久他便忧愤死去。

    1916年,冯玉祥被反动势力排挤,离开部队到北京郊外的西山赋闲。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以后,冯玉祥立即回到部队驻地廊坊,指挥部队参加讨伐军,并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冯军攻入北京城,平定了复辟丑剧。冯玉祥还主张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把皇宫的财产和文物收归国有。但是,段祺瑞不准,使得冯玉祥的主张当时无法实现。

    1918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段祺瑞派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去福建和孙中山的护国军作战。冯玉祥趁南下之机,率部在武穴通电主和,反对段祺瑞穷兵黩武。段祺瑞十分恼怒,要罢免冯玉祥。但全军将士拥护冯玉祥,坚决要求冯继续任职。段祺瑞害怕事态扩大,只好收回成命。但是,时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的陆建章因支持冯玉祥,被段祺瑞指使徐树铮诱杀于天津。从此,冯玉祥开始和孙中山先生交往,并逐渐倾向于革命。同年10月,冯玉祥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

    其时,张敬尧军驻湘北,吴佩孚军驻湘南,冯玉祥驻湘西;张荼毒湘人,吴、冯却甚得民望。吴善治军,且识时势,每有惊人之论,冯叹曰:“此君鹏程万里,必不久居人下也。”于是曲意交欢,事之如兄长。吴也重视冯的口碑,倾力提拔。 

    冯玉祥驻军湖南时,百姓抵制日货,冯也倡导甚力。日本领事闻讯,派人到常德质问冯,认为他没有尽力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冯拍胸脯说:“烦您转告贵领事,保护外侨生命财产,是我的职责所在!”即日传令,每家日货商店,均派兵两名为守卫,昼夜不辍。这样一来,日货商店无人敢问津,日商损失甚巨,日领事又派人来质问,冯玉祥怫然不悦地说:“从此以后,其有危害贵侨生命财产者,恕不负责!”

    1920年的直皖战争,直、奉联合打败皖系,把持了北京政权。1921年,北京政府撤销皖系陈树藩陕西督军职务,改由直系阎相文继任。陈树藩拒不卸任,致使阎相文决定以武力接收。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为入陕接收的先锋部队。冯玉祥将全旅编成3个纵队,由张之江、李鸣钟、张维玺率领,从河南直入陕西,经过几番激战,击败陈军,并把陈树藩赶出西安。于是,阎相文顺利入城接任。由于第16混成旅作战有功,扩编为第11师,冯玉祥升任师长。同年823日,陕西督军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自杀,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

    1922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开始奉军占了上风,吴佩孚在长辛店失利,急调冯玉祥救急,同时任命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冯军兵分三路向奉军发起攻击,不久,大破奉军。55日,与奉军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发兵偷袭郑州。冯军又与赵倜和鲍德全的部队在郑州展开血战。59日,冯军发起反攻,大破赵部,并追击赵部残兵至开封。这场直豫战争(也称河南战争)结束后,冯玉祥被任为河南督军。

    冯玉祥就任河南督军后,马上进行整训和扩充军队,改编了两个补充团和一个学兵团,不久又将这三个团扩大为三个混成旅。此时,冯玉祥有了一个师又三个混成旅的实力,冯军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部队。由于冯玉祥屯兵开封,与洛阳的吴佩孚在一条铁路线上,朝发夕至,鸡犬相闻,遂成为吴佩孚的心头大病。冯玉祥有些新派思想及平民作风,治军严谨,严禁烟赌娼妓,这些做法,使吴佩孚怒不可遏,斥责他是“赤化”。于是,吴佩孚与冯玉祥的关系日益恶化,吴佩孚操纵中央,于192210月由黎元洪总统调冯玉祥到北京任陆军检阅使,这是个有职无权的闲差,实际上是把冯玉祥逐出河南。

                                   (五)

    1924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齐燮元进攻皖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奉系张作霖则以粤浙奉同盟为由,通电责直,并率兵入关,响应浙卢反直。915日,15万奉军分六路向榆关、朝阳进攻,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曹锟火速电召吴佩孚到京主持战务,吴佩孚于917日到京,18日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任命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后方筹备司令;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山海关;以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喜峰口;以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兵古北口;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杜锡硅为海军总司令。这次战争双方各有20万人参加,战争首先在热河揭开,但主要战场是在山海关一带。

    冯玉祥出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任务是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冯玉祥所担任这路,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瘠民贫,不但行军困难,而且给养也无法解决。冯玉祥知道这是吴佩孚故意所为,企图以此使冯部陷于绝境。吴、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促使冯玉祥最后下定决心,趁这次直奉战争进行倒戈,发动政变。

    冯玉祥受命以后,借口筹措军粮,修理军械,故意拖延出发时日,及至出发,每天只前进二、三十里,101日才到达古北口,又以筹措给养为名停了下来。在古北口,冯玉祥静观战局变化,一面秘密与张作霖的代表达到倒直的协议,一面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和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 。胡景翼和孙岳二人,早年都曾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都曾参加倒袁运动和护国战争,胡景翼还曾出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所以他们都赞同冯玉祥倾向革命的主张和行动。

    几天以后,冯玉祥得到东线直系屡战失利的消息,同时又接到讨逆军总部参谋长张方严“九门口危急,望速进军”的电报,认为时机已到,遂于1021日将后队改为前队,昼夜兼程。22日午夜,冯军第8旅旅长李鸣钟,第22旅旅长鹿钟麟,在负责戍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首先率部开到北京,占领交通、电讯等重要机关。鹿钟麟派出一营兵力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并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

    1024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通电停战。24日,冯玉祥迫使曹锟发表命令,撤销吴佩孚讨逆军总司令等职务。不久,冯玉祥又迫使曹锟自动辞职。曹锟的佞幸李彦青被枪毙,巨额财产被夺取。曹锟之弟曹锐服毒自杀。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使直奉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直军军心大乱,迅速溃败。吴佩孚由秦皇岛逃回天津,后又只得率残部乘舰狼狈南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在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威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优待清室的八项条款,使清逊帝溥仪仍留居故宫,沿用宣统年号,享受皇帝的生活,如民初溥仪大婚,各地遗老及士民均奉贺礼,曾为大清国重臣的徐世昌贺礼2万元为最多,张勋、张作霖、曹锟等都有重礼,大总统黎元洪则特别从关税内拨出10万元,8万为清室优待费,2万为代表民国的贺礼。各地遗老到京祝贺者极多,而奉贺礼最多的一省,却是始倡革命的广东。对此,冯玉祥早已深恶痛绝。北京政变后,北京一些清末遗老和保皇党人乘机活动,复辟清帝之谣纷纷。为此,冯玉祥采取果断措施,决定把溥仪驱出故宫。114日,黄郛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专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收容旗籍平民;清室即日迁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卫兵妥为保护;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产则归国民政府所有。11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向清室宣布了以上条件。并限令溥仪即日出宫。是日下午,溥仪及其妻妾,少数太监、宫女随其移居什刹海溥仪父亲醇王载沣的故居醇王府,后又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张园。

     北京政变,国民军对清皇室的做法,属于单方面“毁约”,即破坏了对清室的《优待条例》,即使溥仪等“出宫”,也是按条例所说“迁居颐和园”,但这条也没有做到。这为日后溥仪投靠日本人、建立满洲国埋下了伏笔。

    北京政变成功之后,冯玉祥联同胡景翼、孙岳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自成一派。国民军共三个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次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驻扎北京、察哈尔及绥远地区,第一军改称西北陆军,归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直辖,并增编为六个师又三个旅,因此,冯玉祥所属各部又被称为西北军。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驱逐清室,脱离直系军阀系统,组建国民军,这些都是带有革命性质的重大政治举动。但是,由于政治立场的局限,冯玉祥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他一方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一面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使政权又落到段祺瑞、张作霖手中。

                                      (六)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得知北京政变的消息及接到冯玉祥的电邀,在广州正在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成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孙中山先生,也极受鼓舞,马上打电报给冯玉祥,电文说:……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冯玉祥也立即回电孙中山,请早日北来,指示建国方针。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前往广东欢迎孙中山先生。冯玉祥嘱咐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

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以后,又致力于与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作斗争。在两广建立政权,北伐中原,打倒军阀,重建共和,是孙中山晚年致力的唯一事业。要打倒北方强大的军阀势力,谈何容易。孙中山亦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与皖、奉联合,对付直系,便是策略之一。

1919年,鉴于直系势力的强大,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梁士诒,在组阁前来到广东见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合粤皖奉为一炉的计划。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参议院议长的李盛铎亦派侄子李守冰来粤拜见孙中山,亦希望粤方联合皖、奉,以对抗直系吴佩孚。孙中山觉得此议可行,派东北籍老同盟会员宁武北上联络段祺瑞尤其是联络张作霖,取得初步共识。在其后数年间,孙中山先后派宁武、汪精卫、程潜、伍朝枢等北上拜会张作霖;张作霖亦先后派李梦庚、李香斋、韩麟春、沈鸿烈等到广州或上海拜会孙中山,甚至资助孙中山金钱和军火。

1922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奉系军队退守关外,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权与东北的张作霖以及占据着浙沪的皖系干将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1924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回师南苑,通电停战,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瓦解,奉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皆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对此突如其来的可喜的政治局面,正在病中的孙中山觉得机不可失,114日,孙中山复电张、冯、段,表示同意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

然而,就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因奉系、皖系与冯玉祥之间的权力分配矛盾,冯玉祥被迫退让。11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联名推戴,公举皖系早已失势的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段祺瑞从重新上台的第一天起,又承认与各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共同工具。这与孙中山在《北上宣言》的精神南辕北辙,是对孙中山不小的打击。

 孙中山于19241113日抱病北上,17日到达上海,22日离沪到日本,124日经日本到达天津。天津民众五万多人在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到来。张学良代表父亲登上“春阳丸”迎接孙中山。当日午后,孙中山前往海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此时的张作霖态度冷淡,没有出门迎接,让孙中山在客厅坐了很久,才慢条斯理地出来,径直落上座。这是孙中山与张作霖的首次见面。125日,张作霖回访孙中山。两次会面谈话,虽表面上显得还算融洽,但张作霖已没有和孙中山合作的意愿,并教训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的政策。这种政治上的重大分歧,决定了直系垮台后孙、张二人的联合已瓦解。天津会谈结束后,张作霖便回东北。由于天津气候严寒,加上旅途劳顿,孙中山渐感不支,发冷发热,不得不滞留天津养病。1215日下午,张学良偕于凤至等前往天津日租界孙中山的临时行辕拜访。当时,孙中山的肝病已呈危状。但是躺在病榻上的孙中山仍与张学良谈论南北统一等军国大事。张学良谦和恭谨很受孙中山的器重,当场抱病扶案,亲笔挥毫为张学良题写“天下为公”条幅相赠。

1231日上午11时,病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汪精卫等人由天津入京。作为政府执政的段祺瑞并没有出面迎接孙中山。在孙中山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正好是1925年元旦,段祺瑞只派儿子段宏业和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到北京饭店向孙中山贺年,孙中山表示自己病体未愈,不能多为劳动,要几十天后才能与之会面。其后,段祺瑞也没有拜会孙中山,他在暗地里展开了与孙中山的周旋斗争,一直操纵着善后会议,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希望,已愈加渺茫,这使得他病情加重。

     当孙中山到达北京的时候,冯玉祥却因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压迫,已离开北京。原来,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派共同把持北京政权。此时皖系的军事势力所存无几,段祺瑞政府的基础只是建筑在冯奉两系的军事均势之上。冯奉控制北京政权后,双方的矛盾不断产生并激化,11月及12月间,冯玉祥和张作霖先后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提出辞职,恫吓对方。段祺瑞不得不从中调解,作出“巧妙”处理。19251月,段祺瑞准冯玉祥辞去陆军检阅使一职,专任西北边防督办;准张作霖辞去东三省巡阅使一职(各省巡阅使也一律裁撤),另加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以与冯的西北边防督办相对称。冯奉两系的势力范围也划分清楚,津浦线为奉系的发展方向,京汉线为冯系的发展方向。由于段祺瑞的撮合,冯张两人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双方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对于孙中山来京,冯玉祥还是嘱咐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

    孙先生到京后,冯玉祥一直没有与之见面。冯玉祥当时不过在天台山,后在张家口,两地均与北京相距不远,不是没有可能与孙先生晤面,而冯玉祥为什么不与孙先生晤面?还是鹿钟麟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作了解释:冯之所以如此,是有其难言之隐。在北京政变刚开始时,从国民军的行动上看,雷厉风行,真像有一番革命新气象,但是后来局势逆转,政变的革命意义逐渐消失,北京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冯不得已乃急流勇退。当孙先生到北京时,是因为当时的北京,已经是段棋瑞的天下。段对孙先生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抵制,使冯感觉到如果与孙先生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的更加猜疑和不满。特别是冯很明白,孙先生所以北来,是由于他的真诚相邀,等到孙先生抵京的时候,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见了孙先生,又将如何谈起呢?以致冯一直没有和孙先生晤面。后来冯每与我谈及此事,总是耿耿在怀,似有不胜愧对孙先生之感。”

     自孙先生病情转剧后,冯玉祥更加惦念。每天都有长途电话来探询病况,在电话中嘱鹿钟麟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孙先生的生命,言词恳切,关怀备至。227日,冯玉祥还派其夫人李德全持他的亲笔函来京问候孙先生。信中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作为他不能躬亲趋候的原因,也正隐约道出他内心的痛楚。

     在孙中山病重期间,1925210日,张作霖还派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兼东北交通委员长郑谦代表他前来探望,而段祺瑞则始终没有与孙中山见过面。3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希望趁冯玉祥北京政变之机联合段、张建立正式的共和政府的愿望最终无法实现,“反直三角同盟”更彻底瓦解。  

    孙中山在临终前17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国事篇》《家事篇》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由孙中山以英文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有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戴季陶、邹鲁作为证明人,都在遗嘱上签字。孙中山本人也要签字,但是,听到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不忍让她伤心,那天就没有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1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孙中山的《国事篇》遗嘱全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仍用微细的声音轻轻吐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呼喊,体现了一代伟大革命家心中的遗憾和爱国精诚。

    当冯玉祥听到孙中山逝世的噩耗时,感到非常悲痛,每谈到孙先生的死,就不禁阵阵难过,热泪籁籁而下。许多人诧异地说,冯与孙中山先生仅仅是神交,并未见过面,怎么感情这样深厚呢?冯玉祥解释说:我景仰孙中山先生几乎有20年了。我们彼此之间信使往还也已有多年,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和孙先生见面,这在我心中是一件最引为遗憾的事。可是我并不因此稍减我对于孙先生敬爱的深情,我总觉得我自己和孙先生在精神上站在一起,在他的启示和鼓励下,我受到了很大的益处。” “最使我感激永不能忘怀的,是孙先生瞧得起我,这位伟大人物死了,使我如何不伤痛不落泪呢?从冯玉祥的这些片断谈话中,可以知道他是如何地爱慕孙先生的为人。但是,冯玉祥终于没有会见过孙先生,孙先生接受他的邀请北来之后不幸病逝,这更不是冯玉祥所料想得到的事

    由于冯玉祥部将鹿钟麟任京畿警备司令、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任绥远都统,冯玉祥的西北边防督办并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冯玉祥在19241212日通电取销国民军的名称,并且宣布解除国民军总司令一职,但是国民军这个名称仍然被沿用,与西北军并称。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表面上仅有三个师,即宋哲元的第11师、鹿钟麟的暂编第1师和刘郁芬的暂编第2师,但是实际上该军已经扩充到78万人,加上国民军第2、第3两军,共有近18万人,成为北方除了奉系以外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冯玉祥将军的民主倾向,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关注。李大钊派人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并亲自对冯做工作。经李大钊和徐谦的介绍,冯玉祥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决定为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请苏联政府派人帮助训练军队。192510月,苏联顾问到达张家口,冯玉祥派他们去训练军队,他自己也听苏联政治顾问给他讲政治课,并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做他的政治部部长。是年12月,冯玉祥还派人将诱杀了自己恩人陆建章的徐树铮刺杀于廊房车站。

    国民军的日益强大以及冯玉祥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各系反动军阀的恐惧和敌视,一场直奉晋联合讨冯的战争很快爆发了。

                                     (七)

    说冯玉祥的冯系的同时,还要介绍到晉系。晉系又称晉绥系,是以阎锡山为首的一个军事集团。

    阎锡山,字百川,188310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早年入读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取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结识了冈村宁次、板桓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另外,在此期间,他也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并加入了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

    19093月,阎锡山毕业回国。他先后在北京和太原四处活动,获得了山西陆军小学教官的位置,三个月后升任监督。9月,他又到北京参加陆军部举行的留日归国学生会试,与同盟会员尹昌衡、李烈钧、唐继尧等有了接触,了解到各地的反清革命活动。回山西后,他积极谋取兵权,1910年春,他升任山西新军第43混成协第86标标统。在此期间,他施展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讨好清朝官吏和立宪派,抓住兵权;一方面组织以同盟会员和反清分子为骨干的模范队,以图在革命到来时作为自己的资本。

    191110月,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与第85标标统黄国良及温寿泉等策划太原起义。太原起义成功,为选举山西都督,同盟会员与立宪派展开了争斗。阎锡山以武力威逼当选山西都督。其后,阎锡山在讨袁、二次革命等都通过两面派的手段,坐稳山西都督的宝座,并掌握了一支军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开始,双方都派人与阎锡山联系,争取支援。但阎锡山见局势不明,采取中立态度,暗中却派他的参谋主任台寿民到北京、天津探听情况。待冯玉祥反直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后,他见曹锟、吴佩孚已倒,大局将定,便联合冯玉祥、张作霖出兵石家庄,致使直军兵败,直系倒台。于是,冯玉祥与张作霖、段祺瑞联合组成北京政府,段祺瑞任临时总执政。阎锡山因出兵讨曹、吴有功,得以继续统治山西。

    1926年春,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重新修好,联合段祺瑞,排斥冯玉祥,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讨赤战争”。阎锡山仍然两面讨好,见机行事。一方面对冯军表示友好态度,一方面又暗中协助吴佩孚,阻隔河南国民军与直隶间的联系,使冯军处于直、奉、晋三军的包围之中。冯军调整部署,决定先击破山西,宋哲元率部从杀虎口、得胜口分数路合击大同。这时,阎锡山公开与张作霖、吴佩孚合作,派兵死守关口及重镇,阻挡国民军的进攻。在直、奉、晋三方军阀的联合攻击下,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冯军被击败,退守西北地区。阎锡山乘势将国民军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部收编,编为自己的三个师,还派商震率部一路追杀,攻至绥远城。这样,阎锡山的地盘由山西扩大至绥远。随即,他着手进行山西第二次扩军,把部队扩充为17个师又8个炮兵团,军队亦改名为晋绥军。

    1926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出兵响应北伐。阎锡山为讨好冯玉祥,把收编西北军的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三个师归还给他,而阎锡山自己则伺机观变,按兵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