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与内战爆发
（一）
1945年发生的大事，除了战胜法西斯、二战结束，还有联合国的成立。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参与了前期的筹备工作。在罗斯福总统的帮助和干预下，中国获得了与美、英、苏同等的政治地位，确定为“世界四强国”。1945年4月到6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同样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和干预下，蒋介石终于确定了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的10人代表团名单：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李璜（中国青年党）、张君劢（中国民社党）、董必武（中国共产党）、吴贻芳、胡适、胡霖。根据旧金山会议决定，联合国于10月24日宣布成立。总部设在美国东海岸的纽约。中国是会议的发起国，获得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63岁。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第32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连任4届的总统。罗斯福总统是二战时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对中国人民友好并给予过很大帮助，继任总统是杜鲁门，对华政策则有所改变。
二战结束，联合国成立，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人民都希望和平安定。八年抗战，中国人民饱受战争的蹂躏更甚。抗战胜利，中国人民更加和平，希望希望能够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建议，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然而，中国国民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很快做出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蒋介石深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实为不得已；抗战期间，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不断壮大，这让他更感到不安。当年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便与桂、冯、阎等友军展开生死大战，必欲消灭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同样想迅速消灭心腹大患共产党，而不会与之共享太平。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的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到我们的任务。”而以杜鲁门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也从“援华抗日”变成了“扶蒋反共”。
抗战结束时，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控制着东北、华北等许多重要城市，还控制、切断和占领了许多重要的铁路和公路干线。美蒋为此感到不安，于是，为了抢占战略据点，美国帮蒋介石运兵，为国民党军队提供大量军费援助和武器装备，而且，还直接向中国派兵，1945年7月，美国第7舰队侵入上海港，9月，海军陆战队第1师在塘沽登陆；10月，第3师在秦皇岛登陆……
面对国内即将兵祸再起的严峻形势，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还有国民党内的反战派，一致反对内战，呼吁和平。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和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黄炎培致函国共双方，呼吁停止内战。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党负责人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重庆27家杂志社联合发表呼吁书，强烈反对内战。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500余人，举行“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
此外，美国、苏联也从各自利益考虑，同意国共和谈。蒋介石也知道，要一下子消灭中共，其实做不到。所以利用各方要求和平的舆论，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也玩弄缓兵之计，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蒋介石还有他的小算盘：如果毛泽东不敢来重庆，中共拒绝和谈，则可将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如果毛泽东敢来重庆，也可以利用此机会，迫使中共屈服。
1945年8月14日，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这份条约中，斯大林明确保证只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再支持中共。面对微妙的国内形势，毛泽东也回了蒋介石三封电报。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强烈意愿，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希望可以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参加重庆谈判。毛泽东也做好了最坏打算，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飞赴延安迎接毛泽东。赫尔利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欢迎宴会。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称毛泽东为“润之”。毛、蒋二人，自1926年北伐战争后，时隔19年，再度见面。
从8月29日开始，国民政府委派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为代表，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谈判。同日，毛泽东和蒋介石首次会谈。开始阶段，谈判并不顺利，中共提交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谈判的僵局在中共的军队数量和解放区的政权问题。国民党只同意中共保留12个师，而不是中共提出的16个军48个师。国民党也不同意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只同意共产党人到政府中担任职务，各解放区的官员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
军队和解放区，是这次谈判的焦点。国民党一再要求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直到10月9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单独会谈时，仍然坚持要求“中共改变对国内政策方针，放弃军队和解放区”。蒋介石为了压迫共产党在谈判桌上就范，还秘密策划了一系列向解放区进攻的军事行动。9月5日，他密令第5战区刘峙部抢占平汉、陇海铁路各要点；又密令第2战区阎锡山的3个军，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古称上党）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军事失败，被消灭3.5万人，史泽波等军、师级高级军官多人被俘。而进攻平汉的国民党军也遭到挫折，10月30日，国民党新8军军长、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宣布起义。国民党军受到很大震动，士气低落。刘伯承、邓小平随即发动平汉战役，歼灭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俘虏了第40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取得平汉战役的胜利。
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同时，共产党也作出一些让步，同意将军队减少到20个师，并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解放区。
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美国特使赫尔利也恼火，他急于完成任务回国向杜鲁门交差，也极力推动谈判成功。经过双方多轮较量，国民党最终同意中共保留20个师的军队。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泽东先行返回延安。看到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10月8日，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践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五六百人。
就在张治中设践行宴会期间，发生了“李少石事件”。当天下午，柳亚子拜访周恩来。完毕，周恩来让纪要秘书李少石用自己的座驾送柳亚子离开。当车子途径红岩嘴土湾一段狭窄山路，遇到一队国民党士兵，行动怪异，李少石吩咐司机快速通过。不料身后传来枪声，李少石倒在血泊中。司机立即开往10公里外的金汤街市民医院，当晚7时许，李少石牺牲。宴会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闻此噩耗，立即猜测是国民党的暗杀，即向国民党警备司令张镇提出严正抗议和质询。后经查实，是汽车快速通过时，撞到一名士兵，其班长愤怒，向汽车开了一枪，击中李少石。后这事也由周恩来圆满处理好。
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10月10日，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方代表签订并公开发表，史称“双十协定”。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随后，毛泽东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邵力子、陈诚、张澜等到机场送机。毛泽东在张治中、王若飞的陪同下回延安。
经过43天尖锐复杂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双十协定》大体有这几项内容：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以对话方式解决一切争端；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只有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大会及其他问题进行商议后再作决定，指定新宪法；中共承认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合法领导地位。
《双十协定》是以国共两党协商方式产生的一个正式文件，它的发表，表明了国民党不得不承认中共的平等的地位，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停止内战，并促成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频频参与会见活动，除了拜会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等民主人士，他还主动会见国民党的陈立夫、戴季陶等要员，展现了共产党领袖的风采。
毛泽东离开重庆后，周恩来等仍留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进行谈判。面对中国内战阴云密布的险恶形势，美国政府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采取调解国共两党争端的政策。11月27日，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任命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为驻华大使。马歇尔来华后，立即参加了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停战谈判。1946年1月5日，由马歇尔、张群（后依次更换为张治中、陈诚、徐永昌）、周恩来组成三人会议，也称“军事三人小组”。10日，三人会议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并发表了声明。就在同一天，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12月初，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简称“军调部”，美方委员罗伯逊，参谋长海斯；国民党方委员郑介民，参谋长蔡文治；共产党方委员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成员还有李克农、耿飚、黄华、崔月犁、钱俊瑞等。1946年春节期间，一位叫王光美的25岁的姑娘来到军调部，担任中共方面的英文翻译。王光美出身名门，辅仁大学及辅仁大学研究所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担任辅仁大学物理系助教。其时，她正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邀请。权衡之后，王光美决定推迟留学，担任这一职务。
（二）
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主席发布元旦公告，蒋介石呼吁中共方面要维护国家统一，双方举行会议以政治方式解决争端，此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序幕。
1月6日，国民政府成立秘书处，并公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7条并全体会员名单。民盟代表9人，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逊、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国民党代表8人，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代表7人，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代表5人，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惠。无党派人士9人，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共38人。1月7日，政协以茶话会形式在军委会会议室举行预备会议。
三人小组也在这段时间讨论了停战问题。1月10日达成了停战协定，国民政府和中共双方下令停战，规定13日午夜12点生效。另外在北平设三方代表监管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来执行停战协定。军调部由郑介民、叶剑英和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罗伯逊三人为委员，其中罗伯逊为主席。
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大会开幕，代表首先恭读总理遗嘱。然后主席宣布国共已经下达了停战令即可发布，会场掌声雷动。随后，蒋介石亲临主持并致辞。完毕之后，又继续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四项承诺：给予人民之自由、给予政党之合法地位、实行普选和释放政治犯。11日，举行第2次会议，张群代表政府提出迅速停战、尽快遣返日本战俘、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委员三人，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实施。周恩来代表中共提议，无条件停战，恢复交通，同意成立军事考察团。12日，国共两党代表向大会汇报两个月前重庆谈判的经过，并决定参加军事考察团人选。
从第4次会议开始，进行议题讨论。议题包括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各方代表进行热烈讨论和争论，许多意见未能达成统一。23日下午，政协会议成立综合委员会，以便对各项问题作一通盘检讨。综合委员会委员共10人，各党派出2人，国民党王世杰、吴铁城；共产党周恩来、董必武；民盟章伯钧、张东逊；青年党曾琦、陈启天；社会贤达王云五、傅斯年，当天下午4时举行第一次会议。其后，经过多次的协商，使得各项提议得到通过。
1946年1月31日完成国民大会协议后，政治协商会议于下午6时半在国府礼堂举行第10次会议。蒋介石亲临主持，讨论各分组委员会报告，全部获得一致通过。蒋介石致闭幕词。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民盟代表张君劢，青年党代表曾琦，无党派代表莫德惠相继致辞。至此，政治协商会议闭幕。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使得抗战后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和平建国的曙光，感到欢欣鼓舞。
3年后，新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区别，此届政治协商会议称为“旧政协”。
（三）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虽然最终顺利闭幕，但是，在大会期间，包括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就伴随有不和谐的杂音和恶性事件，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假借和平蓄意内战的真面目。
1945年11月22日，昆明西南联大等学生，准备联合开展一次反对内战时事晚会，决定邀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发辫演讲。11月25日晚，时事晚会在西南联大举行。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4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演讲。但晚会途中，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2月1日，特务向西南联合大学进攻，结果教师、学生死亡4人，为联大南菁中学的教师于再、昆华工校的学生张华昌、联大师院学生李鲁连和潘琰；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昆明“一二·一惨案”。
在政协会议期间，重庆各界组成“陪都各界协进会”，从1946年1月12日到27日，由协进会组织共召开了8次各界民众大会。从第4次起，会议改在重庆沧白堂举行，每次到会群众均在千人以上，最多达3千人。1月16日到19日，重庆中统局头目郑蕴侠连续派遣特务跟踪威胁到会的政协代表，并且骚扰会场，谩骂、殴打会议主持人、政协代表和到会群众，打伤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逊等人，此即“沧白堂事件”。
为庆祝全国政协会议成功召开、促进5项决议贯彻实施，2月10日，协进会等19个团体在重庆较场口召开大会，公推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推选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20人组成大会主席团。而国民党陈立夫则召集方治、叶秀峰、王思诚等人开会，由郑蕴侠策划领导派特务进行破坏。结果，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和新闻记者及工作人员60余人遭到打伤，造成了“较场口血案”。周恩来和冯玉祥赶到较场口，特务们才散去。当晚，政协各方代表举行紧急会议，推出周恩来等4代表向蒋介石当面交涉，并带去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联名写给蒋介石的抗议信。
3月28日，南通市人民进行反内战游行示威，遭到军警的镇压，4名民主人士被投入江中，40余人被捕，造成“南通事件”。
在全国反内战运动的强烈推动下，上海反内战团体纷纷建立，并发表宣言，要求民主，反对内战。6月23日，10万市民举行大示威，反内战呼声响彻全市。群众公推马叙伦、蒉延芳、阎宝航、胡厥文等9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当代表到达下关车站时，遭到扮成“苏北难民”的大批特务和暴徒的毒打，马叙伦、阎宝航、陈立复及《新民报》《大公报》记者等被打成重伤，造成“下关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立即到医院看望伤情。
6月底，民主同盟和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万人签名运动，要求和平。但国民政府却密令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13团等进行镇压。昆明警备司令霍揆章奉命后，即拟定了逮捕、暗杀民盟负责人名单，其中李公朴名列第一，闻一多名列第二。7月11日晚，李公朴夫妇在外出归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次日凌晨伤重逝世。15日下午，闻一多也遭到暗杀。
李公朴，江苏武进人，原籍淮安。1902年出生。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从事文化事业。1935年任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抗战时期到山西、延安考察并宣传抗日。1940年参与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出版进步书籍。闻一多，湖北浠水人，1899年出生。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任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是文学家、诗人等。1944年加入民盟，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暗杀李、闻，是“压制对国民政府公开的批评”。
国民党暗杀进步人士、迫害人民、破坏反内战运动的行为，表明了它已经撕破了和平民主的面纱，预示着一场规模巨大的全面内战即将来临。
（四）
1946年2月，蒋介石自1937年离开后，首次回到上海，受到几十万上海民众英雄般的欢迎。当月，国民政府对外宣布，将于5月还都南京。而战时首都重庆将作为永久的陪都以告国人永远铭记它的付出与功绩。南京方面，也立即着手修缮国民政府大院等建筑。而流离在外的南京市民也以各种交通工具返回故居。但是，许多市民的故居或已毁于兵火，或已被日伪霸占过被贴上封条。无家可归的民众充斥在大街小巷。
3月间，发生了一桩空难，震动朝野。3月17日，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时，因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不得已转飞上海。但此时上海的天气也不适合飞机降落，只得改飞徐州降落，途中，飞机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失事，戴笠身亡。戴笠，字雨农，浙江衢州人，1897年出生。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1932年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1938年任军统局副局长（实际掌权者）。戴笠常指使军统特务执行刺杀任务。1933年5月，派白世雄刺杀北洋军阀、汉奸张敬尧；6月，派赵理君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杏佛；1934年11月13日，派赵理君刺杀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11月24日，派吕一民刺杀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吉鸿昌；1936年10月，派人将将可能对蒋介石不利的刺客王亚樵暗杀于广西梧州；1937年，软禁张学良、杨虎城；1939年2月派人刺杀汉奸陈箓；3月派陈恭澍到河内谋刺汪精卫；1940年，派林怀部刺杀青帮头目张啸林；10月，派朱升源刀劈汉奸傅筱庵；12月22日，活埋贪污的财政部官员林世良；12月23日，处决屯粮的成都市长杨全宇……由于戴笠身份特殊，树敌也多，就在国府还都的前夕，他的空难引来当时以及后世诸多的猜测和探究。
同年4月间，发生了另一桩空难悲剧。由于国民党有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的可能，4月8日，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因形势严峻，不得不冒着恶劣天气，又重庆飞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同机有在皖南事变被关押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夫人李秀文、11岁的女儿叶杨眉和2岁的幼子阿九。同机还有共产党领导人邓发、爱国教育家黄齐生及孙子黄晓庄。还有第18集团军参谋李少华，以及魏万吉、赵登俊、高琼等，还有四位美国飞行员。一共17人。由于天气阴雨，飞机迷失方向，超越延安，与当天下午2时在兴县黑茶山山峰遇雾撞毁，机上17人全部罹难。在延安等候接机的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接到噩耗，极度悲痛！在重庆的周恩来等接到噩耗，更是痛哭失声。“四八空难”使各根据地军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公祭诸位烈士。由于“四八空难”发生在国共还在和谈期间，同样引发当时以及后世诸多的猜测和探究。
4月27日，蒋介石即将踏上还都里程。他在成都发表了《告别四川父老书》，他在文中高度肯定和赞扬了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牺牲和贡献。回顾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整个国民革命的历程，真诚感谢四川父老的特殊支持，将四川视为自己“时常引以为荣”的“第二故乡”，立志要将四川建设成为全国的“模范省”。
5月3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女士乘飞机回到南京。走下飞机的蒋介石感慨万分，领导全国军民八年抗战，终于英雄般凯旋，还都南京。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5月3日，周恩来、董必武也率领中共代表团也到了南京，驻在长江路梅园新村，仍在与蒋介石进行艰苦的谈判。同时，设立中共中央南京局。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赢得最后的胜利，举国欢腾，普天同庆，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感慨更深刻，在国民政府回迁南京前夕，毕业于黄埔一期任职于军政部的将领傅正模在重庆特设家宴，与在渝的黄埔一期同学祝捷、践行。应邀赴宴的有行政院劳动总局局长贺衷寒、军委办公厅厅长黄雍、铨叙厅厅长刘咏尧、宪兵副司令张镇、重庆卫戌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郭一予、青年军23师师长钟斌和军委各部门主管及各战区来渝述职的李岳阳、黄杰、桂永清、王叔铭、袁守谦、邓文仪、萧赞育、宣铁吾、陈大庆、李树森、李延年、潘佑强，另有黄埔二期的胡靖安、三期的方天和六期的肖作霖等高级将领三十余人。大家先举杯，向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所有将士默哀。然后，大家频频举杯，共庆抗战胜利老之不易，共话当年黄埔同窗学习和浴血沙场的往事，共勉勿忘孙中山总理“振兴中华”的遗训。当晚参加宴会的将领们肯定预想不到，几个月之后，他们又要被校长派往内战的战场，两三年间，有的战死，有的被俘，有的起义，有的离乡背井去了台湾孤岛……
5月5日，是重庆还都南京的日子。清晨，国民政府各级官员、军队官兵和社会各界人士5000多人陆续有序抵达中山陵，80多名中外记者也恭候此时刻。上午8点45分，身着五星上将军服并佩戴5枚勋章的蒋介石一手杵着拐杖，一手挽着夫人宋美龄，率领一众文武官员沿中山陵的392级台阶一路而上，最后抵达中山陵山顶。9点钟，典礼正式开始，首先是国民政府官员在中山陵举行盛大的谒陵大典。之后是悼念抗战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之后蒋介石宣告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并宣读训词，训词中专门提到今后建国工作比抗战打仗还要艰巨，训词中提出六项建国方针，即“戒浪费，尚节礼，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
蒋介石明白，摆在他面前的建国也很艰难，如果此时，他能够与共产党等党派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建设好国家，他会功德无量、流芳百世。但是，思想立场决定了他容不下共产党，要将其消灭而后快。因而注定了他失败的结局。当然，如果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取消独立性，军队归入国军序列，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到政府担任某某职务，那么，中国的历史又会是另外的一页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其初心就是反帝反封建，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与国民党组建联合政府，已经体现了中共政策的灵活性，完全向国民政府妥协，中国共产党人肯定不会同意。因而，中国的内战不可避免要爆发。
1946年4月，蒋介石命令杜聿明调集新1军、新6军、第71军等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进攻。在吉林四平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4次四平保卫战。四平战役使东北民主联军伤亡较多，为摆脱被动，保存实力，5月18日夜，东北民主联军撤出战斗。19日，国民党军进占四平街。5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长春，逼近哈尔滨。
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蒋介石再下达停战令，国共组成王世杰、陈诚、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五人小组再谈判，但无法达成共识。马歇尔试图通过在中国出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协助调停。但最终也没有成功。1947年1月8日，马歇尔因调解国共冲突失败，在郁闷中离开中国，回国担任国务卿。美国驻华大使一职则由司徒雷登接任。
国民党在完成了内战准备后，开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46年6月26日，停战有效期刚过，国民党军队22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两党的军队在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全面内战就此开始。
由于国共和谈的大门被国民党一手关闭，10月，北平军调部内中共人士陆续离开。11月1日，王光美也登上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与周恩来秘书宋平等飞抵延安。11月，周恩来、邓颖超率中共代表团部分人员乘坐美军军机撤离南京回到延安。少数人如董必武等仍在坚守，以免被国民党嫁祸说中共关闭和谈大门。到了1947年2月，内战的枪声已经打响，中共办事处留守人员处境愈发艰难。2月27、28日，国民党军警包围办事处，要求中共人员限期撤离。周恩来同样求助美国空军，派出两架运输机，成功将驻南京和上海办事处的董必武、王炳南、梅益等74名中共人员安全送抵延安。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到机场迎接。1948年，王光美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刘少奇结婚。
（五）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再起。此时，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序列如下：
国防部
部长 白崇禧
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 何应钦
参谋总长 陈诚
陆军总司令 顾祝同
海军总司令 陈诚（兼）
空军总司令 周至柔
联合后勤总司令 黄镇球
东北行营
主任 熊式辉
第一绥靖区 司令官 孙
渡
第二绥靖区 司令官 石
觉
第三绥靖区 司令官 赵公武
第四绥靖区 司令官 廖耀湘
冀东绥靖区 司令官 牟庭芳
直属新编第一军
北平行营
主任 李宗仁
第十一战区 司令长官 孙连仲
第十二战区 司令长官 傅作义
徐州绥靖公署
主任 薛 岳
第一绥靖区 司令官 汤恩伯
第二绥靖区 司令官 王耀武
第三绥靖区 司令官 冯治安
第八绥靖区 司令官 夏
威
第二战区
司令长官 阎锡山
第六集团军 总司令 王靖国
第七集团军 总司令 赵承绶
第八集团军 总司令 孙
楚
郑州绥靖公署
主任 刘 峙
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 胡宗南
第三十一集团军 总司令
王仲廉
第三十七集团军 总司令 刘
戡
第三十八集团军 总司令 董
钊
第四绥靖区 司令官 刘汝明
第五绥靖区 司令官 孙
震
西北行营
主任 张治中
第三集团军 总司令 赵寿山
武汉行营
主任 程 潜
第六绥靖区 司令官 周
碞
第七绥靖区 司令官 王陵基
第十集团军 总司令 欧
震
第二十七集团军 总司令
李玉堂
衢州绥靖公署
主任 余汉谋
广州行营
主任 张发奎
川黔湘绥靖公署
主任
潘文华
川康绥靖公署
主任 邓锡侯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司令 陈 仪
云南警备总司令部
司令 霍揆彰
重庆警备总司令部
司令 孙元良
重庆行辕
主任 何应钦，张群（代）
西昌行辕
主任 贺国光
淞沪警备总司令部
司令 李及兰
京沪卫戌总司令部
司令 汤恩伯
国防部直属部队
在内战开始之前，蒋介石虽然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是，此时，他仍掌握有数百万的正规军，而他的嫡系中央军，其中的“天之骄子”，就是他的“五大王牌主力”。
第18军，组建于中原大战时，陈诚为军长。参加了抗日战争中的许多战役。杨伯涛、黄维等后接任军长。抗战胜利后整编为第11师，全副美式装备，师长胡琏。1948年恢复为第18军，军长为黄维。
整编第74师，成军于淞沪抗战时，原为王耀武的第74军，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支铁军。抗战胜利后整编为第74师，全副美式装备，师长为张灵甫。
第5军，抗战前夕组建的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军长为杜聿明。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不朽战功。
新1军，诞生在抗日战争时于印度，全副美式装备，曾在缅甸的热带丛林与日军进行过多场血战，军长为孙立人。
新6军，诞生在抗日战争时的缅北丛林，在缅甸与日军进行过多场血战，军长为廖耀湘。
而共产党也将军队进行整编，经过8年的抗战，中共的军队发展到120万人，编成为西北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和晋察冀野战军。1946年10月3日《解放日报》社论，正式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全军性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更作出了明确的指令。团以上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
西北野战军由陕甘宁晉绥边防军组成，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晋冀鲁豫野战军由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整编而成，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滕代远、王宏坤，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政治部副主任王新亭。1948年5月改称中原野战军。
华东野战军由华中的新四军大部和山东的八路军主力组成，先编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1947年初，两支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粟裕，政治部主任唐亮，参谋长陈士榘。
东北野战军由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一部及东北抗联组成，先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同年11月，整编为东北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陈云、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刘亚楼、伍修权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野战军，由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组成。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任副司令员，赵尔陆任参谋长。后晋察冀野战军改称华北野战军，简称“华野”。
两党的军队，不久前还在共同对日作战，如今，不得不互相展开厮杀。
（六）
内战开始阶段，蒋介石实行全面进攻战略，蒋介石及其主要战将陈诚、胡宗南等都乐观地认为“在3个月或6个内解决问题”。为此，它用于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兵力，25个旅21万多人；用于进攻苏皖解放区的兵力，31个旅27万多人；用于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兵力，27个旅19万多人；用于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兵力，28个旅近24.9万人；用于进攻晉绥解放区的兵力，20个旅9.7万人；用于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兵力，19个旅15.5万人；用于进攻跟东北解放区的兵力，16个旅16万人；用于进攻海南岛等游击区的兵力，9个旅7.5万人。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12个整编师（军）、1个骑兵旅，由郑州绥靖主任刘峙指挥，首先向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正式爆发。中原野战军在给国民党政府军以应有的打击后，兵分三路，分别突围到苏北、鄂西、陕南和陕甘宁解放区，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
面对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战略，中共采取不以保守地方为主而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的战略方针，主动放弃一些地方，而在运动中寻找战机。经过8个月的战斗，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包括张家口在内的105座城市，但却损失兵力67个旅71万人。其中苏中战役（46年7至8月）七战皆北，被歼5万6千人；定陶战役（46年8至9月）被歼4万8千人；宿北战役（46年12）被歼2万1千人，第69师师长戴子奇自戕身亡；莱芜战役（47年1至2月）被歼5万6千人，第2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被俘虏；临江战役（47年1至3月）被歼3万9千人，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攻势被瓦解。
由于国民党方面悍然发动内战，在战火重燃之际，战区人民又陷入了灾难之中，土地荒芜，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抗议、示威之声遍及城乡。1947年2、3月间，远离大陆的台湾岛，也发生了一件令蒋介石头疼的事。
1947年2月27日，台湾政府缉私人员在台北街头查缉私烟时，殴打烟贩林江迈其流血。民众开始围观，警员掏枪驱逐围观民众，误伤了一位卖烟的妇女陈文溪，陈文溪于次日死亡。台湾民众本来就对行政长官陈仪的治台政策如政府专卖、贸易公营等长期不满，趁着此事，民众开始骚乱。次日，日本留台人员乘机鼓噪反政府，共产党组织也发动民众反政府，台湾本省人也趁机驱逐外省人……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反而引发民众更大的暴动，局面一发不可收拾。陈仪向蒋介石求援。3月8日，蒋介石调派驻守上海的21军登陆台湾，实施武力镇压。此事，称“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对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
1947年2月以后，蒋介石被迫由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重点进攻的地区是陕北和山东解放区。
1947年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部署进攻延安。3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部整编第1军、第29军所属6个整编师15个旅共约14万人，以及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等部合共23万人，出动飞机近百架，以及大量火炮，南北夹击陕北延安，延安保卫战爆发。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不到3万人，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抗击七天七夜。之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共决定暂时撤离延安。3月12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撤离延安。3月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才离开延安。19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
延安已经是一座空城，蒋介石、胡宗南等只能空欢喜一场，接着急于寻找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决战，却又连连扑空。其后，在延安城南，遭到西北野战军的骚扰。3月25日，在青化砭进入了解放军的伏击圈，解放军以6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攻击，全歼国民党军3000人，活捉其旅长。4月14日，国民党军135旅在羊马河中伏击，4700余人被歼。5月4日，在蟠龙地区，解放军又全歼国民党军6700余人。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共歼灭国民党军1.4万余人，稳定了陕北战局。
8月7日，蒋介石乘坐美龄号飞机飞临延安，蒋介石参观了市容，感叹中共在此艰苦的环境之下与自己对抗了十年之久。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城内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军官会议，专门研究出兵增援榆林的问题。晚上，蒋介石单独与胡宗南再次研究榆林作战问题。国民党军增援榆林，准备在榆林地区与西北野战军决战。西北野战军主动撤出榆林，8月18至20日发起沙家店战役，在沙家店地区全歼国民党整编第36师6000多人。沙家店战役是扭转陕北战局的关键一仗，粉碎了国民党军队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
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第38军副军长孔从洲率第55师与河南巩县起义，后与第17师会合，被命名为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孔从洲任军长，汪峰任政治委员。
在山东方面，蒋介石以顾祝同为总指挥，于1947年4月率领45万兵力进攻山东解放区。5月中旬，华北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将趾高气昂、推进最快的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分割包围于孟良崮山区。蒋介石想尽办法解救74师而无效，经过两天多的激战，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被全歼，蒋介石的爱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于作为指挥所的山洞（另说出洞投降时被一愤怒的解放军战士开枪打死）。
张灵甫是黄埔四期生，抗日名将，参加过无数次对日军的恶战，多次负伤，并瘸了一腿。战役结束后，解放军陈毅司令员为其厚葬。孟良崮惨败，蒋介石痛哭流涕，自责不已，对外则称张等集体自杀成仁，后将其遗体葬于南京玄武湖边。张灵甫死后，19岁的妻子王玉龄为其生下遗腹子。1949年后，王玉龄在台湾和美国生活。70年代，王玉龄受周恩来之邀回国，后定居上海。
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遭到严重挫折，其主力深陷在陕北和山东两个相隔很远的战场上，战略协同十分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他在各个战役中继续遭到惨败，损兵折将。1947年4、5月间的正太战役，被歼3万5千余人，丢失县城7座及正太铁路180公里，使石家庄成为孤城。1947年7月的鲁西南战役，被歼5万6千余人，迫使蒋介石从陕西、山东调兵。1947年10月的清风店战役，从石家庄北进增援东北的国民党第3军2万余人被全歼，军长罗历戎被俘。1947年1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石家庄战役，经过6天激战，国民党丢失华北重镇石家庄，守军2万4千余人被歼，使共产党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1947年9月至12月的胶东战役，蒋介石企图以10余万兵力消灭山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但在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下，国民党军被歼6万3千余人，被迫撤离胶东腹地。一年内战，蒋介石损失兵力120万人。
人民解放军在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果敢地进行战略出击。1947年8、9月间，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大军）、太岳兵团（陈赓、谢富治）、华北野战军外线兵团（陈毅、粟裕）三路大军挺进大别山区，成“品”字形展开，瞰制中原，威胁武汉和南京。这一形势，迫使蒋介石不得不由进攻战略改为防御战略，继而又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将战略集团分别放在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5个中心战场上。
在军事上不断失败的时候，蒋介石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念念不忘登上总统宝座，决定1948年为行宪年。所谓行宪，就是开始实行民主宪政，并按照宪法规定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1947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了以孙科为主任的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国民党内成立了选举指导委员会，具体负责大会代表的选举和筹备事宜。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679人。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4月19日，国民大会选举了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其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经过激烈的争夺，大会经过4轮投票，于4月29日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5月1日，大会闭幕。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就任总统、副总统。其后，组成了行宪后的政府，翁文灏任行政院长，孙科任立法院长，王宠惠任司法院长，张伯苓任考试院长，于右任任监察院长。
蒋介石坚持内战政策，使得中国人民再遭战祸。国民党中的一些正直之士，也不满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反对内战，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和国民政府。1948年1月1日，由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冯玉祥等酝酿策划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发表成立宣言，主张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和平。
蒋介石虽然如愿当上总统，但是，军事形势却越来越不利，人民解放军不断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军到处遭到沉重的打击。1948年2月至3月，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指挥5个纵队在陕西省宜川城和瓦子街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围城打援作战，国民党军被歼近3万人，第29军军长刘戡被击毙，国民党被迫放弃延安、洛川。1948年3月至4月，陈毅、粟裕野战军和陈赓集团军个派两个纵队，乘国民党军裴昌会集团从豫西西调，兵力空虚之机，发起洛阳战役，国民党军被歼3万5千人，青年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等被俘虏，洛阳被解放军占领。1948年3月至5月，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兼政治委员徐向前指挥临汾战役，国民党军被歼2万5千人，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被俘虏，晋南全境尽失。1948年6月至7月，徐向前指挥晋中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约10万人，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赵承绶被俘虏，晋中地区除太原以外尽失。1948年7月的襄樊战役，被歼2万多人，第15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被俘虏，襄阳、樊城被解放军占领。
两年内战后，蒋介石剩下的一百九十万正规军被分别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决定实行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准备撤出东北，确保华中。
面对蒋介石的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人民解放军集结了强大的兵力，准备同时在东北、华北、中原与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展开战略决战。为此，解放军也作了战略的调整。
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一部合并组成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任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任第三副司令员。另有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等四大野战军。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重兵11万守备的济南进行大规模攻坚战。以许世友、谭震林的山东兵团等14万人负责攻城，另外，代理司令员粟裕以约18万人组成阻援兵团，阻挡从徐州、青岛企图增援之敌。攻城部队经过8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在徐州、青岛之敌尚未来得及集结完毕以北援的情况下，攻进济南城，全歼守敌10.4万余人（包括吴化文率96军2万人起义），山东境内最大的内陆城市，也是南京和天津间最大的城市的山东省会济南宣告解放。
济南战役，国民党军共出动战斗机375架次，轰炸机71架次，战斗轰炸两用机50架次，实行狂轰滥炸，另外以运输机27架次空运部队及物资，但终未能挽救济南守军覆灭的命运。人民解放军伤亡2.6万人，国民党军伤亡2.4万人，被俘6.2万人，起义2万余人。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以及庞镜塘等23名高级将领被俘。
济南战役顺利而迅速地结束，大大出乎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预料。蒋介石亲自乘飞机到济南上空观察后才敢确信济南已被攻克，而毛泽东也是从“中央社”的报道中才确信济南已被许世友所部解放。陈诚事后回忆说：“戡乱时期的剿共军事，以三十七年九月下旬济南的失陷作为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前，可以说胜败之机，犹未大定，国军努力的机会，还有争取的可能。但在此以后，显然已成江河日下之势，狂澜既倒，无可挽回矣。”美国人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济南战役为国共大决战掀开了序幕。