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战略转移与西安事变

                                 （一）

  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成立的。成立后，也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示。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秘密到了莫斯科。中共也有一个代表团进驻莫斯科，成员为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陆定一。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内支部也有一批人，与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以及在校的中国学生之间经常就中国的革命问题展开争论。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赏识和支持校内支部的观点，认为从中国革命长期打算出发，必须培养一批有理论根底的骨干，必须进行正规教育——先学俄语再学理论，学制起码要两年。而中共代表团以及许多学生则认为，国内斗争那么激烈，希望学生经过短期培训后赶快回国，参加革命。

校内支部的主要成员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沈泽民、凯丰、夏曦、杨尚昆、李竹声、盛忠亮、陈原道、何子述、孟庆树、张琴秋、杜作祥等。

1930年，这批年轻人终于从苏联留学毕业回国，进入各个重要的领导岗位。有两位年轻人，更肩负着共产国际的使命，回国执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04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博古、张闻天等为同学。王明身材只有一米五，双手柔软似女人，但口才很好，擅长演说，并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深得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的赏识。1927年2月，米夫率领联共一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译。中共六大，王明也参加翻译工作。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也担任翻译，所以王明以马克思理论家自称。在留学期间，王明已经表现出“极左”的嘴脸，还制做出一些“冤假错案”。1930年从苏联回国。同年底，王明与曾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的孟庆树结婚。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07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1924至1926年在无锡编辑《无锡评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俄语“上帝”的音译取名“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为同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30年回国。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等。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2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和团中央等单位15人。瞿秋白、周恩来因“调和主义”成为批判对象。王明等以反“立三路线”的名义，批判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和李立三。会议撤销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王明）9人为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关向应、何克全（凯丰）、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

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中央领导人，实现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王明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的意图。当时，王明27岁。

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王明推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同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苏联前，王明指定博古出任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博古当时只有24岁。

 1932年底，由于国民党的破坏，中共中央机关已经无法在上海立足。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中共中央随博古、张闻天、陈云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原在上海工作的周恩来、刘少奇、邓颖超、陈赓、李克农等，也相继撤往苏区。张国焘、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夏曦进入湘鄂西苏区。

由王明和博古这两位留学苏联的年轻人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要面对国内尤其是革命根据地如此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实在是阅历、经历、魄力、谋略、智慧都远远不够的。照搬马列的教条主义，不结合中国的国情，更是行不通。

工农红军历经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以后，队伍逐渐壮大，红军先后组建了10个军团 ：红一军团，军团长先为朱德，后为林彪，由红4军（军长林彪）、红3军（军长黄公略）、红12军（军长伍中豪）合编；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由红2军（军长贺龙）、红6军（ 军长肖克）合编；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由红5军、红8军合编；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棠（原总指挥季振同被误杀）；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

1930年8月，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鄂豫皖边区的红军 于1931年11月合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张国焘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等。

红军先后在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川、陕西等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各个革命根据地，经历了国民政府军的四次“围剿”，红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壮大 。然而，这一有利的形势，被王明、博古、李德等人彻底葬送了。

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以及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进入江西苏区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博古在苏区推行的，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指令的一条共产国际制定的以亲苏媚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将给苏区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

  此外，因传闻反革命分子组成的“AB团”打入了苏维埃区域，进行渗透和破坏，于是，各苏区实行“镇反”，“打AB团”，将战友、同志当作特务、间谍、敌人等，使许多红军指战员无辜遭到杀害。如女司令员胡筠，湖南平江人，出身诗书世家，北伐战争时，随军到了汀泗桥，并且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后进入黄埔军校女生队。以“神枪手”之名勇冠四女杰之首，令黄埔男生也为之钦佩。其后参加平江起义，担任平江工农革命军司令员。国民党当局以10万大洋悬赏她的人头。就是这位战功卓著的女英雄，在“肃反”中定为“AB团”成员被残酷冤杀。 此外，他们借反对“罗明路线”，打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借此排挤打击毛泽东，反对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也是从苏联留学归来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严格执行中央的指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湘鄂西红军，鼎盛时期达两三万人，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 红2军团参谋长兼红2军军长孙德清、红6军副军长段德昌、洪湖苏区创始人之一万涛、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 、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等遭到诬陷杀害。红2军团政委、贺龙的亲密战友周逸群，受到夏曦排挤，被调离湘鄂西到洪湖，不久遭敌人伏击牺牲。贺龙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1930年11月，陈昌浩从苏联回国，后出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与张国焘、徐向前创建鄂豫皖苏区以及其后的川陕苏区。就在苏区形势大好之时，张国焘也在鄂豫皖根据地搞“大肃反”，光是在光山白雀园搞肃反并公审，就使无数的红军指战员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罪名被杀害，包括红四军中许多高级干部，如师长许继慎、周维炯， 蒋群麟、冉南轩，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芳、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熊受暄，以及团长潘归佛等多位团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兼第12师政委姜镜堂，以及根据地众多早期的领导人徐朋人、王秀松、曹学楷等等，都不能幸免。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的曾中生，被张国焘以“右派首领”的罪名逮捕并长期监禁，1935年8月被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徐向前说，张国焘等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扩大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

就在这形势极端严峻的时候，蒋介石对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于不顾，又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事训练团，着手指定“围剿”计划。

9月25日，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33个师又3个旅；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主力军由陈诚任总司令，指挥18个师又1个补充旅。蒋介石这次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对苏区实行经济和交通封锁，层层推进，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面对国民党“围剿”军大军压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这时，共产国际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

布劳恩又名华夫，奥地利人，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德国共产党员。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与王明相熟。后作为一名特工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博古、张闻天在离开上海之前，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优尔特将布莱恩派往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

1933年9月，30多岁的布劳恩到达瑞金，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欢迎布劳恩的政治局和中央政府联席会议上向大家介绍道：“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大家一律用华语称呼‘李德’同志，不得泄露他的顾问身份和原名。”到达中央苏区，李德实际掌握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博古、李德等未能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命令红军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江西瑞金举行，博古主持会议，并作《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全会选出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项英、陈云、康生、张国焘、任弼时、毛泽东、朱德11人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关向应为候补政治局委员。全会成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博古任总书记。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王明、博古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没有得到纠正，而毛泽东、朱德等被排除出中央领导层，更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中央苏区及各个革命根据地仍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命令 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寻淮洲、方志敏、粟裕率领，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此举是希望调动国民党军队，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是，并不成功。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国民党王耀武部包围， 军团长寻淮洲阵亡，方志敏被俘，后被送到南昌，壮烈牺牲。出征时的1万多人，仅有参谋长粟裕率领400多人突出重围。

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9月，红军打了无数的败仗，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根据地越来越缩小，形势非常的险恶。

在此紧急关头，也要感谢广东军阀、南天王陈济棠。第5次“围剿”开始后，蒋介石多次派员到广州，催促陈济棠出兵赣南围攻红军。陈济棠意识到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但迫于压力，他也派兵参与围攻。但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作战，9月下旬，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密函，派一位姓李的密使前往瑞金。9月底，密使从瑞金回到广州，呈上朱德的亲笔信，信中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5项提议以及双方谈判的时间和地点。10月6日，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赶到约定地点会昌的白埠，与陈济棠的接头人会面。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寻乌罗塘镇。翌日上午，双方就停止作战、解除封锁、恢复贸易通讯以及联合反蒋等事项进行了反复商谈并达成协议。

1934年10月，蒋介石同德国人赛克特制定了即将使中央苏区红军难以脱身的“铁桶计划”。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宣布“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一位粤军将领莫雄。

莫雄，广东英德人，是参加过有名的黄花岗之役的国民党老党员，在粤军、国民革命军中任职，中将军衔。莫雄与蒋介石有同属关系，曾于1922年在桂林，将被困城中的蒋介石解救，因而，莫雄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1934年初，莫雄出任江西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德安地区保安司令。莫雄曾在上海认识共产党员严希纯、项与年等人，在其教育影响下，他的思想倾向进步，要求加入共产党。严希纯请示上级，莫雄被劝说暂时不加入，留在国民党内部，希望能暗中帮助共产党。莫雄在他的司令部里，安插了共产党人刘哑佛（鲁迅笔下的刘和珍的哥哥）、项与年、卢志英等。

这次的庐山秘密的军事会议，莫雄以地方长官身份破例得以参加。面对日军侵华的来势，国民政府一味采取妥协的态度以及蒋介石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莫雄感到不满。莫雄与共产党并无深仇大恨，这“铁桶计划”令他很不安。会后，他冒着泄密杀头的危险，立即下山把“铁桶计划”的绝密文件交给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共产党员。大家震惊之余，决定派熟悉当地人情地貌且会说客家话的福建籍的项与年去执行将情报送出的任务。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带着用特种药水抄有“铁桶计划”要点的四本学生字典上路，还将自己的门牙敲落，弄得蓬头肿脸，俨然一个老乞丐，通过国民党军的多道封锁线，用6天时间到达苏区，将情报送到瑞金沙洲坝周恩来等人手中。

经过四次反围剿，中共中央领导已有突围的打算，就在举棋不定之时，获此情报，感到刻不容缓，如果不立即突围转移，后果不堪设想。10天后，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性转移。

                                    （二）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下辖之红1、红3、 红5、红8、红9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地区同红2、红6军团会合。随同转移的有50岁以上的老同志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等。其中徐特立已经58岁。毛泽东妻子贺子珍、朱德妻子康克清、周恩来妻子邓颖超、张闻天妻子刘英、博古妻子刘群先、李维汉妻子金维映、邓发妻子陈慧清、李富春妻子蔡畅、袁国平妻子邱一涵、毛泽民妻子钱希均、周子昆妻子曾玉，以及谢飞（长征后嫁刘少奇）、危拱之（后嫁叶剑英）、李伯钊（后嫁杨尚昆）、王泉媛、甘棠、李坚真、吴仲廉、危秀英、邓六金、刘彩香、周越华、钟月林、谢小梅、李建华、肖月华、吴富莲、李桂英、廖似光、杨厚珍等30名女战士也踏上征途。红军第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由项英、陈毅等率领，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及各主要军、师领导如下：

总司令兼方面军司令员朱德，总政委兼方面军政委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总参谋长刘伯承，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

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陈云。第1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第2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武亭（后为李维汉）；第4梯队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参谋长左权，保卫局长罗瑞卿。下辖第1师，师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谭政，参谋长聂鹤亭，团级战将有杨得志、邓华、耿飚、黄永胜、赖传珠等；第2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团级战将有杨成武、陈正湘等。红15师，又称“少共国际师”，由18岁以下的青少年组成，师长彭绍辉，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冯文彬。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李富春，参谋长邓萍。红4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后彭雪枫），红5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团级战将有杨勇、张爱萍、王平、苏振华、黄镇、黄冕昌、白志文等。红6师师长曹德清。

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陈伯钧。红13师师长朱良才，红34师师长陈树湘。

红8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参谋长唐溶（后张云逸代）、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红3师师长张经武。红22师师长龚楚（后程子华、周子昆），政委方强（后黄开湘）。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围西进，十分高兴，转移途中，正是消灭红军的最好时机。他以17个师共77个团实行“追剿”，并命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试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博古、李德等人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加上转移队伍带着大量的物质，行动缓慢。10月27日，红军在粤北韶关乌径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 ，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 红军之所以能够轻易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是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在红军行动的方向，让出了一条40华里的通道。11月2日， 同样是陈济棠命令粤军的退让，红军在仁化城口镇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6日，红军进入乐昌，与围睹的粤军进行周旋。 红军也按照“秘密协议”不进入广东腹地，只沿粤、湘、赣边西进。13日，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向湖南宜章进发。 此时，蒋介石终于觉察到陈济棠拥兵自保的企图，急忙发电报指责，措辞严厉。陈济棠也只得下令部队尾追红军入湘。

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在赣粤地区纵然突破了4道封锁线，但是，渡湘江遇到很大的困难。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在飞机的支援下向红军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掩护中革军委和直属队于12月1日度过湘江。但是，红5军团红34师和红3军团红6师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指战员大部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负重伤后扯断肠子而牺牲。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红8军团仅剩下战斗员600多人，后番号撤消，余部并入红5军团。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调整部署，移兵湘西，阻截红军北去的道路。若按原计划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势必与敌人决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力主放弃原来的计划，改向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5日，到达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改向贵州。

1930年后，贵州省地方军阀毛光翔、蒋在珍、犹国才、王家烈等又进行一番混战。王家烈暂时主政贵州。红军转战贵州，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王家烈自知力量单薄，难以与红军抗衡。同时，他也很清楚，因曾与陈济常、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的密约被蒋介石所获，担心蒋介石乘追击红军之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采取对策，以求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量堵截红军，迫其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而蒋介石，早由余汉谋告密得知王家烈与两广订立密约，蒋介石已视王家烈为眼中钉，这次趁追击红军之机派出薛岳率8个师尾随进入贵州，伺机除去王家烈，夺取贵州，控制西南各省。

    11月上旬，王家烈在贵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侯之担部4个团防守乌江以北，犹国材部2个团防守乌江以南，王家烈指挥所部15个团担任东路的防御。12月中旬，中央红军取道湘西进入贵州，薛岳率8个师尾随。王家烈觉察到红军的进军意图似不是夺取贵州，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为了自保，王家烈急忙与犹国材率军部转回贵阳，取观望态度。

    1935年1月初，红军分路渡过乌江，进逼遵义。侯之担部很快被红军打垮，遵义被红军占领。1月中旬，薛岳部进驻贵阳，接管了贵阳城防。中央军反客为主，连王家烈进出城垣也经盘查。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派何成浚到贵阳，迫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两职中选择一职。王家烈迫于无奈，只好表示愿意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除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职务，派其亲信吴忠信接任，同时，任命王家烈为第2路军追剿总指挥，继续让王家烈为他追剿红军卖力。王家烈在贵阳又难以立足，只好派出何知重、柏辉章两师收复遵义作为安身之所。红军为了调动敌人，主动撤离遵义，何、柏两师得以进驻遵义。

    2月下旬，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往黔北堵截回师东下的红军，王家烈只好离开贵阳到了遵义。红军回师渡赤水，再入贵州，并于2月27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攻占遵义。王家烈率部逃往南郊，遇到增援的薛岳部吴奇伟师。28日上午，王家烈、吴奇伟两部反攻遵义，结果被红军击溃。遵义战役中，第5军军长兼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

    王家烈率残部逃至黔西，遇到滇军将领孙渡率部至此，王家烈心灰意冷，请孙渡转达给龙云，求龙云暂划出云南几个县作为他安身之所。

    当王家烈败逃黔西时，蒋介石命薛岳部以武力完全控制了贵阳，并改编了侯之担师。接着，蒋介石以督师为名飞到了贵阳，决定彻底解决王家烈。当时，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但蒋介石考虑到王家烈的第25军尚有2万之众，杀了王家烈，恐会使其部属不服，所以决定采取逼其下台的办法。第一步先以军饷卡他，使他的第25军无饷可发；第二步就是煽动第25军官兵闹饷，反对王家烈，并用重金收买了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何知重是王家烈的姨母兄弟）背叛王家烈。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自知无法维持，嘱咐秘书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蒋介石即召他到贵阳，假作拘留，然后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空衔，让他离开贵州。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带着爱妾梁氏飞往汉口，所部被蒋介石改编。至此，桐梓系在贵州的十几年统治宣告结束，同时，黔系军阀的历史亦最后终结。

蒋介石堵截红军虽不成，但解决了贵州的问题，也是他意料中之一步棋。

红军占领遵义期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6人，过半数（其时，政治局委员王明、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留在江西）；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4人，亦过半数（王稼祥为此次会议增补，其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湘鄂川黔）。列席会议的还有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黄苏以及军事顾问李德。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会议记录。伍修权为翻译。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总书记仍为张闻天。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撤销博古对中央的领导权。并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定之负责者。撤销李德对军事的指挥权。会后，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行动。遵义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共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由于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同年6月，奉中共中央命令，陈云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只身到达上海，随后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还用化名，以纪实文学的形式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国内媒体发表。国内的民众第一次了解到红军长征的事。

 遵义会议后，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

龙云当上云南省主席后，全力加强云南的统治，并建立起忠于自己的滇军系统，成立军官学校，直接向法、德、比、捷等国购买军火，武装滇军。此时，龙云奉蒋介石之命，对长征路过滇黔边境的中央红军进行防堵追剿。

红军二渡赤水，返回黔北，在娄山关和遵义之间，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的胜仗。3月16日，三渡赤水。蒋介石急忙令“追剿”军追击。21日，红军四渡赤水，秘密折回黔北。以红9军团作牵制，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4月27日进入云南，逼近昆明。5月9日，主力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中央红军度过金沙江后， 继续北上，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区时，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5月15日，中央红军在四川省会理县城附近继续北进。蒋介石命令薛岳、刘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图凭借大渡河等天险消灭红军。此时，中央红军正面临着70年前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处境，很可能就在大渡河全军覆灭。

5月24日，中央红军到达大渡河。红1团杨成武部抢占了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对岸有川军一个团在布防。大渡河河水汹涌澎湃，泅水、架桥均不可能，唯有依靠夺得的一条木船进行强渡。杨得志将渡河任务交给1营营长孙继先。孙继先挑选了16位突击队员，由他和2连连长熊尚林，分两批登船渡河。9时整，岸上轻重机关枪一齐开火掩护，最终，18勇士 分两次强渡大渡河成功。

数万红军将士依靠几条木船在渡河。敌人在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险。毛泽东、周恩来等决定，夺取泸定桥。

中央红军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5月28日，红2师接到红1军团转中央军委命令，务必于次日夺取泸定桥。王开湘、杨成武即率红2师4团官兵冒着大雨，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240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到达泸定桥西岸。红4团党支部书记罗华生任命红2连连长廖大珠出任突击队长，率领挑选出的22名突击队员，沿着只剩下数根铁索的桥面，冒着对岸 川军密集的炮火， 爬行前进；岸上的红军战士的轻重机枪作掩护。终于，红军勇士奇迹般抢夺了泸定桥，攻占 了泸定城。

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 红军不是石达开，没有重演石达开的悲剧。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中无数传奇中的两大最精彩的传奇故事。

渡过大渡河后，红军继续北进，翻越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三）

 1932年5月，鄂豫皖苏区遭到国民党军的“围剿”。9月，红四方面军部队突围西行五千里，于12月过大巴山入川北，1933年建立川陕根据地。1934年3、4月，张国焘战略配合红一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放弃了川陕根据地。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地方武装和苏区机关人员约10万人向西转移，也开始了长征。红四方面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政委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傅钟。下辖红4军，军长王宏坤，副军长许世友，政委周纯全；第11师师长陈再道；第12师师长张才千；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红31军，军长王树声；红9军，军长詹才芳，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红33军，军长王维舟。全军有8万余人。

6月16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其时，红一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张国焘仗着红四方面军人众枪多，对中央的指令不是很服从。此时，红军应该何去何从？毛泽东坚持北上陕甘，尽管那时并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但张国焘主张向西康、青海方向转移。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7月18日，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21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8月1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红军前敌总司令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尔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牺牲了大量战士，于8月底到达班佑地区。张国焘制造借口，拒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走过了草地的部队返回阿坝。张国焘还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与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此时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一方面军攻占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11月，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09师又1个团，109师师长牛元峰战死。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与红15军团会师。

红15军团的前身红25军，是最早长征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1934年，国民党军40多个团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和“清乡”。同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25军主力和鄂豫皖省委从河南省罗山县向西转移，进入陕南，11月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此时军长 为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郑位三。1935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红25军2900余人开始转移长征。部队有7名女红军是随军医院的女护士，被称为“七仙女”，她们是徐海东妻子周东屏、饶正锡妻子戴觉敏 以及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曾继兰、曹宗凯。曾继兰和曹宗凯在长征途中牺牲。红5军冲破重重的封锁，经过大大小小的战斗，向北挺进，西进甘肃东部。政治委员吴焕先在战斗中牺牲。1935年9月16日，部队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同西北刘志丹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陕甘苏区由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建立和领导 ，粉碎了国民党军数十次的“围剿”，部队扩编为红26军和红27军。18日，红25军与红26军及红27军三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经历了千辛万苦、作出了重大牺牲且疲惫不堪的红一方面军此时到达陕北，获得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的接济，总算找到了安身的地方。出征时的30名女红军，有24名到达陕北。谢小梅、甘棠、李桂英中途留在贵州地方工作，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长征途中派到 红四方面军工作。

共产国际自得到陈云的汇报后，又长时间没有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消息，于是，1935年11月，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彪堂兄，原名林育英）回国，张浩辗转找到了红一方面军，传达了共产国际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指示。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的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博古、邓发、凯丰、李维汉、张浩、杨尚昆、王稼祥、彭德怀、郭洪涛等十余人。这次会议分析了国内外新的形势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再说红四方面军的情况。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命令下，再度南下，重走草地，再次牺牲减员。之后，张国焘在卓木碉企图另立中央，遭到朱德、刘伯承的坚决抵制。红四 方面军南下部队在四川也打了一些胜仗，但是，终于无法在四川立足。1936年3月，向西转移，翻越5000多米的折多山等，进入西康的甘孜地区，部队减员至4万余人。  

湘鄂川黔苏区的红2军团、红6军团，在国民党军大规模的“围剿”下，也被迫战略转移。

1935年9月，国民党军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新的“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移到外线，创建新苏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萧克，总政委任弼时，副总政委关向应，参谋长李达。下辖红2军团和红6军团。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第5师师长贺炳炎，第6师政委廖汉生，第7师政委余秋里。红6军团军团长 肖克，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

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000余人在贺龙、肖克、任弼时、关向应、夏曦、王震等的率领下，从湖南省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贺龙妻子蹇先任、萧克妻子蹇先佛（蹇先任妹）、任弼时妻子陈琮英、甘泗淇妻子李贞、吴德峰妻子戚元德以及马忆湘（后为晏福生妻子）、陈罗英等21名女兵也随军出发。跟随红2、6军团长征的，还有之前参与“剿共”在湖北忠堡战役被俘虏的国民党军第41师中将师长、后任红军学校战术教员的张振汉。

1936年1、2月，红2军团进入贵州毕节地区。中央红军长征前给红军送去重要情报的莫雄，此时出任毕节行政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莫雄采取“不战不守”的做法，带着部队跑到城外的深山“剿匪”，把毕节城留给红军休整了将近半个月。结果，莫雄被蒋介石逮捕，关到了南京军法处。红军在毕节建立黔大毕革命根据地，还收编了几股地方武装千余人，由开明士绅周素园老先生担任司令。周素园是贵州毕节人，前清贡生、贵州辛亥革命领导者之一。当时已55岁的周素园，随后跟随红军长征。

政治部主任夏曦还想策动地方武装席大明部加入红军，于3月2日晚赴席大明处，在七星关渡河时溺水身亡。夏曦在根据地发动“肃反”时，误杀了大量红军将士，据说在他溺水时，战士们故意不去搭救。夏曦虽犯过重大错误，但还是为革命而牺牲，后被定为革命烈士。

红6军团转移到了贵州的镇远时，遇到并俘虏了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夫妇、海曼夫妇及两个孩子，还有新西兰籍的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其后，红军留下薄复礼、海曼和埃米小姐，释放了其他人。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礼待他们，为的是请他们通过教会，为红军筹措急需的一些经费和药品。薄复礼等渐渐也认识到眼前的红军并非国民政府宣传中所描绘的是一支“流寇”，而是一群大多只有二十来岁有着崇高远大理想的年轻人。薄复礼为 肖克翻译法文版的贵州地图；通过教会帮助红军筹措经费和药品。红军将领们开始对外国传教士也不了解，后经过接触尤其是一起经历长征，彼此结下友谊。一周后，红军无条件释放了埃米小姐。

在木黄地区，红6军团与先期到达的贺龙率领的红2军团会师。在随后的长征途中，戚元德负责照顾两位外国传教士，专为他们提供马匹，还配备一名马夫。1935年11月，海曼被释放。薄复礼仍随红军长征。

1936年4月，红军进入云南，到了昆明附近。12日，这一天是礼拜日，又是复活节，红军决定释放薄复礼。红军办了一桌酒席，为这特殊的朋友践行，红6军团军团长 肖克、保卫局局长吴德峰及夫人戚元德，还有随红军长征的张振汉将军等出席。此地离昆明还有两天的路程，萧克问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说需要两块银元。萧克给了薄复礼10块银元。两天后，随红军长征长达18个月，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的传教士薄复礼在昆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海伦。3个月后，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名为《神灵之手》的书，记录了这段传奇的经历。在英国，他被邀出席各种报告会。他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描述友善而客观。

1936年3月，红军到达云南。周素园致函龙云、孙渡等，动员他们保持护国首义的光荣传统，同情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龙云拒绝，孙渡则采取“消极以保存实力”的行动。4月，红2、6军团在云南丽江得以渡过金沙江，翻越玉龙雪山，向四川甘孜进发。

面对红一、红四两军的矛盾，毛泽东请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张浩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加以调解，劝说张国焘。张浩找到张国焘，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敦促张国焘不能搞分裂。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中央的做法，并于10日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北上。但张国焘仍想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7月，张国焘最后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尔盖地区集中。

 1936年7月2日，红2、红6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仍进行分裂活动，受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抵制和反对。经任弼时等进行劝说工作，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准备共同北上。1936年7月5日，奉中央军委指示，红2军团、红6军团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 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中革军委指示，红二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右纵队之后跟进。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红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地区北上，再次经过数百里茫茫草地。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部队再次经受牺牲减员。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终于到达甘肃会宁，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顺便一提，很不情愿也长征到了陕北的张国焘，在1938年4月清明节期间，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的身份，利用与国民政府派来的祭陵大员蒋鼎文一起拜祭黄帝陵的机会，逃离延安，投靠了国民党。

1936年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以及长征后期随红二方面军行军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领导，已经在平峰镇与红一方面军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等接上头。次日，即10月22日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机关及红二军团到了将台堡 （在今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红二方面军 的一万多名将士与前来接应的由杨得志师长、肖华政委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会师。当天半夜，左权、聂荣臻向中央发去电报，向彭德怀、毛泽东报告了会师的情况。次日，即10月23日，红二方面军属下的红六军团，在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的率领下，来到离将台堡20公里的兴隆镇，与等候在此的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等战友胜利会师。

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保存了力量约3万人。

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将1936年10月22日确定为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纪念日。

                                   （四）

红军能够在如此艰难险阻的情况下，居然能够行程二万余里，最终保存了精锐力量，到达了陕北，堪称一部伟大的传奇。蒋介石大感意外，也很恼火！不过，他也有他的算盘，通过这一路的追剿红军，中央军的势力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贵州等省。而且，红军被赶到西北黄土高原贫瘠的地区，能否生存是个大问题！在陕北的四周，有晋军、陕军、马家军等军阀势力，又怎会容许红军分享地盘？他们自然就会出手。再者，在黄土高原地区“围剿”红军，比起在江西井冈山地区容易得多了。所以，蒋介石对剿灭最后那数万残余红军是充满信心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虽然暂时站住脚，但是，中共中央和红军也知道，自身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危险。面对如此局面，当然要寻找另外的出路，往东或者往西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红军到陕北后，中共中央决定把红军的行动与苏区的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提出“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合并整编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兼）、参谋长叶剑英。下辖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共1.3万余人。其次，将陕北的地方武装整编为红28军、红29军及红30军。周恩来兼任东征军后方办事处主任。1936年2月，红28军团、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分左、中、右三路东征；红29军担任留守。

红军进入山西，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山西是阎锡山的老巢，阎锡山急忙调集晋军杨效欧、李生达、杨澄源、王靖国等部堵截。红军在多个战场与晋军展开战斗，尤其3月8日至10日，红军与晋军在兑九峪地区进行了激烈的大战。刘志丹率领红28军东征，由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与晋军交战，刘志丹在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刘志丹出生于陕西保安县，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为纪念刘志丹，后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阎锡山请求蒋介石派救兵。蒋介石从洛阳、徐州、武汉等地抽调7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沿同蒲线和正太线入晋增援。总指挥陈诚坐镇太原，与阎锡山共商“剿匪”大计。为避免大规模的内战爆发，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扩大统一战线，积蓄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和李克农前往洛川和延安，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秘密会谈，达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同时，又利用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通过多种渠道，对阎锡山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4月13到15日，中共中央在永和县赵家沟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东征军先后回师陕北。5月14至15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对东征作了概括和评价：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5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总部回到了瓦窑堡，历时117天的渡河东征胜利结束。

1936年底，红四方面军部分主力加上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团组成西路军，约2万人，在虎豹口渡过黄河之后，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希望到达新疆，打通到苏联的国际交通线。中共领导人了解到，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是亲苏分子，甚至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可以争取成为同盟者。西路军总指挥为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参谋长李特，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早在1935年下半年，红军长征到达川、康时，蒋介石急令马步芳在青海、甘肃南部阻击红军，马步芳为了保存实力，守住青海，采取了消极敷衍的态度。但是，到了1936年10月，西路军在甘肃靖远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时，马步芳唯恐青海有失，倾其所部对西路军围追堵截。红军所到的地区，是马家军管辖的回民地区， 回民对共产党军队并不了解，极度仇视汉人，西路军难以在此开辟革命根据地。红军所到之处，多数是沙漠荒原，补给困难，更遭到马家军骑兵和回民的袭击。在这场河西战役中，西路军与马步芳部进行了连场血战，1937年3月，战事失败，伤亡惨重，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战死。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各自化装脱离大队，扮成乞丐潜回延安汇报。余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王树声率领，一部分由李先念率领，各自打游击。1937年4月，李先念意外收到中央的电台的呼叫，率领仅剩的400多人，按中央指令北折新疆，在安西星星峡得到陈云的迎接，再进入新疆。

   西路军残部何以在星星峡得到陈云的迎接？原来，陈云奉命于1935年6月在四川离开长征队伍，辗转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后陈云被派回中国到新疆工作。通过盛世才，许多被打散了的西路军将士在新疆暂时得到收留。 

    西路军战死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后经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马步芳杀害了数不清的西路军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西路军俘虏3千2百多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万千红军将士没有倒在万里长征路上，却在走完长征到达陕北后，还未能参加抗日救国战争，就牺牲在失败的西征途中，实在可 哀可叹！

    李先念率领的400多残兵到了新疆后，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缴械收容，后被遣返回延安。王树声、朱良才、李聚奎、郭天民、方强、毕占云、吴先恩、李天焕、杜义德、欧阳毅、郑维山、饶子健、徐立清、晏福生、秦基伟、陶勇、彭嘉庆、温玉成、程世才等战将，其后都是通过各种艰苦的历程才辗转回到延安。

    西路军西征，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最悲壮的一章。 

                                      （五）

    在民国时期，新疆是一个复杂的省份。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更是一位复杂的人物。

    盛世才，辽宁开原人，1892年生（或95、96、97数年）。辽宁省立农林中学毕业后，1915年，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1917年到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进入云南讲武堂韶关分 校学习军事，毕业后到奉军郭松龄部任职。1923年，与前妻离婚，与郭松龄义女邱毓芳结婚。经郭松龄推荐，被张作霖送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后郭松龄反奉失败， 盛世才仍得到孙传芳、冯玉祥、蒋介石的资助，完成了日本陆军大学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