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伐战争的导火线是1926年4、5月间发生在湖南的唐叶之战。
1926年3月，湖南督军赵恒惕被驱逐下台，是湖南军民的胜利，当然，唐生智的作用最大。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安东人，1889年出生。早年就读湖南陆军小学、湖南陆军中学。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1912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1期步科。1914年毕业后入湘军，历任第2师第2旅旅长、第4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等。赵恒惕被驱逐后，唐生智代理湖南省长职务。此时，广州国民政府即派陈铭枢、白崇禧与唐生智联系，唐生智表示拥护三大政策，参加北伐。
然而，湘军其他将领未必都肯追随唐生智服从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第1师师长、湖南宁乡人贺耀祖，第三师师长、湖南宁乡人叶开鑫就不服唐生智的指挥。唐生智不得不采取非常的行动。1926年3月25日，就在唐生智正式宣布接任代理省长的当晚，唐生智举行军事会议，以促使湘政统一为由，扣留了第2师、第3师的主要将领，并下令解除第3师师长叶开鑫等人的职务。在这一形势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决定起兵驱唐。他直接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祖为副司令（拟任湖南省长）以合作驱唐，把湖南完全纳入其势力范围。于是，叶军开赴汩罗与唐军隔江对峙。4月27日，唐生智起兵讨伐叶军，唐叶之战爆发。4月28日，叶军邹鹏振部攻占宝庆，并取道洪罗庙直趋衡州。同时，向常德、桃源移动，使唐军陷于四面受敌的地位。5月1日，唐军退出长沙。次日，叶军进入长沙。
此时，在北方，北洋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并准备南伐，国共两党及时决定出兵北伐。1926年5月，第7军钟祖培第8旅和第4军叶挺独立团分途由桂、粤入湘援助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蒋介石是极力主张北伐的。其时，他已初握大权，希望通过北伐，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1926年5月31日，国共合作的北伐总司令部成立。6月4日和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先后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蒋介石举行了总司令就职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典礼。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为李济深，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前敌总指挥为唐生智，行营参谋长为白崇禧，兵站总监为俞飞鹏，军事总顾问为加伦。
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共辖8个军，第1军军长何应钦，主要将领有王柏龄、蒋伯诚、顾祝同、张贞、冯轶裴、谭曙卿、叶剑英、王俊、刘峙、钱大均等；第2军军长谭延闓（副军长鲁涤平代），主要将领有鲁涤平、岳森、张辉瓒、谭道源、戴岳、陈嘉佑等；第3军军长朱培德，主要将领有黄实、王均、朱世贵、李明扬等；第4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代），主要将领有陈可钰、陈铭枢、蒋光鼐、张发奎、朱晖日、叶挺等；第5军军长李福林，主要将领有刘敏、练炳章、王若周等；第6军军长程潜，主要将领有唐蟒、邓彦华、杨源浚等；第7军军长李宗仁，主要将领有王应榆、钟祖怀、陶均等；第8军军长唐生智，主要将领有张一鹏、李品仙、刘兴、何健、夏斗寅、周澜等。另有航空队，由林伟成、张静愚指挥。第2、3、4、6各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别由中共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担任。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苏联顾问亦随军出征。北伐战争所面对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据有河南、湖南、湖北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约20万人；二是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孙传芳约20万人；三是据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的张作霖约35万人。北伐军总兵力10余万人。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北伐军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后打张作霖。
北伐军首先进入湖南作战，7月11日便攻占长沙。8月中旬，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长沙。由于孙传芳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没有积极援助吴佩孚，蒋介石于8月12日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邓演达、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及军事总顾问加伦等出席。会议同意蒋介石提出的“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暂放张作霖”的策略，决定以4、7、8军为中央军，分左、右两路首攻武汉；以2、3、6军为右翼，担任江西方面作战；以第9军（军长彭汉章）、第10军（军长王天培）为左翼，担任洞庭湖以西地区作战。
蒋介石、唐生智率中路军直趋武汉，很快突破了吴佩孚的汩罗防线，继而攻克鄂南重镇汀泗桥和贺胜桥。而中路军的主力部队，便是前身为粤军的第四军。
第4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参谋长邓演达，政治部主任麦朝枢。第4军辖有第10、11、12等三个师及一个独立团。
第10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参谋长戴石孚，政治部主任李笠农（后徐名鸿）。辖蔡廷锴、孙绳、戴戟三个团。
第11师师长陈济棠，副师长徐景唐（后邓世增），参谋长李扬敬，政治部主任林翼中。辖余汉谋、香翰屏、黄镇球三个团及黄涛炮兵营。
第12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参谋长李汉魂，政治部主任廖乾吾。辖许志锐、缪培南、黄琪翔三个团。
独立团团长叶挺。
此外，属第5军建制的第13师，师长徐景唐，副师长陈章甫，也拨归第四军节制。
1926年夏，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陈可钰以第4军副军长名义，率领陈铭枢第10师、张发奎第12师和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称前方第4军；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统率陈济棠第11师、徐景唐第13师留守广东（尚有广西黄绍竑的部队），称后方第4军。
前方第4军经历了衡阳、长沙、岳州、武昌等地，长驱直进，所向披靡，尤以汀泗桥、贺胜桥两大战役，将盘踞两湖称霸一时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击溃，战绩显著，被誉为“铁军”。不久，扩编为第11军，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而作为先头部队的第四军独立团，在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第、营长许继慎等的领导下，更是经历大大小小的战役，在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打出了威风和名气。叶挺团长，也获得“北伐名将”的美誉。
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896年出生。保定军校毕业，1919年在粤军任职，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1924年到苏联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处处长。不久，奉命到肇庆，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4军独立团，任团长。这也难怪在北伐过程中，第4军独立团能够所向披靡。
唐生智率第8军从嘉鱼、金口渡江绕攻汉阳；蒋介石亲率4、7军直取武昌，以期达到“先入者王之”的目的。9月6日，唐生智攻下汉阳；9月7日，占领汉口。武昌成为一座孤城。但是，武昌却久攻不下，蒋介石只好让唐生智的第8军围攻武昌，自己率部转向江西作战。第四军以及叶挺独立团也参与围攻武昌的战役。经过40天的激烈战斗，唐生智于10月10日武昌首义纪念日攻下武昌，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殆尽。1927年初，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孙传芳原来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当北伐军进入湖北以后，孙传芳认为北伐军战线拉长，而吴佩孚又即将被打败，正是他收拾残局的时候，于是调集大军进入江西。9月，江西便成为主要战场。蒋介石指挥北伐军向赣西、赣北、赣南发起攻击，很快占领20余地县及赣南重镇赣州。但是，在进攻南昌时却遭到孙传芳部的顽强抵抗，蒋介石、白崇禧等亲临前线督战，从9月中旬起，连续进行了三次激烈的攻城战，直到11月8日才攻下南昌。与此同时，留守粤东的第1军由何应钦指挥，向福建进军，一路上没有遭到多大的抵抗，于12月占领了福建省。
蒋介石攻下南昌后，11月9日，在南昌成立总司令部。由于与共产党的政见不同，加上在大革命期间尤其是在北伐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触及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使得帝国主义者以及国民党内右派的不满和恐慌。在南昌的总司令部，除了指挥军事行动外，蒋介石已经在酝酿“清党反共”行动。蒋介石首先从广州招来戴季陶、吴铁城，从天津招来黄郛，其后，12月31日，张静江、陈果夫等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来到南昌。蒋介石等人在南昌与帝国主义分子及江浙财团密谋反共反革命，下令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以武力捣毁了南昌市、九江市、安徽省等国民党党部和总工会，提出将国民政府从武汉迁往南昌。
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谋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对内“清党反共”、对外“弃俄联日”、北伐军要首攻江浙“联系绅商”、军事上“联合冯玉祥和阎锡山”等。
以此同时，蒋介石等北伐军将领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北伐部队编成东路军、中央军、西路军。东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前敌总指挥为白崇禧，主攻浙江和上海。中央军总指挥由蒋介石兼任，下分江右军和江左军。江右军总指挥为程潜，江左军总指挥为李宗仁，进攻安徽和南京。西路军总指挥为唐生智，留守武汉并北上进攻河南。
由于北伐军迫近，使得不少达官贵人以及晚清遗老惧怕，纷纷逃离，如在杭州、上海有大量房产的康有为，担心北伐军对自己不利，3月间，举家搬到青岛，不料到青岛不久，3月29日，食物中毒，31日身亡。
由于孙传芳的部将夏超、陈仪、周凤岐等在浙江率部投靠北伐军，所以东路军很快于2月18日攻占杭州。3月中旬，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东路军进占上海。3月24日，中央军之江右军攻克南京。至此，孙传芳的主力所损过半，残部退往苏北地区。
由于北伐军迫近江浙，使得不少达官贵人以及晚清遗老惧怕，纷纷逃离，如在杭州、上海有大量房产的晚清保皇派首领康有为，担心北伐军对自己不利，3月间，举家搬到青岛，不料到青岛不久，3月29日，食物中毒，31日身亡。
3月中旬，蒋介石派代表王柏龄、杨虎、陈群三人先后到上海，私下去黄公馆，和青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见面，密谋反共清党事宜。经过密谋，他们决定建立一支流氓武装，配合蒋介石发动政变。
3月26日，蒋介石
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到达上海，即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进入上海以后，蒋介石多次与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吴稚晖、张静江等举行秘密会议，商谈反共清党问题。在这时候，汪精卫也从国外返回上海。4月3日，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张静江、吴稚晖、宋子文、蔡元培、李石曾、古应芬等十余人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蒋介石等人力主马上实行反共清党，汪精卫虽同意反共，但在具体方法和时间上持异议，而主张于4月15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
4月5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去武汉。而蒋介石与李宗仁等则在龙华北代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在上海清党。英、美帝国主义、上海大资产阶级虞洽卿等，以及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表示支持配合蒋介石的“清党”。4月6日，“中华共进会”成立，会长是青帮大佬蒲锦荣，总指挥是洪帮大佬张伯岐，幕后操纵则是黄金荣等，法租界提供5000支步枪和弹药。4月9日，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成立，并发布“战时戒严条例”12条。蒋介石在一切布置就绪之后，于当天离开上海去南京。
4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军队和青红帮分子的配合下，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
上海总工会代表、共产党员汪寿华被活埋。据不完全统计，在事变后的三天中，共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拘捕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
，共产党上海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等先后遇害。
屠杀过后，蒋介石从南京回到上海，举办盛宴招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青帮三大亨，并委任三人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还为他们颁发了奖状和勋章。
4月15日，蒋介石发布了《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下达“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下令通辑著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0余人。4月15日当天，留守广州的李济深、古应芬、钱大均等亦在广州戒严，开始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中共党员、工人积极分子总计被杀害200多人，包括邓增、肖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等中共领导人。此外，有2000多人被捕。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亦相继“清党”，白色恐怖笼罩了蒋、桂军阀控制的地区。
4月17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唐生智、张发奎等将领追随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
张发奎，字向华，广东韶关始兴人，1896年出生。广东陆军小学、武昌陆军中学等毕业。1912年参加同盟会。在粤军中任职，由排长升至旅长。1925年升任第4军12师师长。在北伐战争期间，在攻占汀泗桥、武昌城等战役中，因有战功再升任被誉为“铁军”的第4军军长。作为粤系将领，面临蒋介石尤其是老上司李济深的反共清党以及粤军的分裂，张发奎选择追随汪精卫，站到了武汉国民政府这一边。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1892年出生。1914年留学日本。诗人、文学家。1926年7月，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历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副主任。此时的
郭沫若，亦愤怒地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这样，便出现了宁汉分裂的局面。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0多人。代表全国57900多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大会。大会的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在危急中挽救革命。总书记陈独秀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辩护。大会代表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但还是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政治局常委是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陈独秀仍为总书记。
（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同时存在两个相对立的政权。武汉国民政府受到四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汪精卫、唐生智等认为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中原，再北联阎锡山共讨奉张，最后解决宁汉对立问题较为有利。1927年4月19日，武汉北伐军在武昌南湖誓师，以唐生智为总指挥，分三路进行北伐。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受到北方孙传芳残部及直鲁联军的威胁，蒋介石为了解除北方的威胁，以及想先于武汉北伐军抢占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也决定进行北伐。1927年5月1日，蒋介石制定了三路渡江北伐的计划：第1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率部由镇江攻扬州，直趋淮海；第2路军总指挥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白崇禧代理），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担任津浦铁路正面作战；第3路总指挥为李宗仁，率部由芜湖渡江袭击北面之敌。此外，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宽亦率军舰7艘相机作战。
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6月2日，占领开封。奉军全部撤出河南。唐生智会见冯玉祥，希望联冯倒蒋。而冯玉祥主张停止宁汉之争，共同北伐。6月10日，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召开郑州会议，决定北伐军一律撤回武汉，河南让与冯玉祥。
与此同时，南京北伐军亦节节胜利。6月2日，第3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占领了徐州，其他各部也相继推进到陇海路南侧苏北皖北一带，直鲁联军退守山东。6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邀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蒋介石极力拉拢冯玉祥，当冯玉祥到徐州时，蒋介石亲自到黄口车站远迎，立即馈赠五十万硬币犒军，并一再表示“继续北伐”。冯玉祥对蒋介石产生了好感。6月21日，蒋冯联合发出通电，“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呼吁宁汉“通力合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集团也加快了蜕变的进程，开始限制工农群众活动，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5月21日，在35军军长何健的阴谋策动下，该军驻长沙第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事变。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对此事严肃查办，许克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马日事变（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是武汉国民政府走向蜕变将与南京国政府合流的信号。6月28日，何健派军队占领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采取投降政策，要求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刘少奇多次向党中央陈述，坚决反对。最后不得已，刘少奇将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纠察队骨干近3000人，持武器疏散到贺龙、叶挺部队，这批人，不久成为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终于公开宣布“分共”，背叛革命，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加以血腥屠杀。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李宗仁等通电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炳权”。但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力主倒蒋。8月，唐生智通电讨蒋，发兵进逼，沿长江两岸东进。蒋介石急令白崇禧率军回击武汉东征军，但白崇禧拒绝接受命令，反与不满蒋介石的分子谋划和武汉方面妥协，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其时，蒋介石亲临徐州作战，又惨遭失败，何应钦则与桂系串通，寻机向蒋介石发难。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集团，乘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外之机，武装控制了南京。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解脱困境。
8月12日，蒋介石辞去总司令职，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13日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谓：“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然政治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野。”同时提出武汉要员来宁，继续北伐，肃清共产党等三项条件。同日下午，蒋介石启程回奉化原籍。蒋介石下野之前，无端枪毙了第10军军长王天培，既推卸徐州战局失利的责任，也为自己被迫下野而泄愤。
（三）
随着蒋介石、李济深等的反共，不仅国共合作遭到破坏，而且国民党及粤系部队也发生了分裂。张发奎拥护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而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等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离开武汉。于是，张发奎又兼任第11军军长，蔡廷锴则由团长升任第11军第10师师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出现了宁汉分裂局面。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任命唐生智为总指挥，继续北伐。唐生智指挥其第4集团军进攻河南的奉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唐生智部于6月1日与第2集团军冯玉祥部会师郑州，6月4日占领开封。在唐生智率部北伐的同时，被蒋介石收买的夏斗寅师和杨森部乘虚进攻武汉，叶挺率第24师奋力反击，将夏斗寅部击溃。唐生智也急调第8军在仙桃镇将杨森部围歼。而在湖南，第35军军长何健亦指使驻长沙的第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5月21日），解散了湖南省工会、农会等一切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事变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闿、孙科三位主席派周斓去湖南代理省主席，处理善后事宜。这个时候，武汉国民政府仍未公开反共。但是，到了6月10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徐谦等人在郑州同冯玉祥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反共。会后，唐生智率部返回武汉。6月26日，唐生智到达长沙，以许克祥擅自行动，要严惩之。许克祥闻讯，率部南逃，投靠了蒋介石。7月15日，汪精卫与谭延闿、唐生智联合，公开反共，在武汉地区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张发奎率第4军和第11军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一直攻至郑州、开封，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后因鄂、湘的夏斗寅、许克祥部叛变，于是，6月13日，张发奎随唐生智班师回武汉，升任第2方面军总指挥，辖第4军、第11军和贺龙的第20军。
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时，共产党人也在抗争。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1927年7月12日，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的工作。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可以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联合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的革命力量，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指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
然而，三天后，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共的“七·一五”政变，解聘了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张发奎属下共产党员最多，且为军中的骨干，他为了保存实力，并不热心反共，后来只将各军（除第20军）的共产党员遣散。
7月下旬，张发奎奉命东进讨蒋，当部队到达江西的时候，张发奎部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向组织通报消息，说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开始迫害共产党人。于是，共产党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共产党中央指派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郭沫若等也参加起义。7月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师、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团、第75团等贺龙、叶挺以及蔡廷锴等所属的部队，还有驻在南昌的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导团一部以及南昌市保安队一部。这些是共产党掌握和可以影响的部队。
8月1日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军占据南昌城。这场起义的领导者和参加者，不少人其后成为共产党武装力量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叶剑英、叶挺、周逸群、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贺龙、林彪、张云逸、陈赓、粟裕、许光达、周士第、陈奇涵、赵尔陆、杨至成、唐天际等。
特别要提到的，是担任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贺龙，字云卿，湖南桑植人，1896年出生。出身农民家庭，1914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参加护国和护法战争。1927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中将军长。其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在周恩来、叶挺、周逸群等的感召下，毅然率领第20军全军参加了8月1日在江西南昌的起义，并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率领起义军南下广东。在南下途中，贺龙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
张发奎开始是阻拦起义，后当起义军退出南昌南下，张发奎即令所部进占南昌。不久，汪精卫指使张发奎率部回粤，伺机占据广东。张发奎将部队交黄琪翔率领，自己经上海转道先去香港。9月中旬，张发奎部已悄悄回到广东，时任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迫不得已派人去香港迎接张发奎到广州主持军政。张发奎回到广州后，表面上声称拥护李济深，实际上，与李济深及广西省主席兼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明争暗斗，并与第5军军长李福林及李济深的基本部队薛岳、黄镇球两师进行秘密勾结，以驱逐桂系出广东为名（李济深是广西苍梧人），暗中进行倒李、黄的活动。
再说蔡廷锴率第10师参加南昌起义后，感到和共产党信仰不同，于是率部离开南昌开往赣东。不久，蒋光鼐、陈铭枢应邀回到部队，恢复第11军，重建第24师，陈铭枢仍任第11军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蔡廷锴仍任第10师师长。这时，广东的李济深正受到张发奎胁迫，便电邀第11军开回广东。于是，第11军从福建往广东回师。
南昌起义的部队，在江西失败后，在周恩来、贺龙、朱德、叶挺等率领下亦南下广东，进驻潮梅一带地区。李济深急调薛岳师，协同陈济棠、徐景唐两师，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交战双方多属原第4军的部队，此时已为各自的阶级在战场上厮杀。在汤坑之战中，开始起义军取得胜利，几乎全歼薛岳部，后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被薛岳等抓住时机，与赶来增援的邓龙光部协同下进行反攻，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撤退。9月初，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直奔潮汕；朱德、陈毅率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击敌军抄袭主力后路。其后，主力部队亦败散。周恩来等突围到各地暂时隐藏。
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也仅剩下800多人，转战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将士情绪低落。朱德召开军人大会，作动员鼓舞。朱德，四川仪陇人，1886年出生，南昌起义时，他已经43岁。朱德，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滇军中任职，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和护法战争。曾任滇军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警察厅长等。1922年赴德国寻求革命的真理，认识了周恩来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到苏联学习军事。南昌起义后，出任第9军副军长。在起义失败、革命低潮中，朱德毫不气馁，克服重重困难，与陈毅坚持将这800多人的队伍带往湘南。
南昌起义爆发后，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振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代表彭公达，湖北省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以及两位苏联人士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严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正式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委，指定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分别由王荷波、张太雷和罗亦农负责。派毛泽东到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决议，到湖南传达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9月，毛泽东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了湖南的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未赶上南昌起义的卢德铭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民军以及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编为一个师三个团。师长卢德铭。参加秋收起义的，还有彭公达、罗荣桓、何长工、谭震林、宋任穷、杨立三、钟期光、伍中豪、寻淮洲、王首道、谭政、杨梅生、谭希林、滕代远等，其后都成为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将领。秋收起义部队进攻平江、萍乡等地，很快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而失败，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9日，队伍到达江西永新县的文家市，进行改编，将一个师缩为一个团，并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实行民主管理制度，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10月3日，毛泽东率领队伍离开文家市，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江西井冈山地区进军。10月27日，到达茨坪，开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11月底，汪精卫从上海到达广州，召集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开会，决定另立政府，与桂系控制的南京特别委员会对抗（此时蒋介石已下野），但遭到李济深的反对。李济深，字任潮，1885年出生于广西苍梧县。早年就读于广东武备学堂、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后入保定军官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李济深南下上海，加入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北伐军。广东北伐军遣散后，返北京就读于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后兼军事编辑局编修。1920年应邓铿之邀回粤，历任粤军第1师参谋长、师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总参谋长等。李济深是广西人，是桂系的老大哥，因此不同意与李宗仁、白崇禧对抗。第4军的将领虽支持张发奎、汪精卫的主张，但又感到李济深是粤军的元老，多年的老上司，不愿与之兵戎相见，所以，张发奎等欲要举事，唯有先设计将李济深骗离广州。
11月，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蒋介石，以及南京的谭延闿
、孙科等均致电汪精卫赴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共商国是。张发奎与汪精卫便以此电邀，骗李济深随行。与此同时，张发奎亦电邀黄绍竑从南宁到广州，说是商讨政局。李、黄均不知是计。
11月16日，张发奎、黄琪翔用兵舰将汪精卫、李济深送离广州。当天晚上，张发奎、黄琪翔即发动了反对李济深、黄绍竑的所谓“护党运动”的政变。李济深的留守部队被包围缴械，黄绍竑寓所和其他军政机关被包围，黄绍竑化装逃离广州。驻粤桂军其后亦退回广西。17日，张发奎等宣言反对南京特委会，发表谴责桂系新军阀的声明。19日，广东政治分会任张发奎为临时军委会主席，陈公博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接着，张发奎集结大军于东江、西江、北江，准备与李济深、黄绍竑的部队作战。这事，史称“广州事变”，也称“张黄事变”。
南昌起义失败后，共产党人张太雷、杨殷、周文雍、叶挺、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趁着粤桂将领内斗的时候，也策划在广州起义，成立以张太雷为委员长、周文雍等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决定12月12日举行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以叶剑英为团长的第4军教导团为主力，还有工人赤卫队、郊区农民起义军等。张发奎对起义有所觉察，准备解散教导团。起义被迫提前于12月11日凌晨举行，第4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的7个联队、2个敢死队共约6000多人参加。此外，郊区有2万农民参与起义。起义军击溃广州城内的敌军。当天，宣布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广州起义爆发后，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以及张发奎、黄琪翔等逃到珠江南岸的第5军军部，命令四周的部队回防广州。最终，起义军寡不敌众，张太雷牺牲。周文雍、陈铁军等被捕后英勇就义。12日晚，起义军撤出广州，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在徐向前、袁国平等领导，转战各县。有200余人北撤，在韶关附近遇到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与之会合。
朱德、陈毅率领余部继续北上，挺进湘南。1928年1月上旬，到达湖南宜章，与当地当组织联系，1月12日夺取宜章，掀起湘南起义序幕。起义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之后，湘南各县农民纷纷发动起义，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7师和两个独立团，共8000余人。3月下旬，国民党7个师向湘南地区反扑，为保存革命力量，朱德、陈毅率部于4月上旬撤出湘南地区，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4月28日，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
1928年7月，湖南还爆发了平江起义。彭德怀，湖南湘潭人，1898年出生。早年在湘军任职连长、营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认识共产党员段德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与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湖南平江起义。起义部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彭德怀任军长。8月起，在湘鄂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同年底，红5军上井冈山，与红4军会师。彭德怀任红4军副军长兼第30团团长。
（五）
由于蒋介石的下野，宁、汉双方暂取得和解。1927年8月19日，武汉方面决定迁都南京。9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接管宁汉两方政权。16日，特委会成立，改组国民政府，由谭延闓出任政府主席，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闓为常务委员。17日，推定各部长、院长人选。至此，宁汉合流完成。
而蒋介石在奉化住了一段日子后，于9月29日携张群等人离开上海赴日本。10月3日，蒋介石与宋子文乘车前往神户的有马温泉，晋见在那里疗养的宋母倪桂珍，请其允许与宋美龄结婚。由于宋家与美国关系颇深，大姐宋蔼龄嫁给了中国的大富商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蒋介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向宋美龄求婚；而宋家同样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希望能得到蒋介石这位军事强人作为靠山，也同意将25岁的宋美龄嫁给40岁的早有发妻及侧室的蒋介石。婚约成交之后，蒋介石在日本各地漫游了20天，并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11月8日，乘船回上海。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前，先与发妻毛福梅达成协议，蒋介石与毛福梅离婚，离婚后仍让毛福梅住在溪口蒋家老宅，保持丰镐房主人的地位，生活仍由他供给。从此，毛氏终日诵经念佛，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蒋经国的身上。1938年农历11月2日，毛氏被日本飞机炸死于溪口。对于侧室姚怡诚，蒋介石安排她移居苏联，仍保持蒋纬国的养母身份。1949年，姚怡诚随蒋纬国去了台湾。对于另一侧室陈洁如，蒋介石送给她10万大洋，要她到美国“深造”。陈洁如被迫赴美后，苦修英文，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上海，守着女儿蒋瑶光，终身未再嫁。60年代移居香港，1971年病逝。
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婚礼分两次进行。首先在西姆路宋家的宅邸里举行了基督教式的婚礼，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担任司仪。接着去大华饭店，蔡元培、余日章为证婚人，谭延闓、何香凝、王正廷为介绍人，参加者达1300多人，其中有英、法、日、美等国的上层人物及外交官。蒋介石在婚礼上发表了《我们的今日》，称“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蒋宋联姻，它既使蒋介石通过宋氏家族和美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使中国的买办财团和军事独裁者稳固地结合在一起，还使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家庭连结成一体。
在蒋介石下野期间，宁、汉、沪（西山会议派）合流，9月16日，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三方共推举32人为特委会委员，其中汪派占少数，大权落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所谓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的右翼集团。成员有林森、居正、邹鲁、谢持、张继等，因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而得名。武汉方面的汪精卫不仅没当上“正统”领袖，反而在宁、沪两方的联合反对下，被迫通电下野。汪精卫回到武汉，联合唐生智，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与特委会抗衡。桂系则以特委会的名义武力讨唐，打败了唐生智，占领了武汉，唐生智逃往日本。汪精卫不甘失败，拉拢张发奎的第4军跑到广州，成立了广州国民党中央，出现了宁粤对立的局面。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本想趁蒋介石下野独揽大权，但是南京方面的党政班底仍为蒋介石的部属，桂系无法控制，反而陷入困境。11月22日，南京召开“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介石指使陈果夫策划枪击游行队伍事件，事后嫁祸于西山会议派，使西山会议派声名狼藉。
蒋介石看到时机成熟，便积极进行复职活动。他首先联合汪精卫，电邀汪精卫来沪商讨统一问题，借此打击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桂系怕蒋汪联合对付自己，便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会议上，汪精卫为了摆脱不利地位，抢先提出请蒋介石复职。当时冯玉祥和阎锡山正遭到张作霖的猛烈进攻，也电吁蒋介石复职，继续北伐。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已处于孤立，只好随声附和。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后，他又利用中共在广州起义的事件打击汪精卫，说汪精卫与共产党联合搞暴动，汪精卫被迫离开上海，再次亡命法国。不久，蒋介石又逼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他重掌大权扫清道路。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组织部长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蒋介石又一次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
（六）
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互换兰谱，结为兄弟。但是，就在此时，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吴佩孚不得不于3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指挥堵击北伐军。
国民革命军之北伐军在两湖和浙赣节节胜利，吴佩孚退入河南，孙传芳又重新投靠张作霖，与张作霖化敌为盟友。1926年11月，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并与张宗昌等提议，为了便于对抗北伐军，宜组织一支统一的军队，由张作霖出任最高军事首领。于是，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但杨宇霆却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1927年4月，冯玉祥部及阎锡山部亦改称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一起夹击奉军，张作霖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然而，张作霖还未忘实现自己的“元首”美梦。1927年6月，孙传芳、张宗昌等人按张作霖的意图，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仪式冷冷清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后，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就这样，“大元帅”就算上任了。这是北洋军阀的末代政府，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一般俗称安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中，规定大元帅率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国务院设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这样，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他和段祺瑞一样，虽无“大总统”之名，而行“大总统”之实。只不过，张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阵回光返照而已。
6月20日，内阁组成：潘复为总理、王荫泰为外交部总长、何丰林为军事部总长、沈瑞麟为内政部总长，阎泽溥为财政部总长，姚震为司法部总长，张景惠为实业部总长，刘尚清为农工部总长，刘哲为教育部总长，潘复兼任交通部总长。潘复内阁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46届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同时，也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届内阁。
（七）
1927年4月以后，国民党右派实行“清党”，另外，蒋介石与汪精卫、李宗仁、胡汉民等派系争权夺利，阻滞了北伐的进程，给北洋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以喘息的机会。1927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遭到奉系的有力还击。尤其是奉军张学良与晋军傅作义的涿州争夺战，双方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激战了3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和傅作义的成名之作。冯玉祥、阎锡山面临张作霖的沉重压力，为解北方之危，呼吁国民党各军共进声援，全力讨奉。
1928年1月，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取得妥协，蒋介石复职。
蒋介石复职之后，即着手进行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2月15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次日，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相会于开封，决定组成四个集团军，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1、2、3、4集团军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
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主要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下辖四个军团、总预备队、后方警备部队直辖部队。第1军团总指挥为刘峙，下辖刘峙、缪培南、顾祝同、杨胜治4个军；第2军团总指挥为陈调元，下辖曹万顺、陈焯、陈调元3个军；第3军团代总指挥为方鼎英，下辖谷正伦、张克瑶、夏斗寅3个军；第4军团总指挥为方振武，下辖阮玄武、鲍刚、马文德、高桂滋4个军；总预备队总指挥为朱培德，下辖王均、金汉鼎两个军及熊式辉、刘士毅两个独立师；后方警备部队司令为钱大钧，下辖钱大钧、方鼎英、谢文炳、任应岐4个军；第1集团军直辖部队有警卫军5个团，司令官陈诚；炮兵两个团，司令官樊煦；此外，有铁甲车部队，司令官屠金声；航空部队，司令官张静愚；兵站，司令官黄振兴等。
此外，蒋介石改国民革命联军为第2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3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将两湖各军改为第4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对此，张作霖也作了部署：决定对京汉、津浦路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出动兵力约60万人对抗国民革命军70万之众。
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展开激战。不久，张宗昌军与孙传芳军即遭受重创，损失了山东大部。4月30日，张宗昌、孙传芳弃济南而逃。日本军国主义担心中国一旦统一，于他们侵略中国不利，于是，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当北伐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于5月3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蔡公时大骂不已。结果，蔡公时和交涉署职员全部被杀害。日军进攻国民革命军驻地，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杀，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17000余人，受伤者2000余人，被俘者50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北伐军对日采取妥协让步方针，决定绕道北进。5月中、下旬，张作霖丢失了邯鄣、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张作霖不得已向南京方面发出“息争议和”通电，蒋介石也有心与张作霖妥协，因冯玉祥坚决反对，只得作罢。张作霖又想勾结英美，以取得支持。但英美等见张作霖大势已去，不愿与之交往。
日本最早在东北王张作霖身上打主意。张作霖既利用日本人发展自己的势力，但又不肯受日本人的控制，所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张作霖既拉拢又恼怒。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他也许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趁张作霖兵败之时迫使他答应日方的条件，然后日本出兵帮助张作霖度过难关。但是，张作霖将他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由于张作霖不肯与日本合作，不肯出卖主权，日本帝国主义者准备除掉张作霖，以乘乱进占东北。
6月1日，北伐部队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全面推进，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6月3日，命张学良留守北京，当夜带着吴俊升等乘专车离开北京，同时下达总退却命令。6月4日5时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9时30分死去。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6月8日，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司令。6月12日，南京政府任命张荫梧、傅作义为京、津警备司令。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统一”告成。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开会，到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礼”。蒋介石主祭，冯、阎、李襄祭。奏哀乐，施礼，开棺盖，瞻仰总理遗容。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宣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蒋介石的祭文，称“统一大业完成”。次日，北平各界在天安门前举行北伐胜利祝捷大会。
就在国民革命军获得北伐成功、举行祝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00多人，先后秘密分批到了苏联的莫斯科。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在莫斯科的近郊一座“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为84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分别作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一直以来存在争论的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