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军队，为党的路线和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为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蒋介石以及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蒋鼎文、傅作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电贺朱、彭
出任正副总司令。但由于八路军的称号已经在各级部队广泛传播，且八路军内部对此叫法已成习惯，因此，在一定范围内仍沿用八路军番号，人民群众亦习惯称这支部队为八路军。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突围转移。在转移前，谁走谁留也颇费考虑，总负责人是博古和李德。最后由博古、李德等决定，留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为总负责，坚持在赣粤闽湘边一带开展游击战。留下若干年老的，如何叔衡等；有伤在身的，如陈毅、陈正人、周以粟、贺昌等；以及犯了“错误”的，如瞿秋白、古柏、毛泽覃等干部和一支1600余人也是伤员为主的队伍。红军主力离开后，国民党军队占领瑞金等地，中央苏区三个月内全部沦陷，苏区被血洗，苏区群众大量被杀，许多村庄被杀绝户。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牺牲数十人。留下的同志，度过了同样艰苦卓绝的三年。
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周以粟，1934年11月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突围时牺牲。
中共一大代表、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临时法庭主席何叔衡，在“左倾”错误统治中央时，被撤销一切职务，1935年2月24日，在长汀突围战斗中牺牲。
中共粤赣游击队司令古柏，1935年2月在广东东江地区与国民党军队激战中牺牲。
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贺昌，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于1935年3月10日与国民党军队战斗时牺牲。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伯坚，1935年3月率部突围不幸负伤被捕，21日牺牲。
牺牲前，刘伯坚给家人的信终说：“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毛泽东弟弟毛泽覃，1935年4月26日率部突围时牺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艺理论家瞿秋白，1935年2月因肺病严重，中央决定派人护送护送他经香港到上海就医，不料在福建长汀县被敌人发现被捕，押送到36师师部，师长宋希濂，曾是瞿秋白的学生，曾加以照顾，但蒋介石命令“就地正法”，宋希濂不得不
执行命令。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县西门外罗汉岭的刑场
，瞿秋白在一处绿草坪向侩子手微笑说：“此地甚好”，然后从容就义。
1936年秋冬，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陈毅负伤带病藏身在梅岭的草莽之中20多天，他料定自己凶多吉少，于是写下绝命诗《梅岭三章》藏在衣底，准备就义赴死。寒冬来临，项英、陈毅、陈丕显、刘建华四位游击队领导人被迫隐藏在高山上一处山洞，四人背靠背在一起，用仅有的一条破旧毛毯围裹，互相以体温御寒。终于，他们坚持到1937年10月，获得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不包括海南琼崖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一部分归属第五战区统辖，一部分接受第九战区领导。任命叶挺为军长。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流亡国外。九一八事变后回到澳门居住。七七事变后，叶挺回到国内。八一三事变后，叶挺向蒋介石提出，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的建议，并说改编后番号叫“新四军”。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建议。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中有“铁军”“第四军”，毛泽东创建第一支军队叫“红四军”，因而，“新四军”这番号能得到国共两党领袖的认可。
经由中共中央提名，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移至江西南昌。
新四军全军一万余人，下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副司令员杜平。
（二）
八路军和新四军经改编后，立即投入到伟大的民族抗战之中。先说八路军所经历过的主要战役。
平型关大捷：战斗时间1937年9月；战斗地点山西省灵丘县。
1937年9月23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的率领下，决定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在平型关东侧乔沟一线设伏。24日深夜，八路军第115师将士冒雨疾行，于25日拂晓前秘密赶到白崖台一线，进入了伏击阵地。7时许，日军第21旅团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阵地。
当敌先头部队进入关沟与辛庄之间的岔路口时，687团3营9连副连长郭春林打响了第一枪。机枪、步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发射，把拥塞在公路上的日军一时打得人仰马翻。在白刃战中，685团2营5连连长曾贤生率先向敌突击，他一人刺死了10个日军，自己也身负重伤，当一群鬼子向他逼近时，他拉响了仅剩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战斗，八路军歼灭日本侵略军坂垣师团第21旅团三浦敏事率领的1000余人，缴获大批轻重机枪、军用电台，击毙战马53匹，烧毁敌汽车百余辆，马车200多辆。此战八路军重创了日军精锐王牌师团，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猖狂气焰。毛泽东在大捷次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平型关这一仗，既打破了日军突破平型关、打击中国第二战区部队，从右翼配合日军华北主力在平汉路作战的战略企图，又顿挫了日军向山西腹地深入的进攻势头，挫伤了日军的锐气，使之再不敢贸然深入，为中国方面部署忻口会战提供了时机，从而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军队的抗战。平型关大捷是一次振奋民族精神之战，八路军以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的简陋装备，主动迎战日军的主力师团，并且首战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军民抗战的信心。
夜袭阳明堡战斗：战斗时间1937年10月，战斗地点山西省代县。
1937年10月初，日寇突破晋北国民党军防线后，接着以5万之众，分三路南犯忻口、太原。在苏龙口、刘家庄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我八路军129师385旅第769团，发现敌机不断由滹沱河北岸的阳明堡机场起飞。经侦察，阳明堡机场仅有日军警卫部队200余人，大部配置在机场北端，只有一些简单的掩体和掩蔽部。据此，我军决定利用夜暗，以突然行动袭击机场。
战斗打响之前，769团组织突击部队的指挥员，化装成老百姓到现地进一步侦察，详细了解敌机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进出道路和飞机停放位置等情况，并针对战斗中敌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周密部署。10月19日黄昏后，769团3营沿崎岖隐蔽的小道急进，渡过水流湍急的滹沱河，摸过敌岗哨和铁丝网，直插机场。担任主攻任务的11连距敌30米时，敌人还蒙在鼓里。10连接近敌警卫部队时被敌发觉，立即果断地先敌开火，以猛烈的火力将敌人压制有掩蔽部内。在他们掩护下，11连勇猛、敏捷地扑向敌机群，用手榴弹、燃烧弹和机关枪一阵猛打，机场上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飞机全部被摧毁，769团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击毁敌机24架，毙、伤敌警卫部队100余人。
阳明堡战斗创造了我陆军步兵主动袭击日军陆军航空兵的范例。第769团在团长陈锡联指挥下，灵活机动地捕捉战机，主动出击。夜袭阳明堡战斗的胜利，削弱了忻口当面之敌的空中突击力量，打击了日军的空中运输，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忻口防御作战。八路军总部将战斗捷报予以公布后，在全国引起仅次于平型关大捷的强烈反响，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勇气。此战作为敌后游击战的精彩之作，受到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高度赞誉。战斗捷报上报后，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奖励大洋两万元，以示表彰。
雁门关大捷：战斗时间1937年10月18日至21日，战斗地点山西省代县雁门关。
雁门关是山西省北部内长城线上的一个关口，控制着由大同通往太原的公路。1937年10月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正式下达了攻占太原的命令。国民党军第19军、第34军等部苦战不支，向太原以北重要门户忻口方向撤退。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根据战局发展的趋势，决定以第716团主力进攻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地区。
10月18日黎明前，部队在黑夜的笼罩下，沿着陡峭的山间小道，进入埋伏阵地。上午10时许，日军数十辆汽车满载步兵，驶入伏击区。第716团遂以密集的火力袭击日军车队。正当双方激战时，有情报说，满载日军的200辆汽车由阳明堡方向驶来，第716团迅即撤出战斗。20日夜，第716团再次前往黑石头沟地区设伏，这次分兵3路：一路占雁门关，一路向广武镇，一路向太和岭，并连夜破坏8座桥梁。21日上午9时，日军百余辆汽车进入伏击区，因公路被破坏无法前进，约1个营的步兵下车迎战。经过2小时激战，有5架飞机支援的日军仍然以3倍于我的伤亡败退。经过两次伏击战，歼灭日军5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20余辆，切断了其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
抗日战争初期的山西，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进攻华北、灭亡中国战略的重点地区，也是八路军出师抗战的首战之地。1937年10月，在忻口会战的关键时刻，八路军第120师716团接连在雁门关一带伏击敌汽车队，袭扰并一度切断了交通运输线，迟滞了日军对忻口前线的增援，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也给忻口正面防御作战的国民党守军以有力配合。南京国民政府特对716团进行传令嘉奖，海内外报纸也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作为120师在全面抗战初期的一场经典战例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
神头岭战斗：战斗时间1938年3月，战斗地点山西治县。
神头岭位于在山西长治东北12.5公里处，山下的邯长公路，是晋西、晋南日军取得后勤补给的重要交通线。1938年3月上旬，第129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由正太铁路附近进至晋东南的襄垣地区，侧击由邯郸经东阳关向潞城、长治进犯的日军第108师团，并破坏东阳关至长治的公路。黎城是日军在邯郸至长治公路线上的重要兵站基地，潞城有日军重兵据守，两城之间为丘陵，并有浊漳河相隔。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决心利用这一有利地形，袭击黎城，调动潞城日军出援而于途中伏击歼灭之。
3月16日凌晨4时许，八路军385旅第769团第1营攻入黎城城关，惊醒了熟睡的日军，歼其100余人后，主动撤至城外乔家庄地区。潞城的日军听到黎城遭我袭击的消息，随即抽调步、骑兵1500余人，向黎城增援。9时，敌主力纵队到达神头岭。9时30分，当敌主力全部进入我设伏地区时，我军如神兵天降，第771团在公路左侧迎头截击，第772团和补充团在公路右侧展开攻击，造成夹击日军之势，并以一部兵力切断其退路。至16时，神头岭战斗胜利结束，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骡马60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240余人。
神头岭战斗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歼灭战。日本随军记者称此战是“典型游击战术”。两个月后的1938年5月，毛泽东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长文，将战术层面的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神头岭战斗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实战中的一次成功体现。
血战长乐村：战斗时间1938年4月，战斗地点山西省武乡县。
1938年4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3万余人，对晋东南地区实施“九路围攻”。为粉碎日军的围攻，八路军第129师和第115师一部在山西省武乡县浊漳河沿岸一线，展开了顽强反击。
15日，日军第108师团第117联队3000余人，由武乡北犯榆社扑空，当即撤回武乡。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决定歼灭该路日军，遂令师主力及第115师第344旅第689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当日进至武乡附近地区。黄昏，日军弃城沿浊漳河东撤。陈赓统一指挥各部连夜尾随追歼。第129师即以第772团、第689团为左纵队，第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平行追击，以第769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16日拂晓，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将其1500余人夹击于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遂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截为数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此时，已通过长乐村之日军主力为解救其被围困部队，集结1000余人，向第129师左翼发动进攻。第772团10连在戴家垴与10倍于己的日军激战4小时，阵地失守，12时，第689团赶到增援，阵地被夺回。14时，日军第105联队1000余人由辽县赶来增援，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一路向马村东南第689团阵地攻击，另一路会合长乐村日军向第772团阵地攻击。17时，日军又从辽县增援1000余人。鉴于被围困河谷之敌已基本被歼，第129师遂决定以第769、第689团各一部掩护，主力在黄昏时撤出战斗。
长乐村战斗，是八路军抗击日军对晋东南地区“九路围攻”的关键性一仗，是敌后战场一场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此战，八路军一反过去预设伏击日军的打法，共毙伤日军2200余人，可谓八路军消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此战是国民党军在外围配合八路作战的罕见战例。不过，友军曾万钟等部配合乏力，以至陈赓感叹“这次战斗若有曾第3军的配合，无疑是可以歼灭殆尽的。”
陈庄战斗：战斗时间1939年9月，战斗地点河北省灵寿县。
1939年9月，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步兵31大队及部分伪军进犯晋察冀边区重镇陈庄，其指挥官为日军铁道兵专家、有“牛刀子”之称的水原义重。25日，日军沿着灵寿通往陈庄的大道挺近，并攻占了灵寿与陈庄之间的要点慈峪。此时，驻守陈庄的八路军120师已经给这支日军布下了天罗地网。
狡猾的水原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采取正面佯攻的方式，牵制第120师大部分兵力，自己则亲率日军主力绕小路，偷袭驻扎在陈庄的我后方机关。第120师判明敌之企图，与晋察冀边区部队密切配合，将计就计，诱敌深入，运动中抓住战机，3次设围，将敌牢牢困住。敌弹尽粮绝，29日下午5时有敌机3架飞来，用白布降落伞掷下饼干、罐头6大包……3大包落在我716团阵地，我军将士亦数日未曾进食，日军补给恰好为我所用，士气大振。战至30日下午，一举将日军1100余人全部歼灭。
陈庄战斗是八路军第120师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地区进行的一场著名的伏击战斗。此次战斗，八路军指挥员对敌情判断准确，当获悉日伪军自灵寿出动向慈峪进犯后，贺龙、关向应和聂荣臻迅即判明日伪军的企图是采取所谓“牛刀子战术”，奔袭晋察冀边区南部重镇陈庄，寻歼八路军主力，摧毁抗日根据地的后方设施。随即果断定下决心，以少数兵力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尔后将主力部队隐蔽集结，向进犯日军侧后突击，并在正面部队配合下，将日军歼灭。此次作战斗，日军投入兵力较大，但八路军部队仍能经数日激战，将敌全歼，充分展现了八路军的顽强战斗力。
黄土岭战斗：战斗时间1939年10月，战斗地点河北省涞源、易县交界处。
1939年10月下旬，日华北方面军兵分多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打通曲阳、阜平间的交通，摧毁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悉数歼灭进犯陈庄之敌，南线进攻受挫后，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决定把攻击重点转移到北线上，企图寻歼八路军主力，“荡平”晋察冀军区。
4日凌晨，阿部规秀亲率1500余人，由涞源城向晋察冀军区腹地雁宿崖、银坊、管头急进。进犯日军在游击队的诱击下，于6日黄昏抵达黄土岭，并有继续东犯征候。我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迂回包围，诱其东进，形成合围全歼之势。7日清晨，阿部规秀率部冒雨从黄土岭出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企图绕道返回涞源城。然而，我军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下午3时左右，日军全部进入我军伏击圈，遭到两侧高地上埋伏的数千名八路军官兵猛烈进攻。日军恃其武器装备精良，极力突围，然两侧山高坡陡，被我军严密把守，敌始终未能冲出包围。经数小时激战，日军伤亡惨重，阿部规秀被炮弹击中命丧黄土岭。
黄土岭一战，八路军击毙日军900多人，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扫荡”，阿部规秀成为自抗战以来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蒋介石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来嘉奖电报：“支日阿部率部驰援，复陷我重围，阿部当场毙命等语。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
黄土岭战斗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大捷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阿部规秀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在日本朝野引起巨大震动，极大地振奋和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黄土岭一战，有力地促进了游击战的发展，使八路军将士和边区人民增强了对游击战的信心。
百团大战：战斗时间1940年8月至12月，战斗地点河北省、山西省。
1940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打破日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
“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我华北八路军所部和晋察冀军区等部队在彭德怀、左权、刘伯承、聂荣臻等的策划和指挥下，组织了105个团的兵力，发动了以破袭日军在华北的重要交通线为主要目标的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
8月20日，战斗首先在正太铁路打响，该铁路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20日晚，各路突击部队如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整个正太路沿线和同浦路部分地段，都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随后，八路军不断袭击交通线两侧的日、伪军，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正太、同蒲、平汉等铁路线转眼间陷于瘫痪。日军燃料基地井陉煤矿被杨成武指挥的中央纵队一举摧毁。
历时5个月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一共进行了1800多次战斗，拔除敌人据点约3000个，毙伤俘敌2.9万余人，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械5800余支(挺)。
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敌后战场规模最大、参战兵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著名战役。日本的“囚笼”政策对华北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百团大战破袭了日军大量的铁路和公路，拔除了大批据点，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有效地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抑制了国民党内部的投降逆流，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八路军将士为抗日而牺牲者无数，牺牲的最高领导人是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左权，湖南醴陵人，1905年出生。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东征战役等。1925年加入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0年6月回上海，后进入中央苏区，任15军军长兼政委、红1军团军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指挥部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位于山西省西辽县的前敌指挥部遭日军袭击，在十字岭突围战斗中被炮弹击中头部牺牲。西辽县后改名左权县，以纪念左权将军。
（三）
新四军在八年艰苦的抗战历程中，由建军初期的1.03万余人、6200余支抢，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主力部队21万人、地方武装9.7万人，取得了对日伪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对顽军自卫反击作战3200余次，毙、伤、俘顽军官兵14.3万余名的光辉战果，与八路军一起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新四军坚持战斗在南京、上海、杭州、徐州、武汉、合肥这些日军必须全力确保的战略要点的周围地区，又大多是水网地带、平原与丘陵地区，大部队隐蔽和行动皆不易，加之新四军的装备极差，建军之初，以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为主组建的四个支队、上万人的队伍中，把破破烂烂的枪支都算上，也才刚过半数，连轻机枪极少，新四军只能是积小胜为大胜，艰苦地进行持久战，在战争中积蓄力量、逐渐壮大自己。
新四军对日作战的规模渐次增大，从投入连级作战兵力始，直至达到投入师、旅级兵力：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抗战第一仗——组建不久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派出第九团先遣营侦察队在蒋家河口伏击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巢县守备队，击毙乘坐汽艇的20多名日本鬼子；1944年3月5日车桥战役，新四军第一师采取攻坚和打援同时并举的战法，一仗歼灭日军465人、伪军483人，并生俘日军24人；到了抗战后期，1945年4月28日，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江都独立团、三分区特务五团、一分区特务营在三垛河口伏击2000余日伪军（山本旅团合川大队两个中队、一个小队日军和伪苏北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马佑铭部伪军），共歼灭日伪军1800多人，其中击毙日军240多人、伪军600多人，俘山本顾问等日军7人、少将团长马佑铭和中校副团长韩永恩以下伪军958人。
新四军的活动危及日伪政权和战略要点，迫使日军16万人和伪军23万人困守华中占领区不得脱身，从而牵制了日伪军对正面战场的行动，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
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把持的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也停止了供给，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顽军”也频频公开进攻新四军。其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军部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这9万余新四军要自己解决粮秣、武器弹药、被装问题，并且面对的不仅是华中日占区的日军13个师团（16万人）和伪军23万人（大部分是国民党军投降的部队），而且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顽军”。可以说，新四军对日伪作战和“反顽”作战交织在一起，新四军、日伪、国民党“顽军”三股势力交织在一起，险象环生！新四军
必须处理好与新四军同在华中地区的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关系，
谋求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朱德等复电，据理驳斥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抵抗，经过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这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中共立即展开声讨和舆论反击，全国人民也痛心这种“同室操戈”的行径。
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中共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后的新四军，不再受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编制限制（不允许新四军有师、旅级的编制），一口气建立了7个师和1个独立旅；不再受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薪饷限制，从9万余人迅速发展到主力部队超过20万人；不再受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定地域限制，新四军全军活动地域达到了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浙江六个省，而后又到达山东省。
由此，新四军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收复了一块块被“国军”丢失的地盘，创建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把日伪军挤压到支线和城镇里。鄂豫边根据地后来扩展到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地区。苏南根据地后来扩展到皖南、浙西部分地区。新四军在敌后建立这八块根据地，共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余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的50％以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地区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本是日军赖以生存的人力和物力补给基地。新四军将日军的后方变为前线，变为支援抗日作战的根据地，这就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和罪恶阴谋。
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将士们前赴后继，不惜流血牺牲，参与的战役和战斗无数，以车桥战役为例。
车桥战役：战斗时间1944年3月，战斗地点江苏省淮安县。
车桥是江苏省淮安县东南约20公里处的一个大镇，是重要的战略机动枢纽地区。1944年春，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决心以所属5个多团的兵力发起以夺取车桥为目标的攻势作战。
战斗于3月5日凌晨1时50分发起。我攻击部队分南北两路，乘月色迅速运动。凌晨，我军攻克敌碉堡50余座，全歼伪军一个大队，并继续围攻负隅顽抗之残敌。我军这一攻势，出敌意料，使淮阴、淮安、泗阳、涟水之敌甚为震惊。午后，敌第65师团一部开始在淮安集结，陆续向车桥增援。第一批增援日军200余人于下午3时乘汽车进抵芦家滩，该处南临涧河，北有水荡，不利于敌展开，而利于我设伏。敌遭我预伏部队迎头痛击，惊慌寻找有利地形，妄图顽抗，恰好又进入我预设之地雷阵，伤亡惨重。稍后，第二批、第三批增援之敌亦先后到达，又遭到截击，并被我分割，彼此不能靠拢。激战至晚7时，我军有意让残敌会合于韩庄而包围之。晚9时，我以数倍于敌之兵力发起攻击，敌大部被歼，小部敌军逃至小马庄，亦遭我军围歼。至6日晨，战斗全部结束，我军解放车桥，共歼日军465人(生俘以下24人)、伪军480余人，创造了新四军一次战役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辉煌战绩。。
车桥战役系新四军主动发起的对淮安以东之车桥镇日伪军坚固据点的进攻性战役。此役采取围点打援的“掏心”战术，担任攻点任务的部队绕过敌人的外围据点，远程奔袭，直取车桥，吸引周围敌军来援，并以大部兵力歼击援敌，从而取得了攻点与打援双胜利。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纵横二百里地区，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根据地，打乱了日伪“清乡”“屯垦”计划，实现了苏中形势根本转变。此役是华中新四军歼灭战的范例，打响了华中反攻第一枪。
新四军牺牲的将领不少，除皖南事变中牺牲的项英等外，还有第4师师长彭雪枫。彭雪枫，河南南阳人，1907年生。参加过井冈山战争和长征。抗日战争开始后，历任新四军第6支队司令员、第4纵队司令员、第4师师长等。1944年9月在夏邑战斗中不幸中流弹牺牲。时年37岁。
（四）
东北抗联在极度艰苦的条件和环境下，坚持独立抗战14年，更是可歌可泣。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撤出东北后，共产党即在东北地区组织和领导民众进行抗日战争。1933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成立。1936年2月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东北抗联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达到3万多人。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敌人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第六军军长夏云杰，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代）。第七军军长陈荣久，参谋长崔庸健（朝鲜籍）。第八军军长谢文东，副军长滕松柏，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第九军军长李华堂，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第十军军长汪雅臣，副军长张忠喜，政治部主任王维宇。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朝鲜籍）。
1936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由原第一第二军编成，司令员兼政委杨靖宇，副总司令王德泰，政治部主任魏拯民。1937年10月，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成立，由四、五、七、八、十军编成，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参谋长崔庸健，政治部主任黄玉清。1939年5月，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成立，由原第三、六、九、十一军组成。总指挥李兆麟，政治部主任冯仲云，参谋长徐亨植。
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对日军作战，作战次数10余万次，1931至1937年，共歼敌伪103500人。1937年到1945年，共歼敌伪82700人，合计186200人。牵制日军数十万人。
东北抗联的将士，除了谢文东、滕松柏、李华堂等少数叛变外，其余都坚持抗战，甚至牺牲。
赵一曼，四川宜宾人，1905年出生。1926年加入中共共产党。考进武汉黄埔军校。1935年任第三军二团政委。1938年7月与敌伪战斗中被捕，受尽严刑拷打，宁死不屈。8月2日在战斗过的珠河县英勇就义。
金正国，1912年出生于朝鲜庆尚北道礼泉郡。曾任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在桦川县活动时被叛徒杀害。
冷云等八位女英雄，1938年10月，抗联8位女战士，在指导员冷云的率领下，与日伪军激战，并主动吸引敌军火力，使主力迅速转移，却被敌人困在河边。在背水战至弹尽的情况下，她们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集体投江，壮烈殉国。
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1905年出生。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后曾5次被捕。1929年被派到东北工作。曾任第一路军总指挥等，与日伪作战无数次。1939年冬，转战于南满濠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璇5昼夜。1940年2月23日壮烈牺牲。
曹亚范，1911年出生。幼年被送进香山慈幼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师长、师政委、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1940年4月8日，在濠江县被叛徒杀害。
赵尚志，辽宁朝阳人，1908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三路军副总指挥。1942年2月12日，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牺牲。
李兆麟将军，辽宁灯塔市人，1910年出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东北工作。曾任第三路军总指挥。1946年3月9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与哈尔滨。
东北抗联与敌伪作战无数，仅举西风嘴子伏击战一例：
战斗时间1938年9月，战斗地点黑龙江省饶河县。
1938年初，日伪军开始对活动在饶河、虎林、抚远等县的东北抗联第7军进行疯狂“讨伐”，第7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巧妙与敌周旋，相机歼敌，有力地粉碎了日军的“讨伐”行动。
9月26日，第7军获悉日军一名高级军官将由抚远乘船南下。西风嘴子是挠力河主航道必经之路，该处河道九曲回肠、丛林茂密苍翠，是伏击的理想地段。第7军决定由第1师副师长姜克智率部在西风嘴子伏击该股日军。
这名“日军高级军官”就是日军日野武雄，组建过“游击讨匪队”，残酷镇压抗日武装。9月28日，日野武雄带领39名日军乘汽艇由小佳河驶入挠力河，当汽艇距离伏击阵地仅几十米时，姜克智一声令下：“打!”一时间枪声四起，子弹如雨，日野武雄和几名随从当场毙命。日军仓皇应战，还击声渐渐停止，整个伏击战仅耗时几十分钟，东北抗联将士全歼日军日野武雄以下39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7支、子弹4000余发等。西风嘴子伏击战，东北抗联第7军创造了以零伤亡全歼小股日军的辉煌战绩，日野武雄也成为东北抗联成立以来所击毙的第一个日军将领。他的毙命给予日军很大震动。日军随后在10月2日的伪满《大同报》上哀叹道：“满洲国防将星陨落一个”。
西风嘴子伏击战虽规模不大，但却是东北抗日联军首次击毙日军，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民众的抗日热情，东北抗联在南起长白山麓、鸭绿江畔，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辽阔地域，独立奋战14年，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斗争，战斗数万次，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军关东军，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的游击队，利用山林、湖泊、水网、地道……运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牵制和消灭大量的敌伪军，“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白洋淀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等，都不是凭空杜撰的故事，是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实例。
广东抗日游击队就有珠江纵队、东江纵队等，也值得大书一笔。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21日占领广州。国民党守军不战而逃。东江下游和广州地区成为敌占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惠阳、东莞、宝安、增城、中山等地人民纷纷拿起武器，组织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0年9月，广东人民年抗日游击队成立，领导人有曾生、王作尧、尹林平、杨康华等。后游击队改名东江纵队。东江纵队先后与敌伪作战2000多次，共歼敌10000余人，建立了东江抗日根据地。1944年12月，又成立珠江纵队。此外还有韩江纵队、琼崖纵队、粤中人民解放军等。
说到东江纵队，不可不提到精彩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1941年12月，日军铁蹄肆虐香江，香港沦陷。一批抗日进步文化名人和各国爱国民主人士滞留香港。他们时刻受到被日军搜捕的威胁。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连续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要求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12月下旬，廖承志、连贯、张文彬等立即行动，迅速设法与文化名人取得联系，寻找营救出港的通道，分开水路和陆路，分期分批由东江纵队队员护送，将他们营救出香港，通过广东省河源县的中转站老隆镇，再转移到大后方。从1942年初到9月底，被转移的共有300多人，包括何香凝、矛盾、邹韬奋、夏衍、柳亚子、张友渔、胡绳、张铁生、千家驹、廖沫沙、胡风、蔡楚生、梁漱溟、丁聪、李伯球等，还有国民党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等多位国民党要人的夫人等。矛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
（五）
在抗日战争期间，延安成了全国抗战的另一个大后方和指挥部。
日军对延安这个抗日的另一个指挥中心，同样进行轰炸。从1938年11月到1941年10月，日军飞机对延安进行了17次的轰炸，投弹1690枚。民房校舍被炸毁。中央机关也被迫从延安城内的凤凰山麓迁至城外的杨家岭。除此之外，日军还多次企图进攻延安，如1938年3月、1938年12月、1939年6月、1939年9月、1940年6月等，日军都曾大举进犯。八路军在延安只有6000人的留守兵团，1939年9月，八路军359旅奉调回守陕北，加强河防力量。延安军民死守黄河防线，阻挡日军强渡，使之不能进入陕甘宁地区。
1936年6月，经宋庆龄等介绍和帮助，美国记者兼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访问了陕北保安，会见了刚刚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的领袖们，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对红军的长征壮举、对红军领导人的坚强意志和伟大抱负，斯诺感到无限震惊，经过了深入的采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还热情向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的见闻。1937年10月，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伦敦出版（为出版发行的需要，此书又取名《西行漫记》）。1938年2月，中译本在上海出版。此书一经问世，红军万里长征到达陕北的经历也为世人所闻。马海德则留在陕北参加红军，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美国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在1937年1月到达延安，是到访延安的第一位外国女性。此后，还有国际救援队护士史丹利、斯诺夫人福斯特、《亚美》杂志主编贾斐、中国学专家家拉铁摩尔、军官卡尔逊、传教士席根思等许多美国人也先后到延安采访和考察。
1936年7月至1939年4月，西班牙终于爆发了内战。是第二共和国政府军与左翼联盟对抗以弗朗哥为中心的西班牙国民军和长枪党等右翼集团。苏联、美国等支持左翼力量，海明威等各国的左翼志愿者，也包括中国的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也到西班牙参战。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则支持佛朗哥右翼势力，因此西班牙内战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最后，佛朗哥取得胜利，开始了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时期。《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让世界知道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领袖们和万里长征，知道了延安和八路军。西班牙内战结束后，白求恩、伊文思、大卫·柯鲁克等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一百多名各国的左翼志愿者便辗转来到中国的延安，继续着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打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部，延安苏维埃政府取消，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不过，在具体细节上则陷入了预料中的僵局。1937年5月，国民政府以第9集团军参谋长、军政部桂林办事处主任涂思宗中将率领国民党中央代表团抵达延安。国民党称其为“中央视察团”，共产党称其为“中央考察团”。当时，延安同挂苏维埃政府与国民政府的旗帜。中央调查团与延安的党政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会面，并相互取得良好印象，促成了最终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9年9月，斯诺又来到陕北，在陕北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9月24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家里做客，进行长谈，回答斯诺提出的问题。9月29日，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朋友。宴会后，毛泽东又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
1940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前往前线慰劳抗日战士。第一站重庆，第二站成都。蒋介石都亲自接待并宴请。之后，陈嘉庚一行到延安访问，受到延安各界5000人欢迎。陈嘉庚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交谈。也与其他红军将领如朱德、萧劲光等交谈，还与延安普通的民众交谈。陈嘉庚获得了与重庆和成都不一样的清新的感受，他觉得中国有这些踏踏实实、艰苦朴素而又目光远大的共产党人，抗日前景光明。
1944年5月和6月，由普金科、爱泼斯坦、斯坦因、福尔曼、武道和夏南汉神甫等6名外国记者和15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观察团，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
1944年7月，中缅印战区美军派遣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斯、三等秘书谢伟思等组成“美国军事观察小组”，化名“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以及美国记者，在延安感受到了与国统区不一样的“延安精神”，深有感触。尤其是谢伟思，与毛泽东在窑洞里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交谈。毛泽东希望也能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谢伟思将与毛泽东的谈话写成一个报告，上交重庆的军事总部，但没有得到重视。
在延安，共产党成立了两所大学。
抗日军政大学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培养军政干部，发展革命力量，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旧庙堂成立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至成。第一期学员1038人，来自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分三个科，即高级科、上级科和普通科。高级科学制8个月，招收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干部，学员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谭政、武亭（朝鲜籍）、洪水（越南籍）等，共38人，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上级科学制8个月，招收红军营、连以上干部，共225人，科长周士第。普通科，学制6个月，招收班、排干部及部分老战士，共800人，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抗大的学员兼学校领导，这在国内外大学里是绝无仅有的。
1937年1月，校址迁到延安，改名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招收第二期学员，学员主要来源于从部队抽调的干部，如杨得志、余秋里、姬鹏飞，还有女学员康克清等。还有国民党杨虎城、张学良军队的一些军官，化名来学习，如张学良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儿子杨拯民、赵寿山儿子赵元介和女儿赵元炳等。抗大还招收一些满怀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有平津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有新加坡等地的华侨青年，如后来成为陈赓夫人的傅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等。他们在抗大，学习政治、军事、历史、民运、统战等课程。
毛泽东为该校写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题词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学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抗日军政大学最明显的办学特色就是“边生产边学习，边战斗边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也常到抗大上课。
1936年11月，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二、四方面军，师级以上干部加入高级科，连级以上加入上级科，其他人员加入普通科。为适应野战需要，1936年11月26日，普通科改编为“红军教导师”，周昆任校长兼师长，袁国平任校长兼师政委。部队采用驻校轮训模式，学员毕业后，安排到一线部队。
1938年12月，晋东南和晋察冀根据地分别成立抗大分校。1939年后，各个根据地也建立分校，如华中分校等共计12所。至1945年，总校和12所分校共培养20余万名革命干部，这些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杰出的贡献。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
简称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1938年4月10日在延安成立。1939年夏，鲁艺与陕北公学等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前方，师生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留在延安的部分师生恢复鲁艺。1940年后，校名全称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随着国共合作抗战，延安成为革命的圣地，大批各地的青年来到延安，参加抗日运动，寻求救国的真理，鲁艺的成立很有必要。抗战爆发前已经享有盛誉的许多艺术家、文学家，来到延安，来到鲁艺任教；大批国统区的青年人，来到鲁艺学习。
鲁艺的教育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以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校训是：“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八字。学校初办时，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又增设文学系。各专业的学制最初规定为6个月。1940-1941年期间，学校加强了专业化的学习，各系一律延长为3年（实习除外）。学校设有文艺工作团、实验剧团、歌舞团、美术工作团以及其他的科研组织
在鲁艺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有吴玉章、沙可夫、徐以新、宋侃夫；有戏剧家张庚、李伯钊、王震之；音乐家吕骥、冼星海、贺绿汀；美术家沃查、胡一川、王曼硕、江丰、蔡若虹；文学家周扬、陈荒煤、萧三、周立波、何其芳、舒群、欧阳凡海；表演艺术家崔嵬、安波、田方、阿甲等等。
而在鲁艺任教、工作和学习过、在新中国时期担任文艺组织重要职务的人员，以及成名成家者，除上述提到的，还有许多，仅举若干如下：
文学家：戈壁舟、马烽、卞之琳、孔厥、艾青、冯牧、西戎、李季、沙汀、贺敬之、茅盾、穆青、康濯、萧军、秦兆阳、贾霁
。
音乐家：马可、王昆、王莘、王元方、向隅、刘炽、李凌、李焕之、时乐蒙、孟波、郑律成、寄明、黄准、徐徐、瞿维
。
舞蹈艺术家：关鹤童、李波、李尼、塞克、戚单、张鲁、晏甬
。
电影艺术家：于敏、于兰、王滨、王家乙、成荫、胡苏、钟惦斐、袁文殊、张平、林白、林农
。
戏剧家：王铁夫、胡丹佛、舒强、韩冰、牧虹、周军、迪之、罗合如、陈紫
。
美术家：力群、王式廓、王朝闻、古元、华君武、罗工柳、钟灵、萧肃
。
鲁迅艺术学院设有音乐工作团，集中了冼星海、吕骥、马可等音乐家，并组织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1939年3月，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交响乐《黄河大合唱》诞生，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首演。1942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秧歌剧《兄妹开荒》；1945年，创作了歌剧《白毛女》。1943年，赵树理创作了小说《小二黑结婚》；丁玲创作了
小说《在医院》《我在霞村的时候》；柳青、杜鹏程、马健翎、欧阳山等作家都创作了不少作品。
1943年，鲁艺并入延安大学。1950年4月，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以及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合并组成中央戏剧学院，鲁艺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1941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还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通过整风运动，共产党内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从各地到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
由于日寇的入侵、国民政府对延安特区的支持极其有限，延安地区军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中国共产党组织延安军民开展以自给为目的的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称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人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1941年至1944年，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率领下屯垦南泥湾。他们靠一张锄、一支枪，将昔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作出了巨大贡献。1943年9月，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先后视察了南泥湾。延安大生产运动，使延安的军民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六）
共产党人在延安的生活，还是有不少故事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由军统局康泽负责派遣观察员到延安。观察员兼有联络和间谍的任务。1943年5月，徐复观任派驻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的少将观察员，郭仲容任派驻八路军120师的少将联观察员，两人骑着毛驴从西安进入延安。两人在延安生活和观察，拜会延安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获得很深刻的印象。他们曾与毛泽东畅谈五次之多。徐复观写了不少调查报告，赞扬延安的精神面貌，告诫国民党方面，如果不进行党政改革，很可能就被共产党取代。
他们在延安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三万多人集会抗议国民党军队企图进犯延安。徐复观与郭仲容也被邀请参加。徐复观表示不能接受吴玉章在大会发言中对蒋介石的侮辱性的言词，要求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他带领郭仲容在招待所开始绝食抗议。闹了几天。后来，朱德、周恩来亲自出面，进行解释宽慰，方停止了绝食行动。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掩护伤员，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1937年冬去苏联治疗，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后贺子珍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与儿童院领导发生争执，又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拘押，无法回国。
1938年，在延安的毛泽东认识了江青。江青，山东诸城人，原名李云鹤，1914年出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党的关系。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获释后，以蓝萍为艺名在上海做过电影演员。1937年8月下旬到延安，经中央审查，恢复党籍，改名江青。11月，江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遇到原来就认识的党校校长康生。次年春节，刚刚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剧队与延安的戏剧工作者联袂演出话剧《血祭上海》，江青也参与演出。演出后，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演出人员，24岁的江青第一次见到了45岁的毛泽东。
毛泽东喜欢江青，要与江青结婚，中共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专门开会研究，会上意见不一，但周恩来是明确反对的。周恩来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工作，知道江青的底细，由于江青的历史尤其是婚史复杂，周恩来在反对无效之余，以中央名义给她定下“约法三章”，一是，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江青不能以夫人自居；二是，江青只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无权向党中央提出其他要求；三是，二十年内不得参政，不得干预、过问党内政治事务。其后，江青也真的按照约法三章去做。但28年后，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江青不甘受到长期的约束，要露峥嵘了。这是后话。
1947年，38岁的贺子珍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贺子珍才被放回国，此时毛泽东与江青已经结婚近10年，随后，贺子珍到东北工作。
到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的女青年，除了江青，还有一些人，也和八路军将领们结为连理，如浦安修（彭德怀夫人）、薛明（贺龙夫人）、曾宪植（叶剑英夫人）、刘志兰（左权夫人）、张洁清（彭真夫人）、郝治平（罗瑞卿夫人）、傅涯（陈赓夫人）、李又兰（张爱萍夫人，原为项英夫人）、严慰冰（陆定一夫人）、叶群（林彪夫人）、卓琳（邓小平夫人）……湖北武汉姑娘张茜16岁赴南昌参加新四军，18岁在茅山根据地与陈毅结婚。上述诸位女青年，既是八路军、新四军将领的夫人，同时也是抗日志士。
延安时期，有五位老同志被尊称为“延安五老”。1942年7月10日，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后，作诗《游南泥湾》，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之句。后来，从长征走过来的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以及从苏联回国参加民族抗战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1937年11月14日，曾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没有在革命根据地呆过、更没有经历过万里长征的王明，结束在共产国际6年的工作，携夫人孟庆树等乘坐苏联军机，经迪化和兰州，中途逗留几天后，29日到达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陈云、康生、曾山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机场欢迎，把
王明比喻为“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不仅有中共领导人的身份，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此番回国，他带着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俨然钦差大臣来到延安。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斯大林的政策是讨好国民政府，希望以中国牵制日本，使日本不至于从远东进攻苏联，从而使苏联免于东西受敌。王明作报告，秉承斯大林的旨意，批评中央洛川会议的方针和政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要刺激国民党。这是中共的“十二月会议”。幸而，中共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经历了长征的洗礼，已经日趋成熟，王明的指令遭到抵制。
王明滔滔不绝的演说才能，在延安也可以将不少女青年迷住。王明夫妇在延安，经常吵架，用的是俄语，别人听不懂，成为当时延安的一道风景线。其后，王明见在延安抓不到最高权力，便跑到武汉，当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继续散布他的投降论。在延安整风期间，王明受到严厉的批评。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在其后及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也安排王明一定的工作。但王明以
生病为由长期休养。1956年到苏联治病后不归。毛泽东也特批孟庆树到苏联陪伴他。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逝世。
延安整风期间，象丁玲、王实味等从蒋管区来到延安的作家因创作观念不同而受到批判，不足为奇。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社会部部长康生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一度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在刑讯下，在短时间内，延安地区各县就挖出2463名“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来人，却挖出170名“特务”。而陕北公学的500人中，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有了苏区肃反错杀大量同志的惨痛教训，毛泽东及中央及时发现了“抢救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随即进行改正。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公开向被错误整了的同志赔礼道歉。
曾在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犯下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博古，在延安整风时，被整得非常厉害，他认为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夫人张越霞和《解放日报》的人只好经常陪着她，给他化解，让他放松。博古在1943年向中央政治局写的检查，文中有诸如“罪孽深重”、“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无产阶级之骨”之类的话，可以感受到他当时所受到的压力。
曾是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的张国焘，在长征途中搞分裂不成，最终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1922年入党的妻子杨子烈也辗转从上海来到延安。1937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受到批判，失去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1938年4月初，
清明节期间，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的身份，利用与国民政府派来的祭陵大员蒋鼎文一起拜祭黄帝陵的机会，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毛泽东批准杨子烈离开延安到武汉投奔张国焘。不久，张国焘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9年张国焘夫妇到香港。1968年到了加拿大多伦多。1974年，张国焘著有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逝世。
至于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也在抗日战争期间逝世。陈独秀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离开中共中央。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32年10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出狱，先后居住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重庆江津。周恩来念及旧情，曾去探访接济他数次。1942年5月27日逝世。陈独秀有四个儿子，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都是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后相继在上海就义。
曾任中央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被撤销指挥红军的权力。其后，李德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初期，李德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9年夏天才离开延安到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苏联红军。1941到1948年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1949年后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潜心著译。对于自己在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的军事指挥错误，李德在著作中有较多歪曲和辩解。1974年8月15日逝世。
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周素园先生，担任红军大学教员，专门教授历史。还积极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抗战爆发后，周素园请求回贵州工作。临别写下自传和赠言给毛泽东。毛泽东欣喜而感慨说：“先生参加红军前的历史已经很光荣了，以后的历史应该由我们来给你写。”
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原国民党将军张振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同样担任红军大学战术教员。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批准张振汉利用关系，回到国统区。周、张二人在解放战争后期都积极参与统战工作，为迎接新中国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