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川三省政局
（一）
在西南各军阀派系中，滇系算得上是一股最重要的势力。要谈滇系军阀，不妨先从云南陆军讲武堂谈及新军第十九镇谈起。
1907年8月，云南创办了一所新式的军事学校，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但是，到了1908年3月，讲武堂又告停办。1909年，当时的云南总督锡良重办，延聘李根源、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庚恩旸等一批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教官，李根源任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字印泉，又字雪生，云南腾越人，1879年出生。1904年，李根源入日本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升入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回镇，即被聘任此职。由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以及其他教职员工多为同盟会员和激进分子，云南讲武堂实际上成了培养民主革命战士的新式军事学校。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甲、乙、丙3班毕业，特别班也提前毕业100人，分配到新军第19镇各营担任下级军官或见习军官，成为辛亥云南起义的基本骨干力量。
云南新军从1902年开始编练，到1909年暂编成陆军第19镇，共有步、马、炮等21营。第19镇统制为钟麟同，总参议为靳云鹏，兵备处总办为王振畿，都是清廷的鹰犬。但是，第19镇却也聚集一大批革命党人，充当各级军官。如镇参谋官殷承瓛、统带罗佩金、管带李鸿祥、唐继尧、刘存厚、雷飚、谢汝翼、韩凤楼、李凤楼等。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同盟会员。1911年2月，蔡锷由广西被调入云南担任第19镇第37协统领。
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82年出生。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戊戌政变后，追随梁启超到日本，1903年在士官学校第3期毕业。1904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任军职，做过广西新军混成协统领。蔡锷在政治上虽然追随梁启超，但他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理想。到云南后，蔡锷同李根源等革命党人相处很融洽，同情他们的革命主张。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十分振奋，决心起义响应。蔡锷等人频频在唐继尧或刘存厚家里举行密谈，商量起义计划。大家公推蔡锷任总指挥，决定旧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新历10月30日）发动。云南都督李经羲（李鸿章之侄）以及钟麟同、靳云鹏、王振畿等有所觉察，想将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等革命党人调职或撤职，但九月初九夜，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次日上午攻占了督署，中午控制了昆明全城。与起义军顽抗的钟麟同、王振畿被俘后处死，靳云鹏化装成轿夫逃出城外；李经羲以下很多官员被俘。蔡锷、李根源等与李经羲有旧谊，馈送川资护送出境。云南其他地方也先后发动起义，云南全省很快被革命党人控制。这场起义因为是在九月初九夜爆发的，史称“重九起义”。
11月3日，云南军政府成立，举蔡锷为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殷承瓛为参谋部总长，韩建铎为军务部总长，张惟聪为省议会议长。不久，李根源任滇军第2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罗佩金继任军政部长。云南独立后，军政府立即着手整编军队，改革弊政，清理财务，平定匪乱，使全省政局很快趋于稳定。云南与四川历来关系密切，不但地理上互相邻接，而且云南的财政要靠四川协济。而此时，四川的局面仍在混乱之中。
（二）
川系军阀是辛亥革命以后逐渐形成的，但其来源可追溯到清末编练的四川第17镇新军。1901年，清朝政府废除绿营制度，建立新军，规定全国各省共编练36镇（镇相当于后来的师）。四川因省区较大，兼控制康藏地区，决定编练第16、第17、第18共3个镇。四川不仅负担3个镇的全部经费，每年还要定额接济邻省：西藏100万两，云南50万两，贵州40万两，甘肃、青海各30万两。为了培养军事人材，四川先后派遣周道刚、徐孝刚、胡景伊、张毅、刘鸿逵、徐海清6人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同时，四川相继设立了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官弁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讲武堂等，培养中下级军官。然而，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四川计划编练的3镇新军的任务并未完成，仅编成了第17镇。
1911年武昌起义前，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四川人民是这场运动的主角。1911年5月，清政府假借铁路国有名义，将民办的川汉、粤汉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了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反对，四川尤为激烈。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当场成立保路同志会，推选立宪党人蒲殿俊（四川广安人）、罗伦（四川西充人）为正副会长，各县保路同志会亦先后成立，很快发展至数十万人。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至8月下旬，保路运动发展为罢课罢市和抗粮抗捐的群众斗争。清政府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屠杀请愿群众，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同盟会会员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
然而，当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四川由于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加下革命党人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以及会党众多，斗争分散，未能迅速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革命政权。直到11月22日，重庆地区同盟会首领杨庶堪（四川巴县人）、张培爵（四川隆昌人）、谢持（四川富顺人）联络新军军官夏之时、林绍泉、朱之洪等起义成功，才建立起蜀军政府。杨庶堪谦让都督，仅负顾问名义，由张培爵出任都督，夏之时任副都督。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川南、川北、川东相继发起起义。革命党人发动民军包围省会成都，因赵尔丰指挥清军顽抗，成都未能攻下。这时，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伦等决定同赵尔丰以妥协谈判的方式实现成都和全川的独立。谈判结果：四川政权转交谘议局；赵尔丰交出政权后，仍带兵办理藏边事务，但暂不离成都，以备顾问；以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以第17镇统制朱庆澜（浙江山阴人）为副都督并统领军队。11月27日，赵尔丰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
然而，革命党人对蒲、赵妥协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甚为不满，重庆蜀军政府商议组织西征。而在成都，蒲殿俊和朱庆澜实际上也无力控制局面，新政权极其软弱无能。12月8日，蒲殿俊和朱庆澜在东校场阅兵，突然军队哗变，蒲殿俊和朱庆澜仓惶逃离成都，成都城中秩序大乱。这时，军政部长尹昌衡急脱身出城，驰往凤凰山找第六十三标标统周骏和营长宋学杲。周、宋即率部入城平乱。平乱后，由军官和士绅共推尹昌衡为都督，罗伦为副都督。
尹昌衡，字硕权，四川彭县人，1884年生。1902年入四川武备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任广西陆军小学堂监督。1910年返回四川，历任军事编译局总办、督练处会办、代理陆军小学堂总办等。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出任军政部长。尹昌衡因平乱有功，被推为都督后，立即着手组织军政府，由周骏任军政部长，其他各部门首脑由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分子分任之。军队重新加以编制：以原第17镇为第1师，宋学杲为师长；整编同志军为第2师，彭光烈为师长；整编原巡防军为第3师，以孙兆鸾为师长。这时，赵尔丰仍盘踞旧督署，擅发告示，并暗中召边军入省，妄图夺权。尹昌衡遂召集军事会议，决定逮捕赵尔丰。12月22日，尹昌衡派兵包围旧督署，将赵尔丰抓获，拉到明远楼下宣布其罪状，枭首示众。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四川就出现了成、渝两个军政府并存。尹昌衡曾打算武力统一，蜀军政府也曾邀滇军入川帮助统一，后经各方调解协商，尹昌衡放弃武力统一，滇军也退出四川，双方于1912年1月派代表会商，于2月2日协定：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以成、渝两处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这样，四川宣告统一，尹昌衡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重庆镇抚府以夏之时为镇抚总长，邓汉祥为军政府副官长。
（三）
贵州省简称黔，位于桂、湘、川、滇四省包围之中。在中国近代史上，黔系军阀也是西南军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由于贵州是一个贫瘠、弱小的省份，经济基础薄弱，因而它具有依附性和掠夺性两个突出的特点。所谓依附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其形式和发展过程中，常常要依附邻省如滇系军阀等大势力；所谓掠夺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对外发展过程中，矛头常指向四川、湖南等比较富庶的地区。
黔系军阀的鼻祖叫刘显世。刘显世，贵州兴义县人，字如周（如舟），1870年出生于地主家庭。其堂兄刘显潜，字如渊，1865年生，也是黔系军阀的重要首领。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以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受到清廷赏识，先后授游击、同知，后又以功擢升知府，赏戴花翎，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盘据兴义的一霸。旧日部下，均为各属大绅，兴义知县遇事非咨请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项，由他一言而决，刘家俨然成为地方小朝廷。
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军进入贵州，攻陷兴义府城。刘官礼与子刘显世、侄刘显潜乘机扯起团防局大旗，协同清军收复府城，得到清政府嘉奖，刘显世被委为靖边团正营管带。后刘官礼年老多病，刘显世继承了其父的衣钵。刘显世比其父亲更加阴险，有“笑面虎”之称。刘氏父子不仅血腥镇压各族人民起义，还肆意兼并土地。时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刘氏团防局的大门上，上联是：“缙绅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办公，公心何在，公理何存，无非借公图私利。”下联是：“团防总局，饭局、酒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这副对联足见兴义人民对刘氏父子的义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贵州巡抚沈瑜庆万分恐慌，急电刘显世速集团防军入省城，协同镇压革命。刘显世即招募队伍，向省城进发。但刘显世尚在途中时，贵州同盟会领袖张百麟（祖籍湖南长沙，生于贵阳）、贵州立宪派首领任可澄（贵州安顺人）以及杨昌铭、周培艺、黄泽霖、谭西庚等人，于11月4日逼使沈瑜庆承认贵州独立。各派经会议，推举贵州新军第1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贵州军政府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秘书长兼行政总长。
但是，革命党人张百麟等人掌握政权以后，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反而对立宪派及旧官僚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态度，如将奉沈瑜庆令率部入省城镇压革命的刘显世委为枢密院军事股长要职，同时，又把宪政预备会分子多人引进枢密院，客观上鼓励了他们夺权的欲望。任可澄、刘显世及旧官僚郭重光等大肆破坏革命秩序、打击革命力量。他们迫使都督杨荩诚率队离省北伐，迫使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离省城到各地巡视。1912年2月初，他们还把掌握省城治安巡防大权的贵州同盟会首领之一的黄泽霖杀害。当时张百麟巡视各地回来不久，也险遭杀害，不得不逃出贵阳。
革命力量虽然已大大被削弱，但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仍感到力量不足，不敢遽然发动政变，全面夺权。经郭重光献策，他们决定派戴戡到云南找云南都督蔡锷。戴戟是贵州贵定人，早年留学日本，与蔡锷为同学，皆为梁启超最得意的学生。辛亥革命前，到云南经办锡业；辛亥革命后，被蔡锷派回贵州办盐务。此时，他受贵州立宪派的派遣，到云南找到蔡锷，极力诬蔑贵州军政府和革命党人，请蔡锷派兵入黔“代定黔乱”。
蔡锷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黔政。唐继尧是滇军的一名中级军官，野心颇大，想趁入黔之机谋取个人的发展。当时，贵州同盟会领袖之一钟昌祚由南京回省路过昆明，得知消息后，即亲见蔡锷，详细介绍黔省两派政争的由来，劝蔡锷不要干涉黔省内政。蔡锷即改令唐继尧取道四川入湖北，但唐继尧已得到贵州反动势力推其为都督的许诺，向蔡锷报称前队已入黔，势难改道，遂挥师直进贵州。钟昌祚尾追滇军，企图说服唐张尧停止入黔，但在安顺被暗杀。1912年3月初，唐继尧率滇军进入贵阳，武力推翻军政府，自为都督，残酷屠杀和迫害革命党人，贵州政权落入唐继尧及立宪党人、旧官僚的手中。
1912年3月4日，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刘显世为军政部长，这样就形成了唐继尧、刘显世对贵州的联合军事统治。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唐继尧创办了贵州陆军讲武堂，由滇军将领韩凤楼兼任堂长。讲武堂的队长、大队长均由云南讲武堂毕业生充任，学员则从滇黔军中各部队抽调连长以下军官进行轮训。唐继尧统治贵州后，为把贵州变为他的独立王国，严禁外地进步思想传入，积极扶持地方势力，建立御用组织贵州统一党。贵州统一党的骨干分子是刘显世、任可澄、戴戡、何麟书、郭重光等人。唐继尧以贵州统一党来阻止国民党在贵州省的发展，并为他的统治服务。
（四）
蔡锷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出任云南都督，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对袁世凯的阴谋活动曾有所揭露。但是，随着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凯的上台，他追随老师梁启超，变成了拥袁派。
但蔡锷的拥袁与其他的军阀、政客的拥袁有不同，蔡锷的拥袁始终坚持以爱国为前提，最终还是为了维护共和政体，为了改良政治。因而，蔡锷受到袁世凯的猜忌。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于1913年10月将蔡锷调往北京，担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虚职，实则将蔡锷监视起来。而云南都督一职，蔡锷力荐唐继尧继任，获得袁世凯批准。11月，唐继尧率部回滇任都督，掌握了云南军政大权，控制了全部滇军，开始了以他为首的旧滇系军阀对云南的统治。
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由于贵州省小，袁世凯撤消都督一职而设护军使，由刘显世出任，这样，刘显世便接替唐继尧统治贵州。1914年9月，袁世凯晋升刘显世为陆军中将。1915年，刘显世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刘显世首鼠两端，后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并自任贵州都督。6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戴戡调任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贵州省长一职由刘显世兼任。自此，刘显世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军事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形成了以刘显世为首的黔系军阀集团。
而四川的政局就复杂的多。
辛亥革命后，四川就出现了成、渝两个军政府并存。双方于1912年1月派代表会商，于2月2日协定：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以成、渝两处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这样，四川宣告统一，尹昌衡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重庆镇抚府以夏之时为镇抚总长，邓汉祥为军政府副官长。
四川军政府成立后，4月，尹昌衡即改编川军为5个师：第1师师长周骏，第2师师长彭光烈，第3师师长孙兆鸾，第4师师长刘存厚，第5师师长熊克武。刘存厚，字积之，四川简阳人，1885年生。早年就读四川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归国后，任云南讲武堂战术教官。辛亥革命爆发后，任援川滇军总参谋，率两梯团进驻叙府、泸州和自贡盐场。滇军回师，四川军政府成立，所部改编为川军第4师，驻叙、泸一带。熊克武、字绵帆，四川井研人，1884年生。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同年12月回国，在四川各地密谋武装起义。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后，在上海任蜀军北伐军总司令。1912年3月返川，任蜀军第1师师长。4月，所部改编为川军第5师，驻重庆地区。
刘存厚、熊克武两人，后来成为四川军界的首脑。
对新改编的川军5个师，尹昌衡交给胡景伊统辖，让他出任川军军团长。胡景伊，字文澜，四川巴县人，1878的生。1901年官费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1903年毕业回国，任四川武备学堂教官。1907年调任云南新军督练处参议官兼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及云南讲武堂总办。1909年，云南布政使沈秉堃调任广西巡抚，胡景伊亦随调广西任新军协统，1911年广西起义时潜回四川，受重庆蜀军政府聘为顾问，并委为代表与滇军谈判。后经往成都，投靠尹昌衡，受到重用。四川统一后，胡景伊被委为军团长，统辖各师。不久，重庆镇抚总长夏之时辞职出国留学，胡景伊兼任镇抚总长。
尹昌衡、胡景伊以及除熊克武外的4个师长，都是四川武备学堂的教官或毕业生。四川武备学堂是四川创办的第1所军事学堂，其毕业生分配到四川新军，渐渐成为川军中、上级军官。尹昌衡、胡景伊掌握了军政大权后，更进一步安置和重用武备生，以至武备生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开始形成了武备系。武备系是当时川军中唯一的派系。军中设有武备同学会以相联系，首脑人物为尹昌衡和胡景伊等。
1912年夏，因西藏发生暴乱，危及四川，都督尹昌衡电告北京政府，自请督师西征。袁世凯准如所请，委尹昌衡为征藏军总司令，由胡景伊代理四川都督。尹昌衡亲征藏边，平息了边境骚乱，驻扎在川西。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孙中山决定领导国民党人讨伐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由于尹昌衡加入了国民党，袁世凯担心他也加入讨袁行列，便蓄意扶植共和党籍的胡景伊，而胡景伊也趁机投靠袁世凯。1913年6月，袁世凯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解除了尹昌衡的川督职务，任为川边经略使。
四川革命党人对此事十分愤恨，派出吕超等赴雅安见尹昌衡，密邀他返省复政讨袁。尹昌衡于7月3日回到成都，胡景伊被迫避居昭觉寺。但是尹昌衡不敢复政反袁，在袁世凯的严令催促下，于7月底又返回川西。
（五）
唐继尧出任云南总督后，在云南继续奉行蔡锷先前确立的方针。他虽然是老同盟会员，但是，此时，他和革命党人已经不是一条心，他限制和阻止革命党人进入云南，甚至亲自审讯并杀害过孙中山派往云南的革命党人。但是，云南毕竟不是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地方，它经过辛亥革命血与火的考验，同盟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当1915年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公开以后，不少云南籍或与云南有某种历史关系的革命党人，都利用云南富于革命传统而又地处边陲等有利条件，纷纷假借各种名义奔赴云南，从事反袁秘密活动。
唐继尧出任云南都督后，袁世凯又授他为将军府开武将军，极力拉拢，而唐继尧也无反袁之心。当滇军将领派出原旅长黄毓成、团长邓泰中、杨蓁为代表向他进言时，唐继尧仍以不了解在京的蔡锷的意向和各省各方的真相，以及云南只有两师兵力，且财力匮乏等原因而不肯公开宣布反袁。但后来迫于各方压力，也了解到蔡锷也转向反袁，因此，他迅速改变态度，要把反袁的领导权抓到手，以巩固自己在云南的统治。
袁世凯对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的消息已有所闻。1915年10月14日，袁世凯派军警突然借故搜查蔡锷住宅，虽未查出证据，但蔡锷已深感北京不可久留，经和梁启超等密商，决定尽快逃出北京回云南发动起义。11月初，蔡锷以喉疾为由，要求赴天津就医，袁世凯没有怀疑，准假7天，这样，蔡锷名正言顺地到了天津。之后，蔡锷避过了袁世凯派来的耳目，于11月18日乘船再往日本“治病”，12月初抵达东京。袁世凯无奈，只得准假两月，并促他“早日回国销假任事”。随后蔡锷悄悄离开日本，经上海、香港转赴越南河内，途中挫败了袁世凯几次行刺阴谋，终于在12月19日到达昆明。
抵滇当日，蔡锷便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12月21日，唐继尧在其寓所召集了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顾品珍、熊克武、黄毓成、殷承瓛、由云龙、籍忠寓、刘云峰、杨蓁、唐继虞、李曰垓、戴戡、孙永安、龚振鹏、戢翼翘、但懋辛、周官和、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参加紧急会议，会上宣读了梁启超起草的讨袁通电，决定成立“护国军”讨袁。至于都督人选，唐张尧和蔡锷推让不止，最后只好公决由唐继尧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护国军第3军总司令，留守云南，蔡锷任护国军第1军总司令官，率部出征；并推李烈钧任护国军第2军总司令官兼筹饷局总办。其出兵总方略是，第1军北出四川，第2军东进广西，第3军居中策应，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的重点。
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正式发出反帝制通电，限袁世凯25日10时以前答复。12月25日，未见袁世凯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宣布云南即日起独立，护国战争爆发。经历了四川泸纳之战、湘西之战、滇桂边之战等战役，促使袁世凯取消帝制，不久也病亡。
（六）
滇军凭借护国战争，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对于蔡锷入主四川，唐继尧并非很高兴。早在护国战争之初，蔡锷率军入川作战时，唐继尧就唯恐蔡锷部在与北洋军作战中发展壮大，于己不利，因而对蔡锷的护国军第1军多方掣肘，无论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予必需的援助。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鉴于蔡锷的声望，唐继尧难以反对。对入川的滇军，他更无法进行遥控。
然而，蔡锷就任川督不久，病势即日渐恶化，最后实在无法坚持正常的工作，只得电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离职休养。8月9日，蔡锷离开成都，到泸州等地休息治病。但是，蔡锷的病日趋严重，不得不于8月底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蔡锷到日本后，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逝世，享年仅34岁。
蔡锷病逝后，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罗佩金是云南澄江人，1878年出生。1904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6月毕业回国后，曾任广西武备学堂监督、新军标统兼南宁讲武堂总办、滇军督练处参谋兼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第74标标统等。1911年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后历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总长、云南民政长、护国军第1军总参谋长等。由于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因此唐继尧得以遥控入川的滇军。
当时，入川滇、黔军占据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庆等重要城镇。罗佩金完全抛开蔡锷的“重建四川”的计划，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5位师长联名通电控诉。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4师，川军将领深感祸将及己，第2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
1917年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滇军用煤油喷射四周民房，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凭借民房伏击。刘存厚亦以大炮、地雷进击，很多炮弹落在民房区。双方巷战达7昼夜，死伤惨重。由于滇军增援部队赵又新部在资阳、内江地区遭到川军第2师的阻击，罗佩金孤立无援，被迫交出督印，于4月24日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在战争期间，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调为将军府超武将军；免刘存厚川军第2师师长职，调为将军府崇武将军，两人停止战争，进京供职。同时任命刘云峰为川军第2师师长，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罗之战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1次军阀混战。是役，成都民房被毁3千余间，民众死伤8千余人，财产损失无数。
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刘存厚川军第2师师长职，由戴戡暂代四川督军。这样，戴戡坐收渔利，一下子手执省长、督军、军务会办3颗大印，令刘显世十分高兴。
按刘戴事先约定，击败罗佩金后，由刘存厚任军务会办。戴戡借口刘存厚在查办期间，拒不交出。刘存厚求官不得，反而被撤职查办，刘戴矛盾加深。张勋复辟，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戴戡闻讯，乘机发难。刘存厚也欺入川黔军不过七千余人，决定武力驱戴。7月5日，刘戴之战爆发，川军围黔军于成都皇城，双方巷战达十余日。戴戡曾电请滇军罗佩金支援，罗佩金恨戴戡在刘罗之战中坐收渔利，以怨报怨，迟迟不予支援。戴戡被围不支，向刘存厚交涉，愿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印，撤兵回黔。刘存厚假意允许。7月17日，戴戡率部从成都南门撤出。7月21日，行至仁寿县时却遭到川军伏击，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厅长黄大暹被击毙，旅长熊其勋被捕杀。载戡目睹情势险恶，难以逃生，亦自杀身亡（一说被击毙）。自此，入川黔军瓦解。同年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
据说，四川督军戴戡被刘存厚的川军击毙后，梁启超在北京四处捶胸顿足地讨说法，一定要段祺瑞处罚刘存厚，段祺瑞只是敷衍了事。戴戡和蔡锷一样，是梁启超的高足，也是他的政治资本。蔡锷病死后，戴戡统领的那支驻川黔军，是梁启超及进步党仅存的政治资本。戴戡之死，标志着梁启超从此淡出政坛，因此他才如此失态。
（七）
刘罗之战后，以及紧接着的刘戴之战，黔军又被赶出成都遭歼灭，戴戡身亡。滇黔联军在与川军作战中连连失利，退入川南，四川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使唐继尧十分恼怒和失望。
1917年7月，针对张勋复辟，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唐继尧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利用护法，把滇系势力重新深入四川，于是通电响应护法。但是，唐继尧并非站在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之下，而是另树一帜，宣布“靖国”，把滇黔所部8军编成靖国军，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以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庾恩旸
、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张熙、叶荃分任8个军总司令，加上黔军王文华第1师，共70多营约4万人。11月14日，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发动了靖国战争。
唐继尧将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部驻在贵州毕节，然后挥军入川。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联合黔军王文华部突袭重庆。12月3日，北京政府派入四川的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和四川督军周道刚撤出重庆。吴光新部一直退入湘鄂边境，周道刚则败走永川。12月4日，滇黔联军进入重庆，向川南进击，于12月14日占领泸州。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在成都令川军第1、2、3师重新部署，以对付滇黔联军的进攻。12月21日，川军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阳等通电加入靖国联军，推举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并推举唐继尧为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召集川、滇、黔靖国各军将领在重庆开会，决定兵分3路，直取成都。东路由滇军顾品珍、赵又新统领；中路由黔军袁祖铭、王天培统领；北路由川军第5师但懋辛统领。2月20日，3省联军攻入成都，刘存厚等部退往陕南汉中地区。至此，唐继尧以夺取和控制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基本结束。
唐继尧控制了滇、黔、川三省，声势显赫，更加飞扬跋扈。2月25日，他自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3、4月间，他借援鄂、援陕名义，又连续任命8个总司令，即以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1、2、3、4各路总司令；以石青阳、颜德基、李国定、丁泽煦为援陕第1、2、3、4各路总司令。此外，他还安插王文华为重庆镇守使，赵又新为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为叙泸镇守使，叶荃为夔万镇守使等。
唐继尧为了牢固地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便以商讨北伐为名，决定于1918年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5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会议除了川、滇、黔军主要将领外，还有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黎天才、河南靖国军总司令王天纵等。
9月10日，唐继尧从贵州毕节到达重庆南面的綦江，故意逗留一周之久，以显示“联帅”的威风。9月17日，他才前呼后拥、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到达重庆。这一天，重庆全城戒严，唐继尧在21响礼炮和盛大的仪仗伴随下，乘坐八抬绿呢大桥入城，然后乘其黄骠坐马，足登金镫，浩浩荡荡，威风凛凛，进入行辕。
在重庆联军会议上，唐继尧抛出一份早已草拟的以“准备北伐案”为题的《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他和贵州督军刘显世早已签了字，现在就等四川督军熊克武签字。这份同盟计划书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药补充，归联军管辖支配，实则全归滇黔军所有；造币厂亦归联军管辖支配；四川全省厘税，包括盐税、并税、酒税等，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实则是作滇黔军的军饷；资中、资阳、简阳、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及自流井、荣县、威远和会理、宁远、酉阳、秀山各属，凡川东南财富之区，悉作滇黔军所有；上述各项由联军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对于这份实则“亡川”的同盟书，熊克武拒绝签字。唐继尧无奈，于10月2日发布援鄂援陕命令后，会议草草收场。唐继尧也于10月8日离开重庆，经泸州返回昆明
（八）
唐继尧利用孙中山护法这块招牌，打着靖国的旗号，以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命，使他的声威达到顶峰。这时，北洋直系军阀为对付皖系段祺瑞，鼓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以唐继尧、陆荣廷为代表的西南军阀立即响应。1919年2月南北和议开始以后，直系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进一步加紧。随后，双方共同签订了《救国同盟条约草约》。这样，唐继尧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距离愈来愈远。
由于熊克武拒绝在《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上签字，唐继尧完全控制四川的野心未能实现。唐继尧深感熊克武是他企图控制四川的最大障碍，他想法分化拉拢熊克武的部属，胁迫其就范。1919年6月22日，在唐继尧的授意下，滇军将领顾品珍、赵又新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川滇黔俱进会。参加该会的，有黔军将领袁祖铭等；熊克武的得力部将但懋辛、余际唐、吕超；与熊克武有矛盾的民军首领黄复生、卢师谛等。公推顾品珍、余际唐、袁祖铭为会长，并发表了通电和成立宣言，主张维护西南护法政府，加强三省密切合作，促进共同利益的发展。其实该会的真正目的是为分化熊部并最终倒熊。
1920年春，川军将领吕超、石青阳等策划倒熊克武，反动了倒熊之战，唐继尧乘机鼓动支持。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5月，又任命吕超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5月下旬，川军吕超、石青阳等率部从绵阳、中江攻成都；滇军顾品珍、赵又新部从川南攻成都；黔军王文华部与川军黄复生部在重庆、綦江一带攻熊系余际唐部。熊克武见局势于己不利，遂宣告辞去四川督军职。后得旧川军将领支持，发起反击，但失利。7月10日，熊克武离开成都，退往川北保宁一带。7月18日，吕超率军入成都，通电就任川军总司令，兼任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
川军吕超部虽然进入成都，然而，滇黔军却凌驾于吕超之上，并设立了三省联军总部，以唐继尧为统帅，要把川省军、民、财各政统归联军总部管理，川省中央税收及地方财政收与四川兵工厂、造币厂，全归联军总部支配，这是过去唐继尧强令熊克武接受但遭到熊拒绝的条件，他又企图强令吕超接受。吕超同样深感事关重大，未予同意。
唐继尧及滇黔军对四川的侵入和压迫，激起了川军将领的普遍不满和反对。熊克武、刘存厚等联合起来，决定以武力驱逐滇黔军，发动靖川之战。1920年8月6日，刘存厚在汉中组织靖川军，自任总司令，委任田颂尧为第1路司令，唐廷牧为第2路司令，张印本为第3路司令。熊克武部亦进行了整编，委任但懋辛为第1军军长，刘湘为第2军军长，刘成勋为第3军军长。熊、刘共推刘湘为前敌总指挥，两军分道出发，夹击成都。川军各部，亦相机通电响应。9月8日，川军攻入成都，接着，川军与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龙泉山展开会战。川军集结兵力81营，滇军及依附滇军的川军吕超部集结兵力63营，双方激战12昼夜。9月21日，滇军战败。随即，川军发起追击战，昼夜强行军，连克简阳、资阳、隆昌等县。10月3日，川军咬住溃败的滇军赵又新部，将其围困于泸州，击毙了军长赵又新，顾品珍无心再战，率军回滇。10月上旬，川军分3路直攻驻重庆的黔军，黔军总司令王文华逃往上海，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回贵州。靖川之战，滇黔军完全退出川境。
入川滇军将领顾品珍，云南昆明人，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1911年参加重九起义，后历任滇军第1师师长、云南讲武堂监督、护国军第1军第3梯团长、第5师师长、靖国联军参谋长兼第1军总司令等。顾品珍原来就不满意唐继尧强驱滇军入川混战，更不同意倒熊之战。这次率部离川返滇，决定乘机联合第8军军长叶荃发动倒唐，与熊克武达成默契，并得其资助。1920年12月，先回滇的叶荃计划袭取昆明。不料唐继尧已得知叶荃部下告密，调集重兵迎击，叶军连遭败绩，几乎全军覆没。后叶军退往玉溪方向，而唐军尾随追击。顾品珍乘唐军兵力分散，远离省城之机，于1921年2月初突然进军昆明。唐继尧措手不及，无力抵抗，于2月7日旧历除夕仓皇逃至蒙自，企图收集部队反攻。2月8日，顾品珍率部进入昆明。顾品珍一面派民意代表“劝”唐继尧出国游历，一面派兵进逼。唐继尧不得已委任李友勋为第2卫戍区司令，龙云为近卫团长，同驻蒙自地区，作为日后东山再起的力量，然后率少量亲信护卫乘滇越铁路火车向南出走，流落香港。顾品珍即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总揽军民政务。倒唐之战的结果，使顾品珍取代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地位。
顾品珍执掌云南军政大权后，起用了一些滇军旧将。如罗佩金，在1917年刘罗之战失败后回滇闲居，顾品珍委任他为迤南巡阅使。但是，顾品珍也与某些将领不和，如叶荃（云南云州人），后来出走广州，在孙中山大本营中，任参军长。又如杨蓁（云南昆明人），原任第3卫戍司令，也与顾意见不合，被逐入粤。对唐继尧旧部亲信，顾品珍更是处处防范并加以打击。
唐继尧到达香港后，积极筹划，准备返回云南夺权，返滇之战随即打响。1921年秋，唐继尧亲信李友勋、龙云等部借响应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名义，进兵广西，攻下柳州。这时，唐继尧即令所有在两广的滇军，迅速脱离北伐大本营，开往柳州，与李友勋、龙云部汇合。1922年2月，唐继尧将集中在柳州的4千余人编为第1、2、3、4军。李友勋任第1军军长、龙云任第1军的前敌司令，率部返滇攻打顾品珍部。在回滇途中，李友勋被广西自治军击毙，龙云即代理第1军军长，继续向顾品珍部进攻。顾品珍率部在滇东抵抗。3月，顾品珍战死于路南天生关鹅毛寨，余部溃散。第8旅旅长范石生、第1梯团长杨希闵部到广东投孙中山。罗佩金则逃亡迤西，5月3日，被土匪普小洪捕杀于苴却。
1922年3月，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唐继尧将所部滇军扩编为“建国军”，自任川、滇、黔、鄂、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1922年，在贵州军阀内讧中，刘显世下台，流亡昆明，贵州实际已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这年底，唐继尧已经在云南重新站稳了脚跟，他组织了滇、贵联军，自任总司令，以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决定重新控制贵州。1923年3月，唐继尧以其兄唐继虞为东南宣抚使兼滇贵联军前敌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3月12日，贵州省长袁祖铭退入四川。唐继尧、刘显世联名委任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恢复贵州省省长职。唐继虞将贵州分为5区、10余分区，设置卫戍司令，进行严密控制，贵州再次沦入滇系军阀的手中。
唐继尧虽然控制了贵州，但是，其主力也被牵制在贵州这个贫瘠的省份，难以向外扩张。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唐继尧只得和黔军袁祖铭妥协。1924年，唐继尧决定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下台之机，摆脱困境，问鼎中原，向外扩张，于10月份派出毛鸿翔、何麟书、卢焘为代表，与袁祖铭进行和平交接贵州的谈判。到12月间，双方达成了《滇黔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驻黔滇军全部由黔入湘，由袁祖铭派彭汉章回黔主政。1925年1月5日，唐继尧通电黔境滇军全部开拔，黔政概归黔人自理。不久，唐继尧即为占领两广而发动了第一次滇桂战争。
当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时，为了争取唐继尧，曾推举他任副元帅职，但唐继尧拒不任。1925年初，唐继尧趁孙中山北上病危之机，忽然通电就任副元帅，派出两路大军，假道广西，声称前往广州视事。1月下旬，龙云率一路3万余人由云南广南府进发，占领广西百色县，沿各江直趋南宁。唐继虞率一路2万5千余人由贵州榕江县进入广西，占领三江县、融县、直趋柳州。当时，桂军李宗仁、黄绍竑
部正在追击沈鸿英，力量单薄，主动退出南宁。龙云部即入驻南宁。桂军以部分兵力牵制住南宁方面的滇军，然而集中兵力，联合增援的驻粤滇军范石生部（总指挥杨蓁于6月在广西遇刺身亡），先后在沙浦、庆远、孙远等地击败滇军。柳州之唐继虞部只好退回云南。南宁之龙云部也由于势单力孤，被迫于7月上旬撤出南宁，退回云南。
（九）
滇军从广西退回云南后，云南各界反唐继尧的呼声日高。当时，全国革命的激流汹涌澎湃，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横扫两湖和浙赣，北洋军阀的统治已近末日。云南人民对唐继尧穷兵黩武，勾结北洋军阀的行为十分愤恨。此外，自第一次滇桂战争后，唐继尧乘机撤销各军番号，加强亲信近卫部队，宠信亲族，排斥异己，也引起了不省滇军将领强烈的不满。1927年2月6日，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共同发动了云南二·六政变（也称云南四镇守使倒唐事件）。
2月6日，四镇守使发出联名通电，要求唐继尧驱逐肖小唐继虞、陈维庚、李伯勋、白之瀚、李秉扬、李子由等。同时，胡若愚、张汝骥两军即向昆明进发。2月10日，胡若愚、龙云等在宜良开会后，又以四镇守使的名义发出通电，提出立即改组省政府，确立会议制度，提前成立军事机构，统一军权，清发欠饷，惩办贪污，与广州方面合作等要求。声称各项要求如唐氏不采纳，势必以兵戎相见。唐继尧在各军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同意了这些要求，令唐继虞等人出走，同意改组省政府。2月中旬，胡、张两军先后到达昆明。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决定废除省长制，采取合议制，于3月初由各法团联合会拟定组织大纲。根据组织大纲，推唐继尧为云南省政府总裁，推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王人文、王九龄、周钟岳、马聪、张耀曾九人为省和委员会委员。在省务委员会之下，设军政、内政、财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八个厅。3月8日，新政府成立，总裁及省务委员宣布就职。在第1次省务委员会议上，公推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
云南二·六四镇守使倒唐事件，名曰“兵谏”，实质政变，唐继尧成了有名无实的“总裁”，他对云南14年之久的统治亦宣告结束。四镇守使尤其是胡若愚、龙云，都是唐继尧一手提拔的部将，这次倒戈相向，令他气愤交加。两月后，即5月23日，唐继尧病死，享年不过44岁。唐继尧死后，旧滇系军阀亦告结束。
二·六政变之后，蒋介石委任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胡若愚为第39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8师师长。云南的实际大权操纵在胡若愚、龙云之手。张汝骥倒向胡若愚一边；而李选廷只有1个团的兵力，只求自保，不敢参与相争。唐继尧死后，胡若愚、龙云、张汝骥各怀野心，为争夺云南的统治权，矛盾日益尖锐，不久即发生了六·一四政变，龙云被囚禁。
龙云，字志舟，原名登云，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1884年11月9日，龙云诞生于云南昭通炎山。龙云幼年时，父亲病逝，家境沦落，流浪于昭通和四川凉山等地，学了一手好拳法。辛亥云南起义时，龙云已27岁，与卢汉、邹若衡等投永善人魏焕章率领的义军，不久加入滇军谢汝骥梯团，随部入川。回滇后，龙云被保送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1914年秋，有一法国拳师在讲武堂摆擂3天，头两天，均无敌手，到了第3天，龙云上台，击败法国拳师，轰动了昆明，也引起了云南都督唐继尧的注意。1915年底，蔡锷率护国第1军入川，要调唐继尧身边的随从副官邹若衡为副官。邹若衡便推荐龙云为唐继尧的副官。唐继尧想起龙云打败法国拳师的情景，即表示同意。从此，龙云在唐继尧手下，历任侍从副官、警卫军（称为佽飞军）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近卫军团长、第5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昆明镇守使等。1926年2月6日，龙云参与了二·六政变，并出任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云南省务委员会委员兼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校长。
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突然派兵袭击龙云在昆明翠湖东路的住宅及第38军军部。一颗小型炮弹在龙云住宅的花园爆炸，击毁了门窗。龙云的一只眼睛被玻璃片砸伤，顿时鲜血淋漓，束手就擒，被胡若愚并在铁笼子里。龙云的眼睛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来成为终生残疾。这就云南六·一四政变。
在六·一四政变生时，龙云部主要将卢汉、朱旭、高荫槐、周人文等趁混乱之机逃到滇西，邀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38军军长，指挥部队反击昆明，在祥云、禄丰等地展开激战，击溃胡若愚军，乘胜进逼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持龙云撤离，并将省主席的印信交给周钟岳，请周转告第38军切勿追击，他将保证龙云的人身安全。7月25日，胡瑛率第38军进入昆明，胡若愚退至昆明东郊大板桥时，恐怕第38军追击，于是便向龙云表示和解，双方达成了“板桥协议”，商定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胡若愚、张汝骥即行北伐，由龙云在后方补充饷械。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第38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重新改造云南省政府。
龙云重新掌权后，并不遵守“板桥协议”，命卢汉、朱旭等部将胡若愚、张汝骥部包围于曲靖，准备加以消灭。但此时，逃亡大理的唐继虞趁昆明城防空虚，发兵进逼昆明，昆明危在旦夕。龙云一面指挥部队固守，一面派代表向胡、张疏通，表示不再为难，维护“板桥协议”。说成后，即将朱旭部调回昆明，将唐继虞部击退。
胡若愚、张汝骥被解围后，也不执行“板桥协议”，却与贵州周西成相勾结，联合黔军向昆明反击。龙云任命胡瑛为第38军前敌总指挥，双方在曲靖、宣威一带反复混战，龙云部将周西成之黔军击退，进而将胡、张部赶至川、滇、黔边境。1928年1月，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兼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总指挥，从而在云南的地位逐渐巩固。
1929年初，龙云为报周西成黔军进犯滇东之仇，乃以胡瑛代理省主席，自率朱旭、张凤春等师进军贵州，发动了滇黔战争。与此同时，黔军将领李燊也在蒋介石及龙云的支持下，由湖北宜昌率部回黔倒周西成。在龙云和李燊的联合攻击之下，周西成节节溃败，4月间，周西成部在镇宁一带被击溃，周西成也被击毙。
滇黔战争爆发后，胡若愚、张汝骥认为有机可乘，联合龙部叛将孟坤，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合攻昆明，龙胡之战又爆发。龙云急调入黔之滇军，星夜赶回昆明增援，与胡、张部激战于昆明碧鸡关。龙云采用参谋长孙渡所献之反间计，由胡瑛寄信给孟坤，却故意将信送往胡若愚、张汝骥处，信中暗示与孟坤已部署当合击胡、张，使胡、张对孟坤大为怀疑。当龙云部发动反击时，胡、张不增援孟坤，使孟坤部几乎全军覆灭。待胡、张知道上当时，后悔已晚，只有退往滇西。龙云挥师追击，胡、张节节败退，由华坪、宁蒗退入四川盐源、木里一带。1930年春，张汝骥在盐源战败被俘，押到云南下关枪毙；孟坤在渡江时，翻船淹死；只有胡若愚只身逃脱，后率残部并入桂军。
从1927年六·一四政变算起，这场龙胡之战经历了近3年。龙云最后消灭了对手，统一了云南，确立了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当上了“云南王”，云南从此也进入新滇系军阀的统治时期。
（十）
入川黔军被逐，戴戡身亡，令刘显世也十分伤心，但黔系军阀所处的政治、地理状况决定了它只能继续向外扩张。孙中山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打出了靖国的旗号，组织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刘显世追随唐继尧，加入靖国联军，出任副总司令。黔军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取川东为立脚之地。黔军的“靖国”，目的不过两点，一是“出师四川，为戴戡复仇”，二是掠夺川省的财富。如1917年8月，黔军就由重庆提取现款28万元回省费。其后，黔军又与川军熊克武达成协议，每月取饷款18万元。黔军主力就是这样，分驻川、湘，寄食于人，由不足建制的6个团扩充到5旅10个团，兵力近2万人。为了发展兴义系势力，1917年8月，刘显世指派刘显潜在贵州兴义创办了随营学校，由刘桂初出任校长。学校开设以战术、步兵操练、射击、野外实习、精神讲话等课程，采用日本军事教育方法。学员主要来自兴义、兴仁、普安、盘县、安龙等盘江八属，其中多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刘显世从此为其旧兴义系不断补充军事骨干。
就在旧兴义系企图进一步巩固其在贵州的统治并继续向外扩张的时候，以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为首的军事集团——新兴义系正在迅速崛起。王文华，字电轮，又字果严，贵州兴义人，1888年出生。1911年10月，随刘显世以队官身份率团练到贵阳，追随刘显世窃夺贵州辛亥革命果实，协助滇军镇压贵州革命派而步入军界。1914年7月，王文华趁唐继尧回滇之机，重建贵州陆军6个团，利用唐继尧督黔时留下的一批云南讲武堂毕业生领兵，王文华则以贵州护军使署副官长身份统率全军6个团，并兼任黔军第1团团长。护国战争时，王文华任护国军第1军右翼军东路司令，在湘西与北洋军作战，使他进一步得志于军界。1917年3月，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1师，自任师长。贵州陆军第1师的建立，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新派”又称“少壮派”、“武派”或“王派”。王文华罗致其妹夫何应钦以及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先后委为团长。何应钦、王纯祖、朱绍良、谷正伦等还担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教育长及教官。此外，还有附己的卢焘、窦居仁、李雁宾、袁祖铭等人，在王文华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日本士官学生为主，保定系和云南讲武堂毕业生辅之的年轻军人集团。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与在京的国会议员牟琳、符经甫“二参议”，在省内的李仲公、张步先“两秀才”以及黔军驻沪代表双清等人，成了新兴义系的智囊。1917年9月，王文华任黔军总司令，进一步掌握了军权。
新兴义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比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主张适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政治。1918年11月，何应钦、谷正伦等在王文华的支持下，成立了少年贵州会，何应钦任主任理事，这是兴义系军阀集团中，以少壮派为领导，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爱国、民主、创新一度是该会思想的主流。兴义系“新派”同“旧派”在对待北洋军阀和孙中山、对待滇系军阀关系、财政等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终于爆发了“民八事变”和“民九事变”。
1919年，新兴义系与上海华侨振兴实业公司签订了从重庆经贵阳至柳州修筑铁路的条约和借款条约，但未获得贵州省议会的通过，于是新派与旧派的斗争因“渝柳铁路借款安全”愈演愈烈。因这事件发生在民国八年，故称“民八事变”。
民八事变以后，兴义系中的新旧两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刘显世、王文华两舅甥的关系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时，王文华以黔军总司令的身份率黔军占领四川重庆等地，滇军赵又新、顾品珍等部占据成都等地。1920年8月，熊克武联合刘存厚以及川军各部驱逐入川的滇黔军，爆发了靖川之战，又称川滇黔之战。8月6日，川军夹击成都，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将滇军逐出四川。10月上旬，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黔军，展开重庆合围战。10月15日，川军刘伯承部率先破城，击毙黔军1位旅长，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携带勒索得来的巨款，搭轮东下逃往上海。黔军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往贵州。
王文华因黔军在川战中失利，知道别无出路，决定黔军全部回黔，以“清君侧”名义推翻刘显世政权。10月初，王文华在重庆召集谷正伦、朱绍良、卢焘、胡瑛等高级将领布置行动计划。王文华为避“以甥逐舅”之嫌，不便直接参与这次夺权，而避往上海。任命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胡瑛为总指挥，谷正伦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配合在贵阳的何应钦行动。10月下旬，谷正伦派警卫营营长孙剑锋率黔军警卫营到贵阳实施计划。11月10日，何应钦坐镇警察厅指挥，孙剑锋和副营长林子贤具体执行。黔军首先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3千多人缴械，并杀掉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人逃离贵阳。11月13日，刘显世被迫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云南。谷正伦、卢焘于事变后到达贵阳。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发布安民告示，何应钦操纵省议会推选任可澄任贵州省长。事变结束，统治贵州七年的兴义系军阀旧派集团瓦解，新派执掌贵州大权。因这一年是民国九年，故称“民九事变”。
民九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是新兴义系军阀集团的首领王文华，如果在民九事变后，王文华能够及时回到贵州，收拾局面，则贵局也不至陷入混乱。但是，王文华在尚未返省时，已在上海被人暗杀。暗杀王文华的，是黔军另一将领袁祖铭。袁祖铭，字鼎卿，贵州安龙人，1889年生。1909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1911年初任兴义县团防局附设将弁学堂教练。辛亥革命爆发后，随刘显世进省城，任右队队官。1913年后，历任黔军营长、团长，入川黔军纵队长、黔军第2师师长兼第4混成旅旅长、黔军前敌总指挥等。因与王文华争权夺利而发生矛盾，民九事变后，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旨在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因王文华是新兴义系的首领，袁祖铭与原贵州参议会议长张彭年合谋，于1921年3月16日派人将王文华刺杀于上海。王文华曾于1917年赴上海拜谒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民九事变后，又被孙中山委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王文华被刺杀后，黔军内部发生混乱，代总司令卢焘无力控制贵州，王文华所部5个旅互相争斗，都想夺取贵州的统治权。袁祖铭见时机已到，于1921年4月，由北洋政府拨款20万购买枪械，在湖北武昌小街正式成立了定黔军总指挥部，袁祖铭任总指挥，张彭年任总参议。袁祖铭将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调拨给的北洋军组成一个纵队，准备开赴贵州，但因川滇黔和旅居外省黔人反对甚烈，川湘两省不准假道，贵州又无内应，该军到5月份被解散，袁祖铭只得再等待时机。
这时，在贵州，贵州督军兼黔军总司令卢焘响应孙中山号召，出兵广西，参与讨伐陆荣廷。卢焘，广西思恩人，壮族，1882年生。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1911年参加云南辛亥起义。1912年随滇军入黔。1914年起，历任黔军营长、团长、旅长、代总司令、总司令。1921年5月，为响应孙中山伐桂号召，减轻贵州粮饷开支，缓和黔军内部五旅的磨擦，卢焘应谷正伦、胡瑛之请，派其率军入桂。6月，黔军分两路入桂。7月，孙中山任命谷正伦为援桂第4路司令、胡瑛为第5路司令，分别向柳州、百色进发。第4路彭汉章、王天培两梯团，会同滇、赣、粤各军攻下柳州。第5路援桂军进抵百色，因虐疾流行，大部染病，又遭土匪袭击，损失惨重。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召集各路援桂军筹商北伐大讲，谷正伦、王天培到会。1922年1月，谷正伦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彭汉章为第1独立旅旅长、王天培为中央直辖黔军第2混成旅旅长、黔军隶属于李烈钧第1路军，拟北伐时攻击赣南、鄂东。后由于黔军内部纷争，谷正伦、王天培、彭汉章、胡瑛先后回黔。至此，黔军援桂之役结束。
1922年初，新兴义系内部火拼更趋激烈，黔军参谋长何应钦也因内讧被逐出省。黔军将领王华裔在湘西洪江电请袁祖铭到洪江指挥队伍入黔。袁祖铭已在汉口重组定黔军，自任总指挥，3月5日，袁祖铭赶到洪江。同一天，谷正伦所部参谋长刘其贤、旅长王天培、彭汉章等公开发出通电，欢迎袁祖铭回黔，定黔战争爆发。
定黔战争在贵州东南部、西南和西北部、东北部三个地区进行。东南部是定黔战争的主战场。3月下旬，袁祖铭进驻镇远，发布了《定黔军誓师词》、〈〈定黔军讨逆檄文〉〉等文告，随后会同西北两路攻贵阳。谷正伦因实力所限，退往遵义，卢焘通电退职，避往安顺，职务由张春圃代理。张春圃与孙勤梁、窦居仁等联合抵御定黔军，但因战略上失误，使王天培、彭汉章于4月10日乘虚占领贵阳。张春圃、卢焘、谷正伦在遵义组织行署抵抗，但无从可救，败逃四川。袁祖铭于4月19日进驻贵阳，取得定黔战争的基本胜利。其后，在西南、西北、东北各战场，定黔军也取得胜利，定黔战争于6月全部结束。
定黔战争的结果，是袁祖铭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新兴义系瓦解。新兴义系的几个重要人物，如谷正伦、何应钦、朱绍良等，都先后投靠广州国民政府，后来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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