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与国民党抗战实录
（一）
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中国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国共两党的内战亦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蒋介石虽然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但西安事变后，他毕竟从反共到联共，从不抗日到抗日，时势把他推到了中国抗日的领袖地位上。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召开前，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电大会，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五项国策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代表大会，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两派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宋庆龄等提出的《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提案》，否定了汪精卫提出的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全会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和抗日的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完成。国民党也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陶铸等共产党人也是在这个时候获得自由，得以参加抗日工作。
1937年，北平、天津处于日军势力三面包围之中，仅西南一角尚在中国军队控制之下，卢沟桥位于平汉路上，是北平通往内地的唯一门户。7月7日晚，蓄谋已久的日军驻丰台的一个大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实弹演习。深夜11时许，日军诡称听到宛平城内有枪声，演习部队失踪士兵一名，而无理要求入城搜索，当即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星夜调集部队包围宛平城。次日晨5时，当中日联合调查组在宛平城会商调查办法时，日军突然鸣枪开炮，进攻宛平城。驻守卢沟桥的宋哲元第29军，奋起自卫反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事变后，第29军在北平南宛英勇抗敌。
7月15日，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作讲话，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又说“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但是在行动上，他还是犹豫观望。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平津人民外出逃难……8月7日，在国防会议上，蒋介石还认为，如果日军不进入长城以南，那么，可以以长城来划分疆界，并寄望德国驻华大使陶德迈来帮忙调解。但是，日本开出的条件几乎要灭亡中国，蒋介石也难以接受。至此，蒋介石下定决心“决战”，认为“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和之可言”，又说：“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淞沪会战前，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驻扎在虹口基地。8月9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等二人驾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挑衅，被驻军保安队击毙。日军以此借口准备开战。8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开始总攻。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
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为松井石根大将，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共20万人。日本海军第3舰队在长谷川清中将率领下参战。中国军队参战的陆军部队主要是第9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蒋介石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87师（师长王敬久）、88师（师长孙元良）等148个师和62个旅，共80余万人。中日双方共有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了3个月，日方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这场战役，中国军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也给予日军重大打击，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这场战役将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也是中国对日本的正式宣战。
中国的空军在此役也值得颂扬。8月14日，中国空军高志航大队长率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参战，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的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其后，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在抗日战争中，笕桥航校的毕业生英勇奋战，许多人包括高志航为保卫祖国、抵御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淞沪战役中，中国海军舰艇只有70余艘，排水量总共不过4万吨，而日本海军仅第3舰队就达7万吨，且战斗力遥遥领先与中国海军。中国的海军也有悲壮之举，就是将战舰凿沉于江中，以此来拦截日本海军的进犯，其余时间，由于实力悬殊，多是避战自保。
10月26日，爆发了四行仓库保卫战。蒋介石原本命令第88师全师死守闸北，为全线撤退的40万大军断后，并向租界内的全球媒体展现中国抗战到底的牺牲意志。师长孙元良据理力争指出，第88师火线补充5次，全师是新兵或地方保安队员，战斗力很差，若按委员长的命令，全师会陷入混乱，在全球媒体前出丑，如果缩小防守规模，反而能达到宣传效果。于是，孙元良选定东面和南面紧贴租界的四行仓库，配置一营兵力死守。唯一的目的，就是整营官兵慷慨战死，在全球媒体前展现中国抗战到底的意志。
第88师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中校率领该团第1营400多战士（对外宣传为800战士，故称“八百壮士”）死守与上海公共租界仅有一条苏州河之隔的四行仓库，掩护中国军队撤退。
许多上海民众仰慕谢团长和八百壮士的勇武，每天络绎不绝到孤军营中慰问。也有许多学生给将士们写鼓舞斗志的信件。青年女学生邵丽英因字写得好，谢团长让她为自己和部下誊写文稿资料，并带出营向报社投递发表。为鼓舞士气，谢团长请求师部送国旗到阵地。28日，师部通过上海商会以及童子军服务队，利用公共租界，设法将国旗送到四行仓库，其中，年仅17岁的正学习体育的女童子军杨惠敏也冒险送去了一面国旗。29日早上，一面长六尺阔四尺的国旗在四行仓库屋顶升起，大大鼓舞振奋守军与隔岸观战的民众的士气。当局为了战时宣传需要，特别渲染了飘扬的国旗是杨惠敏泅渡苏州河送到四行仓库阵地的。谢晋元以及“八百壮士”抗战还有杨惠敏送旗的壮举，极大鼓舞当时民众的士气。
因四行仓库紧贴租界，日军也不敢用重型火炮攻击，谢团长得以率部与日军奋战4昼夜，战至30日，接到撤退命令后，他们冲出重围，退入公共租界，困守孤军营。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被汪伪特务暗杀。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5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嘉奖，追晋陆军少将。上海30万民众前往孤军营吊唁，瞻仰遗容。同年12月，日军突入公共租界，将孤军余部俘虏押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日军集中营。
卢沟桥事变与八一三淞沪战役后，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大敌当前，曾经混战多年的国民党各派军阀在抗日的旗帜之下终于联合起来，共同对敌。8月22日，蒋介石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10月12日，正式承认华中华南的红军改名为新四军，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从此，国共两党共同投入到民族抗战之中。
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直逼南京。国民政府匆匆西迁武汉。蒋介石连开3次会议研究南京问题。大部分高级将领都认为，南京非决战之地，且兵力不足，难以守卫。唐生智则大声疾呼：“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蒋介石思虑再三，也决定死守，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
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任命松井石根大将和朝香宫鸠彦王中将等组织指挥，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进攻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蒋介石决心展开南京保卫战，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戌部队司令长官，副司令官罗卓英、刘兴，肖山令任宪兵副司令兼任南京警备司令及防空司令。11月20日，肖山令出任南京卫戌司令长官。11月26日，肖山令兼任南京市长及警察厅长。部署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说是15万，但许多是从淞沪会战溃败而来，并不满员，实际只有8万人左右，其中新兵就占3万人。
中国军队的参战部队有第2军团，军团长徐源泉，辖41师、48师；66军，军长叶肇；71军，军长王敬久；72军，军长孙元良；74军，军长俞济时；78军，军长宋希濂；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103师，师长何知重；112师，师长霍守义；宪兵部队，司令肖山令。此外，还有江宁要塞部队、炮兵部队、特务队等。
日本军队由华中方面军任主力，主要由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构成，此外，还有通信部队、铁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人数众多，武器精良，且有海空军协同作战。
12月4日，南京保卫战彻底打响。中国守军经过12天的激战，终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死伤无数。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因守城之初，唐生智为表与城共存亡之决心，凿沉了长江上的渡船，守军各部因无船渡江撤退而失序，多数滞留城中，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肖山令将军不肯撤退，与敌战至最后一刻，举枪自杀殉国。是役战死的，还有易安华将军、高致嵩将军等。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二）
1935年3月，蒋介石从汉口飞抵重庆，他就指出重庆地理位置的重要，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7月，他已有对日作战时将重庆作为大后方的想法。上海失守，南京告急，国民政府作出了迁都决定。1937年11月12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转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16日，政府各机关除最高长官暂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转道武汉赴重庆。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部分人员先乘军舰，后转专轮西上。
11月26日，重庆市朝天门等大街搭建了松柏五彩牌楼，悬挂“欢迎国民政府林主席”等横幅，欢迎林森主席到达重庆。上午11点钟，各界民众齐集储奇门码头。12点刚过，各界头面人物700多人到江边，宪兵3团团长袁家佩点名整队。下午2点，行营主任贺国光、辛亥元老朱之洪、川康绥靖公署代表王陵基、市长李宏锟、行营总参议夏斗寅、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教育学院院长高显鉴等乘车而来。因林森乘坐的“民风”轮不能靠近储奇门码头，众人登上民生公司的“民律”轮，驶往下游迎接。林森等换上“民律”轮后，与贺国光、朱之宏、罗家伦等晤谈。各报记者趁机采访。
3点过，林森等登上储奇门码头，在10万民众夹道欢迎下，乘车抵达刘湘的公馆。
之后，各院部陆续迁渝。12月上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率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中旬，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到渝。各大使馆，各民主党派组织纷纷汇集重庆。重庆城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成为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指挥部。
开始，这事称为首都移驻重庆，直到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
故宫文物南迁
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陷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部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2月5日夜，第一批南运文物2118箱从神武门广场起运。至5月15日运走文物5批，共13427箱又64包。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包括清廷各种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等。还有《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刻本、佛经以及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
文物运到上海后先存放。1936年又运到南京新库房。1937年“七七事变”后，故宫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单位的文物又分3路运往四川，巴县存80箱，峨眉县存7287箱，乐山县存9331箱。
东部沿海工业内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战局恶化，东部沿海工业开始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1937年8月至11月，上海迁出民营工厂148家，如渝鑫钢铁厂、顺昌机器厂、大公铁公司、天原电化厂、龙章造纸厂等工厂等，工人2100多人，机器物资12400吨。内迁的工厂第一步先迁到武汉，第二步再迁四川。1940年6月沙市、宜昌失守，沿海沿江迁入四川的民营工厂共计245家，物资总约9万余吨。
在此期间，大量工厂企业迁入西南内地，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的民族工业。稳定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决心，为抗战的胜利打下了物质的基础。
文化团体汇集重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由郭沫若担任厅长。上海失陷后，武汉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第三厅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剧、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此期间，郭沫若本人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等。第三厅还组织了多个演剧队，宣传抗战，足迹遍及全国和东南亚一带，
此后，大批文化机构、团体、文化人士从武汉等地迁渝，重庆的文化队伍空前壮大，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文学、艺术和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团体以及文化人众多。如著名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洪深、老舍、曹禺等。戏剧及电影演艺家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等；作家巴金、张天翼、沈从文、刘白羽、周而复、沙汀、周立波、曹白、何其芳、陈荒煤等；诗人艾青、臧克家、胡风、袁水拍等；音乐家聂耳、李凌、赵渢、马思聪等；美术家徐悲鸿、丰子恺、吕斯白、傅抱石、李可染等；此外，还有史学、哲学、经济学等的精英，都云集于重庆。他们通过各种文学艺术的形式，宣传抗战，鼓舞士气，为抗日救亡作出贡献。
民生公司的贡献
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创办人是卢作孚。抗战爆发后，卢作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次长，并被委任为国民政府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主管水陆运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并源源不断来到湖北宜昌。1937年底至1938年6月，随着占据不断恶化，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亦告危急。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迁往重庆。此时，涌向宜昌的货物和难民达到了高峰。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大量货物挤满，数万顿物资堆满了长江沿岸数里长的空地，这是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如果不及时抢运入川，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无数的物资外，尚有滚滚而来的难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东北人民被迫往关内逃亡，流离失所，《松花江上》一歌唱尽他们的无奈和悲愤。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战争不断，河北人民流离失所，有能力的，赶往车站月台码头，南迁到上海、南京或武汉。一般民众，拖家带口，或坐马车，或步行，纷纷往南迁河南或山东，西迁山西或陕西，道路上挤满逃难的人群。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虹口、闸北、杨树浦一带的中外居民，大批地涌向苏州河南两租界地，外白渡桥以及外滩大道上，人流滚滚，哭声、呼喊声震天。难民为了逃生，携带的物品丢弃满地。头顶时有飞机轰炸，有家归不得，财产不随身，饥寒交迫，惨状难以言说！南京失陷，日军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侥幸逃出城外的难民，南迁或沿长江下武汉，到宜昌，所以，宜昌聚集的难民最多。
民生公司的任务非常重！每年10月中旬之后，长江上游还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的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日军飞机开始对宜昌进行轰炸，情况非常危急。卢作孚与民生公司的员工，就是在这40天的时间内，克服巨大的困难，将工业物资、军政人员以及无数的难民包括大量的孤儿抢运入川，完成了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平津各大学南迁 1937年7月北平沦陷，8月28日，教育部指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9月10日宣布，北平、清华、南开、中央研究院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师生启程奔赴云南昆明。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还有男同学二百余人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栉风沫雨，行程全程3200多里，其中徒步2600多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时年40多岁的教授闻一多不顾体弱，毅然参加步行团；由临大抵昆明入学的学生有993人，其中清华学生481人，清华教职员共达200多人。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其历史一般从1937年8月长沙时算起。
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均为著名的高等学府，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西南联大有三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前两位老教育家为了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实力支持。所以西南联合大学自始终至终都是由梅贻琦校长主政，实行了“校长负责制”。
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均为著名的高等学府，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西南联大有三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前两位老教育家为了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实力支持。所以西南联合大学自始终至终都是由梅贻琦校长主政，实行了“校长负责制”。
著名教师有叶企孙，陈寅恪，赵元任，吴有训，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王竹溪，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钱端升、吴大猷，周培源，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赵九章，林徽因，吴晗，吴宓，张奚若，潘光旦，卞之琳，李宪之，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杨武之，冯景兰，袁复礼，冯至，刘文典，穆旦，赵以炳等。
西南联大创办于抗日战争的烽烟中，在办学的8年期间，学生有8000人，毕业学生约3000多人。知名校友有何泽慧，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邓稼先，彭佩云，汪曾祺，邹承鲁、王希季，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吴讷孙，陈忠经，戴传曾、何兆武，李长之，何其芳，吴大观，任继愈，吴庆恒，叶笃正、谢玮，黄昆，王浩杨，凤林景，查良钊、宋平、王汉斌等。
在抗日战争后期，西南联大有许多学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牺牲于异国他乡。
抗战爆发后，在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被迫南迁香港。1938年10月，华南告急，广州、武汉沦陷。1939年1月，广东省国民政府北迁，粤北的由山区小镇曲江骤变位战时省会，在广州、武汉等地的文化人，颠沛流离之后，其中相当部分在曲江得以重新聚集。1940年香港形势危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又从香港辗转迁到粤北坪石，坚持办学。经济学家王亚南、郭大力；核物理学家卢鹤绂，音乐家马思聪，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地理学家吴尚时，农学家丁颖，数学家黄际遇，建工学家卫梓松，词人詹安泰等，都在那艰苦的环境中任教。文艺家钟敬文、吴晓邦、梅耐寒、洪深、熊佛西、何培良、马思聪等都在曲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中统”和“军统”的成立
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抗战为理由，将国民党重要组织委员会调查科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领导控制。中统的工作重心是监控国民党机关的内部情况，打击一切国民党之外的党派，控制社会舆论和思想。1938年8月由复兴社特务处、军事委员会密查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整合而成一个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属于国民党军队序列，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对军队监视整治，对敌伪势力逮捕暗杀。军统局局长是贺耀祖中将，但贺属于挂名，实际控制人是戴笠少将。戴笠手下有毛人凤、唐纵、曾扩情、文强、马汉三等干将。在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在惩治暗杀汉奸方面也有所贡献。
如曾任北伐军第26军军长的周凤岐，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汉奸活动。1938年3月7日在上海寓所被军统特务杀死。出任南京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的陈箓，1939年2月被军统特务暗杀。青帮大佬张啸林，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离开上海，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组织新亚促进会。1940年8月14日，被军统收买其随身保镖林怀部枪杀于寓所。汉奸商人傅筱庵，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日往来频繁。1939年10月叛国投敌，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1940年10月10日夜，被军统派人暗杀。国民党元老的黄大伟，抗战时期曾出任伪闽粤总司令。1944年，在上海遇刺身亡，应为军统所为。
军统所暗杀者，或亦有所误。曾任第一任内阁总理职唐绍仪，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被日本侵略者加紧拉拢，唐本人未必就会投敌，但军统特务于1938年9月30日将其用斧砍死于上海寓所。民国政要、李鸿章长孙李国杰，1930年任轮船招商局董事长，因负债累累，主持出卖招商局码头给美商公司。1933年4月在上海地方法院以盗卖国家土地罪判处8年徒刑（监外执行），剥夺公权10年。抗战期间，日本人亦拉拢李国杰，没有证据说明李国杰准备投日，但1939年2月19日，李国杰在上海街头被军统特务枪杀。
而军统亦常迫害和暗杀进步人士。如宣侠父，浙江诸暨人，1899出生。早年公费留学日本。1922年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期间，因不满校长蒋介石的一些规章制度而抗命不从，被开除出校。1927年到西北冯玉祥部，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领中将军衔。1929年后，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将高级参议，派驻西安。因统战工作卓有成效，招致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的嫉恨，1938年7月31日被军统特务暗杀于西安。
军统特务亦有可称抗日烈士者，如女英雄郑苹如。郑苹如，祖籍浙江兰溪，1918年生于日本。其父郑钺，又名郑英伯，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时，加入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母亲是日本名门望族的木村花子女士，改名郑华君，随夫到中国定居，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奔波于大江南北。1932
年“一·二八”上海战事起，郑家全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才14岁的郑苹如参与抗日宣传。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郑英伯一家以华君夫人是日本人的关系，继续留居上海，参加地下抗日工作。郑苹如成为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周旋于日寇的高级官员和伪职人员中，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1939年，郑苹如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村，因暴露身份而被捕。在狱中忍受各种酷刑，拒不招供。1940年2月，郑苹如被汉奸组织秘密枪杀于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年仅23岁。
（三）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以大德意志帝国、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和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等仆从国为一方，以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华民国等反法西斯国家为另一方。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中国人民的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8年，而全面的抗日战争也已经进行了两年多。
中国对日的全面抗战，历经8年，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的正义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可分三个阶段，即抗战初期，为战略退却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
先说三个阶段中国军队的战斗序列和主要的将领。
1937年8月20日（抗战初期）国民革命军序列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中正；参谋总长 程潜；副参谋总长 白崇禧
第一战区（辖区：平汉、津浦两铁路线，共26个师又6个旅。）
司令长官：蒋中正（兼）
第一集团军 总司令 宋哲元；
第二集团军 总司令 刘峙；
第十四集团军 总司令 卫立煌
第二战区（辖区：晋、察、绥，共13个师又16个旅。）
司令长官：阎锡山
第六集团军 总司令 杨爱源；
第七集团军 总司令 傅作义；
预备军 总司令 阎锡山（兼）
第三战区（辖区：江、浙，共18个师又7个旅。）
司令长官：冯玉祥
第八集团军 总司令 张发奎；
第九集团军 总司令 张治中；
第十集团军 总司令 刘建绪；
第十五集团军 总司令 陈诚
第四战区（辖区：闽、粤，共13个师又3个旅。）
司令长官：何应钦
第四集团军 总司令 蒋鼎文；
第十二集团军 总司令 余汉谋
第五战区（辖区：鲁，共18个
师又1个旅。）
司令长官：蒋中正（兼），后由李宗仁调任
第三集团军 总司令 韩复榘；
第五集团军 总司令 顾祝同
直属部队
第一预备队 司令长官 李宗仁；
第二预备队 司令长官 刘湘；
第三预备队 司令长官 龙云；
第四预备队 司令长官 何成濬；
第十七集团军 司令长官 马鸿逵；
第十八集团军 司令长官 朱德；
骑兵第二军 军长 何柱国
空军
（共九个大队，各式飞机305架）
总司令
蒋中正（兼）；前敌总指挥 周至柔
海军
（各种舰艇共66艘，总排水量五万九千余吨）
总司令
陈绍宽
1939年4月（抗战相持阶段）国民革命军序列
第一战区（辖区：河南、安徽两省北部，共12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
司令长官：卫立煌
第二集团军 总司令 孙连仲；
第三集团军 总司令 孙桐萱；
豫北自卫军 总司令 朱怀冰
第二战区（辖区：山西全部、陕西东北部，共32个步兵师14个步兵旅5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
司令长官：阎锡山
第十四集团军 总司令 卫立煌（代）；
第四集团军 总司令 孙蔚如；
第五集团军 总司令 曾万钟；
第六集团军 总司令 杨爱源；
第七集团军 总司令 赵承绶；
第八集团军 总司令 孙楚；
第十三集团军 总司令 王靖国；
第十八集团军 总司令 朱德；
晋陕绥边区军 总司令 邓宝珊；
战区直辖部队 总司令 张励生
第三战区（辖区：浙江、福建全部，江苏、安徽南部，共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
司令长官：顾祝同
闽绥靖区兼第二十五集团军 主任兼总司令 陈仪；
第十集团军 总司令 刘建绪；
第三十二集团军 总司令 上官云相；
第二十三集团军 总司令 唐式遵；
第四战区（辖区：广东、广西全部，共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
司令长官：蒋中正（兼），张发奎（代）
第十六集团军 总司令 夏威；
第十二集团军 总司令 余汉谋；
第五战区（辖区：安徽西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共28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
司令长官：李宗仁
第十一集团军 总司令 李品仙；
第二十二集团军 总司令 孙震；
第二十九集团军 总司令 王缵绪；
第三十三集团军 总司令 张自忠；
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 司令 郭忏；
战区直辖部队
第八战区（辖区：绥远、宁夏、甘肃、青海，共6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
司令长官：朱绍良
第十七集团军 总司令 马鸿逵；
傅作义部队 总司令 傅作义；
东路部队 总指挥 鲁大昌；
第九战区（辖区：湖北南部、江西西部、湖南全部，共52个步兵师。）
司令长官：陈诚
第一集团军 总司令 卢汉；
第九集团军 总司令 吴奇伟；
第十九集团军 总司令 罗卓英；
第二十集团军 总司令 商震；
第二十七集团军 总司令 杨森；
第三十集团军 总司令 王陵基；
第三十一集团军 总司令 汤恩伯；
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 总指挥 樊松甫
第十战区（辖区：陕西，共9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
司令长官：蒋鼎文
第三十四集团军 总司令 蒋鼎文（兼）；
第十六军
鲁苏战区（辖区：江苏北部、山东全部，共7个步兵师。）
总司令 于学忠
冀察战区（辖区：河北、察哈尔，共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
总司令 鹿钟麟
军委会直属部队：第一、五、三十一、三十六、七十一、九十九等军。
重庆卫戌总司令部
总司令 刘峙。
（注：1940年7月，战斗序列再作调整，共计268个步兵师、44个步兵旅、12个骑兵师、8个骑兵旅）
1945年1月（抗战反攻阶段）国民革命军序列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中正；参谋总长 何应钦；副参谋总长 程潜、白崇禧
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 胡宗南（代）
第四集团军 总司令 孙蔚如；
第二十八集团军 总司令 李仙洲；
第三十一集团军 总司令 王仲廉；
第三十四集团军 总司令 李文；
第三十七集团军 总司令 丁德隆；
第三十八集团军 总司令 董钊；
商南指挥所 主任 郭寄峤
战区直属及特种部队。
第二战区
司令长官 阎锡山
第六集团军 总司令 杨爱源；
第七集团军 总司令 赵承绶；
第八集团军 总司令 孙楚；
第十三集团军 总司令 王靖国；
第十八集团军 总司令 朱德；
战区直属及特种部队。
第三战区
司令长官 顾祝同
第二十三集团军 总司令 唐式遵；
第二十五集团军 总司令 李觉；
第三十二集团军 总司令 李默庵；
战区直属及特种部队。
第四战区
司令长官 张发奎
第十六集团军 总司令 夏威；
第三十五集团军 总司令 邓龙光；
战区直属及特种部队。
第五战区
司令长官 刘峙
第二集团军 总司令 刘汝明；
第二十二集团军 总司令 孙震；
战区直属及特种部队。
第六战区
司令长官 孙连仲
第十集团军 总司令 王敬久；
第二十六集团军 总司令 周 碞、宋肯堂；
第三十三集团军 总司令 冯治安
长江上游江防军 总司令 吴奇伟
战区直属及特种部队。
第七战区
司令长官 余汉谋
第十二集团军 总司令 余汉谋；
战区直属及特种部队。
第八战区
司令长官 朱绍良
第三集团军 总司令 赵寿山
第十七集团军 总司令 马鸿逵；
第二十九集团军 总司令 李铁军；
第四十集团军 总司令 马步芳
傅作义部队 总司令 傅作义
晋陕绥边区部队 总司令 邓宝珊
战区直属及特种部队。
第九战区
司令长官 薛岳
第一集团军 总司令 孙渡（副）；
第三十集团军 总司令 王陵基；
战区直属及特种部队。
第十战区
司令长官 李品仙
第二十一集团军 总司令 李品仙（兼）；
第十五集团军 总司令 何柱国；
第十九集团军 总司令 陈大庆；
战区直属及特种部队。
冀察战区
总司令 高树勋 新编第八军
昆明行营
主任 龙云
驻印军
总指挥 萨尔登 新编第一军 直属及特种部队
重庆卫戌部队
总司令 刘峙 第十四军等
军委会直属部队
第六十九、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九军等。
绥靖部队
川康边防 总指挥 刘文辉；
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 主任 潘文华
川康绥靖公署 主任 邓锡侯
广西绥靖公署 主任 李宗仁
太原绥靖公署 主任 阎锡山
广东绥靖公署 主任 余汉谋
滇黔绥靖公署 主任 龙云
鄂陕甘边区 总司令 陈继承
豫省警备司令部 总司令 刘茂恩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总司令 何应钦（兼） 直辖新编第六军等
远征军
司令长官 卫立煌
第十一集团军 总司令 王杰
第二十集团军 总司令 霍揆彰
远征军直辖及特种部队
黔桂湘边区
总司令 汤恩伯
第十集团军 总司令 夏楚中
第二十四集团军 总司令 王耀武
直属及特种部队
滇越边区
总司令 卢汉
第一集团军 总司令 卢汉（兼）
第五集团军 总司令 杜聿明
第九集团军 总司令 关麟征
第二十七集团军 总司令 李玉堂
（上述部队共计115个军，含331个师、23个独立旅）
（四）
整个8年抗战，大大小小的战役很多，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也不少，难以按时间纵向叙述，只有分派别作介绍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是抗日战争的主力部队。黄埔系将领为抗战作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简介以中央军为主力的抗战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及其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卫立煌等将领组织、指挥和参与了不少重大的战役：
太原保卫战。1937年9月底，日军南下直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调集16个师兵力会同八路军进行防御会战。10月中旬，板桓征四郎率5万日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奋起抵抗，在忻口、娘子关等战线与日军展开血战，至11月9日撤出太原。
南京战役。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分三路向南京进犯。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率10余万兵力守卫南京。12月初，双方展开激战，伤亡惨重。12月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令弃城突围。次日，南京失陷。日冠进行了南京大屠杀。
台儿庄战役。1938年1月，日军沿津浦线南北对进，企图占领战略枢纽徐州，打通津浦线。蒋介石调集大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于徐州外围进行会战。3月下旬，战役打响，双方展开血战。4月3日，中国军队发起反攻。4月6日，日军后撤，中国军队取得战役胜利。是役共歼敌一万余名，取得了抗击日军的重大胜利，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武汉会战。1938年2月、4月和5月，日本空军三度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升空迎战。4月29日一战，中国空军飞行员陈怀民击落敌机一架，击伤一架，在自己的战机受伤之际，陈怀民驾驶飞机撞向最近的日机，与日军皇牌飞行员高桥宪一同归于尽，书写了中国空军在抗战中悲壮的一页。6月，日军35万人在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指挥下分三路合围武汉。蒋介石集中129个师、110万兵力进行防御。其中第五战区李宗仁部负责长江以北防务，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防守湖口以东的江南地区，第九战区陈诚部防守武汉以东的江南地区。6月上旬，至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次日，武汉失守。
抗战初期，虽然中国军队进行了奋勇的抵抗，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线军事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仅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中国的七大城市——北平、天津、上海、徐州、南京、广州、武汉均沦入日军之手。此外，蒋介石的一些错误指令，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1938年6月5日，开封沦陷，郑州危急。6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军前进，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使豫皖苏三省三千多平方公里的田园尽成泽国，数十万人被淹死，间接导致1942年河南大饥荒。而这，并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1938年11月12日，长沙警备司令
悌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实行焦土抗日，日军未至便纵火焚毁长沙，最终大火不受控制，燃烧三日，导致30000多人丧生，全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10亿元。此事件称“文夕大火”（12日电报代日为“文”，大火发生在夜里，故称“文夕”）。11月20日，蒋介石为了平息民愤，在长沙枪决了酆
悌、徐昆、文重孚三人。花园口事件、文夕大火和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中国抗战时期的“三大惨案”。
11月20日，蒋介石在衡阳南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第二期抗战，制定了指导方针，提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根据已经变化的战场形势，蒋介石重新调整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河南及安徽之一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山西及陕西一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苏南皖南及闽浙两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两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皖北鄂北及豫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甘宁青及绥远之一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陕西。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苏北及山东之一部；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冀察方面。
在蒋介石指挥抗战的同时，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却公开投降日本，成为傀儡汉奸。
抗战进入艰苦阶段。1938年12月12日，从宁波方向飞来6架敌机，溪口镇顿时乱作一团。 日军轰炸溪口，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从室中逃出，被敌机上的机枪击中要害，倒在墙边并被断墙压住，肠子都被压破流出，死状至惨。蒋介石与蒋经国都很悲愤。蒋经国从江西赶回溪口奔丧，悲愤填膺，即在母亲遇难处立一石碑，上镌“以血洗血”四字。
在此，有必要提及抗战中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宋美龄在抗战中数次亲临前线。在兰封、富金山、万家岭等战役中，她都勇敢地出现在炮火纷飞之中，不仅带来前线急需的武器弹药，且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将士担心她的安危，她则慷慨激昂地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我正该上火线。”最险的一次，是抗战初期前往上海劳军，她的汽车在越过阵地时被日本飞机投弹击中，汽车被炸翻，她肋骨折断、脊椎受伤，却顽强地坚持劳军使命。作为第一夫人，能在战争中做到这样，实在难能可贵。
此后，蒋介石主要坐镇陪都重庆，指挥了一些较大的战役：
华南战役。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进攻广东，中国守军予以抵抗，21日，广州失陷。
桂南战役。1939年11月，日军在钦州湾强行登陆，长驱北进，24日占领南宁。12月4日，攻陷昆仑关。18日，中国军队15万人在白崇禧指挥下，展开连场血战，收复昆仑关。之后，昆仑关几度易手。1940年10月，日军被迫撤除昆仑关。
随枣战役。1939年4月，日军10万人进犯湖北随县、枣阳地区。中国军队在李宗仁指挥下，以大洪山、桐柏山为据点，与敌展开拉锯战，7月，中国军队收复随县和枣阳。
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1941年5月，日军近10万人进攻晋南中条山。中国军队在卫立煌指挥下，与敌军进行残酷的战斗，5月27日，战役结束，中条山沦于敌手。
鄂北战役。1941年5月，日军向鄂北发动攻势。中国守军孙连仲部奋起抵抗，5月16日，日军败退。
豫南战役。1941年1月，日军进攻豫南汤恩伯部。中国军队采取避免正面决战，主力机动转移的方针，与敌军周旋。2月初，日军退回原驻地。
三次长沙会战。又称湘赣会战或湘北大战。1939年9月，日军进攻长沙，中国军队薛岳部等40万展开抵抗。9月29，日军占领长沙外围。1941年9月，日均集结10万人再攻长沙，薛岳部30万人继续抵抗。28日，日军攻陷长沙。30日，中国军对收复长沙。1941年12月，日军10万人再度进攻长沙。薛岳部以“后退决战”的作战方针逐次抵抗。1942年1月，中国军队发起反攻，打退日军。
浙赣战役。1942年5月，日军从杭州、南昌夹击第三战区部队。战事在金华、兰溪、衢州等地展开。6月6日，衢州失守。7月中旬，日军攻占温州。8月，中国反攻，日军撤退，基本恢复战前态势。
常德会战。1943
年，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湘西北常德地区与日军进行了一次大会战。这次会战，其规模之大，兵力之多，战线之长，仅次于台儿庄会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相当重要地位。1943年11月初，日军向常德这一军事要地，出动了第11军5个师团和四个伪军师在内的16万多兵力，与国民党第六，第九战区的16个军42个师约21万人，在以常德为核心的十几个县市进行了一场殊死的血战。我军伤亡约6万人，日军也伤亡约4万人。特别一提的，是惨烈的常德城保卫战。第74军副军长兼第57师师长、毕业于黄埔一期的余程万将军，率第57师参加常德会战，负责保卫常德城。在易攻难守，无险可凭的情况下，以8千之师，对付装备精良的四万之寇，孤军奋战16个昼夜，最后几乎全军阵亡，仅有80余人幸存，但给日军也造成了重大伤亡，在常德城郊丢下了上千具尸体。但战后，师长余程万因最终退出常德城仍受蒋介石处分，被押送重庆。作家张恨水先生据此于1945年写成长篇小说《虎贲万岁》，直接描写和歌颂常德保卫战。
豫湘桂战役。1944年4月，日军希望建立纵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以14万人开始对河南、湖南、广东展开进攻，后又增兵至40万。中国军队进行抵抗，但不断损兵失地。12月，战役结束，中国军队损失数十万人，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掉城市146座，飞机场36个，使6千万人处于日军铁蹄之下。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还转战到国外。蒋介石特地派出他的嫡系部队，组成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1942年1月，中国政府应英国要求，先后派遣第5军、第6军、第66军计9个师共10万人开赴缅甸对日军作战。3月，组成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部，卫立煌任司令长官（未到任），杜聿明以副司令长官署理。4月2日，罗卓英任司令长官，由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负责指挥。中国远征军初战失败，损失6万人。1943年4月，司令部在云南楚雄重组，陈诚任司令长官，后卫立煌继任，辖17个师，接受美军训练和装备。后参与多场战役，1945年1月，打通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
1942年8月，中国远征军一部失败后退入印度。接受美军训练和装备。1943年1月，驻印军编为新1军，史迪威任总指挥，郑洞国任军长。在缅北，新1军参与了多场战役。1944年8月，部队扩编为新1军和新6军，军长为孙立人和廖耀湘。1945年1月，与中国远征军会师，取得缅北反攻战胜利后班师回国。新6军和新1军，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两支王牌主力军。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1939年后改变战略方针，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改为对蒋介石诱降及将主要兵力移向解放区战场，蒋介石在抗战的同时也进行反共活动，掀起了一次次反共高潮，派出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搞武装磨擦。1940年底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渡江北移。1941年1月6日，新四军九千人北移至皖南茂林地区，遭到受蒋介石密令的顾祝同所属上官云相等八万人的包围袭击，几乎全军遇难。“皖南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反而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将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五）
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注意保存其嫡系中央军的实力，尤其在战争的中、后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交战的，主要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的桂、川、滇、粤等“杂牌军”，他的几十个美式机械化师，远在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之中。尽管如此，牺牲于抗日战场的蒋军嫡系将领不少。
黄埔3期生、第149团团长王润波（追赠）少将，1933年3月在长城抗战中力战殉国。
黄埔1期生、第264旅旅长黄梅兴少将，1937年8月在淞沪战役中力战殉国。
黄埔1期生、第110旅旅长蔡炳炎少将，1937年8月在淞沪战役中力战殉国。
黄埔4期生、第1师第1旅旅长杨杰少将，1937年10月在淞沪抗战中力战殉国。
黄埔5期生、第510团团长刘眉生（追赠）少将，1937年10月在忻口战役中力战殉国。
黄埔4期生、第207旅旅长官惠民少将，1937年10月在淞沪战役中力战殉国。
黄埔2期生、第174旅旅长吴继光少将，1937年11月在淞沪战役中力战殉国。
黄埔3期生、第259旅旅长易安华少将，1937年12月在南京保卫战中力战殉国。
黄埔3期生、第264旅旅长高致嵩（追赠）中将，1937年12月在南京保卫战中力战殉国。
黄埔6期生、皖北军事联络委员兼游击副总指挥雷忠少将，1938年10月在安徽霍邱与日军激战中，力战殉国。
黄埔5期生、第360团团长杨家骝（追赠）少将，1939年2月在南昌一线与日军作战，英勇殉国。
黄埔1期生、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郑作民中将，1939年12月在昆仑关战役中力战殉国。
黄埔4期生、第524团团长谢晋元（追赠）少将，在淞沪战役中以800壮士死守四行仓库，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后退入租界。在孤营中坚持斗争。1941年4月24日，被手下士兵杀害。
潮州军校1期生、台州守备指挥部指挥官蒋志英少将，1941年4月在台州保卫战中力战殉国。
黄埔5期生、第27师参谋长陈文杞少将，1941年5月在中条山战役中与日军激战后英勇殉国。
黄埔3期生、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追赠）中将，1941年5月在中条山战役中力战殉国。
黄埔5期生、第22师副师长梁希贤少将，1941年5月在中条山战役中，部队伤亡殆尽，只身跳入黄河，自杀殉国。
黄埔2期生、暂编第8师团长刘世焱（追赠）少将，1941年9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力战殉国。
黄埔4期生、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追赠）中将，1941年9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力战殉国。
黄埔3期生、第96师副师长胡义宾少将，1942年入缅作战，在与日军激战中力战殉国。
黄埔3期生、戴安澜中将，安徽无为人，1904年生，历任145团团长、73旅旅长、89师副师长、200师师长。参加过许多的对日战役。1942年率部入缅作战。坚守同固、攻克棠吉，战功卓著。5月，在战斗中负伤，26日牺牲。戴师长牺牲，举国同悲。国共两党均追认为革命烈士。
黄埔4期生、陆军第5师师长彭士量（追赠）中将，1942年在湘西会战中力战殉国。
黄埔3期生、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中将，1943年2月在胶东地区与日军作战中力战殉国。
黄埔6期生、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谨（追赠）中将，1943年11月在湘西战役中力战殉国。
黄埔6期生，新编第29师师长吕公良（追赠）上将，1944年5月在许昌保卫战中力战负伤殉国。
黄埔5期生，新编第29师副师长黄永淮（追赠）少将，1944年5月在许昌保卫战中力战被俘，夺枪杀一敌后自杀殉国。
黄埔5期生、第8师副师长王剑岳少将，1944年6月在豫西与日军作战时力战殉国。
黄埔5期生、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1944年11月在桂林保卫战时力战殉国。
新编第38师副师长齐学启（追赠）中将，毕业于美国诺维琪军校，1942年4月率部入缅作战。在卡萨战役中负重伤被俘。敌人威逼利诱，不为所动，1945年3月7日，被日军杀害牺牲。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战牺牲的烈士，将永垂青史。
（六）
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经受着巨大的痛苦，不用说沦陷区的人民，就是在大后方重庆和昆明，也要经常遭受日本空军的空袭。
日本队重庆的大轰炸，是无差别的战略轰炸，不管是平民区、工厂区还是使馆区，业不管是学校还是医院，他都进行无休止的轰炸，其目的就是要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历时5年半的时间。其中最猛烈的阶段，就是1939年、1940和1941年三个年份。
日军飞机投下的，往往混合使用爆炸弹和燃烧弹，使得在爆炸之后，大面积起火，整片的街区化为火海，消防人员无法扑救，城市预防系统陷于瘫痪。1939年5月3日、4日、12日、25日，日机多次大规模轰炸重庆。其中3日和4日的轰炸，使重庆蒙受了尤为巨大的损害，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3日那天，日机出动39架，重庆市区中炸弹98枚，燃烧弹68枚，多条街道被炸起火；繁华的陕西路一带，27条街道中中了9条，几乎全被炸成废墟。市民在轰炸中死伤千余人。1941年6月5日，日机再度出动25架轰炸重庆，时长5小时。结果，在防空洞隧道躲避空袭的上万民众因窒息和踩踏而死亡，史称“大隧道惨案”。面对日军的无休止的大轰炸，重庆人民顽强地生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投降。
大后方昆明，同样遭受5年多的日军无差别大轰炸。死伤近5000人。西南联大是平津多所重点大学转移到昆明后组成的大学。当时，西南联大条件艰苦，大多数校舍与宿舍都是茅草屋，铁皮屋顶的教室，一下雨，便叮叮咚咚直响，而就是这样的屋子，日机也偏偏来轰炸。警报一响，师生们便往山上跑，躲进防空洞或山坟处。即使环境如此艰苦，但西南联大的师生坚持上课，坚定的抗战意志令人钦佩。当祖国有召唤，如要组建远征军入缅甸作战，西南联大不少学生也入伍参战。
华侨华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全面抗战开始后，广大华人华侨发扬爱国的光荣传统，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不分地域、党派、帮派，达成了空前的团结，世界各地各种抗日团体最多的时候达到近4千个，涌现了陈嘉庚、司徒美堂、邝炳舜、蚁光炎等大力支持抗日的爱国侨领。如陈嘉庚，1938年10月在新加坡组织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总会的宗旨是“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中华一条心”。远在美国的司徒美堂与旅美的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抗战期间，他们募捐达1400万美元。其中，由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为国捐款最多的侨团之一。
在抗战期间，华侨华人为抗战捐钱捐物。当时，世界上有800万华侨，其中400多万人为抗战捐过款。军政部长何应钦说，1939年，全国的战争费用18亿元，而华侨义捐就占了三分之一之多。广东省是华侨大省，当时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人就有4万多人。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飞行员，几乎全部是华侨。从美国回国服务的华侨飞行员就有200人。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也有不少华侨队员。滇缅公路上，有3000多位东南亚华侨，尤其是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南侨总会动员组织的技术人员充当司机、维修人员和护路人员。有1000多名归国华侨在滇缅公路上献出宝贵的生命。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汽车500辆，救护车1000辆坦克27辆，大米10000包，寒衣30万件，奎宁丸5000万粒等抗战物资。
抗战开始后，香港和澳门的同胞除了积极捐钱捐物，也有不少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有些人就牺牲在抗战的战场上。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美国作为同盟国之一员，对援助中国的抗日，给予了巨大的支持。由于中国的沿海港口已经被日军占领和封锁，美国的援华物资要经过东南亚的缅甸和印度，再由汽车运送，通过滇缅公路进入中国云南省的昆明。然后，再通过滇黔公路才能送到前线和重庆。而滇黔公路上，有一段非常艰难的山路，要绕二十四个拐才能通过。
国民政府也预测到位于贵州省晴隆县的这段公路的重要性，1935年，由工程师周岳生领队勘测，西南公路局局长曾养甫督工动工，中国的民工日夜苦干，于1936年竣工。二战时期，二十四道拐成了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承担这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任务。日军曾多次派飞机对这段公路进行轰炸，欲截断滇黔咽喉。
珍珠港事件之后，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
二战盟军中缅印战区成立，曾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会讲中文的美国陆军准将约瑟夫-史迪威
，受任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兼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1883年出生于美国弗罗里达州，1904年
于西点军校毕业。史迪威于1942年3月晋升中将，不久，又晋升为四星上将。
日军为了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对重庆、香港、仰光等进行轰炸，又切断滇缅公路，使大量援华物资无法运到中国内地。中国和盟军决定联合开辟“驼峰航线”。“驼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一个山口，它的海拔高度高于当时美国主要机型最大爬行高度，这里是中国至印度航线的必经之处。通过这条航线，中国向印度运送派往境外对日作战的远征军士兵，再从印度运回汽油、器械等战争物资。驼峰航线西起印度，横跨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横断山、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进入云南省丽江的白沙机场。航线全场500英里。
自1942年春日本人占领缅甸后，差不多3年的时间里，美国援华物资到达中国的唯一手段就是靠驼峰航线。飞越这条航线，由于气候和地理等原因，存在着如机件故障、日军战斗机的袭击等许多风险。飞行员总是一天工作16个小时，经常一天飞三个来回。近600架飞机坠毁，超过1000人牺牲在这天航线上。
在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上空，也活跃着美国的“飞虎队”。飞虎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陈纳德。陈纳德，1893年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是一位飞行教官。1937年7月应邀到中国考察空军。考察快结束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纳德接受宋美龄建议，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1941年，陈纳德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前往美国招募飞行员。7月中旬，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来华。陈纳德将人员分为亚当和夏娃、熊猫和地狱天使三个中队。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指挥员。美国志愿大队的飞机有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型。12月7日，飞虎队即迎来第一场空战，迎击来入侵昆明的日机。结果，入侵日机被击落6架，击伤3架，志愿队五1架损失。出战告捷，昆明各报报道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志愿队也获得“飞虎队”的美誉。
飞虎队自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泰国和中国长痘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志愿队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牺牲，6名被高射炮射中阵亡，3名被俘，10名再空难事故中丧生。志愿队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地面损失飞机61架。志愿队后来解散，所留飞机和人员并入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隶属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陈纳德改任司令，军衔仍是准将。后晋升为少将。
（七）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入侵华北及察哈尔等省。为了更有效地管制占领区，日军效仿伪满洲国的做法，成立若干汉奸政权。1937年12月14日，日军在华北成立汉奸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又称“华北临时政府”和“北平临时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的主要汉奸为王克敏、王揖唐和齐燮元等。1934年，日本成立汉奸、蒙奸组成的“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1939年，联合委员会又与“蒙古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改组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此政府的首脑为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简称德王，还有李守信等。
在国民党蒋介石等领导抗战的同时，国民党内也出现了以汪精卫为首的集团，从畏日媚日到投日，组织日伪政权和伪军，为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服务，使得中国人民的抗战增加了更多的困难。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笔名精卫。祖籍浙江山阴，1883年出生于广东三水县。早年读“四书五经”，考中秀才。1903年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任同盟会评议部部长等。汪精卫风采照人，眉宇间有无穷气质，就连敌人都为他倾倒。清末的革命刺客层出不穷，事成之后，大多惨死，如刺死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连心肝都被行刑的士兵奉命吃掉了，但汪精卫在1910年1月行刺满洲摄政王未成被捕后，在自认必死、题壁绝命的情况下，居然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翩翩风度，令主持审讯的大清国肃亲王善耆折服不已，最终脱罪而去，实在令人惊叹！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入狱。辛亥革命后由袁世凯释放出狱。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1915年12月回国。1919年后在孙中山领导下参与广东革命政权的建立。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时受命记录孙中山的遗嘱。其后，在国民党内自成一派，与蒋介石时而合作时而对抗。
汪精卫妻子陈璧君，是马来亚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1891年出生。1906年，孙中山到马来亚建立同盟会分会，陈耕基支持孙中山革命。女儿陈璧君当时15岁，也加入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党人。1908年汪精卫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结识了陈耕基，也认识了陈璧君。1912年初，陈璧君与汪精卫在上海结婚。
在日军侵华前期，汪精卫也曾唱过抗日高调，只可惜蒋介石、张学良等对日态度暧昧，在党内也掀起了一股对日的悲观情绪。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取名“低调俱乐部”。顾祝同、朱绍良、梅斯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高宗武等人，常来此聚会。他们商讨国家大事往往会向悲观方面考虑，久而久之，党内妥协派占了上风。汪精卫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也深受影响。
此时，有一位叫孙凤鸣的青年，因气愤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对日消极态度，提出了刺杀的设想。孙凤鸣，江苏铜山人，1905年出生。16岁随父闯关东。后结识了南京学生运动领袖华克之，接受革命思想。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后，100多名中央委员在会议厅前摄影。蒋介石因故未到场，汪精卫等排在第一排。以晨光通讯社记者身份的孙凤鸣突然闪出，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中枪倒地。张继急忙将孙凤鸣抱住，张学良飞起一脚将孙凤鸣手中的枪踢走，卫兵当即将孙凤鸣击伤。次日凌晨，孙凤鸣去世。汪精卫左臂中一枪，左脸颊中一枪，背部脊椎骨上中一枪。脊椎骨上的子弹无法取出。
汪精卫遇刺，陈璧君当即怒斥蒋介石，认定蒋介石不参加合影，就有重大的嫌疑，刺汪是蒋的所为。蒋介石则大喊冤枉，有口难辩，随即命令军统头目戴笠迅速侦查缉捕与此案有关人员。戴笠也缉捕了一些疑犯。蒋介石还请陈璧君亲自来审问，以洗自己清白。不管如何，经此一劫，汪精卫的健康大受损害，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对蒋介石要害己的疑心更为加深，这也是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决裂投日的原因之一。
1938年秋，日军从广东大鹏湾登陆，广州告急，日军宣布华南战争开始。此时，汪精卫在重庆上清寺的汪公馆，听到此消息，吓得瘫倒座上，悲观丧气。之后，他多次散布“和评论”，认为日本入侵中国国土，中国智能求和，抗战的结果只会亡国。汪精卫的言论立即遭到全国各阶层人士的谴责，远在海外的陈嘉庚先生也致电汪精卫，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关系致大，倘或失误，不特南侨无可谅解，恐举国上下，皆不能谅解，……”然而，汪精卫充耳不闻。1938年后，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汪精卫集团伸出招降之手。而汪精卫集团也决定投敌。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从重庆跑到昆明。
1938年10月，汪精卫心腹梅斯平将他在上海与日方秘密商谈的4个条款带到重庆上清寺汪公馆。条款的主要内容是日方希望汪精卫脱离蒋介石，另组中央政府，然后谈判和平。为此，他们拟定了出逃计划。12月5日，周佛海“打前站”，先从重庆飞往昆明，周佛海在昆明等了13天，心急如焚。而在重庆这边，汪精卫等人也十分焦急地等待出逃的机会，不敢轻举妄动。终于，12月18日，等到了一个机会：那天，蒋介石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可以不出席。交通部次长彭学沛为汪精卫一行人买了几张飞机票。蒋介石训话时，正是汪精卫带着老婆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婿何文杰等奔向重庆珊瑚坝飞机场之际。在机场时，刚好碰到空军司令周至柔，陈璧君吓的半死。汪精卫谎称到昆明演讲，骗过周至柔。到昆明后，在龙云的帮助下，汪精卫一行再转到河内。汪精卫还制造假象，拍电报回重庆，说“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定多留一日，再行返渝”。但12月29日，汪精卫向重庆发去艳电（因此日为发报用语“艳”日，故称“艳电”），敦促国民政府与日本讲和。但汪精卫不承认是“降日”，而是搞“和平运动”，避免战争。开始，汪精卫降日的消息被国民党重庆当局封锁，但是，通过范长江、严经愚等进步记者的大胆揭露，全国人民很快得知此消息。
汪精卫叛国投敌、出走河内的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一片谴责之声。国民党重庆当局也觉得大失脸面，于是，蒋介石命令戴笠，要干掉汪精卫。军统特务前往河内之行任务。1939年3月12日，军统特务进入汪精卫的寓所进行刺杀，可惜，没有行刺到汪精卫，而是将曾仲鸣误刺身亡。曾仲鸣，福建闽侯人，1896年出生。早年留学法国，获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任国民政府秘书、汪精卫秘书、铁道部次长兼交通部次长等。
汪精卫遭此行刺，速离河内，转到上海、南京。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
跟随汪精卫投日的，不乏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摇身一变，他们成了汪伪政权的重要成员，计有：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立法院副院长缪斌、司法院院长温宗尧、检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考试院副院长江亢虎、参议院院长萧叔宣、外交部长徐良、外交部次长周隆庠、宣传部长林柏生、工商部长梅斯平、警政部部长李士群、中央党部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特工部主任丁默邨、华北政务委员长王荫泰、文书长徐苏中、中央监察委员兼广东政治指导员陈碧君等。此外，加入汪伪政权的，还有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要员曾醒、吴开先、恩克巴图、罗君强、陈孚木、陶希圣、顾忠深、溥桐、陈箓、陈春甫、许修直、郑洪年、朱履深、李圣五、陈君慧、陈耀祖等。
此外，充当汉奸的还有郝鹏举、叶蓬、富双英、鲍文樾、刘郁芬、杨揆一、吴化文、萧叔宇、胡毓坤、招桂章、王英、刘昌义、毕泽宇、赵瑞、孙良诚、刘月亭、徐继泰、王劲哉、孙殿英、庞炳勋等原国民党军队的将领。
汪伪政权能控制的地区，只有江苏、浙江、湖北、江西、福建和广东的部分。汪伪政权的军队有60万之多。要养活这么多军队，汪伪政权唯有对控制区的老百姓进行盘剥和压榨，沦陷区的老百姓的日子，包括伪军官兵的日子都非常艰难。到了抗日战争中期和后期，伪军将领有的又反正，伪军大量投降。
当然，在日本侵华期间，表现出民族气节、不与日寇合作的政客、军阀也大有人在。如清末摄政王载沣（字静云），为了加强伪满洲国的合法性，日本人和溥仪多次请其迁居东北，面对日本人的威压与利诱，载沣不为所动，均断言回绝。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曾热衷支持父亲复辟称帝，自己好当太子。民国之后生活潦倒，寄住在表弟张伯驹家。华北沦陷时，日本情报头子想拉拢他加入伪政权，被他拒绝。他对张伯驹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当汉奸。
五四运动时期担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被指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在抗战时期拒绝担任伪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保持了晚节。而当年领头火烧曹宅的北大学生梅斯平，则成了大汉奸。
又如直系军阀头目曹锟，执政时期口碑不好，但是，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则值得赞扬。1937年卢沟桥事变、华北沦陷后，曹锟的老部下纷纷投敌叛变。当时的华北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先后几次拜访，希望拉拢曹锟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曹锟破口大骂“宁可饿死也不做汉奸”。旧同僚、投敌当了伪北平市市长的江朝宗来劝说，也遭到曹锟一顿臭骂。1938年5月，曹锟病故。临死前，正是台儿庄战役之时，传来李宗仁部围歼日军矶谷师团和板垣师团的消息，曹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连声说道：“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
又如直系军阀另一吴佩孚，更值得大书一笔。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迫使蛰居北平的吴佩孚出任北京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汉奸职位，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公开说明他对中日和议所持的态度。
1939年1月30日，130多名中外记者聚集在吴公馆，而公馆附近军警林立，特务往来。吴佩孚首先出示亲笔撰写的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此联有溢美之处，但“不积金钱”、“不出洋”、“不入租界”等，亦确是他的所为。接着，吴佩孚明确地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吴佩孚的鲜明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羞恼。
之后，大汉奸汪精卫多次劝说吴佩孚与他合作，日方要员包括驻华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也一次又一次促请他“出山”，甚至决定划出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河北六省的地盘，交请吴佩孚主持一切，但吴佩孚始终不为所动。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在北平病逝，享年66岁。不过，有学者研究认为，吴佩孚是由日本人以为他治牙为名将其杀害于手术台的。吴佩孚出殡时，北平人民顶住日本压力，自发到街上给吴佩孚送葬，可见他还很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