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战略转移与西安事变

                                 (一)

  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成立的。成立后,也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示。1930年,有两位年轻人,肩负着共产国际的使命,从苏联留学回国。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04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博古、张闻天等为同学。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1930年从苏联回国。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以反“立三路线”而被选为中央领导人。当时27岁。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07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张闻天等为同学。1930年回国。曾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等。1931年9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王明指定博古负责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博古当时只有24岁。

 由王明和博古这两位在苏联留学回来的年轻人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要面对革命根据地如此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实在是魄力、谋略、智慧都远远不够的。照搬马列的教条主义,不结合中国的国情,更是行不通。各个革命根据地,经历了国民政府军的四次“围剿”,红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壮大了。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王明在苏区推行的,是一条共产国际制定的以亲苏媚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将给苏区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

  此外,因传闻反革命分子组成的“AB团”打入了苏维埃区域,进行渗透和破坏,于是,各苏区实行“镇反”,“打AB团”,将战友、同志当作特务、间谍、敌人等,使许多红军指战员无辜遭到杀害。也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严格执行中央的指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湘鄂西红军,鼎盛时期达两三万人,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贺龙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就在这形势极端严峻的时候,蒋介石对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于不顾,又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事训练团,着手指定“围剿”计划。

9月25日,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33个师又3个旅;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主力军由陈诚任总司令,指挥18个师又1个补充旅。蒋介石这次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对苏区实行经济和交通封锁,层层推进,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面对国民党“围剿”军大军压境,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这时,共产国际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奥地利人,出生在德国,叫奥托·布劳恩。布劳恩又名华夫,德国共产党员。这年秋天,30多岁的布劳恩到达瑞金,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欢迎布劳恩的政治局和中央政府联席会议上向大家介绍道:“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大家一律用华语称呼‘李德’同志,不得泄露他的顾问身份和原名。”到达中央苏区,李德实际掌握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博古、李德等未能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命令红军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命令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粟裕率领,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此举是希望调动国民党军队,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是,并不成功。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国民党王耀武部包围,方志敏被俘,后牺牲。1万多人仅有粟裕率领400多人突出重围。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9月,红军打了无数的败仗,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根据地越来越缩小,形势非常的险恶。

1934年10月,蒋介石同德国人赛克特制定了即将使中央苏区红军难以脱身的铁桶计划。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宣布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一位粤军将领莫雄。

莫雄,广东英德人,是参加过有名的黄花岗之役的国民党老党员。在共产党员严希纯、项与年等人的教育影响下,他的思想倾向进步。1934年,莫雄出任江西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德安地区保安司令。莫雄以地方长官身份参加了会议。面对日军侵华的来势,国民政府一味采取妥协的态度以及蒋介石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莫雄感到不满。莫雄与共产党并无深仇大恨,这“铁桶计划”令他很不安。会后,他冒着泄密杀头的危险,立即下山把铁桶计划的绝密文件交给项与年等共产党员。熟悉当地人情地貌的项与年被派去执行将情报送出的任务。他扮成教书先生,带着用特种药水抄有铁桶计划要点的四本学生字典,用6天时间到达苏区,将情报送到瑞金沙洲坝周恩来等人那里。

中共中央领导获此情报,感到刻不容缓,如果不立即突围转移,后果不堪设想。10天后,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性转移。

                                    (二)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1、第3、第8、第9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地区同红2、红6军团会合。红军第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由项英、陈毅等率领,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围西进,十分高兴,转移途中,正是消灭红军的最好时机。他以17个师共77个团实行“追剿”,并命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试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博古、李德等人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加上转移队伍带着大量的物质,行动缓慢。10月27日,红军在粤北韶关乌径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11月2日,仁化城口镇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6日,红军进入乐昌,与围睹的粤军进行激战周璇。13日,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向湖南宜章进发。

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在赣粤地区纵然突破了4道封锁线,但是,渡湘江遇到很大的困难。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在飞机的支援下向红军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掩护中革军委和直属队于12月1日度过湘江。但是,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指战员大部牺牲,34师师长陈树湘负重伤后扯断肠子而亡。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红8军团番号撤消。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调整部署,移兵湘西,阻截红军北去的道路。若按原计划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势必与敌人决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力主放弃原来的计划,改向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5日,到达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改向贵州。

1930年后,贵州省地方军阀毛光翔、蒋在珍、犹国才、王家烈等又进行一番混战。王家烈暂时主政贵州。红军转战贵州,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王家烈自知力量单薄,难以与红军抗衡。同时,他也很清楚,因曾与陈济常、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的密约被蒋介石所获,担心蒋介石乘追击红军之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采取对策,以求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量堵截红军,迫其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而蒋介石,早由余汉谋告密得知王家烈与两广订立密约,蒋介石已视王家烈为眼中钉,这次趁追击红军之机派出薛岳率8个师尾随进入贵州,伺机除去王家烈,夺取贵州,控制西南各省。

    11月上旬,王家烈在贵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侯之担部4个团防守乌江以北,犹国材部两个团防守乌江以南,王家烈指挥所部15个团担任东路的防御。12月中旬,中央红军取道湘西进入贵州,薛岳率8个师尾随。王家烈觉察到红军的进军意图似不是夺取贵州,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为了自保,王家烈急忙与犹国材率军部转回贵阳,取观望态度。

    19351月初,红军分路渡过乌江,进逼遵义。侯之担部很快被红军打垮,遵义被红军占领。1月中旬,薛岳部进驻贵阳,接管了贵阳城防。中央军反客为主,连王家烈进出城垣也经盘查。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派何成浚到贵阳,迫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两职中选择一职。王家烈迫于无奈,只好表示愿意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除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职务,派其亲信吴忠信接任,同时,任命王家烈为第2路军追剿总指挥,继续让王家烈为他追剿红军卖力。王家烈在贵阳又难以立足,只好派出何知重、柏辉章两师收复遵义作为安身之所。红军为了调动敌人,主动撤离遵义,何、柏两师得以进驻遵义。

    2月下旬,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往黔北堵截回师东下的红军,王家烈只好离开贵阳到了遵义。红军回师渡赤水,再入贵州,并于227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攻占遵义。王家烈率部逃往南郊,遇到增援的薛岳部吴奇伟师。28日上午,王家烈、吴奇伟两部反攻遵义,结果被红军击溃。遵义战役中,第5军军长兼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

    王家烈率残部逃至黔西,遇到滇军将领孙渡率部至此,王家烈心灰意冷,请孙渡转达给龙云,求龙云暂划出云南几个县作为他安身之所。

    当王家烈败逃黔西时,蒋介石命薛岳部以武力完全控制了贵阳,并改编了侯之担师。接着,蒋介石以督师为名飞到了贵阳,决定彻底解决王家烈。当时,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但蒋介石考虑到王家烈的第25军尚有2万之众,杀了王家烈,恐会使其部属不服,所以决定采取逼其下台的办法。第一步先以军饷卡他,使他的第25军无饷可发;第二步就是煽动第25军官兵闹饷,反对王家烈,并用重金收买了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何知重是王家烈的姨母兄弟)背叛王家烈。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自知无法维持,嘱咐秘书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蒋介石即召他到贵阳,假作拘留,然后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空衔,让他离开贵州。193553日,王家烈带着爱妾梁氏飞往汉口,所部被蒋介石改编。至此,桐梓系在贵州的十几年统治宣告结束,同时,黔系军阀的历史亦最后终结。

蒋介石堵截红军虽不成,但解决了贵州的问题,也是他意料中之一步棋。

红军占领遵义期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伍修权、黄苏、李德。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总书记仍为张闻天。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定之负责者。会后,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行动。遵义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共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由于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同年6月,奉中共中央命令,陈云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只身到达上海,随后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还用化名,以纪实文学的形式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国内媒体发表。国内的民众第一次了解到红军长征的事。

 遵义会议后,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

    四川的刘湘和刘文辉为争夺四川的统治权,在1932年爆发了一场“二刘大战”。结果,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战败了刘文辉,独霸四川。而刘文辉也远走西康,占得一块地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想趁此机会派出中央军10个师到四川“援助”刘湘,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机宜。刘湘到汉口时,即与从上海约来的邓汉祥密商,决定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1020日,刘湘抵达南京。经过反复磋商努力,取消了蒋介石派兵入川的提议,达成了三项决定:一、仍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计划、指挥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1210日,刘湘返加四川。1935年1月间,刘湘在蒋介石派去的参谋团的监督之下,积极参与了对红军的堵截和围追。但是,红军并没有在川南停留,2月9日,部队在云南扎西地区集结。

龙云当上云南省主席后,全力加强云南的统治,并建立起忠于自己的滇军系统,成立军官学校,直接向法、德、比、捷等国购买军火,武装滇军。此时,龙云奉蒋介石之命,对长征路过滇黔边境的中央红军进行防堵追剿。

红军二渡赤水,返回黔北,在娄山关和遵义之间,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的胜仗。3月16日,三渡赤水。蒋介石急忙令“追剿”军追击。21日,红军四渡赤水,秘密折回黔北。以红9军团作牵制,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4月27日进入云南,逼近昆明。5月9日,主力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之后,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5月15日,中央红军在四川省会理县城附近继续北进。蒋介石命令薛岳、刘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图凭借大渡河等天险消灭红军。红军抢占了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17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之后,又抢夺泸定桥,攻占泸定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

渡过大渡河后,红军继续北进,翻越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三)

 1932年5月,鄂豫皖苏区遭到国民党军的“围剿”。9月,部队突围西行五千里,于12月过大巴山入川北,1933年建立川陕根据地。1934年3、4月,张国焘战略配合红一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放弃了川陕根据地。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地方武装和苏区机关人员约10万人,在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的率领下,开始向西转移。6月16日,红四军与红一军在懋功地区会师。其时,中央红军只有1万余人,而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张国焘仗着人众枪多,对中央的指令不是很服从。此时,红军应该何去何从?毛泽东坚持北上陕甘,尽管那时并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但张国焘主张向西康、青海方向转移。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7月18日,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21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8月1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红军前敌总司令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尔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牺牲了大量战士,于8月底到达班佑地区。张国焘制造借口,拒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走过了草地的部队返回阿坝。张国焘还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与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此时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一方面军攻占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11月,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09师又1个团,师长牛元峰战死。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与红15军团会师。

红15军团的前身红25军是最早长征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1934年,国民党军40多个团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和“清乡”。同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25军主力和鄂豫皖省委从河南省罗山县向西转移,进入陕南,11月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此时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郑位三。1935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红25军2900余人开始转移长征。冲破重重的封锁,经过大大小小的战斗,向北挺进,西进甘肃东部。政治委员吴焕先在战斗中牺牲。1935年9月16日,部队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同西北刘志丹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18日,三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疲惫不堪的红一方面军获得红15军团军长徐海东的接济,总算找到了安身的地方。

共产国际自得到陈云的汇报后,又长时间没有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消息,于是,1935年11月,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彪堂兄,原名林育英)回国,张浩辗转找到了红一方面军,传达了共产国际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指示。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的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博古、邓发、凯丰、李维汉、张浩、杨尚昆、王稼祥、彭德怀、郭洪涛等十余人。这次会议分析了国内外新的形势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再说红四方面军的情况。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命令下,再度南下,重走草地,再次牺牲减员。之后,张国焘在卓木碉企图另立中央,遭到朱德、刘伯承的坚决抵制。红四军南下部队在四川也打了一些胜仗,但是,终于无法在四川立足。1936年3月,向西转移,翻越5000多米的折多山等,进入西康的甘孜地区,部队减员至4万余人。  

1935年9月,国民党军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新的“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移到外线,创建新苏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000余人从湖南省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1936年1、2月,进入贵州。4月在云南丽江渡过金沙江,翻越玉龙雪山,向四川甘孜进发。

毛泽东请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张浩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调解两军的矛盾,劝说张国焘。张浩找到张国焘,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敦促张国焘不能搞分裂。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中央的做法,并于10日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北上。但张国焘仍想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

 7月,张国焘最后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尔盖地区集中。1936年7月2日红2、红6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仍进行分裂活动,受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抵制和反对。经任弼时等进行劝说工作,红二、红四方面军准备共同北上。1936年7月5日,奉中央军委指示,红2军团、红6军团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在红四方面军右纵队之后跟进。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静宁县以北的会宁、将台堡,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保存了力量约3万人。

至此,长征胜利结束。

                                   (四)

红军能够在如此艰难险阻的情况下,居然能够行程二万余里,最终保存了精锐力量,到达了陕北,堪称一部伟大的传奇。蒋介石大感意外,也很恼火!不过,他也有他的算盘,通过这一路的追剿红军,中央军的势力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贵州等省。而且,红军被赶到西北黄土高原贫瘠的地区,能否生存是个大问题!在陕北的四周,有晉军、陕军、马家军军阀势力等,又怎会容许红军分享地盘?他们自然就会出手,还用不着我呢。再者,在黄土高原地区“围剿”红军,比起在江西井冈山地区容易得多了。所以,他对剿灭最后那些残余红军是充满信心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虽然暂时站住脚,但是,中共中央和红军也知道,自身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危险。面对如此局面,当然要寻找另外的出路。

1936年底,红四方面军部分主力加上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团组成西路军,约2万人,在虎豹口渡过黄河之后,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希望到达新疆,打通到苏联的国际交通线。中共领导人了解到,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是亲苏分子,甚至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可以争取成为同盟者。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参谋长李特,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早在1935年下半年,红军长征到达川、康时,蒋介石急令马步芳在青海、甘肃南部阻击红军,马步芳为了保存实力,守住青海,采取了消极敷衍的态度。但是,到了193610月,西路军在甘肃靖远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时,马步芳唯恐青海有失,倾其所部对西路军围追堵截。红军所到的地区,是马家军管辖的回民地区,对共产党军队并不了解,极度仇视汉人,西路军难以在此开辟革命根据地。红军所到之处,多数是沙漠荒原,补给困难,更遭到马家军骑兵和回民的袭击。在这场河西战役中,西路军与马步芳部进行了连场血战,1937年3月,战事失败,伤亡惨重,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战死。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各自化装脱离大队,扮成乞丐潜回延安汇报。余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王树声率领,一部分由李先念率领,各自打游击。19374月,李先念意外收到中央的电台的呼叫,率领仅剩的400多人,按中央指令北折新疆,在安西星星峡得到陈云的迎接,再进入新疆。

    西路军残部何以在星星峡得到陈云的迎接?原来,陈云奉命于1935年6月在四川离开长征队伍,辗转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后陈云被派回中国到新疆工作。通过盛世才,许多被打散了的西路军将士在新疆暂时得到收留 

   西路军战死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后经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马步芳杀害了数不清的西路军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西路军俘虏32百多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万千红军将士没有倒在万里长征路上,却在走完长征到达陕北后,还未能参加抗日救国战争,就牺牲在失败的西征途中,实在可悲可叹!

    李先念率领的400多残兵到了新疆后,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缴械收容,后被遣返回延安。王树声、朱良才、李聚奎、郭天民、方强、毕占云、吴先恩、李天焕、杜义德、欧阳毅、郑维山、饶子健、徐立清、晏福生、秦基伟、陶勇、彭嘉庆、温玉成、程世才等战将,其后都是通过各种艰苦的历程辗转回到延安。

    西路军西征,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最悲壮的一章。 

                                      (五)

    新疆也是一个复杂的省份。盛世才更是一位复杂的人物。

    1927年,盛世才从日本留学回国,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参谋本部第1厅第3科上校作战科长等。但盛世才并不甘心久屈一小小科长职位,他窥伺时机向外发展。1930年夏,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沪、宁,延揽军事人才,盛世才认为是个好机会,决定应聘。这年秋天,他辞去参谋本部科长职务,携眷西行,于年底到新疆。

    盛世才到新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怀有戒心,只委他为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盛世才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委曲求全,对金树仁惟命是从,终于渐渐博得金的好感。经过一段时间,盛世才被任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他利用这一接触军队军官的机会,蓄意经营,极力拉拢学生,并以此为基础,培植自己的势力。

    1931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士利用维民暴动,乘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和卫护王权的武装暴动——“哈密事变”。并引甘肃马仲英率部入疆。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张培元为总司令,以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进剿,终于在9月将马仲英及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部将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两度将马世明及和加尼牙孜打败。19331月,马世明又率部进犯乌鲁木齐,盛世才奉命北上解围,又将马军打败。(马盛之战详见上一章“马仲英”节)由于盛世才屡战屡胜,被誉为“常胜将军”,在军队中的威望日增。

    由于金树仁自1928年执掌新疆的统治权后,对新疆各民族的压迫、剥削和奴役十分残酷,他大量任用甘肃河州同乡和亲信党羽,他们强占民地,强娶民女,横行新疆,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和反抗,一些地方统治者也趁机纷纷割据独立。于是,在省城的一批怀有野心的军政官员密谋政变,夺取政权。

    1933412日,省府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取得因抗日失败而取道苏联入疆的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和“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率众包围省政府,发动了新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仓惶逃离省城,命令盛世才等率部火速回城平乱。第二天,盛世才率部进至乌鲁木齐城东,即按兵观望,政变军队很快把省军打败。414日,政变各方召开了临时维持委员会,商选新的领导。由于与政变各方均没有足够实力,而盛世才此时手中握有相当于兵力,又近在省城,加上几年来他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于是,各方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临时省主席。

    盛世才虽然当上新疆临时督办,但是他知道,政变的主要发动者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是不会甘心把政变所得的果实白白地交给他的,要做住自己的地位,必须寻机将他们除掉。此外,南京政府也没有承认盛世才的职务,并于610日派参谋次长黄慕松飞抵乌鲁木齐,名为宣慰,实则想夺权,而陈中等人企图联合黄慕松,取盛而代之。对此,盛世才决定先发制人。626日,他借在督办公署花园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设伏兵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枪杀,并宣布其“谋叛罪”。随后,黄慕松遭到软禁,到7月中旬才悄然内返。这就是盛世才发动的新疆六·二六政变。

    南京政府对盛世才亦无可奈何,遂于81日发表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省主席。由于刘文龙与盛世才政见不合,同年12月,盛世才以刘文龙涉嫌谋叛,将刘及其全家软禁,迫令刘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朱瑞墀于次年3月即病死,这样,盛世才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新疆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上台之初,力量还比较单薄,他知道如果不拉拢地方民族中的头领,新疆的局势就难以稳定;不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政纲,就不足以吸引和取得民心。因此,他上台后,即表示要铲除金树仁统治时的种种弊端,创建新局面。不久,他宣布了施政纲领——八大宣言。其总纲为: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林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政策。他又提出了反帝、和平、建设三大政策,以后又增加民族平等、清廉、亲苏三项,合为六大政策。盛世才这一套施政纳颁布之后,果然获得乌鲁木齐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盛世才也深知邻近的苏联和新疆的关系,他把争取苏联的谅解与援助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及求援,他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终于得到了苏联的谅解。苏联不断给盛世才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上台后很快能站稳脚跟。

    盛世才虽然利用“四·一二政变”之机执政新疆,但实际只控制省城一带,当时新疆还有占据北疆的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马步芳的堂弟,当时拥有兵力1万余。张培元也拥有8千,皆多于盛世才,两人联合行动,企图取盛世才而代之。盛世才不得不分头对付这两股强敌。19334月至6月,马仲英率部进攻乌鲁木齐,盛世才率省军、东北军及归化军迎击,挫败马仲英,马部退往吐鲁番。12月,张培元自伊犁进兵乌鲁木齐,盛世才请苏联红军助战,将张培元击败,张培元自杀,残部转入南疆与马仲英会合。19341月,马仲英又统率主力7千余人围攻乌鲁木齐,盛世才率军抵抗,并再次请苏联红这相助。苏军分两路入疆,马仲英于2月中旬撤围南逃,退往吐鲁番,又退往喀什,最后转和平,以皮山为前线与盛军对峙。至此,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对手了。至于入疆的东北军,盛世才曾利用来打马仲英,但盛世才认为这支队伍自己终难控制,更害怕其日后肇事生乱,危及自己的统治,便于193310月间,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军将领郑润成等人全部收监后绞死。东北军被遣散或改编。

    盛世才在消灭张培元、马仲英等敌对势力之后,便着手恢复经济、改革行政,以巩固其独裁统治。他先从恢复农牧业抓起,使农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又着手整理财政,首先稳定公教人员的生活和情绪,其次是裁汰冗员,再次是财政改革,成立财政委员会,建立统一预决算制度。此外,盛世才还下令禁鸦片、赌博、贪污等不良风气,吸收少数民族头领参加政府工作,各地小学一律官费,政府还资送各民族青年到苏联等国留学,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盛世才的这些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以为盛政府是个开明进步的政府。

    不管怎样,在收容西路军残部这件事上,盛世才还是做了好事的。 

                                     (六)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尚未立即部署“围剿”,也有另一个原因,原来两广的问题正让他头痛。

    1935年,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陈济棠等粤系军人反蒋,造成宁粤对立,蒋介石想急于解决,于是,释放被软禁的胡汉民,派他赴欧洲考察。19361月,胡汉民归国到香港时,并不理会南京蒋介石派去的迎接大员,却回到广州,这无疑为陈济棠增加了反蒋法码。胡汉民喜欢下象棋,193659日晚上,在广州与潘景夷对弈,前两局一胜一负,第三局进入残局后,胡想用“跳卧槽马”逼出潘的老帅,不料被潘支起仕角,炮打了一只死车。胡当时就脑溢血突发倒地,3天后不治而死。

    蒋介石要趁“胡死”之机解决广东一向处于半独立状态问题。5月中旬,蒋介石派王宠惠赴粤吊丧之机,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将第1集团军总司令改称第4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等5条。这实际上是要夺陈济棠的广东军政两权。在陈济棠正感到焦虑不安之时,白崇禧也以吊丧为名来穗与陈济棠会晤,极力怂恿陈济棠联合桂系,以“抗日救亡”为旗帜,与蒋介石抗衡。白崇禧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时认为:蒋介石既要陈兵于黄河流域,防备日军的进犯以及监视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又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因而决无余力南犯。如果两广联合,再拉拢湖南的何健,凭着抗日的招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武汉,再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就能夺取中央政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对白崇禧的分析,陈济棠认为十分精确。陈济棠有兄叫陈维周,擅长星相之术,曾于1935年春到南京见过蒋介石及到奉化看过蒋介石的祖坟,肯定蒋介石气运将尽。陈济棠十分相信其兄的星相之术,再经白崇禧的怂恿,便决心发动事变反蒋。516日晚,陈济棠与粤军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廷桢等开会密商,对于联桂起事,将领们的意见不一。519日,陈济棠再次召集在穗粤军将领近20人进行密商,并请出白崇禧到会说服众将,虽第1军军长余汉谋等仍不表支持,但陈济棠已决定反蒋起事。

    61日,陈济棠授权西南两机关作出决议,呈文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吁请抗日。次日,又复电全国,请国民政府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接着,组成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另一方面,陈济棠、李宗仁还暗中与日本联络,欲借日本的力量反蒋,并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国民党政权。

    面对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蒋介石一方面立即秘密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派人四出向广东海陆空军将领进行收买分化;另一方面,故作镇静,发出通电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作为对付之策。粤军主要将领余汉谋等秘密接受了蒋介石的收买,决定背陈投蒋。74日,余汉谋以接到第1军将领电催回部主持军事为名,取得陈济棠的许可,由广州回到驻地大庾,与参谋长罗梓材,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师长莫希德、叶肇、张瑞贵等会议讨论反陈,取得一致意见。76日,余汉谋以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名义,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前往南京,蒋介石随即任命余汉谋为第4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并派钱大钧、陈诚、黄镇球等同行,协助余汉谋回去收拾粤局。余汉谋于713日回到赣南,次日在大庾宣誓就职,并发表通电,敦促陈济棠离职下野。同时,第1军亦向韶关推进。

    另外,76日,第2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在汕头离职赴港,次日通电反陈。到717日,第2军军长张达也被蒋介石收买。粤军其他将领以及西南机关要员萧佛成、陈融、刘芦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市长刘纪文等亦纷纷走避以示决绝。

    尤其给予陈济棠致使打击的,是他的空军也被蒋介石收买而背叛。6月底已有一个中队北飞南昌投蒋。718日早晨,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卓林等分乘教练机3架飞赴香港机场降落;各大中队飞机72架先后北飞投蒋。至此,陈济棠完全绝望,于当晚借英国战舰保护,携带家眷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并通电下野。李宗仁亦于当天下午乘飞机回广西,在广西继续坚持反蒋,李济深以及原第19路军将领蔡廷锴、区寿年、翁照垣等也入桂支持,但到9月间,李宗仁、白崇禧也和蒋介石达成协议。至此,曾经震惊中外,扰攘了50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的统治。

    余汉谋于724日由韶关进驻广州接管了陈济棠原有的军权。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以王应榆为民政厅厅长,宋子良为财政厅厅长,刘维炽为建设厅厅长,许崇清为教育厅厅长,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蒋介石于8月来广州坐镇了一个月,设置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至此,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完全归蒋介石控制。

                                      (七)

    19341月,蒋介石为了驱使东北军参加“围剿”红军,特地电召张学良回国。张学良历任鄂豫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西北“剿共”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总司令为蒋介石)等职。起初,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但是,张学良在和红军的较量中,不断损兵折将,尤其是109师在193510月于陕北直罗镇被全歼,师长牛元峰战死,给他思想上极大的震动。是继续充当蒋介石的替罪羊及鹰犬,还是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当一位爱国英雄?张学良以及东北军将士都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

    193510月底,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蒋介石对他在“剿共”中受损没有任何安慰的表示。军政部长何应钦不但不给丝毫补充,还要减发军费,张学良感到异常愤懑。他痛定思痛,思想开始有所转变。五全大会后,张学良来到上海,会见了爱国人士杜重远和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

    1933年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先后制造“察哈尔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协定,即世人所称的“何梅协定”以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所签订的“秦土协定”。日本还发动“华北事变”,企图使冀、察、绥、鲁、晋五省脱离中央政府,实行“华北自治”。国民政府竟于1935年11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127日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以适应日本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

    129日,在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形成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和全国炽热的抗日气氛,使张学良看到了出路和希望。

    1935年底,张学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驻守西安的西北军(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其实杨虎城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双方不谋而合。19363月,张学良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4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两人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作了竟夜的长谈,达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联合,逼蒋抗日的协议。

    从延安归来后,张学良积极地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培养抗日力量,宣传抗日思想,支持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但是,张、杨的所为激怒了蒋介石,他派来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担任“西北剿总”的参谋长,特务头子曾扩情担任政训处长,闵湘帆为“西北剿总”经理处处长,从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对张学良加以监视,并在西安设有特警宪情报机构大小120多处,搜集张、杨联共抗日的具体证据。829日,西安的国民党特务,秉承蒋介石的指令,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张学良闻讯后,极为震怒,不仅抢回了宋黎,而且还派兵包围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

    19361020日,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后,率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班军政大员飞抵西安,亲自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29日,是蒋介石50岁生日。张学良邀阎锡山同赴洛阳祝寿,趁机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和共产党一道抗日,结果,遭到蒋介石的训斥。124日,蒋介石又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安“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事已至此,张、杨决定第一步“苦谏”,“苦谏”无效,第二步则实行“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7日及以后,张学良几次到蒋介石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劝谏,痛哭陈词,但蒋介石却勃然大怒说:“现在他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11日晚间,张学良从临潼回到西安,决定实行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以及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介石,由105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着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1212日凌晨,刘多荃等率部秘密开往临潼,125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介石的卫队,包围了骊山。最后,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浑身发抖、狼狈不堪的蒋介石。而蒋介石身边的亲信蒋孝先少将被击毙,邵元冲伤重数天后死去。

    12日凌晨2时,张学良在西安金家巷接到孙铭九从临潼打回的电话,已知捉蒋兵谏已成事实,深知马上面临的军事威胁,即给驻守保定的万福麟和驻守洛阳的王荣寰这两位爱将发去紧急电报,命令他们马上向潼关进军。但是,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王荣寰害怕参与兵谏,不顾部下徐德庸、叶海泉、赵云飞等几位团长的反对,背叛东北军,将西安事变情况向中央军驻洛阳守军负责人祝绍周少将汇报。祝绍周为了解西安城内的实情,派飞行员蔡锡昌驾驶一架新式美国战斗机于12日傍晚飞临西安上空,降落在骊山脚下的一片空地,但旋即被东北军战士逮住。经审讯,张学良得知王荣寰背叛东北军的实情。

    西安事变,举世震惊,王荣寰的叛变,使得形势变得异常复杂。张学良虽然捉蒋在手,却又没有妥善之计处理西安事变的困境。事变后,张、杨联合发出通电,说明事变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12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12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24日,谈判结束。蒋介石对张、杨答应的条件是:一、准备抗日。二、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杨负责。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每月五百万元薪饷,按月由中央拨给。四、停止剿共,红军改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五、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人员,一律不究。蒋介石对共产党答应的条件是:一、日本侵入华北,必须抗战。二、划陕甘十八县、宁夏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属中央管辖。三、中央承认共产党军队编成三个师。四、中央逐月供给军费六十八万元。五、如与日本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粒。六、以上条件在手续上必须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就这样,通过三方的谈判,尤其是共产党和张、杨的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开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12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的第二天,张学良见逼蒋抗日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有意思要亲自送蒋回南京,但许多人都规劝他不要送,以免蒋报复。可是张学良却坚信蒋介石的人格,他对人说:“这次我们放他回去,以后还是要争取、团结他共同抗日的,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使他能保持威信,好见人,好办事,也使他不致对我们再存戒心和怨恨,这有利于共同抗日。我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求结束对内压迫对外屈膝的国策。至于蒋介石如果把已经答应了的条件又推翻了,那还有什么信用、人格可言呢?”当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时,蒋对张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更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二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宋子文犹豫不定,蒋批评了宋子文。张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送蒋介石,于是登上了飞机。周恩来赶到机场想劝张学良回来,但张、蒋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不禁慨叹地说:“张汉卿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起队列送天霸,还差一点要负荆请罪呢!”

    1226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介石扣留软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给蒋写了“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靦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1231日,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10年徒刑,褫夺公民权5年。而蒋介石又假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

    在囚禁张学良的同时,蒋介石也对东北军实行分化瓦解,东北军内部也很快出现内讧。张学良离西安后,王以哲代理张学良主持东北军工作,因与东北军内少壮派意见不合,193722日,被少壮派刺杀于西安寓所。随后,蒋介石将东北军编为第51军,由原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统率,但东北军已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立性。这支由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经营了20多年的军阀武装,自此已落到了蒋介石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